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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落实宗教政策

       

一、解放初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保护宗教活动场所

1949年5月,解放军部队进驻上海,玉佛寺等寺庙曾驻有军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得知后,指示部队必须撤出,如果没有营房,可搭帐篷。1952年春,为关心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对宗教文物、场所的保护,市长陈毅曾到小桃园清真寺视察。市人民政府在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曾多次拨款对全市的一些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修缮。1952年4月3日,市人民政府拨款10万元对佛教玉佛寺、静安寺和伊斯兰教小桃园清真寺进行修缮,历时3年;1954年,市人民政府拨款6万元对基督教圣三一堂进行修缮。195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确定了佛教龙华寺、沉香阁、真如寺大殿和道教大境道观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澳·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到玉佛寺,同玉佛寺法师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听取了寺况介绍,周恩来指示:“这座寺庙很好,一定要管理好、保护好。”

2.支持天主教、基督教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梵蒂冈通过原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向中国天主教各教区转发罗马教廷圣职部禁止教徒赞同共产党、禁止阅读共产党发行的报刊书籍的训令。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在外国传教士的指使下,发布反对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对和平运动、反对签订和平公约等禁令,公然在教会的出版物中,以宗教名义攻击人民政府。

1949年6月,上海基督教爱国人士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代表基督教界人士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吴耀宗明确表示:我们接受新民主主义、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他说:“基督徒应当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传统中解放出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刊出5位基督徒的一封来信《基督徒的觉醒》,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破坏中国革命。7月16日~18日,《大公报》发表吴耀宗《基督教的改造》一文,该文指出“在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者确是利用了基督教侵略中国”,还指出,中国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1950年4月,吴耀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吴高梓、王梓仲等基督教人士组织访问团,到各地教会传达新政协会议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精神。5月,他们在北京向总理周恩来反映各地基督教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周恩来于5月2日、6日和13日前后三次同他们进行了至诚的交谈,使他们认识到各地教会所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基督教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所产生的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在座的基督教人士提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曾提出过“自立、自养、自传”的号召,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在座的基督教人士决定发起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然而,当时大多数信徒对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甚了解,外国传教士则以停止向中国基督教会提供经费相要挟。

全国解放之初,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中国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暗中进行反对新中国、反对人民政府的宣传和活动,诸如造谣、诽谤、间谍活动等等。12月16日,美国杜鲁门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一切船只开进中国。12月28日,中国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由此,接受美国津贴的中国教会团体及文化教育救济机关的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各地教会学校师生、医院医护人员纷纷举行反美爱国示威,要求将这些机关由人民政府接办或中国教会自办。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广泛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吴耀宗等人起草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宣言提出中国基督教应努力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至1953年8月,这一宣言获得全国4.3万名以上基督教徒的签名拥护。与此同时,以四川省广元县天主教神父王良佐为首的500名天主教徒联合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以知识界为主体的上海天主教爱国人士,对上海天主教会受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现状极为不满,在1951年7、8月间,同全国各地天主教爱国人士一起发起了要求人民政府驱逐黎培里的签名运动,并于9月16日成立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天主教支会。1960年,自选自圣张家树为上海教区主教,实现了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0年12月29日第65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1951年7月24日,政务院又公布《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

1952年1月19日,上海市军管会根据政务院公布的条例和办法的规定及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有关指示,发布《关于执行政务院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布告,并成立上海市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专门登记处,开始对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基督教、天主教会及附属的学校、医院、救济机关等进行登记工作。至1953年7月15日,全市登记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团体、教会附属学校、文化出版、医药卫生、救济福利、社交团体等共669个单位。其中基督教团体247个(含外国差会19个),天主教团体94个(含外国修会26个),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其他教会团体8个、各教会附属的大、中、小学校173所,救济福利团体65个。

 

1953年上海市登记的接受外国津贴宗教团体及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分类统计表

教会

宗教团体

教会学校

医疗卫生

文化出版

救济福利

社交团体

总计

合计

349

173

25

29

65

28

669

基督教

247

97

12

14

39

 

409

天主教

94

68

8

2

13

 

185

其他教会

8

8

5

13

13

28

75

按照政策规定,对登记的机构分别作了处理:(1)根据学校、医院、文化出版、慈善事业与宗教脱钩的原则,分别由政府教育、卫生、文化出版等部门接管、接办,或由群众自办;(2)对已登记的外国宗教团体自动申请结束业务予以批准,对基督教的外国差会,天主教的外国修会责令其停止活动;(3)对已断绝与外国经济联系的宗教团体注册登记。

3.整顿佛、道教队伍

解放前,国民党军政势力插手佛教、道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在佛教中组织第十三直属区党部及36个区分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一些僧人被骗参加“54军僧侣独立团”,在浦东进行所谓“反共游击战争”。一些地方封建势力及反动会道门渗透到佛、道教团体内部,假借佛、道教名号,大搞违法迷信活动,骗取钱财、危害人民。

解放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上海佛、道教的队伍逐步得到了纯洁。1953年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出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布告,上海市公安局同时公布了《关于反动会道门办道人员实施登记办法》,上海佛、道教界人士纷纷拥护人民政府的措施。建国初期,佛教的一些寺庙、道教的一些宫观失去了买办、官僚、地主阶级的支持,土地改革后取消了地租收入和高利贷剥削,佛事、道场减少,收入锐减,使教职人员的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组织教职人员以寺庙、宫观为单位,开展生产自救,在18座寺庙和宫观兴办了竹工、铁工、毛巾、缝纫、手套等手工业加工组。为了团结广大的宗教信徒,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先后在佛教、伊斯兰教成立僧青年联谊会和回民青年会组织,经常举行时事报告、参观学习等有关活动,激发宗教徒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

4.保障宗教书刊的出版

1949年以前,上海拥有许多宗教出版机构,出版宗教书籍及刊物。1956年,佛教的弘化社,佛学书局、大法轮书局合并组成上海佛教书店。同年,基督教的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和青年协会书局共同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继续出版宗教书刊,满足宗教信徒需要。

另一方面,对天主教中央局出版的大量攻击新中国、歪曲国家政策、欺骗毒害教徒的书籍和宣传品予以取缔。

5.保护教职人员履行教职

解放后,各宗教教职人员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赋予的权利,主持宗教仪式,如天主教的弥撒、基督教的礼拜、佛教的佛事,道教的道场等。通过讲经布道宣传宗教教义。50年代初期,佛教举行了多次大型的宗教活动。例如,1950年10月,上海佛教界举行了连续7天的启建世界永久和平护国息灾法会。这些大型的法务活动,消除了宗教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顾虑和怀疑。

6.建立爱国宗教组织

解放以后,上海宗教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和支持宗教界人士建立爱国宗教组织,它们是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1954年成立了上海市佛教协会,1955年成立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同年还成立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成立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1960年成立了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1962年成立了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

7.保障宗教界人士的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人士不断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宗教徒纷纷履行作为公民一员所拥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积极参加国家事务的讨论和管理。选举产生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历届全国、上海市及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宗教界的代表和委员,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共商国家大事。

据1964年12月统计,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中宗教界人士有7人,其中2人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中宗教界人士有7人,其中有1人为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宗教界人士当选为市人大代表的有27人;当选为市政协委员的有24人,其中有2人为市政协副主席,5人为市政协常委。

二、全面落实宗教政策

1.1982年上海市宗教工作会议

1982年7月28~31日,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上海市宗教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钟民,副书记杨士法,以及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党委分管统战工作的书记、统战部长,还有市、区、县宗教工作部门的干部700余人。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部署上海市宗教工作规划。黄浦区、青浦县、上海第二医学院、团市委等单位分别介绍交流了有关宗教工作的经验。

中共上海市委号召全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团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更好地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2.1991年上海市宗教工作会议

1990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为了贯彻《通知》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1991年3月12~13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教育会堂召开上海市宗教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上海市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和有关单位主管统战、宗教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统战和宗教工作部门的负责干部。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副市长谢丽娟、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等出席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继续实事求是地妥善解决落实宗教政策遗留的问题,把党的宗教政策变成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一切宗教活动必须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要依法打击和处理利用宗教进行的犯罪活动。有关部门要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尽快制订宗教法规和管理措施。

3.恢复宗教活动场所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教堂、寺庙被迫停止宗教活动,房屋被占用。如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基督教国际礼拜堂被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组占用,天主教徐汇大堂改为仓库,龙华寺成为食品仓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恢复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制订《关于教堂寺庙产权问题的批复》,开始了宗教房产的落政工作,对全市的宗教房产进行全面的清理,一大批宗教活动场所得到恢复并修缮一新。其中沐恩堂于1979年9月2日恢复宗教活动,是全国最早恢复礼拜的著名基督教堂之一。同年11月,徐家汇天主教堂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首次弥撒。1982年9月,上海市园林管理局正式将龙华寺移交给上海市佛教协会。

4.平反冤假错案

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宗教界人士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遵照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对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纠正、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工作,至1986年底基本结束。其中,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共涉及325人,退还656人的交代材料12000份,销毁案件材料41000份,归还451人的查抄财物,其中金额115万余元,文物117件,图书38万册,生活用品4300件,补发390人工资共83万余元。纠正历史遗留“老案”4732件,改正错划“右派”97人。对以上被平反或改正的宗教界人士,撤销原来的一切错误“结论”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并补发扣留的工资。一批宗教界人士分别当选为全国、市、区或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

1998年12月,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中宗教界人士有7人,其中3人为全国政协常委。

上海市宗教界人士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有6人,其中1人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有16人,其中3人为市政协常委。

上海市宗教界人士当选为各区、县人大代表的共有24人,其中2人为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当选为各区、县政协委员的有116人,其中6人为区、县政协常委。

[1979年1月,上海市宗教事务局为持松、苇舫、阿檀、余伯贤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5.恢复、开办宗教院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各宗教团体加强了对教务活动的领导,致力于新一代爱国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以改善宗教教职人员后继乏人的状况,先后开办了由华东地区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省和上海市天主教各教区联合办学的中国天主教佘山修院(1982年),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开办的经学班(1982年),上海市佛教协会开办的上海佛学院(1983年),山东、浙江、福建、江西省和上海市基督教两会联合办学的华东神学院(1985年),上海市道教协会开办的上海道学班(1986年)。

各宗教团体根据各自的传统习惯、对通过专门宗教知识的学习和品行考验、达到该教相应的培养标准的宗教院校毕业生,通过一定的仪式,如佛教传授具足戒,道教正一派的授箓,伊斯兰教的“穿衣挂幛”,天主教的祝圣,基督教的按立,成为新一代的宗教教职人员。此外,自1989年起先后恢复了天主教教理班,在4所教堂试办基督教主日学。

[1998年2月觉醒法师在第十一届市人代会上]

6.恢复宗教出版事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上海各宗教团体先后成立和恢复出版机构,天主教上海教区于1984年成立光启社,上海市佛教协会于1991年恢复成立上海佛学书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文字出版委员会。这些出版机构整理出版《圣经》、《神学丛书》、《佛学大辞典》、《道藏精华》等重要书籍,满足了教徒宗教生活的需要。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刊《天风》在上海复刊,1986年上海市佛教协会创办会刊《上海佛教》,1988年11月上海市道教协会创办会刊《上海道教》。市佛协、市道协在有关单位配合下,分别对中国佛教、道教的音乐进行整理,出版了《中国梵乐》、《中国道教音乐·上海卷》立体声音带及CD唱片。上海市道教协会还对道教的斋醮仪式进行录像整理,先后录制《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第一集《净坛科仪》和第二集《进表科仪》,上海市佛教协会制作了《弘一法师歌曲集》VCD光盘。

7.确定全国重点寺庙、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中确定上海市的玉佛禅寺、龙华寺、静安寺、圆明讲堂、沉香阁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

1988年1月、1996年11月,国务院先后公布上海市的松江唐陀罗尼经幢、徐光启墓、兴圣教寺塔(方塔)、真如寺大殿、沉香阁等与宗教有关的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9年、1962年、1980年、1982年、1983年、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先后公布龙华塔、龙华寺、真如寺大殿、沉香阁、徐光启墓、大境道观、吉云禅寺塔(青龙塔)、泖塔、南翔寺砖塔、松江唐陀罗尼经幢、兴圣教寺塔(方塔)、松江清真寺、圆应塔(西林塔)、护珠塔、东林寺大殿等建筑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类,并加以重点保护。

1989年9月、1993年7月,市政府先后公布基督教圣三一堂、国际礼拜堂、徐家汇天主堂、尚贤坊、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原名八仙桥青年会)、佘山天主堂、董家渡天主教堂、沐恩堂(原名慕尔堂)等建筑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类。1983年11月,市人民政府公布徐光启故居(乔家路236~244号)为上海市纪念地点。

1994年3月,市政府公布若瑟堂、怀恩堂、西摩会堂、东正教堂(皋兰路)、徐家汇圣母院、东正教堂(新乐路)、慈修庵、小桃园清真寺、清心堂、鸿德堂、景灵堂(原名景林堂)、玉佛寺等24处与宗教有关的建筑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1961~1992年,南市、普陀、嘉定、闵行、宝山、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崇明及原川沙县、嘉定县、上海县等区、县人民政府,先后公布或重新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与宗教有关的区、县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地点共计28处。

三、制定宗教团体房地产政策

解放初,天主教、基督教教会拥有土地面积共计5011亩,除教堂及教堂用房外还有商业用房2022幢、住宅5448幢、公寓57座、学校用房499幢、医院用房143幢、厂房19幢。这些房产中,天主教占90%计7518座、基督教占8.8%计735座、伊斯兰教、东正教等占1.2%计99座。天主教、基督教的房地产大部分属外国教会所有。在外省市的外国天主教修会为了解决传教经费问题,也在上海设立办事机构,这些机构在上海置有大量的房地产,其中87%是专门用于出租的。佛教、道教的房产在1956年以后才进行登记,经登记,确认佛教寺院有400余处,道教宫观100余处。

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据此,对天主教、基督教的团体实行专门登记,同时按政策规定,教会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分别由教育、卫生、民政部门接管,其房产也相应划归接管部门。随着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和政府决定将外国教会的财产在适当的时候转给中国教会,用房租收入解决其自养经费。由此,外国教会在我国的房产逐步移交给中国教会管理。

上海解放初期,宗教团体对房产的管理,基本上以自管为主,或由经租公司代为管理收租。

1956年7月,上海市房地局参照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对宗教出租房屋实行“包租”管理,即由房管部门负责这部分房屋的管理和维修,每年付给宗教团体一定的“包租费”。

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特别是1958年以后,要求宗教团体献堂献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宗教界共捐出10万平方米房产。60年代初,又动员宗教界让出空余房产,支援电子工业建设。“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教堂、寺庙被迫停止宗教活动,房屋被占用,原出租的宗教房产的包租金也全部停付。全市由宗教团体自用的房产只剩下漕溪北路45号天主教修女院等少数房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教堂寺庙房产产权问题的批复》,开始宗教房产的落政工作。首先将由原房地局“包租”的、目前还由房地局管理的房屋产权全部划归有关宗教团体。对已被房管部门有偿调拨或无偿调拨的宗教产业也逐步进行了改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建了的房屋给予合理的补偿,同时结算了历年停付的租金。对50年代初代管的宗教房产撤销代管,发还产权。教会接受他人典押之房产到期未续的将产权落实给了教会。调拨给部队免租使用的宗教房产,明确了产权,由部队交租使用。

1982年1月,市政府为保证宗教团体的“自养收入”,决定将原由房管部门实行包租管理办法的宗教房产统一转为“代理经租”管理,即按政府规定的公房租金统一收取房租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和维修费后,结余的租金分别付给各有关宗教团体。“文化大革命”中停付的结存租金,也按上述办法结算。对私改造后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有关单位无偿使用的教会房产,都按上述原则进行了清理和补付结存租金。

1.制定宗教房产产权政策

1980年市政府制定了宗教房产产权政策。

(1)上海市的教堂、寺庙(不论是否开放宗教活动)及原属教会名下出租、出借或被占用的房地产,均归有关宗教团体所有,任何使用、占用单位或其他机构团体都不能任意改变其所有权。过去对某些教堂、寺庙及教会房地产的所有权作出的一切改变(包括1966年3月无偿取用的一批教会房地产),都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政策精神改回来,产权归各宗教团体所有。(2)凡是决定归还教会和准备开放的教堂、寺庙,一般不得征用和拆建、改建。如因重要建设确需征用和拆建、改建时,应征得上海市宗教事务局的同意。对不再准备恢复宗教活动,不准备归还教会的教堂、寺庙和教会房地产,如使用、占用单位或有关方面需要拆建、改建者,也应事先经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征得各有关宗教团体的同意。(3)凡征用教堂、寺庙及其房地产进行拆建、改建者,经批准和同意后,都应按照上海市征用土地、拆迁房屋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合理补偿,由征用单位同宗教团体直接协商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拆建、改建了的教堂、寺庙而未给教会以补偿的单位,应由原审核单位重新审核,补办补偿手续。

2.制定对宗教房产租金优惠政策

1981年市政府决定宗教房产从“包租”改为代理经租后,针对宗教团体租金收入减少的问题,确定优惠政策:(1)对宗教房产免征房产税。(2)代理经租的宗教房产维修费相对固定,从而使各宗教团体的实际收入都超过了“包租”时期的房租收入。

3.制定有关宗教房屋拆迁的法规

1991年,市政府颁布《上海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针对市政建设中涉及到宗教房产处理问题,明确规定:“拆除宗教团体的房屋,建设单位应事先征求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并与宗教团体协商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已对外开放的宗教团体的教堂、寺庙、道观等房屋,原则上不应拆迁。确需拆迁的,拆迁人应按原拆原建的原则,移地重建。拆除由房管部门代理经租的宗教团体的房屋,拆迁人可按原面积用新建房屋或其他房屋互换产权进行安置,也可与宗教团体协商后,将相应建设资金划归宗教团体自行建设安置。”以维护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4.制定有关宗教房产中租地造屋处理政策。

1992年11月,市政府办公厅批准市房产局与市宗教局《关于宗教房产中租地造屋的处理意见》,该意见明确:“对1982年12月4日新宪法颁布实施前他人租用宗教团体土地造屋,按契约期满屋归地主并已到期的房屋产权,明确划归宗教团体所有”。上海市共落实了宗教房产产权10多万平方米(包括其他省市在沪宗教房产)。

5.制定土地批租中涉及宗教房地产的政策

1993年,市政府针对土地批租中涉及宗教房产的问题转发了市土地局,市房产局,市财政局,市宗教局联合拟定的《关于对本市土地批租中涉及宗教房地产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1)在土地批租中,凡涉及到重点保护的开放或将要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原则上不得动迁;(2)土地批租中涉及非重点保护的宗教活动场所或其他宗教房产,有关单位必须与宗教团体充分协商,订立动迁或补偿协议,并经市宗教局同意后,方可向市土地局申办批租手续。(3)宗教活动场所的动迁选址,应根据信教群众分布状况及合理布局的原则确定。(4)对宗教团体拥有房产权、土地使用权的地块,凡宗教团体自行申请批租的,由宗教团体按土地批租的政策、规定,取得市宗教局同意后,向市土地局申办批租手续。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分成时给宗教部门适当照顾,由宗教部门将其所得部分作为宗教事业基金,专项用于宗教房产的维修及改、扩建工程。”

6.实施宗教非居住用房租金不予减免的规定

1987年4月1日起,上海市对非居住用房的租金实行调整,同时又对行政事业单位,微利薄利单位和靠财政补贴的单位实施减免措施。由此原由政府承担的、宗教非居住用房租金的减免部分,将由宗教团体来承担,从而增加宗教团体的负担。限于时间紧迫,加之宗教代理经租房产尚未从原有房管部门直管中划分开来,因此一时无法实施。1994年1月,市政府同意由上海市房管局、市宗教局、市民委联合提出的意见:“宗教团体委托房管部门代理经租的非居住用房租金,统一按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公有非居住用房租金标准执行。任何使用宗教房产的单位在租金上均不再享受减免。”对宗教非居住用房租金从1994年4月1日起不予减免。非居住用房租金调整后,宗教团体的租金收入大幅度提高,改变了过去有些宗教房租收支倒挂的状况。

7.确立对宗教房产予以保护的原则

1995年11月30日,上海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其中有7条是涉及宗教财产的条款。条例确立对宗教房产合法权益予以保护的原则。如第四十四条“因市政建设确需拆迁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在征得市级有关宗教团体和市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按照原有建筑面积给予重建和必要的补偿”。第四十五条“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和动用宗教房地产,应当事先征得市级有关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市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并与有关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签订协议,给予合理补偿、妥善安置”。为依法管理有关宗教事务和保护宗教房地产提供了法律依据。

至1998年底,上海市区落实的宗教房产总面积约130万平方米,宗教团体自管自用的房产占10%,由房管部门代理经租的占90%。其中天主教房产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含外省市在沪的天主教房产约45万平方米),基督教的房产约22万平方米,包括中国基督教两会及基督教青年会的房产,佛教房产约14万平方米,道教房产约3万平方米,伊斯兰教房产约1万平方米。

四、对新闻出版物涉及民族、宗教内容规定

1994年3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颁发《关于本市新闻出版工作中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若干规定》。主要内容:(1)新闻出版单位要高度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不得在图书、报刊、电视、广播、音像制品及广告中出版、发表、播出违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损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和曲解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2)民族、宗教问题的宣传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新闻出版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编辑、记者、节目主持人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懂得民族、宗教的基本知识,了解民风、民俗。要把民族、宗教政策的学习列入新闻出版专业干部培训内容。凡是在大众传媒中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严格把关、慎之又慎,不要去猎奇、炒热点、爆冷门。(3)对民族、宗教问题要坚持正面宣传、正确引导。要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宗教观,准确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大力宣传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基本原则,宣传各民族、宗教界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所出现的先进典型和新的社会风貌。(4)凡涉及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习俗、信仰、禁忌等方面的内容,要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充分考虑社会效果,慎重对待。对疑难、敏感问题,出版单位须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同时征询市民委的意见。(5)伊斯兰教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各新闻出版单位要高度重视,谨慎从事,严格按《关于对涉及伊斯兰教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通知》的精神办理。凡涉及伊斯兰教的出版物,事先应征询市民委的意见。(6)图书、文章中凡涉及敏感问题的(如论及现行宗教政策、重要的对外交流活动、对当代宗教界人物的评价、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等),出版单位须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必要时应征询市民委或市宗教局的意见。(7)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制作、发行宗教内容的音像制品。因特殊情况需要制作的,必须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市民委、市宗教局审核批准。(8)摄制有关宗教人物、宗教场所的影视作品需经市主管部门及市民委、市宗教局审批。

1995年3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新闻出版、文艺创作、影视广播等宣传部门应当做好民族宣传工作,宣传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各宣传单位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严禁在各类出版物、广播、影视、音像、戏曲和其他活动中出现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伤害民族感情的语言、文字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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