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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改进优化与提升(吕鲜林) 2014/05/20

吕鲜林

 

综合年鉴内容兼及百科,包罗万象,其质量的改进、优化与提升决不能仅靠类似五年改版式的版面创新及缺乏系统思维的结构性割补来实现,需要有系统地更新与较全面地升级。

一、框架结构的改进

第二十届(2010)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认为:年鉴框架结构的创新与规范是年鉴创新的切入点和重点。在对框架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必须要解决好“需要与可能、共性与个性、集中与分散这三个关系” 。笔者以为,城市年鉴框架结构的优化还要立足于行政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开放两大趋势,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目前城市综合年鉴框架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版块统筹失当、繁而不要、虚而不实,政党、政社、政企分家不分工,无原则性膨胀;经济版块尚不能按照要素市场内在规律做到类属分明,“行业—产业”概念模糊,“计划—部门”痕迹明显; 文化版块“事业—产业”类属不清,“政务—业务”职能交错;附录部分较为单薄随意,不能有效汇聚区域性重要资讯进行纵横比较、形成特色并稳固延续。篇目设置方面,常常按照政府部门职能分工设置类目,按照政府部门工作内容设置分目、条目,忽视社会发展的广阔性、丰富性和生动性,使得年鉴更像是政府部门工作汇编;记载内容方面,对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对象记述过少,很难体现出年鉴信息的广度和深度。

笔者以为,综合年鉴框架结构的共识性改革必须从两大方面下硬功夫:打破部门痕迹与进行部类演绎。

首先,必须打破部门痕迹,严格按照事物、事务、事实本身的逻辑属性进行分类。否则,理论与实践领域分歧将会越来越大。如不少年鉴民主党派同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异地分居,却屈尊与社会团体拉郎配;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杂糅一栏,政社不分。再如“地方志工作”本是史志鉴编纂工作,实属社会文化事业范畴,但有些年鉴将之放在党委版块(深圳),有些将之放在政府版块(上海),有些将之放在文化版块(广州),还有另辟专栏(北京)。同理,“宗教信仰”栏目,有些将之放在政府板块只记事务不记信仰,有些将之放在社会版块只记活动不记管理。

其次,必须进行部类演绎,按照社会内容的性质,做到演绎周到、周延与周全。综合年鉴框架结构的周延性是指对当下社会结构性内容表述的主项或谓项外延的断定情况,周延既包括点的到位、面的到边,也包括线的有序、总分合理、粗细匀称。目前部分城市综合年鉴可以做到栏目的周延,但是做不到分目的周延;可以做到类属的周延,但是做不到逻辑的周延。如“社会”板块通常缺乏“宗教信仰”栏目;“社会管理”栏目又通常缺乏“流动人口·农民工”等分目。

要之,政治版块在参照地方政府“机构—职能”分类标准基础上,重点应关注大部制改革后的大分工与大整合,在集约政务信息的同时,坚持党政分开、政事分开与政社分开。经济版块在参照“产业—行业”分类标准及各专业年鉴相关分类标准基础上,重点关注正在变革中的“经济必然性因素” 对传统经济部类与政治部类框架体系的冲击与优化,如创新经济对传统业态及相关管理部门职能的分解、衍射与汇聚;文化版块应配合改制,关注“事业”与“产业”之间的裂变与分化,重点跟踪创意文化及新生社会观念和风尚;社会版块应完善民生资料,淡化管理事务,重点关注“社会状况、社会现象、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信仰、社会问题及社会灾难” 

如需突出年度特征与地方特色,可以对个别“机构—职能”、“产业-行业”等栏目或分目进行“充实、强化、升格”等艺术与技术处理。如《上海年鉴(2013)》可对大浦东行政区机构改革、后世博效应、金融中心建设、迪斯尼项目等重大事实进行“升格”处理,酌情上升为卷首特载、专文、专记,或是在百科中另辟专栏等。

案例:《上海年鉴》需要把握好“海派特征”:自然(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低地平原、江海港口、国际窗口);政治(民主、法治、改革);经济(四个中心建设、浦东开放开发、总部经济汇聚、国企比重较大);文化(海派遗风、综合民俗、西化倾向、创意文化);社会(里弄民居,移民生活、现代文明)等。另外还有经济强市效应,大型活动效应,改革开放中坚效应,中央政策倾斜效应等等。大略观之,近现代上海地区社会发展受古典文化影响较弱,而受现代文化影响较深。所谓的“海派文化”其实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大上海文化,是开埠以来汇聚于上海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化(主要是吴越文化)的现代化结果,如语言的“洋泾浜”化与市民生活的“现代性”化等。因此,《上海年鉴》的地方特色应着重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成果,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编纂者可立足这些较为典型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创新发展出更好的框架结构、体系体例来谋篇布局,升降显微,精准反映。

科学合理的框架结构犹如一张疏密有致、收放自如、开合有度的鉴网,更容易做到全面翔实、重点突出。针对当前百家争鸣式的创新盲点,这不失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实验(试错)手段。

二、入鉴内容的优化

主要指进一步提高入鉴资料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以“全面、系统、准确、客观、实在” 的记述,增强入鉴资料“存史、资政、教化”的文史功能。

首先,入鉴资料的科学性需要加强。部分年鉴经济与文化部类等对市场规律(如民营经济、文化产业等)认识模糊,反映欠合理,尚具有“不充分论证”的随意性。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社会巨变的高度缩影,反映在年鉴上,应侧重于对经济版块的开拓创新。与此同时,城市文化方面也在发生深度变革,文化的民族化、现代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碰撞与交锋,正在加快其多元化、市场化、产业化步伐,由制度、体制、机制创新中不断涌现出的文化现象与城市风尚值得关注,如“创意产业”、“智慧城市”等。城市年鉴要及时记录文化转制过程中的轨迹与经验,精准反映发展过程中的新阶段、新现象与新成果,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地区经济在宏微观方面的特征,揭示地区上年度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及趋势。重视把好“事实准确与否关、有否知识性差错关以及政治关” 。尤其要将事实准确性置于年鉴质量的核心地位。

其次,资料取舍的客观性需要加强。历史是多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之处,许多新生事物的存在价值并不是编辑人员一时所能够理解的。举凡新生事物的产生,如歌剧的诞生、电的发明、比基尼的问世、埃菲尔铁塔的建造,等等,绝大部分并不被时人理解,反遭不耻。但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文明的高级形态之萌芽。面对这些萌芽式信息,年鉴编辑一定要具有“以热对冷、以深取胜” 客观性思维。国内综合年鉴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如《上海年鉴(2011)》版,既集中反映了“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空前盛况,也如实记载了“胶州路大火(11•15)”的发人深省;既忠实于建党90周年的红歌传唱,也兼顾到褒贬不一的“海派青口”的世俗时尚。

再次,资料记载的形式需要创新。创新是年鉴文化的灵魂,年鉴编纂的形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内容要素的编排上。其一,要善于开创新栏目。如重视对社会调查的搜集与编排,相关社会调查的资料非常重要,现代社会一切法律法规决策措施行为莫不建基于科学的社会调查基础上,来自各行各业科学的调查成果不仅是对相关社会现状的客观定性,也是强化年鉴信息质量、深化鉴体记述功能的最佳资源,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与编辑价值。需强调的是,社会调查不仅可以原稿刊载,也可以就稿加工,以多种形式表现。其二,对传统内容的创新发展。如卷首与附录可借鉴同级《统计年鉴》及国外优秀城市年鉴相关“形式—内容”灵活创新,重点关注可比性、动态性与对照性资料 ,兼顾资料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关系,做到“实用性、便览性与超时空性” 的辩证统一。《台北市年鉴(2011卷)》附录部分就设有“国际城市比较表”一栏,内容翔实新颖,颇多各国城市市民生活趣味。

最后,要特别注重善用图表简化正文中大量繁杂的、低层次的文字资料。综合年鉴质量以内容取胜,非关字数页码,亦非“厚重”即“载物”。《华盛顿年鉴(2011)》300页,《伦敦年鉴(2010)》仅224页,国内同类年鉴多在500页左右。对于那些内容结构雷同、要素延续性强、数据明显较多的版块,如政务工作、法规文件、会议活动、产业园区、集团公司及一些市辖区、县的记述,均可以图表形式反映。

三、编辑技术的提升

综合年鉴是社会发展的宏观反映,内容涉及百科,编辑者只有深度关注社会,接触基层,接触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热门话题,并且具有提纲挈领、巨细分明、精专渊博、谨小慎微之实学功底,才能将各种杂乱无章的信息要素有机整合,成为泽被后世之良鉴。

首先,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需要提高。编辑人员必须是各类专家,有能力站在学科知识与业态前沿,敏锐追踪该领域现状与趋势,科学把握纷繁杂乱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合理架构文本结构,全面整合要素市场,有效集中、沉淀与遴选海量信息,然后含英咀华,去伪存真。如广播影视版块编辑必须了解国际、国内影视动态,洞悉影视文化主流价值、市场性状及其与时尚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宏观把握栏目宗旨,合理架构综述、概况内容,有效网络要素,精选条目。再如经济版块之民营经济部分,相关编辑要全面了解民营经济及其业态性质,包括企业统计标准(如按照企业规模、产值、职工人数、体制机制建设等),民营企业业态类型(如行业性质包括农林牧渔;组织方式包括有限公司、合伙制、合资、合股、股份制等),民营经济产业性状(如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资源、产业发展动态等)。

其次,收集资料的能力有待提升。目前入鉴资料的收集较为被动,主要受制于作者的态度及供稿的多寡,许多栏目因相关单位或个别作者的消极配合,难免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采集需要建立一项科学制度,进行常态化管理,在对撰稿者进行分类“体验式训练” 的同时,编辑部必须取得主动权。

“体验式训练模式”原是通用电气员工训练方法,该方法将相关人员集中起来3到5天,一起工作解决共同问题。领导设定解决问题的期限,当场批准或否决建议,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每个人都保持处在工作状态。鉴于当前综合年鉴普遍存在的撰稿质量低劣问题以及各种培训会的低效性,对年鉴撰稿者的业务培训可以借鉴“体验式训练模式”,编辑部不仅要注重抽象的规范指导,更要重视撰稿者对具体编纂流程的全程参与与体验。包括弄清原稿、编辑稿、清样稿以及定稿环节中各样稿之间程度不同的修正规范与规则,编辑、编审、主编以及出版社对不同阶段稿件质量的具体要求,目的是训练一线撰稿者提供精准有效的初级资料,而不是当前反复培训过后,供出的仍是空泛无效的内部工作报告或是杂乱无章、多而无用的原始资料。

在信息的取舍、运用、加工方面形成一套独立的运行体系,淡化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僵化观念和思维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地从社会上获取信息,做到信息来源社会化。(1)对政府部门不仅要保证原有信息渠道的畅通,还要挖掘新的经济信息来源。(2)通过影视、电台、报刊及互联网收集有关信息,其中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为年鉴经济类信息资源的采集提供了广阔天地。(3)建立与保持同各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关系,获取市场行情,掌握行业最新动态。(4)建立与中介、咨询机构的联系,他们的一些调查分析报告,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5)关注读者在阅读以前年度年鉴后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年鉴结构。

四、鉴体价值观的凝聚

综合年鉴的价值中立性决不代表编纂思想与内容的价值真空,相反,其“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需要对年度性资料作价值多元化取舍。既需要正面经验,也需要负面教训;既需要客观纪实性的事件写真,更需要熔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价值统一。

入鉴资料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条目内容的客观性与重要性上;其次体现在专文、专记、特载等栏目的事实述评上。就其“大要特新”的标准而言,后者更为重要,该类文章是对区域性重大问题作出的深刻评述;或对某个领域、部门的工作,行业、产业的发展加以系统回溯与全面论述,或对人们关心的重大事件及敏感性社会问题进行客观解读,信息密度高,切中时弊。文章一般由“背景+成果+经验+展望”四部分构成,通常特邀相关领域一线专家、学者、资深评论员、领导人士等执笔,论述深刻,见解独特、质量上乘,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是评价年鉴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

笔者以为,专文、专记、特载等栏目不仅要重视对“大要特新”事件正面经验之记述,更要关注对同等事件负面教训之记述。

遗憾的是,在对改革开放30年年鉴成果回顾中,笔者曾对2009卷部分城市综合年鉴专文专记做过比较,发现几乎清一色记的是各部各委各行各业改革的“成功经验”,竟没有一家反映“失败教训”的。扪心自问,我们的企改、教改、医改都那么成功吗?许多血的教训毫无“存史、资政、教化”价值吗?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就是改革,中国的改革进程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之路,是非功过自是难免,信史不文过饰非,官书更要明察得失。专文专记要忠实于那些具有沉痛教训意义的重大“政失”,包括政改、企改、教改、医改、房改中的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失败事件与事实。要翔实于真相剖白、细节呈现和深刻反思。文过饰非只会唐突现实、苍白未来、弱智后人,与资政无益,与鉴体文化背道而驰。显然,只有忠于真理才是凝聚鉴体价值观的最佳方式。

五、道德良知与文化使命感的培养

文化使命感必出于优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是一种文化之人的品格诉求,一种凝重的历史忧患意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盛行的功利时代,史志鉴事业的冷板凳工作需要非凡的人格境界与优良的知识素养。优秀的主编是年鉴的灵魂,优秀的编辑是年鉴的生命。事实上,就综合年鉴的框架结构与资料信息之间的依存关系看,无论是编辑还是主编,必欲集主编思想与编辑思维于一身,既要具备专精的实学功夫,也需要善用跨学科工具理性,两者犹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惟其如此,二者才能在对鉴品高格的塑造上相互融通,默契配合。

好的框架结构需要好的资料内容,如同好的骨骼需要健康的肌理一样。年鉴文本绝不仅仅只是灰色的知识汇总,它更需要一种能够传承历史记忆的生命力。同样,编辑绝不能仅仅只是腐儒式的文字工匠,更要具备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力及严谨科学的理性思维。普通文字工作者好求,优秀的主编与编辑难求。不能设想一部结构科学、类属分明的《四库全书》以及详略精当、厚德载物的《史记》出自一帮文质平庸的腐儒之手,同样也不能设想一部结构合理、信息密集、行文规范的综合年鉴出自一批陋识浅学的编辑之手。因此,承编部门要惜主编如金,视编辑如银,在千锤百炼中锻造其人格深度与文格广度。人文兼修,深广结合,为精品良鉴的横空出世做好智库准备。

主编境界左右框架格局 ,编辑修养决定文字生命。编辑的培养,不仅仅只停留在资格考证、编纂规范培训等形而下之的文字游戏上,更需要的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敏锐的思维视角,客观的价值判断力及触及历史命脉的信息敏感度。复杂的社会万象面前,鉴体文化自身规律决定主编或编辑在面对海量文字信息时,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必要的思想政治之觉悟,必要的综合知识之背景;必要的宏观-中观-微观之眼界,必要的演绎-归纳、分析-综合之能力;必要的政府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之知情,必要的信息搜集-文字处理之特技;必要的严谨、耐心、静思之性格,必要的统筹、协调、和谐之良能;必要的开拓创新、务实求真之信念,必要的铁肩道义、妙手文章之自励;必要的精益求精、完美主义之理想,必要的爱慕真理、淡泊名利之精神。

是故,该领域千里马难求,伯乐更难求。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