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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泽东听取松江地委汇报工作(梁潇)

2012/8/3 16:19:43

梁潇

 

1955年11月,62岁的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这是他阔别31年后又来到上海和松江。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松江火车站,接见了时任松江地委书记李楚和行署专员李崇,听取工作汇报,调研有关情况。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松江,关于这次接见,报刊、杂志均没有披露,《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也没有记载,根据目前所见十分有限的档案资料和回忆文章,还原当年历史,对中共松江党史研究应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一、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在松江火车站停留了52分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档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此次毛泽东途经的行车时刻表,“(1955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七时到达杭州。”

这个权威文献的记载,可以修正李崇回忆和松江地方文献的误差。李崇在《毛泽东途径松江》一文中回忆说:“时间约是6月下旬,天气已经热了”,“至于具体日期,由于时间相隔较长,现在一时难以回忆准确”。《松江县志·大事记》记载为:“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南方,专列途经松江,在火车上听取松江地委汇报。”

据《松江县志》及《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记载,1955年6月6日至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到松江,重点视察了陈永康为主任的城区东长乡联民农业社。李崇的回忆可能是将这两件相隔不远的大事混淆了。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当年1956年1月12日返京后,直到同年5月3日才离京到广州视察,因此《松江县志》的记载也是不准确的。

此次毛泽东南方视察,11月1日离开北京,11月5日到达终点站杭州,沿途停靠天津、德州、济南、泰安、兖州、徐州、符离集、蚌埠、滁州、浦口、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松江、杭州共16个城市,一路上安排很紧,每到一地分别与省委、地委领导谈话,主要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11月4日下午4时25分,毛泽东到达上海。次日早6时,与柯庆施、许建国(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许建国时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分管上海市的公安工作和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在沪时的警卫安全工作,兼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到9时40分,中间吃早餐。10时42分到12时50分,毛泽东在柯庆施等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上,来到黄浦江畔,登上上海港的领航船“港申”轮,兴致勃勃地视察港口。午后,毛泽东下车游泳1小时,然后乘专列继续前进。从2时45分到达松江至3时37分谈话结束,专列离开松江,毛泽东此次在松江火车站共停留52分钟。下午7时,专列到达杭州,11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北上,20日晚返回北京,结束了这次长达20天的视察。

二、毛泽东向松江地委调查四个方面的工作

据李崇回忆,毛泽东到达松江之前,中共松江地委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话通知,说毛泽东要到松江视察,指定地委书记李楚和专员李崇到火车站迎候汇报工作,指定地委委员戴心思负责车站的保卫工作。

当毛泽东专列到达以后,首先从火车下来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他带着李楚、李崇到第二节车厢,毛泽东身着灰呢中山装已等在那里。据此次视察途中11月2日被接见的山东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回忆,这节车厢是按照会客室布置的,车厢中间方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一打白纸和一束削好的铅笔,还有一筒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桌的两边放着一排软椅。李崇的回忆说:“毛主席招呼我们坐下,首先问我们会不会抽烟,会抽烟就抽吗!我们两人各拿了一支中华烟。”这就与泰安地委领导的回忆一致了。

这次接见的具体情形,李崇的回忆文章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毛主席那次在松江车站,对我们讲话不多,主要是提问,我们作回答和汇报。提问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毛主席问到松江地区的农村合作化搞得怎么样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作了比较具体的汇报。当汇报到松江地区已有80%左右农户组织起来,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时,毛主席即插话说,农民的兴趣很高嘛!

二是关于镇压反革命的问题。毛主席问我们松江地区关、管、杀反革命有多少时,我们汇报不出。李楚向主席实事求是地说答不上。毛主席听后没讲什么,也不再提问。

三是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毛主席深知松江血吸虫流行的严重情况,他问我们,松江血吸虫流行很严重是吗?我们回答:是很严重,已影响了生产、参军、危及群众生命。毛主席接着问血吸虫是怎么感染的。我们虽然作了回答,但是讲的还不清楚。毛主席听后追问这小虫怎么钉到钉螺里去的?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时没答出来。毛主席对我们说,南方的血吸虫很严重,你们要很好重视。

四是关于绿化的问题。毛主席从上海到松江,一路上注意绿化的情况,他向我们指出:浙江的绿化好,你们要到浙江去看看。

毛主席在松江火车站停留约40分钟时间(作者注:应为52分钟,这里是回忆有误),主要是他问,我们汇报。汇报完后,毛主席送我们到车厢门口,握手告别,专列向杭州方向驶去了。

三、此次毛泽东南方视察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向松江地委调查农业合作化、镇压反革命、防治血吸虫和绿化这四个问题,看似毫不相关,其实都与毛泽东此次南方视察的主要目的——推动农业合作化紧密相联。

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关键的一年,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的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因此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1955年在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认识有明显的转折。在5月之前,他还认为当时农村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合作社发展过粗过快造成的,支持邓子恢整顿合作社的意见,并提出“停、缩、发”方针。但是经过5月17日召开的15省市委书记会议、7月31日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10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批判了“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到1957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个别地区在1956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就是要有70%到80%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毛泽东认为,经过5月、7月和10月这三次会议和党内的思想斗争,他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为全党所接受,并以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形式规定为全党施政方针。会后,他最关注的是把决议贯彻到实践中去,变为党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工作成果。

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各级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要把自己变成内行。”当时,地委书记李楚和行署专员李崇对这个全党全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准备,因此“作了比较具体的汇报”。就全国而言,到11月下旬大多数省入社农户已达到50%以上,到12月下旬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因此,当毛泽东听到松江地区(这里指的是松江专区)已有80%左右农户组织起来参加农业合作社,欣慰之情溢于言表,随即插话说:“农民的兴趣很高嘛!”

为了顺利推进农业合作化,七届六中全会对全国农村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新的判断和部署。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认为,“由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原来的地主、富农中的许多人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必然要采取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现在已经有不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用各种伪装混进到合作社中来,甚至窃取了合作社的重要职位,篡夺了领导权,企图使合作社变成他们的工具,或者阴谋搞垮合作社。他们在合作社中破坏党的领导,打击,陷害群众的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的干部,进行残害牲畜、破坏庄稼,以至于进行放火暗杀等等罪恶勾当。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还组织了一些假合作社。”因此,决议提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充分地发动群众,坚决消灭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为顺利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创造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全会结束时发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的讲话,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

对于镇压反革命,毛泽东一贯强调要慎重开展、区别对待。他在七届六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不要冤枉好人。”因此他向松江地委询问松江地区关、管、杀反革命有多少,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林业建设。早在1932年3月,毛泽东就签署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发动苏区群众每年春季植树造林,绿化当地荒山秃岭。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制订群众植树计划,10年内绿化当地荒山,要求各边区党、政、军、民、学带头植树造林,指出植树是合作社的十大任务之一,并号召延安人民每户种活100株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发展林业更加关心和重视,从多方面深刻阐述了林业的重要地位、农林牧三者的关系、林业与水利的关系、发展林业的政策措施,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林业建设思想。在七届六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合作社应全面规划时专门提到绿化问题:“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防治血吸虫病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一件大事。1955年6月毛泽东到杭州视察时,了解到血吸虫病对农村劳动力的摧残和对农业生产的极大破坏后,引起高度关注。正如1957年4月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当时血吸虫病在我国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的人数约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的危害极其严重,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影响发育,病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因此,防治血吸虫病不仅关系到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行,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人民幸福和身体健康的大事。

综上可知,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中,农业合作化是核心,镇压反革命和防治血吸虫病是保证合作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绿化则是农业全面规划的重要内容。

此次调研,李楚、李崇对于没有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问题回答不上来深感工作没有做好。事后,他们向血吸虫病防治部门请教血吸虫感染人的过程,松江地委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作了布置,要求各地大力宣传,做好防治工作,并专程到浙江参观了绿化。

11月5日下午7时,毛泽东到达杭州以后继续开展调查工作,直到11月18日离开杭州北上。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召集华东、中南地区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11月20日到达天津后又召集北方几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到1956年1月,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对农业合作化、镇压反革命、防治血吸虫和绿化都有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规定,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市松江区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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