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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铁路地下斗争

2003/12/25 9:17:18

1925年6月,上海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彭干臣、王警东(又名王凯)到铁路吴淞机厂开展工人运动。通过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团结工人,提高政治觉悟,投入解放斗争。同年8月,吴淞机厂钳工孙津川(孙方滏)经彭、王介绍入党。10月,上海铁路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闸北部委铁路党支部诞生,王警东任书记。1926年1月,吴淞地区成立独立支部,铁路党支部由闸北部委划归吴淞独立党支部领导。王警东任吴淞独立支部书记,铁路党支部由孙津川任书记。在此期间,铁路支部通过工人夜校传播革命理论,组织发动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提高工人群众思想觉悟,发展党的组织。至1926年末,铁路党支部已有党员30多人。1927年3月21日,铁路党支部按上级指示,组织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孙津川当选为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同时,在两路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组成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简称两路总工会),孙津川任两路总工会委员长,铁路党支部书记由原党支部干事蔡景海接任。铁路党支部通过两路总工会与两路局长孙鹤皋开展了为改善工人政治和生活待遇的斗争,取得一定改善后,又乘胜开展打击工贼、封建把头、洋人走狗的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在上海铁路机务处工作的中共闸北区委秘书曹元标被捕入狱,9月12日,在枫林刑场英勇就义;原铁路党支部书记孙津川(后担任南京市委书记)也遭逮捕,于1928年10月1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就义。上海铁路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上级党组织经常将党的计划、指示传入两路,鼓舞了两路工人的斗志。在铁路党支部领导下,吴淞机厂成立兄弟团(对外称“关帝会”)带领广大工人与两路当局开展反对包工制、反对赡养储蓄金制度(1927年)、争取米贴和房贴(1930年)等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淞机厂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两路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10月,吴淞机厂迁往戚墅堰,部分党员随厂离沪。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侵略上海。12月,日本侵略军占据两路,后成立“华中铁道株式会社”,日本侵略军将沪宁、沪杭甬铁路作为一条重要的军事运输线掠夺中国的资源,为其侵华服务。为了在交通要害部门建立和发展中共党的组织,从1941年起,上海市党组织分三条线,各从其系统派党员先后打入铁路,增强党的力量。1941年9月,先后派党员杨展大(包起植)、王一峰(王中庸)、陈杏生(陈杏荪)、马四方(苏文洛)、毛经赐等打入上海铁路“华铁”机关区(现机务段)、上海北站、车掌区(现列车段)及电话所,以铁路职业为掩护,遵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并发展党员,壮大队伍。1942年底成立铁路党支部,王一峰任党支部书记,受中共华中局城工部“职员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上海“敌占企业党委”领导。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这一条线的铁路党支部共有党员14人。党打入铁路的第二条线是1943年下半年在上海机务段和北站汽车工场,分别成立了两个党小组。机务段党小组长为邹德宾、韩国才;汽车工场党小组长为冯敬。至1945年8月共有党员17人,由中共华中局城工部“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祺派侯文华(侯长根)负责联系。党打入铁路的第三条线是1944年11月,上海“学生工作委员会”的交通电讯部门党组织(后扩大为社会青年区委),下设铁路支部,由区委委员浦作分工领导,支部书记由刘毓琨担任。

党组织一方面组织工人消极怠工,损坏设备,破坏敌人的军用物资,打乱敌人的运输计划;一方面组织地下运输线,为新四军运送武器、电台、药品,支援敌后抗日。1944年,党员陈杏生组织福利储蓄会的骨干力量,利用车掌(车长)身份和担任乘务的方便,将真空管、大电池、电圈、电容器等器材化整为零,并入日用百货商品,伪装“跑单帮”,从上海运送到无锡车站,转运到新四军驻地。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上海铁路地下党乘国民党接收人员立脚未稳之际,“职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迅速成立“华中铁道员工会”,并于9月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将“华中铁道员工会”改称为“两路员工会”,由共产党员杨展大、陈杏生、马四方、吴良杰、唐季学(唐益民)担任常委,在全局范围开展斗争。属“工委”领导的铁路地下党员积极配合,团结广大员工,与“华铁”总裁郑洪年进行多次谈判。9月初,取得发给“胜利金”每人储备券150万元的胜利。在斗争中,党的队伍得到很大发展,“职委”系统铁路党支部(原王一峰兼任书记,1945年8月底由杨展大接任)的党员人数发展到35人,“工委”系统的铁路党组织从两个党小组扩大为两个党支部和两个直属党小组,党员32人;“学委”系统的铁路党支部党员发展为4人。三条线的党员计有71人。

1946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铁路地下党统由“工委”领导,“工委”派侯文华负责联系。“职委”、“学委”所属铁路党支部的党员关系,除“职委”王一峰外,都陆续转给“工委”。1947年6月,上海市委又决定:成立“上海铁路、海关、码头、机场工作委员会(简称‘陆、海、空党工委’)”属“工委”领导。书记江浩然,委员侯文华兼任铁路北站区委书记。铁路北站区委成立龙头房(机务段)、北站、汽车工场3个党支部,同时成立上层工作小组(又称敌情研究小组,包括统战、敌情、策反等工作),由杨展大负责,工作直属“陆、海、空党工委”。1946年初,铁路地下党根据关于输送100名技术工人支援解放区铁路的指示,立即将“两路员工会”在活动中政治面目有所暴露的中共党员14人和积极分子50多人,自1946年1月至6月,分批撤向胶济、陇海、津浦铁路,既支援了解放区铁路建设,又保护了革命力量。至1947年,上海铁路地下党计有党员65人。除支援解放区铁路建设人员外,还通过铁道员工会,带领铁路工人与两路局先后展开了“反甄审、反裁员”;“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斗争。两路局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警务处等特务组织严密注视地下党的活动。1947年底,由于叛徒告密,铁路北站区委遭到严重破坏,李华、陈慈云、刘毓琨、侯文华等大批党员被捕。在“陆、海、空党工委”书记江浩然获得信息后,当即布置撤退,杨展大、马四方、毛经赐、杭汉林等都迅即撤离上海。除上层工作小组单线领导的党员外,其余党员几乎无一幸免。吴淞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也受到破坏,铁路党的活动再次转入低潮。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江南。为了迎接解放,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刘长胜、张承宗等决定成立地下党市委交通组,负责铁路、公路、航运,重点是铁路的地下斗争。刘长胜兼任交通组组长。同年2月,调沪西杂纺委员会书记沈正光任交通组副组长,同时把组织关系原不属铁路的程念梁、汤树屏、姚庭庆、严福昌等统一转入铁路,组成铁路地下党组织,由沈正光负责。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铁路建立了职工联合会,根据党提出的“反破坏、反迁移、保护路产、迎接解放”的口号,组织工人积极开展护路保产,迎接解放的斗争。在斗争中,一部分积极分子先后加入党组织,铁路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1949年5月,铁路地下党成立总支委员会。党总支书记沈正光,副书记程念梁、严福昌,委员汤树屏、姚庭庆、李詠赓。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铁路地下党组织考虑敌人溃逃时很可能孤注一掷,将铁路的重要器材转运、迁移或大肆破坏,必须尽快建立一支反迁移、反破坏的护路保产大军。为了应付突变情况,以职工联会员为主,吸收部分可靠的职工参加,秘密成立工人纠察队,在各区巡逻放哨,将关键器材装入车厢,在运输重点区段安装电网,以保护路产。同时,地下党抓紧攻心策反工作,争取上层,争取由路局行政出面组织各单位纠察队,扩大护路保产队伍。攻心策反工作从发宣传教育信入手,对路局上层人物普发劝告信,号召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护路保产,严防敌人破坏。同时,着手策反路局副局长陈福海。地下党组织将这一任务交给曾成功策反过公路局运输处处长黄寿嵩和公路局汽车总处副处长吴湅青的地下党员黄森。为完成策反任务,黄森首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掌握陈福海的历史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政治态度等,并到陈的公寓周围踏勘,做好策反的种种准备。此时陈福海已接到地下党组织发出的劝告信和地下党组织指令他去戚墅堰机车厂安排布置护厂保产的信。陈对此事作了安排。铁路地下党组织根据陈福海对劝告信的态度,并了解到他当时并不想离开上海,又没有政治背景等情况,认为策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于是通过他的老朋友、公路局运输处长黄寿嵩转告:“第三野战军的一位蔡同志要上门拜访”。化名“蔡同志”的地下党员黄森上门策反,向陈提出妥善保护国家资料、文件、档案,把机车、车辆疏散到市郊或沿线各站等要求,陈全部接受,使路产得到较好保护。

策反陈福海成功后,路局上层行政人员绝大多数都作了弃暗投明的打算。已把妻女送去台湾的会计处处长莫介福、已经转道杭州准备去广州的副局长曾世荣等都在收到地下党的攻心信后留在上海。

1949年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市区已全部解放,国民党驻守在两路局大楼内的残敌仍负隅顽抗。地下党组织设法派人配合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开展政治攻势,多次打电话劝敌投降。5月26日两路局大楼解放。经过20多年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党赢得了胜利,铁路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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