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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村文化技术教育 2010/4/23 16:27:35

上海农村近代文化、技术教育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光绪末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提倡社会教育,各县开始举办近代成人教育。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松江县私立中西学堂成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崇明县直公学成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松江、上海等县开办的体操传习所等均招收成人入学,一改过去为科举而学经书之旧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学部通咨各省设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拘年岁,不收学费,上海各县于同一时期设立半日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国内革命空气紧张,清廷为应付形势,筹备立宪,上海县首先举办法政讲习所。此后其他各县也先后设法政讲习所或法政宣讲机关。宣统元年(1909年)11月29日,清政府学部奏定《简易识字学塾章程》,上海及周近各县设置此项学塾。不久清朝被推翻,学塾随即停顿。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教育部,蔡元培首任教育总长,竭力提倡社会教育。上海及周边各县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纷纷开展宣讲活动,成立宣讲团体。

“五四”运动前后,平民教育运动在上海各县逐步推行,民国8年(1919年)至民国16年(1927年)各县设立以农民和城镇工商业人员和失学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平民夜校。为了唤起民众,郊区以及川沙等县,前后开办民众学校215所。民国21年(1932年),陶行知在沪郊创办山海工学团,将社会、学校、工场联为一体,此后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普遍开展起来。

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农村民众教育受战争影响大都处于停顿或为战争所破坏。民国29年(1940年)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崇明及浦东南汇等县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群众教育,开办农民夜校,设立现代知识讲座,运用新文字扫盲,教育农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进行文化教育。

上海刚解放时,市郊有民众夜校48所,经初步整顿恢复36所,更名为工农学校,1950年发展至56所,后改名为农民业余学校。1953年改为民办。解放初的农民教育以冬学为主要形式。根据1950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教育的指示》所提出的:“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工作基础,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及群众组织情况与觉悟程度,分别规定不同方针”,上海市规定冬学的方针与要求是:“在继续深入贯彻爱国主义增产教育的基础上,加强以互助合作,开展农村生产为内容的政治教育。”提出“政治教育普遍广泛地开展,识字教育一般则首先着重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及有组织的青壮年男女”。并规定冬学是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冬学课程分为文化、政治两门。1951年冬季,全市冬学与常年民校开班2040个,7万余人参加。在同期,常年民校设有扫盲班、业余小学班。冬学后不少学员转入常年民校。

1956年,市郊10个区撤并为东郊、西郊、北郊三个区。各区在举办业余小学同时发展农民业余中学教育。当年秋季,3个区各举办1所业余初级中学,每校1班。1957年,农民业余初级中学由6个班发展到35个班。

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郊县掀起“千人教、万人学”的文化学习热潮。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以及各行各业纷纷办起学校。据1960年4月20日统计,郊县的农民业余学校已发展到4635所,生产队普遍建立业余小学,其中业余高小3425所。同时期内,郊县办起了农业中学,招收小学毕业生。

1959年技术类学校发展到316所,学生30316人;郊县还举办了业余技术学校,1960年时有180所,参加学习的农民13000人。

1961年以后,上海业余教育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明确郊县开展农村业余教育工作,要坚持“细水长流,积极办好”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以青少年、干部、积极分子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从当地的生产任务和生活的具体条件出发安排业余教育,扭转盲目发展的状况。1965年,农民业余学校高小在学人数已接近扫盲班,业余初、高中也有一定规模。

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农民业余教育事业基本陷于停顿。

1981~1990年,是上海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郊县农民教育重心逐步从扫盲转向全面发展初、中级文化技术教育,基本上完成青年农民普及初中教育的任务。

1990年以后,根据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上海农村成人教育进入以岗位培训为主体的轨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