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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重大斗争

2003/1/2 16:18:39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上海工人开展保护生活权利、要求复工救济和清算汉奸的斗争,同时在主要产业中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国民党采取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使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市职工联合各阶层人民发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群众斗争和反美抗暴的爱国运动。同时,为了维护职工生活权利,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冻结生活费指数的斗争,使经济斗争同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大规模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结合,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民国38年(1949年)初,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的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部署,全市职工开展了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和保护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斗争,组织了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里应外合,胜利地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了上海。

一、抗战胜利后的复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吏在上海竞相接收,置工厂生产、工人生活于不顾,大批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处于“接收关工厂,胜利饿肚皮”的境况。据民国34年(1945年)9月26日《时代日报》与同年第一卷第四期《经济周报》披露;全市失业者不下50万人。机器业500多家工厂中,复工仅占0.5%。率先行动起来开展复工斗争的是沪西失业工人。当年9月初,沪西机器、棉纺等业40多家工厂近5万失业工人成立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9月19日,失业工人联合会组织了2000余工人,乘欢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访沪之机,打出“我们要复工、要饭吃”的横幅,上街游行,造成广泛社会影响。接着,沪西失业工人于9月20日、23日连续组织有上万人参加的请愿、游行,先后包围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要求复工和救济,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经过斗争,纺织业于当年10月起陆续复工,机器业民营小厂也相继复工,官僚资本的大厂稍后渐次开工。当年8月底,沪东机器、钢铁、纺织、轻工等业49家工厂工人,成立联合工会。民国35年(1946年)1月22日,1万多名沪东失业工人,冲破警察设置的封锁线,举行失业工人复工、救济请愿大会和游行,沿途大批失业工人、店员加入游行行列。游行队伍到达市政府,市社会局被迫答应胜利后失业的工人尽先录用、向失业工人发放救济面粉等要求。以后经过3个月的反复交涉、谈判,沪东一部分失业工人才陆续进厂复工,但是大部分失业工人仍陷于失业境地。在复工斗争中,还有一批抗战期间随工厂内迁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抗战胜利后回沪的失业工人。因国民党政府部门对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置若罔闻,原先允诺的所谓“后方工人复工有优先权”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他们组成代表团,到处奔走呼号,要求复工就业,并于3月22日举行游行,向社会局请愿。经过反复谈判、斗争,达成复工时与上海失业工人按二八比例分配、改善招待所伙食待遇等协议。实际上复工的后方失业工人为数很有限。5月31日,1000多名后方失业工人再次到市社会局请愿,社会局负责人避不见面。被激怒的失业工人涌进社会局。大批军警包围社会局,工人们拉上铁门,把军警拦在外面。后经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调解,社会局被迫表示立即成立专门机构处理来沪失业工人就业和救济问题。到当年9月底,先后有500余名回沪失业工人进厂复工,其他失业工人得到一定的救济。

二、棉纺工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

民国35年(1946年)2月,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纺织业原料价格便宜,成本低,资本获利丰厚,但工人工资没有增加,大多数棉纺厂的生活福利设施十分简陋,群众强烈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三区(沪西)、四区(沪东)棉纺业工会筹备会,把全市棉纺工人提出来的70多项要求归纳为21条,公推佘敬成(四区棉纺业工会)、汤桂芬(三区棉纺业工会筹备会)等人去社会局与中纺公司和棉纺业同业公会代表谈判,均遭到拒绝。

2月22日,三区和四区棉纺业工会筹备会一声令下,全市47家纺织厂、13万工人于中午12时同时关车,宣布总罢工2小时,2小时后又准点一起开车。这个统一行动,给中纺公司和棉纺业同业公会以很大的压力,他们只得在25日与工会筹备会代表谈判,达成了17条协议,其中包括:每日工资底薪不低于0.85元,按生活费指数计薪,星期天工资照发,每日工作10小时,女工产假2个星期工资照发,厂方承认工会合法地位等。在28日签约时,中纺公司突然要求增加“劳方保证今后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再有罢工怠工之行为,罢工怠工无论局部或全部,一律不给工资”的条文。由于多数厂的工人代表对17条协议基本满意,不再坚持反对,因而增加了这一条,成为18条协议。但在以后的斗争中,纺织工人并没有被这一条文捆住手脚。

三、参加六二三反内战示威游行

民国35年(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开破坏政协决议和国共协定,加紧军事部署,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同意,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当年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和组织,欢送9名上海人民代表和2名学生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同时举行1次全市人民反内战示威游行。当天上午,上海200多个社会团体5万余人汇集在北火车站广场,欢送和平代表,其中棉纺、机器、丝织、市政交通、商业等行业的职工有3万余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乘坐的列车开走后,5万多群众随即举行了反内战示威游行,从北站经天目路、浙江路、南京路向国民党市政府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沿途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响应。游行队伍用“反内战、要民主”的标语封了国民党市政府大门,又经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大世界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开大会,至下午4时结束。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遭到大批预伏的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毒打,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暴露了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面目。上海工人参加六二三反内战示威,进一步推进了全市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抗战胜利后工人与上海各界人民的大联合。

四、二九劝工大楼惨案

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大批剩余物资倾销中国,使尚未恢复元气的上海民族工业,又遭灭顶之灾。民国35年(1946年)6~10月,上海倒闭工厂达1600余家,失业职工16万人。

民国36年(1947年)2月,三区百货业工会首先倡议全市店职员为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得到广大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响应。当年2月9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劝工大楼(今南京东路334号)举行。会议尚未开始,一批国民党特务打手和护工队员手持榔头、铁尺等凶器冲进会场,见人就打,见物即砸。参加大会的百货、衣着等业职工一面怒斥特务打手,一面全力保护应邀前来演讲的郭沫若、邓初民等民主人士撤离会场。这场暴行长达40分钟,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毒打致死。到会职工被打成重伤的有13人,有15人被捕。事后,国民党政府宣称是“工人互殴”。国民党政府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市人民极大的愤怒。上海工人协会向各界散发了《爱用国货惨案宣言——揭发特务暴行真相》,戳穿了国民党当局的谎言,号召全市职工联合各阶层爱国人士,为要求惩凶,揭露国民党特务阴谋,募捐慰问被难职工和扩大坚持爱用国货运动而共同奋斗。百货业职工上街义卖黄花,宣传惨案的经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各界进步团体组织二九惨案后援会,纷纷写信、捐款、慰问被难职工家属,声讨国民党暴行。民主人士马寅初、胡子婴、柳亚子、周建人、盛丕华等发表谈话,抗议暴行,慰问被难者。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十大律师,义务担任百货业职工的辩护律师。

劝工大楼惨案的后援斗争,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推动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二九劝工大楼惨案中被打死的梁仁达烈士的灵堂]

五、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斗争

民国36年(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把生活费指数冻结在当年1月份水平上,并重申前令,严禁罢工、怠工,违者格杀勿论。

生活费指数被冻结,物价仍在暴涨,激起全市各行业工人群众,包括职员和国民党政府机关公务员的一致反对。各业职工从2月份起纷纷推派代表,不断地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请愿,四区机器业工会召开代表会议以及记者招待会,三区百货业工会进行民意测验,形成了全市各行各业此起彼伏、互相呼应、互相推动、共同斗争的局面。

国民党控制的市总工会准备借纪念五一劳动节发动10万人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开会,搞一次“反共”活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将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5月1日,3万多各业工人到跑马厅参加大会,当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和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等党政要员讲话时,工人们一边高呼“立即解冻生活费指数”、“打倒官僚资本”、“肃清贪官污吏”等口号,一边打出“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横幅,纷纷退出会场分路游行,使这次大会变成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群众集会。

接着从5月2日开始,京沪铁路员工、电信局、国际电台职工,以及机器业、棉纺业等各业职工,开展各种形式斗争,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8日,全市丝织业工人1万余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禁令,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法商电灯电车公司工人和国货公司职工3000余人也先后在9日和11日上街示威,包围国民党市政府。“大票满天飞,工人饿肚皮!”“打倒贪官污吏!”口号声响彻了大街小巷。当月7日和8日,上海和南京等10个城市发生了群众抢米风潮。国民党迫于群众压力,于5月10日宣布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此后,上海工人的斗争从统一到分散,根据各厂具体情况,突破国民党“有条件解冻”的限制,争取少打折扣,适时地胜利结束了这场斗争。当时,在解放战争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打退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工人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等斗争与各地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互相呼应,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形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万余丝织业工人游行示威,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

六、富通事件后的反迫害斗争

民国36年(1947年)9月19日,承印上海工人协会宣传品和各业工会进步刊物的富通印刷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坏。正在那里校对《电工月报》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6名工会干部和三区丝织工会的干部被捕。

9月23日,上电工会发动怠工,并带领2000余职工包围市社会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会干部,未获结果,于当晚10时撤出了社会局广场。特务机关按照黑名单连夜搜捕,又有7人被捕。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第二天会衔发出了通缉令,通缉上电17名工会干部,并颁布《后方共产党自首处置条例》,限期3天自首。国民党上海工人福利会负责人陆京士建立了策划和行动小组,准备实施酝酿已久的大逮捕计划,向上海各进步工会大举进攻。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决定发动群众予以反击,揭露国民党迫害阴谋,遏制其大逮捕计划。

9月27日,法电工会为反对迫害,支援上电斗争,发动全体2700余职工举行7天半大罢工。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朱俊欣等16名法电工会领导人。法电工会针锋相对,每天在不同地方召集不同规模群众集会,被通缉的工会领导人在群众保护下坚持斗争。纺织、机器等业工人进行局部罢工,援助法电工人。三区百货业工会10名干部被捕后,各大百货公司发动罢工,罢工受挫,又开展抵制国民党工会的不合作运动。全市各业60个工会的209名理监事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解散工会、逮捕工会领导人,要求保障民主和人权。国民党迫于群众压力,只得由杜月笙和社会局副局长赵班斧出面调停,表示不再逮捕工人,被捕人员陆续释放,已被开除或通缉的工人1个月后可自动回厂,不愿回厂者厂方发给退职证和救济金等。中共上海工委领导各业工人适时结束了这场反迫害斗争。民国37年(1948年)初,上电和法电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重新夺回了工会的实际领导权。

[《时代日报》关于富通事件的报道]

七、申九二二斗争及后援活动

申新九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纱厂,厂方对工人特别苛刻,克扣大米、煤等配给品不发给职工,无故开除工人,年终奖金不按生活费指数发给等等,引起职工强烈不满。民国37年(1948年)1月30日中午,申九7500多职工终于发动罢工。全厂职工推选出100多名代表,向厂方提出发给配给品,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和发还被扣除的所得税等项要求,遭拒绝。全厂职工团结一致,集中在厂内坚持罢工。

在申九罢工的前一天,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压制学生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率领马队、军警前往镇压,打伤学生69人,其中重伤4人,造成了同济大学血案。31日,5000多名舞女和家属为反对国民党禁舞,捣毁了社会局,700多人被逮捕。申九罢工原是一场年关斗争,但在1月29~31日这3天内,学生求学、工人求生和舞女求业的斗争,在客观上汇集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严密注意和极大惊恐。

2月2日清晨,一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申九,强迫工人离厂。全厂工人在党员、积极分子带领下,一面把守厂门,做好各项对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一面对前来包围的军警开展宣传攻势,进行分化瓦解。斗争出现了对峙局面。至下午6时,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亲自指挥,调集了1000多名武装军警和装甲车向工人发动进攻,施放催泪弹、开枪射击。工人们不畏强暴,拿起砖头、铁棍、铁块和桌凳奋起自卫。当敌人的装甲车对着厂门冲来时,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开着卡车勇敢地迎上前去,敌人的枪弹将驾驶室玻璃打得粉碎,但他没有后退一步。另一名产假后上工仅3天的中共党员被枪弹击中左腿,血流不止,她不顾疼痛,坚持带领群众战斗。搏斗中,朱云仙、王慕媚和蒋贞新3名女工英勇牺牲,百余人受伤,重伤40多人,200多人被逮捕。随后有365名工人被开除,26名罢工工人被判处徒刑,其中中共党员、罢工工人代表杨光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军警的枪刺下,工人群众被迫于2月16日复工。

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协会发表了《为申九惨案宣言》,号召全市工人用各种方式来支持和援助申九工人斗争。各业工人响应号召,积极开展募捐,慰问被捕受伤工人和被难家属,悼念死难工人等后援活动。几天之内,全市捐款就达3.2亿多元(法币)。2月中旬,成立了上海各业工会申九惨案后援会,组织申九哭诉团向各厂工人和各界报告申九工人英勇斗争的情况,控诉敌人的暴行,使更多的群众了解申九惨案的真相。国民党当局慑于群众压力,不得不成立了1个“申九善后委员会”来装点门面。打入这个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这个合法形式,积极营救被捕工人。2月22日,全市许多工人臂缠黑纱,散发传单,悼念申九死难的工人,声讨国民党的血腥罪行。

申九惨案暴露了国民党屠杀人民的狰狞面目及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使全市职工和人民群众受到很大的教育。

[申九罢工工人守卫在工厂三号门前]

八、教师反饥饿斗争

民国37年(1948年)上半年,上海物价上涨了30倍。每学期领取1次工资的私立小学教师怨声载道。6月25日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小教联)组织50余名教师向正在招待中外记者的国民党教育局局长请愿,后又前往市参议会请愿,请愿人数增加到300多人。市参议会被迫表示在28日给予答复。

28日下午,500余名教师集合在市教育局门口,成立上海市私校教师争取合理生活请愿团,推出8名代表与教育局谈判,教育局对教师要求拒绝答复,要请愿代表径向市政府听回音。当夜请愿教师冒着大雨包围了市教育局和同一幢大楼的市社会局,教师们散发《告各界人民书》,张贴漫画、标语,并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唱讽刺小调,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各区教师、学生家长和附近居民纷纷前往声援,送去点心和茶水。29日晨,教师在大楼脚手架上贴出“反饥饿场”4个大字,请愿教师增加到1500人。成群结队的小学生,在教师带领下,举着“老师苦,老师没饭吃”的标语,从四面八方拥来慰问教师。各业职工举着“职工同情教师”、“穷人心连心”的大旗,打着锣鼓,挑着米饭、馒头前来声援、慰问。叶圣陶等教育家发出了改善教师生活的呼吁。各报都报道了教师通宵斗争的情况,刊登了现场照片。到当天下午,教育局门前和周围已聚集了5000多群众。私立小学教师斗争成为一场社会性的反饥饿斗争。

在此情况下,市教育局被迫同意请愿教师的部分要求:1000万元贷金在2天内先发500万元,其余部分在暑假前发放;月底前先发清5月份的配给米;力争暑假期间教职工配给米不涨价。考虑到请愿要求已基本达到,请愿团便分头说服教师,适时结束斗争。当晚6时左右,教师集合队伍,举起“团结就是力量”的大旗,离开市教育局,游行至八仙桥附近解散。通宵持续27小时的私立小学教师反饥饿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学生声援小学教师的斗争]

九、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

民国38年(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中共中央指示待解放城市的党组织,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市政设施,协助做好接管工作。中共中央上海局按照这一精神,决定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开展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保护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迎接解放的群众运动。上海市委对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上海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投入这场迎接解放的斗争。

当年1月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下令组织“应变”,上海职工利用这一口号,开展要求发应变费、应变米、储粮存煤的斗争。2月7日,京沪、沪杭甬铁路工人为要求每人发应变米2石和家属疏散米5石等举行大罢工,这两条交通大动脉立时中断。16日,上海公共交通公司2000余职工发动罢工,提出每人发6石应变米等要求。17日,国民党枪杀了罢工领袖钟泉周等3人。但群众斗争未被镇压下去,上海各业工人以及银行职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以国民党提出的要“长期固守上海”为由,要求厂方按职工人数购储3个月的粮食、煤、工业原料等,为保证人民生活和解放后恢复生产,创造良好条件。

在“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是保住饭碗”等口号下,江南造船所、中纺公司各厂、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美商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英商电车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工厂企业,以及邮局、电信局、海关、银行、商店的职工,在各单位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以党员、工人协会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护局、护关、护店队伍,阻止国民党拆迁、破坏工厂设备和物资,保护各种技术资料,开展群众性的护厂斗争。各护厂队和职工群众,还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工商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投入护厂护店斗争。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288.jpg和一批厂长、技术专家,还有上海铁路局代局长、申新九厂厂长、永安公司总经理,以至法电的法籍总管等等,经过工作,从怀疑观望转为接受任务,配合职工,共同保护财产设备。中纺公司、资源委员会、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部、国防部等在沪机构的财产物资,基本上都被保护下来,没有被国民党抢运搬走。除江南造船所受到较严重破坏外,其他工厂企业包括国际电台等都受到妥善保护。

为了配合解放军顺利解放和接管城市,各护厂队,对本企业机构人员、机器设备、生产经营以及敌特组织、驻军装备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由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汇总转给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护厂队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阐明军事形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动员群众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向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寄发警告信,晓以大义,要他们认清形势,不再干坏事,争取立功赎罪。

4月中旬,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将全市各种护厂护店组织统编为人民保安队,有6万人,并建立了总指挥部和各区指挥部,印制了统一的臂章。

[人民保安队队员的臂章]

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人民保安队队员佩戴臂章,全体出动,为解放军带路,劝降、搜索残敌,押送、看管俘虏,维持社会秩序,收集敌人丢弃的枪枝弹药。当天深夜,沪南、沪西地区首先解放。沪南一解放,法电人民保安队迅速拖走国民党丢弃在马路上的物品、车辆,开出公共汽车、电车,恢复交通。江南造船所1000多名人民保安队员,立即着手抢修被破坏的设备厂房,突击抢修3艘小火轮,将一批解放军从浦东运送到董家渡,加快解放上海的进程。在沪西区,人民保安队员协助解放军,劝降瓦解了敌军1个团和3个营,共计2000余人。到25日晨,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全部解放,逃窜到苏州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残部犹图顽抗。这时,一批人民保安队员担任解放军向导,带领部队迂回过苏州河,向沪北、沪东地区进军;战斗在沪北、沪东地区的人民保安队,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有利形势下,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迫使盘踞在各厂的残敌投降。驻守在四川路桥北邮局大楼内的青年军1个营,经过解放军和该局职工的工作和敦促,终于扯出白旗投降。英联船厂人民保安队员,向驻厂青年军宣传形势和共产党政策,迫使驻厂的二个连加1个排,以及驻守附近怡和纱厂、恒丰纱厂、申新七厂、海军工厂的敌军1个团和1个军需营缴械投降。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特务以及地痞流氓打着各种旗号,趁机“收缴”枪支弹药,“接收”工厂企业,向居民敲诈勒索。人民保安队协助解放军对这批人进行了搜捕,保护了人民财产,维护社会安定。

[铁路工人正在拆除车厢牵引设备,开展护车护路斗争]

[英联船厂工人纠察队迫使驻厂敌军投降,这是缴获的部分武器]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工人配合解放军迎接城市解放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政府搬迁工厂、破坏城市的计划,并为恢复经济、建设新上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上海解放过程中,水电煤气从未中断,电话畅通,市内交通基本正常,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新华社于5月29日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的野蛮的白色恐怖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到农村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力量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共中央于5月30日电贺上海解放,贺电指出:“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27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10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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