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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宗教工作

2002/1/23 14:52:50

一、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各教在上海的发展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上海城市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上海成为各宗教领导机构和代表性人物集中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共和政府对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1957年下半年以后,在贯彻执行中曾经受到“左”的错误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政策受到严重破坏。1982年,中共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系统阐明《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91年,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对新时期的宗教工作,进一步作出一系列政策规定,宗教工作向法制化轨道前进。

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上海的宗教活动场所,解放前夕共有2880处,其中佛教寺庙1950处,道教宫观236处,伊斯兰教清真寺19处,天主教堂392处,基督教堂280处,东正教堂3处。上海解放后,有计划、有重点和合理地解决恢复宗教活动场所问题。1952年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为关心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宗教文物、场地的保护,曾到玉佛寺和小桃园清真寺视察。同年市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次拨款对年久失修的玉佛寺、静安寺、小桃园清真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修缮。1958年8月以后,关闭、合并了一部分宗教活动场所。至1965年,全市有宗教活动场所453处。此外,原由外侨组织的上海东正教会,于1965年清理结束。“文化大革命”期间,除玉佛寺供外宾参观,小桃园清真寺仅对外宾开放宗教活动外,其余宗教活动场所被全部关闭,许多寺观教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79年以后,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和宗教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一批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如龙华寺、徐家汇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国际礼拜堂、沐恩堂、白云观、松江清真寺等修复一新,陆续开放。到1989年5月,上海恢复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83处。到1996年底,全市正式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共258处,其中,天主教70处,基督教119处,佛教53处,道教9处,伊斯兰教7处,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宗教活动的需要。

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解放前夕,上海有天主教徒约12万人,基督教徒约4.4万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1.7万余人,佛教道教信徒难以统计。解放后,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徒自理,受法律保护。1956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转市宗教工作委员会《关于若干宗教政策的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提出:教徒在宗教节日参加宗教活动,可列为事假;允许垂危的天主教徒病人举行终傅仪式;在不违反医院院规的情况下,允许基督教徒病人在病房内祷告。“文化大革命”中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被强行禁止,部分教徒的宗教活动转入“地下”。1979年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信教群众重新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改革开放以后,为便于外国人在上海过宗教生活,1993年4月,天主教君王堂开设英语专场弥撒,1995年基督教国际礼拜堂开设英语礼拜。至1995年底,全市天主教徒约14万人,基督教徒约13.4万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5万余人,信仰佛教、道教的人数难以统计。

保障宗教界的合法权益。1956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转的《关于若干宗教政策的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借用教堂寺庙及其附属房屋都必须征得其负责人的同意,并尊重宗教习惯,不得擅自处理寺庙财产,对寺庙中的文物应妥加保护。1961年10月~1962年6月,崇明、上海两县发生基层干部擅自拆毁教堂寺庙,非法搜查寺庙,打毁佛像,扣押、逼迁僧尼出庙等事件,松江县发现有随便动用和出售教堂物资的情况。对此,中共上海市委于1962年7月,批转市委统战部《关于崇明、上海等县连续发生违反宗教政策事件的报告》,要求各区委、县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宗教政策教育,防止发生类似事件,并责成有关县委妥善处理所发生的违反宗教政策事件。“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寺庙房屋被占用,宗教团体的存款被冻结,严重侵犯了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979年春节前后,解冻和归还了宗教团体的存款和“上缴款”100余万元。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于1980年6月批转市宗教事务局《关于教堂寺庙房产产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全市的教堂、寺庙(不论是否开放宗教活动)及原属教会名下出租、出借或被占用的房地产,均归有关宗教团体所有,任何使用、占用单位或其他机关团体都不得任意改变其所有权,过去对某些教堂、寺庙及教会房地产的所有权作出的一切改变,都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年规定收回来,产权归各宗教团体所有;原则上恢复对教会出租房地产的包租政策(1982年起由包租改为经租);分期发还“文化大革命”中被扣发的包租费683万元;教会寺庙出租房产减免房产税。在落实宗教政策归还被占用的寺观教堂过程中,一些老大难问题,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亲自过问,经过宗教部门和有关党政部门多年的努力,基本上得到解决。90年代初,全市出现房地产“开发热”。1993年2月,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市宗教事务局等四个部门《关于对本市土地批租中涉及宗教房地产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在土地批租中,凡涉及需重点保护的已开放或将要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原则上不得动迁,非重点保护的宗教活动场所或其他宗教房地产,有关单位必须与宗教团体充分协商,订立动迁或补偿协议并征得市宗教局同意后,方可申办批租手续。

二、支持宗教界摆脱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控制和利用

开展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建国初,外国传教士继续在华传教,并在教徒中进行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活动。建国前夕,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督教界爱国人士代表吴耀宗等人,先后到解放区参观政治、经济建设情况,考察教会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他们回到北京后,于1950年5月,向总理周恩来反映各地教会面临的困难。2~13日,周恩来同他们座谈了3次,座谈中基督教人士提到中国基督教曾有过自立、自养、自传的要求,周恩来对此表示赞许和支持,并指出教会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只有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的教会,基督教就变成中国基督徒自己的教会。7月,基督教爱国人士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简称《三自宣言》),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还提出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在最短期内完成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等基本方针。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一宣言和首批1527人的签名,得到广大基督教徒的拥护和响应。10月18~25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举行第十四届年会。会前,外国传教士毕范宇等在幕后活动,企图利用年会抛出一个与《三自宣言》相对抗的新的宣言,并排斥吴耀宗等参加该会领导工作。基督教爱国人士在中共和政府的支持下,挫败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通过了拥护《三自宣言》的决议,号召全国基督教徒签名拥护《三自宣言》。11月3日,上海市政府发布支持《三自宣言》的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对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征求签名工作应予保护,给以便利;如遇反动分子进行阻挠或阴谋破坏者,应依法处理。至1952年8月,上海基督教徒在《三自宣言》上签名者达28837人。市政府还减免实行三自的教会的房地产税,对多余房地产实行包租。三自爱国运动开展后,美国宣布冻结中国资金,进行各种干扰。1951年1月19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关于执行政务院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对全市接受外(美)国津贴及外(美)资经营的天主教、基督教教会及附属学校、医院、救济机关等进行专门登记和接办等工作,至1953年,基督教外国传教士全部出境,19个外国差会全部撤离,外国津贴基本割断,教会学校、医院、救济机关全部被接办。1955年4月,由爱国宗教界人士和教徒代表共同发起的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上海基督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但隐藏在基督教聚会处(又称“小群”)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继续利用宗教作掩护进行颠覆破坏活动。1956年1月市公安局破获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同年4月上海基督教聚会处举行执事会议,通过了参加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决议。1958年,为改变长期来基督教各宗派间不团结的状况,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上海基督教各派倡导并实行了联合礼拜。

开展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原驻国民党政府公使黎培里向中国各教区转发罗马圣职部禁止教徒赞助共产党、禁止阅读共产党发行的报刊书籍的训令。1950年7月罗马教廷调任龚品梅为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在外国传教士才尔孟、格寿平的直接授意下,发布反对土地改革、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和平运动、反对签订爱国公约等禁令,妄图使上海天主教成为帝国主义反对新中国的阵地。11月,四川广元县天主教神甫王良佐和500余名教徒联名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得到上海天主教爱国人士的拥护和响应。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制定了“不看(报纸)、不听(宣传)、不讲(教会中有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三不主义”,并用“停办神功”、“停领圣体”等手段压制上海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1951年7、8月间,以知识界为主体的上海天主教徒同全国各地天主教徒一起,发起要求人民政府驱逐黎培里的签名运动,并于9月16日成立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天主教支会。11月,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开展肃清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天主教会竭力阻挠。为支持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清除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共和政府团结、依靠天主教爱国人士和广大教徒同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斗争。1951年6月市军管会查封了对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联络指挥中心——天主教中央局(中文名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10月,市军管会明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1953年6~9月,全市公安机关先后破获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的案件6起,依法逮捕一批中外籍间谍特务分子,并将一批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境,削弱了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势力。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和颠覆新中国的间谍活动,成为天主教内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全国指挥中心。1955年下半年结合在全国开展的肃反运动,进行了肃清天主教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9月,上海公安部门在天主教爱国人士和广大教徒的支持和配合下,摧垮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龚品梅及一批反革命骨干分子。1960年3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理,依法判处龚品梅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龚品梅于1985年7月被依法假释,1988年1月恢复政治权利,11月被批准去美国治病探亲)。1955年9月,上海天主教界成立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12月,上海市75名神职人员签名发表《上海教区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表示要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倒行逆施划清界限。1956年3月,天主教上海教区咨议会按照教会法典选举张士琅神甫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并电告梵蒂冈,遭到无理否认。1960年4月,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成立,并自选自圣张家树神甫为上海教区正权主教。上海天主教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清除佛教和道教中的反革命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在佛教内发展组织,成立第十三特别区党部,并在全市分设36个区分部。少数和尚被吸收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成立“中统”佛教小组。解放前的道教宫观,政治情况也比较复杂,如白云观道院中,建有国民党区分部,“中统”外围组织“革新社”、“军统东南行动站”等反动组织。上海解放后,1951~1955年,经过镇反、取缔反动会道门、肃反等政治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佛教和道教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从而摆脱了反革命分子的控制和利用,并于1954年和1957年分别成立爱国宗教团体上海佛教协会和上海道教协会(筹)。

此外,1958年11月至1959年上半年,上海在伊斯兰教中进行宗教制度改革,对宗教干预行政、干预教育等一些不合法、不合理规定作了改革。如废除回汉通婚中强迫汉族一方写进教书并须由阿匐同意的规定;在回民中、小学内不许进行封斋、礼拜等宗教活动等。1959年4月,成立上海市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统一了清真寺的管理。

三、巩固和扩大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争取、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解放后,上海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方针,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和揭露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把他们争取到拥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宗教界爱国人士,政治上予以适当安排。先后有5人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吴耀宗连续五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28人先后担任第一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杨士达、张家树、明旸、罗冠宗、金鲁贤等7人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有53人先后当选第一至第十届市人大代表,其中常委3人。有64人先后担任历届市政协委员,其中常委13人,刘良模担任第五、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1957年底至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汉民族地区宗教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上海宗教界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一批宗教教职人员和教徒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伤害。从1960年6月起,由市政协以“神仙会”方式举行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各教代表性人士198人参加,历时3个月。座谈会改善了党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同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遭到严重破坏。1979~1986年,上海全面落实对宗教界人士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325人,改正错划右派53人,纠正历史老案473人。恢复对宗教界代表性人士的政治安排。归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补发被扣减的工资、生活费,调动了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上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加强同宗教界人士的联系。1989年3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坦诚交谈。1993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每年与宗教界上层人士举行1~2次座谈会,开展小范围谈心活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沟通思想。至1995年,共举行5次。陈铁迪、陈良宇、龚学平等领导人分别同他们进行座谈,坚定了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1955年4月至1962年8月,上海成立6个爱国宗教团体,即上海佛教协会、上海道教协会(筹)、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上海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各爱国宗教团体被迫停止活动。1979年后,恢复活动。1981年8月又成立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各爱国宗教团体在宪法、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有权处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一切教务。中共和政府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原则,支持和帮助他们加强自身建设,使他们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章自主地开展活动。涉及宗教方面的重大问题,同他们充分协商,并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各爱国宗教团体成为中共和政府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和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在协助贯彻宗教政策,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上海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支持和帮助宗教团体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教职人员。1958年,上海全市共有宗教教职人员5879人,其中佛教1945人,道教2867人,伊斯兰教约50人,天主教522人,基督教495人。1958年8月以后,天主教修道院、基督教灵修学院等宗教院校停办。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决宗教教职人员后继有人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从1982年至1986年3月,上海支持和帮助各宗教团体先后开办伊斯兰教经学班、天主教上海佘山修道院(以上海为主,和华东地区联办)、上海佛学院、基督教华东神学院(上海和华东4省合办)和上海道学院。至1995年7月底,以上5所院校分配给全市的毕业生为385人。除天主教外,各教还吸收少量全国性宗教院校的毕业生。这些新生力量正在实际工作和社会活动中锻炼成长,其中有2人当选为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有47人担任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或宗教院校的负责工作,有28人担任宗教院校专职、兼职教师。

四、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强调,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据此,上海加大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力度。

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区乱建寺庙教堂的情况,市宗教局于1993~1994年先后3次发出关于制止滥建教堂寺庙的通知,并不准在中外合资、独资企业内建寺庙教堂。1994年1月,国务院发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市政府于1995年制订《上海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同年7月1日起施行。按《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要经政府批准依法登记;设立新的宗教活动场所,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并依法登记;宗教活动场所应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行政领导下,由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则负责管理,其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

制订《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1995年11月,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于1996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性的宗教法规。《条例》从全面、正确地执行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立足点出发,规范了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信教公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在宗教方面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以确保宗教活动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

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在上海屡有发生。如1963年,市公安部门共破获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案件40余起。又如1994年,“被立王”邪教组织在松江县秘密发展成员,宣传世界末日,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并进行流氓犯罪活动,被公安机关破获,依法收审骨干10余人。

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不断发展。在国际交往中,上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平等友好的原则,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中国宗教事务,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1979年9月,美国基督教安息日会总会派人入境,企图在上海重组安息日会中华总会,受到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抵制。1979年初,一批刑满留场就业的原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在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会的指挥下,组成以朱洪声为首的核心,在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10个省市进行秘密串联活动,建立地下教会,进行反革命活动。1980年3月,他们在上海佘山制造了“圣母发光”严重政治事件。1981年11月,在各地公安机关配合下,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首要分子朱洪声等4人,并对参与违法活动的19人分别作了处理。1980年初,受国外敌对势力支持利用宗教渗透到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呼喊派”,先后派出20余人来沪,上海参加其活动的有50余人。他们反对三自爱国运动,攻击中共的宗教政策,接受海外经济资助,撰写攻击污蔑中共和政府迫害教会的反动传单。1983年11月,市公安局依法取缔,为首分子受到惩处。但“呼喊派”仍多次重新活动,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疏导,制止其蔓延发展。1991年5月1日晚,天主教佘山修道院英语教员、美国玛利诺会神甫劳伦斯,利用信徒朝圣之机,违反规定,擅自在该院放映录像片《法蒂玛圣母奇迹》,该片内容是利用宗教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天主教徒起来推翻政府。市宗教局作出决定:对劳伦斯提出严正警告,收缴录像带,中止其教学活动。上海基督教“王国聚会所”在1958年10月即已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宣布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但部分骨干分子不思悔改,在境外敌对势力支持下,1991年重新恢复组织。同年10月,被公安机关依法取缔,香港分所派遣来沪的澳大利亚籍长老史迪生被限令出境,5名骨干分子被收容审查。

六、引导宗教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上海各级党政组织引导和支持宗教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服务人民,多做贡献,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1984年1月,市政协举行上海宗教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交流会。有600余人参加。各教汇报交流了在工业、科技、教育、卫生和里弄工作等方面的先进事迹和经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交流会,显示了宗教界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1987~1992年,基督教信徒中获得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各级先进生产(工作)者等光荣称号的约1200人。基督徒、上海灯泡厂女工程师王菊珍试制成功钨沛电极材料,在1985年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获一等奖。

1978年后,上海宗教界人士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办好教会的实践。各教分别对历史上曾为爱国爱教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如天主教的徐光启、马相伯,佛教的圆瑛等举行纪念仪式,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各教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资助社会福利事业。如80年代以来,佛教界设立了真禅伤残儿童福利基金会、佛教安养部。天主教界成立知识分子联谊会,开展医疗咨询服务,1986~1994年,诊治病人4万余人次,并举办光启老年康复院、光启外语进修学校,服务社会。1991年夏,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洪灾,上海各教信徒积极参加赈灾活动,仅佛教、基督教捐献款物123万元以上。1994年,上海各教为灾区捐赠衣被5万件,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佛教界1985~1995年为社会福利事业捐赠款项6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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