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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7/3/9 10:50:33

上海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上海地区的历史是长江冲积平原不断由西向东延伸,逐步得到开发、治理和发展的历史。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在上海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也是由西向东,与这一地区自然地貌的演变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世纪末,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信仰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的各国侨民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宗教团体。20世纪中叶,随着这些侨民的撤离,上述几种教会的团体已不复存在。近代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各地的民间宗教也在上海传播,其中较有影响的当数理教,60年代停止活动。据1998年12月统计,佛教、道教信徒的人数约计38万,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有5万多,天主教徒14万,基督教徒15万,总计信教人数约72万。

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都在汉代,地区在长江以北。汉末中原扰攘,佛道教的传播开始南移。南下和北上的高僧一度云集吴国的都城武昌(今湖北鄂城),使之成为全国译经事业的中心。黄龙元年(229年)吴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康僧会“欲使道振江左”,“乃杖锡东游”,于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建造了江南第一座佛寺,称为建初寺,“由此江左佛法大兴”。之后历经东晋、南朝,江南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何时传入上海地区,史书无考,后世有关佛教在赤乌年间传入上海地区之说,可作为传说备考。有关佛教传播的记载始见于梁简文帝萧纲所撰《吴郡浮海石像碑铭》,碑铭记述晋建兴元年(304年)在“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的地方,遥望海中,发现浮海而来的2尊佛像,迎往吴郡葑门通玄寺供奉一事。这是“沪渎”这一地名首次见诸文献并与佛教相联系。当时沪渎之外一片茫茫大海,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尚未成陆。

唐开元元年(713年),重修上海地区沿海的捍海塘,天宝五年(746年),吴淞江畔的青龙港成为贸易港口,天宝十年,置华亭县,松江以南地区得到治理,经济发展。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置嘉定县,经济人文也迅速赶上松南地区。佛教在上海地区的发展是在中唐以后,与经济同步发展,历代志书所记唐代兴建的寺庙,其年代最早的是在天宝年间。之后虽经历了会昌“法难”,大中以后却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上海现存的唐代文物松江唐经幢和南翔唐经幢,气势雄伟,从中可以看出唐代上海地区佛教发展的痕迹。从现有资料看,佛教在上海地区传播的宗派主要是禅宗,还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两位著名禅师,一位是号称心鉴(或心镜)禅师的藏奂(790~866年),另一位是别号船子和尚的德诚。他们各自在嵩山和药山学道,一个云游四方,一个来到华亭。禅宗虽然在上海地区传播,但从信众的信仰状况来看突出表现的是佛教信仰和民俗的结合。从中唐以后到当代,度亡祈福的民间佛教信仰一直是上海地区佛教信仰的主流倾向。

宋代,上海地区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华亭的超果寺天台教院和青龙镇胜果寺都是由天台宗的高僧住持。宋代佛教在上海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南渡以后人口的稠密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南宋兴建的佛寺倍增于北宋,并逐步由西向东发展。南宋末年,上海镇崛起后,逐步取代了青龙镇的地位。入元以后,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名为松江府,上海镇升为上海县(1291年)。上海地区东部的上海县得到治理,经济、贸易和文化逐步赶上华亭县。佛教寺庙也纷纷在新开拓的东部地区建造起来。14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中叶,江南不断发生战争,上海地区寺庙遭受严重破坏,大多难以恢复昔日盛况。上海附近的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和宁波天童寺等几大寺院倡导禅风,严整规模,高僧辈出,对上海地区佛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道教在魏晋时期开始传入江南,陆修静(406~477年)、陶弘景(456~536年)开创了茅山宗,句容的茅山逐步成为江南道教的中心。道教何时传入上海地区,史书无考。道教在上海有组织地开展宗教活动当以宫观的兴建为标志。根据历代志书的记录,上海地区道观有序地自西向东的出现是在北宋年间,南宋有所发展,元代趋于鼎盛,明清时期随着市镇的繁荣仍有所发展。封建制度中建立的祀典,将民间对地祇的信仰和对祖宗的崇拜纳入儒家纲常教化的体制。道教在发展中利用了这种情况,将一部分祀奉对象纳入道教的神谱,如地祇中的东岳大帝,某些地方将本地的先烈先贤奉为城隍神。后来祠庙的庙祝也多由道士来担任。这类祠庙实际上已具有双重的功能,地方官员如期奉祀,道士也在祠庙中为百姓消灾祈福。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管理道教的机构,府设道纪司、县设道会司。松江府的道纪司就设置在仙鹤观中。宋元两代所建的道观中,属祠庙性质的约占四分之一,至明清则占近半数。进入民国,这类祠庙失去封建制度的保障而大量地自然消亡,道教则通过世俗化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其社会地位不断下降。

宋代,道教符箓派从浙江传入上海地区。绍兴年间,浙江处州道士叶太真到松江主持仙鹤观。到了元代,四十七代天师张嗣德择派天台道士吴大亨掌观。历代志书上所志录的这些著名道士,大多数“善符箓”、“祈禳有验”。元代,全真派从浙江传入上海地区。大德十年(1306年),在永嘉学道的钱塘人郑真到松江创建长春道院,这是上海地区第一座全真派道观。至正九年(1349年),邑人刘维一入道,并建造了又一座全真派太素道院。茅山宗在上海地区活动的记载不详。据上海道教界传统说法,从上海地区道教科仪两种类型的传播分析,一种从嘉定、宝山、川沙到南汇,另一种则从松江、金山、奉贤到南汇。至今在南汇仍可以分辨两种科仪的汇合交融,前者属于茅山一系,后者则属于龙虎山一系。

随着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南宋咸淳年间,福建商人在上海城外建造崇拜妈祖的顺济庙。明万历年间,徽商出资增建青浦城隍庙楼。清雍正年间,汪姓徽商将一座私人花园捐赠给嘉定城隍庙。乾隆年间,上海“阖城工商”集资购得豫园,归入上海城隍庙辟为西园。道光年间,上海城隍庙火灾后又是由众商募资修建,商人则在各地城隍庙获得公众议事,涉足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

伊斯兰教在宋、元之交传入上海地区。宋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将领沙全统军至华亭,出任华亭县(后为松江府)总辖官,为上海地区最早的穆斯林官员。以后定居松江的穆斯林不断增加,生齿日繁,在松江县城西建造了上海地区第一座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上海地区的标志。明代对伊斯兰教采取保护的政策。松江清真寺得到永乐帝的“敕建”,以后不断有所扩建。明万历年间,在穆斯林聚居的青浦县新建了一座真教祠。清嘉庆年间,在七宝镇聚居的穆斯林也在镇上兴建了清真寺。19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在上海地区得到较大的发展。

天主教传入上海地区是在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在南京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意大利籍)应在家守制的徐光启之邀到上海传教。在徐光启私宅的西侧设立教堂,并在徐氏家人亲友佃户中发展了上海第一批天主教徒。天启元年(1621年),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入教后,邀请郭居静到嘉定传教,成为上海地区第二个天主教活动点,一度甚为活跃。崇祯十年(1637年),耶稣会传教士潘国光(意大利籍)来到上海,购得潘氏世春堂旧址,后改建成教堂,称为敬一堂,是为上海第一座公开的天主教堂。潘国光长驻上海达28年(1637~1665年),天主教在上海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清康熙四年(1665年)潘国光离开上海时,上海地区已有教徒四五万人。

天主教在上海地区的教务领导机构,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鸦片战争前夕,基本上是在葡萄牙保教权的体制之下。由于清政府教禁日严,外国传教士难以进入内地,葡萄牙遣使会便在澳门的若瑟修院培养中国传教士。至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地区教务实际上是由7名中国传教士在维持,传教经费来自澳门。

基督教新教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英国籍)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到广州。后继来华的传教士因难以入境,分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新加坡等华侨的聚居区建立传教据点,作进入中国的准备。道光十一、十二年(1831年、1832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随英国商船沿中国东海岸航行期间,曾三次进入上海,并在东门外天妃宫前散发福音传单,作传教的尝试。道光十五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也曾随商船到上海考察。因海禁森严,他们都无法在上海定居。上海开埠以后,基督教新教才在上海开展大规模的传教活动。

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正式开埠。从此,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上海从一个中等县城,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各大宗教的地位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上海首先成为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机构开展传教活动的中心。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为南京教区署理主教。法国耶稣会派遣的第一批传教士在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到上海,协助罗伯济开展传教活动。罗伯济等意大利主教都把上海地区视作“意大利传教区”,在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则坚持上海地区属于其“保教权”管辖范围,在这场争夺中,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以其法国的政治背景和国内雄厚的经济资助取得胜利。咸丰六年(1856年),罗马教廷撤销南京教区,建立江南代牧区。从咸丰六年至民国37年(1948年)间,上海地区的历任主教都由法国耶稣会士担任。法国耶稣会成为管辖上海地区教务的主要传教机构。

由于上海战略地位的重要,各国天主教的传教机构大多在上海设立办事机构,购置房地产,并力争在上海传教事业中有一席之地。从19世纪中叶起,一些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传教工作会议就在上海召开。咸丰元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一日(1851年11月7日至1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东部地区主教会议。民国13年在上海召开的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上,第一次有2名出任教区监牧的中国神职人员出席会议。民国37年2月,梵蒂冈驻华公使在上海设置了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这一全国性领导机构。

中国自门户开放以后,基督教的各个差会开始是以香港为基地,进入各通商口岸并向邻近的城镇农村扩散。咸丰十年后全面深入内地,并在各自的传教地区建立自己的中心。差会的数目从道光二十三年的4个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130多个。在这一百年中,上海也逐步发展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1843年12月)中旬,首先到达上海的是英国伦敦会的麦都思。以后陆续到达上海的差会,还有英国的圣公会,美国的圣公会、公理会、浸礼会、长老会和监理会。圣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和监理会成为基督教在上海地区传播的四大宗派。道光二十七年,对《圣经》译本的审订会议在上海召开。道光二十九年,英国圣经公会为推广《圣经》在中国的出版工作,在上海设立了机构。各种版本的《圣经》不断在上海翻译出版。据有关资料统计,英国圣经公会从道光二十九年~光绪三十一年(1849~1905年)共印发《圣经》分卷或《圣经》全书达1300多万本。上海实际上成为基督教《圣经》翻译出版和发行的中心。咸丰十年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各差会为了交流经验,研究对策,彼此协作,取得共识,在清末的最后35年间分别于同治三年(1877年)、同治十六年、光绪三十三年在上海召开了3次传教士大会。民国初期的10年间又召开了两次全国基督教会议(民国2年,民国11年)。民国以后,差会试图退居幕后,在民国2年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民国11年又成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作为各个宗派性教会和非宗派性基督教团体共同设置的协作机构。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起,一些差会的在华机构就陆续设置在上海。美国的圣公会从道光二十四年开始,即以上海为基地,到长江流域的一些省份发展。中国内地会在同治十三年创立之初就把总部设在上海。在20世纪初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的全国协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全国机构都设置在上海。一些宗派的差会在联合过程中,其全国性联合机构也大多设置在上海,如中国基督教长老会联合会(光绪二十七年)、中华圣公会总会(民国元年)。

近代上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基地,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的基地。西方传教士一般对待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视作愚昧落后,采用所谓“精神征服”的办法取而代之。当这种要求遭到抵制时,便依仗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予以干预。正在谋求扩大在华特权的西方外交官立即以此作为政治、军事讹诈的借口,兴师问罪。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1848年1月)法国领事敏体尼来到上海后,把保护天主教传教士作为他的重要职责,直接插手江浙两省有关天主教传教士的案件。甲午战争以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大觉醒,上海宗教界的有识之士也积极投入到探索改变中国命运的社会实践中去,天主教人士马相伯一生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他最后40年主要在上海生活和活动。基督教监理会的宋耀如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者之一。佛教宗仰法师和王一亭居士曾投身革命活动,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成立的清真商团积极投入辛亥革命后光复上海的战斗。

在中华民族大觉醒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广学会等出版机构,除了出版宗教书籍外,还出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对启发民智、鼓吹社会变革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广学会及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当然,西方传教士有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其所设计的中国现代化的方案和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也没有为中国的大多数基督徒所接受。

民族危机促使天主教、基督教界人士把教会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探索。光绪三十二年,首先在上海基督教内发起自立运动的是俞国祯牧师,影响波及全国。民国11年开始的教会本色化运动,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探索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天主教界由上海的马相伯和北京的英敛之在民国元年联名上书罗马教廷,揭露天主教在中国的殖民地教会状况,进而提出中国教会由中国人自办的主张。这些愿望和主张虽然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但都激发了天主教界和基督教界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光绪三十二年,上海佛教界成立上海佛教公会,这是上海第一个佛教团体。民国元年4月,各地佛教界的代表人物云集上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创办《佛教月报》。此后,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不仅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设在上海,各宗各派的高僧大德也纷纷来到上海讲经说法、创办佛学院,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于民国3年在上海创立。一些名山大寺也在上海设立下院。一批社会名流在上海创建居士团体,建立出版机构,从事慈善事业。第一部用活铅字印刷的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勘大藏经》于民国2年在上海出版。简照南、简玉阶等一批民族工商业者笃信佛教,对佛教文化事业大力支持。上海佛教界在佛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十分活跃。太虚法师关于佛教“三大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教理革命)的演讲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民国元年,道教的正一派也在上海设立了全国性机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上海总机关部。陈撄宁等道教学者在民国22年创办《扬善》半月刊,民国28年又创办《仙道月报》,其目的是发扬道教在伦理和养生方面的优秀文化遗产,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但上海道教界忙于日常的斋醮科仪,响应者较少,道士日益成为一种满足民俗需要的社会职业。

民国时期,上海汇集了伊斯兰教界的一大批著名人士,有著名的阿訇哈德成、达浦生等,热心于伊斯兰文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傅统先等,还有具有远见、放眼世界的穆斯林工商业者金子云、马晋卿等,在伊斯兰教人士共同合作和努力下,宣统元年成立了上海清真董事会。民国14年6月创立中国回教学会,主办《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派留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培养了马坚等一批当代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开始从事《古兰经》的汉译工作,并对《古兰经》的经文作出新的诠释,曾被学术界称为近代中国穆斯林“第一次自觉的文化运动”(顾颉刚语)。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上海各大宗教的领袖人物都先后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刘湛恩以身殉国、圆瑛被捕入狱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宗教界的领袖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宗教界爱国人士。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的宗教界人士都希望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政治局面,来恢复和重建各自的宗教。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论是天主教罗马教廷,还是基督教各差会的领导层都是站在西方的政治立场上,支持蒋介石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上海又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势力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心。吴耀宗、赵朴初等宗教界爱国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参加了反蒋统一战线。1949年9月,建国前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他们成为最早参加全国政协的宗教界委员。

上海解放后,宗教界的基本群众和全市人民一起投入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的爱国行动。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上海佛教僧青年联谊会、上海回民青年联谊会筹备委员会先后成为这一进步群众组织的团体会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教又随之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上海天主教抗美援朝支会成为天主教界最早的爱国团体。这些爱国团体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界做了大量团结教育宗教界群众和上层人士的工作。

1949年8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当选为委员的基督教界人士有吴耀宗、罗冠宗、邓裕志、陆干臣、涂羽卿、颜福庆、陈善祥;天主教界人士有朱志尧;佛教界人士有赵朴初、苇舫、续可、丁福保;伊斯兰教界人士有金幼云、马简文。195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召开后,道教人士杨祥富于1957年增补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宗教界爱国人士的队伍一年比一年扩大。在宗教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上海市佛教协会在1954年12月成立,赵朴初出任第一届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在1957年3月成立,杨祥富当选为主任委员;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在1962年8月成立,沙彦楷当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

上海是外国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地。解放以后,中国基督教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是在上海发起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教育方针的感召下,以吴耀宗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在1950年9月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三自革新宣言”,发动了中国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1951年4月,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4年8月,又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全国机构设在上海。上海市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1955年4月召开,成立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50年代,上海市宗教界举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

[参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宗教界代表,从右至左:吴耀宗、吴贻芳、达浦生、李维光、胡文耀]

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在上海的教会内的外国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并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奠定了基础。外国势力对中国天主教会采取严密的组织控制和神权统治,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服务。1950年8月,龚品梅出任上海教区主教,他拒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再的争取团结教育,滥用神权压制上海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从教徒中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的团结教育工作做起,进而团结越来越广泛的上层人士。当1955年9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破获后,又团结一大批神职人员,成立了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1960年4月召开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成立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选举张家树为上海教区正权主教,并举行了隆重的祝圣典礼。上海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前后经历10个年头,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解放后,天主教各传教修会和基督教各差会依旧保持着他们主办的一大批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自从1950年12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冻结中国在美一切公私财产,包括美国银行中存储的拨给中国教会的一切存款后,这些教会办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政策规定,上海的教会大学在1951年全部改为中国人民自办的私立大学,经费由政府予以补助。1952年后,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都参加了院系调整,原来的学校停办。教会中学自1951年起分别由人民政府接办或继续由私人办理。至1953年7月,国家将全部外资津贴的教会学校接办完毕。教会医院和慈善事业也在同一时期先后由政府卫生部门或民政部门接办。

1949年,上海有26个差会驻华机构。1951年后,随着传教士的离沪停止活动,至1953年全部结束。1949年,天主教有18个男女修会在沪活动,1959年,7个女修会合并为上海教区的女修会。1953~1954年,11个传教机构停止活动。基督教传教士绝大部分在1951年离沪,1958年后教会内无传教士。解放前,上海有僧1771名、尼1528名,大部分生活困难,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帮助下实行生产自救,到1954年已有三分之一以上转业还俗或回乡务农。

1958年后,各大宗教的教职人员中又有一部分人转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1958年8月,上海市基督教各个宗派实行联合礼拜,市区教堂从原来的208所,合并成23所。其他各大宗教也都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宗教场所作了调整。各大宗教对机构和宗教场所的调整是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自力更生办好宗教事业。但是由于从1957年开始,对宗教工作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不仅天主教的修道院、基督教的灵修学院先后停办,而且在调整后建立起来的各类机构也难以开展工作,已经收缩了的宗教场所进一步收缩。1965年天主教堂市区14所,郊县25所;佛教寺庙市区73所,郊县234所;道教道观市区7所,郊县20所;伊斯兰教清真寺市区2所,郊县2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破除四旧的名义下,除有关部门对玉佛寺和小桃园清真寺进行保护性的“查封”而免遭破坏外,其他的寺庙教堂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所有宗教团体被迫停止工作,宗教教职人员被批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工作方面的历史经验,重申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此后,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宗教事务部门和各宗教团体恢复了工作,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宗教界人士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至1998年底,全市恢复的经过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共234所。为了培养宗教事业接班人,各教都办起了宗教院校。1982年,天主教上海教区与华东6省的天主教会联合创办了佘山修院;1985年,基督教和华东4省的基督教会联合创办了华东神学院;1983年,佛教创办上海佛学院;1986年,道教办了道学培训班(后改为道学院);1982年,伊斯兰教办了经学班。至1998年底,各类宗教院校共培养教职人员1146名。上海的宗教出版事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3年,天主教上海教区恢复了光启社,先后出版了新译《新约全书》和《神学丛书》等一批经典和著作,1980年10月,全国基督教两会在上海恢复了《天风》的出版,并主持了《圣经》的重版工作。上海市佛教协会、上海市道教协会分别创办了《上海佛教》和《上海道教》杂志。1991年起,恢复了上海佛学书局,重版了《佛学大辞典》等佛教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的宗教理论工作者在宗教理论、宗教文化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出版了一批专著,取得了较好成绩。

在宗教事务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各爱国宗教团体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的重点是爱国主义教育。1993年,宗教界隆重集会纪念基督教吴耀宗先生和天主教张家树主教100周年诞辰、佛教圆瑛法师115周年诞辰,缅怀三位宗教领袖的光辉业绩,学习和发扬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都建立了定期学习制度,1995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要求,宗教界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新形势下开展爱国主义学习教育的计划,并将宗教院校和青年教职人员作为教育重点。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迎接香港回归等重大节庆和纪念活动中,各宗教团体都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市委、市政府定期召开宗教界人士座谈会、专题研讨会,通报情况、听取意见。每年组织一至两次市领导与宗教界人士的谈心活动。组织建设的重点是培养新一代教职人员,实现新老交替。基督教在1997年、天主教和佛教在1998年进行了换届选举,一批中青年教职人员走上领导岗位。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实行集体领导、民主管理。近年来,通过对宗教团体的社团登记、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和年度检查,不断健全对重大事务和人、财、物的管理规范,宗教界的自我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

上海市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工作中,抓了立法、执法、普法工作。1995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1995年11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1997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宗教印制品管理办法》。各级党政领导加强对宗教知识、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和法规的学习,提高了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自觉性和依法管理水平。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积极开展宗教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教育。通过依法管理,切实保护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打击不法分子及敌对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宗教界也能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海宗教事务的管理正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宗教界的对外交往十分频繁,通过组团出访和邀请来访,增进了友谊和了解,促进了教会事业的发展。

上海宗教发展的历史,有如下特点:

一、与社会同步发展

近代一百多年间,上海逐渐成为全国最大城市,金融、工业、商贸和文化中心,跻身于国际大都市之列。上海宗教地位也逐渐上升。

各地向上海移民,促进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上海城市发展又为宗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太平天国时期,一些穆斯林家庭迁居上海,居住于南市小南门、草鞋湾一带,逐渐形成一条街,因南京籍居民多,这条街至今仍叫南京街。他们建立了近代上海第一座清真寺——草鞋湾清真寺。与此同时,世居青浦诸巷的天主教徒沙船商来到董家渡天主教堂,为上海城市带来一批富裕而虔诚的信徒。这些与“洋教”、洋人有交往的沙船商逐渐跻身上海工商界,少数人成为工商巨头,构成上海天主教大族。来华的基督教各教派的主要教会团体,天主教的修会团体,大多在上海设立总部,建立相应的机构。清同治六年(1880年),浙江商人胡雪岩等出资修复静安寺,静安寺地区逐渐成为上海商业区,静安寺也在近、现代成为上海引人注目的寺庙,全国及市级重要佛教组织大多设于寺内。一批原来和静安寺齐名而地处租界边缘或界外的古庙却在近代湮没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入租界谋生的僧人、道士或建房、或租屋,设立了众多规模不大的佛、道教庙观。从民国27年(1938年)起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教徒陆续到上海避难,使上海犹太教一度繁盛。20世纪初至30年代,随着上海工厂和商业机构的与日俱增,上海各教也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新建、重建了一批教堂寺庙,兴办了一批大学,上海宗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二、组织程度和民主管理程度较高

上海在城市化进程中,组织程度不断提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工商界推动城市自治运动,建立各种自治机构。自治机构的产生促进了大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受其影响,传统宗教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的组织形式是教坊制。单一的教坊制以清真寺为中心,穆斯林围寺而居,各教坊独立,互不隶属。宣统元年(1909年),南京籍穆斯林将穿心街清真务本堂改组为上海清真董事会。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第一个新型管理机构。教长由董事会聘任。民国31年(1942年),董事会改组为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不久,又改组成上海市回教堂理事会。从务本堂、清真董事会到回教堂理事会,民主程度得到提高,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民国25年,女穆斯林成立上海市伊斯兰妇女协会,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第一个妇女组织。她们有单独使用的宗教活动场所。

佛、道教以师徒授受为传统,以宫观、名山为单位,受地方政府委任的、半官方的僧录司、道录司、僧会司、道会司管理。光绪三十二年,上海佛教界成立上海佛教公会,成为维护佛教利益,协调内部关系的团体。由诸山长老选贤任能的十方丛林制得到推广,逐渐改变师徒世袭传承的子孙庙制度,管理方式渐趋民主化。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各教先后建立了爱国宗教组织,这些爱国宗教组织均实行代表会议制。各团体均由教职人员和平信徒共同组成,统筹安排宗教活动,建立规章制度,对教会的人财物进行管理。

三、经济实力较强

解放前,天主教、基督教经济主要依靠外国的资助,除直接传教外,办了不少科技、教育、卫生、出版、慈善事业,社会影响较大。天主教主要依靠法国政府、慈善机构和教徒的捐款、“眷顾”。同治二年,法国外交大臣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国赔款中拨出30万法郎(合银近5万两)给江南代牧区,教会用这笔款项,在租界廉价、滚动式购置房地产。随着租界的繁荣,房地产成为天主教会主要收入。少数天主教工商业者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教会支持,他们在经济上发达后也资助教会事业。基督教主要靠英、美差会提供津贴。开埠之初以英国津贴为主,19世纪70年代后,美国津贴渐增,20世纪后,以美国为主。天主教和基督教依附于、听命于殖民势力,依赖外国经济资助是重要原因之一。

佛教、伊斯兰教信徒中的部分工商业者成为教会经济台柱,他们接引、资助更多的教职人员到上海进行传教活动,这是近代上海佛教、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原因。大寺庙、大清真寺、重要宗教团体和文化事业往往有工商界人士大宗捐款。近代以后,地处租界或城区的寺庙,随着城市扩展、地产升值,房地产租金渐成重要收入。少部分大寺庙在农村置有土地。中小寺庙有的靠信徒布施,有的靠经忏法务或经营素斋,有的农村寺庙靠地租。中小清真寺主要靠小商小贩穆斯林捐献。佛教因经济实力较强,所办文化事业较多,社会影响也大。

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宗教政策,保障各宗教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改革开放、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海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各教经济状况。各教都重视开发房地产,取得较好收益。海内外人士也向上海教会提供了一些捐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佛、道教场所门票收入和经忏收入以及信徒捐献逐步增加。除自养外,各宗教团体还捐款资助灾区、聋哑学校、希望学校等。

四、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性

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移民城市,在文化方面,“兼容”东方与西方、南派与北派、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形成海派文化。上海宗教是构成海派文化的要素之一,具有兼容并蓄的品性。

传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手段,是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传教士又是西方文化最初的传播者。传教士们传入西方文化的本意是传教,传教的过程中客观上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由于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文化的近代化。而上海特殊的文化氛围又使传教机构更愿意在上海建立据点、开展活动,进一步促进上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促使上海宗教地位和文化地位同步提高。

近代上海佛教不少名僧、不少道场并非专宗一派,而是融通各宗;一些知名居士更是不拘一宗一派,对各宗学说兼收并蓄,对各派教义全面弘扬。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均借鉴了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办报刊、印经籍、办学校、医院、慈善事业。这几个教传统培养教职人员的方式基本上是以师带徒。进入20世纪后,他们借鉴天主教、基督教培养教职人员的方式,办了各自的宗教院校。在这些院校中,不仅学教义、教规,还学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佛教、伊斯兰教都曾外派留学生,以期造就合乎世界潮流的宗教人才。

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上海宗教和上海社会一样,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引导下,在老一辈教职人员的带领下,一批年轻教职人员已走上或即将走上各爱国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上海宗教事业呼唤着他们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使上海宗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