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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中外交涉

2004/2/24 9:40:45

日僧事件和一二八事变前的交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日军在三个半月里侵占了东三省。当时国际社会的注意中心在东三省。是年底,日本驻华公使馆派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收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电报,称“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嘱“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作嫁祸和挑衅口实。随后又收到两万日元活动费。田中隆吉便与川岛芳子策划了日僧事件。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日僧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3名信徒行经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遭到川岛芳子指使的一伙人袭击。警察赶到时袭击者已逃走。被袭击的5人中,水上秀雄伤重身亡,另有2人受伤。

1月2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按预谋就日僧遭袭事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并附带4项要求:(1)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2)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施行;(3)对于3名被害者,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4)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为,一概予以取缔,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团体即时解散之。同日,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警告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总领事的要求须速作满意答复,否则他将运用“适当手腕”。

田中隆吉为扩大上海事态,指使原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青年同志会”浪人30余名,于1月20日晨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纺织厂。同日下午1时,日本人在蓬莱路日侨俱乐部集会,请求日海军陆战队“保护日本侨民”。会后,一些日本人捣毁了四川路华商店铺多家。上海市政府于1月20日就纵火案向日领提出抗议,也附4项条件:(1)日本总领事向本市长表示歉意;(2)迅速逮捕及严惩纵火杀人之罪犯;(3)充分赔偿被害者;(4)切实保证嗣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1月21日市政府又就捣毁商店案向日领抗议并要求赔偿。

1月22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致函《民国日报》,要该报就1月21日“日浪人借陆战队掩护滋事”之报导“公开谢罪”。1月26日,公共租界工部局令《民国日报》停刊。

1月21日开始,日舰向上海集结,至30日,上海和吴淞共有日舰28艘。1月27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他就日僧事件提出的4项要求“作出满意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手段”。1月28日上午7时半,盐泽幸一通知其他国家在租界的驻军司令,声称如果中国方面没有满意答复,他将有所举动。

1月28日午后,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上海市长竟然答复日总领事,完全接受他的4项要求,并说已采取行动制止反日团体的活动。下午4时,日总领事通知各国驻沪领事团,表示对中国方面的答复满意,暂时不再作何举动。租界当局仍然宣布从下午4时起戒严,各国驻沪部队立即开往各自在租界内的防区。

1月28日夜11时25分,盐泽幸一通过日本领事馆向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牒,称日本海军决定在闸北配备兵力保护日侨,要中国军队迅速撤离。11时50分,日军向闸北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激战期间的交涉

1月28日夜,盐泽幸一指挥日海军陆战队沿北四川路向闸北进军,遇到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至29日下午,日军被迫退却。是晚,英美领事出面斡旋,双方同意暂时停火。当时,日本从制造九一八事件、侵占东三省起,即以准备袭击苏联的姿态来引诱反苏的英、美对它让步。对于日本的侵华行径,英、美一直以调停者的姿态出现,实际上起着姑息、纵容的作用。

1月29日,上海市长为日军进攻闸北事向日领提出严重抗议,同时通告各国驻沪领事,说明开战责任在日方,请求“主持公道”。1月30日,上海市政府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抗议日军把公共租界作为根据地。

中国政府令其代表于1月29日向国联行政院会议报告上海战事,请求国联裁决中日争端。1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说中国处理此次事变的方针为“一面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运外交方法,要求各国履行其条约上的责任”。同日,中国外交部致电国联秘书长报告“沪案”,又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请各国制止日本在华军事行为及违反公约的其他行为。1月31日,中国外交部为日军利用租界作进攻基地向英美公使提出抗议。

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于1月31日邀请上海市长、日本驻沪总领事、中日双方军事指挥官在英国总领事馆会晤,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防退出2000米,中间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守。中日双方答应向各自政府请示。2月3日下午1时50分,日军向闸北猛攻,并出动飞机滥炸。1个小时之后,日总领事通知上海市政府,日本政府不同意英美领事1月31日的建议。上海市政府随即将此情况通告各国驻沪领事,又就日军利用租界事再次向工部局抗议。

上海事变发生后,英、美、法各国均向上海增派舰只和军队以保护他们在租界的利益。2月2日,英、美两国政府在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取得一致后向中日双方提出5条解决争端的建议,主要内容为: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停止动员准备,双方撤退,设立中立区域由中立国驻军,根据《非战公约》和国联决议解决双方一切争端。中国政府于2月3日答复:除改“中立区域”为“和平区域”,“中立国”为“第三国”,并希望商议时第三国须参与观察外,完全接受。日本政府于2月4日答复,不反对其总领事和司令官进入有关中立区域的谈判,但不同意停止动员,不同意把沪案和满州事件放在一起解决。与此同时,日军向上海守军发动了第一次总攻。日本实际上拒绝了英、美的5条建议。

国联在接到中国的报告后,于1月30日决定成立上海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在沪成立,由英、法、德、西、挪5国总领事及意大利代办组成,意代办齐亚诺为主席。

2月4日,十九路军经过9小时奋战,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总攻。盐泽幸一被免职返日。同

日,日本海军中将野井吉三郎启程赴沪就任新组成的第三舰队司令官,代替盐泽指挥沪上战事。

为日军利用公共租界作基地事,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迭次向英美公使、英美驻沪领事、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英、美两国只是作了向日本提出此事的表面文章,工部局则声称日军行为由日本政府负责,与工部局无关。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始终以公共租界为基地。

2月8日,各国驻沪领事团领袖领事美领克银汉致函上海市政府,反而要求中国飞机勿在租界上空飞行。上海市政府答复,租界领空主权属中国所有,不受干涉。

日本在海军失利的情况下决定派遣陆军介入上海战事。由植田谦吉中将率领的日本陆军第二十四旅团、第九师团于2月上中旬先后开到上海,中国政府派张治中将军率领第五军于2月15日增援上海守军。沪上战事呈扩大趋势。

英国驻沪总领事和海军司令于2月7日、2月8日分别会晤中方宋子文、吴铁城、蒋光鼐、顾维钧等人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试探双方对停战的态度。中方坚持中日争端应一揽子解决,日方则要求中国军队先退出15到20英里。英国人认为双方态度没有调解余地。2月8日,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却急电在沪的宋子文、吴铁城等,对于他们坚持把东北问题与上海事件联系起来的做法深表遗憾,以为错失了“斡旋良机”。

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于2月中旬来到上海。2月12日,宋子文、吴铁城会晤3国公使。英使居然提出:日军源源而来,终非华军之福,华军应先自动退出上海,然后淞沪日军退至去年末所驻地界,中间由华警维持。2月13日,蒋介石又通过何应钦等转告上海军政领导,要他们“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

2月18日上午,英、美公使牵线,中日军事代表会面,商谈停战办法。日方悍然提出:租界东、西、北三面20公里区域内,华军须完全撤退;吴淞一带所有炮台均须解除;撤退后由日方派员证实时,日方亦撤退至事变以前之原防。中方代表表示,日方条件太苛,碍难承认,须请示政府再答。当晚9时,日军植田司令致蔡廷锴军长、日村井总领事致吴铁城市长最后通牒各一份,其要点与上午日方代表所提条件相同,以2月20日为最后期限,迫中方接受。上海市政府于2月19日答复日方,大意为:上海的严重局势,均系日军违反公约、公法,任意进攻中国领土、惨杀中国人民所造成。国民愤慨日见增加,抗日运动自难消灭,其责任均在日方。来函所提要求,将由中国外交部答复日本公使。十九路军蔡廷锴军长也函复日军司令,说日方要求将由外交部答复。而中国外交部对日方通牒却未作出答复。

2月16日国联行政院12会员曾就上海形势向日本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书,要日本政府“注意《巴黎非战公约》所定,只可运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之庄严责任”,呼吁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对于中国的承诺。2月19日,国联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吁请日方延长最后通牒的期限,以便重开谈判,并决定于3月3日召开国联大会,讨论中日争端。

2月20日晨,侵沪日军第三任统帅植田发动总攻,先以机群向庙行、江湾、吴淞全线狂轰滥炸,继以重炮猛轰江湾、庙行,再以坦克掩护两路步兵分袭庙行。中国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协同,血战两昼夜,击退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23日、25日又击退了日军的第二、第三次进攻。

在侵袭庙行失利的情况下,2月23日,日本犬养毅内阁采纳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决定由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率军驰援上海日本侵略军并代替植田任日军司令。同日,日本政府就国联行政院12会员2月16日的紧急呼吁书作出了强硬答复,称:12国不能只向日本提出呼吁,因为“战争责任在中国”,“日本只是自卫”;日本政府不能承认中国为《国联盟约》中所称“有组织之民族”,故日本并未违反《国联盟约》;日本准备遵守《九国公约》,但只与该约签字国讨论此问题。2月27日,日本政府又令其驻国联代表反对国联专为中日争端召开临时大会。日本在坚持上述凶悍侵华立场,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也狡伪地参加第三国撮合的谈判。

2月28日,应英国驻沪海军司令克莱(Kelly)之邀,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泽右、第三舰队司令野井吉三朗在英舰甘特号上晤谈停战问题,商定5点:(1)双方同时撤兵;(2)日本不再要求吴淞等炮台永久不设军备;(3)中日合组委员会,邀中立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4)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与行政权;(5)华军退真如,日军退1月28日以前原防后,华军退南翔,日军登轮(以上5点下称“克莱建议”)。双方代表约定向各自政府请求答复。同日,中国政府表示接受克莱建议。就在同一天,日援军第14师团开到上海,第11师团开到浏河。29日,白川义则到达上海,日本已作好大举进攻准备。

3月1日黎明,白川义则指挥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其一部在浏河上游登陆,一部猛攻闸北、江湾、庙行。中国军队后援不继,腹背受敌,被迫于3月1日上午下令撤退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第二道防线。3月2日,日军占领浏河镇、大场镇,3日占领真如、南翔。3月3日午后2时,白川宣称停止战斗,但当时正有七、八千日军猛攻葛隆镇。是日晚间,中国军队宣布,如日军不施攻击,则停止战斗。

3月2日夜,日本在发动大举进攻的同时,也对克莱建议作出了答复,实际上是另提条件,要点有:(1)先订停战时期与方法;(2)订定后即开圆桌会议,各大国亦参加,商订撤兵步骤及恢复治安各方法;(3)证明华军退至指定地点后,日军乃退至淞沪一带区域,候常态完全恢复后,乃退出此项区域;(4)一方违约,对方得自由行动,停战期满时,双方均得自由行动。中方拒绝接受。

国联行政院于2月29日开会,会议主席法国代表彭古提出解决上海问题的会议计划:该会议由中日双方及在租界有特殊利益的列强参加;以日本无政治或领土图谋、无意在沪设立日租界或增进独享利益为前提;以中国持保障两租界完整之原则为前提;以双方停战为前提。各国代表均表赞成,中国代表表示要请示政府。

上海停战谈判与国联大会

根据中国的申请及国联行政院决议,国联于3月3日召开特别大会,专门讨论中日争端。中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颜惠庆向大会递交了案情说明书,指责日本违反了《国联盟约》、《巴黎非战公约》、《九国公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要求大会宣布盟约已遭破坏,宣布中日争端的责任不在中国,尽大会的权力所及促成中国领土上敌对行动的停止和侵略军队的撤退。日本代表声明,对于国联援用盟约第15条召开本次大会,日本持保留态度;上海事件乃日本“不得不采取的自卫行为”,俟“日本侨民及公共租界的危险能免除”,日军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日本政府准备与“在上海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开圆桌会议,研究将来“保障各关系国权力及利益的方法”;日本政府在上海“没有领土、政治野心”,“无意于增进独占利益或设立日租界”。3月4日,国联大会就上海事件通过决议案如下:

“大会申述2月29日行政院所议决之提议案,并于不妨碍该提议案中所包含之其他方法的前提下,拟定:

(1)请求中日两国政府立即采取必要方法,使双方军事长官所发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得以有效执行;

(2)请在上海租界有特殊利益关系之列国,将履行前项请求之方法报告国联大会;

(3)劝告中日代表,由上述列国文武长官协助,进行谈判,缔订办法,以确定敌对行为之停止,并规定日军之撤退。并请上述列国将谈判进行情形报告大会。”

国联大会将此项决议抄送美国,美国答应支持上海停战谈判。

3月11日,国联大会就整个中日争端作出一决议,声明凡以违反《国联盟约》或《巴黎非战公约》之方法所造就之情势、条约或协定,国联会员均有不予承认之义务;如当事之任何一方造成于武力压迫之下求觅中日争端之解决,均与盟约精神相违背;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监督国联关于中日争端各项决议的履行,并负责向大会报告。

3月14日,上海停战谈判开始,先是由英公使蓝浦森、美公使詹森、法公使韦理德、意代办齐亚诺邀集中国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日本公使重光葵举行茶话会,提出议程草案3款、单独声明1件,请中日政府审核,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之地位,以待日后决定;

(二)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地方之越界筑路,一如1月28日事变以前之原状。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军人数众多,故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三)组织共同委员会,由中立国人员参加,以证明双方军队之撤退。

单独声明:依据上述3款缔订协定告成时,中国自动承诺1月28日上海吴市长答复日本之照会仍属有效。但此项承诺须经中国政府之核准。

中国政府认为单独声明涉及政治条件不应于停战谈判中提出。对于其他条款,中日双方各有补充。经3月17日国联特别委员会会议以及3月19日、3月21日在英领署举行的上海停战谈判两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拟具协定草案正文3、附件1、声明书1。其正文3款与3月14日草案大体相同,惟于第1、2款内各加一句“如有疑义发生,由与会友邦代表确定之”,于第3款内加“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受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共同委员会以委员12人组成,中、日、英、美、法、意各派文武官各1人为委员。该会委员,依照委员会之决定,得随时任用认为必要数目之助理员。所有关于程序之事宜,由该委员会之英、美、法、意代表决定之。其声明书为:中国自动声明,设立特别警察队,以维持撤退区域之治安与秩序。

3月24日开始举行上海停战谈判正式会议。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3人。日本代表为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驻华公使重光葵、陆军参谋田代皖一郎、海军参谋岛田繁太郎4人。英、美、法3国公使及意大利代办出席会议。会议举行到3月28日,英公使蓝浦森将连日讨论的结果加以归纳,拟成新草案,计有正文5条、附件4种。正文在原有基础上新增2条列为第1、第5条,第一条规定自协定签字之日起切实停战,第5条规定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附件2,规定日军退入暂驻地点之期限;附件3,规定日军暂驻之地点。

这一草案提出以后,上海停战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日军暂驻的地点和日军撤退至1月28日以前防地的期限问题上。

经英公使提议,上海停战谈判专设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军暂驻地点问题。出席军事小组会议的中方代表为黄强等,日方代表为田代皖一郎等,英、美、法、意武官从中斡旋。中方的目标在于迅速恢复交战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特别是京沪铁路的畅通;日方则要求在吴淞、江湾、杨树浦、闸北等地多处暂时驻兵。军事小组讨论至4月上旬,地点问题方有眉目。

对于日军撤退至1月28日以前防地的期限问题,中方要求规定日期,日方则不同意。4月4日,日方提议,由日方发表一声明书,声明“当地方情形改善、日侨生命利益得有保障”时,日军即行完全撤退,以此作为对撤退期限的承诺。4月7日,中国代表拒绝日方此项提议,认为日方提议的声明书涉及政治问题,在停战谈判中没有讨论余地。英国公使于是提出折衷办法3种:(1)日军单独声明书之内容,改为日军期望于6个月内,地方情形恢复平常状态时,日军完全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地方之越界筑路。(2)中日双方分别发表声明书,日方之声明书同前,中国声明非至日军完全撤退,中国认为本协定尚未履行。(3)中国发表单独声明书,宣告非至日军完全撤退,中国认为国联大会决议案之精神及本协定,尚未履行。对于上述3种办法,中日代表表示需向各自政府请示。4月9日,上海停战谈判举行第14次正式会议。日方表示接受英公使3种折衷方案中的第一种。中方表示3种方案中国都不能接受,建议把提案中的6个月改成4个月,并明确规定这就是撤军期限。日方表示不能接受。会议陷入僵局。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遂于4月11日正式函请国联召集特别委员会开会讨论上海停战谈判问题。

国联特别委员会于4月16日、18日、19日连续举行秘密会议,中日代表皆未列席。会上瑞士代表提涅代表各小国提议,共同委员会中日双方皆不参加,随时可以决定日军应否完全撤退。英国代表西门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共同委员会的责任太重。会议拟具决议草案14项,其中关键的第11项为:“共同委员会之职权,在监视协定第1第2第3各条之履行,此项职权包括因当事一方之请求,得宣告日军依理应完全撤退的时期已届之权限。并希望共同委员会之一切决议,皆成全体一致。如不一致时,则过半数之表决,即为有效之决议,主席有投票取决之权”。中国对决议草案表示接受,日本对第11项表示反对。僵局仍未打开。

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获悉特别委员会出具的决议草案搁浅后,于4月24日又向中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将决议草案第11项规定的共同委员会的权限由“决定日军撤退期限之权”改为“促令注意之权”,并相应修改停战协定草案附件中的相关内容。这一方案与中方原来的要求相去甚远,但此时各国都从自己的利害关系意存观望,中国政府也屈从接受此方案。4月26日,日本表示接受蓝浦森折衷方案。

4月30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国联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决议草案,认可了上海停战协议草案。但日本又突然提出浦东和苏州河以南中国军队不得驻防的要求。中方起先拒绝讨论。5月2日,英国公使派其军事参赞召集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本的要求。最后商定,在会议记录中,由中方声明浦东本无驻军,苏州河以南龙华莘庄一带,中方虽有驻军,但与日方相约各不前进,并不得互有敌对行为。

5月3日,停战会议中方首席代表郭泰祺在接见民众团体代表时被殴伤,因为民众代表对因中方一再退让而产生的停战协议草案不满。此前,4月29日,当沪上日侨和日军在虹口公园集会庆祝日本天长节的时候,韩国义士尹奉吉巧入现场投掷炸弹炸死白川义则等两人,炸伤日方谈判代表重光葵、植田谦吉以及其他多名日方要人。

5月5日,上海停战会议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第15次正式会议。在正式会议之前,先开军事小组会议,由中国代表黄强、日本代表田代皖一郎及英、美、法、意四国参赞在协定及附件上签字。上午10时许,改开正式会议,由英公使蓝浦森主持。双方代表、英、美、法3国公使、意大利代办分别作为当事人和见证人在《上海停战协定》英文正本和中日文副本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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