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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恢复和发展

2007/3/23 14:38:36

“文化大革命”时期,天主教上海教区和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所有神父、修女都被集中在漕溪北路201号原圣母院内,从事所谓“自力更生”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1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由各宗教团体宗教职业者和工作人员近800人参加的大会,揭批“四人帮”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政府的宗教政策,残酷迫害宗教界人士的反革命罪行。副部长叶尚志在会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郑重宣布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的张家树主教等宗教界人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宣布恢复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和帮助各宗教团体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于同年6月初,举行委员扩大会议。因胡文耀先生已去世,会议补选张家树主教为主任委员。自此,上海教区在张主教的带领下,逐步恢复宗教生活和教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受到冲击,房产包租被取消,存款近百万元也不能动用,神职人员的生活费靠劳动加工费维持。“文化大革命”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教区原有的存款和包租费,以及固定教产按政策基本上都给予归还。90年代以来上海教区除了房地产租金收入外,其他收入有:在城市建设中政府动用上海教区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作价赔偿的金额;上海教区将落实政策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的租金收入或一次性转让费,教徒包括外籍教徒、友好人士的捐款、奉献、弥撒金等。主要开支是各堂口的开支,其中修建经费占较大的比重,还有神职人员的供给和职工工资,修院的经费,与国内外友好交往的交际费用,南张安老院、横塘骨灰堂等慈善事业性机构的开支等。

[1983年,天主教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合影(前排中为张家树,后排中为陆薇读)]

一、恢复开放教堂

首批开放的是徐汇大堂和青浦朱家角堂、浦东钱家堂。徐汇大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用作仓库。1979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批示,责成市房地局会同解决。由于领导重视,使用单位不但及时迁出,还补偿3万元给教会作修理费。当年11月1日诸圣瞻礼时,正在抢修的大堂来不及开放,教区考虑到教徒的迫切心情,抢先整修出大堂后两间厅堂开放做弥撒,教徒十分感动。在修复大堂时,教区神父、修女虔心奉献生活积余,定制了全大理石祭台。青浦朱家角堂和浦东钱家堂,都属本堂,因保存尚好,修复较为容易,也首批开放。此外较早开放的还有崇明大公所、新开河堂。著名的四川南路“洋泾浜”天主堂,其时被皮革厂作厂房,收回开放有一定难度。经有关部门出面与轻工业局协商,仅化一周就把全厂迁往郊区,使教堂及时开放。在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市政协副主席宋日昌、杨士法多次到现场协调;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也亲自过问收回上海教区主教府大院工作。重庆南路伯多禄堂为市中心的重点教堂,周围上层知识阶层教徒较多,市区两级政府领导竭力支持尽早恢复开放。但是此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区文化馆所用,虽经80年代几任副市长、区长出面协调,终无彻底解决的办法。后适逢90年代上海市政建设加快步伐,成都路高架道路工程启动,教堂必须动迁。于是由市政建设经费拨出1000万元补偿给教会,由教区在原地西移重建教堂,工程于1993年完成,彻底解决了复堂问题。松江邱家湾天主堂,是一所历史较久、地位相当重要的总本堂座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教堂被学校占用。1992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举行宗教界领袖座谈会,得知此事,予以关心,不久得以解决。后经抢修,松江邱家湾天主堂于1993年8月恢复开放。

上海教区在改革开放头几年恢复开放了几处重点教堂的基础上,在市、区宗教工作部门和市天主教爱国会的支持、帮助下,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1998年,全市已开放的堂点达81所,基本上形成了合理布局。

二、祝圣助理主教

经过80年代改革开放头几年的努力,上海天主教会已得到一定的恢复。欲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必须加强和改善教区领导结构。张家树主教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提名教区副主教李思德神父、修院院长金鲁贤神父为助理主教。1984年11月25日,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一致通过张主教的提名,选举李思德、金鲁贤为助理主教。并于1985年1月27日至29日举行了李、金两位助理主教的祝圣典礼。祝圣典礼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主礼,武汉教区董光清主教、南京教区钱惠民主教襄礼。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以及邻近教区20多位主教莅临祝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叶公琦等领导人会见了张家树主教、李思德、金鲁贤两位助理主教,以及前来祝贺的全体主教。

1988年3月,张家树主教去世后,金鲁贤助理主教接任上海教区正权主教并当选为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李思德主教任教区顾问。

三、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正当教会全力以赴争取尽快开放教堂,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时,极少数人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策动下,暗底里进行非法活动。他们散布“佘山圣母发光”,策动浙江、江苏及上海市一些不明真相的教徒,于1980年3月15日聚集到佘山,煽动宗教狂热,冲砸教堂、围攻殴打政府干部和爱国会人员。以张家树主教为首的神长教友,坚决反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此同时,教区积极修复佘山堂区,争取尽早恢复正常活动。1981年5月,在上海教区主持下,恢复了传统的佘山朝圣,来自上海和江、浙的朝圣教徒达数万人。1981年11月,市公安局对受外国势力指挥秘密策划建立地下教会,煽动教徒闹事的朱洪声、沈百顺等人,依法逮捕,并收容审查了一些聚众闹事骨干分子,对广大信教群众则进行宣传教育。自此,每年五月的朝圣活动正常举行。

1979年8月,罗马教廷无理拒绝承认北京教区选举的傅铁山主教。这不但是对中国主权和天主教事务的无理干涉,也是对全国各地正在全力以赴恢复教务工作的极大干扰。上海教区和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为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自办教会的神圣权利,联名致电傅铁山主教和北京教区,表示支持和祝贺。张家树主教还不顾高龄,亲自赴京参与了傅主教的祝圣典礼。1981年6月,罗马教廷又一次以委任原广州教区主教邓以明为广东省总主教,来干涉中国内政和教会事务。对此,上海教区和市爱国会于8月18日召开联席会议,进行揭露,表示了坚决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决心。1991年5月29日,罗马教廷借公布22名枢机主教之机,宣布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于1979年秘密任命龚品梅为“枢机主教“,又一次对中国主权和宗教事务粗暴干涉。6月19日,上海天主教“两会”和教区分别发表声明,对罗马教廷这一粗暴干涉的行径予以坚决反对,严正地表明上海天主教会的爱国立场。

四、举办修院

1981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开会。各地代表对开放教堂、恢复教务等落实宗教政策的形势感到欢欣鼓舞;同时又感到神职人员严重老化,对宗教界后继无人的局面深为忧虑,希望抓紧时机开办修院,尽快培养接班人。会后,张家树主教及市爱国会领导人陆薇读、顾梅青等经多次会商,决定为争取时间,先利用佘山教堂附属房屋,因陋就简权作院舍,同时提议请原徐汇修院院长金鲁贤神父回来负责筹办佘山修院。1982年6月中旬,金鲁贤神父回到教区,立即投入工作。6月23日,举行江、浙、皖、沪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佘山修院董事会,推举张家树主教为董事长,金鲁贤神父为院长;确定首届招生36名。同年10月11日,佘山修院举行开学典礼,全国天主教"两会"代表杨高坚主教、汤履道教友和3省1市4位主教出席会议。第二年,山东、江西、福建3省教会参加联办,佘山修院成为华东六省一市教会联办的地方性院校。1985年5月12日,举行修院扩建新院舍奠基典礼,于1986年9月初落成,9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落成仪式。1987年6月13日,在徐汇大堂举行修院首批8位修士晋升铎品仪式,金鲁贤助理主教主持礼仪。修院董事会议,每年召开1次,最初三届均在上海举行,自第四届起,每年轮流在各省举行。1987年第六次董事会酝酿“两条腿”办院方针,修生由各地先培训后再送佘山修院。1990年起,江苏、江西和上海各设立文学班,成为佘山修院的分院。在1988年第七次董事会上,由于原董事长张家树主教故世,补选金鲁贤主教为董事长。修院自1982年开办以来,先后在修院修完学业晋升神父的有200余人,初步缓解了各地教区神父青黄不接的局面。其中有的被送往国外进修,有的还取得了神学学位。

在教区恢复教务时,原有老修女百余人,均集中在漕溪北路201号圣母院内。她们年事已高,仍自己动手制祭披、做圣餐面饼、参与堂区服务。教区经过几年恢复,开始着手培养年轻修女的工作。1985年5月,修女初试班开学。经数年悉心培训,一批批修女相继发愿,于1988年正式建立了圣母献堂修女会。首任会长为徐圣洁修女,1998年会长为杜维娟修女。修女们有的在堂区“牧灵”第一线,有的担任教区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有的直接参与印刷、打字、会计、秘书等工作。1998年,有老修女45人,发愿的年轻修女41人,初学生12人。自1997年起,因市政建设,老年修女迁至浦东唐镇露德圣母堂,圣母献堂会迁至七宝镇。

五、试办教理班

教徒对自己子女的宗教教育,天主教传统视为教徒的责任,也是教徒群众关心的大事。经神职人员提议,1988年起,先在青浦和浦东的4个教堂试办青少年暑期教理班,吸收高小到初中阶段教徒子女参加,进行宗教启蒙和怎样做好孩子的教育。1989年,又扩大到在10个教堂继续试办。经过几年“试办”,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办法,逐步在全教区普及。办教理班已成为每届暑期教堂的一项重要活动。自此,神长教徒心中“后继无人”的担心,已成为过去。据统计,1988年以来在教理班接受教育后受洗进教的有数百人。

六、恢复光启社

光启社原为上海教区学术研究和印刷出版机构,自民国35年(1946年)以后,基本上已停止社务。1984年恢复以后,社务活动逐步有所发展,曾举行过多次学术信息方面的交流,如1986年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神学研讨会、1989年在徐汇大堂举行的徐光启学术研讨会。多年来,先后出版了金鲁贤主教亲自主持翻译的《新约全集》以及《神修丛书》等教学、神修书籍130多种,定期出版报道世界各教会动态的《海外天主教资料动态》,神学研究型刊物《天主教研究资料汇编》,面向全国各教区。1995年编印的摄影画册《今日天主教上海教区》,广泛分送海内外教会人士,为使全面了解上海教区现状提供了形象资料。此外,社内备有小型印刷设备,除自用外,还为男女修院印制教课书、讲义,为教区各部门印制报表、文件等10万册。光启社社长原由金鲁贤主教兼,1998年起为姚景星神父;总编原为沈保义教友,1998年起为马达钦神父。

七、开办安老院

上海教区以往在各堂口,都有一些默默无闻辛勤为教会服务的贞女和姑娘。在教堂被封闭时期,她们大多投亲靠友,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在恢复教务活动中,教区的领导人认为有责任关怀这些人,创造条件让她们改善生活,安度晚年,同时也为社会减轻负担。1989年,教区收回位于闵行区(原上海县)的南张天主堂,遂将该堂附属房屋加以修缮,设立了安老院。1989年12月12日正式开院,任命上海修女院院长沈加宝修女为安老院院长。开办后,部分修女和信教的工友投入服务,她们发扬爱心,服务周全,整洁安静,深得民政部门好评。一些外国领事馆女领事或领事夫人等,曾多次前往参观,捐资捐物,表示友谊。1992年又扩充房舍,增添设备,扩大至可容纳80人的规模。

八、组织合唱团和神学研讨小组

天主教实行礼仪改革后,教徒群众积极参与教会生活,部份堂区组织教徒开展读经活动,举办唱经班、辅祭班等。1996年春,市爱国会、知识分子联谊会和有关堂区合作,组建了上海市天主教圣爱合唱团,从指挥、艺术指导到伴奏都是各堂区教徒。他们每星期安排一定时间排练,对堂区唱经班乐理声乐技巧等方面的提高有较大的帮助。1996年初,市爱国会、知识分子联谊会等一批骨干,在教区领导的帮助指导下,组织了由14位教徒组成的神学研讨小组,从学习研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入手,学习研讨不断深入,参加人数也增至24人。1997年写出了几篇文章,刊登在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研究中心1998年《神学研究》第3~4期,该杂志在“编者的信”中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九、举行纪念活动,发扬爱国爱教传统

1983年是中国天主教的先驱、明代爱国科学家徐光启逝世350周年。11月6日至8日,天主教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徐汇大堂,举行了有2000多教徒参加的谢恩大礼弥撒,有250位代表性人士拜谒了重修的墓地,并进行座谈。8日,市政协举行各界人士300多人的纪念座谈会,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出席并讲话。

1984年10月4日,上海教区和市天主教爱国会隆重举行纪念爱国老人、著名天主教人士马相伯逝世45周年活动。在徐汇大堂,由张家树主教主持弥撒,随后在重建的墓地举行落成仪式,并进行座谈,缅怀马相伯反帝爱国老而弥坚的鲜明立场。1989年9月24日,又举行马相伯诞辰150周年、逝世50周年活动。金鲁贤主教主持谢恩大礼弥撒并讲道。

1993年,分别举行了纪念杨士达先生和张家树主教的活动,由教区编印出版了《张家树主教纪念集》,以缅怀先辈,不忘他们作出的丰功伟绩。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1997年纪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40周年活动,对天主教界发扬爱国爱教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1997年6月前后,上海天主教界举行“喜迎香港回归”系列庆祝活动。6月8日举办“迎回归、爱祖国"歌咏大会,市区各堂口唱经班、圣爱合唱团等共292人参加演唱。6月17日,上海天主教界举行喜迎香港回归庆祝大会,300多位天主教人士欢聚一堂。6月21日,在徐家汇主教座堂举行迎香港回归感恩大礼弥撒,金鲁贤主教与46位神父共祭,全市3000多教徒参与。6月中旬,部分修生、修女和教徒参加市宗教局举行的迎回归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大家积极投入,认真准备,取得了较好成绩,分获4个二等奖。6月27日,上海市宗教界迎香港回归书画展开幕,天主教展馆由知联会筹办,其中不少作品出自佘山修院修生之手,神父、修女、修生和区、县教徒600余人前往参观。6月29日,全市各堂口举行迎回归感恩祭。7月10日,举行全市宗教界庆祝香港回归歌咏演讲大会,市天主教爱国会中青年教徒培训班歌咏队和虹口区天主教爱国会歌咏队参加,均获第二名,两名演讲者分获第二、第三名。在迎回归期间,市天主教爱国会联络处与黄浦区天主教爱国会联办了迎香港回归图片展览,用照片、剪报、文字等形式,精心编排和抄写,编成18幅版画。该展览在全市各区和崇明县巡回展出。全市各区县爱国会也都以各种形式举行迎回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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