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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综合性报纸

2001/12/13 11:36:42

《上海新报》(1861~1872)

《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发行,是上海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历任主编先后为美国传教士詹美生、华美德、英国牧师傅兰雅和最后一任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这是一家商业性报纸,其《本报谨启》称:“因上海地方五方杂处,各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出版报纸的目的,“贵乎信息流通”,“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及架买空盘之误”。它将各种商业信息的传播放在首位。

该报除转载租界工部局的公告和会审公廨判决书外,每期均用一个版面报道和转载国内要闻,创刊初期连续报道苏州、天京(南京)和上海附近城乡有关太平天国的消息和传闻,尤重李秀成部的活动状况。

该报创刊初期为周报,翌年四月改为每周三期,逢星期二、四、六各出版一次。同治七年正月初八(1868年2月1日)傅兰雅主编该报时,对版面作了重大改革,固定出版4开4版的版面,第一、三、四版为商务公告,内容有土地房产的买卖和租赁;商品的运输和拍卖,洋行的设置和保险经营,船期表、股份行情表及商品价格表,同时刊登推销火轮船、种麦轮器和家用器具等科学成果的业务广告,内河外河交通时刻表与有关船舶租卖事宜。新闻报道集中刊载在第二版上。

该报不注重时事评论,创刊初期虽曾发表过王韬撰写的少数政论,但未见其他重要言论。发行量很少,据史料称从未超过400份。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72年4月30日)上海《申报》创刊,《上海新报》虽与《申报》进行剧烈竞争,但无论是报道内容、经营管理或新闻报道速度,都难与《申报》相匹敌,经过8个月的较量,《上海新报》终告失败,于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873年1月18日)宣告停刊。

《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1868~1907)

《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创办于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由《中华新报》主笔、英国传教士林乐知出资创办,创办初期目的只为传教。年出50本,聘请两名“秉笔华士”作助手。

该报为册报,每期4张,共8页,约7000字,印《圣经》图画。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刊登与教会有关宣传文字;另一部分是评论教会之外的社会事件。撰稿者最初规定必须是教会人士,偶尔也刊登一些华人所作竹枝词之类非宗教性作品,曾遭到一些教会人士非议。但林乐知考虑到扩大报纸的宣传效果,该报出版后的第二年,把基督教义与中国儒学经典释义对照,并以中国《礼记》与基督教“圣训”对比,以此证明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有相通,无相背”,两者是“中西同源”、“万国一本”。

该报在创办的第三年开始,报纸内容开始涉及中国时政,刊登新闻材料增多。清同治十年二月(1871年3月)林乐知辞去《中华新报》主笔,集中精力办《中国教会新报》。从第一二四期起,刊登《京报》上谕和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札记,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第二〇二期起,该报内容分“政事、教事、中外、杂事、格致”五类,教会内容仅占报纸五分之一,成为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家走出教会圈子的华文报纸。

《中国教会新报》发行至第六年三〇〇期时,由于所刊载的内容已不适用原报名,林乐知遂于清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74年9月5日),第三〇一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从而摆脱宗教报纸的轨道。

《万国公报》是以时事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报纸,改名后为周刊,10余页。在每一期的扉页上,印一行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该报出版至清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883年7月28日)第七五〇卷,因经费困难停刊。

这一阶段的《万国公报》,主要内容为国内外新闻,按国别分栏编排。此外,每期刊有文章四、五篇,如长篇连载(英)韦廉臣《格物探源》、(德)花之安《自西徂东》和中国人写的短论。卷末还附有上海、伦敦等地的货价行情和银洋市价。后期另立杂事栏,刊登《夏日保身养生法》、《戴兰芬太史十戒诗》等。

清光绪十五年正月初一(1889年1月31日)《万国公报》复刊,改为每月出版一册32页。复刊后的主编仍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但已不属林的私人财产。华人主笔为沈毓桂、蔡尔康。该报主张“中国必须变法,但变法须不存畛域之见,由洋人为导师,走西方的道路”。

《万国公报》月刊于二十世纪初改线装本为洋装书,并辟有社说、杂著、外稿、译谭、智丛、时局、要件、附录等栏目。销数也逐年增加,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行量约4000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展到5万余份,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万国公报》出版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停刊,前期周刊出了9年四五〇卷,后期月刊出了19年227册。其持续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为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所罕见。

《申报》(1872~1949)

《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原名《申江新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刊。创办者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清同治初年(1860年)来到上海。起初,他和他的哥哥菲而特利克·美查一起从事进出口贸易,当时上海唯一的中文日报《上海新报》销路虽然不大,但刊登广告可以赚钱获利。他的买办陈莘庚建议他不妨也来办一张中文报纸。这时美查来中国已有十多年,对上海的情况己相当熟悉,也粗识中国文字。他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外文报刊已有好多家,而中文报纸只有《上海新报》一家。租界有外国人,而华人毕竟是绝大多数。美查采纳陈莘庚的建议,与他的英国朋友伍华特、普来亚和约翰·瓦基洛三人一起集资兴办,公推美查为报纸全权负责人。作为一个英国商人,在谋利的前提下,也不能不考虑华人的利益。美查明确表示:“所卖之报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持者惟华人,对国家使除其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之正道。”为此,他将报纸的笔政交付中国的主笔,聘请清朝举人蒋芷湘出任总主笔,钱昕伯、何桂笙为主笔,襄理编辑业务。又派钱昕伯去香港,向流亡海外的《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求教。王韬不但为《申报》撰稿,还为之出谋划策,对该报日后的发展颇多建树。

该报创办初期提倡发展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鼓吹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近代城市设施,改善上海城市环境,为进一步发展经济,中国人参与对外贸易,创造条件。该报重视商业新闻和广告,同时刊登清廷“宫门抄”、“辕门抄”、“上谕”、奏折和各省官吏任免的公报和社会新闻。19世纪80年代后期为适应不同读者要求,采用西方通讯,重视国内外大事,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发生的历次战争的报道和重大案件等新闻,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新闻和评论中,主张中国应坚守国土,反抗外来侵略,反映了清末国人反帝爱国的民族忧患意识。该报刊载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平反始末的新闻报道,轰动朝野,深入城乡,显示了近代报纸在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方面的巨大作用。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美查回国,报馆改组为美查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会英国人埃皮诺脱主持经营。宣统元年(1909年),报馆股份为中国经理席裕祺购进,产权转为中国人所有。民国元年(1912年),由张謇、赵竹君、应德闳、史量才、陈冷等五人合股经营。后张謇等退出,由史量才独资经营,自任总经理。

《申报》由史量才主持后,锐意报业改革,聘请张竹平任经理兼营业部主任。张竹平重视现代报纸的经营管理,认为报纸广告不仅是商品的媒介,广告费的收入还是报费之外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求得《申报》的发展,他首先对广告经营进行改革,在经理部之下,设立以招揽广告为业务的广告推销科,向中外工商企业宣传广告对于促进商品销售的作用。当时国内还没有专业广告公司,《申报》则聘用了广告设计人员,按照商品的性质与客户的意向和要求,设计引人注目的文字说明和图案,使许多公司、工厂、商店和洋行都乐意在《申报》刊登广告,以扩大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路。至民国4年(1915年)4月,报纸的广告版面超过了新闻、副刊的版面,业务收入也随之增加。在改革广告业务的同时,张竹平也重视报纸的发行。由于《申报》在全国各地有影响,除了发展本埠订户外,还设法扩展外埠订户,凡火车、汽车和轮船能当天到达的上海邻近地区,都通过邮局尽量当天送达,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读者能尽早看到报纸。远的地方,则通过邮局或代办处发展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和个人订户,使发行量不断上升,最高时达到15万份。“申报纸”一词,在一个长时期内,几乎成为所有报纸的代名词,可见影响之大。

民国初期,《申报》已是全国性的一张大报,但报馆简陋的房屋设施没有得到改善。当盈利增加之后,史量才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心筹款建屋。他请了上海第一流的建筑师,设计了一幢五层楼大厦,在汉口路山东路口(今汉口路309号)的一块土地上动工兴建,花了70余万两银子,终于在民国7年(1918年)建成,10月迁入新居。大楼按报纸工作流程设计建造,是一座编辑业务、营业广告和排字浇铸、照相制版及生活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现代化新闻大厦,底层还有印刷厂。这在当时的上海以至全国新闻界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大楼落成的同时,史量才向美国购置了最新式的何氏32卷筒轮转机,把它装置在新大楼的底层。这种印报机,分上下3层,同时可以印48页,两旁出报,并附有切纸机,折叠机,每小时可印4.8万份。这样,报纸在增加到5万份时,也可以应付自如。至于其他如铸字、铅版,制作铜版、锌版的设备也一一加以更新。民国10年(1921年)1月起,报纸文字编排开始采用标点符号,新闻采用逗点,评论用句点,《自由谈》等副刊文字用双句点。这样的标点符号虽然还比较简单,可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中国有近代报纸以来文字编排上的一次革新。从此读者可以顺畅地阅读报纸上的文字,大大提高了报纸的使用价值。

史量才从与国内外新闻界人士接触中,了解到现代报业的趋势是重视报纸的新闻传播,强调报纸首先是新闻纸。他看到民国后时局的变化很快,只有迅速、翔实的新闻报道才能跟得上时局的变化和发展,赢得更多的读者。史量才办报经营上的助手是经理张竹平,新闻业务上的重要助手是总主笔陈景韩。陈景韩认为现代报纸要加强新闻,对于新闻主张去芜存菁,要短而精。民国11年(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的一条只有6个字《溥仪昨剃辫子》的新闻,就是陈景韩新闻思想的杰作。他比喻报纸不能像伙食公司橱窗内陈列的生菜那样,而必须由名菜馆供应熟肴,并且每日应有几条新闻编写得很出色,如菜馆特别为吃客烧的,味道鲜美,以招徕读者。他主张写新闻要客观,报道要忠实,反对有闻必录,也反对“流水帐式”和起居式的写法。他归纳新闻采访写作要求:一曰确,二曰速,三曰博。这个新闻“三字经”成为当时《申报》记者编辑的守则,一时为报界的记者所仿效。

民国20年(1931年),该报成立总管理处,邀请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正副主任,对报纸进行进一步改革。九一八事变后,该报主张抗日救亡,倾向民主进步,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内战政策,发表宋庆龄因邓演达被国民党杀害、声明“中国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重要宣言。民国21年(1932年),为反对国民党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力主抗日救亡,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的重要评论,激烈批评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蒋介石亲自批发禁令:“申报禁止邮递”。民国23年(1934年)11月13日,因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史量才遭到特务暗杀。

《申报·自由谈》创刊于清末,是上海报纸创办最早的综合性副刊。长期由周瘦鹃编辑,带有鸳鸯蝴蝶派气息,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时代潮流不相适应。民国21年(1932年)史量才改聘黎烈文为编辑,进行革新。设置杂文、随笔、读书笔记,短篇译文和连载小说等栏目,内容绚丽多彩,与时代脉搏紧密配合,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周扬、胡风等一大批作家参加撰稿,其中鲁迅在两年内发表的杂文就有143篇,形成了报纸杂文的全盛时代。《自由谈》成为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

《申报》还办有《申报月刊》、《申报周刊》、《申报年鉴》,申报文化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等为读者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八一三抗战后,日军占领上海,该报为抗议日方新闻检查,迁至武汉出版,并创办了《申报》香港版。民国27年(1938年)10月迁回上海,以美商名义出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申报》被日军劫持。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为国民党接收和控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终刊,前后发行时间长达78年。

《申报》是近现代报业改革先驱,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所刊载的稿件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丰富,记载翔实,人们视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抗日战争时期的申报馆]

《西国近事》(1873~1899)

《西国近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创办,由江南制造总局美籍翻译金楷理口译,“秉笔华士”姚棻笔述当时各外文报刊所载最新要闻若干条,印送清廷在上海的有关官绅阅看。清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2月),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冯焌光补授上海道台,《西国近事》在他的支持下扩大了发行范围,每5天出版一期,每期约印3~500份,每月(或每季)汇编成册,名为《西国近事汇编》。第二年《新报》馆开办后,《西国近事》报已可公开订阅,成为专载新闻的报纸,类似现代的文摘报,编辑体例被康有为办的《中外纪闻》所仿效。《西国近事》及其汇编成册的期刊,以林乐知口译、蔡锡龄笔述的时间最长,达6年之久。光绪八年(1882年)后完全由中国人自译自撰,不再有外籍人士参与。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西国近事》停刊,具体日期及原因不详。

《汇报》——《彙报》(1874~1875)

《汇报》于清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1874年6月16日)在上海创刊。日刊。由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廷枢)、上海县知县叶廷眷“捐款首倡”,以官民集资入股形式创立报社,拥有资金银1万两。入股人多为广东籍,广东人邝其照(容阶)主持报务。主笔管才叔,编辑有黄子 ,贾季良等,同年9月1日改名为《彙报》,期数另起,改由英文翻译葛理出面主持报务兼主笔。原主笔管才叔因意见不合去职。清光绪元年(1875年)春夏间停刊。目前所见《彙报》最后一期出版于光绪元年四月初十(1875年5月14日)。

《汇报》是中国人自筹资金创办的报纸。该报宣称“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中华之事而言之”。改名《彙报》后又重申:“凡事之有关时务者,上则国计民生,下则日用行习;大则人心风俗,小则事物细微,无不博采旁搜,登诸日报。间取其尤关紧要者为论辩,相与发明。”

该报初期日出2张8版。设三大栏目:“京报全录栏”、“中外近事栏”和“告白栏”。“京报全录栏”转录京报上的主要消息,如谕旨、奏章、硃批、“圣鉴训示”和各督抚辕门抄。“中外近事栏”专事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新闻来源选译海外各国报纸和上海地区出版的外文报纸消息;选录香港与其他地区中文报刊消息,以及报社自行采访的社会新闻与各界人士投寄的稿件。“告白栏”占全报三分之二,约4版或5版,每期约发30条左右广告,内容涉及货物运输、拍卖商品、机器制造、英语教习、寻人启事、房屋出租、招工或招股告白,以及进出口船舶船期和各种商品价格表。改版的后《彙报》取消原设栏目,将专论置于首篇地位,有时甚至一天登出专论二、三篇,以表明报馆立场,而将原置刊首的“京报全录”插在新闻报道中。同时,成倍增加社会新闻和中外新闻的报道容量,将原10条左右新闻增加一倍,广告也有增加。

在言论上,该报主张富国强民,革新自救,支持兴办洋务,振兴教育,鼓吹实业救国,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批评清政府的软弱外交。如在日本侵占台湾问题上,该报明确提出“台湾是我属地不容听若所为”。在英商怡和洋行修筑吴淞铁路问题上,该报连续发表《辩申报答铁路事》、《论中国开筑火车路》等专论,斥责《申报》支持英商开路是“助西人而敌中国”,认为“中国之开火车路,既无益,恐祸乱自此而生矣”。在派遣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该报认为是件利国利民之好事,“幼童回国即可为国出力”。

清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五日(1875年4月30日)该报发表署名为沧江老瀛来稿《论新报》一文,是最早评论当时中国报刊出版状况的文献资料。

《益报》(1875)

《益报》创刊于清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1875年7月16日),日报。为《彙报》停刊后由主笔朱逢甲(莲生)创办,益报社发行。同年十一月初七宣布停刊,共出116期。

该报以“卷”代“张”,以“页”代“版”,日出一卷8页,创刊号载《本馆主人启》云:“敬请四方益友以见闻投集”,“或书近事,或述异闻,或壮而懔告霜严,或隽永而别饶风趣,或有快心佳句,或有得意奇文……俾得结文字缘而天下之益友何幸如之。”

该报政治立场与前期《汇报》相反,俨然如清朝政府的官方喉舌。其版式沉闷,编排呆板,一般为前面刊登上谕、奏折、宫门抄、疏示类,后面接登新闻,末尾登文苑诗词。其言论保守,思想封闭,内容主要为转录《京报》,转译上海有利该报立场的各报评论,采摘各地社会新闻,每期约发28条左右,几乎每日报道上海会审公廨,尤其是英界与法界会审公案和重大案件,同时刊载文人墨客文苑诗词和商业、船讯广告。从创刊伊始至停刊,与《申报》笔战不休,每隔数天均有专论和文章与之论辩,或反驳嘲骂,或罗织罪名,或捕捉文字错误,或为同一立场报纸张目,集中反驳《申报》提出的各种改革、改良和富国强民的观点,在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中,其袒护地方官府,攻击最先揭露此案真相的《申报》是“帮助谋死亲夫之淫妇”。该报在攻击《申报》的同时,还每日连篇累牍刊登各地读者“赞同、声援本报立场”的来信,以壮声势。此外,该报还发表过江南、湖北、广东、顺天等地的“乡试题名录”和灯谜。

清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七日(1875年12月4日)该报登出《本馆广告》,称主笔朱逢甲(莲生)“另有正事”,不再主持该报。该报就此停办。

《新报》(1876~1882)

《新报》于清光绪二年十月初八(1876年11月23日)创刊,日报。馆址设法界老北门外宁兴街(今金陵东路河南路)。由各省商帮名义筹办,实际经费由上海道库拨给。创办人为上海道台冯焌光,是一份用官款办的报纸。该报所以用各省商帮名义,主要是当时清廷未开“报禁”,地方官府不准办报。但当时中国政府的告示在中国土地上(租界地区)张贴时,屡遭租界当局巡捕房干涉,冯焌光虽多次交涉均无效,决定以商帮名义办《新报》,以便在租界广泛地传递清廷官府的意见。该报特别注重刊登清廷的官方告示,首刊《京报》全录,其次为各省辕门事宜,最后是本市消息和中外新闻。

《新报》创刊时适逢上海道奉命交涉赎回英商在上海筑造的吴淞铁路产权事宜。该报公布了《铁路会议条款》、《铁路开行日期》、《火轮车路章程告示》等全部相关文献性材料,有些还以中文、英文同时刊出。所刊船期、行情、商务告白也较严肃、准确。每天出版8张,新闻性内容占多。清光绪三年五月初一(1877年6月11日)该报取消刊登英文新闻稿件,同时把《新报》的报名由横排改为直写,以示与外商办的报纸不同。同时也开始刊登文人诗词,当时主笔袁祖志(翔甫)、襄编姚棻(少莲)、杨兆均(诚之),都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职员。

《新报》连续出版了6年,清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派邵友濂接任上海道台,当时中法战争在即,为避免出现意外的“舆论麻烦”,下令停办《新报》。

《字林沪报》(1882~1899)

《字林沪报》创办于清光绪八年四月初二(1882年5月18日),日刊。总主笔由《字林西报》总主笔巴尔福兼任,另聘戴谱生、蔡尔康为华人主笔。

该报创办初期名为《沪报》,报名直书,逢星期日休刊。采用国产的毛边纸单面印刷,报纸篇幅较当时出版的《申报》略大。正文用四号字体,广告为五号字体;两页中的中缝较宽,便于折叠装订,同年8月更名为《字林沪报》,报名横排。

该报版面编排清秀,十分注重国际新闻报道。创刊时适逢中法战争爆发,由于该报有《字林西报》作后盾,消息来源广泛、迅速,经翻译处理后,稿件观点鲜明,刊登时间均比上海一般报馆要早几天,比素以报道迅速见长的《申报》新闻也要早一天。该报还采取扩大版面,取消星期日休刊等改革,一度成为当时上海与《申报》竞争最剧烈的一家商业报纸。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一般国际新闻不为读者注意,该报利用外文稿的优势日益见弱,相反,《申报》不断采用电报传递消息等手段进行重大新闻的报道,使得该报相形见绌。

在与《申报》竞争中,主笔蔡尔康采用贿赂《申报》排字房工人和买通电报局电报生,盗取《申报》电讯稿等手法,以此与《申报》抗衡,在读者中造成极坏影响,声誉大跌,同时也遭《申报》和其他报馆同业的非议。

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起,蔡尔康考虑新闻报道已无法与《申报》竞争,遂将报纸重点转至非新闻性方面,全力编纂副刊《玉琯镌新》,光绪十三年(1887年),该报增出《花团锦簇楼诗稿》一页,随报赠送。该诗稿编排成线装书版式,便于读者装订成册收藏。光绪十四年五月(1888年6月)又增出《词林画报》(周刊)。这些改革使《字林沪报》重新获得不少读者。《花团锦簇楼诗稿》共出版了4年半时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蔡尔康离开《字林沪报》后停刊。《词林画报》(周刊)仅出5期。

蔡尔康主持《字林沪报》共8年,后由姚湘(文藻)任华人主笔(一说为外人兰荪任主笔),以后《字林沪报》经营每况愈下,几乎每年都易换经营者或主笔,先后有黄晓秋、张久余等人主持笔政,但他们在报界名声极坏,有的借新闻报道敲诈勒索;有的吸毒成瘾被人控告,报馆声望一落千丈。勉强支撑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让给日本在上海开设的东亚同文书会。

《新闻报》(1893~1949)

《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共同组织公司经营,以英国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中国人张叔和为主要出资创办人,蔡尔康为主笔。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股权为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购得,聘汪汉溪为总经理,汪去世后由其子汪伯奇继任。金煦生、李浩然等相继任总编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组为有限公司,称美国公司。福开森任总董,朱葆三、何丹书、苏宝森等为华人董事。民国5年(1916年)因慑于风起云涌的抵制美货运动,改在香港注册,改称英国公司。报纸标榜“无党无偏”、“经济独立”,实际上反对义和团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该报逐渐改革报纸内容,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为有充足的经济信息来源,除设专职记者采访外,还在各行各业聘请通讯员,在会审公廨、捕房等处聘请特别报事员,在北京设常驻记者,国内各大城市均建立通讯网;在各国首都也聘请了访事人员,随时向报馆提供信息或直接供稿。报纸还逐日介绍商情、商场动态,经济信息灵通,为工商界所重视。报纸也兼及时事、社会新闻和市民生活的报道。所办副刊《庄谐丛录》,创刊于清末,民国3年(1914年)改名《快活林》,由严独鹤主编,注重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

该报创刊后十分注重经营管理,实行报纸企业化,并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提高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为扩大发行,该报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分销处500余所,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日销15万份,成为全国第一家突破10万份以上的报纸。民国18年(1929年)福开森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史量才,报纸产权逐步完全转为中国人所有,但也引起《新闻报》原来一些股东与史量才之间的股权风波。

八一三战事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后,该报首先接受日方新闻检查,不再刊登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任何报道,由此失去读者,发行量一落千丈。十个月后,新闻报馆以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名义出版《新闻报》,原企求以“洋旗报”身份避免日本军方新闻检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当天日本海军即接管《新闻报》。未及一年,日本陆军又强行接管该报。《新闻报》二次遭劫,媚外求安全的幻想破灭,不仅为中国人民所鄙视,报馆财产也被日本军方所控制,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1941年,日本海军部派吴蕴斋任报馆董事长,李思浩任社长,程仲权任编辑主任。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以《新闻报》在上海沦陷期间为日伪服务,进行接管,任命钱新之为董事长,程沧波为社长,赵敏恒为总编辑、詹文浒为总经理。拟定了《改组〈申报〉、〈新闻报〉办法》,使国民党在该报的股权占51%,达到全面控制该报目的,从而使原先民营性质的《新闻报》成为“未挂国民党党报招牌的党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报纸停刊。

《圣教新报》(上海口音)(1895~)

《圣教新报(上海口音)》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1895年9月12日),何人创办不详,为上海基督教新教的报纸。以单张的形式发行,每周出一号,每逢星期四出版。除每周出一号外,每月还增出一附张,无刊头,随报附送。按阳历年每年是52周多一天,故该报每年以52号为一段落,第二年重新从第一号开始。该报为4开张(左右两版四栏),油光纸单面印。出附张是因“长的事体登勿落,送拉看客,报印价钱勿要个”。

该报由美华书馆编印。美华书馆为美国北长老会所经营。刊登的文章,全用上海方言写成,以增强对上海普通市民阅读该报的吸引力,刊头注明“上海口音”4个字。刊发内容,主要是教会的消息,还有介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文章,以及社会论述、文艺性质的连载作品。该报对美术设计较为讲究,插图为铜版的人物画。刊发的文章使用标点符号,类似今日的逗号、句号。

该报何时停刊不详。今见的最后一号是出版到第五年的第二十三号,即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九(1900年2月8日)。

《强学报》(1896)

《强学报》是强学会会刊。册报。其《章程》中称,刊印报纸为上海强学会“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旋因康有为为母寿回里,电调门人徐勤、何树龄由粤来沪办报。徐、何二人于十一月前到达上海,该报随即出版发行。

该报创刊号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出版,纪元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刊头右栏注明“上海强学书局跑马场(今南京西路)西首王家沙第一号”,即上海强学会会址。创刊号共8页,铅字排印,竹纸印刷,装订成册,派送赠阅,并不收费。首载《本局告白》云:“现当开创之始,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派送各处,不取分文,一月以后,乃收报费。”

《强学报》共出二号,为中国最早政论报纸,宣传维新变法,为清廷所不容。

该报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除刊载《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外,又载《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和《开设报馆议》两文,宣传开设学会和创办报纸的重要性,并谓设立报馆,其利有六:“一、士大夫可通中外之故,识见广,人才日练,是曰广人才;二、公卿耳目渐广,兵事敌情渐熟,办事立约,不至大误,是曰保疆土;三、变法当顺人心,人人以为然,则令若流水,是曰助变法;四、士夫终日从公,余则酬酢,绝无暇日读书,有报则每日一张,各学皆有,日日增长,是曰增学问;五、吏史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六、小民疾苦,纤总皆知,是曰达民隐。有此六利,急应举行。”

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1896年1月17日),御史杨崇伊奏参强学会“植党营私”,北京、上海两地强学会相继被封闭,《强学报》仅发行5天,出版二期即遭查禁。

《指南报》(1896~1897)

《指南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1896年6月6日)。创办人张芷韻,主编李宝嘉(伯元)。初期自办发行,后由文汇西报馆代发。该报为日刊,版式仿《申报》,版面呈方形。报头置正版上方中央,楷体;报头两端刊有报馆告白、价目表与中西年历对照日期。李宝嘉在创刊号《谨献报忱》中声明:该报是在“熟谙体例之西商指点”下创办的,其宗旨有六:“采万国之精彩”,“扩朝廷之闻见”,“扩官场之耳目”,“开商民之利路”,“寄环海之文墨,以文会友”,“寓斯民之风化”。

该报将论文排在首篇,后接国内外时事新闻和社会新闻,末附“京报选录”或诗词。商业广告占全报三分之二,常印于正版前半部分,或第四版后。论文渠道来源有三:一由报馆人员撰写;二是转引他报重要论文,据所见材料粗略统计,转引的中外报纸有《维新日报》、《中外新报》、《星报》、《循环日报》、《越南同文日报》、《叻报》、《日本国民之友报》等;三是选登读者来稿。论文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1)综论中外大事,提出救国良方。其中有强烈要求变革现实政治的《论中国难更改政治》、《论中西强弱不同之故》;有竭力主张加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的《海防撮要论》、《论筹防》;有剖析西方各国国情的《日本工业渐盛论》、《论日本及美洲西部商务情形》等。(2)针砭时弊,揭露官场腐败,如《论近世官权之外重内轻》、《论考官舞弊数见不鲜》等。(3)记录社会风情,抨击旧风陋俗,其议论范围涉及赌博、服饰、缠足、饮食、礼仪、观剧、婚丧嫁娶等各方面,如《论盂兰盆会之无益》、《论近今男女服饰之异》等。(4)倡导西学教育,主张传播西学,较重要的有《译西书以知敌情论》、《策试西学说》等。

该报登载的新闻面广多样,上至国内外大事、官宦重臣活动,下至县衙、租界、捕房消息,天文地理、风俗人情、优伶僧尼、娼妓流氓、盗贼赌徒各种题材,无不包容。报道的侧重点,初、中期以重大时事为主,后期社会新闻逐渐增多,尤其是常用吸引人的文学色彩词语,拟作新闻标题,如:“大星忽殒”(报道山东巡抚李隶衡逝世)、“雷峰夕照”(指杭州地名)。此外,在头版地位刊登全国各地乡试试题,设立指南报英文夜馆,聘请慕愚主人任教习,广招学生进行英语培训;多次登出征文启事,希望“大雅诸公寄来诗词歌赋”,以便引起骚人墨客兴趣,扩大报纸影响。先后在该报发表作品的有章太炎、李根源和署名仓山旧主、全为鹤主、翠微女史的一些文人。

该报停刊时间不详。今见资料的最后一期系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1897年9月24日)出版。

《苏报》(1896~1903)

《苏报》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1895年6月25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胡璋(铁梅),以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该报转卖给清朝退职官吏陈范。陈范本来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当时适遇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该报首先报道,旋设《学界风潮》专栏,不仅刊登江浙学潮消息,而且还揭露当时一些官府和教会学堂的腐败黑暗。于是报纸“身价大起”,引起当时社会广大知识界的共鸣。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1903年6月1日),章士钊任总主编,对报纸进行改革,宣称:“本报发行之旨趣,谅为阅报诸君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扬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读者之神经”。该报在新书介绍中,刊登邹容《革命军》广告,介绍《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等,约2万言。章炳麟(太炎)为之序,认为该书“主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读之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

同年闰五月初五,《苏报》刊登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斥康有为“只可行宪不可行革命”的论调,并以轻蔑口吻骂光绪皇帝是“载恬小丑,未辨菽麦”,说他与慈禧没有区别,都是“汉族的公仇”。此文登载之次日“苏报案”发生。

《苏报》宣传革命,特别是邹容《革命军》和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公开主张以革命手段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在当时影响很大。《苏报》对清政府开展评论,并号召共和,清政府以高压手段加以镇压。《苏报》刊登邹、章两人文章仅隔一月,上海道台袁树勋商请美总领事,“会同各领事签押,工部局即允协拿”。对中外反动派的阴谋,爱国学社事先曾有风闻,密劝章、邹避躲,但章炳麟坚留不走,毅然就逮。次日,邹容亦自动投案。章、邹等被捕后,《苏报》照常出版。章在狱中继续撰文,示不屈服。清朝官府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特嘱美国领事福开森“切商各领事,务将该报馆立即封闭”。袁树勋又亲访美英领事,密谋镇压。在中外反动派的勾结下,《苏报》被封。

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由租界当局和清政府共同宣布:“章炳麟判刑三年,邹容判刑二年,罚作苦工,限期释放,驱逐出境”。邹积愤成疾,在离监禁期满前两个月死于狱中;章则于三年期满出狱后即东渡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民报》。

《苏报》出版共7年零11日,发行2513号。

[苏报]

《时务报》(1896~1898)

《时务报》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旬刊,册报。创办人为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馆址设福州路福建路口,每册32页,约三万字,连史纸石印。内容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创办初期由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撰述(主笔),英文翻译张坤德,法文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理事黄春芳(兼印刷暨银钱业务)。

《时务报》在中国新闻史上起着积极作用。首先是该报极力宣传变法维新,是一张政论报,但不属清廷或其他官办的机关报,而是由一些志同道合、要求维新变法的人士创办的同人报。该报自创刊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1898年8月7日)停刊,共出69期。梁启超在卷首每期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数千字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特别是总题为《变法通议》的长篇论著,连载21期,时间长达一年零三月,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自强,认为不变法就要亡国、亡种,这在舆论闭塞的清末时期,起到促人猛醒的作用。梁启超还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撰写《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列述西方强国报业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梁启超大声疾呼: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西方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施,不能喻之于民,下有所思苦,不能告之于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无耳目、无喉舌,是为废疾”。他认为要除废疾,助耳目喉舌,就必须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

《时务报》不仅介绍一般的国外信息,而且着重介绍西方各国对中国事务的议论,如《论东方时势》,《论太平洋大势》、《美国领事论中国厘金弊病》、《挟制中国修理北河论》等,这些议论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中较少见到,起到国人扩大视野、了解西方的目的。该报翻译的报纸面极广,涉及英、法、日、俄、西班牙等国报刊。

《时务报》的经营管理在当时众多报刊中也十分突出。经理汪康年利用自己早年在官场的社会关系,在鄂、湘,京、鲁和苏州、镇江以及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漕河船帮,广泛组织发行点。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特地发了《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扎》,给予支持。形成中国报业史上除商办报刊、教会报刊以外的第三个全国范围报刊网络,使得该报发行量从创刊初期的4000份,一年后增加12000份,最高时达17000份。由于读者要求补订早期《时务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该报将前30期缩印成合订本出版,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再版缩印本的报纸。

但是,《时务报》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在短短的二年时间中.该报经历了一个由兴旺到内耗,最后衰败的过程。创刊初期,汪康年与黄遵宪在报馆成立董事会问题上发生矛盾;接着报馆内的康有为的弟子(粤广籍人)与新任主笔章炳麟(太炎,浙江籍人)产生矛盾,引起康门弟子欲殴打章炳麟,章愤而辞职。以后汪康年与康门弟子在刊登大东译书局(康有为擘划,康门弟子主持)的告白事宜上发生冲突,使得报馆内部矛盾不断发生,报纸质量一落千丈,汪康年无意续办《时务报》,遂与曾广铨(曾国藩次孙)、堂弟汪大钧筹办《时务日报》,经费收支与《时务报》分开。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上奏,称该报“尽亏巨款,报日零落”,要求把《时务报》改为官报。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1898年7月26日),光绪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时务报》出至第六十九期停刊。

对《时务报》的内耗造成报纸的停刊,当时舆论界颇多訾议,天津《国闻报》发表论著称:“新党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散,亦始于《时务报》”。

[时务报]

《集成报》(1897~1902)

《集成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五(1897年5月6日)创刊,旬刊,册报。逢五出版,连史纸石印,每册30页。由陈念萱倡办,是“以采录中外各报为主”的文摘报纸,创刊号上除刊登报馆章程、叙言和上谕、奏折以外,都是报摘。第二号起增添了论著,第三号起报摘内容分为政事、军事、矿事、农事、商事、工事、杂事和各国各类电讯。第7号起又增译论节要,即在摘录各报消息的同时,也摘录各报所译载的外文报刊的言论,栏目也改为军政、学校、商务、农桑、创造、交涉、杂事等。第十三号起又增添日文和法文报摘,四期后又中辍。

编者情况不详。由于该报与苏学会关系较深,苏学会成立宣言,在《集成报》首先发表,后来又全文刊载了《苏学会试行章程》。包括报摘、译论在内,编者的选择眼光,特别注意“采访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夏京都维新变法高潮期间,上海各报较少有完整的反映,而《集成报》则连续刊出了严复《拟上万言书稿》和戊戌会试举人麦孟华等呈请都察院代奏折、浙江会试举人联名呈请代奏折、康有为译成《俄主彼得变政记》呈请代奏折等。其中《京都保国会章程》一文,为当时上海所有华文报刊拒登,而《集成报》全文刊登。该报成了上海报界最坚定的戊戌变法支持者。

该报何时停刊不详。现存报纸中辍于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三十四册。停刊原因不明。

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1901年5月8日),上海又出现铅印《集成报》,该报仍为册报,署“上海英商集成报馆刊”,代理人为吕塞尔。刊号另起。第十八期后,就不再标出“英商代办”。该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油光纸铅印、装订成册,旬刊。发行的声势很大,在上海有4个经售批发处,10余个售报处;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30多个城市有售报处。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念萱所办的石印本《集成报》一样,也属文摘类报纸,但摘录和翻译的范围更广泛。消息来源除中外报刊、中外电讯以外,还刊出记者采访的稿件和各地来信,不仅摘消息,还有各报评论摘要。各种材料分别门类,集中编排,第一期分政治、仕宦、时事、文学、武备、商务、各国要事、本埠近事、杂志、译报等10多类,后因“阅者嫌门类太多,有用的内容太少”,第三期后归并为时事、商务、译报、杂志4类。

铅印本《集成报》出版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己宣布实行“新政”,该报既反对共和,又反对立宪,认为中国之大患并不是封建制度的腐朽,而是人心之败坏。该报连篇累牍地刊出《时务条陈》、《上皇帝书》和各封疆大臣筹议变法的奏折,鼓吹“清议为强国之本”,要老百姓多议论少行动。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底,清政府决定“变通科举事宜”,该报从第三十三期(壬寅年第五号)起,增辟《试艺萃新》等栏,陆续刊出青浦青溪书院、上海县试、江阴南菁书院、青浦孝兼院、上海蕊珠书院、上海敬业书院、三林书院等各种试艺,与官方部署配合默契。

该报铅印本何人主持,何时停刊均不详。现存最后一册为第四十九期(壬寅年第二十一号),于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八(1902年9月9日)出版,但有几篇稿件未曾刊完。

《富强报》(1897~?)

《富强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1897年5月22日)创刊,5日刊。册报。休宁程(甘园)主编,该报注意译载“西报所登讲求中外利权之处”的材料,同时也登载有关于富强者的“朝廷诏谕以及大小臣章奏条陈”,刊出鼓吹变法维新的论说。但声称“凡訾议朝政,矫枉过甚,如近人改正朔、易服色,三始六罪诸说,在所必摒,将以广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还声称“巷议街谈,猥鄙琐屑,无裨时书者,悉予删汰。”

该报编排次序一般是首载论说,然后是“上谕恭录”,接着是该报自译的中外新闻,最后为奏疏,文牍等。此外,还经常刊登对于某些论说或文牍的“书后”,即读后感。

该报现存15册,刊期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六、七三个月。何时停刊不详,一说戊戌政变时停刊。

该报刊出的译文,有为《集成报》所摘载的。主编程 曾在上海主持经济书局,后为袁世凯延入军幕、任职于北洋新军。

《农学报》(1897~1906)

《农学报》原名《农学》,又自称《农会报》,为农学会(务农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1897年5月25日)所创办的机关报纸。册报。第十五册起才固定报名为《农学报》。第十八册以前为半月刊,翌年第十九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起改为旬刊,线装连史纸石印。九月曾一度声言出让给日本人香月梅经办,十月中旬出版的第五十册卷首刊出奏折录要《两江总督请准设农商学会报奏》,以后就在《农学报》封面上标明“农学会遵旨刊行”字样。《农学报》连续出版了近9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十二月才停刊,共发行三百十五册,为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也是戊戌期间发行的报刊中寿命最长的一家。

《农学报》所刊内容,并不限于农业知识,而是藉此结集团体,推动农业经济变革。《农学报》创刊号起,就连载了《英伦奉旨设立务农会章程》和徐树兰、张謇、马相伯、朱祖荣、叶瀚、陈虬等执笔的关于如何在中国组织农会的讨论。在“条陈录要”中刊出的很多建议,就有请开北方利源总公司,筹办海门荒滩,组织自来水灌田公司,创设湖中水利公司,建立农工商矿各学堂,创办酿酒公司等,反映从农业着手,改良经济、经营方式要求的材料,后来还曾连载过罗振玉编撰的《日本农政维新记》。农业科技知识,多译自日本,但也有译自西欧各国的。后期的《农学报》中,还曾连续辑刊了我国的古农书,这在当时都很受维新思想人士的欢迎。

务农学会的创办和《农学报》的发刊,都曾得到《时务报》的支持和协助。农学会通过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联络,得到了张之洞助银五百元。梁启超还为《农学报》撰序,提前在澳门《知新报》发表。《时务报》馆也一直为其积极推广,有时还联名刊登广告。

《新学报》(1897~1898)

《新学报》为新学会所办学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十(1897年8月7日)创刊,册报。半月刊,连史纸石印,每册约24页。

该报着重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内容分算学、政学、医学、博物4科,连续刊出了《学校新章》、《陆军新书·城郭篇》和《万国律例撮要序》等,都是提倡新政。它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宗旨,也在于“苟非兴学、民不能立;苟乏人才,国无自立”。

该报所刊自然科学知识有个显著的特点,材料多出自中国学者自己研究的心得,翻译国外的较少。特别是算学,还刊出《算学浅题》以征答,以后又刊出《算学会课艺》等,这些在当时都是新的尝试。为了保护学术成果,第二册上还特意刊出了《苏松太道宪禁止翻刻新学会印行各项(新学报)告示》。第六册起,还开始刊出包括大清都城、万里长城、小姑山等名胜图等内容。

该报总撰述为叶耀元(子成,别署味道馆主、水镜天仙),是当时著名的算学家,著有《中西算学大成》等书,天南遁叟王韬的及门弟子。《新学报》因经费短绌,第五册以后就脱期,而第七册竟与第六册相距一年多时间才出版,以后就未见续出。该报停办后,叶耀元应聘入《蒙学报》报馆,担任算学撰述和强国总撰述。

《实学报》(1897~1898)

《实学报》,旬刊,册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97年8月22日)创刊,石印线装。总理为王仁俊(轮臣),总撰述为章炳麟(太炎)。章炳麟在《实学报》的时间不长,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97年10月6日)该报第五册以后,已不再有章炳麟的作品,而在此时创刊的《译书公会报》又宣布章炳麟为其总主笔。章炳麟在《实学报》上发表了《实学报叙》和后来收入《章氏丛书·訄书》的《儒道》、《儒兵》、《儒法》、《儒星》等作品,还有后来又收入全书的《后圣》、《异术》、《重设海军议》等文章。

该报创刊宣言云:“本报之设,以讲求学问,考核名实为主义,博求通议,广译各报,内以上承三圣之谕,外以周知四海之为,故名《实学报》。”实际上注意力却在批驳同时的《时务报》,特别是王仁俊所撰的《实学评议》,内有《民主驳议》、《改制辟谬》等,虽说“诚不敢阻挠新政,墨守古法”,但反对康梁改制的学说,后来都被《申报》的黄协埙辑入《增广翼教丛编》一书。

《实学报》以“实学”为名,所载的“实学”即新知识,都译自英、法、日等国外文报刊,也刊登一些国内学者的自然科学研究心得,如长洲王寿锴的《流倍数衍》、元和范晔的《勾股拾送》和《四元演代》等,但内容过时,文笔古奥,不易为人理解。

《实学报》何时停刊不详。目前所见的最后一期为第十四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98年1月3日)出版,文中有“待续”字样。

《萃报》(1897~?)

《萃报》是文摘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897年8月22日)创刊。册报。连史纸石印,每册30页。发刊前梁启超即在《时务报》上发表《萃报叙》,予以推荐。该报摘录报纸的面不及《集成报》广,但因分省分国编排,可以迅速知道某省(或某国)发生何事,是该报的一大特色。该报为周刊,出版周期也比《集成报》(旬报)稍短。第九册起至第二十册,连续刊出《上海英工部局章程》,以及《上海英工部局浦江泊船章程》、《南洋公学章程》、《上海英工部局换马房执照新章示》、《上海女学堂试办略章》、《上海县南市马路余地租价章程示》,以及《上海英工部局创设垃圾桶示》、《上海英工部局牛乳棚执照示》等官方文书材料。该报馆撰述的《光绪以来洋关岁钞岁入表》等,有一定价值。

《萃报》在上海出版了2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1897年12月24日)主笔朱克柔(强甫)应聘为张之洞幕僚,委办湖北《商务报》。该报曾一度停刊,不久复刊,又出了几期,现在可见的为第二十一到二十四册,但已不是周刊,而为半月一册。何时停刊不详。

《求是报》(1897~?)

《求是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创刊,册报。由曾任署台湾布政司使的陈季同(敬如)与其弟陈寿彭(逸如)创办。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以后,陈季同寓居沪上。陈氏昆仲聘陈衍(石遗)任主编。三人都是福建籍人士。《章程告白》称:“本报不著论议,以符实事求是之意。报首恭刊上谕,其次分为内外编。内编之目三:曰交涉类编,曰时事类编,曰附录。外编之目五:曰西报译编,曰西国新译,曰制造类编,曰格致类编,曰泰西裨编。倘一期不及齐出,下期补刊。末附路透电音。”陈季同是卸职官员,曾历任驻西欧外交官员,精通英、德、意、拉丁诸文,是当时上海创办报刊的人士中亲自到过海外,熟悉西方世界的人,因此他的译著特别多,曾翻译《拿布伦国律》、《拿布伦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还翻译了长篇连载(法)贾雨的《卓舒及马格列小说》。他还积极倡议设戒烟公会,并进行办女学堂等活动。

该报特别注意新闻学理论的阐述,发表的《法兰西报馆律》是中国最早传播的完整的“新闻法”材料。主编陈衍也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宜洋文报馆》、《论报馆最有益于学习》等论文。该报还连载了《日本维新记闻》,并刊登《请以定策迁都诏示中外疏》,表明了支持变法图强的态度。而第二册所载工程局工程司法国人禄邵(cnolof)所撰《拟造浦东铁桥图说》,则是关于上海最早建造黄浦江过江大桥的设想者。

该报竹纸线装,每册30页。何时停刊不详。现今所见最后一期为第十二册,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1898年3月7日)出版。陈季同后去南京,主持金陵官报,陈寿彭则入《农学报》为英文翻译。

《译书公会报》(1897~1898)

《译书公会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1897年10月26日)创刊,册报。译书公会主办,总理为恽积勋(叔畲)、恽毓麟,协理为董康、赵元益等,都是阳湖(武进)人。总主笔为章炳麟(太炎)及杨模(范甫),总翻译为黄存嘉。该报声称以“开民智、广见闻”为目的,“以广译东西方重要书籍报章为之,辅以同人论说”。原定全年出版四十六册,还准备“变为日报以期迅捷”,日报的报名也已定为《中外捷报》。但只办了半年左右,就因经费支绌、只得求助于《时务报》汪康年。《译书公会报》现存第二十册、最后一期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初五(1898年5月24日)。

《译书公会报》所译文种有英、法、德、俄、日等,也有一些自撰的文稿,如五湖长的《兴亚说》、《昌教说》、《论忧述之关系》,章炳麟的《读日本国志一、二》、《论民数骤增》,还有《亚东时报》主编、日人山根之助(立庵)撰写的《倡难论》等。

《演义白话报》(1897~?)

《演义白话报》亦称《白话演义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是中国最早以“白话”命名和撰述的报纸。每天出版4页、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刷。两版刊载时事新闻,另两版都是商业告白。

该报的时事新闻、每期最先刊载的都是长篇连载白话演义小说《通商原委演义》,介绍自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归附清王朝以来,经鸦片战争乃至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整个历史过程(后改名《鹦粟花》,出版单行本)。以后就是分别在题为《官场中情形》和《生意场中情形》两个题目下刊出的白话短消息。每则都只有一两句话,却充分体现了当时上海乃至各省和京都的政治动态和经济信息,言简意赅,很有生气。这些消息的来源,多半是取自当时其他中西方报刊。再后面就是白话短篇,包括社会新闻、各地名胜和海外风情等,用白话改写。有时也刊出一些猎奇性的小新闻,如《猫念佛》、《猴做人》等。《演义白话报》在创刊以前还曾在《申报》上刊出广告,声称“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主笔者是把卷首的《通商原委演义》看作“时事”,把以后的各短篇称为“新闻”的。

该报的出版,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支持和关注。在该报问世以前,梁启超就在《时务报》第四十四册上撰写了《〈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热情介绍。该报积极宣传爱国思想,但忠君意识浓厚,如第十三册报上刊出了一则新闻《孙逸仙》,便说孙中山犯了“谋叛大罪”。

该报主笔为章伯初、章仲和兄弟。章仲和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犯了众怒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演义白话报》何时停刊不详,现在所见最后一期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出版的第四十七册。比《无锡白话报》早出半年多。

《蒙学报》(1897~?)

《蒙学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1897年11月24日)创刊,蒙学公会编印,周报,连史纸石印线装,每册20页左右。

蒙学公会是叶瀚、曾广铨、汪康年、汪钟霖联合倡设的。建立蒙学公会的本旨,“一曰会,二曰报,三曰书,四曰学”。提出该会要先出书报,后办学堂,《蒙学报》就是蒙学公会要办的第一件大事。

该报创刊时总董为汪康年,总理汪钟霖,总图绘叶耀元,撰述兼删校叶澜。《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分上下两编,上编专供5~7岁儿童阅看,下编供8~13岁儿童阅读,尽量传播一些新知识,以补“旧时启蒙教法之未善”。出版的第二年戊戌变法兴起,清廷下诏废除八股,《蒙学报》立即在下编添教13岁以上教材内容,并改为旬刊,分上、中、下三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蒙学报》改由汪钟霖总理,主笔由许克勤和茅谦担任,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1月)又宣布由日商香月梅接办,仍由汪钟霖任总理。

《蒙学报》第一年出版第一到第三十九册,第二年出版第四十至第七十二册。何时停刊不详。

《大公报》(1897~?)

《大公报》系上海道蔡钧(和甫)斥资受盘已歇业的《苏海汇报》机器设备,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897年12月11日)创办。在《时务日报》创刊前,为上海五家日报(《申报》、《新报》、《字林沪报》、《苏报》、《大公报》)之一。

《大公报》主笔何人不详,一说是原来与翁萃甫、邹绶合股办《苏海汇报》的吴县沈敬学(悦庵)。沈为海上著名报人,与孙玉声、李宝嘉、吴趼人、高太痴等交游甚多,曾在沪创办《医学报》、《寓言报》等,后又转赴长沙主持《湖南官报》,《大公报》何时停刊不详。

《时务日报》(1898)

《时务日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创刊。创办人为汪大钧、汪康年、曾广铨。

汪康年在创办《时务报》的同时,一直想办日报,一度曾企图与当时正在出版的《博闻报》合股或改版,并物色主笔人选。光绪二十四年初,始由曾国藩嗣孙曾广铨和汪康年堂弟汪大钧联合创办《时务日报》。

该报宗旨是“转环时务、广牖见闻”。所登新闻,均择紧要有证之事,“凡郢燕市虎之词,概为严删”,“重在采择西报。凡紧要新闻及有益之论说章程,悉行摘录”。还探求“当时各新办企业情况,如有异常紧张之事,均令访友即行电告”;另立专件一门,“凡奏疏、章程、条陈等件之关于时务者,无不广为搜录,以资考证”。在报纸编排上进行了革新:纸张用机制纸双面印刷,每版分为三层,俾阅者少省目力;句读加点,以清眉目,并且“首页开明目录”“告白分别门类”,还开辟登聚合告白:“如同业公议及寿运喜运,须布告于众者,均可代登新闻之中,每日每事,取洋一元。”还有“如有创制之物,请即函告本报,即可托人前往试验。如确,当代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亦请送至本馆,当酌为代登”;“如有新译书籍及创意欲撰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以免重复”。最后声明:“如报中登事错误,请随时指正”。这些在当时都是创举。

《时务日报》创刊时,恰逢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蓄意扩大法租界辖地,制造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务日报》态度鲜明地支持甬人,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号外),在租界内外分发。法总领事恼羞成怒,下令捕头传谕各包探,分守各桥梁,见有出售《时务日报》者,立即夺下送入捕房,并且声言“饬移捉馆主人根究”。

1898年7月26日,清廷下令,改上海,北京传来消息,《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被迫于1898年8月16日刊出启事,声明《时务日报》改为《中外日报》,以免该报亦被官方接收。

《时务日报》的售价,每份本埠10文,外埠14文,从创刊到改名,共出版103天。

《亚东时报》(1898~1900)

《亚东时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七(1898年6月25日)创刊,册报。封面有日、清两方的纪年,署“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七日”。该报由日本乙未会主办,日人山根之助(立庵)主编。初为月刊,第六号起改由唐才常主编,第七号起改出半月刊。每册约30页。并用日、汉两种文字刊登。

该报创刊之时,正值戊戌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表现了同情和支持中国变法维新的态度。创刊号上汪康年撰《〈亚东时报〉叙》云:“将以扩兴亚之愿,出中国之蒙”,“不教子弟,不能保其家:不存其邻,不能保其国,亦势之相激之使然!”《亚东时报》同人也写了篇《叙》,说明《亚东时报》“以通两国心志”“树立兴亚大计”为宗旨,认为欲敦两国之交,莫善于疏通其国民之心志。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该报第四号未能准时出版,延期至同年十月初二(11月15日)才问世,为当时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华文报刊中,唯一公开表示对戊戌六君子哀悼,同情康、梁逃亡和反对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期《亚东时报》中,刊出了梁启超的诗作《去国行》。史氏的《六士传》即戊戌六君子传和深山虎太郎(日)的《挽六士》,还刊出了孤愤子的《书八月初六日硃谕后》,深山虎太郎的《书八月初六日原谕后》等。特别是孤愤子的文章,公开否认慈禧政权。这期《亚东时报》出版时,还在上海各日报上刊出大字告白,进行宣传。这些举动,在当时都为清廷所不容,但此刊物为日本人所办,又在租界上发行,上海地方官吏也只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亚东时报》第五号起以卷首地位开始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第六号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99年5月4日)出版,声明该报由唐才常主编,并改为半月刊。以后,就陆续发表《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论党会》、《大变小变说》、《答客问支那近事》、《论支那严治会匪之非》、《支那皇帝宜力疾亲政说》、《论保救大清皇帝会》等文章,继续鼓吹维新变法,拥戴被幽禁的光绪皇帝重新执政,这些文章好多是由唐才常执笔的。唐原为湖南《湘学报》、《湘报》创办人,参与康梁变法,政变后曾一度出国,返回上海后主持《亚东时报》。从第二十一号起还长篇连载康门弟子南海何启、三水胡礼垣所著《劝学编书后》批评张之洞。何启等人后赴武昌,企图说服张之洞共起勤王,被张之洞捕杀。《亚东时报》自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1900年4月28日)出版的第二十一号起,唐才常等人转入从事反清事务,对报纸无暇兼顾,该报遂并入日本人主办的《同文沪报》。

《工商学报》(1898)

《工商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1898年9月17日)创刊。汪大钧创办,册报。每月出版四册,逢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日发行。每册20余页,连史纸石印,内容分为谕旨恭录、奏折录要、论说、中国工商情形、译编等。

当时清廷已命刘坤一、张之洞分别先行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于是该报宣称以振兴工商业为宗旨,详细介绍中国商政及各种工艺商务情形,“各省物产,生产丰歉、制造盛衰、销数旺淡、出口多寡、均应详细采访、按期登录”,并“取各国商务律例,精密而通行者,译登报中”;对“东西洋各国商务学堂章程,由浅及深,次第译录”。

该报共出版了七册,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有第二册的《拟设中国商务公司劝商场议》,连载的《东方商埠考略》和第二册开始逐期刊出的《各货行情》和《进出口数目》等。

《女学报》(1898)

《女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1898年7月28日)创刊,开始时每月出版三期。赠送一月。

《女学报》每期一大张,分成上下四栏,设有新闻、论说、征文、告白专栏,间有插图。参加撰述的有康同薇(康有为之女)、李慧仙(梁启超夫人)及桂墅里女学堂教习张蕴华等人。她们与助编《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成为我国最早参加新闻工作的四位女报人。该报为我国最早的妇女报。该报发刊时曾公开征稿:“凡征录者,每篇酬洋一圆”。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慈禧下令查封该报,《女学报》停刊。现存有第十二号。

《昌言报》(1898~1905)

《昌言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由《时务报》改名创刊。刊期、形式和内容,全都延续《时务报》做法。

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1898年7月26日)清廷下令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汪康年以钦命难违,请示张之洞。经张之洞授意,改名为《昌言报》,由梁鼎芬任总董。对当时维新变法基本态度是观望,不报道,不表态,不反对。

《昌言报》所载国外新闻,由曾广铨译英文、潘彦译法文。创刊后的前六期都不载论说,改用曾广铨翻译、由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第六册后,态度明朗,支持维新变法,反对慈禧执政。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1898年10月15日),《昌言报》发表声明,该报总董梁鼎芬于八月十一日(是日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辞职,馆中事务均由《农学报》的安藤虎雄任总监(一说是曾广铨任经理)。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1898年10月20日)出版的《昌言报》发表章炳麟(化名西狩祝予)所著论说《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委婉地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惋惜和同情。第九册发表了章炳麟的两篇政论:《蒙古盛衰论》和《回教盛衰论》,同时译载了《中法新汇报》所刊的《中国究竟能否变法答问》;第十册又继续译载法国《光报》所刊《中国必将变法论》。慈禧见报,下令缉拿主笔,查禁报馆。汪康年先避匿隐居,章炳麟即由安藤虎雄介绍(另一说为山根虎侯介绍)赴台湾任台北《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昌言报》出至第十期于11月19日停止出版。但报馆并未停止其他业务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还曾出版过《茶花女遗事》、《包探案》和曾广铨译的《长生术》,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还铅印重排发行章炳麟的《书》。

《中外日报》(1898~1911)

《中外日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创刊,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所办的《时务日报》改名,编号另起。创刊初期该报版面与《时务日报》相同,4开4版一张,白报纸双面印刷,后扩为对开大张,纵向分层编排。当时这些都属独创。

《中外日报》出版仅1月,北京发生戊戌政变,该报为避免清廷追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系,经曾广铨(曾国藩之孙)介绍,于同年八月二十九日(1898年10月14日)聘英人杜德勒(C. C. J. Dadgeon)为发行人,属英商公茂洋行(Libert.&.co.)产业。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汪康年兄弟从英商手中赎回《中外日报》产权,但因经济拮据,难以维持,只能求助于清廷湖江总督张之洞,使该报成为事实上的官办报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发生反美华工禁约事件,《中外日报》受命“疏导”,致使读者不满,相约不订阅该报,成为上海新闻史上被读者抵制阅看的第一家华文报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汪康年授职清内阁中书,《中外日报》对袁世凯等人的丑行多加揭露,并刊载严复撰写有关新政的政论文章和各地通讯,报纸内容一度颇有特色,受到读者欢迎。但不久袁世凯一派得势,上海道由袁世凯亲信蔡乃煌接任,蔡以该报官股股东及地方官员双重身份,逼迫汪康年兄弟退出该报,另委派沈仲赫、张易卿、黎伯奋等人主持。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911年2月25日)蔡乃煌挪用公款事暴露,遭江苏省咨议局参劾。该报停刊。

《女报》——《女学报》(1899~1903)

《女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苏报》馆主陈范之女陈撷芬创办,册报。但正式出版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1902年5月8日),内页目录标为“飞行女报”,内容主旨为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开办女学堂,刊载女界新闻,介绍西方妇女生活状况等,还刊出女学生们所撰写的课艺(作文)月刊,到年底共出版九期。时人称之为“女苏报”。这份《女报》在当时受到很多倾向维新的人们注意和支持,特别是留日学生如狄景贤、杨廷栋、杨度以及当时名流林纾、邱菽园等,都曾为之撰稿。

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一(1903年2月27日),《女报》改名为《女学报》,改用西式装订。除了继续以前《女报》的主旨以外,更进一步提出了女权问题;在主张反对君主压迫民众的同时,也反对男人压迫妇女,还提出女子自主、独立的问题。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903年5月11日)第三期出版以后,《苏报》案爆发,陈撷芬陪其父陈范出亡日本。同年8月,才由《国民日日报》馆印行在日本东京编辑的《女学报》。第二年第十期,还增加了有关“《苏报》案”的为“沈荩死”“章邹囚”鸣不平的内容。以后未见继续出版。

主编陈撷芬在创办该报的同时,曾在女学报馆内建立女学塾。流亡日本东京以后,还曾加入反清的秘密会党三合会和留日女学生组织的妇女团体共爱会,一度被选为共爱会会长。

《中外大事报》(1899)

《中外大事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十(1899年8月15日)创刊。册报,一旬一册。总经理朱凤衔、副经理高翔,由中外大事报馆印行,是有维新思想倾向、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报刊,但对慈禧表示恭顺。同年九月初一(10月5日)出版了第六册后未见再出。

该报的前身是戊戌年间在广州出版的《广智报》,原为周报,由博闻报馆印刷出版。而广州《博闻报》则较倾向于“帝党”,为何迁沪另出《中外大事报》,原因不详。

《五洲时事汇报》(1899)

《五洲时事汇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1899年9月5日)创刊,册报。报端原标明“本馆社主日本佐原笃介,支配人中国沈士孙,馆设《苏报》馆内”,实际编辑人为沈小沂(晓宜),是以翻译和转辑国内外时事为主的半月刊,但也发表政论。章炳麟从日本回上海后,曾在此报连续发表批评薛福成移居澳洲主张的《论黄种之将来》;驳斥湖南封建顽固派对康梁无理攻击的《〈翼教丛海〉书后》,认为康梁变法“不失为忠于所事”;批评顽固派主张“与其瓜分给外国,不如瓜分给督抚”的《藩镇论》等文章。对于有些论点,后来章炳麟做了自我否定的修正。

是年佐原笃介以记者身份来沪,沈小沂素以结交各省文友著称,因而受邀共事。《五洲时事汇报》在《苏报》馆印行时,《苏报》已由陈范接办,政治上亦倾向于维新派。

该报现存十期,最后一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出版,以后未见该报。

《同文沪报》—《沪报》(1900~1908)

《同文沪报》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四(1900年2月3日)出版,原为《字林沪报》,因经营不善,7年后转让给日本东亚日文会接办。经理田野桔次,主笔井手三郎,高翀(太痴)、周聘三(病鸳)为中文主笔。同年5月,唐才常主编的《亚东时报》并入《同文沪报》。8月,唐才常反清起义失败,上海《同文沪报》因系日商经营继续出版,并自1901年起每年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银元1万元,成为日本在沪的半官方报纸。光绪三十年七月(1904年8月)主编井手三郎接办日文《上海日报》,两报合一,馆内一切事务均由日人作主,高翀(太痴)、周聘三(病鸳)等都先后辞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外务省停止对《同文沪报》的津贴,该报于第二年二月初七(1908年3月9日)改名《沪报》出版,编号续前,标为“改良第1号”。同年冬天,被清廷上海道台蔡乃煌作价收购,《同文沪报》连同改名的《沪报》一并停刊。

《江南商务报》(1900~?)

《江南商务报》是江宁(南京)的江南商务总局的官报,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1900年3月1日)创刊。册报。线装,旬刊,每月初一、十一日、二十一日出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2月25日),清廷为扶持工商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奉旨在江宁设立江南商务总局,在上海设立分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创办《江南商务报》的目的是开通风气,沟通官商感情,介绍中外商业情报。上海消息灵通,印刷条件好,故在上海出版。

该报除刊出有关官方的商务政策文件以外,也反映了一些商人的呼吁和要求,很少有主笔的评论,只在某些消息中夹叙夹议,或偶尔加几笔“附言”。作为提倡工商业的报纸,《江南商务报》刊出了《本报执笔人未定稿》、《各国商埠考》、《各国物产考略》,以及译自《远东通商史》的《棉花》、《羊毛》、《磁器》各节,(美)佑尼干著、林乐知译的《太平洋商战说》以及《世界各国商业比较略说》,还有总税务司和各海关税务司分析上海贸易情形的文章和当年通商各口岸的华洋贸易情形等,对于促进当时旧式商业向新式商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转移有一定的价值。

该报创刊时,恰逢北京义和团事起,第十九期(1900年8月25日)就刊出了《中西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中西议定保护长江内地章程》,正是所谓“东南互保”的历史性文献。《江南商务报》从第十二期(1900年6月17日)起开始客观地报道由于北京义和团运动而引起“南北商货为此阻隔,凡北地运来之货均拟加价”以来的情况,半年时间中至少有一百篇消息与义和团事有关。但该报总的态度是保持中立,从舆论上严禁抢劫,制止粮米出洋,制止米价哄抬,要求查禁厂商倒闭等,同时也刊出了《北地军需汇述》、《北地军需续述》,报道了上海沦为八国联军的后勤补给基地的情况。它的基本态度是拥护“东南互保”,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委婉地表示同情。

该报发行渠道与一般商办报刊不同:每期在江宁布政使司所属各州县转发,江苏、江西、安徽所属州县则由各省布政使司转发,大县12份,中县8份,小县6份,报费由布政使司在所属养廉项上按季扣解总局,每期共发1960本,加上咨送湖广总督衙门及国内外订户,每期发行约数千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曾一度实行“官派民购”,在上海大马路(今南京路)京都同德堂公开发售,并招登告白,宣称“登广告例收半价”。

《江南商务报》何时停刊不详,现存的第三十七期,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出版的唯一一期。主持人不详。

《南洋七日报》(1901~1902)

《南洋七日报》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三(1901年9月15日)创刊。周刊,册报。每逢星期日出版,线装书形式,石印本,由南洋七日报馆编辑发行。

该报创办人为孙鼎、陈国熙、赵连璧。《章程》宣称:“身受国恩,原以笔谏,去新旧之党忧,泯中西之畛域,此立言第一要义。”内容以时事报道为主,有本馆论说、时事(分内政、外交、理财、经式、格知、考工、杂附等门类)和汇论(各报文章摘录)等,同时还刊出译编、课艺、奏疏等内容。主持人中,赵连璧是算学学者,每期都刊出一些有关数学的内容。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2年初),赵连璧另办了《中外算报》(一说杜亚泉等编),并附设学馆。《中外算报》与《南洋七日报》一起,同在一个发行所发行。

《南洋七日报》已知出至第三十期,现存最后一期为第二十九期,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1902年4月27日)出版。

《选报》(1901~1903)

《选报》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1901年11月11日)创刊,册报。蒋智由(观云),赵祖德(彝初)倡办,先后担任主编是蒋智由和王抚士,创刊号由蔡元培作序。初为旬刊、线装成册。

该报创办于辛丑条约签订和清廷允行新政之后。创刊号上刊出的《本报缘起叙例》中沉痛地写道:“吾非吾国,吾谁与处?失此不救,沉沦终古。”“今者大败之余,割地赔款,削权挫威,如梦方觉,如醉斯醒。知胜败之故:学不及故,智不逮故,法不变故,政不易故。由是,一二智杰创启风会,诚不外是。”编者把爱国救亡看作是办报目的。

该报的选材、栏目设置、以及论说,都以爱国救亡为宗旨。“内政记事栏”着重介绍清政府当时推行新政的动向;“外交纪事栏”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对外屈服投降的腐败无能,以及在全国各地丧权失地的现状;“地球各国纪事”则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各国的形势,特别注重诸如《各国军舰表》、《各国国用汇志》等材料;“所闻录栏”则报道一些传闻消息;“他言集”译载外国报刊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而“经济备览”、“工业志略”、“农业纪”、“交通纪”、“军事小史”等栏,则鼓励国人兴办实业。编者在选登这些消息时,经常附加按语。

该报最注重的是每期《选报》刊首的论说,最初多为该馆自撰,后来逐渐扩大到馆外作者,再扩大为选载当时各报评论和来稿,撰稿的有蔡元培、蒋智由、蒋方震、杜亚泉、王抚士等。还有副刊性质的《国风集》栏,乌目山僧、狄楚青等都有作品发表。该报还特别重视教育问题,在现存的五十六期中,较完整地记录了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中国国内外学潮的全过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出版的第二十一期就发表了《中国教育会章程》,而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1902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五期,更成了南洋公学学潮专号。翌年正月二十五日(2月22日)第四十期起更改为月出四本。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中旬第五十二期出版后,因主编北上应试,声明缓出三月。第五十三期复刊后又刊出了《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章炳麟、邹容等条款》等报道。

该报现存五十六期。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1903年9月21日)出版第五十六期后未见续出。

《普通学报》(1901~1903)

《普通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十月创刊,册报。普通学书室编辑,主编杜亚泉。该报前身为《亚泉杂志》,是杜亚泉辞去绍兴中西学堂教职后,随蔡元培到上海所办的第一张报纸。杜亚泉原任中西学堂理科教师、教数理化等课程,所编《亚泉杂志》,是中国人主办的第一份自然科学期刊,当时日商《亚东时报》停刊未久,社会上误以为《亚泉杂志》即《亚东时报》的继承者,往往称之为“大日本亚泉学馆”“大日本亚泉杂志”。杜亚泉决定把亚泉学馆改名普通学书馆,另出《普通学报》,同时改为有政论内容的综合性学报。

该报为月刊,连史纸石印、每期约40页,政论主要刊登在“经学科”栏内,如第三期的《物竞论驳义》,更指名道姓地批驳日人加藤弘所鼓吹的所谓“强权即公理”的谬论;第四期刊出的《宪法论》,强烈地谴责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杜亚泉在“学务杂志”一栏所发表的《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力主用改良的办法来改造社会,赞成君主立宪政治。蔡元培除第三期外,每期都发表政论主张。林琴南、魏充叔则发表了《英女士意色儿离鸾小记》,宣扬了婚姻自主思想。该报刊登的其他科学知识,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该报共出五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1903年3月29日)停刊。

《外交报》(1902~1911)

《外交报》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2年1月4日)创刊,旬刊,册报。上海外交报馆编辑,初由杜亚泉所设普通学书馆改成的普通学书室发行,后该报的主持人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等先后应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外交报》第二十九期(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为该馆最早出版的报刊。该报持续出版了9年有余,到清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停刊,共出版三百期,除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因商务印书馆遭受火灾有三期事后补印以外,从未脱期。

该报在内政上主张君主立宪,外交上主张文明外交。该报最大特色是每期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译载外国报刊上最近发表的时文,还刊出各种外交原件,如蓝皮书、白皮书等,而且“译文悉从原意,不稍损益,即有讥讪,亦存其真,以资鉴警”。从资料来源来看,仅国外公开出版的,就有英、美、日、俄、法等国的主要报刊40余种。一份译报有如此多的信息来源,在此以前并不多见。因此,该报一经问世,不仅受到当时关心国事的知识界欢迎,而且还受到京都外务部和各省督抚的关注。外务部称它“堪为课吏选士参考之助”,有些督抚批示所属“筹款购买”、“分送司局道府暨各属部委阅看,以广见闻”。

该报是由张元济、蔡元培、赵从蕃、温宗尧等发起创办的。张元济任总董,蔡元培为撰述。蔡元培因“《苏报》案”避祸出走以后,继任撰述何人不详。该报最初曾拟名《开先报》,取英语“前锋、冲锋”之意。正式发行时才定名为《外交报》。一度曾想以译论代替撰述,后来还是酌刊自行撰述的评论。特别是当时外国教案、“黄祸论”等外交事件纷至沓来,不得不有所表态,严复就曾先后在该报发表过6篇署名文章。宣统年间,则有留日法政学校毕业生孟森、邹义、汤一鹗、汪延震、王倬、孙观圻等人撰稿。

该报在当时影响极大。当各省普遍创办官报的时候,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道曾一度要求《外交报》改办日报、作为官报,结果未成。《外交报》始终是民间报纸。

《政艺通报》(1902~?)

《政艺通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创刊,册报。月出两册、逢朔望(即初一、十五日)出版,政艺通报馆发行,顺德邓实(秋枚)主编。该报共出版6年2个月一四六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改出月刊,只出了两期即行停刊。该报于每年结束时仿欧美《列国岁计政要》体例,将全年内容分类归并、出版汇编本,称作《政艺从书》又称《政艺通报××(用干支纪年)全书》。现存6集。

该报每期约40余页,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言政,有政学文编、政书通辑、内政通纪、外政通纪、内外政要及政艺文钞等;下编言艺,实际是介绍铁路、开矿、农工等实业发展情况,设置了艺学文编、学书通辑、艺事通纪、艺学图表(统计资料)及从钞等。在第一年第十二期起又一度增设一个中编,内容有史学文编、朝廷外交政史、万国外交政史等。材料多半是当时的文件汇编,但每期都有相关的评论。《政艺通报》创办的目的是,讨论时政、研究社会病状、探讨救国图存的方案,以期使“老大之帝国,东方之病夫”于20世纪兴旺;研究学术,藉学术思想开通民智,强壮民力,潜移默化“普及政治思想于全国”,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该报主要执笔者为邓实。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备受外人欺凌,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但他又认为民主政体对中国来说是遥远的将来之事,主张建立一个君民共主的国家。随着清政府表示要“预备立宪”和上海县建立城厢总工程局的试行地方自治事宜的进展,该报鼓吹地方自治日甚,号召革命者也来参加自治。后来则认为地方自治才是立宪的根本,附和立宪派。该报还提倡保存和振兴国学,发扬“国粹”,以达到保国保种、振兴民族的目的。主编邓实后来与黄节、黄侃、章炳麟、马叙伦、陈去病、刘师培等共同发起“国学保存会”,另外办了一份《国粹学报》。他们提倡国粹,目的是反对异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族自治的国家,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该报在艺学,即科技方面,主张学习先进国家的长处,除了工业技术外,还要学习他们的劳动组织,经营管理能力和先进的工艺程序等,这些主张也都是有价值的。何时停刊不详。

《政学报》(1902~?)

《政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1902年3月24日)创刊,月刊,册报。东亚译书会商务报馆总发行。

该报每期约28页,铅印线装。主编张鸿,东亚译书会就是他与徐念慈、孙景贤、黄摩西等人所创办,都是常熟籍人士。创刊号上还刊出了乌目山僧(黄宗仰)所绘的孔子像和澄衷蒙学堂图,而乌目山僧也是常熟人。由此可见此报是以常熟文人为核心的同人报。张鸿在叙例中说:“吾国之危,一甚于甲午,再甚于庚子,士大夫之有识者,鲜不咨嗟太息于吾民之愚,而恫外交之无术……同人忧之,创设斯报,开通见闻,商榷是非,庶几为人上者得其说而思之,为人下者得其说而治之,是所愿也。”

现存该报三期,停刊时间不详。第三期“同社著述”栏有《蔡钧咨外务部书驳文》,是批驳蔡钧要求别再派学生留日,以免沾染革命习气谬论的。创刊号上的图像原拟用石印,后因模糊不清,而改用铜版印刷,在当时报刊界尚属少见。

《新世界学报》(1902~1903)

《新世界学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1902年9月2日)创刊,册报。赵祖德出资经营创办,由原在《选报》襄助编务的马叙伦邀乃师陈黻震出任总撰述,马叙伦、汤尔和、杜侍峰等辅助。他们办《新世界学报》,坚守“宗旨不同则敬谢不敏”的原则,很少刊登圈外人的来稿。《新世界学报》实际上成了当时浙东知识界的同人刊物。发行人署“有耻氏”,实为赵祖德的化名。

该报是“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介绍西学的刊物。涉及的西学有史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经学、法律学、理财学、伦理学、地理、商学、农学、工学、兵学、物理学、算学、辞学和医学等18门,在当时的新学书报中、栏目之多,学科之广,堪称第一。但也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用学术作为“中国之兴”的手段,以介绍西学尽其“匹夫的责任”,向西方学习是为了与列强竞争,以达到并驾齐驱的目的。为此,常在介绍西学的同时,发表主笔的议论,表示与旧学相决裂。虽在现实问题上小心翼翼,“不敢言政”,但在学术领域则别具精神,如在史学栏内多登落后民族和弱小国家遭受侵略的惨史和奋起抗争的斗争史。从第十一到十五期“政治学栏”刊出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一文,则介绍了傅立叶、欧文、蒲鲁东和马克思的不同学说,文章虽简约并有不少误解之处,但是这样广泛而系统地把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尚属首次;“教育学栏”里第十二期刊出《学生潮》一文,明确主张应重视青年在国家中的地位,并刊来稿《论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失辫事》。第十三期又刊来稿《论中国学界势力之微弱》、第14期刊《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更进一步地从纯学术转而面向现实政治。

该报月出两期,逢朔望出版。《新世界学报》出版后,在海内外都很受欢迎。横滨《新民丛报》和新加坡《天南星报》馆、檀香山《新中国报》馆、香港中国报局都代为销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世界学报》总撰述陈黻震北上应试考中进士,被授户部主事;马叙伦应邓实之邀代编《政艺通报》,新世界学报馆群龙无首而停刊,共出版十五期,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1903年4月27日)出最后一期。

《大陆报》(1902~1906)

《大陆报》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1902年12月9日)创刊。初为月刊,册报。第三年起改为半月刊。封面为巨龙围绕地球腾飞,为清末报刊中最早突破单纯题签模式。封面和书脊均题“大陆”二字,版权页和目录前则题为“大陆报”。编辑兼发行者先后署:《大陆报》总发行所,林志其、廖陆庆、江乔。主持《大陆报》者实为光绪二十七年在日本东京发刊《国民报》的悆元丞,主笔有秦力山、杨荫抗、杨廷栋、雷奋、陈冷等人;创刊号以及开始几期都刊出有关作新社的图片,以后还一度声称由作新图书局出版,而作新社正是悆元丞与日人下田歌子合资创设的。该报还多次刊登唐才常的遗诗和对唐的悼念文章。《大陆报》创刊后用相当多的篇幅刊登时事新闻,内容分国内部、国外部以及世界谈片杂录等,多半是客观报道。发刊的第二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该报增辟了《日俄战记》为附录。它当时在“言论”和“时事批评”两栏中鼓吹改革,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不排满,对清廷宣布的预备立宪之类较感兴趣,但对康有为、梁启超个人,则进行了一系列不间断的抨击。这些抨击其实并不涉及维新与改良、革命与保皇等原则性问题,往往都是针对康、梁个人。起因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1903年2月26日)出版的第二十六期上,对出版未久的《大陆报》作了评论,认为“《大陆报》差于《新世界学报》,而其文更不逮之,敷衍篇幅者居全册之半,无甚精彩。其目录遍登各日报广告中,然往往一目录之下,其正文不及两三行者,虽铺张扬厉,其价值自为识者所共见也”。《大陆报》编者对此大为恼火,在同年四月初十(5月6日)出版的期刊上,接连刊出5篇反驳文章,不断地对康、梁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极尽丑化诋毁。

该报是较早提出批判我国国民性中的弱点的报刊,但立论消极。出版3年,共47期。停刊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6年1月19日)。

《童子世界》(1903)

《童子世界》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1903年4月6日)创刊。初为日刊,有光纸石印,每号3页。第二十二号至第三十号改为隔日刊,每号石印6页;第三十一号起改为旬刊,白报纸铅印,每号50页。

该刊署“童子世界社编辑和发行”,实际上是上海爱国学社附设蒙学班自治组织童子会主编。主持人吴忆琴、钱瑞香、陈君衍、翁筱印、薛锦江等都是童子会成员,改为旬刊时则由爱国学社伊梅士参加编务。

《童子世界》的宗旨,是以爱国之思想引导童子之自爱精神,以浅近的文字,“浚导文明,发达其爱国思想”。前期文章多带有学习心得性质,如历史、地理、格致、化学、演说、箴言诸栏。但思想比较激进,曾公开宣称:本报议论“无一字不激,无一语属钝滞,晨钟暮鼓,令人发深省,而于时事复相切合”。作者以唤醒国民为天职,甚至批评国民有奴隶性,抨击科奉和官办学堂的种种弊端,反对复古和尊孔,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争独立、争自由,认为“中国之灭亡与否,自主与否,其希望全在吾童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该刊改出旬刊以后,立论更趋激烈。封面原先为一童子执龙旗骑于猛狮身上作腾跃状,此时改为左上角绘一钟,右下角画一圈人各执乐器而歌,中书“铸自由钟”四字,在文章里公然指明皇帝“盗天下人的天下,拿天下人当奴隶”“比强盗官吏恶过十倍,害过万分”。主张联合各处秘密会社,“克期举兵起义”,“先攻北京,擒贼先擒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底,“《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迫解散,该报同时停刊。现存的最后一期为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出版的第三十三号。

《国民日日报》(1903)

《国民日日报》于《苏报》被封后一个月的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1903年8月7日)创刊,由《苏报》原来的主笔章士钊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张继、何靡施、陈去病及苏子毂(苏曼殊)、金天翮、高旭、刘师培、柳亚子、陈独秀(当时名陈由已)等。江西谢小石出资,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

该报用黄帝纪元,不奉清皇朝正朔,现存的第二号在报端上标明“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癸卯六月十六日,西历一千九百零三年八月八日,第二号”。当时《苏报》案交涉引渡人犯事已陷入僵局,而一星期以前北京又发生沈荩被杖毙事件。《国民日日报》刊载的消息和议论特别翔实,包括案件的发生、经过、审理情况,中外交涉,各国态度,以及对沈荩和“《苏报》案”中心人物章太炎、邹容的回忆和纪念的诗文、轶闻琐事等等,仅就《国民日日报》汇编本统计,有关“荩案”的达30余篇,有关“《苏报》案”的近70篇,还刊出章炳麟在狱中所写诗文。《国民日日报》也与后期的《苏报》一样,比较注意各地学潮的报道,特辟《学风》一栏。在鼓吹反满革命方面,吸取《苏报》案教训,不再有指名道姓直挞清廷的文字,但还是直言抨击封建专制,对于“满洲之失”,则揭露清廷“漠视国土,偷安旦夕;国民义愤,目为叛逆;友邦忠告,弃若弁髦。甚至遣内监以交欢俄使,受五百万金,密卖满洲之事”。该报编排及取材,较《苏报》更为新颖,发行未久即风行一时,时人盛称为《苏报》第二。它在《政海》栏中所刊题为《德国之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有“说民主党向奉马枯士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以为圭臬”之句,这是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中,最早出现马克思(马枯士)名字和“共产主义”这个新名词。连横(文徵)为《国民日日报》编辑副刊,苏子毂翻译了雨果小说《悲惨世界》。

《国民日日报》的继《苏报》问世,引起清廷官吏的极度不安。鉴于《苏报》案的办理棘手,不敢再次贸然交涉捕人封禁,只得由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通饬各属地方官,“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卖该报者,一经查出,立即提案严行究办”。遗憾的是《国民日日报》由于报馆内部因经理与编辑发生争执,卒致各向外国公堂提出诉讼,调处无效而致报纸停刊,共出版了110余天。停刊时《苏报》案尚在最后审理,犹未结案。其后章士钊创办了东大陆图书局,聘在《苏报》案中获释的程吉甫继任东大陆图书局帐房,刊印《国民日日报汇编》、《〈苏报〉案纪实》、《沈荩》、《黄帝魂》等书。

《国民日日报》停刊日期不详。上海图书馆藏有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1903年12月3日)的《苏报》第一一七号,所以《国民日日报》停刊应在这一时间之后。

《宁波白话报》(1903~?)

《宁波白话报》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五(1903年11月23日)创刊于上海,旬刊,线装,册报。《宁波白话报》馆出版发行。主办人为慈溪陈屺怀,办报的宗旨是“专为同乡开风气长知识起见,纯用官话演成,既可使宁人通晓官话,且使他府、他省人阅览”。除在上海发行以外,还在宁波设分发行所。

《宁波白话报》特别注重宁波地区的情况和针对宁波的实际作报道。如曾调查慈溪农产作物、宁波在沪女学生等,报道宁海教案,拘拿花会,外国人要开银山冈矿等,所写的评论有《奉劝宁波的同胞》、《宁波的渔业危险得很》、《宁波的烧香的坏处》、《祝赞来年宁波人》等。但稿源很缺,多半是自撰自编,后来无法按时出版,第九期以后停顿了一段时期,直到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一(1904年5月14日),才重出“第一次改良第一期”。这次改版一是刊期延长,由旬刊改为半月刊;二是门类丰富,增添了历史、地理、教育、实业、格致等内容;三是篇幅增加,每册增至40页左右;四是装帧改为洋装;五是改由上海宁波同乡会主办;六是撰稿人队伍扩大;七是内容涉及的面更广,不再局限于宁波的事情。但该报的宁波地方特色十分浓郁,如《论德人渔业公司和我宁波的关系》、《防!防!!防!!!宁波将亡了》、《论宁波商业家宜扩张航路权》,以及针对宁波地方恶俗而发的《赛会是最不好的事情》、《叉麻雀的坏处》等,都是在当时其他报刊上不多见的。还曾点名直斥“现任抚台聂仲芳,最怕是洋人”、“现在做官的,一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这样的”。《宁波白话报》还曾竭力鼓吹不缠足运动,刊出了大量论说和文艺作品。何时停刊不详。

《俄事警闻》——《警钟日报》(1903~1905)

《俄事警闻》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1903年12月15日)创刊。

“《苏报》案”初发时,蔡元培曾避走外地。是年冬,“《苏报》案”事逐渐平息,蔡元培回上海,当时适逢俄兵重新占领奉天。而“《苏报》案”之后,爱国学社被迫解散,中国教育会继续存在,蔡元培就与在沪的中国教育会成员陈竟泉、王季同、叶瀚等,共同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日报。

该报主编为王季烈(小孙),兼译英文电讯。蔡元培、汪允宗撰述论说兼译日文资料,办报者皆尽义务。参与撰述者还有刘光汉、陈去病、林獬(白水),叶瀚、邵仲辉(力子)等。创刊号首登《本社广告》云:“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后来又补充说:“吾《警闻》之宗旨,在以外祸之惨逼者警告通国,使为以备。俄祸固为起点,然我苟不自兢,则其他诸国之交旋于我,无一而非俄也。故吾《警闻》的责任,必不能圃于俄事之一区。”该报从创刊起,就注意世界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创刊号刊载了一幅新闻漫画《瓜分中国图》,警告国民:“外国人就要来瓜分了!”

该报另一特点是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文言,一篇白话(或官话、京话甚至湖南白话、广东白话),题目都是“告××”,例如《普告国民》、《告诉大众》等等,并公开征求来稿。第二期上所刊要“告”的对象,从政府、外务部、领兵大臣、各省疆吏、学生、义勇队、新闻记者、革命党、守旧党、保皇党、立宪党、全国妇女、农、工、商、会党、马贼、无业游民、乞丐、吃洋饭者、出家人、阔少、教民等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一连列出了六七十种,刊登了73篇“告××”。

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上海对俄同志会开会,认为《俄事警闻》发刊之后,“限于财力,未能遍布;且于要区未置访事,挂一漏万,缺憾滋多”。决定正式确认《俄事警闻》为“同志会之机关报,并议扩张规模,改为《警钟》”。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十(1904年2月25日)该报正式宣布改为《警钟日报》。《俄事警闻》前后共出七十三号。

《警钟日报》于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一日(1904年2月26日)正式创刊,编号另起,篇幅比《俄事警闻》增加,并有专登小说、丛谈及本埠琐记、城内和城外租界琐事、公案等版面。主笔仍为王季烈。同年正月二十七日(3月13日),对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蔡元培出任该报主笔。四月初四(4月26日)该报刊登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的消息,首次公布了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八(1904年7月20日),蔡元培辞去主笔职务,改由汪德渊(先中)主持;不满一月汪德渊又辞职,再改由刘师培主持。经理则为李春波。

《警钟日报》问世后,迅速成为沪上舆论中心,态度相当鲜明。当时各省督抚纷纷奏请立宪,主张先成立上议院,议员由三品以上的官吏中选任。《警钟日报》社论却指出《中国立宪无望于上》,并以一系列的评论,揭露清廷立宪不过是个骗局。该报的报道重点,仍然是日俄战争。它抨击清廷的“局外中立”的鸵鸟政策;同时也揭露英帝国主义趁机侵略西藏,法、美等国也各具野心,觊觎我国的阴谋。此时,上海发生了反对联俄官僚王之春的万福华谋刺案,接着又发生俄国士兵在外滩街头乘醉殴毙甬人周生有案,《警钟日报》不仅批评官场的腐败,同时还连续发表《宁波人可以醒矣》、《宁波人不如香港人》等评论,鼓励宁波人起来斗争。光复会成立以后,《警钟日报》排满复汉的调门也愈来愈高,主张暗杀,赞扬会党,提倡国粹,而对孙中山十分推崇。国内报纸上公开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警钟日报》是第一家。

该报的报道,引起清廷和租界当局的恐惧。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1904年11月16日)是慈禧的70寿辰,《警钟日报》社论的题目是《呜呼!万寿无疆》。后来有人把这篇社论与林白水的著名寿联“每逢万寿必无疆”印成“传单”(号外),在烟馆茶寮散发,从而引起清廷通过租界工部局查抄了发行《警钟日报》的镜今书局,最后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1905年3月25日)以《警钟日报》的“叛逆谤读,淆惑人心”等罪名,查封《警钟日报》馆,机器设备充公,主笔金少甫以及印刷厂的工友多人遭拘捕,刘师培走避。镜今书局宣布破产。由镜今书局印行的《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也同时停刊。

《中国白话报》(1903~1904)

《中国白话报》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1903年12月19日)创刊、册报。林獬(白话道人)主持编务,镜今书局发行。镜今书局同时发行《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以及《二十世纪大舞台》,这三种报刊,均为镜今书局业主陈竟泉投资。

该报开始月出两期,从十三期起改为每月3期,每期约60~90页,3万余字,32开本,采用西式装订。主持人林獬,福建侯官人,热衷于新闻事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杭州先后参加过《译林》《杭州白话报》的编务,以后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时攻法科兼学新闻,是我国在国外进修新闻学课程的第一人。回国后定居上海,是中国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蔡元培回沪组织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时,林獬认为“如今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他把希望寄托在下层劳动者和青少年。《中国白话报》以醒目的标题和悲愤的笔调,痛陈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险,呼吁团结起来组成政党,万众一心进行斗争。

《中国白话报》的主旨不仅反侵略,还把排满反清当作反侵略的主要环节。曾刊登《论刺客》一文,把近20年来刺客的“事迹”一一列举刊出,加以评论。还把俄占奉天等时事编成新戏,把《扬州十日记》等改成白话文。该报出版至第二十期后一个多月未出,随后又出版了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期合刊特大号后停刊。停刊原因与《警钟日报》社论《呜呼!万寿无疆》被查,镜今书局被封有关。这篇社论实出于林獬手笔。

《时报》(1904~1939)

《时报》于清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葆贤(平子)主办。为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扰,曾以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名义为发行人,实际上是由康有为授意和资助创办的。梁启超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由海外秘密返沪,直接参与该报的筹办,命名《时报》,发刊词与体例也都出于梁氏之手。初办时刊登的论说,大都由梁从日本横滨寄来。初期的《时报》,是康、梁在国内的重要言论阵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由于狄葆贤与康、梁关系疏远,而与江浙立宪派张謇等人关系接近。辛亥革命后,该报由狄葆贤独资经营,民初又倾向进步党,后来政治色彩渐趋淡薄。

《时报》由狄葆贤自任总经理。历任主编有罗寿高、陈景韩、雷继兴、包天笑、戈公振等。该报在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颇有创新:一是首创“时评”栏,配合当天重大新闻,发表短论,分版设置,抢其时效;二是设立“北京特约通信”,黄远生最早为该报撰写新闻通讯;三是开辟文学附张,设小说专栏,分撰、译两种,以译为主,曾以语体文译介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节选,译名《逃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译为小说形式,译名为《海姆兰脱》)等;四是创立专业性周刊,设置“教育”、“妇女”、“实业”、“医药”、“文艺”、“英文”等各种周刊。其中的《图画周刊》为戈公振主编,用铜版道林纸精印,每逢星期四随报附送;五是打破书本式,首创对版式,对编排、栏目、标题、字体等都有许多改进。

民国10年(1921年)(一说1920年)狄葆贤因《时报》亏损过巨,加以体弱多病,将其出售给黄伯惠。黄接办后自任总经理。其时,陈景韩、包天笑等先后离去,主笔为蔡行素。黄所倚重的是本埠版主编兼管副刊的吴灵园和实际负总编之责的金剑花。原有的一些专刊,因乏人主持,多先后停刊。民国20年(1931年),巴金的小说《激流》(后来开明书店出版全书时,易名为《家》)第一、第二章首先在该报连载,民国16年(1927年)夏,黄伯惠从德国购进福美厂生产的套色轮转印报机一台,每小时可印二大页报纸8.1万份(即单页16.2万张),同时可套印红、黄、蓝三种原色或其它颜色。民国21年(1932年)6月27日发行《时报》一万号时,在纪念刊上有一幅用三色套印的“威尼斯图”,是当时亚洲报纸中第一次采用三色套印,载誉一时。

前期《时报》遵循文人论政的道路,并在报界革新及提倡教育、文化学术方面,博得知识界的赞赏;后期《时报》则侧重于加强社会新闻与体育新闻。黄伯惠擅长摄影,注重新闻照片。《时报》的摄影与制版以设备精良著称。体育版引人人胜,民国19年(1930年)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时,该报与航空公司订约,每晨包专机运送报纸,刊有新闻照片,图文并茂,在运动会上抢在其他报纸之先发行,风靡一时。对社会新闻,绘影绘声,如“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恋爱”、“太保阿书伏法案”等,在报道中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加以渲染,在社会上颇招致“诲淫诲盗”之讥。大型日报以体育与社会新闻为重点者,始自《时报》。

30年代,《时报》一度日出三报,即夜报、京杭版报与日报。九一八事变后,该报下午出增刊,初称“号外”,民国22年(1933年)1月起改为夜报。京杭版每夜12时先发行一大张,赶交京沪、沪杭夜车运往南京、杭州,次日一早与当地报纸同时发行。日报,则按常规于清晨发行。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后,《时报》被迫接受日方新闻检查,后由于经营困难,并发觉汪(精卫)系汉奸对《时报》意存觊觎,黄伯惠乃于民国28年(1939年)9月1日宣布停刊。

《南方报》(1905~1908)

《南方报》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1905年8月23日)创刊,为曾任上海道台和驻日公使的蔡钧(和甫),以蔡勉善堂名义集股创办。初期日出对开两大张8版,一个版面为英文专版,有评论也有新闻报道,还有中国成语的英文译义,对交涉要案报道特别详要,并加以评论。该报创办不久即着手酝酿创办《北方报》,以便南北呼应,增强报馆实力。总主笔胡枚宣(眉仙),英文主笔唐介臣。该报创刊不久就指名道姓与《中外日报》汪康年、严复等人笔战,引起人们注目。

《南方报》创刊不到一年 ,发生股权纠纷,经理吴恭青被辞退,改聘坚公继任,日本人井手三郎为经理助理,报纸改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4天后,报馆人员再次调整,主笔房由叔子、通敬、惜安、志鹏等人主持。一年后,经理坚公和主笔房人员全部辞职,《南方报》由蔡钧的弟弟蔡甫和王锡五、唐雨生等人主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南方报》撤销英文专版。半年后,蔡钧被清廷军机处以“行踪诡秘”为由,驱逐出京,该报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8年2月1日)宣告停刊。

《中国女报》(1907)

《中国女报》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初在上海创刊。秋瑾主编,陈伯平编辑,月刊,册报。32开本,出版两期后,因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酝酿起义,不幸被捕牺牲,第三期未能出版。

该报创办的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秋瑾的创设中国妇女协会作舆论准备,该报内容,以论说、演坛、新闻、译编、调查、尺素、诗词、传记、小说为主,并以中外各国古今女杰之肖像及名景胜迹、有关女学者印入首页,同时刊登中外各学校之章程、服饰等调查。

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说:“听晨钟之初动,宿醉未醒;睹东方之乍明,睡觉不远。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东来西又倒,于我女界为尤甚。”

第一期上,秋瑾还在《警告姐妹们》一文中指出:“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们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要求团结妇女,提倡女学、女权,鼓吹救国,过去《女学报》《女子世界》等报刊一般是,要求提倡女学,振兴女权反对缠足。《中国女报》则在秋瑾主持下,把妇女解放和反清革命结合起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最早的妇女报刊之一。

《神州日报》(1907~1926)

《神州日报》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杨守仁、汪德渊任撰述,创刊后3天出对开四大张,第4天起改为三大张,大型日报。主要内容有“社论”、“官门抄”、“专电”、“紧要新闻”、“特别调查”、“通信”、“各省新闻”、“短评”、“杂俎”、“小说”以及各种专栏和文艺小品,广告几乎占全报一半篇幅。

《神州日报》以干支纪年(丁未年),下注“阳历”,不用清朝光绪号纪年。《发刊词》提出“神州社会主义”、“神州国家主义”,报纸刊登的文章充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907年5月8日),《神州日报》遭遇火灾。四天后复刊,日出两大张;四月十二日(5月23日)起恢复日出3大张。于右任辞职后,由叶仲裕,汪漱尘(彭年)接任。

宣统元年三月初三(1909年4月22日),上海发生印度工头强奸乡妇事件,该报当即予以揭露,遭到英租界和清政府迫害,上海报界一致声援,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上海日报公会,进行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神州日报》创刊时,正值同盟会在萍、浏、醴起义之后,继而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报纸对此都有报道。对清政府大捕革命党人的暴行,对清廷统治阶级官场之黑暗腐朽现象,则大量揭露;对“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口号也有所宣扬。但不作过激言论,只作“旁敲侧击之文字”,进行“迂回之宣传”。对于清政府的立宪,指出其不可行,进行批判,对外国列强掠夺中国资源的阴谋,也屡予揭露,但限于环境,未能系统阐明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也缺少理论上的论述。在于右任主编时期,该报影响较大,及至汪彭年接办,汪久中任主笔以后,虽有对革命党人和武装起义的报道,但立场已逐渐倾向君主立宪。

该报于民国15年(1926年)12月31日停刊。

《上海日刊》(1907~1908)

《上海日刊》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一(1907年5月12日)创刊。对开一张,日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办李平书创办,由时中书局总发行。

该报提倡兴办城市建设,如建造发电厂、水厂、街道安装路灯、筑马路等。创刊初期聘张伯贤为主笔,并请孙家振(玉声)主持报务。4个月后,报纸版面革新,除“阁抄”、“论说”、“国闻纪要”等外,增辟《沪滨风土志》,专登载本地消息,每逢星期日分段绘印城厢内外地图,并附印小说《新缀白裘》,随报附送,加强了报纸的地方性和可读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袁世凯派亲信蔡乃煌接任上海道台,加强舆论控制,李平书等人深感办报之不易,“稍一不慎,易兴文字之狱”,萌发退意,不久宣告《上海日刊》停刊。

《时事报》(1907~1911)

《时事报》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1907年12月9日)创刊,邵松权等人集资创办。主编汪剑秋,日刊两大张,商办营业性报纸。创刊3月后邵松权将报馆和印刷厂一起盘给兴记有限公司。该报最大特色是每天刊登一页图画,是当时上海各报中最注重图画宣传的报纸。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因经济困难,该报被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购,并入《舆论日报》。

《舆论日报》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908年2月29日)创办于上海。由杨千里、童弼臣、于右任等人任主笔,日出两大张,附送石印画报,根据新闻内容有时报纸扩至三大张或四大张。除国内发行外,并远销欧美、日本。当时《时报》因挂日商招牌,有些稿件内容涉及日本政府或个人,《时报》不便刊登,便转至《舆论日报》发表。

《舆论日报》创刊初期,蔡乃煌还未接任上海道台,该报报道内容尚公正,但不久蔡乃煌直接干预该报事务,于右任、杨千里愤而辞职,该报内容便为清廷所左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蔡乃煌收购日商《同文沪报》,翌年又收购商办《时事报》,三报合并改名为《舆论时事报》,编号接续《舆论日报》为第四八七号。原《时事报》出版的《戊申画报》一并为《舆论时事报》馆所有,继续出版发行。报务由孙家振(玉声)、雷缙(君曜)主持。

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江苏省咨议局审核上海道财政支出时,发现蔡乃煌收购上述两报的经费,系挪用各省解沪开浚黄浦江的水利费用,属“官冒商名”,为清廷律法所不容,决定由制台(两江总督)饬令清查。蔡乃煌被迫将《舆论时事报》的官款退出,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由茂记公司黄楚九接办,《舆论时事报》也重新改为《时事报》继续出版。

重新改名的《时事报》为黄楚九和浙江富绅张敬恒投资,仍由孙家振和雷缙主持报务,主笔为章佩己,吴沃尧(趼人)主编副刊。宣统三年四月二十日(1911年5月18日),《时事报》又改售给黄溯初、张公度、张东荪等人主办,并改名为《时事新报》。历时4年的《时事报》宣告停刊。

《国魂报》(1908~?)

《国魂报》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1908年4月1日)创刊。日报。创办人及主笔戚饭牛(牧)。丽则吟社编辑兼发行。

据该报《启事》自称,“为诗界交通机关丽则吟社社报”。对开折叠式,内以书页排印。以“提倡风雅”为宗旨,一切著作皆为同人来稿,所以创刊当日,不登发刊词,以示与各报体裁有别。该报无论说与新闻,主要刊载社员的诗作、序文、杂记、随笔、书信、小说等,分别归入“丽则吟社诗辑”、“碎锦集”、“拣金集”诸专栏,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兰因》和《红蔷薇》,反映欧洲战事的《胭脂血弹词》。演述秋瑾事迹的《轩亭冤传奇》,被人称为与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新罗马传奇》“气魄意境不相上下”之作,“为数十年来女界所未有”。该报还刊登宣卷、小调、山歌、诗钟、联语等,出版评选名伶的《万寿无疆》和《万寿菊榜》专刊、专版,编辑过秋瑾专集《越恨》,收录了有关秋瑾一案的电报、序文、时评、文件、遗照、传奇、诗文、词联,另有小张副页《尘天影》,内分“粉墨痕”、“风月谈”、“时髦话”等栏,随报附送。主要社员和撰稿人有杨了公、吴眉孙、陈蝶仙、奚燕子、江荫香、秦缦卿、谢企石、潘痴蝶、王恩甫、龙泣红等。

该报停刊日期不详。今见最后一期为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908年7月24日)出版的第一一五号。

《国民白话日报》(1908)

《国民白话日报》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1908年7月28日)创刊。日报。创办人多为安徽籍的革命党人,有李铎(警众),李燮枢(辛白),范光启(鸿仙)、陈仲衡等。主笔与主撰为王钟麟(无生、无生)、胡季仁、王无言、齐宗濂(悦羲)等。国民白话日报社出版。同年八月二十九日(1908年9月24日)停刊,改名为《安徽白话报》续出。

该报日出一大张4版。一、四版为广告版,二、三版分别设有“演说”、“本国新闻”、“外国新闻”(一度合并为新闻栏)及插画、选电、新戏、小说、唱歌、女界新闻、小史、文类等专栏。它是清末安徽革命党人在沪创办的最重要报纸,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让多数国民学普通知识,使他们知道爱国。该报公开拒登除“白话”外的一切来稿。对除白话体外的“其余各件”和“谕旨”,另外付印,“随报附送,不取分文”。同时以醒目的广告语标明:“本报具有白话、戏曲、便宜”三大特点。表明该报政治立场的演说栏,每日发表一篇专论,基本倾向是:反对清廷专制统治;揭露外强掠夺中国丰富矿藏之野心;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出改革社会弊端的各种进步主张。同时该报还痛斥腐败官僚与新政权贵,大声疾呼国民的救国意识,先后提出“欲强国必先正人心”,“人民当为地方负责说”、“地方宜设演说研究会”等政治主张。

该报新闻栏报道各地、尤其是安徽、上海两地的时事新闻,以工商学界的动态为主。插画栏紧密配合该报宗旨,反映社会现实,每日以八分之一版地位,刊载一幅主题鲜明、立意尖锐深刻的漫画。此外刊登的小说,歌唱、新戏等都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民间小调、滩簧、西皮、二黄、鼓词等形式,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宣传破除迷信,反对赌搏、缠足、吸毒。主要撰稿人有王钟麒、马相伯、李警众、范鸿仙、李辛白、星驰、齐宗濂等。

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908年9月24日)该报登出《本馆紧要广告》,声称该报出版以来,销路日广,但经过调查表明,极大多数读者是“中上社会定看的,下等社会看的简直就没有”,再加上“章程内所有各种的科学栏目因限于篇幅,亦未能挨次登入”等原因,致使“该报同人创办这报的目的,总是未达”,决定将该报改名为《安徽白话报》,日报改为“册报”。《国民白话日报》正式停刊。

《民呼日报》(1909)

《民呼日报》于清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创刊,于右任创办,陈飞卿任主笔,日报。每日两张,内容有“言论”、“纪事”、“丛录”三部分。

于右任自《神州日报》遭火,去《舆论日报》又因“气味不投”,在庞青城、张静江等人资助下另办此报。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于右任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日报》,因火后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时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

《民呼日报》指斥清政府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无不以媚外为政策”,只是“以傀儡自待”,对政府的腐败衰朽则更多揭露,认为中国衰弱之总因,“上不在天子,下不在庶民,而在君与民中间作枢纽,如死人、如魔鬼、如狼、如羊、如蟊蠹、如蝗蝻之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之官吏”。而清政府预备立宪,是“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

《民呼日报》言论激烈,引起清政府的忌恨。恰逢当年甘肃省灾荒,于右任是甘肃省赈灾会会员,该会办事处即设在报社。宣统元年六月十四日(1909年7月30日),护理陕甘总督致电上海道台蔡乃煌,毁谤《民呼日报》“侵吞赈灾捐款”,将于右任和主笔陈飞卿拘捕。租界当局拖延不审,也不许交保。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民呼日报》被迫停刊。共出92期。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1909年9月8日),会审公廨才予判结,将于右任逐出租界。

《民吁日报》(1909)

《民吁日报》于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1909年10月3日)创刊,日报,两大张。于右任创办,范光启为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

于右任在办《民呼日报》遭清政府拘捕出狱后,仍不灰心,再创此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1909年9月28日)上海报刊曾载《民呼日报》“最后广告”,次日又刊出《民吁日报出版广告》,内称:“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起国民精神、痛除民生弊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该报版式与《民呼日报》相同,只是“呼”字少了二点成为“吁”字,意谓民众“呼”都不能,只好长吁短叹。香港《中国日报》就此评论:“民不能呼而至于吁,顾名思义,如闻国民咨嗟太息之声。其事可嘉,其情亦良苦矣。”

《民吁日报》反清反帝的基本倾向与《民呼日报》相同,但它出版时适值安奉路事件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日本伊藤博文遇刺事件,上海各报慑于当局压制及日本暴力,都噤若寒蝉,莫敢抗议,独《民吁日报》不畏强暴,愤怒指责:“试思中国之政府,谁之政府,日本之政府耶?北京之官吏,谁之官吏,日本之官吏耶?”该报创刊后不久在九月初三(10月16日)和九月初九(10月17日)连载社论《论中国危机》,16日还刊登《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松冈认为这两篇论文“激烈地攻击、恣意地怒骂日本”,“除了禁压外没有其他办法,该报存在一天,对我方则不利一天”。在日领事要挟下,清当局未审先封。宣统元年十月十七日(1909年11月29日)强行判决,“将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民吁日报》创刊至被封,仅存47天。

《天铎报》(1910~1913)

《天铎报》于清宣统二年二月初一(1910年3月11日)创刊,创办人为浙路总理汤寿潜。办报目的是企图以舆论作后盾,与清廷实行铁路国有化的计划相抗衡。《天铎报》由慈溪陈训正(屺怀)任社长,应春申任经理。报道内容侧重商情。创办一年后,同盟会会员李怀霜、戴天仇(季陶)等先后参加该报工作,舆论逐渐倾向激烈。翌年六月(1911年7月),该报由陈正澜接办,因言论激烈,主笔戴天仇遭清府通缉,辛亥武昌起义时,社长陈训正的堂弟陈训思以“布雷”笔名撰写《谈鄂》十篇,连续在《天铎报》刊登,“为民军张目”。陈布雷因此声誉鹊起,闻名上海报坛。

民国初期,《天铎报》由张客公主持编务,主笔俞语霜、李怀霜、邹亚云、陈畏垒、周桂笙、柳亚子等,因李怀霜是中国社会党的主要负责人,《天铎报》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党在上海的机关报。但该报始终坚持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立场,积极支持反袁武装起义,5月29日上海起义军攻打制造局战事失败,《天铎报》被袁世凯下令禁止发行,该报停刊。

《民立报》(1910~1913)

《民立报》于清宣统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创刊,是继《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之后的又一日报,日出三大张,社长仍是于右任。他在重阳节创刊,以示此报“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宣统三年春,宋教仁由日返国,担任主笔,并与谭人凤等筹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撰稿人和经理人员还有范光启、景耀月、徐天复、吕志伊、马君武、章士钊、叶楚伧、邵力子、陈其美等。报纸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五大部分。

《民吁日报》被查封后,因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于右任便在江浙企业界人士的支持下,另筹资金,创立《民立报》。

民呼、民吁,民立三报因报头直立,又同为于右任一人创办,反清言论坚决,故有“竖三民”之称。

《民立报》初创时、吸取《民呼日报》、《民吁日报》被封的教训,宣布办报宗旨时含蓄地说是“唤起国民责任心”、“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实际上是依然宣传民主革命。宋教仁来沪后,该报革命色彩更趋浓厚。当时正值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民立报》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宣传阵地。翌年六月初六(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民立报》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民立报》首先报道,以头号字体刊出有关起义的专电。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不断发表社论、短评,热情歌颂革命,辛辣讥讽清政府腐败无能,濒临崩溃。

同年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着,沪军都督府成立,《民立报》又鼓吹攻打南京,进行北伐,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革命文献,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一家革命报纸。

民国初期,讨袁军事失败,《民立报》发行被禁,于民国元年(1912年)9月4日被迫宣布停刊,共出1036号。

《时事新报》(1911~1949)

《时事新报》于清宣统三年四月二十日(1911年5月18日)创刊,是由《时事报》售与黄溯初、张公度、张东荪等人后改名的,汪诒年任经理,主笔汪剑秋。日出对开4大张。辛亥革命时,为了加快消息报道,曾一度发行《时事新报》午报,另起号数。

辛亥革命前,该报与梁启超等有密切联系。民国成立后,由共和党接办,后来成为进步党的喉舌。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机关报。进步党原受袁世凯利用,与国民党相对抗。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反对帝制,在《时事新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首先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成为激烈反袁的报纸。旋即被袁政府下令取消邮局挂号,不准运销外埠;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解除邮禁。此后《时事新报》对于北洋军阀的统治虽有反对言论,但态度已趋缓和。

该报20年代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十分突出。主要有:(1)民国9年(1920年)11月,与北京《晨报》共同刊登启事,加强国际新闻采访,公布派往欧美各国特派员名单,并附列特约通讯员名单。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后中国派往苏俄的第一批记者瞿秋白、俞澹庐、李续忠等。(2)民国9年(1920年)首先设置本埠专任记者,消除了过去雇用访员垄断新闻的弊端,为新闻竞争开拓道路。(3)在分栏方面,该报将每版改成8栏和12栏,后为中国多数报纸所沿用。(4)在创设专版方面,于民国2年将分散各版的教育新闻,集中编为《教育界》专版,民国10年又出经济专版和国际版,并首先采用简明标题。民国7年(1918年)3月,创办副刊《学灯》,以介绍学术、讨论理想、传播文化知识为主。最初为周刊,曾改为日刊。由于内容丰富,思想清新,对青年有很大吸引力。在新文化运动中,该报副刊又有《报余》(后改名《青光》),专刊有《文学旬刊》(为文学研究会刊物,郑振辉等主编),《艺术旬刊》(艺术学会主编),《鉴赏周刊》(郑振铎主编),《社会主义研究》旬刊,《工商之友》(柯一岑主编)等。

民国16年(1927年)8月,该报因经费拮据,出盘给张竹平(张当时仍任《申报》经理,民国19年(1930年)脱离)经营的“合记公司”,总经理为张竹平(后为汪英宾),经理熊少豪。总主笔一度为陈布雷,后为潘公弼,总编辑朱应鹏。副刊以《青光》为主,仍保持其文艺性与趣味性。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该报曾特辟《社会服务栏》,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者介绍职业,帮助走散的家人重新团聚,并劝募慰劳捐款,鼓舞抗战士气,发行量大增。民国21年(1932年)7月起,增辟“本埠增刊”,内容为戏曲、电影及无线电广播等。当时该报发行,通常为外埠3大张,本埠加“增刊”1张。后来又将本埠增刊改名为“本埠附刊新上海版”。

九一八事变后,该报曾以整版篇幅设置言论专版。尽管政治态度有时摇摆,但总体上表现了爱国立场,当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南京竭力封锁消息,该报则有所报道。国民党当局借故予以停止邮寄处分,使该报营业受到打击。民国24年(1935年)秋,张竹平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将包括该报和《大陆报》、《大晚报》、申时通讯社的“四社”出售给孔祥熙,于是《时事新报》成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机关报。国民党政府规定,该报为“公告财政”的报纸。总经理初为魏道明,不久改为崔唯吾(原任总主笔)。主要副刊《青光》主编为朱曼华,曾经由进步人士与之联系,《青光》每星期一次刊出《每周文学》(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后来《青光》主编改由黄天鹏接替,附属于《青光》的《每周文学》停刊。

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该报曾增出午刊,号数另起。民国26年(1937年)11月十九路军西撤,上海沦陷,《时事新报》于同年11月26日在沪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事新报》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27日在上海复刊,日出对开一大张至一张半。黄金城任总经理。翌年上半年,徐怀沙任总编辑,马季良(唐纳)任主笔,报纸倾向进步,销数颇有起色。不久二人离去。后来黄金城亦离职,改由胡鄂公为发行人,梁子英任经理,因经营不善,发行量下降,于民国36年(1947年)3月起改为晚刊。以后每况愈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时事新报]

《光复报》(1911~?)

《光复报》于清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1911年11月4日)(即上海光复后第二天)创刊。

该报为午刊,楷书石印,毛边纸长方形8开,日出单面一张。内容分要闻、急电、译电、报余等栏目。其《发刊词》称:“本报为记载我汉族与满族之战事而作也”,“今日之上海岂夫攘夺他人之土地哉,收拾我旧山河耳。此即光复之谓也。”该报从创刊号开始,连续刊载长篇通讯《上海光复记》,按日报道上海光复情况。

主编及停刊时间不详,共见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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