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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改造与上海妇女教养所 (徐大标 徐润良)

2005/12/27 14:30:55

徐大标 徐润良

娼妓现象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千百年来,沦为娼妓的女性,过着屈辱、痛苦的非人生活。

据公共租界工部局1920年调查,上海娼妓总数为60141人。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上海娼妓业有惊人发展,公娼、私娼加上各种变相娼妓总数不少12万人。那时娼妓业不仅合法,政府还征收“花捐”,作为税源之一。1940年工部局《年报》记载,该年“花捐”收入折值粳米3200石、面粉12124包之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市参议会的一份议案中称:上海以卖笑为业者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数而倍之。

旧上海妓院名目繁多,有书寓、长三堂子、广东堂子、外国堂子(各国籍人均有,以白俄居多)、东洋堂子(日本妓院)等多种。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向警察局登记的妓院1月800多家,5月减为525家,妓女人数由4000余人减至2297人。

一、取缔娼妓

上海解放后不久,党和政府为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害妇女,把改造妓女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9月,市民政局通过对1344名妓女的调查:因生活困难,被迫、被骗、被拐卖的有1301人,占96.1%;贪图享乐、不劳而食的43人,占3.9%。年龄:16~25岁937人,占69.7%;26~35岁399人,占29.6%;36岁以上8人,占0.7%。文化水平:文盲1161人,占86.4%;小学163人,占12.1%;中学20人,占1.5%。

为把妓女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1951年将虹口境内通州路418号的第二劳动生产教养所改建为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同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11月25日,市中心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封闭全市72家残存妓院,逮捕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头,分别移送法院审判。收容的515名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市妇女教养所教育改造,从此张灯挂牌的妓院不复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显著减少。1952年起采取突击和经常收容相结合办法,发现一个收容一个,至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余名,基本上消除了危害社会的娼妓活动。

二、教育改造

妓女刚入院时,思想混乱,许多人轻信谣言,担心政府要将他们发配东北开荒,送朝鲜战场充当军妓,终日忧心忡忡,哭哭啼啼,对政府解放妓女政策持怀疑态度。有的打伤管教人员,策动外逃;有的不吃不睡,沉默对抗;个别甚至以死相威胁。教养所除公开辟谣外,对个别为首闹事者分隔教育,初步稳定情绪。

同时开展深入的思想教育,许多干部搬到教养所住,利用一切机会向被教养人员讲解党的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爱护出发心贴心做工作。当了解到她们中有很多人家里孩子无人照顾时,立即组织力量把134名儿童接进所,放在母亲身边,并建立托儿所领养照看。对7岁以上儿童,送有关部门受教育。还帮助她们取回在外面的钱财、衣服,追回债务交给本人。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给予适当救济。通过上述措施,被收容人员消除了后顾之忧,安心接受教育改造。

收容入院的妓女大都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性病发病率高达95%以上。为解除她们的痛苦,彻底根治性病,1952年市卫生局在教养所内设立诊疗所,动员本市性病防治所、上海医学院等10个医疗单位,并邀请19名性病、妇科、皮肤科专家共同为她们治疗。当时医治性病的主要药物盘尼西林(青霉素)国内还不能生产,全靠进口,价格昂贵。陈毅市长了解后,立即指示:不管化多少钱,一定要把她们的病治好,一要给治病,二治好后要给工作,三参加工作后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

经过几年努力,至1957年底政府耗资18万元为收容入院妓女治愈性病,恢复了健康。被收容人员王某,13岁时被吸毒的父母卖进妓院,15岁开始接客,18岁染上梅毒,下身溃疡,痛苦异常,老鸨不予送院治疗,仅以食盐洗涤伤口,用剪刀剪除湿疣,当流血略减时就逼令接客,稍有违抗就罚跪毒打,经过13年蹂躏,梅毒、肺病等病情恶化,收容后经过二年精心治疗,治愈了各种疾病,能与常人一样参加劳动,她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的小命早就完蛋了”。

通过治病和深入的思想教育,她们开始从怀疑变为信任,对立情绪逐渐消失,相信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自己才能跳出火坑,翻身得到解放。

大多数妓女旧社会受苦很深,她们受“宿命论”影响,认为今生受苦是命里注定的,是前生作的孽。教养所针对她们思想,通过回忆对比,组织观看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等形象化教育,引导她们找到沦为娼妓的原因,清算妓院主勾结反动政府和地方黑势力残酷迫害的剥削帐,使她们认识解放前人剥削人的社会本质,在提高觉悟基础上自觉要求控诉旧社会,控诉妓院主。在1951年12月27日召开的控诉大会上,她们以大量事实愤怒揭发控拆妓院主罪行时,全场群情激昂,台上台下哭声连成一片,被控诉的6妓院主当场被逮捕法办。通过大小控诉会,被收容的妓女迅速提高觉悟,坚定了自我改造的决心。

教养所还运用阶级教育、社会道德教育、祖国前途和个人前途教育,组织参观工厂、农村,邀请劳动模范作报告等活动,破除她们中残存的好逸恶劳,享受腐化,消极厌世,自卑等错误思想,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劳动、勤俭朴素、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思想。

为调动教养对象自觉改造的积极性,教养所建立每月两次的家属接待制度。社会的温馨,家庭的关怀,鼓励她们提高自尊心,克服长期受侮辱、受损害而产生的自卑感。教养所还建立一整套民主管理制度和集体生活制度,组织乐队、歌咏队、戏剧队自编自演文娱节目,丰富她们的业余和节日生活。

组织劳动生产,培植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对教养对象具有重要意义。1952年6月,贯彻“粗工易学,工具简单,投资少,容人多,原料、销路可靠”的原则,教养所办起了毛巾、织袜、缝纫、药棉等工场,根据收容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并建立相应的工资制度。当她们用自己双手劳动领到的第一次工资时,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看到了妇女在新社会的地位,领受到经济上独立的光荣。

三、安置就业

安置就业是巩固改造成果,根本解决妓女问题的关键。1953年7月,妇女教养所成立审查处理小组,集中对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2431名妓女进行审定,凡治好性病,出所后不再重操旧业,树立劳动观念自食其力的,分批安置就业。到1953年底,共安置1171人,其中76人介绍到棉纺织厂工作。由于被收容妓女陆续出所就业,改变了留所人员一度存在的改造遥遥无期的消极情绪,增强努力改造,争取早日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

1955年,964名改造好的妓女赴新疆参加工矿、农场、机关、学校、服务行业等建设。至1958年,全市7000余名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全部安置就业,各得其所。其中1100多人安排在上海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工作,600多人留教养所工场当工人,2500多人成为国营农场的职工,2400余人回原籍参加农业劳动,200多名年老无依,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家可归的送救济机构或养老院供养。由于这些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生活经历和强烈的翻身感,踏上工作岗位后大多数人表现积极,有的成为农业战线上的能手,有的成为工业先进生产者和三八红旗手,而且都建立了美好家庭。

(作者系《虹口区志》副主编和《虹口区志》民政编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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