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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船“阿美士德”号潜来吴淞口时的交涉

2004/2/26 9:34:31

西方殖民主义者很早便注意到上海地区在中国的重要地位。1755年前后,英属东印度公司曾派出几批人员,就开辟新的通商口岸,在中国闽、浙沿海作探索性寻觅。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使来华,要求增辟宁波、舟山、天津为商港,要求拨给舟山附近的海岛给英国商人居住,虽没有提到上海,但表明英国已经非常重视江浙沿海地区的通商价值。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西方人已注意到松江府与上海县。有人在文章中指出,松江离海不远,盛产棉花与布匹,不但供应国内,而且远销国外,松江府下属的城市,在商业方面很有规模,其中“上海县城,来自福建的船源源不断地驶入,另一些帆船则从那里出发到日本去做生意”。同年,东印度公司一个专家在其《关于在中国开辟新口岸计划的评论》中认为,上海口岸特别重要,它“居于苏州府和杭州府两个城市之间的中心位置,并且紧靠长江,无疑集中了许多优点”。

1831年6月,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C.Gutzlaff)到中国沿海考察,沿途经过福建、浙江、山东和天津,8月中旬途经上海,搜集了一些情报。他在航行记述中把上海称为“南京和整个江南省的贸易中心,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商业城市”。

东印度公司很重视郭士立的报告,并决定再进行一次更详细的侦察。1832年(道光十二年)2月26日,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号船,自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线自南而北,于6月20日驶抵上海吴淞口。“阿美士德”号原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沿海走私鸦片,获利甚巨的船只。为掩人耳目,这次航行船上未装一箱鸦片,只装了一些毛呢、羽纱、棉花、洋布等货物。到达吴淞口后,船上英人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化名胡夏米,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与上年来过中国沿海的郭士立(化名郭甲利,为林赛的主要助手)等人,换乘小艇,经黄浦江至上海县城东门外天后宫上岸,进入上海县城。林赛一行分别会见上海知县魏之瀛和上海道吴其泰,将呈文递交给上海道,要求与上海“通商贸易”。次日,吴其泰以该船向未在上海贸易为由,批复拒绝。林赛拒绝接收原批,并复书辩驳,除重申“贸易”要求外,还对批文中对英国称呼所用“夷”字提出抗议。吴其泰回函解释,说“夷”之一称“自古至今,皆照此称呼”。林赛再次回函辩驳,称此是“凌辱本国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其时,双方又为会见礼节相持不下,吴其泰坚持英人在中国官员面前无座,林赛坚持英人应享平等待遇,最后以双方均站着谈话为妥协。

上海官府煞费苦心地要英人“遵照旧例回粤贸易”,而对他们刺探军事、海港等情报的活动却毫无防备。在此期间,“阿美士德”号趁林赛等人与上海官府纠缠之际,驶进吴淞口,对黄浦江水道和吴淞炮台等处进行了观察和测绘。6月24日,林赛等人还在清江南提督陪同下看了吴淞清军驻军的一场检阅,7月1日又至崇明考察。他们在上海县城、宝山、崇明等地,活动于市廛里巷之间,观察百姓生活、习俗,了解商市和各货行情,随时作下记录,在崇明还散发传教小册子和通商揭贴。7月4日,上海道敦促该船速去,次日,“阿美士德”号离开吴淞口。

林赛、郭士立回去后,在向东印度公司提交的报告中,陈述了上海地理位置在南北航运、贸易中所居的枢纽地位,以及上海一旦开放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的意义。他们在报告与清朝官府打交道的情形和地方防务等情况时,林赛写道:对付满清官员,“屈从会招致侮慢,反抗和挑战会引出礼貌和友善的表白。”郭士立写道:“看来当我们坚决要求时,每一件事都可成为事实,而当我们谦卑地请求时,那怕是最轻微的事情也会遭到拒绝。”他们在详细叙述吴淞要塞清军防卫和军事装备情况时说,中国防卫废弛、军事装备陈陋不堪的状况,令人难以想象这个庞大的帝国究竟靠着什么才能维持一统?林赛就他们在吴淞所看到的500名清军的一次检阅说:“只要有50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500人更多的军队。”郭士立就“阿美士德”号能轻易进入上海一事说:本地之守军竟不能阻止一只英船入口,真乃咄咄怪事,“如果我们这次是作为敌人去的,这里的全部军队不能抵抗半小时。”

一个多月后,郭士立又搭乘另一艘飞剪船“气精号”再次到中国沿海,于12月抵上海,继

续上次的侦察活动,进一步提出:“打开上海这个大门,大有利于发展西方的贸易。”至于如何打开,他认为“绝对不能用磋商交涉达到目的。”

这个普鲁士籍传教士曾以英船进行走私贸易的小羊山为据点,对上海持续进行搜集情报、走私鸦片等活动。后来,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攻击乍浦、吴淞时,他又从此岛为英国提供各种情报。

1835年10月,又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乘船来到上海。他在航行回去后也报告说,“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富庶的苏、杭地区”,他断言,“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将和广州相等”。

同年7月24日,林赛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遵的信中,又鼓吹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打开中国沿海门户。他在信中称:“照我的意见,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定了。我乐于看到英国派出一位大使和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他还依其在中国沿海所作的窥察,就对华作战计划提出了具体建议。

此时,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门户的要求日益迫切,上海这个口岸的地位已在他们的视野内日益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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