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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反帝爱国运动

2007/3/23 14:37:48

一、解放初期的上海天主教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作为侵华工具,上海天主教会成为其重要基地。上海天主教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传教机构手中,一般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处于无权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冷战,梵蒂冈又站在西方一边,坚持反共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立场,并通过在华的外国传教机构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天主教会内贯彻其指令。民国38年(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即将结束,面对中国天主教会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下生存的形势,梵蒂冈下达了应变措施,其总的方针是传教机构和传教士“死守中国,决不后撤”,“做抗拒共产主义的柱石”。耶稣会总会长下达组织神职人员和教徒的3条行动原则是:(1)勇敢地对抗;(2)不要太乐观;(3)不要失望。

上海天主教会从民国38年初起加强了反共宣传,通过教会的组织体系,向教徒散布所谓“有神无神势不两立”、“共产党灭教”等论调。上海天主教喉舌《圣心报》在民国38年2月登载的题为《驳斥现代无神主义》的文章引用教宗的话,要教徒“为赔补共产主义种种侮辱天主的大恶”做补赎,并恳求天主救脱世人、免遭“共产”的大祸。还在教会内大肆造谣,制造“教难”的气氛。因此,当上海人民欢欣鼓舞涌上街头迎接解放的时候,上海天主教内大部分教徒处于疑虑不安的冷冷清清的气氛之中。面对上海解放的新形势,1950年罗马教廷任命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而受外国传教机构赏识的龚品梅为上海教区主教兼理苏州教区,让外国传教士退居幕后。支配上海教区的法国耶稣会,则在中国会士中选择几个政治上听命于梵蒂冈、有学识的年轻神父,组成一个法语叫做“爱纪伯”(Equipe)的秘密核心小集团,作为策划对抗人民政权的智囊团。并把他们派遣到上海天主教的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上委以重任。如徐家汇总修院、教徒集中的徐家汇天主堂、上层教徒聚居的卢湾区伯多禄堂的院长和震旦大学教徒学生的“总神师”等。从而形成以格寿平、才尔孟等帝国主义分子在幕后指挥,龚品梅和“爱纪伯”成员公开或秘密和人民政府对抗的局面。1949年7月和1950年7月,罗马教廷先后发布了两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命令”,上海教区把命令中的具体规定化为“不听,不看,不讲”的三不主义,要教徒执行,用来对付社会上的政治学习和各种爱国活动。在教会内部,利用讲道把共产党说成“魔鬼”,把新社会说成“黑暗世界”。他们还通过组织“教理小组”等蒙骗、煽动教徒,特别是青年教徒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他们引导到对抗人民政府的道路上去。每当重大的政治运动开展时,龚品梅都要和格寿平等商讨如何假借教义教规的名义进行对抗破坏活动。他们污蔑抗美援朝为不正义战争,不准青年教徒参军,不准捐献飞机大炮,不许参加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军队实施细菌战的抗议活动。在土地改革时,命令农民教友不得承认分得土地的所有权,妄想在人民政府垮台后,再把土地归还地主;规定农民教友出卖分得的土地,必须经过地主的同意;不得参加斗争地主。

二、上海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兴起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多名天主教徒发表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会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各地天主教界人士纷纷响应。1951年3月31日,南京教区李维光代主教和神父、修女、教徒793人,在《新华日报》发表联合宣言,赞同实行“天主教在中国自养、自治、自传三大原则”,反对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与它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对此,滞留在南京的前梵蒂冈公使黎培里始终严密监视着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进展,进行着种种破坏活动。他从报上看到宣言后,当天就写信给各教区主教,表示他“不能赞同”这个宣言,并宣称李维光代主教等的爱国主义行动是“陷于敌人的奸计”。南京的教徒闻讯后,义愤慎膺,要求政府把黎培里驱逐出中国。上海一部分教徒也行动起来声援,震旦大学以教徒胡文耀、杨士达等为首的爱国人士致函南京教徒,明确表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地向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站在爱国爱教的立场。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把帝国主义分子从我们的教会中清除出去,并坚决斩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他们带头签名要求政府驱逐黎培里。

爱国的教徒要求人民政府驱逐黎培里,揭开了上海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上海天主教会当局对敢于签名的教徒给予“停领圣体”的宗教处罚,相当一部分教徒在他们的压力下不敢表示这一爱国的态度和行动。

上海解放后,以黎培里为首的于民国37年设在上海的天主教中央局(中文名称为中国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是指挥全国各教区进行破坏活动的中心。它们为对抗新中国出版了一系列内容反动的书刊。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兴起后,又进一步宣传天主教所谓“超政治”、“超阶级”、“超国际”、“天主教根本未被帝国主义利用”等谬论,影响教徒、特别是青年教徒的政治思想。天主教爱国人士对这种情况表示了强烈不满。1951年6月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受外资津贴文教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处”,应社会各界及天主教界爱国人士的要求,约见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秘书长华理柱等,宣布彻查教务协进委员会并着令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处理。8日,上海市公安局查封了该委员会。

为了把爱国的天主教徒组织起来,上海天主教界成立了天主教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天主教反帝爱国学习会等爱国团体。1951年8月,上海天主教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假震旦大学举办了为期6天的“反帝爱国学习会”,200多名爱国教徒热情高涨,冒暑参加了这次学习会。参加学习的人都以所见所闻证明天主教内确实存在着帝国主义分子,大家表示:要用最大的努力肃清帝国主义在天主教内的势力和影响。1951年9月16日,以“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天主教支会”命名的上海天主教徒全市性的爱国团体,在徐汇中学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有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教徒代表人士组成的73人委员名单,并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出了27名常务委员,并由常务委员会选举胡文耀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主席,杨士达等任副主席,汤履道任总干事。此后,原有的一些区天主教反帝爱国学习会继续保持着,并又有新的区天主教反帝爱国学习会成立。在各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帮助下,反帝爱国学习会耐心地做着争取、教育、团结教徒走爱国道路的工作。1951年10月,上海市军管会下令取缔“圣母军”,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各区天主教反帝爱国学习会协助政府做宣传工作,揭露“圣母军”在黎培里等指挥下进行的反对中国人民的破坏活动,启发帮助其他教徒认识政府取缔“圣母军”的必要性。一部分“圣母军”人员终于鼓起勇气,去政府部门履行退“团”登记手续。

1951年12月,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创办了《信鸽》报,次年1月16日出版的第二期起改为铅印。自创刊号至1953年上半年各期内容,主要围绕:(1)天主教徒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2)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和各区反帝爱国学习会的活动;(3)教徒爱国思想和对新中国认识的提高,对新社会的感受;(4)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和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罪恶活动的揭露,受害教徒的控诉;(5)对爱国爱教一致性的论述;(6)外地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7)对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信鸽》报出版后,教会当局感到十分恐惧,不准教徒阅读,但事实上已很难控制,发行数量从第二期700份,至第四期即为1500份,不久为5000份,并发行至全国各地。

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还在1952年1月30日~2月18日再一次假震旦大学,围绕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这一专题,举办“反帝爱国学习会”,共329人参加,期间共举行了6次讲座,2月18日在举行结业典礼的同时举行了“天主教青年联络会”成立大会。同年,震旦大学等教会学校还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

三、清除帝国主义势力

清除上海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是从1953年6月上海各报公布上海公安局破获两起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案开始的。

第一起是1953年3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长期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父田望霖及林仁。田担任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图画宣传组组长,林在天主教海门教区驻上海办事处供职。田、林逮捕后供认了犯罪事实。

第二起是上海市公安局于1953年6月15日将一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翟光华(美籍,上海耶稣会神学院院长)、斐有文(美籍君王堂神父)、葛怀仁(美籍玛利诺办事处负责人)、格寿平、梅占元(法籍远东遣使会总视察)等13人予以逮捕,搜查到不少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到案后,他们对所犯罪行都供认不讳。如翟光华在认罪书中说:“从1947年秋季到1953年6月,我从事于反对中国的间谍工作。解放前我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的情报,送到国外。我将解放区新建飞机场的所在地报告了北京美国领事馆军官,并又将河北中部详细经济情报供给了他。解放后我报道了飞机轰炸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害情况,解放军伤兵医院驻地,保卫上海的高射炮阵地,水灾风灾情况,以及几年来政府开展各项运动情况,我常在信中用俚语和暗语转送情报。”

6月24日,蓬莱区各界人民假文化广场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万人大会。6月25日,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就动员各界人民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进行讨论,并通过了决议。天主教界除胡文耀、杨士达、汤履道、顾梅青等委员出席外,新普育堂、圣心医院、广慈医院等单位有代表性的教徒也应邀列席。6月28日,卢湾区各界人民为贯彻市协商委员会第三届全体(扩大)会议决议举行大会,广慈医院教徒医师杨永康和第二医学院教徒学生左志诚,在会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30日~7月4日,《解放日报》相继发表采访陆薇读、胡芳铭、章显廷、宋悟生、兰绪彰等25位天主教界人士的谈话记录和书面文章,他们表示完全拥护政府清除天主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的政策和措施。

7月6~13日,徐汇区各界人民、徐汇区天主教所办事业中的天主教职工先后召开大会,控诉马尔顿、马丹和班国梁、万尔典等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7月18日,上海市军管会接受广大人民的正义要求,下令将帝国主义分子马尔顿、马丹、万尔典、班国梁等驱逐出境。8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圣心医院职工检举材料调查属实后,逮捕了帝国主义分子卫达理。8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根据长期侦察所证实的材料,破获了帝国主义分子罗璋达为首利用天主教圣母小昆仲会进行阴谋破坏活动案,捕获主犯罗璋达。

那些被依法逮捕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审讯中承认了自己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先后被依法驱逐出境。1954年7月2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将帝国主义首要分子格寿平驱逐出境后,《信鸽》报登载了他供认犯法事实向政府请求宽大书(法文)的照片,他承认“我是反对人民政府,并帮助别人也同样地反对政府,我承认,我是帝国主义分子。”

清除上海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势力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上海天主教界从一般教徒到中上层教徒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罪证面前纷纷醒悟过来,加入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一些有爱国心的中国籍神职人员,虽在教会当局的高压下,不敢公开发表声明,但也相信披着宗教外衣的某些外国传教士确实犯有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新中国的罪行。上海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始打开局面。

四、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待上海教区的主教龚品梅,本是抱着争取团结教育和等待的态度,曾一再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讨论,均被其托词拒绝。在反帝爱国运动中,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贯彻帝国主义分子“不退让、不屈服、不投降”策略,唆使一部分青年公然进行破坏活动。龚品梅坚持与人民政府敌对的立场,屡屡获得梵蒂冈的嘉奖,并委以重任。南京教区代理主教李维光由于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罗马教廷对李加以“摘除神权”的处分,并任命龚品梅兼理南京教区的职务。此一处分的命令,也即通过龚品梅下达。从此,龚品梅插手破坏江苏省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外还通过各种途径,与全国其他教区对抗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势力保持联系。

1954年,国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龚品梅集团下达了如下反对基调:“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我们要用天国路线来抵制总路线的宣传工作”。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个别成员还攻击总路线为“猫狗路线”等。多数教区神职人员对此持审慎的态度。

1955年9月8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落入法网,上海天主教界开展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上海报纸在公布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后,连续发表有关文章,如《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彻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必须划清敌我界限》两篇社论,又发表了该报记者组撰写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人民的死敌》、《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迫害爱国教徒、打击教徒爱国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青年的死敌》3篇长文,还登载了市公安局从洋泾浜天主堂主教府龚品梅住所搜获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背叛祖国,破坏政府政策法令,禁止教徒爱国的部分反动命令。9月12日,全市1900多天主教徒举行大会,杨士达主持了会议,胡文耀、陆薇读等在会上发言。3个青年教徒也在会上发言,以各自在参加“教理小组”后受毒害和被利用以致走上犯罪道路的事实,揭发、控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大会通过告全市天主教徒书,号召广大教徒团结起来参加声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9月25日,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14000多教徒参加。大会主席团182人被邀请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27日,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设立常务委员会,由胡文耀任主任委员,杨士达、汤履道、胡芳铭、陆薇读任副主任委员。随后,黄浦、嵩山、闸北、提篮桥、长宁、蓬莱、卢湾、龙华、东昌、常熟、徐汇、虹口、榆林、静安等区的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分会也相继成立。

自此,上海教徒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教徒走上了爱国与爱教相一致的道路。在听了并看了格寿平、斐有文等人的口供录音和亲笔供词,以及听了广大教友的呼声后,神父、修女、修士的情况也开始起变化。年长神父张士琅、张伊耕,上海教区咨议员神父李思德、徐元荣,虹口天主堂院长神父张家树,董家渡天主堂神父范良佐等率先站出来,表明自己拥护政府逮捕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走爱国爱教的道路,进而做了大量帮助其他神父提高认识的工作。张士琅、李思德等神父倡议就政府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发表《上海教区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全市有董家渡、张家楼等各天主堂共75位神父在征求同意书上签名。1955年11月24日,全市2300多教徒假人民大舞台举行大会,胡文耀在大会上说:“经过两个多月来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上海教会内的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龚品梅控制上海教会的黑暗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国正气抬头,全上海教友和神长已开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李思德神父宣读了《上海教区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随后张士琅神父代表全上海神父发言,向政府和教徒保证做好爱国爱教工作。12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教区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

[1955年徐汇大堂庆祝国庆]

五、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龚品梅被捕后,为了上海天主教会领导机构及时正常运行,上海教区谘议长徐元荣神父等倡议选举一位代理主教,得到了各咨议员和大多数神父的赞同。1956年3月16日,上海教区的谘议员们在董家渡天主堂,按照《教会法典》的规定选举胶州路天主堂张士琅神父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3月19日,张士琅代理主教在洋泾浜天主堂举行就职大礼弥撒。上海神职人员、修女和教徒衷心拥护这位合法选出的代主教。4月18日,上海教徒为庆祝张士琅荣任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隆重的谢天主弥撒。教区谘议长徐元荣神父遵照教规在3月21日电告罗马教廷传信部:“龚依纳爵主教(按:即龚品梅,龚洗名为依纳爵)因叛国罪被依法逮捕,按照法典,我们选举了张方济神父(按:即张士琅,张洗名方济各)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但罗马教廷传信部部长毕翁第在3月27日给徐元荣神父的复电中称龚品梅是“最称职的主教”,逮捕他是“不合理”的,对张士琅代主教竟予以无理否认。4月23日,徐元荣神父又发出电报,提供较详细的实际情况,希冀罗马教廷改变态度。过了10多个月,1957年3月7日,教廷传信部长毕翁第给徐传来回信,坚持否定上海教区合法选出的代理主教张士琅,坚持要由龚品梅秘密指定的继承人出任代理主教。徐元荣收到此信后,于3月17日给毕翁第写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的信:第一,毕在前复电中说的“教区管理按照法典429条第一款规定”,其条件不存在,即“秘密指定的继承人无人知晓”;第二,上海教区选举张士琅代主教的全过程完全依照法典规定;第三,张士琅接受任代主教,完全是为了上海教区和教徒们的利益。张士琅代主教自己也于3月31日给毕写信说:“我在司铎中年事最长,遂召集各谘议员……依照法典168条规定的‘自由、秘密、无条件’进行投票。我当时希望徐神父中选,则徐神父即非主教指定,也因选举而接管教区。岂知各谘议员都投票选我。最初,我自忖年77,老朽无用,依本性而论,极愿拒绝如此艰巨的任务,但在天主前,郑重考虑后,为教友的利益,为教区的需要,终于接受这苦缺,希望能在风烛残年中,对教会有所效力,而牺牲一己,使天主祝福教区。”7月10日,传信部回信“维持原议”。当时正值中国天主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在京开会期间,张士琅和徐元荣都是上海代表,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7月22日,会议主席团决定把传信部的复信交给大家讨论。出席会议的170多位主教、代理主教、副主教、神父、教徒在大会上单独或联合发言,对来信“维持原议”坚决反对。张士琅在发言中说:“如果盲目执行梵蒂冈的命令,就会使教会陷于混乱,把教友带到背叛祖国的绝境,我不能接受这个反动命令,我要坚决维护上海教区教友的利益。因为我这样做是正义的,所以我的良心很平安。”徐元荣在发言中说:“梵蒂冈的这种作法是极其荒谬的,它既要我们遵守天主教法典,却又否定我们依照法典选出的代理主教。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对梵蒂冈的幻想破灭了。”最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对梵蒂冈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书》。抗议书中说“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严正地声明:上海教区依法选举张士琅为代理主教,既合乎法典规定,也合乎教区利益。我们完全支持上海教区神长教友这种站稳中国天主教友立场、维护教区利益、反对罗马教廷破坏上海教区的正义行为。罗马教廷无理剥夺上海教区合法权利的‘命令’,是无效的,决不能接受。”新华社就中国天主教的这一重大举措发了电讯。

张士琅在1956年年初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时,在汇报上海天主教界经过反帝肃反而发生深刻变化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以前受压迫,不得自由,现在获得解放,回去以后,要办好你们的教会。”张士琅及列席代表张家树神父、杨士达教友等上海天主教界爱国人士深受鼓舞。在次年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张士琅充满信心作了题为《上海天主教人士正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前进》的发言。

遵照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精神,中国天主教徒有权自办中国的天主教会,摆脱殖民地状态,梵蒂冈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天主教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不得干涉中国天主教教务。1957年冬,神父、修女、天主教青年先后举办学习班。以后,卢湾、徐汇、黄浦等区县也先后举办了教徒学习班。这场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的学习活动,一直延续到1959年。在学习中,大量揭露罗马教廷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承认伪满州国,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历史事实,给教徒以深刻教育。通过学习教育,教徒对梵蒂冈的历史和政治态度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克服了不分政治是非的盲从心态。1958年3月,汉口教区和武昌教区分别自选主教,报请罗马教廷批准遭到无理拒绝后,决定自圣主教,得到全国天主教界的支持。上海天主教界也支持汉口、武昌教区的正义行动。1958年6月,教皇庇护十二发出了第三个关于中国天主教会的通谕,声称授予主教圣职的主教区主教职位没有空缺,授予主教圣职的权力只属于教廷,扬言授予和接受圣职的人将被教廷绝罚。但这并未影响天主教爱国人士在全国各教区开展起来的自选自圣主教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进程。1960年3月初,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龚对接受外国指令进行反革命活动供认不讳,法院以“反革命叛国罪”作出判决。天主教界代表人士旁听了这次庭审,深受教育和鼓舞。3月10日,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筹委会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召开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第一次代表会议事宜,一致通过成立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处。4月23~26日召开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83人,列席会议的有172人。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胡文耀为爱国会主任,杨士达、张家树、汤履道、陆薇读为副主任。同时,上海教区自选自圣了张家树为主教。张家树主教的祝圣仪式于4月27日上午在徐家汇天主堂隆重举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皮漱石总主教主持祝圣,南京教区李维光主教、河北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襄礼。与礼的神父、修女和教徒共2000余人。从此上海教区走上了独立自主办教的道路。上海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新的成果。

[1956年国庆节上海天主教女青年游行队伍]

附:

上海教区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

(发表于1955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可敬的神父们,亲爱的教友们!

九月八日,我们上海教区原来的领导人龚品梅等因为犯了反革命罪行而被公安局依法逮捕了。我们身为司铎,负有传扬福音的使命,看到教会里发生了这样一件危害祖国和玷污教会的严重事件,怎能不感到无比痛心呢!我们抑制着痛苦的心情,反复地研究了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细心地听了并看了格寿平、斐有文等的口供录音和亲笔供词,联想到自己的亲身经历,倾听了成千成万教友的正义呼声,同时祈求天主圣神的光照,良心催促着我们再不能沉默不言了。

当龚品梅就任主教时,因为他是上海教区第一任国籍主教,上海广大教友期望甚殷。希望他能根据基多(按:即基督)精神,领导教区,同时也希望他能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可是六年来的事实竟完全相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自从学习和研究了各种材料之后,我们明白龚品梅的被任为上海主教,是由格寿平、才尔孟等所一手保举的。而格寿平、才尔孟等是长期来潜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格寿平自己供认:“我反对人民政府以及煽动别人反对政府……我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神父‘爱纪伯’(即小集团,包括陈天祥、朱树德、金鲁贤等七人)作为对抗人民政府所领导的运动的核心,而且我利用教理小组、避静、各堂口的各种讲道等形式、组织力量、反对政府……我现在承认我这些行为确实是帝国主义的行为,我承认我是帝国主义分子。我承认这些反对人民政府的严重错误,应使我受到严厉的处分”。才尔孟也供认在中国进行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然而当格寿平被人民政府驱逐出境到达香港时,龚品梅竟当天就写信给他,说:“希望你健康如恒,不久仍会公开领导我们,实际上我深知你从未放弃领导。”按照圣统,应该主教领导教区,而龚品梅却要格寿平来领导,自己处在被领导的地位,这本来已经太不像话了,又何况格寿平既然自己承认是帝国主义分子,龚品梅还要他“不久”“仍会”“公开”来“领导”,这是什么居心呢?格寿平的供词说出了龚品梅要求领导的真相:“自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六月我和龚主教每星期要密谈三、四次,都是在主教房间内进行的,我在这些谈话中……帮助龚品梅主教反对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运动。”神父教友们呵!今天我们知道了这种外表好看内里脏臭的情形,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吗?这完全证实了龚品梅不是以祖国和教会的利益为前提,而是以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前提,怪不得在上海教会内不断发生种种反常的情形了。

保禄宗徒说:“一总的人都该服从有权柄的上司,因为权柄没有不是从天主来的。”(罗马书十三·一)可见服从政府遵守国法是每个神父教友的本分,何况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龚品梅却破坏政府政策法令。譬如,土地改革是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的。农民辛勤劳动所得是公道的,地主坐享其成剥削农民是不公道的,根据天主教主张公道的道理,应该拥护土地改革。而龚品梅竟指示各地教友“不得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果不得不分到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则应在人民政府垮台后,把它归还地主”;又指示各地传教士“不得承认土改时斗争地主分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试问,这难道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吗?又如镇压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在从前旧社会里无法无天残害人民的情形,今天我们都记忆犹新,而解放后反革命分子的种种破坏活动更是事实昭彰,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除暴安良,保障国家建设,这是天大的好事情。而龚品梅却在镇压反革命后的一年,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教堂里公然为这些罪犯举行“光荣弥撒”,称反革命分子家属为“光荣家属”;甚至,在徐家汇修道院以及在董家渡堂内窝藏大汉奸大特务徐若愚、邓家俊等,教堂修院是圣洁的地方,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是犯罪的人,把这些犯罪的人藏在我们圣洁的的地方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保家卫国,人之天职。教理详解上说:“国家有难,不顾身家性命,保护国家。”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其目的就是为侵略中国,企图使美蒋统治在中国复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而龚品梅竟诬蔑说“单以保卫国家为藉口而从事一种不正义的战争是说不过去的。”可是同时他们却不惜玷污圣母的圣名,去颂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造谣说:“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又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马上要反攻大陆。”这还像是一个中国人吗?还有和平爱人的宗教气息吗?

爱国是天经地义的,载在十诫的第四诫。耶稣也说过:“责撒肋(按:即凯撒)的归责撒肋,天主的归天主。”(马窦二十二·二十一)我们爱国正是遵守耶稣的圣训,是爱教的具体表现。过去我们常感到国势衰弱,受外国欺侮,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赶走了帝国主义,祖国确实强大了,前途光明灿烂,这是人民政府的功绩,人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政府,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人民谋福利。人民政府确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凡是我们纯宗教方面的事情,与圣座纯宗教上的联系,政府不加干涉,也不强迫我们放弃信仰。政府对我们天主教是尊重的,正当的宗教活动是保护的,再说,人民生活安定,社会风气改善,道德提高,如娼妓、烟赌、流氓、盗贼已基本肃清,这不但减少了我们犯罪的机会,而且对我们修德立功来说也有了好的环境,我们应该感谢天主,应该加倍热爱人民政府领导的国家。而龚品梅等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爱自己的国家,要我们“不看、不听、不讲”,同新社会隔绝起来,不许我们信任和靠拢人民政府,不许我们开会、学习和参加反帝爱国的活动,不许教友儿童参加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宗旨的少年先锋队,故意歪曲和诬蔑教友的爱国爱教的正义行动为“反教”、“裂教”,并且利用神权以停止圣事或绝罚,加以打击,制造神父与教友之间、神父与神父之间、教友与教友之间的不团结,使得一些神父教友苦闷不安无所适从。他们还有意制造“教难”空气,诅咒新中国为“黑暗世界”,诬蔑人民政府为“魔鬼”,正因为他们对新中国与人民政府是这样的恨之入骨,因此像建立“救国革命党”等反革命组织,秘密派遣反革命分子到全国各地进行破坏活动,收集各种情报供给帝国主义间谍情报机关等无法无天的反革命活动也就层出不穷了。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凡此种种,当然为国法所不容,教规所不许,也一定被全国人民所反对,一总教友所唾弃。龚品梅等假借宗教名义做出这许多破坏国家的政治性活动,完全不是一个主教、神父应该做的事情。感谢天主上智的安排,人民政府已采取了英明的措施,使我们上海的教会从被龚品梅所带到的绝路上挽救过来。

在以上列举的罪恶活动中,有许多是由龚品梅通过我们执行的。我们承认错听了格寿平、龚品梅这等人的命令,做了许多上有愧于天主下有负于人民的事情,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教友。全国各地神长教友爱国爱教,生气蓬勃,而我们在龚品梅的控制下不但死气沉沉,而且严重阻碍了上海教友爱国运动的开展,造成教友精神苦闷和种种损害,同时也影响了各地神长教友爱国运动的推进。袭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犯罪行为出现在上海教区为期如此之久,我们不仅没有效法耶稣伸张正义反对罪恶的精神,而且没有分辨是非,甚至盲目服从包庇辩护,因此我们深深感到羞愧、悔恨和痛苦。但光是羞愧、悔恨、痛苦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该接受这次沉痛的教训,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弥补已往所造成的损失,应该负起责任来,勇敢地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耶稣说过:“你们是地上之盐”、“世上之光。”(玛窦五·十三、十四)只有尽好天主所交给我们领导教友爱主爱人的本分,尽好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应尽的义务,我们的盐才能有味,光才能发亮,而为天主所喜悦。各位亲爱的神父教友!现在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为了我们教会的前途,我们决心和全体神长教友共策共励做到下列三点:

(一)明辨是非,划清人民与反革命的界限,提高警惕,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再利用我们教会,借宗教为名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祖国,玷污教会。

(二)努力学习,提高爱国觉悟,尽好人民的责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响应政府号召,热烈参加爱国活动,为建设祖国、保卫和平而贡献力量。

(三)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加强神父教友之间的团结,发扬爱主爱人的精神,尽好爱国爱教的本分。

各位亲爱的神父教友!让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和全国各地神长教友同心协力,互助互勉,互相学习,为彻底实现上述各项任务而努力。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靠托天主圣宠的帮助和圣母玛利亚的转求,赐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将决心成为行动、化为现实。

  基多(督)平安!

 

董家渡方济各·沙勿略堂:张伊耕、范良佐、汤子盘、胡若时、张怀良、

陆鸿渐、徐聘臣、徐斐川、阎智恩、李载德

张家楼天主堂:徐元荣、王昌

陆家嘴天主堂:马士光、唐卓中

金家巷天主堂:张亮贤

洋泾浜若瑟堂:张冬青、周澄良、吴才生

普爱堂:任玉如

虹口圣心堂:张家树、陈震

鲍斯高堂:黄露嘉

老天主堂:朱瑾、范本笃

朱家宅天主堂:周苹荪

傅家玫瑰堂:张维屏

伯多禄堂:宋之桢、沈保智

君王堂:蒋敏声、潘振华

胶州路类思堂:张士琅、连国邦、张汉章

曹家渡弥额尔堂:李思德、张登修、张载云

方济堂:李瑞安、杨树德、马骏、陈崇德

徐家汇依纳爵堂:徐宗海、朱者赤、蒋润生、郭尧瑟、陈才君、杨维时

徐汇修院:朱佐治、艾祖章、沈介民、姚百忍、张志远、汤孝昌

崇真堂:徐元案、邱岑声

岳阳路堂:丁宗杰、赵纪明

川沙唐墓桥天主堂:卢松柏、贾乐山

川沙西龚天主堂:吴慕悌

川沙北蔡天主堂:周路加

川沙钱家天主堂:姚景星

青浦泰来桥天主堂:钱志元

青浦蔡家湾天主堂:张雪楼

南汇六墩天主堂:顾品贤

南汇周浦天主堂:郁辉理

南汇汤家巷天主堂:金鹤亭

松江天主堂:张登盤、叶廉清

松江佘山天主堂:马凤祥

松江中泾天主堂:沈则效

奉贤南桥天主堂:张安伯

奉贤高桥天主堂:徐元棠

嘉定天主堂:龚秋生

南翔天主堂:徐宗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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