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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租地人会议案

2003/8/28 9:14:38

一、英租界、公共租界租地人会议案

1.排水系统建造

1852年7月3日,英租界租地人特别会议讨论由道路码头委员会提出的修建下水道工程的建议,金能亨代表道路码头委员会向会议提出:如果修建下水道无需过高费用的话,可求助于专业技术人员,否则工程可延迟至有关修建下水道的专业书籍传入中国时再开始,理由是,欧洲大城市的下水道管道现已使用釉面陶管,比起砖砌的下水管道更便宜和适用,如果进口样品方便的话,可在本地试制这种管子。金能亨建议,若延迟工程,可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察和调查。

会上,租地人斯普雷克利建议应认真考虑有无建造大口径下水道系统的必要,因其不便于清除垃圾,在英国已遭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价格低廉、又很适用的小口径管式下水道。租地人默里表示,租界现有的卫生状况根本不需要庞大的排水系统,好望角以东还未找到一处如上海这般少有疾病的地方,因而不存在为卫生状况而花费巨额经费的理由。他提出一项修正案,西侨社会的纳税人拟拒绝承担由不精通下水道建设的任何个人从事建设的工程费用。对此金能亨辩称,道路码头委员会在下水道问题上并未表示已具备单独承担排水系统工程所需的知识水准。他代表委员会补充建议,在开始支付巨额经费以前,必须具备切实可行的监督和资料,默里的修正案是不必要的。支持修正案的租地人则认为,修正案只是不主张会议批准一项巨额经费的支出,或者说一项全面的排水系统计划,租界内一般没有令人作呕的污秽堆积物,除了地面小型下水道以外,没有其他什么需求。会议经过表决,修正案以9票对5票获得通过。这导致道路码头委员会三名委员当即提出辞职。会议主席阿利国对部分租地人态度的转变表示遗憾,称此举将损害租地人的利益,他们中很多人既没有出席会议,也未指定代表参加。

1862年3月31日,一个完整的租界排水系统计划又在租地人年会上提出。金能亨在防务委员会关于下水道和供应水的报告中提出两项措施:第一,先修筑下水道必经的街道,再于街道地面兴建下水道工程,缓解因租界中所有出水口堵塞而造成的灾害;第二,制定整个租界完整的排水系统最佳计划,在黄浦江、泥城浜、洋泾浜和苏州河之间的租界范围内,建立一个能通往四面八方的排水系统。这项工程的预算费用为132800两。

史密斯认为要使租界下水道卓有成效,唯一的方法是在租界的每条街道中心建造大口径筒式下水道,而下水道不一定要有坡度,潮水可更有效地起到微小坡度无法起到的作用。建造这样的下水道工程的费用约为250000两。

租地人豪建议,立即开辟石路以西的道路作为临时措施,建造石路、锡克路和苏州路的下水道。高尔随即提出修正案,要求立即解决下水道问题,不应在租地人会议和委员会之间进行无限期的讨论;委员会和工部局应立即会晤,按照史密斯的建议,由工部局总董和租地人提出某种筹集必需资金的方法。但无人支持这项修正案,原始议案则获一致通过,并由工部局执行该项决议案。

1862年5月20日租地人特别会议上,租地人R.J.阿什顿建议会议通过由防务委员会提出、由工部局推荐的下水道计划,同时授权工部局通过发行年利率为10%的公债,筹集所需的132000两费用,每年以10%的偿债基金偿付。租地人认为,下水道工程的费用应按照各租地人受益的多少分别承担,为此提出一修正案,支付下水道工程费用的方式,由土地所有人按照各自临街土地的长度缴纳下水道费用。此项动议在表决中被否决,有关防务委员会提出的下水道计划作为原始提案获得通过。

据此,工部局颁发发行133000两公债的通告。这笔年利率10%的上海工部局下水道公债和平均10%偿还基金,实得总金额仅为20000两,与实际需要的费用相差甚大,但下水道工程因此得以启动。

2.英、美租界合并

1862年1月3日,为抵御太平军对上海的第二次进攻,英租界侨民成立英租界防务委员会,随后向工部局提出“租界防御计划”,即改上海为自由市,将上海县城及其郊外附近地带置于英、美、法、俄四国保护之下,由中外产业所有人选举组织一强有力的政府,并决定向英国政府请求增派军队“保护上海租界”。这一议案得到英租界中租地人的拥护,并在同年1月15日的租地人会议上获得通过,但遭到英国领事和英国公使的反对。

美租界侨民出于与英租界侨民同样的目的,于1月16日成立了“虹口防务委员会”,加强租界内的防卫。不久,该防卫委员会鉴于防卫力量薄弱,向全体侨民提出辞呈,并请求英租界防务委员会和英国驻华海军担负起苏州河以北的防务。英租界防务委员会同意虹口外侨的请求,负责这一地区的防卫,同时竭力主张将虹口地区并入英租界的市政系统,并将这一意见写入同年3月提交英租界租地人年会审查的《防务报告》。1862年3月31日,英租界租地人年会通过决议,同意将虹口美租界并入英租界范围。

在1863年9月21日召开的美租界租地人会议上,由汉璧礼等人组成的虹口道路和卫生事务临时委员会在提交给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立即将虹口租界的管理权移交给英租界工部局,以有效地维护虹口租地人的利益。由金能亨等组成的虹口筹款办法临时委员会则在报告中抱怨,由于与英租界的毗连关系,使得虹口地区支撑着一个与其财力不相适应的捕房,认为英美租界应立即合并,置于同一个市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之下,可省下单独设立行政管理机构所需的经费,若不实行合并,虹口捕房的力量势必因经费的原因受到削弱,继而导致整个上海港的利益受损,最终虹口将承担更多的开支。金能亨提醒众人,只要虹口地区根据英租界租地人1862年3月31日决议案将管理权交出,工部局将立即承担接管的责任。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美租界租地人会采纳英租界普遍推行的市政管理章程,使之对于虹口地区的租地人和居民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并按照1862年3月31日租地人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条件,将虹口地区的市政管理及有关的一切权力和义务,立即移交给英租界工部局。

自此,英美两租界正式合并,称洋泾浜北首外国租界,以区别于洋泾浜南岸的法租界,习称公共租界。

3.修改《土地章程》

自《土地章程》于1845年公布后,1854年又经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擅自修改,以《上海英美法租界土地章程》的名义公布。1863年9月,英租界租地人特别会议又通过决议,赞同工部局董事会提出的修改《土地章程》的建议。1865年4月15日,公共租界租地人会议任命一个专门修订《土地章程》的委员会。1866年3月9日,公共租界租地人会议对这一委员会提出的章程修改草案进行逐条讨论。经过修订的重要条款主要涉及土地的过户注册、码头的建造、华人参政、租地人会议的召集、选举董事、投票人的资格和对工部局的指控等问题。

在讨论章程第五款“土地过户注册”时,租地人通布利要求修改现行的土地转让方式,因为以前由美国人转让土地给英国人,仍然在英国领事馆注册。会议主席认为由英国人卖土地给美国人,契约应先在英国领事馆注册,然后在美国领事馆注册。租地人索恩说明以往土地转让不一定办理注册手续,如今提出这一问题便要执行这项手续。英国领事馆翻译阿拉巴斯特指出,如果每人都必须到他所属的领事馆注册,将会有13家注册处,而不是现在的2家,为防止出现混乱,保存一处总注册处是可取的。格鲁提出修正案,规定转让出售土地的一方有权选择是否在他所属的领事馆登记土地转让。索恩接着提出第二项修正案,规定所有土地买卖均应在提供契约的领事馆注册,但是,如果买主愿意的话,契约也可转入他所属的领事馆注册,工部局办事处应设立总注册股,所有的契约均应在此注册,并注明每次转让情况。索恩的修正案以43票对83票遭到否决。有租地人指出,如果此项决议案被采纳,长期在英国领事馆注册土地的美国人是否一定要改换在美国领事馆注册。会议主席认为最终必须这样执行。格鲁的修正案也以65票对72票遭到否决。霍格建议土地转让应在原注册的领事馆进行,但同时须在买主或受让一方的领事馆注册。会议以多数票通过这一决议。

在讨论修改章程第六款“公用滩地”时,考伊对章程中有关今后购置的滩地应专用于公共事业的规定提出异议,理由是企图建造码头的租地人在未获工部局许可的情况下无法建造码头,眼下的规定将导致现在的码头所有人成为垄断者。会议主席解释说,公众对工部局应有足够的信任,确信只要个人利益不影响租界的利益,私人经营的企业不会遭遇人为的障碍。考伊举例说,有一名商人在外滩购置一块土地,不管他多么想建造一座码头,但是如果不提交工部局审定,他便无法如愿建造。通布利提出修正案,在第二段“公共事业所用”后面删去“可能有的上述滩地”,加上“有权将街道延伸至低水位标志,并对其用作公共码头实行管制”。这一修正案在提交会议表决时,以60票对56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会议主席在讨论章程第十款“选举工部局董事”时,认为虽然工部局由不分国籍的外侨所组成,但还有很大数量的居民完全没有他们的代表,譬如华人。他表示并不想看到华人享有投票人或董事的地位,但认为工部局应尽量请一些有身份的华人一起商讨纯属华人事务的问题。在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其他地方,这种方法被证明十分有效。因为在制定有关当地人的法规和捐税的征收问题上,他们可以提供重要的帮助。但此议没有被会议所接受。

在讨论章程第十五款“召集租地人等会议”时,迪克斯维尔认为,章程规定在10天期限以后应宣布领事批准租地人通过的决议案,时间太短,使他们无法表示异议,两个月的期限比较合理。迪克斯维尔不赞同领事的批准是最后的决断。通布利则反对条款规定外国领事有权集体或单独召集租地人会议,因为也许会发生领事仅仅代表3名希望召开会议的本国租地人的事情,即使发生无足轻重的事件,只要领事要求,所有租地人也必须出席会议并不妥当。会议主席认为在“领事”前加上“条约国”一词,将会消除这种异议。霍格指出,事实证明,如果非条约国领事不能像条约国领事给予帮助的话,《土地章程》也将不能加以执行,因为章程需要他们惩办本国的公民。通布利建议,以“任三位外国领事”代替“外国领事集体或单独”字样。这一修正案以6票对12票被否决。迪克斯维尔提议,以“两个月”代替“10天”,而且在“最后决断”后加上“直到撤销为止”。霍格对此表示同意,但他指出,鉴于不在上海的租地人所提意见须得到领事的批准,而工部局将不得不等待两个月。在此期间,工部局可能因缺少经费而产生麻烦。会议主席认为,如租地人会议对任何问题的表决违背了条约的条款,领事便应终止其投票,但是无论如何,投票人应享有最充分的权力,领事们在经过考虑以后必须有权作出最后决断。最后,会议决定以“两个月”代替“10天”,以“如果领事批准的是重要问题,即可认为它具有约束力”代替“最后决断”。第十五款经过上述修改后获得通过。

在讨论第十九款“选举董事及投票人资格”时,会议主席表示,选举权应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章程条款,除非一年缴纳800英镑地产税,否则无法享有选举权。他认为,缴纳了市政捐的人们也应享有选举权,如果他们已经缴纳享有选举权所需要的金额,就不应将他们排除在外,例如,可规定住在年租金为100英镑房屋的投票人,每人享有一票。汉森也认为,按照现行5%的税率,25两捐税即表示一年的租金为500两,这应作为确定选举权的基础,如果将来税率下降的话,25两的限定金额也应按照每1%相当5两的比例下降。霍格认为将地产和市政捐两项限定条件混在一起不合适。按照现行章程规定,每年缴纳500两租金就可以使房主有权享有一张选票,但如果采纳市政捐的限定条件的话,或许可以取消地产的全部受益。如果对两种品牌的茶叶,每包收取2分银币,就可弥补所需的金额。至于税款是否固定或者浮动,委员会曾适当考虑捕房、道路等方面的开支,税率不能低于3%,如果低于5%,每年的租金则须提高到800两左右,租界内大多数有地位的人因此可以享有选举权。同时,这样做可以避免宽大原则,避免使只有一分地的租地人享有和拥有最大面积土地的租地人相等的权力。会议主席坚持认为,作为立宪政府的官员,职责在于坚持执行扩大选举权的方针,因此限定条件不能仅有一项,现有规定排斥了专业人员、住在商行以外房屋的已婚男士以及其他应享有选票的人。霍格坚持,如果确定了市政捐的限定条件,地产限定条件便不值得再加以考虑。豪表示反对市政捐限定条件,担心这将导致大量不法经营者享有选举权的结果。经豪、里德和汉璧礼等人增补的第十九款“董事会的选举和会议投票人的限定条件”提交会议。其修订内容为,凡居住在租界内的每个西侨,不论作为个人或者公司成员,已经缴纳各类捐税,除执照捐的全部金额外,其每年缴纳的土地税,或房捐,或两者之和的金额达到20两以上,或者每年支付房租不少于700两和700两以上的房主,均享有在会议上投票选举工部局董事的权力;只有每年除执照捐以外缴纳50两捐税,或者每年支付1800两房租的西侨房主,才能担任工部局董事会董事;每家公司一律只享有一张选票。经会议表决,此项修正案内容获得通过。

在讨论第二十六款“职员违章办事”时,会议主席表示,为了能够使工部局作为法人接受控告,制定一些条款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工部局有权在每一个领事法庭起诉,个人在必要时,也应当有相应控告工部局的办法,且每个原告均有权在所属国的领事法庭上控告工部局。通布利表示,虽然第二十六款禁止诬告工部局官员和董事,但含有可以控告其整体的意思,如果工部局可以提出任何一个人作为原告代表,那么此人也可代表工部局作为被告出庭。劳伦斯提出一项修正案,内容为,会议认为应该制定某些条款,规定工部局可作为法人被控告,同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领事们在审理章程时,应考虑这一问题。该修正案获得通过。

会议还同意以下内容作为章程的第二十七条临时条款,即今后如果章程需要进行任何修改,或者决定增加其他条款,或者根据章程授予权力,这些问题均由外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协商解决,他们应公平地作出决定,并提交给各国驻华代表加以确认,然后提交中国政府批准。

该章程修订后,经驻沪各国领事和各国驻华公使的反复修改,于1869年获得批准,章程全称为《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共29款,另有42条附律,篇幅大大超过1854年《土地章程》。

4.设立巡捕和巡捕房

1845年《土地章程》中,仅有设置更夫的规定。1854年《上海英美法租界土地章程》第十款规定,雇佣更夫或巡捕维持治安。1854年7月11日召开的租地人会议议决由工部局组织巡捕,由工部局董事会聘请香港巡捕房高级职员克莱夫顿来上海担任第一任捕房总巡。

1854年10月17日租地人特别会议通过一项议案,准许工部局借款12500元建造巡捕房。这一决议是在一部分租地人极力反对下,最终仅以18票对15票通过的。11月24日再度召开租地人特别会议,英国领事阿礼国宣布中国政府将负担巡捕费用的三分之一。1855年3月23日召开的英租界租地人会议通过决议,保留巡捕,维持巡捕的费用每年不超过6500元。

1856年7月26日召开的英租界租地人会议,根据英国领事罗伯逊的建议,议决将英租界巡捕由8人增至17人,以消除因巡捕人数不足无法完成任务的局面。1863年9月8日召开的英租界租地人特别会议又议决将巡捕增至100人。

由于工部局筹集资金困难,1864年6月29日的租地人会议上,有租地人提议削减工部局开支,减少欧洲籍巡捕人数,同时启用华籍巡捕。理由是上海县城类似机构的费用约为租界的五分之一,但上海县城盗窃和强奸案件很少发生,同类案件却经常在租界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肇事者被华人逐出县城。租地人卡恩表示了对华人巡捕的怀疑,认为上海人不会去逮捕广东人,反之也一样。汉璧礼坚持认为,如果工部局不想靠借债过日子的话,削减捕房的经费是必然选择。会议未对这一问题作出决议,但有关组建水上巡捕房的提议遭否决。

在财力有限的虹口建设具有一定规模巡捕房的问题,倍受租地人争议。1862年虹口防务委员会为请求英租界防务委员会承担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防卫职责,将该委员会雇佣的5名巡捕交与工部局管辖,其费用由虹口外侨供给。1863年9月21日召开的美租界租地人会议上,有关虹口地区巡捕房的建设被和英美租界的合并问题联系在一起。虹口筹款办法临时委员会指出,为维持虹口的治安,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捕房,因为近邻英租界的不法人员都进入虹口地区,他们在英租界近郊寻欢作乐,但是,如今拥有40名巡捕的虹口巡捕房已非人口稀少的虹口地区的财力所能承受,必须将虹口交与工部局管理,至少可使巡捕房在财力上得到保证。如果英美租界不实行合并,虹口捕房的力量势必将大为削弱,整个上海港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最终美租界要承担更大的开支。最后,租地人会议一致通过美租界并入工部局管辖范围的议案,作为这项议案的一个附加条件是,虹口地区的收入必须保证能够支持一个拥有10人的巡捕房。

5.越界筑路

1862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英国军队在租界外开筑若干军路,热衷房地产投机的外商乘机在界外修筑马路,并设卡收费。太平军撤离上海后,界外军路趋于冷落。1866年2月属于越界筑路的静安寺路的股东决议将该路交与工部局管理。工部局鉴于中外条约及《土地章程》均无准许租界外人自行在界外修筑或接管道路的规定,提出修改《土地章程》。同年3月租地人会在讨论修改《土地章程》时,增加准许租界内租地人自行在界外修筑或接管道路的条款。同年3月召开的租地人会议通过决议,准许工部局购买租界以外的接连之地、相隔之地,或依照双方言明愿意接受的土地,以便改造成街道、马路及建造公共花园,规定所有购买、建造与常年修理费用,均由工部局在所征收的捐税项内支付,但这些街道、马路和花园须作为公用。租界当局认为接管和修筑界外道路有了依据,但新修改的章程未经中国政府认可。

同年4月召开的租地人年会又讨论界外道路的接管问题。工部局总董耆紫薇赞成由工部局接管界外道路的提案,认为这些道路实为“上海之肺”,如不保持其良好状况,上海居民将受到损害。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授权工部局董事会接管吴淞路、静安寺路及其周围各路,保持这些道路的良好状况,以保证这些道路在移交工部局时无债务牵涉。至19世纪60年代末,工部局在租界外不仅先后接管、修整了静安寺路、徐家汇路、新闸路、极司非尔路等,而且还添筑了卡德路,以连接静安寺路与新闸路。

二、法租界租地人会议案

1.筹集公用事业工程经费

1856年初,法租界第一次租地人会议的内容是筹划共同出资建造公用事业工程。会议决定,由爱棠、雷米和韦布组成委员会,与华人承包商洽谈建造连接法租界外滩与英租界外滩的外洋泾桥费用。该桥于1856年1月签定合同后开始动工,造价为2000皮阿斯特,其中一半由租地人按地产价值分摊,靠近黄浦江的每亩捐银8两5钱,离黄浦江较远的每亩捐银5两5钱,另外一半费用由道台支付。

在1857年3月11日召开的租地人会议上,法国驻沪领事爱棠报告了自太平军退出上海后,尤其是1856年,法租界在公共工程方面的实施情况。1856年6月至12月,由法领事支付的经费达820.20元,加上1857年第一季度的巡捕房经费,总计为1090.25元。与会者对其中的市政建设费用没有异议。会议表决通过两个议案:(1)爱棠垫付的钱款由租界内占有房地产的人分摊偿还,各户产业的价值由亚当森、皮少耐估定,以后如有房主需用巡捕,当另行商议;(2)成立道路管理委员会,由沃登和皮少耐任委员,以后修理道路的一切费用应由租界内全体租地人按其产业价值纳税支付。

2.设置巡捕房

1856年4月14日,在法租界租地人会议上,首次提出组织巡捕房事宜,旋成立了法租界巡捕房。但在1857年3月11日的租地人会议上,当法国领事爱棠在报告中提及1857年第一季度的巡捕房经费约为270.05元时,与会者对设置巡捕房一事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库茨等反对者认为,巡捕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无济于事,以他们替代中国看守,费用过高。在讨论分摊捐款的办法时,亚当森提出,设立巡捕仅仅对于那些诸如开仓库和开洋行的人才有用,巡捕费用应由这些人负担。最终,巡捕房一事暂时被搁置。同年12月9日,法国领事在租地人会议上,再度提出设立一个12人巡捕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发生很大的意见分歧,领事敏体尼最终不得不指定一个委员会,由皮少耐、施米特和韦布(大英轮船公司的代理人)组成,负责起草有关巡捕房问题的报告。1857年12月22日,再度召开租地人会议,通过成立法租界巡捕房的议案。

3.成立公董局

1862年5月5日的法租界租地人会议上,爱棠让全体租地人与由他任命的5名公董局董事见面。他指出,鉴于租界内中外居民激增,人口拥挤,迫切需要各种防备措施,与相邻的工部局也需建立行政上的联系。他奉法国驻华公使馆训令,同时根据自己管辖法租界的权利,于5月1日任命组织公董局董事会,从此以后,凡法租界维持秩序、卫生和公共福利所需之一切费用,均由市政捐税负担。爱棠强调法租界公董局相对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独立地位,指出公董局本身的行政管理只能由法国公民执行,英国的市政官员和巡捕房对法租界无管辖权。

会议上,董事梅纳提议,各租地人对董事会的组成可提出反对意见,为避免妨碍个人发表意见,建议董事退席回避。但五位董事退席后,并无人提出异议或反对,五位董事正式任职。会议结束后,新任董事组成公董局,推选皮少耐为总董,施米特为司库,并临时兼总办。1864年4月30日召开的由代理领事葛笃主持的租地人大会上,葛笃表示公董局董事会的组成问题尚未解决,他提议再次委任皮少耐、施米特、梅纳和巴隆连任董事,并打算在需要时再任命一位董事。这一提案在未遇任何异议的情况下顺利通过。

随着法国领事和公董局之间矛盾加剧,在公董局董事的任命权上发生争执。1865年5月23日的租地人会议上,领事白莱尼鉴于公董局仅剩两名董事,建议新增加弗朗克维尔和李梅两名新董事,请租地人同意。这一提案立刻引起争执。梅纳洋行的夏佩尔认为领事无权指派董事,它只属于租地人。白莱尼援引1864年4月30日有关董事会的组成由租地人会议决定的提案予以驳斥。同年6月24日的租地人大会上,夏佩尔再度提出抗议,否认领事有指派董事的权利。这一意见得到施米特和马义谷的支持。

1865年10月12日,白莱尼总领事宣布解散董事会,所有董事自即日起一律停止职务。10月19日的租地人会议通过议案,由白莱尼指定的莫雷尔、泰森、典题、惠托尔、阿伦、汉璧礼、贝尔纳、马赛等8人组成临时委员会负责处理法租界的行政事务。

4.调整捐税税率

1863年4月30日施米特在租地人会议上报告公董局预算,截至1863年3月31日上,公董局的收入为20378.16两,支出为19373.82两,共计结余1004.34两。但其中地产税收入太少,仅1992两,公董局归咎于租地人未能让公董局确切地估价地产。预算收入的不足影响到重大的市政计划的实施。经过讨论,会议同意增加地产税,并根据晏玛太的提议,一致决定参照英租界做法,将地产税由每亩0.25%增加到0.5%,并指定由巴隆和法雅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估定作为税收依据的各租地人地产的产值。

1864年4月30日召开的租地人会议也对捐税税率作出决定:第一、把外国人的地产税减少25%;第二、华人的房捐从提取8%减至6%;第三、免征制箱商、家具商和流动摊贩等一些数目较小的捐税。

5.房客参政

1865年5月1日租地人大会上,白莱尼领事表示将参照英租界的做法取缔赌场,并另增新税,以弥补董事会因此遭受的财政亏损,此举必然要增加每个人的负担,他打算扩大参加租地人会议的人数,以便让租界中的一些房客和其他居民得以加入会议。白莱尼的讲话引起很大的震动。董事会董事梅纳竭力反对让所有房客出席大会的提案,他坚持董事会仅仅是租地人的代表,是以租地人自愿缴纳的捐税谋大家的利益;如果允许一名房客出席大会,就没有理由不让所有房客都出席大会,由此,租地人的地位会发生变化:缴纳了35000两税款的租地人却要受45名仅缴纳269两的房客的控制,这是难以接受的。董事会要房客缴纳一笔最低的捐税,目的是为了使这些房客受到公董局的保护,但他们不能无偿地接受保护。如果他们不分担任何公共负担的话,就将使自己置于得不到保护的境地。最终,房客参政案未能通过。

1865年5月23日,租地人会议再度召开,以32票对7票再度否决了白莱尼的房客参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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