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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青年运动

2003/11/10 9:08:04

一、参加国民革命

1.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民国13年(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表示倾向革命,称自己的部队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孙中山北上,决定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国民会议运动。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为实现这一主张,孙中山对全国青年学生寄予厚望,不仅明确规定各省学生联合会应派代表参加预备会议,而且希望学生要努力促成国民会议。

11月26日,全国学联等27个团体代表53人开会,决定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推举宣中华、俞秀松等7人为筹备委员。12月15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邵力子、俞秀松、林钧、刘清扬、向警予等20人任委员。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团体由27个发展到143个,其中学生团体最多。

12月4日,大夏大学女学生团、上海大学女学生团及平民女校、杨树浦平民女校、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等13个团体代表及其他参加者1000余人,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21日召开成立大会,钟复光、刘清扬、向警予、杨之华、李一纯等18人为委员,向警予任书记。

12月18日,上海大学、亚东医科大学、艺术师范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共组织60余支演讲队,分赴南市、闸北、曹家渡等处露天演讲。演讲队各有一面大旗,上书“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演讲队”,两面小旗,分别写着:“拥护真正的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善后会议为北洋军阀段祺瑞所提出)等字样。当天的听众约有3万余人。30日,同文书院、上海大学、中国青年社和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组织73个队,分赴徐家汇、梵皇渡、杨树浦、小沙渡、闸北、吴淞镇等处演讲,当天听众达7万余人。民国14年1月1日,又在中华公学操场举行1000余人的演讲会。上海学生除了在街头演讲外,还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1923年3月12日,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评议会开幕式的代表合影]

2.反誓约斗争

民国15年(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上海淞沪警察厅长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等策划防范学生运动。3月30日,同济大学校长贴出布告,攻击五四运动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说学运为“校章所不许,又与重视学业之旨,大相违背”,限令学生于一周内在学校印制的“誓约书”上签名盖章,否则“即令退学”。“誓约书”的内容是:“(一)非得学校之命令公布不得停课和集体请假;(二)学生大会须于三日前呈校长许可,且不许用学生会名义邀请校外之人演讲。决不违背,若有不遵,愿受退学之处分。此誓。某某具。”

学生对“誓约书”之事极为不满和强烈反对。学生会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派学生代表向校长说明立场,要求校长收回成命。学生代表的陈述是:国家灾难深重,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原属万不得已。我们学生一向遵守校规,爱惜自己的宝贵年华,一心想多学点知识,以便今后对国家有所贡献,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填写这种“誓约书”,请校长把它全部收回。校长坚持学生要填写“誓约书”,并说,这是上级指示办的。交涉失利后,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和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致电教育部,揭露“誓约书”的真相,发表反对“誓约书”宣言,向社会宣布“誓约书”是剥夺学生的自由,侮辱学生人格的学规。这一行动,立即得到全国学联支持。4月2日,全国学联发表《告上海同学书》,谴责以“重视学业”为借口,对学生剥夺自由,钳制学生言论。

随后,上海学联也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教育部撤销“誓约书”;致函全国学联及其他省市学联请求支援;派代表慰问同济大学学生,并质问同济校方。4月5日,填交“誓约书”的期限已到,没有一个学生服从校长的命令。23日,校方宣布开除何泽同等20多名学生。25日,学生会在《申报》上发表宣言:“4月5日,同济大学校长怂恿地方长官,调来大批军警包围学校,断绝学生饮食,而我全体同学,犹以为士可杀而不可辱,卒未签字。”我们“始终以维护团结而争人格,虽出以任何牺牲,所不惜也。”接着,有未被学校开除的70多名学生,自动离开学校,与开除的学生一起,继续斗争。上海有十多个团体联合组成同济离校学生后援会,从道义与物质上支持学生。

同济大学学生的反“誓约书”的斗争,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重视,27日,执行部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报告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斗争的情况。广州国民党中央赞扬学生的斗争精神,并欢迎受迫害的学生到广州学习或工作。广州大学表示欢迎受迫害学生转学到该校。后来到广州的同济学生,有的读书,有的参加工作。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同济学生会得到恢复。22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声讨校长对学生的迫害罪行,决定驱逐校长。25日,同济学生会在《申报》发表声明,说明驱逐校长的理由:“为公理计,为正义计,为本身计,誓必驱逐之,使其于教育界永无立足之余地,以免误人误国。”该校长迫于革命形势和学生的力量,以及故意迫害的事实,登报承认“强迫学生签押誓约书,施用武装军警封锁学校,措施诚属失当。”

3.参加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民国15年9月,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由余泽鸿、郭子民、刘振铎、刘荣简、王心远、杨振铎、黄承镜(黄逸峰)、蒋寿田等组成学生委员会,余泽鸿为主任。中共上海学委成立后,领导上海学生积极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民国15年10月24日凌晨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西门、唐家湾、斜桥、南洋大学等处的起义队伍,被警察开枪驱散。南市沪军营和浦东吴家厅码头工人起义指挥所两处起义机关被破坏,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与总工会执行委员、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等7人被捕。当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下令停止暴动。第一次暴动失败。奚、陶两位革命青年英勇就义。

民国16年2月,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上海学联召开特种执委会第十二次常委会,组织力量,准备总罢课和参加武装起义。19日工人罢工后,学生罢课支援。20日,青年工人和学生在南市、闸北、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处散发传单,进行演讲,遭到军警的屠杀。大夏大学学生陈骏、陈亮、胡宏模等4人在曹家渡宣传,回归途中,遇到大刀队而被捕。陈骏、陈亮二人被敌人杀害。陈亮年仅24岁,陈骏只有22岁。

民国16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后,复旦、暨南、同文、南洋、光华、上海大学等700余所学校的学生开始总罢课。由1270余名学生组成254个宣传队,在南市、闸北、江湾、吴淞等地,发传单贴标语,发表街头演讲,鼓动工人罢工起义。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的3支学生纠察队还直接参加了闸北区的起义。上海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杨振铎,指挥由学生共青团员和青年工人组成的少年先锋队,与工人纠察队并肩作战。下午4时左右,郭伯和率领纠察队和上海大学学生,攻下宝山路第五区警察署、广东街分署、中华新路警察分所和湖州会馆。在攻打敌人最后的据点北火车站时,指挥部接到情报,有一列火车载了500多军阀官兵,由吴淞返回上海,增援北火车站。指挥部立即派大夏大学学生熊天荆和铁路工人一起去天通庵车站拆毁铁路,上海大学学生孟超等去割电线,以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系。到傍晚,列车开到天通庵车站附近时,出轨倾倒,埋伏在这里的工人纠察队和学生纠察队立即向敌人开火。大夏大学的学生救护队员周兰、罗玉君、夏咏裳等在浓密的炮火中抢救伤员。晚上,大批学生宣传队在火线呼喊:“缴枪不杀!”。在沪东、虹口工人纠察队的支援下,22日早晨天通庵车站的敌人被迫悬白旗投降,300多人做了俘虏。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学联于24日发出通告,要求各校一律复课。25日,为了悼念在起义中牺牲的学生,上海学联在新舞台追悼死难同学,到会百余团体及学生5000余人。陈俊、陈亮烈士的家长也到会。侯绍裘、余泽鸿等发表演讲。学生代表林钧、何洛被选为市民政府委员,林钧还被推选为市民政府秘书长。

[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老西门一带工人、学生与反动军警对峙的情景]

[上海工人、学生在庆祝起义胜利]

二、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斗争

1.郊区青年农民的武装暴动

八七会议后,上海郊区先后爆发了多次由青年农民为主的武装暴动。民国16年(1927年)8月,中共崇明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陆铁强与俞甫才共同拟订武装暴动、建立农民政权的计划,提出“打倒土豪劣绅,要求减租减息,进而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中心的斗争口号。11月初成立“崇明工农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组织秘密武装,进行军事训练,准备15日举行暴动。由于在暴动前3天,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队,到处搜捕捉人,焚烧民房,部分暴动骨干被捕,暴动未能举行。与崇明相呼应的海门也遭受破坏,在此进行准备工作的陆铁强被捕,13日壮烈牺牲,年仅20岁。

此前,同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陈云为特派员到青浦领导农民运动。陈云积极发动群众,使青浦东乡和西乡都恢复和发展了农会,西乡和枫泾成立了农民军。民国17年1月3日,农民军总指挥吴志喜领导农民军在小蒸消灭了2个大地主和地保,包围了范浜镇团防局,迫使敌人缴枪投降。接着又镇压9个恶霸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1月21日,陈云等领导枫泾地区农民暴动。驻浙江嘉兴国民党二十六军派1营兵力分水陆两路向枫泾进犯。吴志喜、陆龙飞等人被捕。小蒸、枫泾地区暴动失败。时年17岁的吴志喜和22岁的陆龙飞被当局杀害。

民国17年,周慰农等到嘉定地区领导工作,4月10日发动农民暴动。1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出两连兵力,驻江苏昆山的国民党第二军派出1营兵力向嘉定反扑。暴动失败,98人被捕。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周慰农、县委书记沈金生、县共青团工委书记廖家祁等14人被杀害。

民国18年1月21日晚,在中共淞浦特委杭果人、陈云、严朴等领导下,奉贤县委书记刘晓率500多农民举行暴动。淞沪警备司令部、水上公安队都派军警去奉贤镇压。由于事先已有准备,中共党的组织未遭到破坏,但有多名暴动队员被捕。

同年2月6日晚,中共浦南县委组织部长李一谔等在金山新街领导农民暴动。2月15日,国民党军警对该地进行“围剿”,李一谔和10名农民被捕。3月10日李一谔牺牲。

[上海郊县农民纷纷举行反抗和起义,吴志喜(左起第一人)等领导了青浦小蒸暴动和枫泾暴动]

2.“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的青年运动

民国16年(1927年)八七会议后至民国24年遵义会议期间,上海青年运动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遭受严重破坏。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上海青年参加了民国18年中东路事件的示威活动;8月1日,上海数千青年群众在南京路、福州路、外白渡桥、天潼路、老靶子路等处游行示威。9月1日,共青团江苏省委为纪念少年共产国际建立10周年,组织青年群众到浙江路、福州路等地集会示威。民国19年“五一”节,工人与学生万余人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权”等口号,散发传单。8月在市郊农村,青年农民参加了由沈千祥等领导的南汇泥城农民暴动,成立泥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红十八军第一师,升起红旗,张贴布告。

这些斗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先后遭到国民党政权和租界当局的镇压,大批青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被敌人逮捕、关押和杀害。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恽代英受左倾路线排挤,在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期间,于民国19年5月6日在杨树浦纱厂门前被捕。被国民党当局引渡后判刑3年。后因叛徒顾顺章告密,于民国20年4月29日在南京被国民党军警杀害。

民国20年1月17日至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林育南、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蔡博真、左联作家、原团中央宣传部长、《红旗日报》编辑李求实、柔石、冯铿、左联作家、《列宁青年》编辑胡也频、殷夫、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总青工部长欧阳立安、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等30余名共产党人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先后被捕。2月7日,何孟雄、龙大道、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欧阳立安等24人,在龙华被国民党秘密枪杀。

[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墓碑]

三、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反汉奸斗争

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发表叛国演说,担任汪伪“市府咨议会”常务委员和“上海特别市体育协会”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沈嗣良不仅未受惩罚,反而继续担任校长,引起学生强烈反对。民国34年(1945年)8月22日,圣约翰大学学生贴出“庆祝抗战胜利”、“欢迎抗日军队”、“严厉惩治汉奸”等标语。上午10时,学生敲响了“怀施堂”钟楼的钟声,集合在钟楼前的大草坪上庆祝抗战胜利。学生发表演说时,遭到特务和三青团的阻挠,校长沈嗣良强令学生到大礼堂接受训话,会场发生冲突。沈嗣良勾结国民党宪兵队逮捕了学生夏禹闻、施家溥、夏肖溥3人。又以“行为不检,违犯校规”等罪名,开除陈震中、钱春海、陈秀煐、缪鹏、朱传芳、梁于藩、孙大中、叶嘉馥,周少春、顾和、鲁平、俞福良、江佩衡、阮冠三、王垂礽、郑月英、肖荣炜、肖玉莲等18名学生。第二天,校方突然宣布提前放假。

圣约翰大学中共党总支领导学生开展反击,提出“反对汉奸校长开除爱国学生”的口号,组织各方力量营救被捕学生。成立“被开除同学后援会”和以被捕学生陈秀煐的父亲、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为首的“被开除学生家长联合会”;访问校董会董事长颜惠庆、宗教界人士丁光训、文化界人士郑振铎,争取他们的支持;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兄弟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呼吁“惩办汉奸校长”,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文汇报》、《时代日报》、《大公报》、《时代学生》等报章杂志都刊登了有关消息和文章。《正言报》、《中美日报》也作了报道。9月27日,国民参政会公布《处置汉奸条例》,后援会整理了沈嗣良的十大罪状,正式呈文淞沪警备司令部揭发检举,并印成传单散发。迫于学生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沈嗣良终于下台,被捕和被开除学生先后返校。民国35年6月26日,沈嗣良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捕入狱。

上海音乐院校长李维宁在日伪统治时期投敌附逆。曾为日本帝国主义拍摄“大东亚共荣”的纪实影片,为汪精卫祝寿举办音乐会,为日军捐献飞机举行义演。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后,上海音乐院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历数李维宁的附逆罪行,反对李任校长。李开除学生自治会主席李珏和黄伯春、瞿希贤、张民权等7人,还宣布不承认全校学生的学籍,要对学生进行“甄审”。学生选举李德伦、陈良为代表,向淞沪警备司令状告李维宁投敌附逆,又联合著名音乐家、校友丁善德、谭杼真等发表宣言,向社会呼吁惩办汉奸。《申报》、《新闻报》都刊登了消息。慑于众怒,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在校内贴出布告:“即日起,不准李维宁到校”,并宣布李维宁开除学生无效。在圣约翰大学、上海音乐院学生反汉奸斗争的同时,沪江、正行女中等校学生也开展揭发汉奸的斗争。

2.反对“甄审”

民国34年(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须经登记甄审合格后,始得以分发。”上海专科以上被列为伪学校的有:交通大学(留沪部分)、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6校。这些学校的学生4000余人,在《办法》公布后都面临失学的威胁。

为了要读书,交通大学学生给国民党特派员蒋复聪、交通大学接收委员李熙谋、教育部长朱家骅送呈文,要求复课,没有回音。11月初,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沪。4日,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求见朱家骅,要求复课,请愿无效。对此,中共上海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根据市委精神提出口号:“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反对荒废学业”。并把6所大学的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国立院校学生反对甄审联合会,由交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周寿昌负责。11月6日,6校学生1000余人到交大接收委员李熙谋寓所请愿,要求取消“甄审”。李命令学生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听训。学生队伍到达青年团后,李答复是:“教育部法令不能更改。”学生高举“因荒废学业而请愿的横幅”,进行无声的游行。11月10日,6校学生联合在八仙桥青年会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再次请愿,朱托病不见。国民党当局派出马队,青年会附近戒严。11月11日,6校学生再次游行。《文汇报》、《大公报》、《申报》、《正言报》等报纸都发表文章声援,同情“废学”学生。

6校学生前后共组织7次游行,8次请愿,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迫于社会舆论,11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改变“甄审办法”说:“教育部原定办法,为先甄审,后补习,朱部长到平后,规定一面接收,一面继读上课。”上海6所“伪”国立大学改为“临时大学补习班”,进行“思想训练”。至此,6校学生取得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民国35年2月11日,蒋介石到上海。为了取得学籍,临时大学补习班学生在2月14日晚全体整队到贾尔爱业路9号蒋介石公馆请愿。国民政府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警与学生对峙。蒋介石不接见学生,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接见,学生代表与他谈判无结果,在蒋介石公馆门前喊了一夜,唱了一夜。口号是:“我们要读书!”“要求承认学籍!”“反对思想训练!”“人民无伪!”“学生无伪!”“反对歧视!”。1946年(民国35年)上半年,临大补习班结束时,国民党当局规定要补考三民主义,后全体学生都及格升入国立大学。

3.“欢迎马歇尔”的斗争

民国34年(1945年)11月27日,美国将军马歇尔被其政府任命为驻华使节,计划于12月20日飞抵上海。中共上海学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组织学生“欢迎马歇尔”,以此表达中国人民争取和促进和平的意志。活动由圣约翰、之江、沪江、东吴4所大学发起,圣约翰大学的黄振声、陈震中、张毓芬3人负责领导工作。

12月14日,上海32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团体代表80余人,在建承中学举行第一次筹备会,成立了“上海大中学生欢迎马歇尔特使大会筹备会”。会后由各校代表回校征求同学们对马歇尔特使的期望和要求,开展向马歇尔表达上海学生意志的一人一信活动。12月16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启秀女中、圣约翰、之江、东吴、大同、大夏大学、南洋女中、工业专科、震旦附中等校宣读了各校学生的意见,大会归纳为6项要求:(1)促进中国民主政权之建立;(2)协助中国农、工商、医学、文化等事业之建设;(3)尊重中国民族利益,贯彻故罗斯福总统之对华政策;(4)要求马歇尔考察中国真实民意,俾加强中美之友谊;(5)要求美国以民主国家之立场,公正之态度协调中国内战;(6)要求于最短期内撤退在华美军,并停止对华军火租借法案,以促进世界和平。会议决定:组织学生在马歇尔到沪之日前去欢迎,面交信件。会议还聘请林汉达、周建人、郑振铎、唐弢、刘大杰等为顾问。

12月18日下午4时,筹备会借西藏中路慕尔堂举行第三次会议。43所大中学校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讨论12月20日欢迎活动的具体事项。会议遭到国民党当局所指使的数十名打手的破坏。12月19日,国民党当局通知一些学校的校方阻止学生走出校门,还给一些学校的学生自治会打恐吓电话,或者假造集会时间及地点,继续进行阻挠破坏。

20日下午3时,4000多大中学生在中央路广场(今中央商场)集合,准备去马歇尔住地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面呈书信。3时40分队伍出发时,有三四十名预伏在广场周围的暴徒跳出来,手持木棍乱打学生。许多学生被打倒在地,血流满面。荷枪实弹的警察也参与镇压,不准学生去见马歇尔。学生们便开始反内战、争和平大游行。队伍从中央路广场折入江西路→南京路→黄陂路→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上海市社会局(今比乐中学)。一路上高呼口号:“欢迎马歇尔特使!”“反对内战!”“建立民主新中国!”“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人身自由!”“严惩汉奸!”“打倒贪官污吏!”“撤退驻华美军!”“调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2月21日,《申报》、《新闻报》等刊登中央社伪造的《本市大中学生上书马歇尔致敬》的新闻,并全文刊登伪造的大中学生《致敬书》。12月29日,上海市大中学生欢迎马歇尔特使大会执委会通过《为欢迎马歇尔大使而被阻被假冒与被打事件告师长同学与社会人士书》,向社会披露事实真相;但除《民主周报》等刊物外,其他报纸均未刊载。

4.公祭于再

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上海,激起上海青年的极大愤怒。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进一步掀起上海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高潮。因昆明的烈士之一于再的胞妹于庾梅在上海,遂以于庾梅的名义借玉佛寺公祭于再,以示声援。公祭以学生为主体,由圣约翰大学总支负责筹备。主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7人组成。

民国35年(1946年)1月13日清晨,各界群众1万余人(其中2/3是学生)齐集玉佛寺公祭于再。11时公祭大会开始,马叙伦宣读祭文,柳亚子等致词。南京临大代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煤气职工会、新新公司职工代表等发了言。公祭中,学生们唱起自己创作的挽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圣约翰大学学生成幼珠词,钱春海曲)和《自由公理在那儿》(圣约翰大学学生周志毅词,任策曲)。于庾梅女士介绍了于再的生平和遇难经过。公祭大会最后一致通过致电蒋介石和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8项要求:(1)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立即实现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宣布国民政府决定: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身体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释放政治犯。)(3)立即逮捕公审汉奸,鼓励人民检举汉奸;(4)立即严惩昆明惨案主凶关麟征、李宗黄及青岛屠杀青年学生之凶手;(5)立即明令废止束缚学生民主自由之法令、办法;(6)严办贪官污吏;(7)提高教师职工之待遇,救济失业;(8)提高妇女地位。大会结束后,1万多人冲破武装军警的阻挠,举行示威游行。

[参加公祭的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

5.助学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飞涨。大批清寒学生面临失学的危机。为了保卫群众切身利益,使之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的斗争相结合,中共地下学委决定领导上海学生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助学运动,组织广大学生,用集体力量,自助自救,抢救失学。

民国35年(1946年)1月下旬,由圣约翰、之江、东吴、沪江、大夏、大同等大学,省立上海中学、建承、储能、华模、麦伦等中学,启秀、新本、南洋等女中,共20余校学生组织发起,成立“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会”(简称助学联),不久,参加助学联的学校扩大到98所。助学联设执行委员会,在各校设立分会。

2月1日,助学联在《大公报》上登载启事:因“百物飞涨,失业众多,下学期学费昂贵,同学失学问题严重”而办助学。公布发起学校及政治顾问、法律顾问、会计顾问的名单。办会地点在凤阳路建承中学内。

国民政府不肯承认助学运动为合法,又不能宣布助学运动为非法,于是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破坏。助学联办公所在地建承中学的校方接到当局警告,不准借校舍给助学联办公。当局责令电台不准为助学广播,扣留在街头张贴助学标语的学生,并在官方报纸上散布:“沿街兜捐,颇不雅观,有伤大国民风度”,“已有官办贷学金,不必多此一举”,“未经核准,不得进行”等。

2月5日、6日,98所大、中学校,2万多学生组织了3000个劝募小队,200多个宣传小队走上街头义卖助学章,募捐款达8389万元。2月9日,助学联开始申请登记助学金工作,4000名学生获得了助学金。2月16日下午,助学联在天蟾舞台召开助学庆功联欢会,到会5000多人,会上许广平、沈钧儒、林汉达等发言,马叙伦发奖。圣约翰、启秀女中被评为助学英雄单位。

6.抵制反苏反共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问题和抚顺煤矿接收委员、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在抵达李石子车站后被土匪杀害两件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反苏反共运动。

上海的反苏反共运动,国民党是以交大和临大的三青团为骨干发动起来的。民国35年2月,交大学生组织国立交大学生运动代表会,并决定组织爱国运动委员会。学生总会响应交大反苏运动,在张莘夫追悼会筹备会上,决议成立上海市学生护权运动大会(简称:“护权会”),并于2月23日(苏联第二十八届红军节)在外滩及苏联领事馆等处举行了游行示威。

针对国民党组织的反苏反共运动,2月24日,在中共上海学委的领导下,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筹备会在同济大学召集校代表会,讨论上海学生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到会50余所学校,代表近百人。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学生爱国运动联合会”,并选举圣约翰、之江、大同大学等校为执行委员,发表上海学生对《东北问题宣言》和宣传口号(见附)。2月25日,交大和临大学生2100人(此为《文汇报》报导数,据《申报》记载临大2200人,交大458人)又在苏联领事馆等处举行宣传游行。当晚,交大爱国运动学生代表发表紧急声明,宣布退出上海市爱国护权运动大会。

7.尊师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教师的薪金菲薄,生活清苦。上海许多中学老师和国立大学教授实行罢教。为了平息事态,国民党市政当局准备由教育局及地方人士发动一个尊师运动,“募集捐款及实物,以协济教师生活之困苦”。民国35年(1946年)3月23日上午,教育局举行第一次尊师运动会议。尊师运动委员会总干事为李熙谋,副总干事为著名教育家、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校长陈鹤琴。三青团组织的学生总会参加。

3月31日,学团联在茂名南路教诚小学召开校代表会,邀请小学教师进修会负责人报告教师生活艰苦情况。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市学团联筹委会敬师运动委员会”,发动全市学生以义卖“敬师章”的形式征募款项,预定目标1亿至2亿。与此同时,尊师运动委员会于4月17日发表告各界书,准备在2星期内募捐20亿巨款以救济教师。方法是由学生总会参加义卖“尊师章”。这样,在同一时期,上海出现了尊师与敬师两个运动。4月24、25日,学团联组织920个小队、8000余人上街义卖“敬师章”,遭到了三青团的被坏,有的被收去了“敬师章”,敬师运动遭到阻挠而不能充分开展。而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的尊师运动因为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至5月3日,也仅募得三四千元,与20亿目标相差甚远。

中共地下学委为了打破“尊师”、“敬师”两个运动对峙的局面,使广大教师真正得益,遂考虑与教育局和学生总会合作,联合开展尊师运动。学团联通过陈鹤琴疏通,李熙谋接受了建议。5月13日,在陈鹤琴主持下,“学团联”和“学生总会”的代表各3人,正式协议将运动名称统一为“上海市学生尊师运动”,由教育局、学团联、学生总会3个单位联合发起举办,学团联和学生总会分别发动和组织各校学生参加,并由教育局发函通知各校校长,要求给予支持、协助。尊师运动委员会设在教育局,“学团联”方面的代表为张毓芬、殷云芳。“学生总会”方面代表为荆铁民。

5月27日、28日,上海159所大中学校2.5万余学生上街劝募。义卖为统一印制的“谢帖”25万份,其中红色为1万元1张,蓝色为2000元1张,在两天之内全部卖完,募得2亿元。各校还有各种形式的尊师活动如义卖“尊师花”、“尊师帕”,“义演”等。尊师运动在6月中旬基本结束,总共募得法币10亿元,由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监督分发给各校教师。

[1946年5、6月间,上海大、中学生开展劝募活动,图为中学生和大学生在劝募]

8.六二三反内战运动

民国35年6月,国共和平谈判已到最后关头,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提出要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陇海路以南及胶济全线等五项条件,并提议将“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为此,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声明反对赋予马歇尔最后决定权。1946年5月5日,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救国会、民主建国会、工商协会、妇女联谊会、学生团体联合会等52个单位,组织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呼吁立即停止内战。6月8日,上海文化界实业界人士马叙伦、许广平等164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马歇尔和中国共产党,呼吁立即停止内战。6月13日,交通大学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成立了“交大学生反内战救灾运动委员会”。圣约翰、之江、沪江、大同等大学也成立了反内战团体。储能、麦伦等中学,南洋、启秀、上海女中等相继发表反内战宣言。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运动迅速在上海青年中兴起。

6月16日,全市100多校5000余学生在天蟾舞台举行“尊师庆功联欢大会”,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总动员。从延安秘密来沪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和中共上海市委学委领导人张本、吴学谦以群众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大会由陈鹤琴先生主持,他称赞了学生的力量说:“动员两万学生,花去两天时间,捐得两万万元,这是历次上海的学生运动中空前成功的一次,象征了学生的力量。”郭沫若先生发表了演讲:“天地君亲师,教师应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是至低无下的待遇”。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裁减军费,要求大量裁军。今天除了打内战,军队是没有大量存在的必要的,我们要求立刻停止内战,永远停止内战,把庞大的军费用到国家建设上来,用到教育上来!”郭沫若先生的话得到全场呼应,顿时“裁减军费,反对内战!”的口号声响彻会场,“反对内战,反对内战,要和平,要和平……”的歌声把大会引向高潮。林汉达先生接着讲话:希望上海学生加强团结,站在反内战的前列,站在争民主的前列,向着和平、民主、建国的大目标进军。陈鹤琴先生在会上宣读并通过了代表全体学生的五项意见:“立即停止内战;减低学费,提高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生活和职业;救济失学同学;上海学生联合起来,阻止内战,维护国家一切主权”。大会通电全国,呼吁立刻停止内战。

[1946年6月16日,上海学生在天蟾舞台举行尊师庆功联欢大会]

6月19日,“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成立,参加学校72校(后增加至150余校),号召全市学生展开反内战签名运动,要求永久停止内战,要求美国驻华海陆空军立即撤退、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大会推选之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主席。同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为了抢救和平,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请愿团由各界协商推选的11名代表组成,成员有马叙伦(前代理教育部长、原北京大学教授),篑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胡厥文(合作五金厂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张炯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雷洁琼(女,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吴耀宗(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代表)。马叙伦为团长,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长、罗叔章为秘书。

6月20日,大同大学暨附中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大同反内战委员会”,决定即日起停课七天,延期参加考试,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宣传活动。21日,大同反内战委员会召开全校大会,请西南联大来上海的吴晗教授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演讲,三青团学生进行反对和阻挠未成。下午市长吴国桢赶来动员学生“以学业为重”,“参加明天考试”。6月22日,大同学生没有参加考试,吴国桢把学生集中起来训话,说学生是“受人利用”,“不考试是暴徒”。警备司令部派来20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殴打学生,但学生毫不畏惧,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与之英勇搏斗,最后吴国桢不得不悄悄溜走。

6月23日,上海学生、教师、工人、店员、妇女等各界5万余人到北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鏊、吴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也来送行。上午九时,百货业的铜管乐队奏起了反内战的歌曲,欢送大会开始。广场北面两辆装着扩音器的卡车,成为临时主席台。大会主席团由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组成。王绍鏊、蒉延芳、雷洁琼、陶行知、林汉达、吴晗和陈震中、陈立复相继讲话。讲话内容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人民需要我们反对战争!”林汉达在台上大声呼吁:“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不愿意再打内战。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去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我们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群众齐声高呼:“去,去,去,步行去!”台上台下融成一片,在掌声中,南洋女中学生将绣有“立刻无条件停止内战”的锦旗献给了请愿代表。

送走了代表后,5万群众举行游行,圣约翰大学学生高举着“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的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四人一排浩浩荡荡从北站出发,沿浙江北路、南京东路、江西路、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西藏南路、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最后到达复兴公园。下午4时游行结束。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5万余人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欢送赴南京请愿代表的大会]

中共上海学委主要负责人张本、吴学谦、陈一鸣、李琦涛在现场指挥。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和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都到现场指导。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开出北站,代表们就立即被荷枪实弹的路警和便衣特务监视。车到苏州,就有人把标语撕去。车到镇江有一批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歹徒上车纠缠,下午7时,车抵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一下车就被大批暴徒殴打,暴行从7时一直延续到午夜12时。请愿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被殴伤。受伤的还有《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

正在南京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得悉上海代表在下关被打,24日凌晨1时45分,偕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等到中央医院亲切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紧紧握着被打代表的手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向“三人会议”的其他两方——国民党及美国代表提交一份备忘录,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毛泽东、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电报,慰问马叙伦等代表。

惨案发生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各工会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各校学生也在校内集会抗议暴行。

上海青年参加的六二三反内战运动没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6月26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附:上海学生对东北问题宣言

1.我们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认为东北苏军应该撤退,其他盟国驻军也应该撤离中国。

2.我们认为解决东北问题之关键首在制约内战,目前东北内战正在扩大中,内战不止,仅苏军撤退不能解决东北问题,若内战任其扩展,势必威胁世界和平。

3.我们要求三人军事小组(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协议》,规定:“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1月7日组成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参加的军事小组,也称三人小组)应立即决定解决东北问题紧急方案。

4.马歇尔与中共建议:“停战令应运用于东北”,望政府速于接受,以便迅速澄清时局,安定人心。

5.东北沦陷最久,同胞受苦最深,因之今日渴望和平民主自由也最殷切,东北人民义勇军坚持十四年英勇斗争并协助收复东北,深盼当局尊重东北民意,以和平民主方法求东北问题之解决。

6.我们拥护东北宣抚使莫德惠所建议解决东北问题之方法:(1)亲睦友邦(2)实现民主政治尊重东北各地各级民意机关;(3)各党派各种人才通力合作建设新东北。

7.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少数反民主分子失望恐惶,企图用各种方法阻挠该决议之实现,遂有“陪都惨剧”、“抬高物价”等事发生,最近更利用苏军撤退问题为口实,制造“不惜一战”、“第三次大战即将爆发”之空气,想藉此掀起内战破坏团结民主,阻碍睦邻国策,作梗正在进行的中苏外交谈判,上海学生爱国意志决不愿被利用,我们希望东北问题早日和平解决。

我们的口号

1.要求政府立即公布东北一切问题之真相。

2.要求用和平民主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3.加强各党派团结,反对分裂内战。

4.彻底执行停战令及政治协商会一切决议东北不应例外。

5.全国均应立即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

6.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退中国。

7.要求政府尊重民意。

8.要求立即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9.全国学生团结起来!为东北问题合理解决而奋斗!

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1.革新校政斗争

沪江大学是美国南北浸礼会差会(mission)创办,学费昂贵,风气奢华,对学生采用封闭式管理。学生全部住校,非经家长邮寄证明,学生不得自由出入校门。

民国36年(1947年)3月17日学生金家麟有急事未经校方同意私自离校,校方以自由出校,违反校规的罪名勒令退学。此事件引起公愤。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抓住时机,领导斗争。3月27日,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议决立即罢课,表示抗议,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允许学生无课时可以自由进出校门。并成立校政革新运动委员会,提出改革校政4项要求:(1)迅速增加图书与科学仪器设备,不可将金钱花费于园亭花木;(2)取消积点制度,应依照教育部规定计算,以谋全国大学制度一致;(3)充实教授阵容,以提高本校程度水准;(4)实施民主训练,保障学生之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取消校方检查制度。沪江大学全体学生罢课7天。4月3日,教育局副局长李熙谋到校调解,校董会保证自复课日起,即实施自由出入校门。校方接受学生提出的改革要求。此后,之江、大同等学校也开展改革校政的斗争,女师、新陆师范、体专等校联合开展了要求提高公费的请愿,清心女校开展了要求改善伙食的斗争。

2.贾子干事件

民国36年(1947年)4月4日,交通大学学生贾子干被美商德士古公司汽车辗死。事后德士古公司毫不置理,拒绝与校方交涉,激起交大学生的愤怒。学生在校园里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为贾子干同学讨还血债!”的口号,愤怒的学生用小刀戳破了美国律师乘坐的小汽车。事后,德士古公司向美国领事馆报告,美国领事馆即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抗议照会。下午,警察分局通知交大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到局里与美国副领事柯芬及德士古公司代表谈判。谈判没有结果。当晚,经上海市长吴国桢调解,事件告一段落。4月14日上午,贾子干家属贾子良、交大法律顾问律师顾文硕、交大各系科代表18人,同德士古公司总经理拉斐尔、美国领事领事馆代表勃朗、美籍律师白莱恩,在市政府会议室谈判,市长吴国桢参加。交大学生500人在市政府广场候听消息。双方争论激烈,最终德士古公司承认错误,赔偿丧葬费5000万元。

3.同济大学学生被殴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军辎汽二团驻同济大学博物馆,与学生时有冲突。民国36年(1947年)4月6日,该团士兵强行搭乘校车不成,遂围殴学生,有8名学生被殴打,其中一人受伤。当晚,法学院和新生院两院学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第二天(7日)罢课抗议,要求驻军撤出博物馆。4月7日,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班系代表大会,决定即日起大学部各院一致罢课,并派代表去市政府及警备司令部请愿。9日,同济附中、附工、附职、附设护校学生也响应罢课。同日,学生代表谷士鼎等8人赴港口司令部及警备司令部请愿,要求:惩办凶犯,保证学生安全;正式书面道歉;限期撤退强行驻扎在文、法、新生各院与附中的一切驻军。13日,上海市长吴国桢召见学生代表表示:(1)肇事士兵交军法严加惩办;(2)港口刘副司令于市府面向董校长(洗凡)再度表示歉意,该部之书面道歉亦于昨日函呈警备部转校;(3)刘副司令向校长保证今后绝对不发生类似事件;(4)校舍由吴市长负责交涉收回。希望学生于明日复课。4月14日,同济学生宣告复课。

4.中学生反会考斗争

民国36年(1947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于民国36年暑期举行中学毕业生会考。4月25日,南京市中等学校22校联谊会派出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收回会考成命。上海交通中学高中毕业班立即响应,集会选举成立“要求停止会考委员会”,并通过反会考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会考,理由是:(1)因战争影响,生活不安定,学生损失甚巨;(2)各校课本不一致,不可能进行统一的考试;(3)时间急促,三年课程不克准备;(4)沦陷期间若干科目未能进行,无从考试;(5)教育经费本属有限,不应再用于巨额的会考开支。从28日起,麦伦、育才、正行女中、建承,南洋模范、南洋女中、沪新、智仁勇女中、青年会中学等高三年级毕业班相继召开班会反对会考,大同附中发起签名活动。务本女中、崇德女中、圣芳济中学、正中中学的高三学生分别在报上发表《告社会书》。面对学生的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发表谈话,坚持“部令难以更改”。“通令照常举行”。上海市教育局成立了以副局长李熙谋为首的“会考筹备委员会”。

5月3日下午,南洋模范、南洋女中、育才、交通、南光、启秀女中、南屏女中等36所中学的高三学生代表,在交通中学开会,成立上海市高中毕业生反对会考联合会。选出南洋模范、南洋女中、交通、大同附中,青年会中学5校为主席团,发起全市高中毕业学生签名反对会考。中共在“反会考联”建立党组,由中学委员会委员钱李仁领导,党组成员有:徐惟诚(南洋模范中学)、朱鸿兴(交通大学附中)、谢志明(南洋女中)。上海学生的反会考斗争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支持。5月8日,“反会考联”召集50余所中学代表到南京去请愿,代表团成员是:南洋模范中学(徐惟诚)、南洋女中(谢志明)、启秀女中(谢琏)、育才中学(吴仲麟)、大同附中(杨东海)、南光中学(李松年)、进德中学(张慎志)、思源中学(郑洪)和助产学校联合会派出的1名代表等9人。9日下午,51校应届毕业生3000余人在复兴公园集合后欢送代表去南京请愿,并举行反对会考的游行。10日,到达南京的上海代表赴教育部请愿,未达目的。13日,上海代表返沪。16日,上海应届中学毕业生召开欢迎大会,赴京请愿代表报告向教育部请愿及在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的经过。大会决议:若教育部坚持部令,则拒绝会考。在上海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的共同斗争下,反会考斗争取得胜利。5月16日,国民政府决定会考“姑且暂缓一年”。

[1947年5月,上海学生高举“反对不合理的会考”横幅,在闹市区进行请愿游行]

5.上法事件

民国36年(1947年)5月4日,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在学校街头张贴反对内战的标语,被警察撕毁,发生冲突。学生潘思采、顾篯吉和警察郭家祥受伤。潘、顾以及学生林、李四人被扭送警局。午后,警局将潘、顾两人送市立第四医院,其余两人也被释放。事件发生后,全校学生集会,成立“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为保障人权宣布罢课抗议。

6日下午,上海市“抗暴联”(民国35年12月31日,为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女学生成立的“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联席会议。交大、圣约翰、大同、暨南、同济等30余校到会。会议决定组织“上法五四事件后援会”,并由各校“抗暴联”展开宣传工作,发动募捐及签名,慰问受伤学生,会上提出要求:(1)惩办凶手,撤办四川北路分局局长。(2)以市政府名义赔偿受侮辱学生一切损失。(3)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9日下午,上海法学院学生和34个大中学校代表共700余人,到上海市政府请愿。学生队伍高呼“反对前方打内战、后方打学生”,“严惩凶手”等口号,涂刷“反对内战、反对卖国”等大标语。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学生代表一齐与市长吴国桢进行谈判。谈判未果。11日,学生继续罢课。当晚,上法学生和20余校学生代表举行联欢会,请褚辅成、沈钧儒、胡子婴到会演讲。师长们引导学生说:“保障人权,争取和平、自由,须长期工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故盼同学先复课。”会后“抗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复课。事件就此平息。

[1947年5月9日,上海各校学生在市政府院内示威]

6.交通大学的护校运动

民国35年(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饬令交通大学停办航海、轮机两科。民国36年初,又不准开设水利、纺织、化工3个系。4月初,学生自治会民主墙上贴出1000余人要求护校的联合签名书。4月4日,自治会召开系科代表大会,成立护校委员会,发动全校签名向当局呼吁续办航海、轮机2科。在校方再次向教育部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护校委员会征得全校过半数学生签名后,于5月6日派出学生代表周盼吾、张公纬和航海、轮机2科代表与校长吴保丰先后到达南京。8日下午,面见教育部长朱家骅。朱答说:“航海、轮机两科取消的决定不能更改,”又说要使交大成为专门工程大学,其现有之纺织、水利二系,教育部不予承认,管理学院亦将逐步改隶。更说:“交通大学校名沿用属交通部时旧名,现在似觉不妥等等。”

5月9日,学生自治会与护校委员会召开学生大会,由周盼吾、张公纬汇报请愿经过,群情激昂,决定10日起开始罢课。下午,校长在教授会上报告了请愿经过,教授会决议支持学生请愿。9日晚,系科代表会议在文治堂召开,152名代表讨论行动方案,数百名学生旁听,一致决定:“全体同学晋京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向教育部提出8项要求:交大校名不容更改,不容歧视;院系不得分割,航海、轮机2科不容停办;纺织、水利、化工3个系也应设立;学校经费必须增加;教职员工名额必须补足;增置仪器设备和校舍;增加公费生名额及提高公费待遇。

5月13日早晨,交大师生晋京(南京)请愿。65辆各式卡车满载交通大学2700名师生员工。教育部次长田培林、上海市长吴国桢、国民党市党部主任方治、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前来阻止学生晋京。下午6点50分,由交大机车系学生驾驶的火车,挤满“国立交大晋京请愿团”的全体师生员工驶向南京。14日凌晨3点列车进入真如站,遭到国民党军警阻拦。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向学生训话:“你们已经不是交大的学生了,此后出了什么事,教育部不再加保护。我们为了维护治安,和吴市长等热诚调解,所以才赶来。国家是有法纪的,你们若再破坏法纪,最后就是死路一条了。”朱家骅旋即离去。国民党当局镇压在即,流血事件即将发生。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共上海局领导刘晓派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和国立大学区委浦作赶到真如,当面通知在现场参加指挥的吴增亮、王光华和交大党总支,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积极谈判,务必适时地果断收兵。半小时后,吴保丰校长嘱学生派代表与吴国桢谈判,学生坚持8项条件,要朱家骅作出正面保证。晨7时许,朱家骅签准的5条由吴国桢交与学生代表,五条是:(1)交大不改名,并决不停办任何院系科;(2)轮机科并入造船系,造船系改称造船轮机系,仍属工学院;航海科改为航海管理系,属管理学院;(3)学校经费依照实际要求增加与其他大学平等;(4)员工名额按班级及人数照章增加;(5)如有未尽事宜,师生及校友可派代表晋京面商。8时许,全体学生同意归校,吴国桢说:“只要回校,就一个也不开除!”学生热烈高呼:“交大万岁!”8时半,公用局派来几十辆公共汽车接学生们回校。

5月15日,为继续向教育部谈判请愿未了事宜,交大学生又召开了系级代表大会,会上决议:(1)全体同学罢课支持赴京代表与教育部交涉,俟代表返沪后,再定是否复课;(2)罢课期间,全体同学仍须到校;(3)联合唐山、北平二院校友暨自治会取得协议后,再向教育部请求恢复交大名称;(4)赴京代表团15人,其中2名由主席团指派,余13名当场选出;(5)罢课损失费用,须由教育部赔偿。5月16日,交大学生举行盛大欢送会,欢送代表晋京。18日,校长吴保丰等也赴南京参加谈判。19日起与教育部谈判,最终教育部基本接收了交大的要求。5月23日,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庆祝护校成功大会”,学生将“晋京代表请愿团”之旗帜呈交吴保丰校长以为纪念。

[交大师生进京请愿]

7.抢救教育危机运动

民国36年(1947年)5月13日,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低劣得了肺结核病,一学生因贫病而卖血,暴病而亡。上海医学院学生情绪愤激,中共上海学委决定通过上医学生的斗争寻求突破,提出“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5月14日,上医学生罢课并全体外出至各校宣传。各国立大专院校立即响应,15日起相继罢课,上街进行“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增加公费,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宣传。

5月17日,上海交大、上医、暨大、复旦、同济、幼专、音专和吴淞商船8所国立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上海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决定派出上海学生代表与杭州学生代表组成联合代表团,去南京参加5月20日的宁、沪、苏、杭学生联合请愿。上海学生代表有鲍静佩、汪汉民、叶公毅、曹云龙、陈泗东、林沂、黄仁端、王宗恕、冯立文、陈皓、张民权、王新民、王道佩、钱文治等37人,提出4项要求:(1)教育经费增加15%;(2)公费名额增加100%;(3)提高教职员工待遇;(4)每月副食费增至10万元,以后照生活指数增长。

5月19日上海暨大、复旦、同济、交大、音专、幼专、上医、吴淞商船、高级机械学校、上海商学院10所国立学校,与上法、中华工商、大夏、中法药专4所私立学校,共14校7000余人在暨南大学二院集合,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抢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接着,冲破国民党警察的阻挠进行了游行。游行队伍从北站出发,经河南路、南京路、西藏中路、大世界转入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至外滩公园。沿途墙壁都被学生贴上斗大的“饿”字、“谁使我们饥饿——内战”的标语和“向炮口要饭吃!”的漫画。宣传队向沿街的市民演讲、唱歌、演剧。

[1947年5月19日,上海7000多名大学生游行示威,欢送上海学生代表赴南京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联合斗争]

8.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民国36年(1947年)5月20日,南京五二〇惨案发生。21日,上海市“抗暴联”召集全市各校学生代表在上海医学院开会,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五二〇惨案后援会”。后援会由交大、上法、上医等9校担任主席团。决议:(1)派代表慰问受伤同学;(2)通电蒋主席和参政会表示抗议,坚决要求实行4项诺言,尤其是人权保障;(3)扩大宣传,发表宣言;(4)号召全市学校5月23、24日总罢课2天,以示抗议;(5)致电在京代表请他们兼任“后援会”驻京代表。21日晚,交大学系科代表大会决议绝食一天以示抗议。22日,40余所大中学校开始罢课。5月23日,罢课学校增加至73校。

面对学生的抗议行动,国民党当局进行镇压。23日凌晨1时半,国民党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数十人,破门冲入上海法学院殴打学生,捕去屈元、苏淑媛等学生11人。同日,复旦大学学生举行抗议五二〇惨案集会,遭军警包围,学生5人被捕。24日,光华大学1名女生、新建中学6名学生被捕,大夏大学1名女生被殴。

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学生更大愤怒。24日上午,各校学生组织的18个宣传小队、700多人,上街宣传。街上到处可见“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交通大学20个学生组成的第一宣传校队在上午9时出发,沿着林森路,经过八仙桥,边走边宣传,下午2时到外滩后,20人全部被捕。得知第一宣传小队被捕消息后,第二宣传小队22人扛着漫画、标语,提着浆糊桶又出发。下午4时50分,来到外滩和平女神像下。学生们把“内战不停止,我们早晚都会死”,“大米一担30万,饿不死,喂炮弹!”的标语和肥头大腹的军阀们躺在饥民们的骨架上的漫画贴在和平女神像的坐石上,并向周围群众宣传。不久,国民党军警将第二宣传小队学生逮捕。同日,同济大学宣传队86人分成7个组在市区宣传,上午10时,第一组在贵州路宣传时被老闸分局捕去16人。11时,第七组12人在南京路、河南路宣传时,被黄浦分局全部捕去。12时30分,第四组10人在北京路、浙江路口被捕。5月24日,为抗议暴行,上海80余所大中学校参加了罢课斗争。

25日晚上8点,交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在上院114室召开。大批特务和武装军警,由几个“正义大同盟”(国民党学生组织)分子领路,包围114教室。学生们发现后,冲出宿舍,赶到上院,包围了军警。斗争中,学生纠察被殴,3人重伤,40人轻伤。事后,上海市“五二〇惨案后援会”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全市5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于26日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请愿队伍分两路,南区在交通大学,北区在暨南大学),要求无条件释放5月23日以来被捕学生。为了阻止学生请愿,26日,几所主要大学包括交大、同济、暨大、复旦等校都被武装军警封锁。交大学生在校中共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一面在校内举行游行,一面由学生自治会通过国际人权保障会陆干臣、吴耀宗、涂羽卿、吴高梓4名代表,出面与市长吴国桢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迫于社会舆论,中午12时,吴国桢来到交大与“后援会代表”举行谈判。最终,吴国桢同意释放各校所有被捕学生,并在书面保证上签了字。应学生之请,吴耀宗、陆干臣、涂羽卿3人也在保证书上签名作证。当天下午5时,大学生由校长具保释放,中学生由家长具保领回。各校学生前来迎接被释放的同学。这次释放计交大40人、复旦5人、同济39人、新建6人、建承1人、大同大学11人、暨南大学25人。

国民党迫于舆论不得不释放学生,但同时却继续加紧对学生的迫害。5月26日晚上,复旦大学学生举行文艺晚会欢迎被捕归来的同学。国民党特务预伏在国权路上袭击散会后返回宿舍的学生,造成学生重伤4人、轻伤17人。同日,大同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遭特务暴徒捣毁,自治会主席等11人被殴被捕。28日2000名武装军警包围暨南大学,由蒙面特务带领按名单捕人,一院学生被捕30余人,二院学生被捕20余人。同日上午,交大学生4人在校门外遭绑架。上海商学院一学生失踪。30日凌晨,国民党军警特务到各校进行全面大搜捕。3时许,2000多军警包围交大,按名单查捕学生,遭到交大师生的坚决反对,未得逞后退出学校。30日深夜,复旦、同济、上医、大夏等大学也遭到军警围捕。5月31日、6月1日军警又至音专、上海商学院、沪江大学、光华大学、民治新专等校捕人,各校先后共有57人被捕入狱。

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迫害遭到全市人民的反对,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得到各界的同情和支援。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68个团体代表40万市民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30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在各校大逮捕后,各校大学教授纷纷罢教,抗议当局对学生的迫害。复旦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校长章益辞职。同济大学教授王成椿、顾葆常等37人联名发表抗议书,要求释放该校被捕女生韩格芸。30日下午3时,“大学教师联谊会”为逮捕学生事举行谈话会,要求释放各校被捕学生,保证各学校安全。6月1日,交大教授会在国际饭店招待记者,为校内学生被捕与遭殴打事宣布罢教抗议。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农工民主党中央、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也在香港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早日结束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

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欧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上海学生在法院和监狱门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9.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民国36年(1947年)5月30日大逮捕后,被捕学生家长奔走呼号,营救被捕子弟。在上海学联帮助下,6月2日,被捕学生家长数十人到上海市政府向市长吴国桢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3日,被捕家属100余人再次找吴国桢,要求去关押地点探望被捕学生。6月6日,被捕学生家长在交通大学开会,成立上海市被捕学生家属联合会。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学联成立营救被捕学生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各校广泛开展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签名运动和争取各界支援的同情运动,到6月5日,参加签名运动的大中学校达80余所,签名的学生占各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6月10日,全市8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总罢课一天,呼吁制止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同学。许多学校还开展募捐、义卖、慰问受伤同学等活动。

至此,国民党当局陷于孤立被动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6月12日,当局宣布:定于6月14日下午3时在浙江路地方法院刑二庭“公开审讯”5月23日被捕的上海法学院11名学生(其中苏淑媛等4名已交保假释)。6月13日,《学生报》刊登“上法同学明日被审”的消息,号召各校学生前去旁听。6月14日,近千名学生挤满整个法庭。3时已过,学生们不见开庭,齐声呼喊:“我们要求法院准时开庭!”直到3时45分,法警宣布“展期审理”,大门口贴着“告示”说要“和解”。学生派代表与法庭交涉,提出:不能把人关在牢里和解,要求当庭释放。最后,法院保证在6月20日开庭,在此期间,绝不将被捕学生转移到任何地方。

5月30日前后全市性大逮捕中被捕学生,除上海法学院院长褚凤仪6月18日出面保释了7名在押学生以外,还有交大、复旦、暨大、上医、上商、音专、沪江、大同、大夏、光华、民治新专等11校57人,被关押在蓬莱警察分局看守所、迪化中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中统看守所等各处。6月6日,国民党当局把他们集中到漕河泾曹氏墓园(今漕溪公园)举办“青年训导班”,进行“感化教育”。曹氏墓园内有100多武装军警驻守警戒,大小特务充当“教官”和看管人员,墙上装着电网。学生完全失去自由,不准外出,不准通讯,只准看《中央日报》。被捕学生关在蓬莱分局时,市长吴国桢曾经答应过要尽快释放他们,现在释放无期,学生们起草了抗议书,要求吴国桢实践诺言,无条件释放。抗议书通过探望家长秘密带出后,向报界披露。6月15日家属联合会代表与上海学联组成联合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各院请愿,要求无条件全部释放被捕学生,反对“分批按情节轻重释放”。6月20日又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依照“提审法”提审被捕学生,会后推派30人再去找吴国桢要求无条件全部释放。6月24日“家属联合会”正式向上海高等法院递上呈文,要求用“提审法”提审,同时,在集训班内的57名学生也提出要求公开审讯。

最后,国民党当局借口暨大的黄开、戴新民、郑华山3个同学参加过青年军,将他们转押江湾国民党军二〇二旅军法处,另葛嫱月等6人为证据确凿的“共党分子”继续扣留。除这9名同学,其他全部释放,8月4日离开墓园。家属联合会继续营救9名同学。至民国37年3月16日全部恢复自由。

10.抗议“于子三事件”

民国36年(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杭州监狱。消息传来,又一次激起上海学生抗议怒潮。上海学联号召各校同学在11月11日用罢课、素食、捐款等方式表示哀悼和抗议。国民党当局布置校内特务与校外军警,内外配合打击学生斗争。暨大、大夏、大同等校的集会被破坏,学生遭毒打。沪江、复旦两大学还开除了若干学生。但仍有交大、复旦、同济、约大、中华职校等30余校采取罢课、贴抗议书、鸣钟、默哀、素食、义卖黄花、捐款慰问等方式表示悼念和抗议。

11.救饥救寒运动

民国36年(1947年)12月,天气异常寒冷。据上海市政府统计:12月上旬街头饿殍400具,下旬有500具。12月18日,同济大学工学院基督教团契8名学生在校内发起募捐寒衣运动,他们贴出布告:“昨日本市冻尸已有一百具,今天天气更冷,不知又有多少人将在寒冷中死去,希望同学,本诸良心,予以捐助。……凡有余衣欲捐者,不论大小、式样、种类,一概欢迎,可送工学院阅览室。”布告贴出后,立即得到工学院、法学院学生的响应,当天共收到棉、毛衣500余件、袜50多双、鞋30多双。8名学生连夜冒着严寒到海宁路、虬江路、闸北宋公园一带贫民区分发。结果仍是杯水车薪。于是,中共同济大学总支决定开展全校性的劝募寒衣运动。地下党学委决定通过学联发动全市学生参加的救济救寒运动。

12月19日,同济大学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20日、21日首先出动街头劝募。21日,交大成立“救饥救寒委员会”,进行1周劝募活动。约大、之江、东吴3所高校成立“联合劝募委员会”。音专学生举行义演。大同发起“一人一物运动”。其他大中学校也纷纷响应,积极开展各种方式的劝募活动。12月28日,根据交大、同济、约大、东吴、之江5校倡议,全市30余所大中学校2万多学生出动总劝募。同济、交大、音专、剧专、中华工商等校组织了“劝募宣传大队”。出动了7辆大卡车,在南京路、西藏中路、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等闹市区流动宣传,然后集中到南京路大新、新新、先施、永安、中国国货五大公司门前进行大规模宣传和联合劝募。数百个宣传小队,分散深入到街道里进行宣传。12月28日至31日,部分学生来到沪西、闸北、南市贫民窟,访贫问苦,分发寒衣。救饥救寒运动从12月中旬到月底,历时2周,参加学校近90所、学生3万余人,募得寒衣15万件,现款10亿元,救济约30万人。

[1947年冬,上海学生开展大规模的救饥救寒运动]

12.保卫民主权利

民国36年(194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修正学生自治会规则》,企图剥夺学生的民主权利。对此,学生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从民国37年初开始,开展了为保卫学生自治会民主权利的斗争。

民国37年元旦后,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1月9日,各班级和系科选出级长和系科代表,并定于1月11日举行代表大会。1月9日,校长丁文渊贴出布告,并召集学生和上届自治会理会理事谈话,宣布:不许召开系科代表大会,由校方指定人员筹备成立自治会;不许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理监事,由校方指定候选人,由15个级长筹备学生自治会;不许成立全校性的自治会,由各分院分别成立。当即遭到学生的反对。

1月11日,系科代表大会在工学院如期举行,120名代表认真讨论通过了自订的学生自治会章程,选出5人为常设委员会,决定13日全校普选理事。13日下午,1930名学生(占全校85%)不顾校方阻挠,投票选举。当夜,在工学院礼堂举行“上海市大中学生救饥救寒运动胜利结束,同济大学第三届学生自治会改选完成庆功大会”,宣布选出理事21名、候补理事5名,潘承邦当选为理事长。同济大学新的一届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出席大会的有同济的学生和上海80余所学校代表共3000余人。

1月14日,第三届理事会就职。校方贴出布告,开除上届学生自治会代理理事长、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杜受百和劝募寒衣干事、法学院二年级学生何长城。布告贴出后,各学院学生立刻在各处张贴大字报表示强烈抗议。15日上午,各学院1600多学生到文法学院“红楼”(学校总办公室),向丁文渊提出抗议。要求校方收回开除杜、何两同学的成命,承认广大同学的民主权利,承认全校同学选出的第三届学生自治会。丁文渊拒不接受学生要求,还指使人向警局打电话,企图武装镇压学生。16日晚,系科代表会决定:17日罢课1天,参加抗议英帝九龙暴行示威游行。19、20日罢课两天,抗议丁文渊迫害学生。18日,丁文渊布告宣布第二批开除文德昭、吴虹、范郁芬(女)、韩格兰(女)、唐荆如(女)5名学生,处分黄克鲁、潘承邦等4名学生。19日丁文渊又贴出布告:“秩序未安定前,禁止自治会的任何活动,系科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和自治会理事应自动退职。如有违背,学校决不姑息。

对此,中共同济大学总支领导学生把斗争口号提高为“反迫害、争民主”,以此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教师同情,使同济大学的斗争与全市各校的支援相配合。19日下午,第三次系科代表大会决定:(1)无限期罢课;(2)向校方交涉,要求收回成命,如无结果,去南京请愿;(3)要丁文渊辞职,以谢国人。(4)为抗议校方无理迫害同学,21日各学院同学绝食一天。20日晚上在工学院礼堂举行控诉晚会。

20日晚7时,同济学生在工学院礼堂举行了控诉晚会,全市40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被迫害学生代表杜受百、韩格兰、何长城先后上台控诉。他们说:“为了争取自由民主,我们头可断,血可流。”杨烈教授、胡鹏讲师也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学生的斗争,谴责丁文渊。

21日丁文渊又宣布开除萧荣铮、李发弟等4名学生,对冯立文、黄仁端、范郑生、杨益言等13人留校察看,给蔡明德、王维新等17人各记大过2次,至此,丁文渊在1周内分3批迫害学生45名,其中开除11名。当日,学生们将事情真相诉诸新闻界、本校教授和其他学校学生,并准备晋京请愿。23日晚上,上海学联送给同济自治会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英勇斗争”4个大字。复旦、交大、大夏等校也都送来锦旗支持同济学生争民主的斗争。

25日晚,由交大、复旦等校发起,上海58所学校的学生组织了“上海市学生反迫害、争民主支援同济联合会”,发表文告,对同济学生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号召全市学生团结起来,誓作同济学生的后盾。23日同济学生自治会公布《与校方交涉报告》,宣布赴京请愿之举已箭在弦上,这是校方横蛮独裁,一意孤行,逼得我们走的一条路。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全体同学仍希望校方不失时机,幡然醒悟,使事情获得合理解决。丁文渊与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拒绝学生的合理要求。请愿团决定29日上午10时出发晋京请愿。

1月29日晨,国民党军警封锁了同济工学院。上午9时,复旦的欢送队伍和同济理学院、附中、新生院的请愿队伍1100余人,在工学院北面被铁甲车所阻。工学院1000多学生冲出校门和校外学生会合。这时,四川北路的同济文、法学院400多人,化整为零,抄小路来到其美路。交大、约大、东吴、大夏、震旦、上法、同德医学院、南通医学院、中华工商、南模、南洋女中等27所学校的千余名学生也从四面八方绕小路来欢送。中共地下学委、国立大学区委和同济总支负责人来到第一线,大批共产党员站在队伍的前列。其美路上,4000学生列队,浩浩荡荡,队伍遭到军警阻拦。11时45分左右,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出现在其美路同济工学院门前。吴国桢要学生退回校内遭学生拒绝。中午12时,学生方面派出杜受百、黄克鲁、冯立文、黄仁端、王宗恕、潘承邦为代表和吴国桢等进入学校近旁的康龙酒家进行谈判。谈判未果。拖延到3点半,请愿大队决定出发。突遭国民党骑巡队冲击。冲突中,学生受伤69人,重伤3人,失踪33人。当晚,学生退回到工学院休息,校园被军警包围。同济大学和参加欢送的27所学校代表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向吴国桢抗议,在礼堂举行“血债晚会”。结果,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失败。晚上10时,学生正在举行晚会,大批军警破门而入,大肆殴打、逮捕学生。学生奋起抗争。至次日凌晨,共有200多学生被捕。

同济一·二九事件迅速传到全国,华北学联及北平5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集会,驰电慰问同济同学。武汉大学学生绝食一天,以示支援。各民主党派从香港发出通电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香港各团体发起“一人一元”运动,捐款支持同济学生。香港学校致电国际学联及海外学生团体,报道真相,表示支持。此后,被捕学生经各方营救后,大都获释。

同济一·二九事件后,于4月重新成立系科联合会,恢复成立自治会的活动。同月,交大自治会改选成功。5月,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自治会也改选顺利完成。其他省市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也都相继改选。至此,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修正学生自治会规则》训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的“解散令”、蒋介石的“原期彻底整理”,剥夺学生民主权力的计划在同济等校学生的斗争中统统破产。

[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争民主、反迫害示威,遭到军警镇压]

五、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

1.八二六斗争

民国37年(1948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特种刑事法庭”,通过了“特种刑事法庭”的组织条例及审判条例。“六五反美扶日大示威”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学生运动的镇压。8月26日黎明前,当局进行大规模的搜捕,“特刑庭”共发出“拘票”和“传票”358张,捕到93人(其中中共党员20名分属29所学校),集中关押在南市蓬莱路警察分局内上海市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

按照“特刑法庭”的规定,对被捕者必须在2个月内侦讯完毕,“提起公诉”。可是被捕学生关押近1个月,仅在逮捕之后审讯一次即杳无音讯。为争取获释,南通学院共产党员华光与同牢房复旦大学共产党员施宗仁、杨贵昌,和沪江大学王纲俊商量发动一次绝食斗争。他们与各牢房秘密串连,得到大家一致同意。10月9日早晨6时正,复旦大学黄光潮同学在牢房里敲响面盆,绝食开始。学生绝食后,特刑庭、市府调查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警察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特刑庭匆匆忙忙发布消息,宣布“侦讯”结束,下周公布“起诉”名单。下午,蓬莱分局局长答复学生:第二天监狱向特刑庭询问具体名单。晚上8时,按照原定计划,牢房里又敲响面盆,宣布绝食斗争胜利结束。

特刑庭开庭后,除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复旦大学学生施宗仁、同济大学学生段泽、刘光锐,暨南大学学生周勤永、大夏大学徐娴民,震旦大学学生吴坤等6人以5~10个月徒刑外(其中刘光锐、徐娴民、吴坤为缓刑),在10月18日,有40人交保释放。10月27日、11月2日又分别宣布29人“因没有犯罪嫌疑,不予起诉,予以释放。”至此,留在特刑庭拘留所里的除判刑的3位外,还有19人。按照“特刑庭法”规定,羁押期只能延长一次,最多不超过4个月,他们已经被关4个多月,应当立即释放。特刑庭的答复:“业经淞沪警备司令部提案,依戒严法侦讯法办。”为了争取出狱,几个共产党员发动第二次绝食斗争。1月19日,学生们向特刑庭和警备司令部发出“为羁押逾期请释放并以废食呼吁法律保障”的呈文,还设法寄出给大学校长和报社的呼吁书。1月21、22日,又进行2天绝食。21日《申报》用“羁押逾期不加处理,在押学生废食待命再呈当局要求释放”为标题发了消息。在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下,1月28日下午,全体同学19人,加上已判刑的3人均获得自由。八二六斗争前后历时5个月,最终取得胜利。

2.争取生存、保护学校

民国38年(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师生生活无着,学校经费无以为继。中共地下组织提出“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储粮应变,争取生存,争取真和平”的口号。

民国38年3月10日,交大、复旦、同济、暨大、上商、上医、音专、唐山铁道沪院8所国立大专院校成立自费半自费同学联合会,后又增加了幼专、吴淞船专10所学校成立争生存联合会。3月23日,派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实行全面公费、提高教职工待遇及公费数额等5项要求,并要求全部释放无辜在押学生。国民政府被迫同意按“师范生”办法扩大公费额(即学生除本系功课外,再选修教育系的若干学分,可享受师范生待遇)和按物价指数发薪等条件。师专、女师、新陆师范学校也联合派出代表,要求上海市教育局增加公费并按时发放。复旦、交大、同济、女师、剧专、复兴中学等校学生,相继集会要求校方向国民政府要“应变”费。同时,各校广泛开展了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活动,学生自治会与校方合作,或是师生员工成立全校性的应变委员会和护校队、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等等。同济护校队将工学院、理学院的图书仪器转移到市区的文法学院和医学院,音专护校队将江湾校部的乐器、乐谱、图书搬至市区交响乐团内。

3.抗议四一惨案

民国38年(1949年)四一惨案的消息传到上海,各校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无不深恶痛绝。上海学联代表全市学生发表抗议宣言,并发出致南京同学慰问信,交大、复旦、同济等校学生相继举行罢课,以举行追悼会、座谈会,进行募捐、慰问死难同学家属等方式来支援南京学生的斗争。4月2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发出致各校校长代电,称:各校学生“不得藉此次南京发生之事件为滋事口实”,“若不听劝导,肆意滋事,破坏秩序,本部职司治安,当依戒严法令切实取缔。”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头子到各校巡视,恐吓校方和学生,扬言谈判一破裂,就要立即大逮捕,“格杀勿论”。各校特务也活动起来,搜集黑名单,对进步学生监视盯梢。为了保存力量,中共上海地下学委决定不组织全市性的联合罢课和游行示威,并要求各校的支援活动及时结束,集中力量整顿和加强基层群众的战斗组织,迎接解放。

4.迎接解放中的宣传、调查工作

民国37年(1948年)底民国38年初,群众迫切要求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此,许多学校大量印发《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等宣传资料。同济大学学生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1949年)4月21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翻印后散发到社会上。交大学生自治会除了办好《每日新闻社》、《交大生活》外,还办了《每日文摘》和《每日报道》,传播革命战争的进程等消息。这些消息报道,除了本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来阅读外,还吸引了大量校外群众前来观看。后来发展到用扩音器广播消息。群众说:“交大像个小解放区。”其他如圣约翰大学的《约翰生活》、《约翰人》,同济的《同济公报》,大同的《新生代》,上法的《上法通讯》等等都配合解放战争的进程,作了有力的宣传。学联的《学生报》更是编印一整套宣传和学习资料,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教育政策”、“工商业政策”、“对国民党人员的政策”等等,供基层学校宣传使用。

民国38年3、4月间,为配合解放军入城作战和准备接管,在党的领导下,各校共产党员、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和积极分子开展地区调查。调查目标是:重要工厂、学校、机关、社会团体、医院等所在位置,敌人的军工设施、军政宪特机关、仓库物质、战犯住宅、警察岗亭、市区大楼高点、桥梁、消防龙头、变电站,以至保甲组织,地痞流氓,破坏分子等。办法是各区根据学校所在地相应的范围,统一划片,分工进行。约大、大夏、华模、复夏中学、中西女中等校学生分别绘制了西站到曹家渡的地形图。交大、上医、立信、南模、复旦中学学生摸清了徐家汇地区的情况。复旦、同济、暨大、上法、光华等校学生掌握了江湾五角场、其美路、天通庵一带的情况。东吴的学生绘制了虹口地区的桥梁图。震旦、大同学生调查南市地区。同济医学院学生了解华山、常熟路地段的机关住宅。麦伦中学学生记录了提篮桥地区的各种重要目标等等。在各校学生调查情况的基础上,区委绘制地图,市委汇总后送交至已经渡江后到达丹阳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为上海的顺利解放和接管起到了积极作用。

5.四二六大逮捕中的斗争

民国38年(1949年)4月2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召集交大、复旦、大夏、上法、上商等专科以上学校国民党、团、特务会议,密谋镇压各校学生。

4月26日深夜,在国民党军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部署下,1万人以上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包围了各大学。根据事先搜集的黑名单和照片,挨屋搜查学生宿舍。这次大搜查,被捕学生356人,其中中共党员70人。被捕学生分别为:交大55人、复旦83人、暨大34人、同济24人、上医12人、上商38人、大夏22人、光华14人、南通学院4人、震旦2人、中华工商21人、中国新专6人、师专和新陆师范24人。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工商管理科主任陈伯康教授,在敌人到该校捕人时,当场严词责问,被捕后遭杀害。4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根据汤恩伯的命令,强行疏散交大、复旦、同济、暨大、约大、沪江、大厦、光华、上法、音专、幼专、市立体专、东亚体专、市立工专、上海纺专15所专科以上学校,限30日之前疏散完毕。

4月30日,交大学生领袖、已经转到地区工作担任中共徐龙区委分区委委员的穆汉祥被捕。5月2日,交大学生领袖、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史霄雯被捕。5月20日,穆汉祥、史霄雯在闸北宋公园英勇就义。5月7日《学生报》工作人员严庚初在浦东戚家庙被杀害。5月19、20日,国民党军警还逮捕《学生报》工作人员张清澈、萧义海、陈福美、陈明灿和建承中学学生、新青联成员张素君等人。在4月26日大逮捕中被捕的350多名学生,被关在国民党警察局警官子弟学校达人中学里,当局在审讯失败后,被迫释放了190名,尚有166名被押。27日,上海解放,幸存者全部获得自由。

[中共党员、交通大学学生领袖穆汉祥]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史霄雯]

6.配合解放、接管上海

民国38年(1949年)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建立秘密的市纠察总部(人民保安队总部)和宣传总部,在上海解放时统一指挥全市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行动。市以下设各个地区指挥部,并确定沪南区、徐龙区、新静长区、沪北区等以学生为主力。约大、大同、剧校、国立高机、中华职业学校、麦伦中学、复旦中学、上海女中等校被确认为各该区指挥部驻地。各校都在原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组织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全市参加这两支队伍的学生为4万人。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及公共场所,不让敌人破坏,为人民解放军作向导;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战争罪犯;瓦解敌军,收缴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武器。

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25日,学生们戴起人民保安队的臂章,投入配合解放和接管上海的战斗。26日苏州河以北获得解放。27日,上海全市解放。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和学生救护队、医疗队在这几天里做了大量工作:收集上缴国民党军政人员溃散时留下的大批武器和资财,对于重要的仓库、机关、银行严加看守直至部队接岗;参加劳军活动,主动给解放军送茶送水,给战士戴红花;救护伤员,赶赴战斗地区,救治伤员;开展宣传活动,张贴标语,送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严密监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制止冒充接收。在配合解放和接管过程中,人民保安队长宁区第二大队队长、省吾中学学生、共产党员陈仲信,25日在前往设在圣约翰大学的指挥部联络工作时,不幸被残余敌人的冷枪击中,他是为上海解放而牺牲的最后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上海青年组织救护队,为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包扎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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