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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出版机构

2002-1-30 13:50:17

概述

古代上海地区雕版书,大体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类。

官刻有宋代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的县学,明代嘉定的县署,清代上海道署、上海榷署、金山县署等,均曾刻书。清康熙两次檄州县修志后,上海各县先后建立地方志局,编纂和出版本县县志。有的县还刊行了镇里志,有嘉定的南翔镇志、马陆里志、真如里志、安亭志等。

家刻颇多,几乎各县皆有。家刻主人多为高官、学者文人或藏书家,刊行古籍、先人或本人的诗文集,在外地刊行或雇刻工在家中刻书。南宋有松江的钱希武。元代有华亭洙泾法忍寺的船子和尚。明代有上海的郁文博,陆深、陆楫父子,顾定芳、顾从礼父子;华亭张之象的绮兰堂,何良俊、何良博兄弟的香严精舍,以及陈子龙的平露堂、王圻、陈继儒;嘉定的徐学谟、马元调。上海的徐光启著译甚丰,刻书也多,但多在北京等地刊行。清代有青浦王昶、嘉定钱大昕,都是大学者,著述宏富,刻书亦多在外地。南汇吴省兰的听彝堂,金山钱熙辅邀张文虎、顾观光、李长龄、钱熙咸辑印《守山阁丛书》,松江沈恕的古倪园,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徐渭仁等都闻名于世。其中尤以明代松江的平露堂、清代上海的宜稼堂和金山的守山阁为最。

坊刻,明中叶上海大东门外有黄文正书店,不过规模较小,出书不多,1926年(民国15年)仍然存在。明万历年间苏州的扫叶山房清末设分店于上海,后总店迁来上海,成为近代很有影响的书坊之一。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正式开埠。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以后,1860年(咸丰十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1864年(同治三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这些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标志着中国出版现代化的开始,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

1862~1908年,上海出现80多家新书店。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上海成立了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同年又建立了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书店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商会,形成了上海的出版界。1940年,改组为上海书业同业工会。

在此期间,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逐渐成了书店林立的文化街。自此,凡大书局必于此设立营业窗口,书店越开越多,后来延伸到了福州路。人们称之为“福州路文化街”。

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雕版书为主)、申报馆(铅印书)、点石斋石印局(石印书)、广学会(铅印书)和商务印书馆(铅印书)。

其时商务印书馆的崛起,尤为世人瞩目。该馆经过中日合资,不断引进技术,到1932年前后,拥有职工4500人,全国各地分馆有85处,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

辛亥以后,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书局陆续开业。自此,中国出版业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石印、铅印逐步代替雕版。私营出版业在数量上、影响上远远超过早期的教会书馆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五四以后,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的新书店层出不穷,新期刊如雨后春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先后创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等革命的出版机构,出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书刊,传播革命的种子。一些知识分子创立了昆仑书店、大江书铺、光华书店、北新书局、创造社出版部、春野书店、开明书店、现代书局、南强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湖风书店、新月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中小型出版业,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社会科学和新文学的书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上海等地立即建立一批官方出版机构。

1932年,邹韬奋创办了新型的生活书店,几年后,黄洛峰、徐雪寒等又建立了读书生活社和新知书店,三家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作者,十多年间,创办《生活》周刊等近30种期刊,出版各类图书1000多种。抗日战争时期,更得到蓬勃的发展,仅生活书店一家在全国各地就设立了55家分店,形成了全国的发行网,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革命文化堡垒。上海“孤岛”时期,胡愈之等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创立复社,一个月内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介绍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风行一时。接着,在毫无资金的条件下,四个月内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创造了奇迹。于是,读书生活社也如法炮制,用三个月时间在上海首次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的全译本,发行全国。上海沦陷后,姜椿芳与苏商合作,创立了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进步的书刊。抗战胜利后,原来上海出版社陆续迁回上海,重整旗鼓。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以一二三线的巧妙部署,坚持革命的出版工作,直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这时,抗战期间在内地创立的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社、文光书店等也迁来上海;新办的上海出版公司、晨光出版公司等先后开业,上海出版界又呈现短暂的活跃局面。

上海解放前夕,出版机构有250家左右,其中资本在500万元的一家(商务印书馆);400万元的一家(中华书局);30万元以上的4家(世界、大东、开明、正中);10万元以上的4家(北新、现代、华通、儿童);2万元以上的16家(广益、群益、锦章、有正、中原、校经山房、大众、新中国、会文堂新记、太平洋、佛学、中央、生活、铸记、南强、法学),其余都是万元以下的小书店。大书店多附设有发行部和印刷厂,中小书店除出书外兼营发行。

民国年间,全国出版了各类图书10多万种,其中十分之七八是由上海出版业完成的。上海出版业对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后,上海的出版事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出版机构17家,军管2家。军管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资产清理后,对官僚资本加以没收,商股则发还本人。对所有从业人员都作了妥善安置。

1951年1月,根据国家关于出版分工专业化的决定,原来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华东新华书店分成3个单位:即华东(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印刷管理处和新华书店总分店。与此同时,共青团华东团委建立华东青年出版社,市总工会建立劳动出版社。1952年,又建立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建立上海卫生出版社,教育图片出版社。1958年,建立中华辞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后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在对私改造过程中,上海先后成立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后改组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后改组为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画片出版社、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解放初期,上海私营书店有205家左右。1952年前后,盲目发展到391家,其中除少数书店,如平明出版社外,大多机构不健全,编辑力量薄弱,资金短缺,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三反”“五反”运动后,1952年政府开始对私营书店整顿,开展营业许可证的登记注册工作。1953年底,从321家减到252家。政府组织业主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他们出好书,不要出坏书;推动他们在自愿原则下组织联营。有74家书店组成通联书店(后共有93家参加),三民图书公司等8家组成童联书店;37家组成连联书店;14家地图出版社组成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5家文艺书店组成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等。有些具备条件的,在自愿的原则下,实行公私合营。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等先后迁京,分别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先后成立了9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大部分编辑出版专业人员参加国营或公私合营出版社工作。发行人员参加新华书店或上海图书公司工作。

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人民群众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业务的热情高涨,上海出版业有了充分发展的有利条件。1950年,全市出书5388种,占全国的44%;印数9.9万册,占全国的30%。1951年,出书猛增到10246种,占全国的33%;印数达2亿4千万册(张),占全国的35%。1956年,上海出版业调整为14家专业出版社,面向全国。职工有1540人,其中编辑人员783人。由于上海的编辑、出版、管理人才众多,著译力量雄厚,印刷力量和发行力量较强,所以上海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出版基地。

十七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各出版社在制订选题计划、关于编审职责、关于作者工作、关于编辑加工、实行新的稿酬制度、关于读者工作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保障图书质量的规章制度,逐步形成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和著译者有良好的关系,在全国统一规划下有计划有系统地出书,出了不少好书,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出版社的工作基本停顿。1972年,市出版局被撤销,10家出版社强行并为一个大社,也称“上海人民出版社”。除了大量赶印《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以外,还出版一些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汇编。

1978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上海出版系统恢复原来编制,撤销大社,重建上海市出版局以及10个专业出版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出版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入改革开放和繁荣的新时期。除原有的10家出版社以外,上海新成立译文出版社等10多家出版社,还建立了10家大学出版社。其中有为作者自费出书服务的学林出版社,还有接受上海非出版单位的委托出版各单位研究成果的百家出版社。到1996年底,上海有出版单位36家。出版社的经济实力有了壮大,年产值超过亿元以上的出版社有10家。80年代,各出版社开始自办发行。9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陆续安装电脑,实行电子管理,电子排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办了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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