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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周刊事件

2003/8/6 14:29:42

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实际上由胡愈之主持,但到这年年底,终于被迫停刊。

经过短期的筹备,一份继承《生活》周刊革命传统的新的周刊《新生》于1934年2月问世了。“新生”,其实就是“新的《生活》”,韬奋说:“《新生》确为《生活》后身,……表面上由杜重远兄负责,一切均仍旧贯,编辑仍由艾兄负责”,(《韬奋全集》第5卷,第609页)“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韬奋全集》第10卷,第833页)“艾兄”即艾寒松,是韬奋于1929年从复旦大学“聘到《生活》周刊来的高材生。在《新生》周刊,艾寒松仍然坚持韬奋的办刊方针,使其影响日益扩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发表了艾寒松化名“易水”写的一篇文章《闲话皇帝》,里面提到“从前的皇帝”,能干的日理万机,糊涂的也要三天两朝坐朝问事,而“现在的皇帝”大多是“有名无实”。

文章最后点明,天皇实际是日本资产阶级的傀儡,而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不过是“傀儡的傀儡”。

这篇文章按照“规定”送审过,获得了通过,审查证号是“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字第一五三六号”。但是登出来之后,却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

1935年5月5日,上海的日文报纸即著文指责《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日本浪人还在北四川路集会游行闹事,砸碎马路旁商店的橱窗玻璃。

6月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以“妨碍邦交,侮辱元首”为由,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谢罪”,并且“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禁止侮辱‘满洲国’”,“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等。当时力主“中日亲善”的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剿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竟一口答应,命令上海市政府撤销负“失职之责”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上海市公安局长。并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宣传部副部长方治、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等人专程到上海处理《新生》事件。6月10日,汪精卫以“行政院”的名义发布《敦睦邦交令》,其中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与此同时,还派出童行白、潘公展、项德言等人赶到《新生》编辑部,威逼利诱他们交出审查许可证和盖有许可证印章的清样,并“敦促”杜重远准备出庭,但要求他不许说出真相,企图让他来当替罪羊。

6月24日,日本驻沪领事得寸进尺地提出:(1)即日起禁止《新生》周刊发行;(2)严办《新生》主持人杜重远和《闲话皇帝》作者易水;(3)没收《新生》第2卷第15期,禁止转载《闲话皇帝》一文;(4)由上海市长出面向日本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上海市政府竟然唯命是从,连夜赶往《新生》周刊社,以《闲话皇帝》“措词殊多失检,对于日本天皇及英、意元首,多有侮蔑之处,不独触犯刑章,且是妨碍邦交,重违中央睦邻之明令”的罪名,勒令停刊。7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还联名发出通令声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7月9日,正式勒令《新生》停刊,杜重远被判刑十四个月,艾寒松受到追查,不得不于9月流亡法国。

国民党这种媚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和世界正直舆论的谴责。宣判杜重远入狱的那天,旁听的群众大哗,抗议之声不绝于耳。7月22日,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在《申报》发表致上海市商会的信,呼吁国人纠正此次违法判决。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亦在《申报》发表通电,要求“国内各报馆、各团体一致抗争,彻底援助,俾此文字冤狱,得以平反”。鲁迅亦著文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在此事件中的可耻行径,刻画了它媚外压内的奴才嘴脸。邹韬奋远在美国,从报上得知此事,立即中断了在美国的考察,取消了拟议中的日本之行,刻日启程回国,一踏上码头,连家也不回,先去监狱探望杜重远,表现了极可贵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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