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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大革命”

2003/6/13 14:16:38

    1966年6月~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颠倒敌我,混淆是非,鼓吹极“左”思潮,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王洪文及其党羽等多次来南市区,发布“指示”,制造混乱,使南市区深受其害。

    (1)“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区内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更改路名、店名、厂名、校名,凡带有福、禄、寿等字样、图案的店名、商品,被认为是宣扬“封、资、修”,均被勒令改名或停销。继而冲砸文物古迹,区内文庙、城隍庙、沉香阁、小桃园清真寺、白云观以及清代古建筑书隐楼等均遭冲砸破坏,稀世珍品沉香观音雕像亦被毁。在破“四旧”过程中,红卫兵到处乱揪乱斗,打人抄家,全区共有1.8万余户被抄家,7000余人被批斗。据1968年9月统计,全区已处理抄家财物价值2156万元,其中有黄金4.07万两、白银7.71万两、银元14.99万枚、存款1450.48万元、公债88.91万元等。

    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号,屡次冲击南市区委。1966年9月17日,新知中学3名教师带领一批红卫兵到区委冲击、静坐,要求撤销党支部书记和校长的职务。继破“四旧”之后,红卫兵掀起大串连活动,区委成立红卫兵接待站,在全区设250个接待点,至1966年底,接待外地来南市区串连的红卫兵20余万人,加剧了南市的动荡。

    (2)造反夺权

    1966年11月16日,求新造船厂“造反派”头头受王洪文指使,在中建锅炉厂召开“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市分部筹备会议。12月7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市区总指挥部”(简称“南总”)在沪南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随后南市区的机关、学校、体育、卫生等系统的一批全区性造反组织相继成立。造反派组织不断冲击机关、批斗干部,并制造、参与一系列打砸抢、武斗事件,其中有康平路武斗事件、陆家浜路武斗事件、电影机械厂武斗事件、龙门村武斗事件、川沙武斗事件、砸天恩堂事件、砸支联站事件、大同中学绑架事件等。全区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1月,上海掀起一场“造反派”夺权的狂暴行动。1月12日,区机关造反派、“南总”等将区委、区人委领导干部揪上卡车,环城游斗,并收缴区人委各局公章转交给各局“战斗队”,将中共南市区委和各部、委的公章全部封存。1月16日“南市区人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成立,准备夺权。同日,“南总”为抢先夺权,将区委书记、副书记及各部、局领导干部集中关押在区公安分局。1月24日,“南总”在区机关造反派的配合下,将区委书记王新华等领导干部揪到区公安分局礼堂,召开“打倒南市区委”大会,“南总”头头当众宣布夺区委、区人委大权,并夺去区委及各部、委的公章。区机关先后成立了42个“造反队”,区委、区人委及各部门工作陷于停顿,各级领导干部被迫停止工作,有的被关押、隔离,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工作。

    1967年4月1日,在区人民武装部支持下,成立“南市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由副区长朱理任办公室负责人。5月30日,机关造反派贴出“炮轰朱理”的大字报。6月2日,南市区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贴出《坚决支持炮轰朱理大字报》的通告,决定停止朱理办公室负责人工作,并设立了区机关第一个个人专案组——朱理专案组,将其“隔离审查”。

    1968年1月26日,南市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区革委会”)成立,由区人武部部长巴赛任主任,“南总”等造反派头头分别担任区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18名造反派骨干任区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至3月2日,全区各单位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在组织上、思想上严重不纯,造反派间“派仗”不断,全区局势仍相当混乱。

    1968年4月15日,巴赛在区革委会的会议上宣布成立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由巴赛、王新华等组成。4月24日,区机关“造反军团”向市革委会联络员反映区革委会“整造反派,包庇走资派”等问题。以后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常委王承龙等人多次指责巴赛、王新华犯了方向错误,应该接受批判。期间,区机关部分“造反派”贴出《重炮猛轰南革会》、《走资派王新华还在走》等大字报。4月30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这是一股什么风?》,不指名地批判南市区革委会的“右倾”错误。巴赛被迫作检查,后调回警备区;王新华等再次被打倒,受到批斗、关押。9月,4名“工人代表”进驻区革委会“掺沙子”,先后任区委副书记、常委等职。

    (3)迫害干部群众,制造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红卫兵、“造反派”任意抄家打人,乱揪乱斗,一大批党员、干部、民主人士、群众被当作“走资派”、“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产生大批冤假错案。

    1966年6月,区机关大字报集中揭发批判区委副书记甘信孚等12名部局级干部。8月,区机关“文化革命小组”在松青中学开辟甘信孚等4名“运动重点”的大字报专栏,致使甘信孚在9月10日含冤去世。

    1967年11月,成立“南市区敌伪档案清查小组”,先后抛出诬陷区监委书记倪杰和区档案馆馆长张进才的材料,使他们受迫害致死。1967年12月,区财政局“造反派”成立“揪叛徒战斗队”,诬陷副局长杨尊贤为叛徒特务,进行抄家批斗,将其迫害致死。至1970年3月,清档工作结束,清出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4238人。

    1968年1月24日,上海市人民艺术剧团会同各区滑稽剧团成立“1·24专案组”,审查所谓“文化救国团”问题,专案涉及的南市区大公滑稽剧团演员被隔离审查,刑讯逼供,演员沈一乐被毒打致死。

    1968年2月,经区革委会同意,成立“大同中学036专案组”,对大同中学中共地下党支部进行“审查”,支部成员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5月经市专案办批准,设“联市”(注:6个行业联合市场的简称,中共有关地下支部在此工作多年)专案,后又举办“联市案件给出路学习班”,16人被隔离审查,并遭受各种折磨,有的被逼疯、致残、致死。

    1968年7月区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在全区431个基层单位中,有2543人成了“清队”对象,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10月,南市区在全市首先创办了“五七”干校,有500余名干部被送往设在川沙凌桥公社的干校,搞“斗批改”,有的被关进“隔离室”、“牛棚”遭受迫害。9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区中小学,抓“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批干部、教师遭受迫害,在“清队”中揪出1728人,其中所谓“新挖出来”的646人,还搞了上南、敬业、市八、昼锦路小学的“大案”和12件“现行案”。12月,区公安分局军管组以刑讯逼供的假材料诬陷杨美英等参加所谓“太湖忠义救国军特种大队”,并建立专案,先后关押18人,牵连百余人,杨美英等两人被迫害致死。

    1970年4月,区革委会在全区各单位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至1971年8月底,全区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104人,揭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的有5533人,一批干部群众无辜遭受迫害。

    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区公检法系统是重灾区,全区759名干警中受冲击迫害的达336人,占44.3%,其中被迫害致死7人,致残、致疯22人,被非法隔离拘留96人,被错判刑、管制、戴反革命帽子11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错误审查处理的8905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名誉,冤假错案均得到平反昭雪。

    (4)市百八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活”事件、敬业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事件。

    1974年2月3日,区委组织组干部向区委、区革委会写了《从八店领导存在的问题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活》的报告,反映市百八店领导“对造反派有看法,对造反派进行监视”,“对新干部不称心,对新干部的入党要求冷眼相对”等问题。2月8日,市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5号文件(关于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修正主义回潮”问题),会上,参加会议的区委领导即提出市百八店也有类似5号文件中指出的问题。会后区领导多次去市百八店,动员揭发八店领导问题,给八店领导扣帽子施加压力,称八店存在的问题是“路线问题”。3月19日,区委常委会决定八店原领导“检查”和接受“批判”。

    1975年11月6日,敬业中学3名教师向市教育局贴了《不能容忍教育部门拖国民经济后腿》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一)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学生中抽烟学坏的人越来越多;(二)学校在抓智育问题上忽左忽右,反复无常;(三)学校的常规和毕业分配存在不少问题。并对市教育局不管教育、对教育战线存在的问题胸中无数、文过饰非等问题提出批评。此大字报被市革委会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市革委会常委王承龙两次到敬业中学施加压力。敬业中学成立了校大批判小组、帮促小组,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贴出600多张大字报、2800多张小字报,召开了3次全校性批判大会、82次小型批判会,对这3名教师进行批判。区革委会办事组为此编写了16期《敬业中学情况反映》。敬业中学成为全区“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3名教师受到打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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