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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1/12/24 21:35:48

徐汇区位于上海市区西南部,濒临黄浦江,东与浦东新区隔江相望,西临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靠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枕淮海中路商业街,与卢湾、长宁、闵行、静安等行政区毗邻。是进出松江、金山、青浦、奉贤等郊县的主要通道,通往江、浙、赣、闽、皖诸省的陆上门户。境内铁路、航道、立交、高架道路纵横交错,上海地铁一号线贯通全境。1995年区域面积54.76平方公里,人口80.62万。辖9个街道、2个镇、1个乡。

徐家汇的形成,可上溯至明代。明末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于此建立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和著书立说,逝世后归葬于此。其部分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因地当肇嘉浜和李枞泾两水会合处,故称“徐家汇”,区名由此而得。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借鸦片战争之机来沪传教,不久又通过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取得了保教权。道光二十七年,江南教区择地徐家汇这个水上交通便捷、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建造耶稣会会院。此后,一批专事以文传道、以学证道的耶稣会会士相率入境,兴建教堂,创办学校,著书立说,在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文博事业的发展。继徐家汇藏书楼的建立,又创办了上海第一所教会办的中学——圣依纳爵公学(即徐汇公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起,以孤儿院、圣母院为基地,先后开设园艺、制鞋、编织、雕刻、绘画、镀金、照相、印刷等工场。特别是土山湾以其精湛的工艺品和印书馆的活体铅字印刷而享有盛名,绘画馆还被誉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同治七年,创立上海第一所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同治十一年,创设中国沿海的第一座天文台——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地区成了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清宣统二年(1910年),徐家汇大堂建立后,徐家汇逐步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天主教活动中心。宗教的兴盛在近代史上对境内教育、文化的进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继天主教会创办徐汇公学和崇德女校之后,在清光绪变法维新运动期间,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创办境内第一所高等学校——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爱国老人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教育家王培孙以育材书塾为基础扩建了南洋中学堂,电影界元老张石川创建幻仙影片公司。这些又为徐汇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民国3年(1914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实行第三次扩张,在境内强行辟建20余条马路,又迫使清政府将肇嘉浜以北4.5平方公里的地区列为法租界。至此,境内形成法租界与华界分治的格局。

随着新辟租界内电灯、电话、电车等现代公用事业的兴办,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国内外富商豪绅、达官显宦争相择地营造私人庭园,开发经营房地产。从20世纪初开始的近20年间,逐步发展成为花园别墅林立、西式公寓成片的高级住宅区。与之相应,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英商可的牛奶公司和俄商克莱夫特食品厂等外商企业应运而生。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和带动下,境内华界地区以19世纪70年代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开设的龙华火药厂为先导的近代民族工业,获得缓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境内民族工业发展较快,除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泰山砖瓦厂等几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外,大都是轻纺、食品等小型企业。境内第一代产业工人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在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响下,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很快与广大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并迅速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民国14年,中国共产党徐家汇支部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境内进步学生和产业工人,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和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诞生,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灭亡。然而,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革命烈士血洒龙华大地。同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上海为特别市,市政府设于交通路(今平江路),警备司令部设于龙华。翌年,上海始设行政区。区境除法租界外,分属沪南区、法华区、漕泾区。民国2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境内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率先罢课,中共交通大学支部领导成立的师生抗日会,组织大批学生参加全市性集会请愿、示威游行,包围市政府、捣毁市党部,迫使市长张群引咎辞职。五洲固本皂药厂爱国实业家项松茂在厂内职工中组织抗日义勇军。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爱国将领,坐镇于龙华警备司令部部署和指挥抗战。宋庆龄、何香凝等亲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在交通大学设立伤兵医院。身居土山湾的马相伯发表了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全境人民爱国激情空前高涨,抗日救国的热潮如火如荼。民国24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由正风中学等校发起成立的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会联合会率先响应,交通大学、南洋模范中学等大中学生奋起参加示威请愿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文化界爱国人士,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左翼文化运动。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郑振铎主编的《文学》、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黄源主编的《译文》等进步刊物,相继在境内问世。

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梅林、泰康、冠生园食品厂等企业勉力支撑,惨淡经营;大中华橡胶厂、五洲固本皂药厂的爱国工商业者依靠全厂职工,坚持斗争,挫败了外商妄图垄断中国市场的威胁利诱。在此期间,境内的房地产业再度兴起。仅法商建业地产公司就在今建国西路、岳阳路一带,购地建造楼房近百幢,而后又建造了建业里东、西、中弄近300幢。瑞华、毕卡第(今衡山宾馆)等一批新式公寓和花园住宅也先后落成。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等达官显宦和杜月笙、黄金荣等社会闻人均在境内置有豪华公馆。

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华界地区全部沦陷,租界地区更成了各地富商豪绅的“避难所”。中国钟表制造厂、景福衫袜织造厂和中比镭锭治疗院等一批企事业单位相继迁入,淮海大楼、上海新村、茂龄别墅、愉园等高级公寓和新式里弄连片建成,饮食、服务、娱乐业相应发展,战时的“孤岛”呈现一片畸形繁荣景象。华界地区则满目疮痍,百业凋零。集中在斜土、徐镇地区和肇嘉浜沿岸的大批贫苦难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日军所到之处,“清乡”“扫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仅龙华、长桥、漕河泾地区,就被烧毁民房千余间,惨遭屠杀百余人。

在面临民族存亡最危险的时候,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的工人、学生、教师、文化等各界运动(工作)委员会,在境内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带领各界人士开展全面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文化界运动委员会成立上海剧艺社,迁址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演《文天祥》等爱国历史剧,成了“孤岛”时期革命文化的主要阵地。民国2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迁入境内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民国30年3月,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在甘世东路(今嘉善路)设立,为抗日根据地组织输送了大批参军青年和军需物资。同年7月,中共中央将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转移到福履理路福禄村(今建国西路384号)。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摧残,不少企业被迫停工。在日军的铁蹄下,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民国32年7月,法租界名义上为汪伪政府接收,实质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地。

民国34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管汪伪政权,并按警区设置行政区,境内常熟区(第七区)、徐家汇区(第八区)及其区公所宣告成立。但在国民党“一切服从内战”的反动统治下,教育经费被大量削减,进步书刊被严厉查禁,爱国民主人士横遭镇压,工商企业被迫停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物价飞涨,全境人民生活再次陷于苦难深渊。为了争取生存,美亚织绸九厂、龙华水泥厂、龙华兵工厂、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单位的工人群众和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连续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等一系列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民国38年春,为迎接上海解放,在境内组建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护校等斗争。交通大学学生穆汉祥、史霄雯在护校应变斗争中被惨遭杀害。是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应下,解放了全境。

解放时的常熟、徐汇两区,境域面积为13平方公里,人口28万。全境约有中小型工厂500家,中小型商店3000家,个体手工业1800户;高等院校8所,中小学校127所,科研所(室)13个,影院剧场3座。

上海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集中力量,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安定;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平抑和稳定市场物价。在此基础上,先后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禁赌禁毒禁娼、“三反”、“五反”等运动,并在企事业单位普遍进行了民主改革。经过3年的努力,全区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贯彻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年7月,通过民主普选,常熟、徐汇两区分别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继而经过民主协商,召开了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严厉打击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教会团结教徒,走上了反帝爱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基督教教徒中,开展了反帝爱国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在加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大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期间,实施了肇嘉浜填浜筑路工程,使“水上棚户区”2000多户、8000多名居民喜迁新居。还先后建造了日晖一村、漕溪一村等工人新村。至1956年正月,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境1126家私营工厂、2996户私营商店实行公私合营,955户手工业者分别建立91个手工业合作社(组)。是年3月,常熟、徐汇两区合并为徐汇区。

从1956年起,按照中共上海市委确定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对区内原有的工业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改建和新建了一批国家急需的仪表、电子、机械、航天、航空等新兴工业企业,并在漕河泾地区着手建设电子工业基地。同时,在全区工厂企业中普遍开展以增产节约、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56年工业产值达到5.63亿元,比1952年的2.63亿元增长1.1倍。在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把劳动人民家属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的号召下,以里弄生产组形式的街道工业也开始创办。随着一批科教文卫体单位的迁入或新建、扩建,区办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等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全区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达700余人;在1958年的“大跃进”等运动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浮夸风”、“共产风”;1959年在“反右倾”斗争中,又有大批干部受到无端批判。全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1961年起,执行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失误,并为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一批干部甄别平反。为克服严重困难,全区精简下放职工1万余人。1963年经济始有好转,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人民生活渐趋正常。1964年4月,全市工业领导体制调整,区内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划归市工业局和有关公司管理。

1966年爆发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的徐汇区成为重灾区。发生在境内的“康平路事件”,实为1967年“一月风暴”造反派全面夺权的前奏,祸害殃及全国。全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干部群众达6200多人,导致非正常死亡的400多人,其他被无辜抄家、冲击、批斗或劳动惩罚的更无法计数。龙华寺佛像、佛经,徐家汇天主堂钟楼尖顶等珍贵文物、稀世典籍和艺术建筑被拆毁、焚烧或当废品处理。工厂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学校、科研等事业单位陷于瘫痪。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徐汇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全区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重新出现了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喜人局面。

1981年起,与全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相适应,中共徐汇区委、区政府积极探索放权让利、政策扶持、自我积累、滚动发展区域经济的新路子。1983年区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84年,龙华、漕河泾两镇和长桥、田林等地区由上海县划入区内,使辖区面积成倍扩大。是年,市政府决定在漕河泾建立微电子工业区。经过几年发展,1988年6月,又经国务院批准,扩建为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区政府抓住机遇,作出了加快以房地产业、商业、旅游业、金融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步伐的决策。对集体工业则着重转向技术改造、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规模效益。

1988年市对区实行“核定收支基数,包干上缴,增收分成,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围绕这一改革措施,在全区基层落实了承包责任制,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经过3年实践,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1990年与1980年相比,区财政收入增长2.61倍,达到3.34亿元;财政支出增长4.9倍,为1.34亿元;区属工业总产值达到4.55亿元,其中集体事业管理局所属工业企业完成产值2.45亿元,比1980年街道工业产值4495万元增长4.47倍。区属商业销售额增长2.4倍,达到17.59亿元;商品房销售量达到4.76万平方米,销售收入7324万元,创汇217万美元。这就为增加教育事业、城市管理、“菜篮子工程”等的投入,创造了较为宽裕的条件。同时,借助地铁一号线和漕溪北路立交桥、中山西路高架环路等市级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拓宽、新辟道路53条,整修街坊道路12万平方米。在国家、地方、企业共同投资建房方针的指导下,加快了旧区改造和住宅建设的步伐。1977~1990年的14年间,共新建7个新居住区、47个居民新村、67幢高层住宅,以及其他新工房,总建筑面积达377.74万平方米,为解放后前28年建房总面积153.34万平方米的2.46倍。另有40余地块棚户、简屋得到改造。人均3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也得到解决,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3平方米。居民的年均消费水平,已由1980年的623元增至1990年的2128元,年均增长5.5%。

区内科教文卫体事业也有明显发展。1990年,民办科技机构已发展到81家,新建中小学和幼儿园29所,全区学校的实验设备、体育和卫生设施均已达到市颁标准。新建、改建了7家医院,新增病床600张,区属和街道医院的医疗设施得到了更新。还新建区科技馆、图书馆等一批文化设施。

1991年以来,在中共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鼓舞下,全区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区域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城区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1995年,实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22.84亿元,比1992年的7.97亿元增长1.86倍。财政收入10.67亿元,比1990年的3.34亿元增长2.19倍。区属工业总产值33.69亿元,比1990年的4.55亿元,增长6.4倍。徐家汇商城一期工程的竣工,地铁等立体交通的建成,使徐家汇广场为中心的市容发生重大变化,商业网点面积扩大了10倍,区属商业营业总额由1990年的17.59亿元增至94.92亿元。徐汇区区属工业、商业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地位分别上升为第一位和第三位。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迅速,其规模效益列全市之首。批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316家,协议吸引外资10.34亿美元;内联企业922家,协议吸引外地投资8.44亿元。1995年住房竣工面积133.2万平方米,比1990年增长l.3倍。累计批租土地38幅、34.01公顷,批租收入达8.61亿美元,从而大大加快了旧区改造的步伐。5年共改造旧区面积65.16公顷,有2.4万户居民从简屋陋房迁入设施齐全的新住宅。日晖港经全面整治改造完成,新建的日晖东路已贯通南北。横跨浦江两岸的徐浦大桥已初显雄姿。教育经费明显增长,累计投入近5亿元,新建中学12所。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区的活动中,徐汇区以优异成绩,获得了“上海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区优秀区”的称号。以“满意在徐汇”活动为抓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在深入扎实地开展。

综观百年来徐汇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既得历代志士仁人共创的中西文化结合之利,又享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推倒三座大山的胜利之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全区人民彻底告别了饱受苦难的屈辱历史,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并在全市形成了科技领先、教育发达、人才荟萃的相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科技产业的领先发展,为全区进一步实现小康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全区人民数年的矢志奋斗,取得了“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巨大成就。迄今,作为形象标志的徐家汇商城和广场活动中心,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和民营科技企业群,龙华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空中到地下的立体交通景观,以及正在兴建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徐浦大桥、八万人体育场等现代化宏伟建筑,已初展新徐汇的夺目光采。

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体制转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尤其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加快人才培育、加强城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如何更坚定地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坚持以民为本、依法治区的基本方针,迎难而上,再创奇迹,仍任重而道远。

治本之道在于发展,必由之路在于改革。面对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切实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强化徐家汇商城功能开发,大力扶持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商业、旅游业等支柱产业,充分调动和发挥“第一生产力”在区内具有明显优势的作用,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乃是振兴徐汇的根本之策。

英雄的徐汇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按照建设上海城市副中心的要求,满怀信心,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再铸辉煌,以高昂的战斗姿态迎接21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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