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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10/4/22 10:14:54

上海自开埠以来,以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成人教育。民国时期,成人教育有所发展,但在旧学制中几乎没有地位,基础十分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颁发的第一个《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就确立了成人教育应有的地位。此后,逐步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成人教育体系,使失学在社会的青年人和成年人能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保障了广大人民受教育的权利。

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成人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上海成人教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市民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识字扫盲教育、文化补习、技术培训,到“文化大革命”后对青壮年职工的“双补”教育、“三中二高”教育(中级技术培训、中等文化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级技术培训、高等文化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面向社会的多层次、多样化教育,逐渐形成了以面授、函授、广播、电视、自考等多种形式结合,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并举,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同存的格局。成人教育努力适应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市民越来越广泛和高涨的学习愿望,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自1992年起至2000年,上海每年都有220万左右的市民接受各类成人教育。

(一)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上海迅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和近代西方文化科学及生产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基地,从而促使上海的教育也由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变革,同时催生出中国最早的近代成人教育。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近代工业企业,拥有数千名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同治九年(1870年),该局总办冯焌光在办事厅两廊之间左右10套房屋内开办两馆(厂船机器一馆、兵船一馆),聘用该局熟谙机器和航运的洋人专司教习,组织厂内技工和各号轮船的水手、领江、司机和军事人员分别在两馆进行业余学习,要求工人散工之后,船上技工在出洋回局之后,于每晚五时半后入馆接受讲习,并请两人翻译传达,开创了近代工人教育的先河,也可说是岗位培训的开端。当时该局冯焌光等一些领导人很重视培育人才,宣称“对学艺工匠、操舟水手,但有可造之质,宜随时留心,诱掖奖功,以为美才”,形成工人积极学艺之风,使该局建局不到10年,厂内数百台机器中大半已能自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局还曾选派技工和管理人员数十人前往德、奥、日、法等国分别入学,工人学习机器制造、装配等各种先进技艺和管理、稽核知识,首创了中国产业工人被派遣出国留学的纪录。此后,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工人教育受政局不稳、人事调动频繁的影响而时断时续,但它对日后企业成人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光绪七年(1881年)成立的上海电报局以及一些外资企业都进行过各种形式的职工培训。

在企业开展职工培训的同时,社会上也掀起了成人职业补习教育的热潮。作为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所必需的工具和个人求职所需的以英文为主的外国语学习,在上海开埠后就成为当时成年人学习的时尚。从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十四年(1875年),上海外滩附近地区和大小东门内外即有各种英文补习学塾近40处,其中有不少是以短期速成不讲求语法的“英语一、二百句”为教学内容的学塾,学习一些被人们称为“洋泾浜”的英语。这样的教学得到了急于求成的商贩、导游、掮客的欢迎。与此同时,也有比较正规的外国语补习学堂。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同治十四年(1875年)在《申报》登载招生广告的就有英华书馆、得利洋行英文书馆等14所,各所英文补习学塾常是人满为患。据估计,在同治、光绪两代共45年中,上海成年人学习英语的人数累计达5万多人。光绪六年(1880年)起上海人学习日语、法语、德语等外国语的人数也逐步增加。光绪十二年(1886年),法租界公董局开办法华书塾除招青少年外并设法文夜班,专招法租界华人巡捕学习法文,同时还出现了私人办的法文补习学校。罗振玉与日本人藤田商洽在新闸路设立“东文学会”,招中国人学习日文,此后日文补习学校开始在上海发展。当时上海青年会夜校也开始设英、日、法、德和拉丁语等教学班。清末上海外国语补习教育的发达是全国各地罕见的。

除外国语补习教育外,商业职业补习教育也在清末开始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设徒弟补习所,由以后开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字伯鸿)等主持。所设课程有国文、商业道德、商业应用文、译言、算术、英语等新型课程,一改过去商业学徒拜师学艺仅靠口头传授、观摩的旧传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南市成立商学补习会,定期讲授近代商业知识。同年,上海商界名人杨斯盛、曾少卿等创办崇实商学会,联合商界中人讲习商业学识以期振兴商业,挽回被外商所侵的权利。至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已有商业职工补习学堂9所。

工业补习教育始于同治九年(1870年)江南制造局工业技术的补习学校当首推创办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上海电报学堂,专授电报知识与技术。宣统元年(1909年)有设于新闸路的技术专修学校设肥皂、洋烛等日用品制造学习班。宣统三年(1911年)有南市的工艺实习学校,传授各种工艺制造技术如多种化妆品和日用品的制造方法。至民国初期,上海的职业补习教育有新式簿记、会计、速记、测绘、汽车驾驶和修理、医学、针织、银行学、电学等等,吸收了大批本地和其他省市的在业或求职人员前来学习。民国6年(1917年),黄炎培、蔡元培、蒋梦麟、伍廷芳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后,上海的职业补习教育更为发达,并推广到全国各地。

近代上海得风气之先,开创了成年女子入学受教育的先例。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就在虹口创设文纪女塾。塾内设纺织、缝纫、园艺、烹调各科。同治十二年(1873年),天主教拯亡会在洋泾浜(今金陵东路外滩)设立若瑟院,初收欧侨妇女,第二年公开招收中国妇女入学,教授法语、拉丁语、音乐,同时分科培养营业员、服务员、女管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谨娱在上海倡设女学会,并开设中国女学书塾,又名经正书塾。设校于城南桂墅里,并在县西淘沙场时化学堂设分校。设课程中文、西文、医学、女红四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人杨白民于小南门外竹巷弄创办城东女学,为提倡女子职业设速成手工业科和缝纫班,除教授国文、算术等文化基础知识外,教授女子绒工制品、人造花卉、绣品和书画,蔡元培、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王一亭等均曾参与办学或教学,至民国17年(1928年)才停办。光绪三十年(1904年),俞树萱创设女工传习所。同年,张竹君又办育贤女工工艺学堂,并于次年派员去日本聘日本女教习来沪教习手工艺。此外,当时开始举办的普通女子学堂,入学者也以成年女子居多数。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馨设立务本女塾,一时维新人家二三十岁女子多就学于该校,甚至有四五十岁的也前来就学。同年,爱国女学开办,初期入学者多数为成年妇女。中国女子受教育的合法地位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才予以有限的承认。作为上海的女子教育,尤其是成年女子教育早在清政府承认合法地位前5年至9年就起步。如以教会办学为起点,那更是在此50多年前就摆脱了清王朝的禁令而开始办学了。

与职业补习教育相比,文化基础知识的补习教育对个人谋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用相对来说较为间接,因而上海的成人文化补习教育起步虽早于全国各地,但发展规模不及职业补习教育。同治十二年(1873年),上海宏文书院成立,讲授西学,并设图书馆。次年,无锡人徐寿与英国人傅兰雅发起创办格致书院于北海路。光绪元年(1875年)该院成立,专供有志于学习近代文化科学知识的人士研究自然科学,延请中西名人讲授化学、矿学等知识,并设藏书楼、阅览室、博物展览等,陈列动植物化石和实验仪器,听人传习。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供成人学习近代文化科学知识的场所,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停办,办学时间达25年。光绪二十年(1895年)王维泰开办育才书塾,摒弃举业,设中文、英文、算术、化学等科,后又增设历史、地理等科,定为中学程度,成为上海民办中学之开端。比较正规的文化补习教育是上海人王琪、钱允中等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城内张家弄办的义务夜课,设国文、算学、史地、英文等课,后改名中西启明学堂。四年后,由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等开办的理科通学所,设算学、理化、博物等科,是为今后成人业余中学的雏形。在此期间,市商学补习会为商界人士开办的义务学馆,沪西广益堂所设中西义塾等,均设相当于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基础课,对成人进行补习教育。

清末大批文人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积极办学,促进了上海整个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较为突出的事例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上海龙门书院三四十名在学诸生(长者四五十岁,幼者一二十岁)自动组织研习新学,如天文、地理、算术、教育、政治、哲学,被附近敬业书院和社会上热心科举的人士叹为奇事。这些学生离院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半淞园设师范讲习所,号召上海中壮年旧塾师进所学习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制度、教授法、心理学、中外历史、地理、博物、理化、算术、体操等,努力将旧塾师改造成为新教师。这些塾师经过学习,回去后就将旧塾改办为近代化的新学堂,誉满各乡,以后闻讯而来的旧塾师近者来自苏、松、太、杭、嘉、湖,远者来自皖、赣、闽、粤,举贡生员无所不有。后添设夜课于蕊珠书院,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教的旧塾师已达1000余人。它可以说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的在职教师的进修学校。

(二)

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积极倡导发展社会教育,并以开展通俗教育和识字教育为当务之急。文化补习教育除各种团体和学校开办相当于高小程度以上的补习学校(班)外,无显著进展。

民国4年(1915年)开始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和民国8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上海的成人文化补习教育、特别是职工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少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工人运动。民国8年(1919年)暑期,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学生侯绍裘任上海学联教育科书记,在全市办了8所以工人为对象的义务学校,宣传爱国思想和灌输国民常识,启发工人觉悟。民国9年(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启汉在纺织厂集中的沪西槟榔路(现安远路)北锦绣里开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它成为我国第一所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办的工人补习学校。民国10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议成立工会、成立工人夜校、推动工人运动,上海的职工文化教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民国10年(1921年)8月,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和李震瀛在沪西叉袋角办了纺织工人夜校。同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成都路辅德里开办了以平民女学为名的妇女干部学院,招收进步女工和追求真理、要求革命的青年女子入学,其中有丁玲、王剑虹等,校务主任李达,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并附设女工夜校。民国11年(1922年)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稽直在沪西办了两个工人补习班,至民国13年(1924年)5月,邓中夏将这两个班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一同办学的还有任弼时和项英。学校设各种文化基础课,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邓中夏与李立三还在该校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有1000多工人参加俱乐部和夜校的学习和活动。民国13年(1924年)4月,中共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师生开办平民义务学校,招14岁以上的工人入学,并发动上海大学学生到沪东、沪西、南市、浦东开办工人补习学校17所,共有学员2000多人。中共各区组织也在区内开办工人夜校,除识字夜校外,设有较多基础课的学校有20多所。其中社会影响较大的有杨树浦平民学校,入学的工人近200人,设国文、算术、英文、历史、地理等科,并有各种政治教育讲座。

民国14年(1925年),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工运积极分子、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学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上海80万职工和学生罢工、罢课。罢工期间,上海少年宣讲团、女青年会、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团体于6月组织“五卅”工人教育联合会,为罢工工人设立临时教育学校30多所,组织罢工工人每日上午学习国文和时事常识,定学习期限为2个月。通过“五卅”洗礼,上海工人要求学习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工人夜校发展到40多所,办学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至全市各地区和各行业。据统计,从民国8年(1919年)至民国16年(1927年),由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兴办的以“工人补习学校”、“工友俱乐部”、“平民学校”等为名称的工人夜校有60多所,受教育的工人约3万人。在同一时期,上海不少社团也举办了各类补习文化基础知识的学校。在“五四”运动后,工、商、学各界纷纷成立“救国十人团”,先后开办了10多所义务学校或平民学校,对工人、店员和贫民进行文化补习教育和爱国教育。从民国10年(1921年)到民国15年(1926年),上海商界联合会、工界协进会、绍兴旅沪同乡会等7个同乡会,南方大学,亚东医科大学,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商务印书馆,中华职业教育社都开办了传授初、中等文化基础课的补习学校。由于当时军阀政府和租界当局取缔工人运动,阻挠工人教育,所以大多数补习学校,以“义务学校”、“平民学校”为名。

民国16年(1927年)4月,国民党在上海查封或取缔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补习学校和平民学校,提倡和发展民众教育,其实施机构是使失学青壮年完成基础教育补习的民众学校、实施社会教育的民众教育馆和其他社会教育机构。自民国17年(1928年)至民国19年(1930年),由市教育局所办的市立民众学校有34所,共有学员1800多人。所设课程为国文、算术、常识,部分学校还设历史、地理、自然,卫生、三民主义等课程,学制为初级班4个月、高级班1年。此外还开办相当于初中程度的补习学校13所,共有学员960多人。所设课程有公民、国文、数学、簿记、自然常识等,学习年限1年至2年。民国21年(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多数学校停办。民国22年(1933年)至民国26年(1937年),全市市立民众学校和补习学校维持原有规模,每年在学人数达2500人左右。在9年的办学过程中,通过教育达到高小或初中程度的成人约有7000余人,其中工人、店员占60%。

除市立民众学校和补习学校外,各社会团体开办的民众学校和补习学校在民国17年(1928年)至民国26年(1937年)先后有87所。其中较著名的有在民国19年(1930年)上海青年会发起民众教育运动后,吴稚晖、蔡元培、刘湛恩、戈公振、欧元怀等人在虹口、闸北先后开办的14所民众学校,有学员1500多人。民国21年(1932年),《申报》创立60周年,为表示纪念,在斜桥弄创设妇女补习学校,次年又增办业余学校5所,分设于南京路、唐山路、威海卫路、曹家渡、留云寺路。所设课程有初、高中文化基础课,国文专修科,英、日、俄文专修科和算术、簿记等选修科,成为当时设科最完整的文化补习学校。各校都名为《申报》馆附设业余学校,由《申报》馆董事长史量才任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民国23年(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暗杀后,学校改名为量才补习学校,由李公朴任校长。抗战爆发后不久学校被迫停办。先后在该校学习的有6000多人。

自民国18年(1929年)起至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市政府为弥补民众识字教育的不足,先后组织了三次识字运动。民国18年(1929年)1月,市教育局组成识字运动委员会,组织全市劝民入学识字宣传运动。民国22年(1933年)3月上海市教育会发起“一元一月教育运动”,开展识字教育,由各区县教育会设一所识字学校,按入学者每人每月需经费一元的标准筹募经费。识字教育四个月毕业可识千字,当年有千余人报名入学。民国24年(1935年)4月上海市政府成立识字教育委员会,计划以50万不识字民众为对象,开展强迫识字。市政府拨款20万元,拟设识字学校300所,每日每次上课1小时,两个月毕业,识600字。首期219所识字学校入学者48703人。至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共办6期,20余万不识字者入学。这次识字运动虽未完成原定一年内让50万不识字者受教育并达到识字要求的目标,但仍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成人识字教育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

民国16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职工文化补习教育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仍继续发展。从民国17年(1928年)到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领导的工人夜校有100多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于民国15年(1926年)起就在闸北区举办劳工教育,后又在闸北、浦东、杨树浦和虹口开办4所平民学校。地下党利用女青年会的合法地位和特殊条件在女青年会中增强党员力量,发展女工教育。民国19年(1930年)所有学校都定名为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至民国23年(1934年)共办6所女工夜校。夜校学制2年,相当于小学程度,后增设特级班。教材用自编的《经济学》、《工会运动概况》、《怎样读报》等。夜校还对女工进行阶级教育,抗日宣传,在校女工经常有上千人。学校还推行“小先生制”联系校外女工,扩大教育影响。民国17年(1928年)起,中共地下党还在厚生纱厂、北新泾难民工厂、法商电车公司车务部、新亚铁工厂等处举办工人夜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地下党工委建立夜校工作委员会,促进工厂办夜校并发动进步团体办夜校,统益纱厂、新裕纱厂、申新五厂和六厂、新怡和纱厂以及云飞汽车公司等都办了工人夜校。地下党还在民国28年(1939年)编辑出版一套小册子作为夜校补充教材,其中有《什么是阶级》、《中国史话》、《中国地理》等。以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说:在敌伪统治地区,一个工厂办一所夜校组织几百工人读书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夜校工作值得提倡和推广。从民国17年(1928年)到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曾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夜校学习的职工累计近8万人。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教育家俞庆棠出任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民众学校逐步恢复。至民国37年(1948年),市立民众学校已有176所,普通学校和社会团体开设的民众学校有44所,共有学员近4万人,其中半数是识字班学员。不少民众学校在地下党领导下,对工人和贫民进行阶级教育,宣传革命道理,同时继续在工人、大型商店、社会团体发展职工夜校。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职工学校和民众学校已成为全市职工教育的核心力量,使上海的职工补习教育即使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下也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三)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51年年底,上海共有55.57万成人参加各级各类学校学习。成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对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对稳定社会秩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开展工会工作和培养输送干部方面,作用更为显著。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青年积极“参军参干”。职工业余学校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有3000多人,约占全市工人报名数的三分之一。职工学校和工农学校的学员在参加冬防、捐献飞机大炮、突击生产以及宣传工作方面都能起带头作用。

这期间,上海成人教育同时注意学校的基本建设。1949年下半年就在工农集中地区动工建造一部分工人夜校和工农学校的校舍。在工厂企业中第一个专门建造职工学校校舍的是中国第一纺织机械厂,校舍于1950年建成。

1949年下半年至1951年,上海成人教育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成功接管市立成人学校和社会教育机关,在成人学校中开展的政治启蒙教育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学校注意文化教育质量,并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职工和农民积极分子,使之成为工会和农会的骨干力量,其中有不少人在60年代前后成为领导干部。1951年后,上海陆续举办了8所工农速成中学,到1955年下半年调整合并为3所,学生总数为3300人。

干部教育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工农速成中学集中了一批优秀干部、工人和农民。补习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也为失业失学青年的就业创造了条件。社会教育机关的各种教育活动以及市民教育为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加强冬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1958年,工农群众怀着强烈的翻身感,有着识字学文化的迫切要求,加上速成识字法的试验推广,出现了三次扫盲高潮。第一次是1952年,有40万名文盲入学;第二次是从1953年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扫盲入学人数达80万人。第三次是1958年,至当年9月统计,全市有85万人参加扫盲教育。市、区、乡以及街道、工厂大多成立了扫除文盲协会,各行各业支持扫盲,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性的扫盲热潮。

1953年,全市185.96万青壮年文盲中,市民文盲有108万人。区和街道里弄先后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市民识字班,组织收听自学广播讲座等。1954年,贯彻“民办”方针,将原有公办的农民业余学校全部撤销,成立33所扫除文盲中心学校,负责指导郊区农村的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

在1958年下半年起,上海成人教育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下,也出现过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及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办成人教育的倾向,不少办学单位为完成指标在办学和教学上搞形式主义。后经过不断调整,进入正常发展。1963年,全市的业余高等学校从1960年203所调整到74所,在校学生从4.96万人减到2.7万人。技术教育广泛、深入地开展,为成人教育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途径。1964年上半年全市有4.44万名职工参加短期的技术学习,下半年达到5.53万人,比上半年增长25%。一个比较完整的成人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成人教育遭受破坏。大批干部、教师被批斗,广大知识分子被排斥,停课“闹革命”,学校陷于瘫痪。1968年《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发表。9月28日,上海机床厂成立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张春桥、王洪文等利用“七二一”大学否定建国17年来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鼓吹大办“七二一”大学。1969~1974年底,全市“七二一”大学达175所,1976年底达2111余所。许多根本没有条件办大学的小厂及根本不是大学教学内容的短期学习班,都挂上了“七二一”大学的校牌。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干部和教师身处逆境,还是对成人教育进行了探索和实践。部分普通高校和业余大学,根据推广新技术的需要,开设了500多期各类技术短训班。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编写出版的晶体管电子技术读物(1套4本),销售达700余万册。

1971年市区一批单位开始恢复扫盲工作,在公交、财贸系统,30岁以下文盲168000人,至1976年时扫除文盲50000人。1973年以后,郊区扫盲工作逐步恢复和发展,据1976年8月统计,全郊县16~50岁的文盲、半文盲总数从82万人降到53万人,有15个公社、14个镇已基本上完成扫盲任务。

(四)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成人教育经过拨乱反正,在整顿和恢复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1976年10月至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办的职工、农民和干部学校开始复校,被迫转业或下放劳动的教师和办学干部逐步归队,各级管理机构逐步恢复。至1978年,全市共有2000多名已调出的成人教育专职教师重新返回各级各类成人学校。

1977年7月,上海市召开工农教育座谈会,提出要整顿“七二一”大学(包括市、区业余高等学校)。1979年3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转发市高教局《关于贯彻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几点意见〉的意见》,要求各单位切实整顿好“七二一”大学。1980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又批转市高教局、市教育局《贯彻教育部关于〈职工、农民高等院校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的意见》,要求各主管部门进一步整顿职工高等学校,在复查基础上进行报批。凡经过三次整顿,符合办学条件的行业性“七二一”大学改名为职工大学。

1977~1978年期间,邓小平同志发表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对成人教育地位、作用以及发展成人教育重要意义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思想上的是非标准,有力地推动成人教育的拨乱反正,全市有293个企业单位恢复或新办了职工业余中学;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地区性职工业余中学已有25所恢复;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和成人技术培训班逐步恢复,办学单位恢复到109个。

1978年3月,恢复上海电视大学,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和医学专业。一年后,增设电子、机械专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大学课程。6月,上海教育学院、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函授教育恢复。9月,上海市科技协会所属业余机械学院和业余科技外语学院复校;1981年,调整原来建制,建立业余科学技术进修学院。

1978年11月,市教育局根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部署全市的扫盲工作,限期扫除青年、壮年中的文盲。至1980年底,青壮年中非文盲率达到了80%以上。为了防止脱盲学员复盲,城乡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社、队举办了业余高小或初中预备班,有些单位则结合技术培训,使脱盲学员在学习技术的同时学习文化,巩固扫盲成果。1993年上海市教育督导室组织评估验收,各区、县和各乡、镇,各村、企业非文盲率、脱盲巩固率均超过95%。1994年10月,经国家教委督导团组织对上海市进行“双基”达标评估验收合格。1999年底,全市15~45周岁年龄段人口中非文盲率达到98.19%。

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职工教育突出了青壮年职工“双补”教育和干部教育两个重点,并逐步发展中、高等学历教育和业务技术培训,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各项教育制度逐步建立。1981~1982年完成文化、技术补课的有38万人。1979~1982年,高等学校附设的夜大学、函授部,电视大学,市、区业余大学,企业(公司、局)办的职工大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校人数平均以19%的速度递增,至1985年,达到9.07万人,比1980年3.8万人增长1.4倍。1981年6月,市人民政府决定上海试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首次考试于1982年1月举行。在全国,上海是最早按专业开考的试点城市。至1990年主考学校已从5所增加到17所;专业从6个发展到34个;至2000年底,累计参考者达219.05万人次,已经毕业的专科生有48006人,本科生有2434人(获学士学位612人)。

1981~1985年,上海有近200万青壮年职工和20余万农村青年参加了文化、技术补课,其中大多数人取得了补课合格证。1986年,累计完成补课的人数达138万人,占应补课人数的73.2%。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参加电大、业大、职大、夜大、函大学习的市民累计已达26万人次。1986年7月,上海16家职工大学试办学制2至3年、不同专业的高职班34个,至1989年招收了近10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和职业高中毕业生入学,以后逐步演变成20世纪90年代的招生与招工相结合的“双专科”的学历教育班。全市经济管理干部已有60%进行了业务轮训,较正规的干部专业教育也有进展,对科技人员进行知识更新和补缺的继续教育已在逐步推进。

1987~1989年,上海成人教育根据党的十三大所提出的基本路线和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进行改革。三年中,重点突出岗位培训,各行各业参加各类岗位培训的职工、干部累计达到300余万人次。大规模的岗位培训,有效地提高企业干部、职工的素质,为80年代末上海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上海先后有37家国有企业参加了国家或上海市的企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成人中等专业教育在招生制度、教学内容、办学模式及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减少考试课目、允许高中毕业生免试入学等一系列办法。成人中专校除办好中专学历班外,还试办干部专修班,兼办中级技工培训班和各种非学历的业务、技术短训班,实行学历证书、专业证书、岗位培训证书三种证书结合的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以深化和加快改革步伐,合理调整和完善教育结构,理顺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提高办学效益,保证教育质量作为指导思想,在办学方向上对不同类别的成人高校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合理分工,控制了成人高等学校的发展规模。1985年,全市成人高校招生33647人。1986年开始逐步减少,4年内平均每年递减16%,至1989年,招生13496人。1987年在上海郊县进行电视、函授、自学考试三结合开放教育试点,有组织地为22000余名自学考生助学,学员能自由选择学习形式,提高了办学效益。

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也有了新的进展。1987~1989年新课程有100余种,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已从外语补习、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普及、学习管理知识为主转向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产品更新换代所需要的各种新知识、新技术的教育。

1988年,根据国务院批复国家教委关于组织实施“燎原计划”的请示,上海市确定了“七五”期间实施“燎原计划”的示范乡21个,示范学校24所,选定了以农副业“菜篮子工程”为主的39个“燎原项目”,建立了人才培训、技术推广、试验示范、信息服务等51个生产、教育基地。至1989年,市郊10县参加岗位培训和实用技术教育的人数增加到50多万人次。

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举办各类成人学校有了发展。至1988年,全市社会力量所办学校已有508所,在校学员达25.8万人。1989年7月,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

乡镇成人学校主要承担农村初、中等层次的办学任务,并在乡镇政府领导和授权下,担负起对基层村、企业办学的管理、教学服务的任务。乡镇成人学校的特点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大众,社区性,多功能。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以后,各县先后恢复;1985年以后,经国家教委、农林部、财政部发文提倡,发展迅速。至1990年,郊县232个乡镇建立了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至2000年底,其中19所被市教委命名为示范性学校。

1992年起,上海街道社区的成人教育迅速发展。据1997年对闸北、静安、南市、卢湾、浦东5区14个街道的不完全统计,市民接受技术培训和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的就有52.6万人次,约占区域内常住人口的42.4%。1992~1997年,社区成人教育已经遍及95%以上的街道,经常性有教学活动的街道约占85%。从内容看,有干部培训、科普教育、法制教育、再就业培训、计算机培训、外语学习、高中文化教育、家政家教、优生优育、医疗保健、外来人口教育和休闲文化技艺传授等等。从形式看,有课堂教学、讲座、现场操作、无导师学习小组、电视广播教育等等。

1993年,上海市政府批准实施《九十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先后开设了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和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两项社会化培训和考核(试)科目,筹组了十大紧缺人才培训中心,建立了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努力为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服务。1998年,参加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的有38万人,其中21万人获得了合格证书;参加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的有11.05万人,其中7.9万人获得了合格证书;经十大紧缺人才培训中心所设26大类项目的培训和考核,累计有26864人取得了《上海市岗位资格证书》。紧缺人才培训得到了社会的有力支持。至2000年,参加计算机考核的累计已达261万人,其中153万人获得等级证书;参加通用外语考核的累计已达47万人,其中获合格证书的31万人。自1994年起,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每年资助“紧缺人才培训项目”经费100万元,其资助总数为700万元。

自1995年起,加快了成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教育资源优化,规模效益提高,基本形成普通高校夜大学与函授教育、面向地区的社区学院、背靠行业的职工大学以及开放大学的成人高等教育框架,逐步实现职前、职后教育沟通。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数从66所减少到40所。批准试办金山社区学院、长宁社区学院、南市社区学院、闸北社区学院。至2000年全市共有独立设置成人高校37所。

1995年11月至1997年5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上海市教委组织专家组对全市21所全日制高校的函授、夜大学和43所独立设置成人高校进行了办学和管理水平的教育评估,上海电力学院、复旦大学等9所全日制高校函授、夜大学和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12所独立设置成人高校的等第为优良。1997年,同济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电视大学和上海市闸北区业余大学还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评估优秀学校”称号。

1996年起,市教育局推出“燎原计划十、百、千工程”,即在上百个乡(镇),上千个村和企业,推广数十项农村实用技术和科技成果。1997年,全市实施“燎原计划”的示范、实验乡(镇)已发展到100个。1998年,参与实施“燎原计划十、百、千工程”的镇已有161个,村和企业1336个,31.5万人次接受了实用技术培训;结合经济开发项目和科技成果推广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教育的“项目培训”迅速发展,市郊区(县)、乡镇、村各级实施燎原项目384个,结合项目培训7.56万人。开发一个项目,推广一项技术,培养一批人才,形成一个产业,吸纳一批劳力,致富一方农民,已成为许多地方行之有效的实施“燎原计划”的措施和经验。至1998年,上海市郊已有70360人获得“绿色证书”,按当年市郊117万农户计算,平均16.7户就有一名农民持有“绿色证书”。实施“燎原计划”促进了市郊的成人教育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协调发展。至1999年,已有76121人获得“绿色证书”,平均15.4户有一名持有“绿色证书”农民。

1997年,上海实施《1997~2000年上海市成人中等教育干部和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意见》,完成了社会力量办学校院长、乡镇成人学校管理干部、成人中等教育教师首轮培训,启动了成人中等教育干部、教师第二轮继续教育以及适应性短期培训,建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7个培训基地和市、区(县)与学校三级管理网络,初步建立和规范了成人教育师资和干部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仅1998年,开设了成人中等教育教师继续教育4门公共课和31门专业课,并组织了各行业、地区开展成人中等学校实施干部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的检查。

1998年,上海电视大学招收“注册视听生”7732人;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又试点招收金融专业专升本“注册视听生”,计1604人。至2000年“注册视听生”累计已有20468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21所,开设28个专业,招收4567人,累计9000余人。此外,设置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范围从职工大学扩大到地区业余大学,数量从19所增加到22所,专业从49个增加到55个,并进行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材建设。远距离教育已在上海形成网络,市电视大学和电视中专,在各区县和有关局、控股(集团)公司、部队都设有分校或工作站、辅导站。

1998年起,上海实施教育系统“三五”再就业培训工程,即组织500所各类学校培训5万名下岗人员,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500万元再就业培训基金。当年已培训下岗职工4.5万多人。再就业培训的广泛展开,为国有企业改革,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提供了保障,也对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它不仅要求改革企业教育的办学内容、办学形式,而且要改革企业教育的管理模式,把企业教育的自主权真正交给企业,要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1999年,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本市推进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的目的、重点、核心、方法、步骤、保障机制、评估制度和有关部门的职责,为推进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至2000年,经市教委批准,已有28个企业被列为现代企业教育制度试点单位,被列为试点的职工教育培训中心有32所。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99年1月召开的上海市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1世纪上海成人教育的发展规划和主要任务。市府要求:面向新世纪,开创上海成人教育工作新局面。一要制订好成人教育发展规划;二要坚持依法治教,以法促教;三要加强与改善成人教育宏观管理;四要努力提高成人教育办学效益和水平;五要调动和发挥成人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成人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成人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进一步发展继续教育,加快培养高层次和复合型人才;大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素质;抓紧知识工人队伍的培养;加强转岗培训,促进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切实加强农村成人教育,为发展都市型农业提供人才支持。

2000年,全市成人教育规模如下:高等学校函授部、夜大学、成人脱产班学员毕业24578人(本科7176人,专科17402人);招生33855人(本科12936人,专科20919人);在校生91597人(本科35078人,专科56519人)。成人高等学校37所,学员毕业6406人,招生8374人,在校23286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91所,学员毕业24320人,招生15472人,在校58462人;成人中学368所(其中初中8所),学员毕业11.21万人(初中0.2万人),招生18.98万人(初中0.34万人),在校12.38万人(初中0.25万人);成人初等学校36所,学员毕业0.58万人,招生0.71万人,在校0.33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员200.78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