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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新中国地方志事业(朱敏彦 梅森 陈旭 )

2005/6/27 9:54:01

朱敏彦 梅森 陈旭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晚年时,他对新中国地方志事业非常关心,不仅倡议和推动了包括旧方志在内的中国古籍整理工作,而且先后为9部社会主义新编市志、县志、镇志、区志、专志题写书名,《中国地方志》杂志的刊名也是他亲笔题写的。这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开展,给广大地方志工作者以巨大的鼓舞。同时,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实事求是思想,以及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也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追思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格、宽广的胸怀、务实的作风;追思他对地方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不仅是表达我们对陈云同志的崇敬之情,同时也是牢记他对地方志工作的殷切期望,认真地做好新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添砖加瓦。

(一)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自两汉地记产生起,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发展,隋唐时期初步成型,到两宋基本定型,地方志已经有2000余年的发展历史。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始,历代封建帝王多次发布有关修志诏令。特别是清朝时,从清雍正帝始,颁令各省府州县60年一修志,地方志的编修正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定期的文化工程。这与南宋以来地方贤达自觉修志的文化使命感一道,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志的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20世纪80年代初步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传统方志有8500种左右,共有11万多卷,几乎占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十分之一还要强。

我国素有“史学大国”之称,方志在其中的贡献非常重要。因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悬殊,正史往往过于概括,以记国事为主,而方志却可以与之相为辅承,以记地方内容为主。地方志不仅与正史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两翼,同时为研究祖国的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社会风貌、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提供了爱国、爱家乡的珍贵教材;更为各级官员施政、研究地情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和现状材料,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故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正因为地方志有全面系统地反映地情,为领导和决策机关认识地情,把握地情,从实际出发,吸取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和现实的依据的功能,地方志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主席就看县志。1941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蜀本纪》、《灌县志》等一批志书,还选辑其中部分内容印发给与会同志,提倡利用地方志,以提高领导水平,并提出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0页。同年8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除了编印全国所藏地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2页。并且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建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同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制定并向全国发出《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指出“方志是我国一项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记载的范围很广,历代续有编修”。要求“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特别着重解放以后人民大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新成就,借以系统地整理和保存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2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地方志编修的第一个带纲领性的文件。据国家档案局1960年统计,当时全国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地方志编修工作,其中约有250多个县写出了初稿,正式出版的约有30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社会经济发展,地方志编修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4页。这为新方志的编修指明了方向。陈云同志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一样,非常重视和关心地方志工作。1981年4月,陈云同志就整理我国古籍(包括旧方志在内)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 陈云:《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89页。为此,他提出,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要采取措施,保护和抢救现有的古籍孤本、善本;依托高等院校,成立古籍研究所,安排专业人才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编制经费预算,用于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费用;要为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总之,陈云同志强调,“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希望现在就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落实下来。”陈云:《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91页。这对于包括旧方志在内的古籍抢救和整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一大批旧方志得以面世和保存下来。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有关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中国方志文献汇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38页。江泽民同志在1987年5月26日出席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 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方志文献汇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6页。他强调,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社会发展中仍然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同志等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组织下,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区)三级志书组织编纂工作纷纷启动,形成了一波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20余年来,经过各级领导和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辛勤耕耘,取得了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的丰硕成果,编纂出版了一批精品良志,全国共编纂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区)三级志书达5000多种(卷、本),加上厂矿志、部门志、乡镇志约数万部,已形成数十亿字计的地方文献,是一笔十分难得的宝贵财富。现今,全国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任务已基本完成。199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充分肯定了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成果,“对积累、保存地方文献,全面反映我国地情国情,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区)三级志书“每20年续修一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中国方志文献汇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41页。当前,新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已在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包括陈云同志在内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视和关心下取得的,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在心的。

(二)

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据笔者整理统计,在1984年至1991年间,陈云同志共为9部社会主义新编市志、县志、镇志、区志、专志题写书名,还亲笔题写了《中国地方志》杂志的刊名。

1. 1984年8月26日为上海市《青浦县志》题写书名

青浦是陈云同志的家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同志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曾担中共青浦县委书记。陈云同志是从青浦走出去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青浦县志》第一轮编修工作起步于1982年。编修工作开展后,青浦县地方志办公室非常想请陈云同志为家乡第一部新型的社会主义新方志——《青浦县志》题写书名。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将此想法向青浦县委领导汇报后,县委领导特别支持,研究决定由县地方志办公室代表青浦县委向陈云同志呈送请求题写《青浦县志》书名和青浦博物馆馆名的报告。县地方志办公室委托陈云同志的老战友陆铨的儿子陆恺悌,将报告呈送陈云同志处。时任陈云同志秘书的朱佳木同志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陈云同志欣然题写了“青浦县志”和“青浦博物馆”两幅字,并由陆恺悌送回青浦县委。青浦县委将“青浦县志”的题词转交县地方志办公室。1990年4月,《青浦县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志36篇(门类),134.4万字,印数5100册。陈云同志的题字在建国后家乡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青浦县志》上刊用,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同志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对家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期望。

2. 1984年8月为辽宁省《沈阳市志》题写书名

陈云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后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对巩固东北根据地、恢复东北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之,建国以后,他对东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非常关心。在第一轮《沈阳市志》编修初期,为引起社会对修志工作的重视,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想请曾在东北工作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题写书名,并决定由当时的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处处长姜铁军具体办理。之后,姜铁军写信请求陈云同志亲人向陈云同志转达这一想法。陈云同志获悉后欣然应允,题写了书名,这对当时的《沈阳市志》的编写产生了巨大的鼓舞。此题词后来在第一轮《沈阳市志》上刊用。《沈阳市志》于1989年6月至2000年4月,由沈阳出版社全部出齐,共17卷45大类,现正在该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3. 1985年4月题写了黑龙江省《哈尔滨通志》书名

陈云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哈尔滨工作过。1985年初,在新编哈尔滨市志启动后,市地方志办公室计划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请一些老领导为地方志题词,并计划将题词在地方志宣传活动(展览)中展出,以增进社会对地方志的了解,扩大地方志工作的影响。当时的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福均想提请陈云同志为计划编修的《哈尔滨通志》题写书名。之后,通过原哈尔滨市市长刘达的介绍,刘福均到陈云同志家拜访。陈云同志出差在外,由夫人于若木同志接待了刘达和刘福均。临走前,刘福均给陈云同志留了一封信,说明此行的来意。在刘福均从北京返回哈尔滨不到一个星期后,就收到了陈云同志的回信和题写的“哈尔滨通志”书名。此题字后因《哈尔滨通志》改名为《哈尔滨市志》,惜未正式刊用,现存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从1993年12月至1999年9月,《哈尔滨市志》分33卷本陆续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 1985年12月8日为吉林省《浑江市志》、《临江镇志》题写书名

陈云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兼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他同南满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一起,成功地组织了“四保临江”战役。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与陈云见面时,毛泽东握着陈云的手高兴地连声说:“四保临江,四保临江啊!”夸奖陈云在南满岌岌可危时,指挥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扭转了东北战场敌进我退的局面。1985年11月20日,浑江市副市长谷春元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天鹏等3人到北京中南海拜访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当时身体不适,由于若木同志接待。3人向于若木同志汇报了浑江的情况,并把想请陈云同志为《浑江市志》、《临江镇志》和四保临江烈士塔题词的想法告诉了于若木同志。于若木同志向陈云同志转达了此三项请求后,陈云同志欣然同意,并题写了“浑江市志”、“临江镇志”和“人民烈士浩气长存”三幅字。其中,“浑江市志”刊用于第一轮《浑江市志》上;“临江镇志”因临江镇后改为临江市,第一轮志书改为《临江市志》,未公开刊发。《浑江市志》1994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共25篇(门类),130万字。

5. 1985年12月25日为《中国地方志》杂志题写刊名

《中国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地方志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指导性刊物,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之一。自1981年随着第一轮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启动创刊以后,曾先后以《中国地方史志通讯》、《中国地方志通讯》为刊名。为进一步加强该刊的指导性和艺术性,1985年底,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决定从1986年起改刊名为《中国地方志》。当时,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傅能华同志通过朋友,向陈云同志的秘书表示想提请陈云同志为《中国地方志》题写刊名,陈云同志的秘书答应转达。之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委托陈云同志的秘书转送了呈请信。信中汇报了当时全国地方志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进一步办好地方志刊物的设想,以及题写刊名的呈请。陈云同志看信后非常高兴,于1985年12月25日欣然题写了“中国地方志”,还多题了几幅,让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取。陈云同志的题词,充分表现了他对地方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广大地方志工作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在陈云题书以后迄至2005年4月,《中国地方志》共刊发了153期,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和新方志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内著名学者谭其骧、史念海、候仁之、陈桥驿等都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过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

6. 1986年7月为上海市《川沙县志》题写书名

上海市川沙县(今并入浦东新区)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川沙县志》编修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6年6月,时任《川沙县志》主编的朱鸿伯等人到北京提请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为“张闻天故居”和在编修中的《川沙县志》题词(张闻天同志是川沙人),并向刘英同志表示还想请陈云同志为《川沙县志》题写书名。刘英同志听后,应允向陈云同志转达。陈云同志在听了刘英的转达后,欣然同意并题写了“川沙县志”书名。在朱鸿泊等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不到1个月,陈云同志的题词就送达川沙县委,县委将原件留下,给了县地方志办公室一个复印件。后县地方志办公室将题字刊于第一轮《川沙县志》上。《川沙县志》于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志33卷(门类),143.7万字,共印10760册。

7. 1991年3月30日为《上海工运志》题写书名

陈云同志参加革命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店员。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临时委员会委员长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斗争。五卅运动后,他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48年8月,陈云同志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并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陈云同志对工人群众、工人运动、工会都非常有感情。在第一轮《上海工运志》编修过程中,时任志书主编的李家齐和其他负责同志商定,呈请陈云同志为志书题写书名。之后,通过时任青浦博物馆馆长的陈云同志的挚友朱习理向陈云同志转交了信函。陈云同志知晓后,不顾86岁高龄,挥笔题写了“上海工运志”书名。此题字由朱习理带回上海,转交《上海工运志》编辑部,刊于《上海工运志》上。该志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共38章(门类),80万字,印6000册。

陈云同志除了为以上6部志书题写书名和《中国地方志》杂志题写刊名外,还先后于1986年7月26日为山东省《临淄区志》,1987年为吉林省《靖宇县志》题写过书名,并分别被第一轮《临淄区志》和《靖宇县志》刊用。山东省《临淄区志》于1989年5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34篇(门类),140万字,印5000册。吉林省《靖宇县志》于2001年5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5篇(门类),82万字,印1500册。

陈云同志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之初,绝大多数人还不甚了解地方志的时候,多次为地方志书和刊物题写书刊名,对推动这项工作,鼓舞方志战线的同志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辛勤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

陈云同志一生坚持学习哲学,他还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要学点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践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提炼出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陈云同志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把理论思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学与用、知与行、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同志哲学思想中的精髓。所谓“不唯上”,就是说在接到上级指示的时候,要思考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而不是盲目实施。所谓“不唯书”,就是指读书的时候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看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而不是死读书、读死书。“只唯实”,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实事求是的实践原则,是陈云同志具体实践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具体体现。如何才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主张“三个结合”:一是把实事求是与创造精神相结合;二是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观点相结合;三是把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这“三个结合”,集中体现了陈云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可以说,“只唯实”的科学方法和态度,是陈云同志思想方法的出发点。

“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同志哲学思想中的辩证理念。“交换、比较、反复”的科学方法,是陈云同志积数十年领导经验的深刻体会。这6个字,把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原则结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是陈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创造性发展。“交换、比较、反复”不仅是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研究矛盾发展及其向对立面转化的科学方法,而且是防止和克服认识片面性、使之达到全面性的有效方法。所谓“交换”,就是彼此之间交换看法。陈云同志认为,从实际出发,是指从全面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为了全面了解问题、看待问题,就必须进行集体讨论、交换意见,在交换中了解全面、掌握全面。所谓“比较”,就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等工作,要制定几个不同的方案,然后把几个不同的方案拿出来比较。通过比较,辨别是非,判断优劣,从而帮助我们获得科学的认识和选择出最佳的方案。所谓“反复”,就是最后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下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再重新思考,再作最后的决定。因为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有着时间、空间、条件等因素的局限,需要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并在反复思考过程中进行不断的检验、修正、完善,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把事情办好。

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对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地方志是记述地方的历史,志书的生命在于资料的全面和翔实。中国古代就有“秉笔直书”的史学观点,但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高压和史志编纂者的唯心主义思想观点的影响,造成史书、志书中有大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曲笔和为剥削阶级及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内容。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之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左”的思想和多年的政治运动,编纂者一时很难从过去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云同志在《决议》的修改过程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提出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意见,特别是对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保障,也对地方志工作的编纂指导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地方志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地方志编修工作者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勇于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记述历史,记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记述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记述“历史的伟大转折”,记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是敢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记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既充分地记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也记述了前进中的挫折。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现今,第一轮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部门相继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需要广大的地方志工作者全面翔实地记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真实地反映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为资治,以为存史。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实践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只有在工作当中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们才能真正记好这段历史,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陈云同志主要的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他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在处理每个问题和作出每项决策之前,他总要开展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活动。陈云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掌握材料十分具体周详,完全靠事实和数据说话,在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因而能够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性文献,要求“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完全靠平实的史料说话。同时,还要求有全面的资料。地方志不仅记历史,更重要的特点是记当代。它的资料不但包括文档资料、报刊资料、图书资料,还包括社会调查资料和口碑资料。地方志并非对资料的自然主义罗列,而是在对历史对社会充分研究的前提下,系统、有机、科学地组织资料。因之,陈云同志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同样是方志工作者在工作中和学术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只有遵循这一工作方法,才能确保地方志书的编纂质量,地方志书才能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时代的检验、历史的检验。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以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征集50多亿字的历史和当代的国情、地情资料,这本身就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全国方志系统的同志们更加深切缅怀陈云同志。方志系统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在方志工作中认真学习陈云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比坚定的精神;学习陈云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国情出发,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工作特点,扎实细致、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学习陈云同志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与伟大风范。始终牢牢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保持朴实无华的学风文风,从一开始就把确保质量放在修志的第一位,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编纂成果纪念陈云同志。

(作者单位:朱敏彦、梅森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陈旭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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