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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前言 2014/05/20

《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是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市通志馆编修的记载上海历史和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情况的重要方志史籍,是留存大量珍贵文献资料的宝库;其编修方针和体例格式的探索,也令该志书成为传统方志体裁向现代方志体裁发展转变的重要环节。《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的整理出版,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见证,是新时期上海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产物,也是上海和全国方志界、史学界的盛事。时值《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拂去尘封灿然面世之际,谨将整理出版各项事务说明如下。

 

民国建元不久,就有不少省份将前清方志编修机构改换名称,开始筹备编修各地方志。但除《黑龙江志稿》、续修《浙江通志》等寥寥数种外,真正成稿者甚少。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相当重视修志工作。1928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即建议各省、各县开始修志。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内政部和各省、特别市政府,要求各自设置通志馆,编修地方志开始在全国推进。1

收到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发的《修志事例概要》后,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政会议于1930年1月决定设立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由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徵、市府参事唐乃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作为委员负责“筹备市通志馆事宜”。2由于筹备工作进展缓慢,1931年4月,上海市政府宣布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改组,特聘汤济沧、赵正平、瞿宣颖等三人为专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工作。3

实际上,1931年初,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邵力子已经与当时投闲置散的南社旧友、国民党左派元老柳亚子联系,准备聘任柳亚子担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41932年1月26日,上海市市长发布训令,宣布聘定柳亚子、朱少屏为上海市通志馆正副馆长。1932年7月14日,筹备了两年半之久的上海市通志馆正式宣告成立。5

从上海市通志馆成立到1937年11月中止期间,柳亚子、朱少屏、徐蔚南等人对通志馆的发展和《上海市通志》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后改名弃疾,字稼轩,号亚子。江苏吴江人。早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创办并主持“南社”。民国后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四一二事变后,因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共”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被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1932年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1948年,柳亚子与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6

柳亚子对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市通志》的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通志馆的灵魂。他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立场,对于《上海市通志》的编纂原则、指导思想、体例结构一直到文字的校勘,事无巨细,一一躬亲,尤其难得的是,在基本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方面,柳亚子始终坚持和贯彻了正确的观点,并且得到通志馆编纂人员的拥护和社会的认同。柳亚子离开通志馆之后,虽然不再过问馆务,但仍然时常关心通志馆的工作,在通志馆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倾尽全力,施以援手。抗战胜利后,通志馆复馆时,他写信给馆长胡朴安,要求对为国捐躯的烈士朱少屏的遗属予以照顾。7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一度归属难定,柳亚子多次给有关方面写信,就人员和机构的安排问题沟通斡旋。8在柳亚子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市通志馆形成爱国、民主、开明的传统。抗战胜利后,继任馆长胡朴安在复馆后出版的第一部《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序”中,把柳亚子尊为上海市年鉴的开创者,以柳亚子的继任者自居。建国以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评价通志馆,“从开馆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五年多的时期内,工作人员以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写成了通志中的‘上海沿革编’、‘公共租界编’、‘法租界编’三编及外交、金融事业、社会事业等初稿十二编。……日寇投降,上海市通志馆得在十一月间宣告复馆,工作人员仍本过去的计划以继续编纂上海市通志。”9蒯斯曛后来回忆:“柳亚子先生亲自看稿、提意见,告诫编写人员要站稳民族立场,要掌握丰富的史料,让历史事实说话,切勿丧失立场,或主观臆断,空发议论,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了我深刻的教育。”10

朱少屏(1881-1942),名葆康,江苏上海人,柳亚子的“南社”挚友。1905年在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前后积极办报办学,宣传反清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受邀任孙中山总统秘书。后回上海继续宣传民主,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32年任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抗战爆发后,因报道南京大屠杀险遭日寇暗杀。后出任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馆领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 年4 月被日军杀害。11

在担任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期间,朱少屏是柳亚子主要的助手。柳亚子曾经表示:“朱少屏兄是出名的‘上海通’,又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请他帮忙我一切的一切。便什么都顺利了。”12朱少屏与柳亚子以及通志馆的编修骨干一起,确定了《上海市通志》的假定篇目和基本编纂原则;又发挥熟悉上海情况的优势,联系各使领馆、报刊杂志,提供资料线索,为资料的征集和保障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徐蔚南(1900—1952)原名毓麟,笔名半梅、泽人。江苏盛泽人。近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方志学家。1932年起,受聘担任上海市通志馆编纂部主任。13

徐蔚南在任职期间,为《上海市通志》的编纂,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承担了《上海市通志》的第一编、第四编的编纂工作,同时负责全书各编编目及内容的选择、安排;各编成稿后,先由徐氏阅读校正后,再呈柳亚子审订。同时,他还负责《上海市年鉴》的编纂工作;利用熟悉报刊和出版界的优势,在上海多家报刊杂志和电台上开辟专栏和专题节目,介绍上海历史。这些工作大大扩大了通志馆的影响。1934年12月,通志馆组织上海市年鉴委员会,徐蔚南任主席;又与吴静山等发起成立上海通社,编辑《上海研究资料》、《上海通丛书》及《上海掌故丛书》。1935年以后,蔚南亲撰出版《上海在太平天国时代》、《上海棉布》、《顾绣考》、《中国美术工艺》等著作,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很有影响的刊物《逸经》编者在编后记“逸话”中特别介绍:“徐先生在上海通志馆任职,是专研究上海历史的。”“本期第一篇徐蔚南先生的《上海的倭寇》,在学术上是篇极重要的文章,将历来倭寇侵扰上海的经过情形,源源本本,用科学的方法把它整理叙述出来,不特是研究近代史上很大的贡献,同时也是注意上海本地掌故的极好参考。当此‘睦邻’的时候,更是值得作我们的殷鉴。”14

上海市通志馆成立后,柳亚子和徐蔚南广泛招揽著名学者,聘请胡怀琛、吴静山、蒯世勋、席涤尘、胡道静、蒋慎吾、郭孝先、李纯康等任编纂馆员。15向各方征集史料,由于当时的编纂者大多是有影响的学者,该志稿收录的资料非常翔实,为《上海市通志》的编纂打下坚实的基础。

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在短短5年时间内,上海通志馆完成了《上海市通志》的大部分编纂工作和一系列地方资料的整理、汇编和出版工作。1933年6月,上海市通志馆创办《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先后出版八期,刊载《上海市通志》中相对成熟的稿件。在柳亚子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上海市年鉴》从1934年开始,每年一本、共出三本。通志馆同仁组成的上海通社编辑《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其中有《公共租界沿革》、《上海法租界沿革》、《苏报案始末》、《近代名人在上海》等许多珍贵资料。这些资料曾汇编成《上海通丛书》三集。1935年8月之后,上海通社又辑刊《上海掌故丛书》十册,精印出版。上海市通志馆的学者们在短短的五年内,在战乱中白手起家,但是工作效率之高,成果之卓著,令人叹为观止。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上海市通志馆因中国军队后撤、经费无着而中止。通志馆的重要资料转移至柳亚子家中。1940年柳亚子撤退离沪后,这些资料数度转移密藏,侥幸没有受到严重损失。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通志馆恢复,1945年10月31日,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聘胡朴安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徐蔚南任副馆长16。1946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规定和上海市政府的命令,上海市通志馆着手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其职责由编纂《上海市通志》外,增加了调查征集、保管编印上海市文献资料的任务。1947年7月1日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宣告成立,胡朴安任主任委员,徐蔚南任副主任委员。但是7月9日胡朴安即因病去世,8月11日,上海市政府改聘徐蔚南代理主任委员,主持一切17。1948年1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聘任徐蔚南为主任委员,沈祖德为副主任委员18。到南京国民政府崩溃之前,上海市通志馆及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出版《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本,编纂出版《上海市重要法令汇刊初编》,整理《上海市通志》旧稿,继续征集、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日伪时期和40年代中后期的重要资料。

上海解放后, 1950年6月陈毅市长下令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划归市文化局管辖19。9月任命李青崖担任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2月,根据柳亚子和邵力子先生的联名推荐,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文化局录用、任命徐蔚南担任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952年1月徐蔚南病逝。1951年年底,文化局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要求把文献委员会等若干单位人员调整改组为“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21;馆藏文献资料移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即行中止。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通志馆及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留存的《上海市通志》稿划归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至今。

直到1993年,上海通志馆的建设重新立项,1997年7月上海通志馆建成开馆,上海通志馆的命脉才算重新接续。

 

《上海市通志》稿记载的时间跨度从上海的溯源到1933年,内容范围从自然地理到经济文化社会。该志书初时计划编纂25编,各编编目为:第一编:上海历史(上):沿革;第二编:上海历史(中):第一特区:公共租界;第三编:上海历史(下):第二特区:法租界;第四编:上海概势;第五编:上海地文;第六编:法制;第七编:政治;第八编:党务;第九编:外交;第十编:军备;第十一编:教育;第十二编:财政;第十三编:交通;第十四编:金融;第十五编:商业;第十六编:工业;第十七编:农林牧渔;第十八编:宗教;第十九编:学艺;第二十编:社会事业;第二十一编:风土;第二十二编:人物;第二十三编:大事记;第二十四编:沿革写真;第二十五编:历史地图。各编下设二百余总目,六百余子目,每编计划编纂10万字,预计全稿250万字以上。过去一直认为,现存24编文稿及资料,原计划中的第25编即上海历史地图集有部分资料无存稿。其中已经完全成稿并排出二校稿的3编,70万字;已经完全成稿的11编,277万字;尚未完全成稿的10编,存有志稿203万字。合计该志稿共存有文字稿550万字。另有各种资料共17纸箱,文字6030页,表格358张。各种资料500万字以上,两项合计1000多万字。22

但档案资料反映,建国初期整理《上海市通志》旧稿时,发现抗战爆发前完成的15编稿件中,政治(第七编)、外交(第九编)、风土(第二十一编)等3编散失;沿革(第一编)、公共租界(第二编)、法租界(第三编)、地文(第五编)、党务(第八编)、教育(第十一编)、金融(第十四编)、工业(第十六编,部分存稿)、宗教(第十八编)、学艺(第十九编)、社会事业(第二十编)、大事记(第二十三编)等12编仍然留存。23但是今年(2013年)8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清点《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存稿时发现,当年以为散失的政治、外交、风土编,现在仍然存在;认为仍然存在的12编中,工业编已经散失。实际存稿14编,约355.3万字。尚未完稿的其余11编,仅存目录和21箱资料。

那么,是否可以断言:当年先贤呕心沥血拟就的另11编200余万字稿件已经荡然无存了呢?原来我们亦作如是观。但是仔细考量之后,发现尚难下此定论。一方面,现存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中仍然存留部分属于散失的11编范围的成稿;另一方面当时通志馆的学者出于爱土爱乡情怀,为宣传《上海市通志》,在上海许多刊物上开辟专栏,如《民国日报·觉悟》、《大晚报·上海通》、《逸经》等,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这批成果汇集起来,数量亦相当可观。希望今后假以时日,我们可以就散失的11编的存稿问题给学界一个准确的答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存稿的字数是根据抗战之前编纂者的估算统计,当时未将注释和标点统计在内,按照现在通行的方法统计,现有存稿的实际字数比较过去的统计,将大幅增加。例如前三编的字数,当年估计为70万字,但是这次整理出版时,前三编版面统计已经达到150万字。

《上海市通志》成稿后,考虑到资料征集的困难和编纂工作的紧迫,柳亚子等前辈为了提高编纂质量,决定通过《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发表其中部分章节,刊发字数超过100万字,以此向社会征集修改意见,并借此进一步扩大影响、征集资料。这些稿件的发表,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对于稿件的成熟和进一步完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按照前人说法,民国《上海市通志》成稿之后,抗战初期即被封存至今。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一是现存资料中相当部分的是抗战战后收集的日伪时期资料和1949年之前的资料,说明在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通志馆及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仍然继续进行通志稿的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二是从现有稿件上存留的整理、校勘痕迹来看,抗战胜利后、建国初期以及1969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经有人多次对其中部分资料、文稿进行过整理。大的、比较全面的整理,至少进行过三至四次。部分文稿中的校勘修改痕迹,应属解放以后形成;部分资料在1969年被整理归类并装订成册,加封题为“伪上海市政府××资料”等。其中的“伪”,并非习见的专指日伪,而是指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可惜的是,历次整理者大多未留下姓名,亦未明确标注各次整理工作的范围、方法及校改内容,致使今天我们无法分辨何者为原作者校改,何者为某次整理者校改。当然也就无法对历次整理者的工作作出评价。值得庆幸的是,建国以后虽然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建国初期存留下来的稿件和有关资料基本完好无损。

毋庸置疑的是,《上海市通志》稿的学术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上海市通志》稿和上海市通志馆馆藏资料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宝库。20世纪20-30年代是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不仅打断了上海发展的历史进程,也造成上海近代史研究资料的严重散失和湮灭,成为当代上海乃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严重障碍。《上海市通志》稿中不仅收集保存了大量经过整理的资料,尤其难得的是,上海市通志馆当年由各方面学者、专家征集、收藏的珍贵资料,其价值又非一般可比。《上海市通志》稿及民国上海市通志馆馆藏资料的出版,或许可以给我们深化近代上海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视角。

从方志学的角度来看,《上海市通志》稿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第一,它继承了传统方志全面记载地方情况、保存第一手资料的传统,它的假定篇目和各个专题的设计,努力做到全面覆盖。第二,它努力运用现代史学的科学方法,特别注重收录资料的考订、验证,严格区分历史记载和编纂者的个人判断。第三,在编纂方法方面,柳亚子顶住当时守旧人士的责难,坚持采用白话语体文。在当时官方文书普遍采用文言文的情况下,在大型志书的编纂中坚持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柳亚子后来回忆,“通志文字,悉用白话,小夫多咋舌者。”2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市通志》稿在新旧方志学之间,树立起一个特征鲜明的标杆。它的问世,可以为当代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提供一个参照和借鉴的范本。

 

上世纪80年代新方志编修之初,许多学者呼吁整理出版《上海市通志》稿,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012年7月,在上海通志馆建馆80周年之际,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签署了合作整理出版柳亚子主编《上海市通志稿》的协议,为该巨著的整理出版研究消除了主要的障碍。2013年4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协商,聘请当代上海研究所等单位相关专家学者,共同组成《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整理出版委员会和工作小组。2013年上半年《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整理出版的各项工作正式启动。

整理出版工作的基本设想是:总体规划,分步落实。总的设想是准备把柳亚子主编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成文稿及民国上海市通志馆收藏的资料全部整理出版。具体工作打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整理出版已经成稿的全部《民国上海市通志稿》,计划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第二阶段整理出版民国上海市通志馆收藏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相关资料。第二阶段工作需要花费2-3年时间。

《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的整理校勘工作按照旧志整理出版的工作规范及基本原则进行:尊重历史,保持原作原貌。

原作书名为《上海市通志》,考虑到实际遗存内容仅为原计划的60%余,仍以原名出版,似与当年编纂者的原意不符。现在按照旧志整理的惯例,冠以“民国”,说明为民国时期的著作;加一“稿”字,说明为当年劫后余烬。

原作中的部分错误观点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读者自能辨识,原文不做改动调整。

原稿中引用大量的古籍和英、法、德、日、俄文资料,本应标注书名号,以方便读者参考,但是其中许多古籍的版本和外文原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原稿中的部分注释,很难分辨书名之后的是篇名还是作者自行概括的主题,勉强标注,难以精当。我们仍以原稿原样排出。好在每编之后,作者均编列了参考书目,读者可以对照参阅。

对于原稿中明显的文字和标点错误“硬伤”的处理,其中文字的勘误,凡整理者校勘之处,全部用校勘符号标示;标点符号的调整改动,一般不作特别说明。

由于每编原稿稿件的成稿情况不同,我们在每编之前,特附“整理说明”,说明该编原稿情况及整理工作的调整情况。

考虑到原稿第一、二、三编的内容,均为纵述上海历史过程,与其他专编横分门类,专门叙述某一专题不同,在全书中自成一体,且内容完整,并无缺漏;而且这三编当时大部分已经排出清样,亦经作者本人及柳亚子、朱少屏、徐蔚南等人审校,相对比较成熟。我们将这三编汇为一册,率先出版,以慰学界期盼之情。

《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的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主编吕健、编辑室主任吕瑞锋及历史部编辑曾晓红、张千卫的全力支持,在此谨表示感谢。同时由于学识才力所限,整理校勘工作中的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仁予以教正,以期今后各册整理校勘质量能够有所提高。

时值2013年11月上海开埠170周年之际,我们以本书的出版作为纪念,或可稍稍告慰先贤;但必得待全书告竣,尚可无愧于世人。

值此首册面世之际,谨记之。

(执笔:胡训珉)

注释:  

1 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第199号(1928年12月19日),《内政公报》第1卷第9期。

2 上海特别市政府委任令第348号(1930年1月28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44期。第1-2页。

3 佚名:《市通志馆筹委会成立:昨开大会》,《申报》,1931年4月2日。第九版。

4 柳亚子:《关于上海市通志馆的话》,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99页。

5 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呈文(1932年7月26日),《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24期。

6 参见《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559页。

7 柳亚子:《致胡朴安》(1945年11月9日),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26-327页。

8上海市人民政府(市人一字(51)六五五号)指示:关于同意徐蔚南为文化局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批复。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B172-1-716-6。

9 上海市人民政府训令:关于文献委员会划归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指示。附件:李青崖署名报告: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文献委员会的历史。上海市档案馆藏,全宗号:B172-1-25

10 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588页。

11 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750760.htm。

12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00页。

13 参见李炳华:《徐遽轩、徐蔚南》,网址: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5%。

14 编者:《逸话》,《逸经》1936年第八期。

15 柳亚子:《柳亚子自述:1887-1958》,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30页。

16 [民国]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市通志馆任免迁调档。聘函字第1064号、1065号。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1-2-64,全宗号:065-2-64。

17 [民国]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七年》,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年鉴委员会,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1948年12月)出版发行。

18 [民国]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市文字第101号公函:为到职视事函请察照由。上海市档案馆藏:全宗号:C1-432-3-180。

19 上海市人民政府训令:关于文献委员会划归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指示,市秘字特6号,1950年6月9日发。上海市档案馆藏,全宗号:B172-1-25

20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人一字(51)六五五号)指示:关于同意徐蔚南为文化局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批复。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B172-1-716-6。

21 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将文献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的请示报告(1951年12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172-1-713-5。

22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方志提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0-15页

23 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上海市文献委员会概况:文献委员会工作报告(原文留底)(1950年3月)。上海市档案馆藏,B172-1-25-10。

24 柳亚子:《柳亚子自述:1887-1958》,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