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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10/4/13 14:06:49

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中华职教社)创立于民国6年(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人在上海发起。社址初设在上海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内,民国19年(1930年)迁入华龙路(今雁荡路)自建社所大厦。

中华职教社在上海成立后,创研职业教育理论和城乡职业教育实践模式,向全国推广。至民国26年(1937年)基本完成了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城乡职业教育实践模式的探索,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教社把抗日救国作为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中华职教社全力以赴支援淞沪抗日前线,维持上海地方秩序。民国26年(1937年)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华职教社西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后迁四川省重庆市,在上海设办事处。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次年1月中华职教社迁回上海。在上海除开展职业教育外,同时投入反蒋斗争,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4月中华职教社迁往北京,在上海改设中华职教社上海分社(简称上海分社),其任务是开展技术教育和补习教育及与有关人士的联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分社被迫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0年成立上海分社复社工作组,1983年恢复上海分社。恢复后的上海分社是一个具有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教育社团。1992年更名为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上海职教社)。

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德、俄等国忙于战争,生产受到破坏,对华商品和资本输出锐减。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但却受到人才短缺的困扰。黄炎培等人借鉴欧美发展职业教育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经验,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在中国迈出了教育沟通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实践的第一步,得到工商界、金融界乃至军、政界高层人士的欢迎和支持。民国4年(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大力提倡新道德、新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西方的实用主义、进化论等,作为科学思维被迅速传播。其时,中华职教社创始人黄炎培,在教育领域里提倡小学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接着把实用教育具体化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提出是新文化运动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中的一次突破。因此,中华职教社的发起也得到了国内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的积极支持。

早年加入同盟会的黄炎培,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职业教育不仅是授人以谋求职业的智和能,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用职业智能为群(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服务的品格,以使人明白“群为我有,我为群有”的道理。成立中华职教社的宗旨是沟通教育与职业,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的目的为:一是谋个性之发展;二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是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中华职教社成立后团结了一批具有丰富学识、教育经验或从国外留学回国且有志于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有识之士,如江恒源、杨卫玉、蒋梦麟、邹韬奋、刘湛恩、姚惠泉、钟道赞、王志莘等。一方面翻译介绍国外有关职业教育的著作和信息,同时广泛调查国内外的教育、经济和社会民情,开展职业教育实践。边实践,边创研理论。建社之初即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这既是展示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成果的窗口,又是与社员沟通的渠道,也是向社会宣传职业教育的媒体。民国7年(1918年),在上海老城厢外陆家浜南岸(今陆家浜路918号),创设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实践基地,承担着中华职教社所提出的理论的试验重任,肩负向全国提供职业学校办学经验的责任。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学校命名的学校。此后还陆续创办职业专科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农村改进区、农学团,按照职业教育要求进行改革的中、小学等实践机构。民国9年(1920年),中华职教社设立职业指导部,聘请有关专家组织职业指导委员会。这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其后,还增设了海外职业介绍部。

民国10年(1921年),中华职教社为向全国推广、改进职业教育,发起成立“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由全国各职业学校派员参加,讨论办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华职教社成为汇集全国职教动态,协助解决各地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的机构。

中华职教社通过实践提出推行农村职业教育的具体模式是农村改进区。民国15年(1926年),中华职教社与东南大学等合作在江苏省昆山县(今昆山市)徐公桥试办农村改进试验区。两年后由中华职教社单独负责。在实践中认识到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是发展农村经济,农村改进工作要从发展农村经济着手,其他工作包括教育在内都要有助于经济发展,于是把农村改进工作的原则概括为“富教合一主义”。这是中华职教社推行农村职业教育的纲领。经过6年努力,徐公桥农村改进区的试验取得成功。后又在江浙两省及上海市郊区等多处继续举办农村改进事业。又先后开设徐公桥乡村改进讲习所和上海漕河泾(今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农学团,培养农村改进事业所需的工作人员。至民国21年(1932年),中华职教社立社15周年时,基本完成了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在城乡职业教育实践模式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两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华职教社为立社15周年编撰出版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一书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瞬息即逝。洋货又充斥市场,民族企业受冲击而纷纷倒闭,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无业可就,职业教育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对此,中华职教社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职业教育是救国的唯一最佳道路的局限,把发展职业教育同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一般教育活动联系起来。这在职业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也为中华职教社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民主力量的一派(职教派),奠下了理论基石。

自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逐步成为中华职教社一切工作的中心,救亡图存成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华职教社认为抗战必须国共合作。在国共两党间进行多次斡旋。在抗战行将结束时,中华职教社认为战后和平建设亦必须国共合作,并为此付出了种种努力。

中华职教社的主要领导人为呼吁抗日上下奔忙。发动民众抵制日货,提倡使用国货,并于民国20年(1931年)12月23日创办了《救国通讯》(1934年改名《国讯》),“把救国的消息和言论传达于国内外的热心人士”。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中华职教社上下乃至家属全力以赴支援淞沪前线的抗日将士。

中华职教社的救亡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舆论宣传。先是提醒政府对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要有所警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主要是要求政府负起抗日的领导责任,继而揭露和批驳政府种种不抵抗的错误言论和政策。根据救亡形势的需要,民国24年(1935年)2月中华职教社重定职业教育方针为“复兴民族目标下之青年职业训练”。训练学生生产能力与发扬学生民族精神(含养成保卫民族的能力),使学生彻底了解增加生存能力,非为个人乃为国家、民族的图存。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继民国24年(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后,再次呼吁全国上下筑成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敌。在全国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团结抗日主张,实现国共合作。中华职教社热烈拥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日军再次入侵上海,除租界外上海全被日军占领。中华职教社主要领导人陆续撤离上海,赴内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职业教育工作。芦沟桥事变后的上海环境十分险恶,正规学校学生纷纷失学,为此,中华职教社先后设立7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大力开展职业补习教育,同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其中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有两个班级学生毕业后几乎全部奔赴抗日前线,被誉为“上海抗大”。民国27年(1938年)10月,中华职教社正式西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随后迁到四川省重庆市,在上海则设办事处。中华职业学校部分人员和仪器设备亦迁至四川省重庆市,并开始招生办学。部分人员和设备留在上海租界租址继续办学。为抵制日伪登记,改称工商学艺所。民国30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日军和汪伪政府不断对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和学校进行骚扰,最终将办事处负责人姚惠泉、杨拙夫逮捕,后虽被释放,但办事处活动更为艰难。

民国27年(1938年)5月,黄炎培在武汉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华职教社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又认为欲有效抗日必须国共合作。这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方针的精神是吻合的。民国28年(1939年)11月,沈钧儒、黄炎培等30多位国民参政员成立了以“反对内战、调解国共关系为职志”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但国民党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此,国内外民主力量同声谴责。黄炎培明确表示“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另一方面,黄炎培对时局的认识也大大前进了一步,参与了由三党(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替代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民国32年(1943年)9月,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宣布欲“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明知其是虚假做作,中华职教社仍利用这个机会接连召开由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等组织、主持的“宪政座谈会”。中华职教社还出版了《宪政月刊》。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宪政运动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民国33年(1944年)5月,为了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重开谈判,并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蒋介石断然拒绝,谈判陷于停顿。黄炎培为了打破僵局,与褚辅成一起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国共继续会谈,并愿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表达同样的意愿。蒋介石不置可否,只同意可发电报。中共中央复电欢迎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民国34年(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等6名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高级将领的热烈欢迎。

延安访问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返回重庆后写成《延安归来》一书,考虑到极难被国民政府报刊审查通过,在中华职教社同仁一致支持下,黄炎培决心用出版此书发动一场废除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延安归来》一书不经送检自行出版。拒检运动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很多报刊宣布不送检,迫使国民政府当局不得不取消报刊图书审查制度。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国民政府撕毁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中华职教社奋起揭露内战真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布不参加国民大会,与国民政府决裂,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共存、共荣的道路。

民国35年(1946年)1月,中华职教社迁返上海。迁往四川省重庆市的中华职业学校和民国32年(1943年)在四川省重庆市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均迁至上海办学。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国共继续合作,建设和平、民主的家园。但国民政府坚持独裁统治,决心消灭共产党。于是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和平与战争的殊死搏斗。黄炎培于民国34年(1945年)12月与胡厥文、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中华职教社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单方面撕毁国共合作的“双十协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支持中华职业学校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反蒋斗争,保护学生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活动,利用中华职教社的一切舆论工具揭露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新气象。这些活动为国民政府所不容,中华职教社编辑出版的刊物《国讯》、《展望》相继被查封。中华职教社的主要领导人黄炎培被列入国民政府抓捕的黑名单。中华职教社的一切活动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监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华职教社从此获得新的生命,中华职教社的工作纳入党和政府的计划之中,在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补习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方面多有建树。对海内外教育界和职教界以及老校友、老社员的联络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中华职教社于1950年4月迁往北京,在上海改设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简称上海分社)。鉴于中华职教社的领导人对建国后社会经济制度发展趋势,以及对国家教育体制的改变的理解,中华职教社作出各级组织所办事业逐步“化私为公”的决策。上海解放后恢复出版的《展望》杂志社于1951年公私合营。社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比乐中学、补习学校等或移交政府或调整结束。1956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明确中华职教社要继续发挥作用,职责一是教育工作,二是与国内外有关人士加强联络。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分社一切工作被迫停止。工作人员或被审查,或被调离岗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给恢复上海分社做思想、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于197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编写组”,团结了一批老社员,编写、整理社史资料。1980年成立上海分社复社工作组,1983年上海分社正式恢复。1992年按民政部规定,更名为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上海职教社)。

恢复后的上海职教社,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给中华职业教育社代理事长胡厥文复信的精神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多次指示,按照中华职教社是一个具有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职业教育团体的特点,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致力于组织建设与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职业指导与研究,海内外交流与交往,以及推动实施“温暖工程”等多方面的工作。

自1983年至2004年底,上海职教社发展个人社员实有1616人,团体社员累计98个,先后在崇明、嘉定、南汇、浦东、奉贤、虹口、徐汇7个区(县)建立了职教社组织。

市、区(县)两级职教社先后恢复、创设、合作举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共17所,经过调整、变动,至2004年底有社办学校14所,合作举办2所,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学历与非学历学员约20万余人(次)。

在理论研究方面,上海职教社连续参与承接“八五”、“九五”、“十五”国家教育科学重点课题以及自主申请主持的上海市研究项目,均取得了成效。部分调研成果,由社员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提交人代会和政协会议。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支持下,上海职教社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研究所、中专教育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为上海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自律、互助和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系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至2004年底,上海职教社不断扩大海内外交流交往,共接待来访、组团或参团出访30批次,遍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德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与中国香港地区。自90年代始,上海职教社积极开展与台湾职业教育界等的友好往来,接待来访20余次,组团出访7次。通过参访考察、研讨座谈,交换资料,增进相互了解,加深了两岸同胞的感情,为双方交流、借鉴职业教育经验搭建了平台。

1994年底,为了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大局有所贡献,中华职教社理事长孙起孟动员全社的力量,倡导开展“温暖工程”,旨在通过对下岗职工,农村富裕劳动力等弱势群体开展培训,让他们重新学得一技之长,再获就业机会。上海职教社按照“灯亮一盏,光洒成片”“不厌其小,务求其实”的精神,率先启动实施“温暖工程”。成立了专司这一项目的温暖工程上海培训中心,组成了起领导和协调作用的上海温暖工程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上海市政府、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任名誉主任委员和主任委员,上海职教社、市劳动局、市教委、市总工会、市妇联、新民晚报等单位有关同志为领导成员。

1995年至2004年间,上海职教社发动社内外各培训单位共开设寻呼台话务、商场服务、电脑操作、医院护理、宾馆服务、烹饪点心、家政服务、电工、客轮乘务、助动车维修、手机维修、保安、绿化、交通协管等近百个专业岗位的培训。10万余人次受到培训,重新推荐上岗约7万余人。建立了11个“温暖工程”培训基地。“温暖工程”的范围还逐步扩展到关爱残疾人、智障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在校困难学生减免学费等方面,涌现了一批积极开展“温暖工程”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职教社继续体现黄炎培提出的“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为群服务的精神,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