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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7/3/14 15:04:10

(一)

上海的蔬菜供应,最初由近郊农民和小贩在集市或串街走巷出售。鸦片战争后,十六铺、苏州河沿岸水陆交通要道,以及市郊的虹桥、北新泾、真如、大场、江湾、洋泾、塘桥和杨思等乡镇出现了一批蔬菜地货行,作为菜农与菜贩的中间媒介,代客买卖,从中收取佣金。到民国29年(1940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蔬菜货源,满足军需和进行经济掠夺,在西藏路桥堍划地30多亩,成立伪中央市场,把苏州河一带蔬菜地货行强行集中。第二年,又在十六铺划地20余亩建立分场(市蔬菜公司北市场和南市场前身)。这是上海两个最大的蔬菜地货市场。到解放前夕,市区和郊区共有20多个蔬菜地货市场,500余家蔬菜地货行。

清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1865年元旦),在原法租界宁海东路附近由外商经办的第一个菜场——中央菜场开业。到民国9年(1920年)前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租界当局陆续在福州路、三角地、八仙桥、陕西北路、西康路等闹市区建造了一批室内菜场。同时,还在一些自然形成集市的地区,批准开放了巨鹿路、安义路、乌鲁木齐路和华山路等一批马路菜场。到解放初期,全市有200多个自然菜场。

解放前供应的蔬菜,约有1/3由近郊生产,2/3依靠苏浙等邻省流入。农民和客户把郊、客菜运到市场,由私营地货行集散,再通过固定摊贩运到零售菜场出售,或由流动摊贩肩挑步担,沿街叫卖,其中一部分由菜农自产自销。这就是解放前蔬菜购销的基本形式。

(二)

从上海解放(1949年5月)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市蔬菜商业大体分4个时期: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解放初期的蔬菜产销,菜农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批发环节完全由私营蔬菜地货行控制,零售则是个体商贩。

当时,蔬菜商品产销完全受价值规律支配,生产大起大落,供应没有保障,价格波动较大。供过于求时,菜贱伤农;供不应求时,价格暴涨,市民叫苦,中间剥削严重。市委和市政府十分关心上海居民的吃菜问题,除积极发展蔬菜生产,还采取措施,减轻菜农和摊贩所受的中间剥削。

1.建立蔬菜站和农民菜行,掌握货源,降低手续费。

50年代初,私营地货行代客买卖郊、客菜,收取佣金(向农民和客户收取10%的内佣,向摊贩收取4%的外佣),进行中间剥削,各行之间,有的还以“雇接司”(雇用熟悉农村的所谓“吃得开”的一批人组织货源、拉生意)、“放客债”(即放青苗)、“升清单”(暗中抬高价格)等开展竞争。1950年3月,市郊供销合作总社设立蔬菜联合办事处。5月,在市区南、北市场和三角地建立了蔬菜营业处,在郊区建立蔬菜供销站。市郊农民协会则在浦东杨思、洋泾地区建立2个农民菜行,把佣金(内佣)改为手续费,合作社和农民菜行收3%,私营地货行降为5%,交易多余蔬菜由蔬菜供销站和营业处帮助处理。1950年底和第二年初,在市工商局督促帮助下,南、北市场私商相继取消外佣。1951年7月,郊区2个农民菜行划归各郊区供销合作社统一领导,共有7个蔬菜供销站,市区已建立4个营业处,进一步掌握了一部分货源。

2.发展蔬菜生产,提高自给率。

解放前,近郊约有菜田8.5万亩,菜农8万人。1952年,菜田发展到16.2万亩,菜农增加到10多万人,郊区蔬菜年上市量从解放初期的12.6万吨增加到16.5万吨,上海蔬菜自给比重达到39.4%。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1年,上海郊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尔后逐步建立了生产互助组,初级、高级合作社,蔬菜的生产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并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到批发市场销售。蔬菜的批发与零售,也逐步由国营和集体经济所代替。蔬菜产销开始转变为以集体为主,之后,计划生产,计划上市,进场交易,议价成交成为蔬菜购销的基本形式。

1.市蔬菜公司成立,国营批发市场形成。

1954年,供销合作社对郊区蔬菜地货行采取排挤,对市区蔬菜地货行采取先代批、后代替的政策。1954年上半年和1955年秋先后完成郊区和市区私营蔬菜地货行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底,供销社经营蔬菜的比重已从1953年的31.6%上升到81.7%。1955年秋合作社已全部掌握了蔬菜货源。

1956年1月,上海市蔬菜公司在对私改造高潮中诞生,从此蔬菜批发行业全部转为国营商业。为适应业务需要,逐步设立了3个以客菜为主的市区经营部(南市、北市和曹家渡3个批发市场)和4个郊菜经理部(后改经营部),下设24个批发交易市场(后改购销站)。多年来,鲜菜经营基本上保持以上机构设置。

国营蔬菜公司成立后,蔬菜产销订立“五定合同”(定种植面积、定数量、定品种、定上市时间、定质量价格),产品绝大部分进入国营批发市场,在规定最高价范围内,三员(菜场采购员、批发市场业务员、农业社运销员)议价,自行成交,部分由国营商业部门收购。与此同时,郊县批发市场加强了与农村的联系,配备了联络员参与蔬菜生产的种、管、售活动,衔接产销计划。

2.蔬菜摊贩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道路。

解放初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供销合作社加强了摊贩管理,采取检查商品规格、质量和价格,检验衡器,规定牌价或最高零售价,凭卡进货等措施。1955年下半年起,还把他们组织起来,从个体分散经营逐步过渡到按行业实行联购分销,统一进货,分摊销售,各负盈亏。到1956年初,又进一步发展为联购联销,共负盈亏,习惯上称为“小合作”。到1958年下半年起,实行以菜场为单位,荤素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负盈亏,习惯上称为“大合作”。小合作时工资采取“评分活值”的形式。大合作后,摊贩资金入股,统一归集体使用,实行了固定工资制,公积金全部上缴。至此,对零售菜场和摊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蔬菜摊贩成为集体所有制菜场的成员。

3.蔬菜产销稳定,供应良好,基本实现自给。

195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郊区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上海郊区蔬菜面积发展到20万亩左右。到1957年郊菜上市达50.1万吨,自给比重为64.2%,市场供应品种多,质量好,价格稳定。其主要原因:一是生产上的“大计划、小自由”,以五定合同衔接产销,根据“以需定产,产稍大于销”的原则,确定菜田面积,确定占85%左右的主要品种的种植计划,其余花色品种由社队自行安排,生产者有根据市场需要生产适销对路蔬菜的较大灵活性。二是价格上采取“三管三不管”办法,即管主要品种,不管花色品种;管当令品种,不管时新和落令品种;管最高、最低价,不管中间价,允许买卖双方自行议价成交。对主要大品种,除事先安排计划价格外,执行时还根据淡旺丰歉灵活掌握,对上市交易剩余蔬菜,还以最低保护价收购。这样,适应了蔬菜产销多变的特点,发挥了价格的杠杆作用。三是产销进场交易,自由选购品种、质量,产批零在规定范围内协商成交,这就造成了一个货比货的竞争舞台,菜农为了卖好价,对市场需要比较关心,不仅能根据消费需要安排生产,出售时也讲究规格质量。零售菜场也能选购到适合地区消费的品种。

三、“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上海粮食和各类副食品紧缺,为保证蔬菜供应,区县对口,场队挂钩,统购包销,组织供应成为当时蔬菜购销的主要形式。196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调整方针,上海市蔬菜产销双方又为恢复和发展蔬菜生产,搞好市场供应作出很大努力。

1.为保证居民吃菜,蔬菜产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

1958年下半年开始,上海蔬菜供应紧张,外地调入蔬菜也因当地缺菜而大幅度下降。为了增加生产,保证供应,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决定扩大蔬菜面积,1958年从上年的19.5万亩,扩大到20万亩,1959年增加到37.8万亩,1960年又扩大到43万亩;同时,对蔬菜生产、上市、批发、分配到零售供应实行一系列指令性计划。1959年市委成立蔬菜生产供应指挥部,县成立副业局,区成立副食品公司,将菜场和生产队多头挂钩关系改为区县对口,场队挂钩,固定产销关系;零售菜场按街道,设立中心菜场,统一核算,统一按计划进货。在购销上,将进场交易改为菜场与生产队直接挂钩,流转方式由集中在批发市场成交改为田头过秤,分散交货,直达运输。1960年下半年起。对生产队蔬菜实行统购包销,产品全部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不准上集市和外流,并配合粮食奖励,综合换购的措施,对完成蔬菜上市任务的发给工业品购货券和专用商品购货券,调动生产积极性。零售上实行凭证限量供应,1960年第三季度起采取划片定点、“三对口”(菜场对街道,营业组对里弄居委会,蔬菜营业员对居民小组)的组织供应办法。这些措施,在当时对促进蔬菜生产,稳定价格,保证居民基本吃菜需要,起了有力的作用。1959~1962年的4年,郊区蔬菜上市分别为122.9万吨、123.4万吨、140.9万吨和164.2万吨,比1957年提高1~2倍,自给率为94~98%。1961年市区居民每人每天吃菜470克,1962年达575克。人均供应水平也是历史上最高的。

2.经过国民经济调整,蔬菜供应好转。

1959~1960年,为保证城市居民吃菜采取了一系列高度集中管理措施,中心是解决蔬菜数量矛盾。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价格等违背蔬菜经济规律的做法,加上场队挂钩的局限性,结果出现了品种单调、质量老大粗、销售不对路、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1962年下半年,蔬菜生产供应情况好转,市委组织一大批干部深入调查蔬菜产销工作情况。从1962年秋起到1965年9月,经8次将蔬菜面积逐步调整为18.l万亩(以后很长时期稳定在这个数字)。另外,制定了《关于改进蔬菜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35条),废止了区县对口,场队挂钩的做法,撤销了一大批蔬菜收购点,恢复与扩建了20多个交易市场,恢复了进场交易、计划选购、三员见面、议价成交等一系列原来行之有效的做法,很快地促进了蔬菜生产,增加了品种,提高了质量,消费者满意,国家也减少亏损。

3.副食品公司和菜场归口市蔬菜公司,零售服务质量提高。

各区副食品公司是由菜场管理所、食品、蔬菜等区店合并后于1958年起成立的。1963年7月,根据市人委“综合性菜场的食品、蔬菜、水产行业,由市蔬菜公司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的指示,区公司除党的关系、干部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归区委领导外,业务、财务、人事全部划归市蔬菜公司归口管理,蔬菜的产供销结合更为密切。当时全市有中心菜场151个,卖菜职工1.4万人。随着蔬菜供应好转,恢复敞开供应,大型菜场普遍增加了下午市供应。西康菜场首先开设了夜市,上海零售菜场出现了早、中、晚三市供应,日夜服务的新形式,为三班制工人服务。不少菜场恢复与发展代客加工等传统供应服务项目。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把发展蔬菜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35条》被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国营蔬菜交易市场被说成“资本主义的缩影”,蔬菜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市场供应紧张。“三固定”(蔬菜生产队只能到固定的购销站出售,零售菜场只能到固定的购销站按计划进货,购销站按固定的计划比例分配货源)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购销形式。

这时期,蔬菜购销站取代了交易市场,计划分配、计划价格取代了自由选购、议价成交,并在杨家桥、洋泾、虹桥、庙行四个地区重新组织场队挂钩,使蔬菜生产供应受到较大影响,淡旺矛盾突出。淡季时,有些日上市量只有500~1000吨。1973~1976年,每年要有几十天到100多天日上市量低于2500吨的最低需要,加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服务态度滋长官商化。但是,农商批零部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正常生产上市,维持正常经营,为稳定市场作出重大努力,基本上保证了居民吃菜需要。

(三)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蔬菜产销恢复过去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外地中断的产销关系逐步恢复,扩大了客菜采购,蔬菜的生产供应又开始好转。但是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蔬菜产销体制和购销形式还改变不大,蔬菜的品种、质量、价格方面都还不如人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蔬菜产销逐步改革开放,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开始打破指令性的计划生产、计划分配、计划价格等一整套计划经济模式,和统购包销的体制,实行了多渠道流通,管放结合,自主经营,比较适合蔬菜商品的特点,促进了蔬菜生产和流通,城市蔬菜供应有所改变。到1991年11月,根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蔬菜产销改革进一步深化,扩大市场调节比重,对蔬菜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1.改革产销体制,实行“大管小活”。

1985年5月,上海蔬菜产销体制改革跨出重大一步,取消了统购包销,实行“管八放二”,合同定购。根据社会需要量,当年郊县蔬菜上市任务为110万吨,其中80%即88万吨的22个主要品种,由市蔬菜公司所属批发经营部门同生产单位签订合同,明确“四定一保”,即定品种、定数量、定质量、定上市时间,保计划价格水平,这就是“管八”。“放二”是放20%的花色品种,即22个主要品种见新落令部分,以及粮棉地区插种蔬菜和季节性蔬菜,均由菜农自由种植,自由上市。同时,批发部门也可根据市场需要,对放开的品种同生产者签订协议收购合同。1987年,实行了“管七放三”,有5个品种退出管的范围,占总上市量70%的17只主要品种仍实行“四定一保”,占总上市量30%的其他品种,实行放开经营。

与此相适应,向零售菜场分配货源的形式也作出改变,在保证每个居民每天不少于一定量供应水平(当时为300克)的前提下,核定菜场进货数量并定量选购。为调节供求,平衡全市蔬菜供应,市蔬菜公司在不同季节对少数主要品种作统一平衡分配。在蔬菜价格方面,对合同定购的蔬菜,蔬菜公司保计划价格水平,在收购时实行幅度浮动价,零售最高牌价由市蔬菜公司统一制定。对放开部分蔬菜的购销价格,由市蔬菜公司发布行情参考价,实际成交时随行就市,但规定在上下20%的幅度浮动,选购多余部分由购销站以保护价收购;零售价格由菜场按进价加规定的批零差价自行确定。为平抑市价,保证蔬菜供应,市财政对蔬菜公司因购销价格倒挂等政策性亏损实行定额补贴。

2.开办交易市场,改变封闭式经营。

为了搞活流通,1979年底在地处十六铺的第一经营部试办贸易货栈,1980年11月,又开办了上海市第一家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实行开放式经营。“人不分公私,货不分南北”,上海和全国各地多种经济成分的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可以进场自由成交。1985年初又开设农副土特产品交易厅,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川、云南等地的四五十家贸易企业设立“窗口”,批零兼营,现货与期约交货相结合,进一步沟通了上海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同年曹家渡副食品交易市场也开设了类似的商品交易厅。

在市区客菜经营部开设交易市场后,郊县经营部也开始开办交易市场的试点。1988年5月,郊菜产销实行“双轨分流”的改革,就是在原蔬菜购销站基础上,增挂“交易市场”牌子,利用原有场地、设备和人力,增辟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交易业务,经济核算分开,改革以后的蔬菜购销站只负责经营合同定购的、受政府指令性计划安排的那部分蔬菜;并执行规定的购销价格,由此产生的亏损,由市财政承担。交易市场则对放开的那部分蔬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营、集体菜场、个体商贩和贩运客户均可进入市场交易。郊县经营部和购销站开设交易市场,开始以经营郊菜为主,以后郊客菜都经营,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1990年11月,购销站和交易市场并轨,各购销站均改称副食品交易市场,除经营定购合同那部分菜外,可扩大经营上海市和外地的蔬菜和其他农副土特产品。1990年底,蔬菜公司建立20多个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这年成交总额达3.28亿元,其中鲜菜成交总量44万吨。批发环节上长期存在的、僵化的“三固定”模式开始被突破。

3.推广塑箱优质菜,开展规格化净菜销售。

为了提高蔬菜质量,1986年5月起,上海市推行塑料箱装优质菜上市供应。当年,共组织1.l万吨,计43万箱优质菜上市,有番茄、黄瓜、青菜等28个品种,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市政府决定从菜田建设基金拨款1800万元,分批购买塑料包装箱120万只,在塑箱菜价格上也作了专项放开。1987年,塑箱优质菜上市量已占总上市量的10%,1988年又上升到16.4%,到1989年塑箱菜全年上市达19.78万吨,达总上市量的20.4%。

至1990年,蔬菜包装已基本完成了以塑代铁的过程,一般的蔬菜也用塑箱包装,塑箱菜质量有所下降。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的蔬菜副食品“生产现代化,销售超级化”的要求,使蔬菜质量进一步提高,在销售方式上上新的台阶,1990年4月,选择陕北、福州等9个菜场,共划出800余平方米场地,进行更新改造,开辟自选商场或专柜,开展蔬菜规格化净菜销售的试点。在商场或专柜内供应蔬菜小包装,或扎把、论棵、论只、论条、标价出售,价格按购得进,卖得出,随行就市,货源以生产、批发整理加工为主,菜场也可自行加工出售。规格化蔬菜销售使一部分市民吃到当天采摘的新鲜净菜,适应了不同层次消费的需要,受到欢迎和好评,因而市政府连续几年把规格化净菜列入实事项目,逐步扩大销售。

4.发挥集散作用,增强调控能力。

70年代末开始,为了更好发挥“蓄水池”作用,市蔬菜公司已筹建万吨蔬菜冷风库,后又筹建万吨普通库,至1985年底建造万吨普通库的任务首先完成,共14座,可藏菜10550吨。同年8月,市蔬菜公司位于太平桥的蔬菜铁路专用线开通使用,增强了采购调运和外销的能力,到1987年5月,万吨冷风库建造全部完成,共有5座,可藏菜10250吨。在现代化仓库建设过程中,80年代起市蔬菜公司着手建设10来个大型的购销站(批发交易市场),以进一步完善蔬菜批发设施,增强集散和调节能力。1984年,华江批发交易市场竣工投入使用。该场占地50亩,沿苏州河岸线长300米,并设有蔬菜仓库等配套设施,功能比较齐全。1987年到1991年,又陆续扩建或迁建改造了三林、庙行、中山西和塘桥等蔬菜批发交易市场,这些市场一般征地40~50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都是钢筋水泥结构,营业用房、车库、仓库、包装用房、净菜加工楼以及生活业务综合楼各项设施配套齐全,是多功能、综合经营服务的蔬菜副食品集散中心。在结算与统计上已开始用电脑,全市24个蔬菜购销站(批发交易市场)建立了无线电通讯网络,定时沟通市场信息,发布价格、行情及业务指令。在零售方面,经过几年改造,在1990年,全市有37个室内菜场改造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副食品商场,有18个马路菜场进场,12个马路菜场改造成商亭式的菜场,全市零售有冷冻柜500多台,卡车1000多辆,蔬菜运输基本上由机动车替代,此外,还有电子秤近万台,木杆秤已基本淘汰。

5.“松绑扩权”政策扶植,增强零售菜场活力。

蔬菜零售历来是微利、甚至亏本经营,长期来菜场靠“以荤养素”维持经营。1965~1978年,菜场经营蔬菜年年亏本,最多的4年,每年要亏600~800万元。主要原因之一,长期来实行统购包销、以产定销政策,菜场缺乏经营自主权。1979年实行改革,打破了单一的进货渠道,允许菜场自行向外地采购适销对路品种,按规定批零差率议价出售。接着,市蔬菜公司又对占总上市量不到2%的小花色品种列出名单,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同时,为了改变郊区蔬菜购销统一收购、统一作价、统一分配的办法,1979年4月以中山西路购销站为试点,实行计划分配数量,允许零售菜场选购品种质量,10月份全面推开,选购品种保持在10%上下,一直延续到1985年实行“管八放二”为止,为菜场经营蔬菜增添了活力。

为了提高零售菜场经营蔬菜的积极性,除逐步松绑扩权外,1979年开始,市蔬菜公司对零售菜场经营实行“亏批不亏零”的方针,扩大了批零差价,并在购销倒挂时实行补贴。这一方针的实施,扭转了菜场蔬菜经营亏损的局面。1979~1990年的12年中菜场经营蔬菜的利润每年有几十万元到五六百万元(只有1980年因补贴拨款跨年度,帐面反映亏36万元)。1984年开始,市财政又对蔬菜零售经营采取减免营业税的政策,弥补蔬菜行业由于退休费、医药福利费激增造成的“明盈实亏”,增添了菜场后劲。从1981年起,菜场内部从分配改革开始,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对蔬菜大组、营业小组和营业员,分别实行了浮动工资和联利、联销、联责等计酬奖励办法,把个人收益与其经营成果、执行政策紧密挂钩,调动了大组和营业员个人经营蔬菜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但是,由于集市贸易的竞争,80年代后期起菜场零售主渠道蔬菜销量开始逐年下降。

6.实施“菜篮子工程”,蔬菜放开价格,放开经营。

1988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菜篮子工程”的问题,并把菜篮子工作作为市政府工作的突破口来抓,除建立稳定的蔬菜、副食品基地,建立和完善系列化配套的生产保障体系外,同时,把改革产销管理体制列入“工程”的重要内容。继1988年第三季度,市区明责分工,区副食品公司和菜场的业务领导下放到区后,1989年3月,为试行产供销一体化,市蔬菜公司成建制地从财贸口划归农口。1991年10月,为理顺农商关系,进一步完善菜篮子工程,市蔬菜公司又从农口划归市商业二局领导。11月1日,根据市政府批转《关于深化蔬菜产销改革的若干意见》(简称双6条),蔬菜实行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市蔬菜公司除定购少量保淡保节蔬菜外,其余蔬菜品种由生产部门自行种植上市,零售菜场需保证本范围居民每人每天供应200克水平的蔬菜,在此前提下可到各交易市场自由选购,产方和需方可按市场情况协商成交。

据1985年开放蔬菜产销体制改革到1990年6月的统计,郊菜上市每年在110万吨上下,其中常年菜田上市量比重保持在90%以上;零售菜场自行外采量每年达1万吨上下,1985年郊菜上市100万吨,菜场外采量曾达3.34万吨,为菜场外采蔬菜最多的一年,对市场供应紧张起了很好的缓解作用;随着批发交易市场的开设和增加,外地蔬菜流入增加迅猛,1981年全年流入还只有2600吨,到80年代后期每年流入9万多吨,最高的两年(1987年和1988年)蔬菜流入量高达12~16万吨。菜场继续发挥零售主渠道作用,年销售量一般在60万到70万吨,1990年菜场蔬菜销售量为57万吨,约占社会销量的64%,集贸市场销量为32万吨,约占社会销量的36%(未包括农办菜场和知青菜场),本市人均吃菜水平每天330克,其中菜场供应210克,集市供应120克。几年来,蔬菜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