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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事业

2007/3/23 14:33:25

一、徐家汇天文台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耶稣会始建于徐家汇肇嘉浜(今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所在),主要用于气象观测和记录,并用法文出版《天文月报》。最初的主持人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高龙。翌年起,上海英文报纸每天刊登该台隔日发出的气象观察报告。后高龙移交给专管磁力的耶稣会瑞士籍传教士能恩斯,气象观测则由法国神父刘德耀负责。光绪三年(1877年)起,改由能恩斯一人负责,为该台第一任总台长。同年,能恩斯因病返欧,由法国神父蔡尚质接任总台长。第三任总台长是法国神父劳积勋,他是梵蒂冈科学院院士,因专长预测台风,被人称为“台风神父”。从光绪十年起,该台在外滩设信号塔,每日定时悬挂气象信号标记,为停泊在黄浦江的轮船服务。光绪十六年开始发布台风警报。历任总台长还有:法国神父田国柱、意大利神父龙相齐、法国神父雁月飞、法国神父茅若虚(曾任上海震旦大学院长)。

该台设有天文、地磁、气象、地震4个部分。光绪二十六年,天文观测工作机构迁到佘山。光绪三十一年,地磁观测工作机构因徐家汇通电车后影响工作迁到昆山葭浜后,徐家汇天文台从此只负责气象、授时、地震和重力观测。授时工作早于光绪七年即开始,在外滩设立信号台于中午报时,宣统元年(1909年),增加夜间21时闪光报时,民国3年(1914年)开始用无线电呼号每日两次报时。重力观测方面,徐家汇天文台曾在30年代与北平研究院合作,测定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等208个重力点。

抗战期间,徐家汇天文台曾向日本驻沪海军司令部提供气象情报。抗战胜利后,又与美国驻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合作。

二、佘山天文台

光绪二十六年创建于松江佘山山顶。天文台圆顶直径有10米,内装1899年法国制造的口径40厘米的双筒折射望远镜。圆顶东侧有子午仪室,内装口径6厘米的中星仪,用以观测对钟。该台奠基人是法国耶稣会士蔡尚质,他擅长太阳与恒星照相观测,是佘山天文台的第一任台长。在他指导下,日本神父土桥八千太第一个在佘山用当时远东最大的天文望远镜拍摄天文照片。第二任台长是法国神父葛式,他对中国古代算学颇多研究,并以重测赫歇尔双星而享誉学界。第三任台长是法国神父卫尔甘,他曾参加国际经度联测,擅长研究小行星普遍慑动规律和月掩星预报。第四任台长是法国神父茅若虚。

民国20年(1931年),原设在昆山的测磁台也迁到佘山山腰,负责该台的是法国神父马德赍。

光绪三十三年起,该台出版法文《佘山天文年刊》,主编蔡尚质,至民国31年止,共出版21卷。

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办天文台的目的,除了他们自己所说“利用科学进行传教”以外,主要是从事收集中国气象和地球物理等情报资料,为外国侵华利益服务。因此,徐家汇天文台曾得到国外殖民机构的褒奖,上海法租界当局曾用传教士劳积勋、蔡尚质等人名字来作为路名,并发给奖状、奖金。

建国以后,市政府接管了徐家汇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前者现为上海气象局,后者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佘山天文台。

三、震旦博物院

法文名“韩伯禄博物院(La Musée Heude)”,耶稣会为纪念徐家汇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法国耶稣会士韩伯禄而命名。韩伯禄是一位旅行家和猎手,同治七年到上海,筹建博物馆,同治十二年建馆。此后20多年足迹遍及中国和亚洲不少地方,搜集大量动植物标本。光绪二十八年去世,由法国耶稣会士柏永年接任,柏在职25年,出入苏皖两省,收集大量植物和鸟类标本,编著有安徽省及上海、南京植物志。民国17年,柏永年去世后继任者为法国耶稣会士松梁才。

民国20年博物馆迁至震旦大学旁新造的钢骨水泥三层大楼,从此称震旦博物院。院长松梁才,负责爬行类动物、鱼类与鸟类标本;另有法国神父白于珩负责植物学和矿物学标本;法国神父郑璧尔负责昆虫类标本。民国23年,郑璧尔继任院长,民国34年去世。

震旦博物院主要陈列中国和亚洲的动植物标本,并有一批中国文物和古币,自民国22年起对外开放。

1951年,震旦博物院由市政府接管,改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

四、徐家汇藏书楼

光绪二十三年建于徐家汇耶稣会住院大楼东首,为两层西式书库。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耶稣会首任会长南格禄已开始从事藏书工作。其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及其助手法国神父夏鸣雷、学生马相伯、李问渔都热衷藏书事业,此后中国神父茅本荃、徐允希、张渔珊、杨维时等继续藏书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徐光启后裔、耶稣会神父徐宗泽任藏书楼主任,藏书楼事业取得很大发展。

藏书楼分中外文两部门。外文书籍内希腊、拉丁文等古本甚多,总数约8万册;中文书籍分列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按照四库全书分类,总数约12万册。另收藏各省、府、厅、州、县志2100多种,甚至在抗战时期也不惜出高价到处搜集,直到太平洋战争后,经济来源中断为止。又收藏中国历年各地出版主要报刊。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即据藏书楼藏报编著。

1955年后,由上海市文化局接管,改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1994年3月18日,徐家汇藏书楼(现为上海图书馆藏书楼)部分建筑由市政府公布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五、土山湾绘画馆、工场

1.土山湾绘画馆

土山湾位于徐家汇西南肇家浜沿岸。因“浚肇家浜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而得名。清同治年间将土山削平,但该处仍用土山湾作地名。清咸丰元年(1851年),擅长绘画与雕塑的西班牙耶稣会辅理修士范廷佐,在徐家汇老堂西侧办了一所工艺美术学校。范去世后,他的两个徒弟耶稣会中国辅理修士陆省三(伯都)和刘德斋(必振)接办该校。同治九年,该校迁到土山湾孤儿院内开办土山湾绘画馆(俗称图画间),这是上海第一所西洋画室。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美术家任伯年、徐泳青、周湘、丁涑、杭徲英、张充仁、徐宝庆等先后在此学艺。著名画家徐悲鸿称它是“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该馆从欧洲引进了西洋绘画艺术,包括铅笔画、水彩画、木炭画、油画;西洋雕塑艺术,包括人像塑造、黄杨木雕、木刻等。此外,它还引进了石膏模型制作和石膏像工艺,以及玻璃刻花工艺。

[土山湾绘画馆(摄于20世纪初)]

2.土山湾工场

土山湾孤儿院办有各种工场,主要有木工部(俗称木匠间)、五金部(俗称铜匠间)。木工部除制造教堂用具外,并制作各式中西家具,包括红木家具,以做工讲究见称,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五金部原为白铁作坊,供修建教堂房屋和水落管之用。光绪三十四年开始,制造教堂用具,如祭台、圣像、雕刻以及神父做弥撒用的“圣爵”、“圣盘”等。它的镀金、镀银、镀镍、抛光等技术在国内堪称一流,国外也有慕名而来订货的。此外,这里铸造的教堂用大钟,曾销往日本、印度、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一带。

六、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道光二十七年江南水灾,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施于民在松江横塘创设孤儿院,收容灾民弃儿,次年迁到青浦蔡家湾。咸丰元年,由法国传教士夏显德负责,当时有男女孤儿66人,夏将女孩送到浦东唐墓桥育婴堂,从此蔡家湾只收男孩。孤儿院办有裁缝、木工、印刷等工场,给孤儿传授谋生手艺。咸丰十年,太平军进攻青浦,孤儿院迁到上海董家渡。同治三年,又迁到徐家汇土山湾,从此称土山湾孤儿院。20世纪40年代起,土山湾印书馆、绘画馆、工场间和孤儿院对外统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土山湾孤儿(俗称“堂囝”)不少是有父母的,但因家境贫寒,托养在此,一般自七八岁至十一二岁入院学习手艺,为期6年,满师后留院工作,或出外谋生。艺徒需学习教义,同时接受初等教育。院内设有小学,名慈云小学。该院院规严格,入院以后,家长就丧失监护权利。《艺院规条》规定:“应受师管教,如有违拗,任凭训责严儆,倘有不测,听从天主上命,家中不得枝节生言。”入院时,由保送人在“送徒习艺据”上画押,艺徒若有出逃,须由保送人或中证人赔偿饭费(光绪年间,每月制钱1500文)。艺徒当了工人,可有极低的工资,教会常为之择配圣母院育婴堂的“堂囝”为偶,婚后住在孤儿院在肇嘉浜所盖的平房里,男的在土山湾工场间干活,女的则在圣母院工场间做女红,过着贫苦的生活。多数人生了孩子,仍送到堂里当“孤儿”。解放前,这里的不少穷人,祖孙三代都是土山湾的“堂囝”。

孤儿若夭折,院方给薄皮棺材一口,埋葬在三角地近边称作“小圣地”的墓地上。这些小棺材还是孤儿在学木匠时自己做的,用的都是废料。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工资很低,工人们迫于生计曾多次集体罢工,要求改善待遇,但都遭到失败。民国30年春节后,院方大批解雇工人,迫使工人罢工抗议,孤儿院院长法国神父吕道茂通过洋泾浜天主堂账房法国神父万尔典,报告日本宪兵队,抓走工人代表施家平、杨小毛等人,罢工遭到镇压。

解放后,土山湾的200余名孤儿和工人,受到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1953年,孤儿院由上海市民政局接管,并由教区推举教徒董贵民出任院长,开始分批遣散孤儿,安置出路,对工人也作了妥善安排。土山湾工场间仍保留一部分,包括土山湾印书馆和发行所。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中,各工场归并到相关行业。1960年前后宣告结束。

七、广播电台

1.黄钟播音社

民国30年9月成立,创办人上海主教惠济良,宗旨在传教。社址初设徐家汇圣心报馆,后迁震旦大学,社长王仁生(震旦附中教导主任)。黄钟播音社借上海法国电台(抗战胜利后改名国泰电台),呼号FFZ,周波1400千周,时间在星期日晚,初每两周一次,后每周一次,节目原长45分钟,后增为2个半小时。节目包括:宗教知识讲座、教理讲座、天主教新闻、音乐及医学卫生讲座等。主讲人有:王仁生、蔡石方、吴应枫(以上皆耶稣会中国神父)、沈造新、张维屏、丁宗杰(以上皆教区神父)、吴云瑞、周渭良(以上皆震旦大学医学教师),后又设青年讲座,由震旦大学学生王振义、顾梅生担任。

民国37年起,黄钟播音社(又称上海天主教播音社,或上海公教广播节目)改用上海电台播送,呼号XORA,波长900千周,节目名称采用家庭晚会和“星期晚会”,内容照旧。上海解放前夕停播。

2.其他播音节目

① 英语广播节目(The Catholic Hour) 民国26年,由在沪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省耶稣会士主办,地址在跑马厅路(今武胜路)445号。假上海美国电台,呼号XMHA,时间在19时30分~20时,每两周播送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台被封,通过上海主教惠济良的周旋,改在上海法国电台播送,时间每星期19时~19时30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恢复在美国电台播送,每星期日一次。此外,每晚还假上海电台(XORA)播送节目。

② 法语广播节目 (Le Radio Catholique) 民国32年4月举办,假上海法国电台播音,时间每星期日21时~21时30分。主讲者有震旦大学法国神父乔典爱、傅承烈等。

③ 君王堂主日唱经弥撒转播节目 民国27年12月起举办,每星期日11时转播蒲石路(今长乐路)君王堂为沪上外侨教徒举行的唱经弥撒。

八、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与幼稚园

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于同治八年由法国拯亡会修女创办于肇嘉浜东岸(今漕溪北路201号)。早在咸丰元年,在徐家汇王家堂圣母院已办有育婴堂,咸丰五年献堂会创办后,始由中国献堂会修女管理。同治六年,法国拯亡会修女来沪后,取得了圣母院和育婴堂的领导权,献堂会居于从属地位。育婴堂的男孩到6~7岁时转送土山湾孤儿院,女孩则入幼稚园。据民国2年出版的《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概况》载:“每年统计,辄在四千左右。……收数虽多,而挽救所得,目前襁褓至二三岁之幼儿,仅有一百二十人……,自四五岁至十五岁左右;十五岁以上者,则有八十人;总数约五百五十。”据民国19年统计(《徐汇记略》),自创办起共收婴儿11464人。据《圣心报》民国33年5月统计,已“不下八万人”。“一二八淞沪战事后,每天所收婴儿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由于婴儿多弃婴,加上管理不善,环境恶劣,因此婴儿死亡率在90%以上。修女们收受婴儿后,即为之付洗,一待婴儿夭折,即被视为“窃取了天国”。该堂每年还将婴儿付洗人数上报罗马“圣婴会”,凭此而获得了奖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工作会曾给育婴堂大量援助物资,但这批救济物资只有极少数用于婴儿和孤女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民政局接管育婴堂,改善哺育条件,抢救患病婴儿。又根据群众揭发,从死婴墓地“小圣地”里挖出婴儿无数骸骨,建立了“万婴墓”。

九、新普育堂

清末,上海旧城大南门外有普育堂,收养残废贫病男女,俗名“叫化病院”。民国元年,由市议会公推天主教徒陆伯鸿加以扩建,在陆家浜畔普安亭义冢辟地百余亩,建造堂院(今普育西路、普育东路之间),取名新普育堂。建筑费用大部分由地方官署拨给,余由社会捐助。所用砖头,系当年拆除上海城墙的城砖,民国2年春落成,有5排两层楼房,以后陆续扩建,至1949年有20余幢楼房。堂务由上海公教进行会委托法国仁爱会修女管理,内分男女贫病院、男女老人院、男女残疾院、男女贫儿院、男女疯人院,还有女寄养所、育婴院、传染病院、施诊所,并附设小学、习艺所。规定收容名额1500人。创办第一年度即收容6021人,死亡1258人。民国8年夏,上海流行霍乱,该堂接收由红十字会转送至此的霍乱病人336名,死亡116名。据教会统计,自开办至民国26年,共收容老幼贫病10.2万余人,施诊给药219.4万余人次。

新普育堂常年经费需10万余元,主要靠地方政府和中外各界捐助。陆伯鸿常自垫款。民国26年底,陆伯鸿遇刺后,经费一度告急,由教徒们募捐,勉强维持。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天主教福利会曾转拨联合国及美国援华救济物资给新普育堂。

新普育堂由于经费短缺,管理不善,加以修女们以“救灵魂”为首要任务,婴儿死亡率在90%以上。

解放初,上海市民政局接管了新普育堂,改名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地址在普育西路105号。

十、安老院

光绪三十二年由法国安老会修女创办,地址南市机厂街39号。最初设在董家渡天主堂边,收容27名孤老太。机厂街院址建成,第一年即收男女老人250人,常年在300人左右。到民国18年共收3128人,死亡人数2240人,其中领洗入教者1685人。该院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社会各界捐助。

上海解放前夕,收容人数达到350~400人。全院有修女28人,大部分为国籍修女,少数外籍修女,院长姆姆为法国人麦赛尔(Marie de St.Eugénie,又译欧杰妮)。解放后,麦赛尔等阻挠院内老人的民主权利,不许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破坏选举人民代表,1953年12月29日,上海市救济分会接管安老院,麦赛尔等被依法驱逐出境。

十一、济灵救济院

民国25年陆伯鸿创办于闸北八字桥母心医院内,委托母佑会修女管理,专收穷苦人家无力入学的儿童。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医院毁于炮火。民国28年,意大利慈幼会士在杨树浦路2219号加以恢复,仍由母佑会修女主管。抗战胜利后,扩充院舍。民国35年,有学生180人,内有孤儿40人,由院内供给食住,另设工人学校,提供业余教育。1950年,院长为意大利籍修女傅智仁,另有外籍修女8人,中国籍修女8人;学生219人,其中教徒学生42人。不久即停办。

十二、抗战时期教会所办难民收容所与伤兵医院

1.南市难民区

八一三事变后,由天主教法国传教士饶家驹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得到英、法等国驻沪外交当局的支持,并获中日交战双方同意,在南市划一安全区,收容难民,称为“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全区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至民国路(今人民路)为止,成半月形地。区内有居民和难民约25万人,其中来自闸北、杨树浦、虹口和沪西一带难民约10万人。规定中国方面不在此驻军和设防,日本不对之轰炸,双方都不在此进行任何敌对军事行动。

同年11月9日成立南市难民区。经中、日及红十字会三方代表签字的上述协议开始生效(中方代表上海市长俞鸿钧,日方代表日本驻沪总领事以及红十字会代表饶家驹)。在此之前,驻沪总领事代表日方曾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次日11月5日与饶接连交换两次英文信件,申明“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南市,日军有意占领该区”,饶表示接受。此外,饶还向日方提出,由他领导的委员会来管理该区,“直到日人认为他们已无用帮助而能管理此安全区时为止”。为此,难民区从一开始即得到日方的“赞赏”。

全区被分为9个小区,设有100多个难民收容所,主要分布在城隍庙、九亩地、电报局、救火会、广福寺等处,收容难民约2万人,余皆散居在公共场所、民宅或马路上。区内治安及卫生状况极差,夏季霍乱、天花、白喉等传染病流行,冬季不少人死于饥寒。教会派遣修士、修女协助饶从事各项管理工作,解决一部分民众用水用电问题,办救济医院,施诊给药,设立产科医院,免费为产妇接生;由震旦大学教徒医生和护校学生,及修女们负责医护工作,包括给全区居民和难民注射防疫针和接种牛痘;另外,设难童小学,后遭日方拒绝而停办;设残老院,收残疾老人130多名;同时设立各种工场,实行生产自救,后因原料无着,多数工场停产。难民区开始每日向难民施粥两顿,后并向居民发给赈米(饶经日方同意运入,赈米来自安南、暹罗),直到民国28年10月停止。据统计,该年共发赈米24505包,由于米源紧张,自民国27年起开始疏散难民。

难民区主要经费来源依靠社会各界捐助。国民政府曾一次性拨款15万元,日本驻沪陆、海军司令各捐助1万日元。民国27年5月,饶家驹去美国募捐,得资助约合70万美元。民国28年2~10月,每月运到约600包美国小麦。

民国29年6月中旬,饶离沪去法国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后,根据法、日双方事先议定的办法,南市难民区即于6月底宣告结束。

难民区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天主教会利用各种机会对难民们进行传教活动,仅城隍庙一处施诊所,有时一天就有数十人接受洗礼。

2.震旦大学难民所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法国传教士饶家驹得中外人士赞助,创办震旦大学难民所,又称马斯南路难民所,收容难民3000余人。由震旦附中童子军20余人,配合男女纠察20余人维持秩序,又分设各管理组,雇用工作人员(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创办伊始,一度霍乱、痢疾等疫病流行,儿童麻疹流行;后天主教会设立病院、施诊所、药房和产院各1所,由震旦医学院师生、广慈医院医生护士和仁爱会修女负责医疗卫生工作。教会在收容难民的同时进行传教,第一年就有病危难民230人领受洗礼。

难民所受到租界当局的资助,上海公教进行会也发动教徒捐助,教徒妇女为难民们缝制棉衣。民国28年2月,开始疏散难民,7月29日结束。难民所先后收容难民5万余人次。中共地下党员对难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抗日意识,从而有不少难民参加新四军等抗日队伍。

3.徐家汇难民所

八一三事变后,虹口、闸北、杨树浦、吴淞一带难民2000余人涌集到徐家汇天主堂堂场,另有数千难民露宿在徐家汇镇街头。同年8月15日,教会决定开办徐家汇难民所。利用徐汇中学操场、空余校舍、走廊等收容难民4000余人,徐汇师范学校、圣母院、若瑟院、土山湾孤儿院等处收容1000余人,后总数超过一万人。对难民每日施饭两顿,粮源由上海难民救济委员会供给,救济费用每月三万元以上,均由社会捐助。难民所一度流行急性肠炎、痢疾、结膜炎、皮肤病等,为此所内设有隔离医院,由拯亡会修女负责;另有医院2所、重病房1所和施诊所3处,有中西医生和护士10余人,均义务担任服务,每月支出医药费约3000元。民国27年初,难民400余人,均在临终前受洗入教。教会还开办难童学校4所,学生2000多人,由圣母会会员和备修生任教文化,同时讲授教义,进行传教。所内还设有织布、织袜、刺绣生产工场等。徐汇中学校长张家树神父,竭力支持难民所工作。

4.犹太人难民收容所

民国28年初,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奥地利到上海避难。上海主教惠济良在虹口天主堂设立收容所,收容犹太难民。因该堂原有犹太信徒300余人,并成立犹太人“堂口”,星期日由德籍耶稣会士雷神父用德语讲道。难民所除供住宿外,并帮助介绍职业,还设有英语补习班,以便难民在上海商界谋职。民国29年夏收容所停闭。

5.震旦大学伤兵医院

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后,震旦大学医学院宋国宾、许日东、沈永康等师生,在该校大礼堂和西宿舍创办第二十八伤兵医院,收治中国伤兵300多人。另在安当医院内,设立第十八伤兵医院,收治伤兵100余人,也由震旦师生负责。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时,大世界游乐场前发生炸弹爆炸惨剧,广慈医院收治受伤市民450人,同时在震旦大学礼堂、新校舍、广慈医院(专收重伤员)与安当医院分设伤兵医院,共有床位500张。该院直属中国红十字会,称第三救护医院。院长先后由震旦校友孙逵方和吴云瑞医师担任。历时8个月,收治受伤人员1424人。全院有医生30人,义务服务,不支薪给。经费由中国红十字会每月拨给津贴1000元,后因经费告缺,乃向社会募捐。教会派修女30人参加服务,同时传教,受劝化而入教的官兵有68人。

 

伤兵医院与难民收容所收容人数统计

1932年1月~1937年8月收容伤兵人数统计表

医院

时间

地点

收容人数

震旦大学伤兵医院(第二十八、第十八伤兵医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

吕班路震旦大学安当医院

400人左右

晓明女中临时伤兵医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

天主堂街晓明女中

 

震旦大学伤兵医院(第三救护医院)

1937年八一三事变次日至1938年4月15日

震旦大学、广慈医院、安当医院

1424人

若瑟医院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

松江马路桥

150人左右

圣心医院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

杨树浦宁国路

150人左右

洋泾浜天主堂临时伤兵医院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

洋泾浜天主堂类思小学、圣母院、晓明女中

300人左右

普慈疗养院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

闵行沪闵路

40人左右

大通路天主堂临时伤兵医院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

大通路新闸路

400人左右

 

1937年8月~1940年6月收容难民人数统计表

难民所名称或所在教堂

时间

地点

收容人数

南市难民区

1937年11月9日~1940年6月30日

南市城厢、北至民国路、南至方浜路

10万人

震旦大学难民所(或马斯南路难民所)

1937年8月22日~1939年7月29日

震旦大学操场

5万人

徐家汇难民所

1937年8月~1939年底

徐汇中学、圣母院、土山湾孤儿院等

2万人

大通路天主堂

1937年8月后

大通路新闸路

800人

普慈疗养院教堂

1937年11月后

闵行沪闵路

400人

佘山天主堂

1937年11月~1938年4月

佘山山顶大堂

3000人

汤家巷等天主堂

1937年8月后

浦东

人数不详

十三、其他公益事业

1.善牧院

民国22年由法国善牧会修女创建于徐家汇(今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所在地),专收娼妓等堕落妇女,供给衣食住,经费靠国内外人士捐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曾予资助。民国36年,扩充规模,全院收容人数达112人,其中60人为该年度所收。该院规定不收12岁以下女孩。同年起,开始收容少数流落街头的7~8岁难童。内设小教堂和修女院,有中外修女15人,平时向妇女与儿童们进行宗教与识字教育,同时传授缝纫、刺绣、音乐、美术等工艺。解放后,由市政府接管。

2.一心教养院

民国14年由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陆伯鸿创建于南市新普育堂路,建筑费30余万元,可收容贫寒子弟1000余人,由该会委托意大利慈幼会传教士管理。北伐战争期间,校舍曾被军队占用。抗战前复校,改称一心小学,后增设初中部。地址在国货路239号。

1951年,由上海市人民救济分会接管。1953年,学校调整,数校合并,改称国货路小学。

3.公墓

息焉公墓 民国20年由马相伯、朱孔嘉等人发起,创建于上海市罗别根路(今哈密路),教会委托教徒何理中管理,后由其弟何锐中接办。墓院内有拜占庭式教堂1座,称圣母升天堂。1962年,市政府民政部门接管,另划拨30亩地给教区在漕宝路五号桥筹建公墓。“文化大革命”中墓毁,但教堂建筑未遭破坏。

息安公墓 又称五号桥公墓。1962年7月,上海教区于漕宝路五号桥设置公墓,陆续将南门外圣墓堂耶稣会墓地、重庆南路遣使会仁爱会墓地、徐家汇圣母院、圣衣院墓地、日辉港墓地、青浦诸巷会等墓地集中迁此。墓地内有石十字架,系从徐光启墓地移来。上海教区张士琅代理主教去世后葬此。教区曾专设公墓管理组,由李思德神父负责,并委托教徒李文德管理。“文化大革命”中,墓地悉遭破坏。

4.横塘息安骨灰堂

是上海教区专为安放教徒亡者骨灰盒的场所。1986年5月建成开放,地址在横塘天主堂。

横塘天主堂,同治十二年建造,地处沪松公路查袋泾车站旁。1953年宗教活动停止。该堂曾办过幼儿园,后松江县卫生防疫站作为治疗吸血虫病医院。1985年教会收回该堂。后又征用当地一幢二层楼房,改造成息安骨灰堂,“息安堂”旁边就是教堂,可直接为亡人进行祈祷仪式。1986年5月29日举行开放仪式,首批将已故上海教区神父、修女的骨灰移此。该堂开放后,全部格位均被安放和预订额满。1994年,在原地又新建了五层楼房,扩充安放骨灰盒增至28000个。

该堂委托静安区天主教爱国会管理。开放以来,接待来自全国20余省市和港澳台地区,还有美、法、德等17个国家的参观访问者共计17万人次,其中有神职人员、教徒,也有社会各界人士。

5.南张安老院

是上海教区开办的安老院,地址在南张天主堂。该堂位于闵行区莘庄明星村,始建于光绪二年,又称南钱天主堂。

1988年,上海教区在金鲁贤主教提议下,决定开办一所安老院,安置曾在教区各堂口服务过的、年老体弱、生活又有困难的年老贞女。1989年10月竣工,耗资人民币20余万元,该院设有40只床位。同年12月12日,金鲁贤主教主持开幕典礼。南张天主堂也于11日复堂。该堂奉“大圣若瑟”为主保,意在使安老院内老人虔敬大圣若瑟,安度晚年,求得善终,故又称善终堂。

上海教区修女院院长沈嘉宝姆姆兼任该院院长。院内孤老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彼此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该院的服务质量受到外界的一致好评,不少国内外天主教人士对安老院捐资捐物。1992年,安老院又扩建成有10套房屋的新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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