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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饶家驹及上海“南市难民区”(汪志星)

2015/3/26 15:11:03

  汪志星

  2013年8月盛夏的一天,我接到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负责人电话,请我帮忙接待来自德国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华办事处负责人、“饶家驹-拉贝友好协会”会长姜郁春先生;并查找一下有关饶家驹及上海“南市难民区”的相关图照与史料。虽在黄浦区方志办工作已两年,我却未听说过有饶家驹这么一个人和“南市难民区”的事;为此,我打开了《南市区志》,并循着志书提供的线索,经历了一次读志了解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历史的一个学习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认识了一批老方志干部,找到了一批历史史料及图片,初步了解并掌握了一些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历史的一些片断,感到很有意义,在这里写出来以飨读者,与大家一起回望那段历史。

  一

  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的情况介绍在中国报刊史料上早就有记载,1997年还正式列入了具有权威性的官方编纂的上海市《南市区志》。而《南市区志》内关于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这一章节的作者景智宇先生对我介绍说,这一章节内容主要来源于当年上海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报道及相关史料。

  饶家驹,全名很长(Robert Charles Joseph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 )。1878年3月15日生于法国洛林地区——1946年9月10日死于德国西柏林,字轶才,父亲是著名工程师,母亲为美国籍。民国2年(1913年)来华传教,曾在圣心堂管理外侨教徒,并担任法国驻沪陆海军与公共租界“万国商团”随军神父(具中校军衔)、上海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各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饶家驹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 饶家驹受各方委托,在复旦大学操场、徐家汇等地建立了6所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万多人次。饶家驹鉴于鹄候( hu hou直立等待)于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的大量难民,于是提出了设立“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安全区)的建议。经过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国驻沪外交当局支持,最后取得中日交战双方的同意,11月9日“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成立的当天就收容难民2万多人。最多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10万人以上。难民区由以饶家驹(当时任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为首的外籍人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为拓宽经费来源,饶家驹于翌年5月赴美在白宫会晤罗斯福总统,获资助约70万美元。在美期间, 饶家驹利用一切机会走访政界和社会要人,四处募捐。美国红十字会响应而发起“一碗饭运动”。饶家驹还在旅美华侨中发动募捐,并去加拿大开展此项活动。“南市难民区”直到1940年6月30日始告结束。

  饶家驹在华生活27年,曾多次从事难民救济,1931年长江洪水他也参与其中赈灾。

  二

  《南市区志》中记载有“南市难民区”从建立到撤销的简要始末;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大举进攻,淞沪战争爆发。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上海及邻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为避战火,难民纷纷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人满为患,难民最多时达70万。大批难民露宿街头,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惧日军寻衅趁机进入租界,便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口安装铁栅门,架设铁丝网,以阻止难民大量涌入。于是,无数难民被困南市,集结于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当时,南市公共场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涌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法国天主教神甫、“华洋义赈会”会长饶家驹向上海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4项原则:1、不与日方洽商;2、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3、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警卫,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4、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同时,饶家驹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经过饶家驹的斡旋,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上海市政府于11月8日发告示:“中国红十字会向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时难民暂时寄托之所……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下午4时,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议定“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9日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沿民国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委员会下设总办事处,驻南市北区救火会内,年底移驻租界。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第一区为:丹凤路东,福佑路南,民国路西,方浜路北;第二区为:安仁街东,民国路南,丹凤路西,梧桐路北;第三区为:障川路(今丽水路)、旧校场路东,民国路南,安仁街西,方浜路北;第四区为:潘家街、侯家浜(今侯家路)东,民国路南,障川路、旧校场路西,方浜路北;第五区为:晏海路(今河南南路)东,民国路南,侯家浜西,方浜路北;第六区为:狮子街、旧仓街东,民国路南,晏海路西,方浜路北;第七区为:露香园路东,民国路南,狮子街西,方浜路北;第八区为:青莲街东,民国路南,露香园路西,方浜路北;第九区为:民国路东、南,青莲街西,方浜路北。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年底以后,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于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踊跃以实物、钱款捐助难民区。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上海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市救济分会第一收容所难民节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以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战区难民100万美元,有部分拨予“南市难民区”。

  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10日夜间起,战争推进至南市南部,难民往北奔逃,不断涌入难民区,各收容所人数迅速增加。据11月28日统计,难民区内有118个收容所,8.8万难民。以后原坐卧在民国路的难民也陆续被劝导入难民区,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但尚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时和下午2时发放两次粥。以后根据登记人数改发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约6市两),由户主凭卡领取,同时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95元,后因物价上涨,每月发10元左右。对区内居民按户口限量供应平价米,每包售价16元。入冬,监察委员会将各慈善团体募集的大批棉衣、棉被分发给难民。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残废老人130余人。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普善山庄负责掩埋尸体。区内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一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难民区时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名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民国28年(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此外,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1月5日,冈本宣称,“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其周围地区,日本陆海军有意占领此地区”。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街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出2辆轻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国路。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不久日军又以在难民区外巡逻时被人打伤为由,不顾国际救济会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翌年底,日军曾将难民区总办事处通租界电话线剪断,后经饶家驹据理力争,才由工兵接通。为加强对难民区的控制,日军和伪大道市政府将难民和居民居住区域分为红、黄区,后又分为21区,区与区之间人员不准来往。同时将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庙前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7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市安桥2处,分别由日兵和伪警把守。

  由于日军在上海进行经济封锁,对米、棉、煤等物资实行严格管制,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的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已降低供应标准。民国28年9月13日起,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3个收容所安置。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难民中部分青年投奔新四军。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209人,收容所88个。

  民国29年,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之命于6月16日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结束。6月24日《申报》报道,难民区代理常务理事发表公告:“查本办办理救济中国难民工作,瞬间三载,每年施放粮款,为数甚巨。现为经费枯涸,无法继续,经饶常委员在离沪之前,曾开会决议,定于六月二十日停止给养”,“所有口粮,展至月底为止,并准每名给予一个月之恩粮,作为遣散之资。”同时又称,“南市难民区”遣散难民问题,除老弱者由新普育堂继续给养,已全部解决。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6月30日已停止活动,实际也等同于宣告“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三

  “南市难民区”的创办比南京国际安全区还早了十几天,由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方联系的,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拉贝还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日后成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铁证。

  可以说“南市难民区”不仅是南京安全区的参照样板,同时饶家驹也亲自参与了南京安全区的创建。此后,“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又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复制和模仿。

  二战结束后1949年修订《日内瓦公约》时,以上海“南市难民区”为样板,创建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既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条款,饶家驹的名字被两次写入其中。这是一项殊荣,只可惜饶家驹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而且二战后的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中也以这个“南市难民区”为例,有着很大的史料价值,而目前国内关注的人还不多。

  “南市难民区”开创了这样一种模式,既在战争期间不仅保护交战双方伤员和战俘,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 这是一个首创,在当时填补了空白,因为此前的《日内瓦公约》并没有相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条款。也就是说,中国抗战期间的上海“南市难民区”模式,后来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如今已广泛实施于世界各地的难民区、难民营等。

  1938年饶家驹的事迹就已为人知,1938年的美国时代杂志也有报道。但随着岁月的流失渐渐被世人遗忘。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记得他。

  四

  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历史、了解历史,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的历史情况同样也不例外,现在有许多人在关注和研究。

  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拉贝日记》,其中就有12处提到饶家驹(译作雅坎诺),详述了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日本方面的联系,最后一处1938年1月27日的《拉贝日记》中拉贝对饶家驹称赞道:“据上海电台的消息,法国政府授予雅坎诺神父‘荣誉骑士’封号。我们在这里一起经历了很多,委员会的15名成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雅坎诺先生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成绩,封他为荣誉骑士,他当之无愧。”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历史学家、阮玛霞女士(Marcia R.Ristaino),在上海调查二战时期犹太难民的历史,意外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产生兴趣,随后在法国、日本等地大量寻访史料,写成并出版了《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并在2011年被白华山翻译成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此著,翔实叙述了关于饶家驹在上海的历史;还介绍了1940年6月饶家驹离开上海启程返回法国后的传奇故事。饶家驹离开上海启程返回法国时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着战争,我要回去帮助我的同胞们。这一年的5月纳粹德国进攻法国,饶家驹想创建一个类似上海“南市难民区”模式的“巴黎安全区”,却不曾想到纳粹德国6月就攻陷巴黎,法国很快战败投降,饶家驹的“巴黎安全区”设想没来得及实现。

  然而随着战局发展,1945年德国战败投降,一片焦土, 饶家驹反而作为罗马教廷的首席代表,被派往柏林,主持救济德国难民的工作。1946年他因病死于西柏林的法国占领区,享年68岁,当时的柏林大主教、法国占领军司令以及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等在Frohnau的教堂出席了他的葬礼。饶家驹过世后并没有运回其家乡,而是就近安葬于西柏林的法国占领区墓地。

  五

  2013年3月,姜郁春先生来到柏林收集饶家驹史料,在当地历史学家Pegler的帮助下找到了饶家驹的墓地。2013年6月初,姜郁春先生陪同专程赶来柏林的美国作者阮玛霞女士拜访饶家驹墓地、举行葬礼的教堂等地; 此后又与墓地管理处及柏林Reinickendorf区政府达成协议,为饶家驹墓地捐献墓志铭牌。

  2013年8月,当姜郁春先生与我说起,他有捐献墓志铭牌并在玉石的墓志铭上还要用中文写上“仁者爱人”四个字(玉石与汉字都是承载中国文化的载体,仁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用于描绘跨国际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正合适)的想法后,我认为作为一名后生有这种想法是一件好事;在我的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上海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余秋雨教授的许多作品是跨国界的、具有国际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余秋雨教授对约翰·拉贝和饶家驹其人其事都有很深的了解,他对“仁者爱人”也有过很好的解释。于是我提议请余秋雨教授为饶家驹墓地纪念碑镶嵌玉片题写“仁者爱人”这四个字,我即联系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金克林先生,没过几天,余秋雨教授亲笔题写的“仁者爱人”并有落款的书法作品就展现在我们面前。2013年9月1日,余秋雨教授的题字刊登在德国首份华人半月刊《华商报》第344期上。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刻有“仁者爱人”四个大字的饶家驹墓碑镶嵌玉片制作完成,9月5日姜郁春先生带着玉片前往柏林,我到方浜路为其送行;送行时我为他们拍的照片刊登在2013年9月15日的《华商报》第345期上。报上,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将此次查找到的资料和相关情况写成的新闻稿中明确指出:得到了“上海黄浦区方志办毫无保留的支持。”此事在许多报刊和网站上刊载。

  2013年9月10日,柏林饶家驹墓地纪念碑揭幕仪式举行,据姜郁春先生介绍:到场中、德、法、美等四国嘉宾60余人出席;主要嘉宾有:德国外交部代表、德法荷比卢跨境合作机构主管Markus Klinger 先生;柏林德意志-法兰西国际关系协会主席,80岁高龄的Gerhard Kapito先生;“柏林盟军历史协会”常务副主席Joachim Szymanski先生;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王彦军先生;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刘淑芳女士;柏林华人基督教会代表徐立牧师;来自法国饶家驹家乡的民间代表、摄影师Sebastien Cassen先生;柏林Frohnau当地历史学家Klaus Pegler先生;德国犹太外交官乔治·罗森嫡孙弗里德里希·罗森先生;德国前柏林基督教社团副团长、曾促成拉贝日记公之于众的Gerd Decke先生;柏林市Reinickendorf区政府代表、园林局长Ruediger Zech先生,区政府教育及文化局长Katrin Schultze-Berndt女士;柏林天主教耶稣会代表,克里斯托弗·索尔先生;法国驻德国大使馆领事参赞Georges Guiblet先生;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代表顾正雄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历史学家《饶家驹安全区》一书的作者阮玛霞女士等。

  六

  2013年9月10日,上海历史学会由熊月之会长签发,为柏林的饶家驹墓地纪念碑揭幕仪式发去一封贺信,贺信写到:

  尊敬的柏林Reinickendorf区政府,尊敬的法国及中国大使馆代表,尊敬的饶家驹-拉贝友好协会,尊敬法国桑特市代表、尊敬的美国作家阮玛霞女士、尊敬的各位与会人员,以及所有关注饶家驹的各国媒体和友好人士们:值此柏林新发现法国神父饶家驹的墓地、并举行历史纪念铭牌捐赠揭幕仪式之际,上海历史学会在此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饶家驹与拉贝两人比肩而立,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之一。饶家驹同拉贝一样,都已超越了地方历史及民族历史的局限: 拉贝已经超越了南京的范围,不仅是南京的朋友,更是中国的朋友,同时也是中德友谊的代表;同样,饶家驹的故事也不仅是上海地方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中国抗战史的一部分;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更是世界人道主义救援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因其1937年在上海的人道行为而被写入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既是当今世界战时平民保护及人道主义救援的先驱,也是成功的样板和范例。

  作为一个非凡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故事还不仅局限在上海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1938年他在汉口设立的安全区也成功地保护了4万中国难民;令人钦佩的还不仅这些:1945年,作为法国人的饶家驹又前往柏林,去救济过去的敌国——德国的难民,并最终长眠于柏林。可以毫不吝啬地这样说:法国神父饶家驹完全是一位不分种族的、跨国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行为将与红十字会及《日内瓦公约》一样不朽!

  遗憾的是,由于二战及后来冷战等原因,饶家驹和拉贝一样,都被世人遗忘了很多年。庆幸的是,美国历史学家阮玛霞女士以其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广泛调查并写出了《饶家驹安全区》一书;我们上海的历史学家白华山先生将此书翻译成了中文;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华办事处的姜郁春先生携带此书赴柏林寻访饶家驹史迹时,在柏林历史学家Klaus Pegler的帮助下重新发现了饶家驹的墓地,使得这位被埋没了60多年的人道主义者重新进入了人们关注的视野。

  正是由于这么多人的热心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纪念饶家驹的盛会! 因此,我们上海历史学会在此既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饶家驹与拉贝这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都长眠于柏林,这也是柏林这座城市的骄傲!

  贺信最后还提到:2014年将是中法建交50周年,会举行一系列的友好纪念活动,而饶家驹显然也非常适合成为中法友谊的代表。如果在上海举行有关饶家驹的学术讨论会、或者其他相关纪念活动的话,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上海历史学会愿意作为东道主欢迎大家。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纪念饶家驹这位跨越国界的友人、传播其不朽的人道主义事迹、促进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友谊,共同努力!

  2013年12月14日,在文庙举办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我与熊月之教授聊起此贺信及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 之事时,这位著作等身、资深的历史学家再次表达了贺信中所描述的对饶家驹的心情。

  关于我的这次读志,至此也告一段落。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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