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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华人参政

2008/7/3 15:46:26

    一、公共租界华人参政

    清咸丰四年(1854年)《土地章程》制定后,租界当局多方侵夺上海道和上海县衙对租界土地、人民行使主权,独揽界内行政。租界华人为争取参政权利,先后成立华商公议会、华人顾问委员会和工部局华董。

    华商公议会 同年八月十九日,公共租界租地人会议以会毁坏租界现行制度为由,否决交纳捐税华人应有选举权的动议。

    同治三年(1864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和英国公使卜鲁斯等议定改变上海租界五原则,其第五条为“市政制中须有华人代表,凡一切有关中国居民利益的措施,须先咨询,得其同意”。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日,上海领事团决定,公共租界内由华人代表3人,就捐税、维持秩序等涉及华人的事宜充当工部局顾问,此3人由领袖领事要求上海道召集华人团体领袖集会推选而成。同治八年批准的《土地章程》无华人参政的规定。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五《申报》载文表达华人参政要求,主张“工部局诸值董,除举立西人而外……再添公正殷实之华绅数人,与西人一并聚叙,……租界平日之各事务,中外值董会议而后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1899年3月),上海道蔡钧提出,华人得有选举与被举为工部局董事之权,未被采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爆发上海市民大闹会审公廨事件。十一月十七日,上海绅商在商务公所集会,提出“以后工部局且须有华人董事”。工部局同意组织咨询委员会。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租界华商成立上海租界华商公议会,选举吴少卿等7人组成办事董事会。工部局派员参与拟定《华商公议会章程》。二月初六,吴少卿致函工部局:“本会之职权纯系代表华商贡献意见”,“吾华商一方并无奢望以求任何参与租界治理之权,或采取任何足以抵触纳税人代表职权之步骤。”并声明,为免误会,办事董事会改称代表委员会。二月二十四日纳税人年会决议“本会以为工部局在《土地章程》中并无承认华人组织为代表委员会者之权,故对工部局关于此事之行动,不予承认”。华商公议会就此夭折。

    华人顾问委员会 清末民初,工部局为扩张租界,提出以华人参政作交换条件。1915年,交涉员杨晟与领事团初步达成协议,在公共租界扩充同时,设立由宁波会馆代表2人、广东会馆代表2人及特派交涉员或上海最高中国官厅指派1人组成的华人顾问会,对成员组成,领事团有否决权。职权限于备工部局咨询一切有关租界中国居民利益事宜的意见。协议未获北京公使团批准。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归还租界”,“在实行归还之前,中国人民居住租界者,得有选举工部局董事及被选举之权”。列强以租界问题不在和会讨论之列予以拒绝。同年4月9日,纳税人年会通过增捐案,从同年7月1日起房捐从12%增加到14%,地税从0.6%增至0.7%,并征特别房捐1%一年,以支付工部局内协约国籍雇员因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离职薪俸。6月,公共租界各商店以马路为单位,成立马路商界联合会反对增捐。7月28日,派代表提出“若果不能达到目的,应请总代表向工部局要求华商与各国侨商以平等待遇,华商方面添举华董”。对此,工部局答应特别房捐由一次缴纳改为三期付清,后于8月1日布告,坚持加捐。并致函总商会“将来工部局财务委员会考虑增捐提议时,当欢迎一华人代表委员会之表示意见与磋商”。8月16日,各马路商界代表集会,提出延迟征捐二星期,以便协商解决办法,向政府请愿修正租界章程,组织华人纳税会与各领事交涉。总商会也写信给工部局,要求延期二周征捐。19日,工部局复函总商会“贵总商会此事之政策,势必致丧失外人对于华人社会渴求参予租界政务之同情”。8月20日,英国总领事磊斯表示:可以承认设立华人顾问2人,提议并讨论关于财政事宜。华人直接参与租界市政,应由华人呈请北京政府与驻京各国公使交涉。21日,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发出通告,劝告马路商界暂行照付房捐,静候顾问部的组织与市民权的解决。之后开展修订《土地章程》的活动。10月26日,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成立。12月1日,商总联合会将盖有各商店图章的《土地章程》修改草案送交交涉使署。草案提出界内华人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议事权,董事15人均以得票最多者当选。草案转到领事团未有回音。1919年12月24日,商总联合会开会决议:“于修改租界章程未得圆满解决以前,所有春季新旧各捐一律暂停缴纳。”掀起第二次拒捐运动。1920年1月7日,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商总联合会总董陈惠农,代表公共租界内40条马路1万余商店致函工部局,要求“承认由委员会6人组织华人顾问委员会,以为一种暂行办法”,“将继续探求并筹得某种方法,得以实行纳税与代表并行之基本原则,满足租界纳税华人之意”,意即谋求设立华董。工部局当天复函,反对添设华董,设立顾问委员会要等纳税华人年会决定。同时,工部局不放松收捐,而各商店非得解决参政问题,不愿缴捐。工部局要会审公廨传讯福建路、河南路19家拒绝缴纳捐税的商店。商店拒绝出庭。1月12日,会审公廨强行判处各店照章纳捐。同日下午,工部局捐务股外人带同武装捕探强制收捐。各店相率闭户。傍晚,河南路、福建路之外,北起北京路、新闸路,南至北海路各店提早关门。总商会和商总联通告各店照常营业。14日,商联总会在官府及总商会挟制下通过决议,纳付捐税,同时继续交涉华人参政问题。4月6日,各马路纳税商人致书商总联合会“现在界内华人60余万,每年所负担之捐税,约占工部局总收入五分之四,而应有市民权利不能与五分之一纳税西人受同等待遇,”要求设立华董。商总联合会据此草成请愿书,经8000余华商签名,交纳税人会议。4月7日,纳税人年会上,工部局提议设立华人顾问委员会案被通过,添设华董案被否决。10月14日,纳税华人会成立,通过《纳税华人会章程》,宗旨“为华人界内之自治及公共之利益”。会员须执有地产500两、或年付房地捐10两、或年付房租500两的财产资格。理事须为年纳房地各捐50两以上或年付房租1200两者。10月22日,纳税华人会选出王正廷等27名理事。11月9日,理事部选出宋汉章、谢永森、穆湘玥、陈辉德等5人为顾问,请总商会转达工部局。1921年1月13日,工部局答复,不同意纳税华人会章程第六条规定:“凡界内华人关于切身利害之事,及对于界内之自治行政有所建议或请愿等事,皆须经理事部审定后分别办理之。”“只能同意以意见绝不受任何其他支配或监督机关左右之华人顾问之名单转呈领团。”4月4日,纳税华人会讨论此事,以470票对42票通过,取消原条款。1921年5月11日,工部局华人顾问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就职。

    工部局华董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6月6日工部局华人顾问委员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6月8日,工商学联合会议决交涉条件17条,提出:租界末收回前,“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1926年4月14日,纳税人年会讨论设立华董问题,工部局提议设立华董3人,获通过。12月初,北京政府外交部及江苏省当局批准工部局添设华董3人。江苏交涉公署分函纳税华人会和总商会,催促选举华董。1927年上半年因北伐战争和租界加税问题增设华董又搁置。9月21日,纳税华人会致函虞洽卿,提出:“暂以工部局7月10日备忘录所称华人捐税占55%计(不以华人实在纳捐数计,因实在纳捐数系在70%以上),查工部局现有外董9名,而其捐税占45%,是5%出1人,则华董应出11人。”请虞以调人资格与工部局接洽。工部局坚持只准3人。1928年3月26日,纳税华人会改变态度,虞洽卿等人致函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提出愿在下列条件下解决华董席位问题:(1)先设3名华董和6名参加工部局各委员会的华人委员作为过渡,以后华董增至6名。(2)工总局各处至少用华人1名,会办各处行政。(3)华人教育委员会以华人组织为原则,华人教育经费须占20%。同日费信惇复函,同意华董3名,华人委员6名,其他则在华董就职前“暂予搁置”。4月10日,纳税华人选举贝淞荪、袁履登、赵锡恩3人为华董,林康侯、李铭、秦润卿、徐新六、陈霆锐、钱龙章6人为工部局华人委员。4月19日华董就职。次日华委就职。1929年纳税华人年会举行前,3华董提议“本年增加华董二席”。工总局总董费信惇以“时机未至,不洽舆情”,不予理会。同年冬,公使团先后同意增华董2人。1930年4月16日,纳税华人会选出袁履登、虞洽卿、徐新六、贝淞荪、刘鸿生等5人为华董。同日,纳税人年会上,因英国人麦克唐纳反对,未能通过。4月17日,纳税华人会举行紧急会议,否认纳税外人会有权措置华董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严重交涉。18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宣言,表示“骇异”,并“尤望明白事理之外人能设法以为图补救”。19日,当选董事的袁履登等5人致函工部局,抗议工部局不让他们出席17日举行的董事会议。4月26日纳税华人会以中英文发表长文,批驳麦克唐纳言论。

    5月2日领事团被迫召集纳税人特别会,通过华董增至5名。

    二、法租界华人参政

    同治五年,公董局公布《公董局组织章程》规定:“经总领事会同上海道指定的中国士绅或商董一人或数人,如得董事会认为适当时,可以顾问资格出席董事会会议。”光绪十七年,法国领事马浪在公董事会上提出,下一届董事会请各方及其他居民代表出席董事会,即允许华人参政。董事会以32票对7票否决此议案。之后,马浪解散董事会,以临时委员会代表替之,并修改章程,规定经总领事会同上海道指定中国绅士或商董一人或数人,在董事会认为适当时,可以顾问资格出席董事会。此议未实施。1914年4月,法租界以扩张地域作为交换条件,同意在界内“选出中国绅董两员,专与法公董局会办华人住居法租界及外马路各事”。公董局拟聘虞洽卿、陆崧侯担任华董,虞坚辞不就,遂改聘吴宗濂;华董无出席董事会议事的权利。

    1926年,法国总领事那齐雅(Panl Emile Naggiar)承认1914年确定的华董。1927年1月15日那齐雅宣布委派5名华人和12名外人组织法租界临时行政委员会,共同参与法租界行政管理。5名华人委员是陆伯鸿、朱炎、魏廷荣、陆崧侯和吴宗濂。同一天公布修改的《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其第一条规定,公董局董事包括下列人员;4名由选举产生的法籍董事,4名包括3种以上国籍经选举产生的外人董事,以及法国总领事任命的3名华董和3名法籍董事。1月12日,杜月笙与法国领事翻译李应生将法租界商业总联合会改组为法租界纳税华人会。3月24日过组织法,“以增进自治能力,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会员资格为年纳捐税10元以上者,理事资格为年纳捐税50元以上者。理事会“有向法公董局委员会提建兴革事项之责任”,“对于界内市民有维护指导之责任”、“对于界内市民争执兴讼事项,有调解公断之责任”。7月30日理事会成立。4月,公董局增加房捐,纳税华人会即向公董局提出:(1)公董局一切设施须经该会承认。(2)取消这次加捐。(3)公董局华董由公董局聘任改为由该会产生。后纳税华人会和公董局妥协,公董局因纳税华人同意增加房捐而同意推选2名华董;5名华人顾问。1928年1月9日法国代理总领事梅理霭(Jacques Meyier)委任张啸林为公董局董事、杜月笙等8位为顾问。12月8日就职。1929年5月4日,纳税华人会又要求增加华董,并要求将领事署的顾问改为公董局的顾问。1930年10月31日,法租界当局确认民选华董的原则,饬令纳税华人会追认在任5位华董,并加推9位专门顾问参加公董局各组委员会。11月18日,纳税华人会追认朱炎、陆伯鸿、魏廷荣、张啸林、杜月笙代表该会出席公董局为华董,同时选举李应生、金廷荪等9人为专门顾问。12月20日,董事、顾问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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