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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7/3/13 15:14: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庞大的金融体系和辐射到四面八方的金融网络。它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货币资本,据民国35年(1946年)6月统计,它的银行、钱庄的存款额占全国银行钱庄存款总额的43.5%;不仅巨额资金在这里集散、吞吐,而且全国借贷利率和金银外汇行市也以它为转移;它集中了数量众多、业务发达的各类金融机构,包括票号、钱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

上海的货币和信用活动中,铜钱流通历史悠久,本地出土的文物就有秦汉五铢钱。最早的信用机构为典当,至清康熙中叶,上海县有典质铺89家。钱铺和钱兑店在明后期出现,至明末清初发展成为钱庄,乾隆年间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独立的行业。据“内园”碑记所载,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短短20年中,承办钱业公所事务的钱庄共有106家,嘉庆二年(1797年)的碑记还有钱业公所的董事名录。钱庄发行的庄票,从18世纪起已在市面上使用,庄票这一信用手段曾在流通领域中起了促进商品交换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英国的丽如银行率先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上海设立机构;到了19世纪50年代又有汇隆、阿加剌、有利、麦加利4家英商银行在沪开设分支行;60年代初又出现短暂的汇川、利生、利华、利升等4家英商银行和第一家法商法兰西银行;而后来居上、业务发展十分迅速、成为长期居于金融重要地位的英商汇丰银行亦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香港建立总行后的一个月即在上海设立分行。

上海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复由于处在不受战争破坏的租界特殊地位,凭借优越地理条件,获得经济的繁荣和金融的发展。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鸦片战争前在上海没有一个分号,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已有24家。票号与钱庄相互为用,票号资金拆借给钱庄,使钱庄扩大了与商人和商业的联系,两者运用各自的信用工具和特长,使埠际间的商品交换无须搬运现金,可以凭借汇票和庄票进行沟通,完成异地的结算与清算。那时在上海是三种金融势力同时并存,外国资本银行居于主宰地位,钱庄因拆款关系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虽不像钱庄那样依赖外国银行,但也无法与外国银行势力相匹敌。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自己投资设立的银行相继问世。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建立总行。以后在上海陆续设立总行或分行的有:户部银行(后改称大清银行)、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信义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裕商银行、交通银行、浙江银行(即浙江实业银行的前身)等。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列强忙于欧战,难以东顾,暂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新设银行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其中著名的有:中国银行(191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大陆银行(1919年)、中国实业银行(1919年)、中南银行(1921年)等。战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但银行仍大批设立,然而这些银行,多是资力薄弱、规模较小、缺乏竞争力的小型银行,不久被陆续淘汰。

民国14年发生的“五卅”反帝斗争给华商银行的发展带来了生机。这时外资银行所吸收的华人存款被大量提取,所发行的钞票被中国人民拒绝使用,库存现金不够付现,一度陷于窘境。华资银行的存款因而得以大幅度增加。信誉较好的“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3家银行;“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4家银行的存款总额,民国13年为1.4亿元,民国15年增加到2.4亿元,增长67%,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增加了一倍。民国14年时(票号在辛亥革命后已被全行业淘汰)外商银行、本国银行和钱庄三股金融势力的资力有了新的变化,据统计,在总资力中,外商银行占36.7%,钱庄占22.5%,本国银行已占40.8%。随着业务的发展,资金实力的增强,华商银行业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增高,它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方面能开展对本业有利的一些活动,在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有了较大的发言权。

民国16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代表人物素有联系,曾经取得后者的巨大经济支持,以后公债的吸纳与推销又成为维系两者之间的纽带。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于民国17年11月在上海成立,不久一些大型银行的总行几乎都移设到上海,同时它们又在内地广设分支机构。其中28家重要银行,在内地设有629个分行,使银行的联行内部调节与资金市场上的交易供求活动相互交织,形成纵横交叉的资金融通网络。民国9~10年间设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量远远超过先它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民国23年债券成交额高达47.7亿元。上海黄金市场成交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大于法国、日本和印度。外汇市场由于汇丰等银行的巨大吞吐,成交量亦居于亚洲各国的前列。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共有86家华商银行、27家外国银行、48家钱庄、6家信托公司。由于金融业的集中,资金辐射作用的广泛,金融市场成交量的巨大,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全面发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先是成为“孤岛”,太平洋战争后,租界也成为日军的占领区。这个时候的金融业,许多大银行既在重庆另行设立总行,又在上海维持原有的总管理处,以管辖沦陷区的分支行。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上海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分别为195家、226家和20家,为上海金融机构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外国银行的变化亦较大,他们在上海的势力消长,大体上是随着该国政府在华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19世纪是英国银行的独霸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日、俄、法、美等国的资力雄厚的银行相继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两国银行势力抬头。民国24年上海的27家外国银行中,日本银行即占8家。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英、美、荷、比的15家银行被日军接管清理,日商银行遂居于独占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的日、德银行由国民政府银行接收后清理,英、美、比、荷银行复业。这一时期的外国银行共有15家。其中美商5家(花旗、大通、美洲、运通、友邦),英商4家(汇丰、麦加利、有利、沙逊)、法商2家(东方汇理、中法工商)、荷商2家(荷兰、安达)、比商1家(华比)、俄商1家(即莫斯科国民银行,它于民国8年在伦敦创立,民国2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直接经营的四行两局(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4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挟其巨大金融势力,重返上海。国民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和自身开设银行的谋划都大大超越以往的统治者;从民国24年实行币制改革开始,抗战八年中又利用独占货币发行权,进一步增强金融垄断力量。官僚资本银行的存款、放款额分别占全体银行存款、放款总额的91.7%和93.3%,还掌握近9亿美元外汇和600万盎司黄金,合计达12亿美元的“硬通货”。民国35年3月起,它在上海开放外汇市场和抛售黄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消耗外汇储备的一半和60%的黄金。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内战军费成倍增加,法币发行迅速扩大,最后发行额高达663万亿元,比民国26年6月增发47万倍,法币终于宣告崩溃。民国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决定再次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300万法币换金圆券1元。这实际是发行变相的大钞,它的崩溃更加迅速。到上海解放时止,金圆券发行额为67万亿元;增发指数为12.4万倍。如果把持续12年的通货膨胀,包括法币阶段和金圆券阶段的发行额合计起来,从民国26年7月至1949年5月,通货增发1445亿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36万亿倍,这就是旧中国通货膨胀惊人的天文数字。

在恶性通货膨胀下,民族资本银行的存款、放款实值,若按黄金市价折合,与战前比较,那就微小得可怜。由于蒋介石内战的庞大军费大部分从上海中央银行的国库局流出去,上海的私营金融业还有一些资金可以吸收;另外内地为支付沿海口岸的货款要把资金划到上海,也是金融业吸收存款的来源,因此就民族资本银行本身而论,它在全行存款中往往有40%至50%,个别年份乃至60%以上,是从上海吸收的;但是它需要以20%向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复由于那时存款多属活期存款,一般银行要以30%~40%留作付现准备,它已经没有多少力量可以将资金贷放给民族工业。那时的私营银行,实际上变成一个纯粹收支出纳和结算的机构,只能为工商企业办理收付,而已无资力对民族工业加以扶植。

到上海解放前夕,共有中外金融机构200多家,其中官僚资本银行7家(四行两局之外,民国35年又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省、市银行6家,其它官僚资本金融机构7家,官商合办银行5家,私营银行115家,钱庄80家,信托公司5家,外商银行15家。另外有保险公司238家,其中官僚资本24家,私人资本149家,外商资本63家,中外合资2家。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200多家旧金融机构,按照它们的不同资本性质分别对待。对官僚资本银行进行接管,但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整顿改组为专业银行,并将其总行移至北京;对民族资本银行、钱庄,经过利用、限制和改造,最后由60个单位于1952年12月在上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完成了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在解放后的上海,迅即开始了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建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1949年5月30日正式成立,标志着独立、自主、统一的货币制度的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同时限期禁用和收兑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一星期内共收兑金圆券35.9万多亿元,占金圆券全部流通额的53%。在1949年下半年和1950年初的三次物价涨风中,人民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人民银行开办了折实储蓄,持有人民币者可按当天的银行牌价折成折实单位存储,支取时亦按折实单位的牌价支付,借以保障存户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项储蓄最多时占银行全部储蓄存款总额的91.2%,对稳定金融物价,安定居民心理起了积极的作用。1950年3月,配合政府平衡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现金收支的政策,人民银行致力于“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同时紧紧抓住支持国营贸易这个中心环节,以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加工、订货、收购的需要,既促进了生产,又使国家掌握大宗商品,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通过这一次“三平衡”政策,使国民政府遗留下来、持续十余年的通货膨胀得以根本扭转。

在1953~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银行运用信贷、利率等金融手段,支持内外贸易、工业化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上海地方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1952年的19.08元下降到1957年的11.76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这一时期由于依照苏联银行的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办法管理为主的金融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金融机构的总行、总公司又无一不搬至北京,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遂不复存在。

1958~1976年间,上海金融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大跃进”期间,它受浮夸和盲目发展的驱使,忽视监督,忽视效果,放松信贷管理。在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它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货币投放、严格信贷管理的措施,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上海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被严重削弱,机构被撤并,人员被调走,财政减收,银行增贷,企业拖欠贷款增加,地方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从1965年的12.01元上升到1976年的21.32元,为1952年以来的最高点。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的金融事业跨出新的发展步伐。银行开始进行金融体制包括机构体制、业务范围、资金管理、贷款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通过改革,银行不再是单纯的收收付付,而开始关心经济、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肩负起对宏观经济的管理。银行筹集资金和融通资金的功能与作用显著增强,1986年同1979年相比,银行每年增加的存款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2.3%上升到14.7%;每年用于扩大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建设的资金,已由财政渠道为主,逐步转变为信用渠道为主。不仅贷款种类增加,经营范围也明显扩大,改变了过去银行贷款只限于供应短期的、临时的、超定额的流动资金,而扩大到中短期设备贷款。上海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上海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并逐步由主要支持企业增加产量,进而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这种技术改造贷款,增强了上海工业生产的后劲。此后银行还进一步对上海若干支柱产业,包括高科技通信、电站设备、石化行业、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宝钢一、二、三期工程,“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麦道飞机制造等项目给予贷款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金融体系有较大变化。建国以来到1978年止,基本上是人民银行一家统揽一切金融业务,1979年起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先后分别重新成立、分设和升格为局级单位。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市分行亦于1982年成立。1982年7月,国务院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1983年8月,国务院进一步作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领导和管理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另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1月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在总行的领导下,根据国家制定的金融方针、政策和信贷计划,在本辖区里履行中央银行的有关职责,领导和管理金融事业。1986年开始,为发挥地区中央银行在宏观上的调控作用,上海实行块块管理资金的体制,以块为主调度和调剂资金,既按年度计划执行,又注意年度中的经济变化,使资金计划与地区经济发展计划更好地衔接起来,力求全市银行信贷活动符合国家宏观控制的要求。在市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责的同时,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于1984年1月挂牌,1985年1月正式成立。工商、农业、中国、建设4家专业银行上海分行业务发展迅速,机构扩充,人员增加,在支持上海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历史较久的交通银行于1985年初经国务院批准为股份制的综合性银行,它原设于北京的总管理处移设上海,上海分行于1986年10月开始试营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亦逐渐增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于1979年4月起恢复国内保险业务,5月恢复保险专业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创设。1988年上海出现3家证券公司,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开始营业,上海邮政储汇局正式成立。上海农村信用社历经变化仍基础扎实,城市信用社1986年仅有2家,1988年已增至39家。到1990年底止,全市中资各类金融组织及其营业机构共有1356个;此外另有4家外资(汇丰、渣打)、侨资(华侨、东亚)银行分行和33家外资金融机构驻沪代表处。

跨入90年代,上海金融业在为实现“八五”计划、振兴上海经济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不仅筹资融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运用市场机制、开拓金融市场的实践中也取得显著成效。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宣布后,上海金融业率先响应,迅速在浦东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开发浦东,金融先行”的决策。开发浦东的决策,推动了上海各项工作,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首批上市交易的证券仅30种。1992年5月21日起实行全部放开的自由竞价交易,刺激了股票交易的兴旺和上市股票的迅速增加。到1995年底止,上市交易品种共计260种,基本形成股票、债券、基金和其他衍生金融商品四大类的格局,其中人民币股票即A股184种,人民币特种股票即B股36种,上市总额498.2亿元,市价总值2526亿元。全部上市证券成交额1993年为2609亿元,1994年为25482亿元,1995年为55154亿元。上海外汇市场,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逐步发展。1986年建立的外汇调剂中心,1993年的成交额已增至52.9亿美元。1994年上海成立与全国23个大中城市联网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当年交易量为407.7亿美元,1995年稳步增至655.2亿美元。银行同业拆借有形市场始于1986年,1987年成立全市统一的资金市场,以后又改组为融资公司和融资中心,拆借金额逐年增加。1995年全市累计同业拆借金额为3492.8亿元,比1994年增加1303.1元,其中融资中心全年累计拆借金额为1984.6亿元,它所拆往外地的资金占全部拆出资金的92%,范围遍及全国。金融市场辐射能力的增强和与全国各地金融联系的扩大,显示了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

“八五”计划期间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四年超过14%,上海金融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各项业务成倍增长,经营品种不断增加,电脑设施突飞猛进,服务领域更加广阔。成为上海金融现代化支付系统主要内容的“金卡工程”投入商业运行,上海同城票据交换的票据清分机系统开始使用,上海与国家金融网络和国际金融网络相连接的上海金融信息系统已着手建立。1991~1995年期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期初为746.1亿元,期末为3783.5亿元,年均递增38.3%,其中城乡储蓄存款期初为252.2亿元,期末为1396.1亿元,年均递增40.8%;各项贷款余额,期初为964.7亿元,期末为2822.7亿元,年均递增23.9%,支持了全市生产、流通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金融业务方面,上海的进展也十分显著。银行通过各种贷款、结算和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帮助外贸企业扩大了出口货源的收购,支持了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密集型和替代进口型项目的推进,并使机电产品出口在整个产品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全市对外贸易的出口创汇,由1978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亿美元,年均递增17.6%。全市金融业在办理传统外汇贷款业务的基础上,还不断引进国际通用的融资工具,多渠道、多方式筹措外资,包括开办买方信贷业务、政府贷款和政府混合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银团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的稳步发展,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和电子、化工等支柱产业。1995年底外贸贷款余额达到人民币191亿元,外汇贷款余额达到84亿美元。经过金融业的直接的、间接的努力,全市非贸易外汇收入,由1978年不足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亿美元。全市中资金融机构的外汇储蓄存款余额1995年也已达到39.35亿美元。这些表明,在基本形成国内外广泛金融联系的开放格局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199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要“逐步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中共中央十四大的报告中又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重建上海金融中心,便成为全市人民的向往和全市金融界的奋斗目标。市人民银行为此率先迁至浦东新区新建的银都大厦内办公。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上海城市合作银行亦先后于1992年和1995年成立。金融中心是众多金融机构、各类金融市场、广泛金融服务整体发展的结果,是以巨量金融业务为其基础,以不断增强的辐射功能为其标志。构建金融中心,任务非常艰巨,但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展示着上海宏伟的发展前景,更体现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经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

到1995年年底,全市共有中资金融机构2693个,其中银行13家,营业机构1494个;保险公司5家,营业机构96个;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本市证券公司、异地证券业务部、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中心、证券登记清算公司等,合计769个。全市的外资金融机构增加到157家,其中营业性的38家,代表处119家。“八五”计划期间上海金融业的巨大成就和各类金融市场的崛起,为重建金融中心创造了条件。

由于全国范围总需求与总供给不能保持平衡,通货的稳定遂受到冲击,1993~1995年连续三年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上海金融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要求下,加强了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和宏观管理的职能,把贷款规模控制在上海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所规定的限度内;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促进商业银行加强经营管理,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齐心协力,为转变经营观念和业务增长方式而努力。

1996~1998年,上海金融事业面临新的转折点。1996年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经济发展仍有一定速度,宏观调控取得“软着陆”的效果。全市年底存款余额为4822.9亿元,比年初增加1041.1亿元,增长27.5%,贷款余额3457.8亿元,增加643亿元,增长22.8%。商业银行贷款增长为存款增长的80%,但绝对额仅增65%,已显露出信贷要求不旺的预兆。1997年全市存款增加1422.7亿元,贷款增加660.4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9.5%和19%,这一年是上海实行信贷资金切块管理的最后一年,切块管理范围内各银行贷款增加额,控制在各该总行下达的贷款规模内。1998年,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全市存款仅增127.9亿元,存款余额为6330.7亿元,增长率为11.25%;贷款余额4812.6亿元,增加650.6亿元,增长率为15.6%。国民经济出现投资增长乏力,国内需求不旺,增长速度放慢的迹象,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出现,标志着通货膨胀年代过去,通货紧缩趋势到来,需要以扩大内需等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银行加强资产风险管理和内审制度,努力降低经营成本,开拓多种收益渠道,全市金融机构仍能实现利润逐年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再造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与目标仍在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续有增加,商业银行在上海新设分行的,1996年有福建兴业、华夏和中国民生,1997年有广东发展,1998年有深圳发展。外资金融机构,1996年营业性机构增加7家,累计达到46家,代表处增加38家,总数为147家;1997年营业性机构和代表处分别增加5家和18家,总数分别增至51家和163家;1998年外资金融机构营业性的增至54家,代表处为124家(外资证券机构代表处该年起不列入统计),外资保险公司获准在沪营业的增至8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符合条件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的外资银行,1996年有9家,1998年又新批10家。到1998年底,已开办人民币业务的13家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6.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2.2亿元。外资银行历年业务均有增长,到1998年底,资产总额为159.3亿美元,存款余额为21.3亿美元,贷款余额为121.5亿美元,盈利0.51亿美元。中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资产总额达到342.7亿美元,存款余额113.2亿美元,贷款余额82.7亿美元,盈利2.32亿美元。全市金融业新增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占9.9%上升到1998年的占13.9%。

1996~1998年各类金融市场平稳、规范发展。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交易系统1996年4月正式在沪成立,当年拆借金额累计为5871.58亿元,1997年为4149.2亿元,1998年为989.58亿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年交易额1996年为628.4亿美元,1997年为697.14亿美元,1998年为520亿美元。上海证券交易所1998年全年交易额为34335.79亿元,其中股票交易额为12386.11亿元,上市股票为477只,股票市值总值10625.91亿元,流通市值2947.4亿元。上海保险市场运作扩大,中外保险公司共15家,1998年保费收入103亿元人民币,人均保险费支出为8元,保险费收入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2.79%。

1998年,商业银行普遍实行信贷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人民银行提出了“宽指标,严管理”的信贷政策措施,运用窗口指导,增加信贷资金供应,各商业银行运用总分行联合贷款、银团贷款、本外币一揽子贷款、外汇担保贷款等方式,切实有效地增加信贷资金投入,把支持上海六大支柱工业和都市型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放在首位,并向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倾斜。与此同时,推广个人消费信贷,加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到年底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162.8亿元。银行与地区财政、企业三方共建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上海农村信用社全年共向农户、合作农场发放农业贷款15.15亿元,发放乡镇企业贷款19.57亿元。

为加强宏观调控,改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行机构改革中,成立跨行政区分行,决定全国设立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9个分行和2个营业管理部,同时撤销所有省级分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辖区为上海市、浙江省和福建省,率先于1998年11月18日成立,1999年1月1日起正式运作,开始了上海金融事业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