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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元代

2003/6/30 15:17:41

一、初建时期

元世祖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平定东南,立即下令升华亭县为华亭府,次年改松江府,辖华亭一县。当时,县满5万户即可升州。华亭县此时约有户13万,远远超过州的规模。不久,元世祖又下令将其直接置于江淮行省的管辖之下,直至元末。

当时华亭已是一个人户殷繁、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同时又襟海带江,交通便利,舟车辏集,是国家粮赋税收甚多的大县。由于人口激增,赋税日重,政务纷繁,华亭一县不堪承受。于是就有析土分县之议。

二、析建上海县

元统一中国后,重视海上贸易,常派官船赴外洋贩运珍宝香料等供皇室、贵族享用。江南沿海也有私人造船出海到日本、东南亚各国往来贸易,得以致富。上海是当时内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提出分建上海县的奏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代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划出华亭东北境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5乡之地,建立上海县。松江府始辖有华亭、上海两县,直至明代前期。

上海县设治于南宋末年已形成的上海镇上,“领户六万四千有奇,岁计粮十二万余石”(唐时措《建县治记》)。虽人口、土地等方面远逊于华亭县,但境内有青龙、上海二大港口,得以收内外贸易的巨额利润,财赋税收不下于华亭。至元十四年(1277年),上海即设有市舶司。四年后(1281年)又设总管海运粮赋的都漕运万户府。故在建县以前,本地已是士农工商杂处的巨镇。元初邑人唐时措《建县治记》载,上海建县之初,即“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建县后更为繁荣,除国内南北商贾外,日本、朝鲜、南洋、阿拉伯等地的商人也经常前来贸易。《建县治记》又载:“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元政府抽取商税,获利甚厚。元至顺中,上海县人口已达7.25万余户,其中水手、船商共5675户。

三、经济的发展

元朝初平江南之际,南宋在松江地区所置专管疏浚河道的人员纷纷散去。豪强地主们乘机带头占水为田,主管官吏不闻不问,致使水道、河口壅塞的情况更加严重。两宋时期盛极一时的青龙港,这时也衰落了。农田排灌不畅,遭受旱涝灾害。元朝在上海一县每年征粮20余万石。仅延祐七年(1320年)到至治二年(1322年)的连年水旱,就使本县官粮每年拖欠达5万石至10万石不等。元政府损失了本地区1/4到1/2的粮食收入,还要投入大量的赈灾费用。从至元三十年(1293年)起,元政府不断组织人员对松江府境内的水网河道进行疏浚。青龙镇乡贡任仁发,精通水利,熟悉地势。大德八年(1304年)起主持疏浚工作。经过大德年间(1297~1307年)的治理,本地的旱涝灾患基本解除,舟楫复通。此后几次较大的治水工程,如泰定元年(1324年)治理吴淞江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河道的畅通,对松江府的内外贸易,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嘉庆《松江府志》载:“泰定三年(1326年),罢松江府,以两县(华亭、上海)属嘉兴府都水庸田使司”;《元史·泰定帝纪》载:“置都水庸田使司于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虽罢府事尚待考证,但已可见元代统治者对农田水利的重视。

元建都于北方,南粮北运成为大事。当时陆路运输消耗太大,运河漕运经常发生堵塞,海漕运输就应运而生。松江府境上海等港口,成了海运漕粮的基地。至元十九年(1282年)。宰相伯颜“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瑗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元史·食货志》)试航成功后,元政府在上海等港口设都漕运万户府,由朱清、张瑗等人总管,每年春夏二季将征得的官粮运至京城大都。朱、张二人本是宋末横行江浙一带的海盗,航海经验丰富。在他们及其后继者的经营下,运粮船舶,从40至130吨级,改进到300至1200吨级,运粮总额也从试航初的4.6万石,上升到350万石,航期则缩减到10天左右。元中叶以后,海运、沉船漂没的损失多达5~10%,漕运多改由运河。但终元一代,海运漕粮始终没有完全停止。松江府处于海漕运输的中心地带,朝廷往往在此尽力搜刮,然后北运,财税负担异常沉重。但海漕运输积累了航海经验,培养了大量的水手与工匠,为本地区商业航运的发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元中叶后海漕渐衰,许多船主与水手转业航海贸易。府境内不少沿江、沿海市镇,原来依靠为海上漕运提供修船、造船、水手或其他商业服务而兴起,海漕衰落后也转而从事内外贸易,弘治《上海志》卷二载:上海附近“多夷贾贸易,漕边富家以奇货相雄”,这为本府带来了巨额商业利润。

元代松江府的盐业比两宋时更为发达,是政府的一大财源。府境内有广阔的盐场,其利倍于他郡。元沿宋制,松江一府有盐场5处。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松江府设立两浙运司辖下专管盐业的分司。华亭、上海县城里设有盐局,每局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都从当地富裕的上户中,选保有抵业的人充当。一旦盐课有亏损,局官必须倾家赔偿。盐局之下,又于各盐场置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员,负责指挥生产,交纳课盐。这些场官,多从当地熟悉盐业的土著中选充,往往成为世袭之职。如上海县的瞿氏与唐氏,世代相承为下砂场盐官,迄元末不变。除完善府、县、场三级制外,元代对盐户的管理也较两宋严密得多。在南宋十灶为甲的基础上,进一步归并灶座,建团立盘。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合一团。据至顺元年(1330年)上海下砂场司令陈椿的《熬波图咏》,在聚团公煎的同时,还“并海立官舍,兵卫森军营。私鬻官有禁,私鬻官有刑。团厅严且肃,立法无弊生”。严防私盐的贩卖,使国家独令其利。同时,变一户或数户的小规模生产为集团生产,使劳力分工更加合理,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当时除盐丁外,还有柴丁、车丁、火工、验丁等,各司专职,一昼夜的产量较两宋时可多出1至2倍。全府曾经达到年产2000万公斤。每公斤盐官方专卖可得钱500文,仅支付盐工约24~26文工钱。加上征收商贾的食盐销售税,可获利96~97%以上。因此,上至朝廷,下至盐官盐吏,都视盐为厚利所出,而盐工工钱微薄,甚至难得温饱。

但当时,松江府的主要经济支柱仍是农业。元初曹梦炎依淀山湖围田 93围,得良田数万亩。府境广阔的滨海沙涂在元代也得到充分开发,元末华亭县人袁凯《沙涂行》有诗:“西起吴江东海浦,茫茫沙涂皆沃土。当时此产不归官,尽养此地饥民户。”粮食产量也不断提高。元初以来,任仁发等人在府境兴修水利,疏浚河道,稳定、提高了粮食产量。而宋以来良种稻谷、双季稻、小麦等高产作物的引种和推广,更使元代松江府的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这也反映在建府前后户口的变化上。至元十三年(1276年)本地约有13万余户,至元二十七年增至16万余户。10多年中户口猛增3万余。当时松江府有官仓二处,东曰“际留”,可容40.2万余石,专储华亭县的税粮;西曰“太平”,可容37.4万余石,专储上海县的税粮。此外,随着棉纺织业的兴起,棉花也成为松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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