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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总述 2007/3/2 14:25:00

上海处吴、越之交,水汇江浦。远在秦代,今上海地区西部金山沿海一带,已形成盐业集市。青浦、松江西部还形成水上集市贸易。汉时,今上海地区西部普遍栽桑养蚕,缫丝织帛,种麻织布。所产麻、葛细布,时称越布。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在这里造出的青龙舰已能远渡重洋。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吴国内史虞谭在吴淞江入海口筑“沪渎垒”,《吴郡志》载称“松江东泻海,曰沪海,亦曰沪渎”。晋时今上海地区属吴郡辖下的海盐、娄、嘉兴诸县。据《晋书》:吴郡有县十一,总户数仅二万五千而已。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及今上海地区东部(即市中心区和浦东一带)从唐代起,逐渐脱水而出,形成不断发展的晚陆地。唐天宝十年(751年),在今上海地区西部设华亭县,因东吴名将陆逊的封号而得名,管乡22,户12780。县治在今松江城,为苏州属邑。

华亭县负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陆之产兼而有之,唐时已有一定的商贸活动,年茶、盐、酒等商税收入7.2万多贯,约占全郡收入的10%。时长江下游三角洲区域的主要贸易中心在苏州、扬州一带。华亭县的粮食、帛等经苏州或海路运往北方。内地州县的绢布、丝织品也多采自华亭县。华亭县所属青龙镇(天宝五年设镇,今青浦县内)位于江海交接处,上溯松江(今吴淞江),可直达苏州,又有顾会浦(今通波塘)与县城相通,下据沪渎海口,为苏州及太湖流域出海通道,是海船进江必经之地。潮涨海通,遂“商今来归,异货盈衢”。唐长庆年间(821~824年)在镇南报德寺中建7级宝塔,时沪渎口宽达二十里,“与海相接,茫然无辨”,入港船只“常因此失势,飘入深波”,建塔后起航标作用,保护海舶出入。唐大中年间(847~859年)已有倭国(日本)、新罗(朝鲜古国)海舶来往青龙镇。据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文献记载,时从东往来中国的日本使船,其归航地有的就在吴淞江海口。于是,青龙镇遂发展成为太湖流域东部地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和浙西沿海最早的外贸港口之一。

五代时期,吴越地区内外贸易发达,因陆路交通受阻于南唐,与北方贸易仅通海路,朝廷在沿海“广置博易务,听南北贸易”。对外与日本、高丽、契丹、大食也有贸易往来,还从大食输入猛火油,并转输契丹。时青龙镇为吴越仅有的通商海口之一,蕃舶往来,盛于唐代。

北宋内外贸易空前发达,雍熙年间(984~987年)曾遣使携带敕书金帛分四路出发,招致海南诸国来中国贸易,也鼓励中国商贾出海贸易。青龙镇内外商舶往来很多。据嘉祐七年(1062年)所刻《隆平寺灵鉴宝塔铭》(该寺在青龙镇边)载:商船“自杭、苏、湖、常等州旬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青龙镇已是“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极其壮丽,龙舟嬉水冠江南,论者比之杭州”。镇上有学有仓,水陆巡司,茶场酒务,热闹非凡。期间,为疏通经常淤塞的吴淞江,曾征民夫5万,死者1126人,费钱米16.93万贯(《宋史》)。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税收达1.59万贯,在秀州内仅次于州城而列于第二,超过华亭。政和三年(1113年)在华亭县“兴置市舶务,抽解博买,专置监官一员”。华亭地区镇、市兴起,除青龙外,有魏塘、朱泾、南桥、下沙、乌泥径等。官府在镇、市设“务”,管理征税、专卖事务。宣和元年(1119年)随着松江航道重新疏浚,青龙镇更见发展。宋诗人梅尧臣在《青龙杂志》中载称“青龙镇有二十二桥,三十六坊,还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

上海港兴起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路市舶司从临安移驻华亭,“提举市舶司掌蕃华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期间与青龙镇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东至朝鲜、日本,西至波斯、阿拉伯等国。输出商品有瓷器、绢帛、大黄、铁器等;输入有香料、珊瑚、象牙、玛瑙等。南宋后期,吴淞江及其支流日渐淤塞,虽数度疏浚,未能解决,加上长江下游携大量泥沙冲积形成新的平原,使海岸线逐渐东移,水道变迁,新河道沟通运作,直注大海,流入青龙港的吴淞江旧江(今称虬江),水势大减,屡疏屡淤,致海舶无法上溯,青龙港逐渐衰落。宋后期,夹于古东江及吴淞江之间的黄浦水量日增,河道渐宽。原往来于青龙港的船舶,逐渐改道黄浦,碇泊于黄浦之支流上海浦右岸。时上海浦已设置酒务。此后,贸易增多,于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设置市舶分司,稍后建上海镇。上海镇居江海之交,腹地辽阔,舟楫航远,四通八达,不少南北商船来此贸易,多种货物在此集散,朝廷设置了专管商业贸易的榷货场,更促进了上海镇的繁盛。

元初,上海镇已领户6.4万有奇,“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居民区)、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至元十四年(1277年),上海镇设立市舶司,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今宁波)、澉浦合称七大市舶司。址在后来的上海县署内,即今小东门方浜南路的光启路上。市舶司的长官习称市舶使,亦称押蕃舶使或监舶使,管理进出港的船舶、货物,征税并收购货物,还负责求援遇难海船,保护外商财产等,即所谓“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建县。至正中期,上海地区商肆酒楼林立。入籍民户7.25万,其中船商水手6675。

宋元一代对上海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的:

一是沙船运输业崛起。沙船始于唐代,中国称之为“北洋船”,日本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南京船”或“北直隶贸易船”。乾隆《崇明县志》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它在沙线航道中“履险如夷,走船如马”,“视巨浪如无浪”,具有行沙防沙的特点。唐代鉴真和尚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乘的就是沙船。上海地区宋代制造的封浜木船,属沙船型。元代开辟北洋漕运路线,海运漕粮的沙船运输业日盛,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令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60艘,运粮4.6万余石,从海道至京师,自太仓刘家港(浏河镇)入海,历海宁州(今连云港)、胶州海面,入勃海,抵直沽杨村码头(今河北武清),航程1.34万里,这是元代有海运之始。此后海道运粮数逐年增加,每年北运江南粮,少则数万石,多则300多万石,天历二年(1329年)达352.22万石。海运的畅通使上海港成为全国重要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与外国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从上海进出的有日本、朝鲜、东南洋等国以及国内闽、广等地的贸易商船,还有庞大的本地海船队。

二是棉种引进。民谣:“黄浦之水不育蚕,什什伍伍种木棉”。宋末元初,海船把外来的棉种带到上海地区,经试种成功,加以推广,遂使棉田的面积迅速扩大,上海植棉业逐渐普及。植棉从乌泥泾一带向东、东北、东南,高亢斥卤之地宜棉地发展。浦东滨海之地也广种棉花。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随着黄道婆革新棉纺技术,棉纺织业日益兴旺,沙冈一带有三梭细布,乌泥泾一带有崖州被生产。至元代末叶,上海已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上海的“绳弦大弓”每日弹棉6~8斤,松散洁净,不久传入日本,被称作“唐弓”。上海的布匹行销海内外,“龙华尖”、“七宝尖”、三林标布等布之精品驰誉天下。与棉纺织业同步发展起来的棉布、棉纱染色业也以靛蓝而独树一帜。附丽于棉纺织业的其他各业也日益兴盛,使上海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

海禁影响对外贸易 明初,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水患频仍,明廷派户部尚书、著名的理财和水利家夏元吉治理。夏采纳以“导”为主的治浦方案,开浚范家浜,“通海引流,直接黄浦”,实现了江浦合流,水势大增,使远洋巨轮可以直抵上海城下,极大地改变了上海港的条件。然自洪武始,朝廷重农轻商,后期又因倭寇骚扰,使海禁成为国策。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下西洋,重在政治上的“扬威海外”,商品交换带有朝贡贸易性质。随郑和船队前去的有不少上海水手,上海医士陈常也在其中。明代上海海上贸易,分国内和国外两线。国内贸易十分兴旺,北航齐鲁,南达浙闽。海外贸易由于严禁私人贸易,上海地位不如浙、闽、广,贸易量也不大。明中叶后,上海外贸稍有起色。海舶常航福建泉州、漳州等港,做南洋转口贸易,把香料等转运到上海,把上海的棉布等运至泉、漳,转运南洋。太平洋丝路贸易昌盛之时,上海的舶商、梢水也有直接去菲律宾做贸易的。沿海的东北5乡,尤为海商驰骛之地,“居民不仅与番船私自贸易,为之运薪送米,还往往随船出洋贸易,所去之处,除南洋外,主要是日本”。有的乡,结伴而行,同舟数十人,上百人。明代上海地区,主要外销商品棉布,在海外有极好声誉。早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所携带货物中,已有上海所产的土布、土印花布。万历年间(1573~1619年),松江的三梭细布、飞花布(亦称丁娘子布)行销海内外。国内市场价值0.2~0.3两1匹的棉布,运到日本长崎等地竟可售50两1匹,因之海禁虽严,商贾还是趋之若骛。由于明代仅朝贡贸易为合法,虽民间贸易始终不断,就全国而言,外贸总体规模不大。万历中期,全国海外贸易不过白银100万两,上海地区最盛年间,海外贸易额最多仅10~20万两白银,在整个沿海外贸市场中地位作用有限。明后期,松江、上海是“衣被天下”的棉纺织中心,经济发达,但港口贸易进展不大。

清初,仍厉行海禁,以防民众与郑成功势力交结。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下令:“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顺治十三年六月,正式海禁。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两次下令海禁。上海海运寂然,“四民”(古指士、农、兵、商)失利。

康熙二十三年部分开放海禁后,长期受抑制的上海人开始重操旧业,造船下洋,行货海外。商人中出现了“倾产造船者”。上海著名的大船商张元隆“广置洋船,海上行走”,拥有海船数十艘,立志要造100艘海船。每年出洋船只所用舵、水手、商伙人等,为数甚多,贸易货值较大,其中包括出口到东西洋及关东等处的南京布与其他商品,每船货值数万金。康熙二十四年在上海设江海关。初设大关于漴阙(在今奉贤县),不久因处所狭促,移驻上海县城。关署设于县城小东门旧察院行台衙门,大关设于小东门外。时从中国往日本的沙船每年约80余艘,多数从上海出发。据康熙四十九年张元隆案:松江有船户张元隆,在各处开张洋行,数十艘船只经常往来于东西二洋及关东各处,并有海舶长期在远洋未归。可见当时贸易已有相当规模。

雍正八年(1730年),苏松道移驻上海负责“榷税、稽查、海舶”事宜。税则规定:东洋商船货税进口以六折征收,出口则不论货物,概收银120两;安南商船货税进出口俱以七折征收。上海外贸主要与日本、朝鲜、南洋各国往来。出口的商货,除了腹地以及邻近区域转口的丝、绸、茶叶、纸、瓷器及土产等货外,本地区出口的主要是各色棉布,包括本色布、紫花布、青蓝布等。青蓝棉布不仅从上海直接贩运出洋,有的还经闽、广商人收购,转口贸易于海外。如乾隆元年(1736年)经闽、广商人转销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余匹棉布。此后三四十年中,运回英国的上海地区所产南京布每年约2万匹左右。美国购买的南京布等棉纺织品约140万匹。之后,以上海港为主的南京布出口更是逐年递增,数量高达300万匹,分别运往美国和北美。康熙时关税定例正额,江海关是2.3万两,而乍浦为浙海关重要港口,定例为1.3万多两。据乾隆十八年数据,粤海关居第一,年收关税51.52万两,以下为闽海关31.44万两,浙海关8.77万两,江海关7.75万两。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把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上海外贸再度受挫,只是与日本、南洋的贸易仍在继续。中日之间的贸易进口主要是清廷特准供铸钱用的洋铜,每年约500吨,货值白银200万两;同时出口相当货值的丝绸、大米等。与南洋各国的贸易,出口有棉布、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进口有乌木、香料、染料、海味、药材等商品。

埠际贸易繁荣兴盛 北洋来的豆油、豆饼、大豆,南洋来的蔗糖、鱼翅、燕窝,长江流域的大米、瓷器,太湖附近的丝、茶,苏松产的棉布,都在上海交换贸易。县城东门外“舳舻尾衔,帆樯如林,蔚为奇观”。上海地区生产的棉花、土布主要通过海运,输入东北、华北及华南沿海地区。太仓、南通、海门等地棉花亦经上海集散,运销东北、华北的主要为土布。道光十一年(1831年),上海豆业公所44个大小豆行和33家浙江慈溪帮号商,经手成交的大豆达473.6万余担。其中大量大豆和豆饼由上海转运长江三角洲地区。从乾隆年起,上海潮州、泉州、漳州商人置地造屋,建立馆所。到开埠前的道光二十二年上海有各类公所、会馆27所,虽不及苏州,但表明上海已是客商汇聚的商埠。开埠前10年,上海县城人口已达12万之众。街道也从明后期建城时的10来条,扩展为60多条。“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云集各地的商贾远远超过明代。特别是随海上贸易而来的东南沿海江、浙、闽、广商贾更具重要地位,如广东的潮州商人,福建泉、漳商人,江苏的青口商人,浙绍商人,浙宁商人。随北洋航运而来的商人有山东的胶西商人。莱帮商人、郭帮商人,还有苏乍商人、关东商人,以及早有名气的徽商、晋商等。由上海港进口的大批洋货经各地商人之手转输内地。同时,上海本地的土著商贾也日益壮大,其中以经营海上贸易的“号商”、“船商”尤为著称。小东门外已有洋行街。外国银洋在上海地区已日渐流通,有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等30余种。专营银钱兑换、贷放的钱庄亦应时而兴,乾隆年间已有钱业公所。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二年(1786~1797年)上海县先后开办钱庄124家。银票往来、汇划成为贸易的重要清算手段,也推动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港呈现民间贸易、官方贸易、合法贸易、走私贸易并存格局。据统计:开埠前夕,上海贸易总量为5330万两,其中上海埠际贸易货值4840万两,占90.8%;正常外贸货值450万两,占8.44%;鸦片走私贸易货值40万两,占0.75%。当时上海港的外贸总体规模虽不大,但已是全国重要贸易港口之一。

道光十二年英船阿美士德号闯入上海,考察了上海的港口和商业。回国后的报告中,几次提到上海,认为“这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对于外国人,尤其对英国人的好处是不可估计的”,并且特别强调“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对“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差不多同时,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也曾到过上海,回去后说上海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稍后,另一个英国人福钧也曾说,“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清帝国大门的时候,上海很自然地被列为通商五口之一。

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迫辟为商埠。英国人乔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向其政府报告说:“欧洲人能在上海以低于广州百分之十的代价买到丝茶和其他土产”。英国领事阿礼国(Alcock,R.)道光二十七年估价:“从上海直接运生丝出口,比转运广州再出口,至少可节省35~40%的运费”。于是原在广州的英、美洋行迅速到上海设置分行,各国商船开始直接驶抵上海,大批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上海开始与欧洲、美洲直接发生商务联系。五口通商后,其他四个口岸对外贸易升而复降,贸易重心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出口茶叶,在全国所占比例仅2%,广州占98%。至道光三十年,上海上升到占全国44%,广州下降至23%。道光二十六年上海出口生丝已相当于广州的4.27倍。上海外贸急剧上升,还由于作为条约商埠,外商享有许多特权。如:赁房买屋,租地建屋,设立栈房;深入沿海内地,通商航行;参与协定关税,受领事裁判权庇护等。外籍税务司又控制了江海关的实际管理权。据统计,上海开埠10年后,至咸丰三年(1853年),对英国进出口货值已达1720万美元,超过广州的1050万美元。此后上海的进出口货值即在全国领先。

上海成为全国外贸中心 上海在各通商口岸中设立租界最早,面积最大。初期,租界仅供外国人居住。小刀会起义后,大量华人拥入租界,形成华洋杂居态势。由于租界先后建立了工部局、会审公廨、公董局等机构,自成系统,相对稳定,受外界战乱影响较少。较早的太平天国起义,稍后的中法战争,对租界外贸影响很少。相反一些原在乍浦等港口进出的船舶,还因而改舶上海,增强了上海港的地位。咸丰四年江海关监督吴健彰被迫与英、美、法三国领事协议,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由三国派员任税务司,启洋人管理海关之端。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已达关平银6094万两,占全国57.87%。自此至同治十二年的10年间,随着长江沿岸与上海之间贸易渠道之畅通,上海累计进出口总值8.14亿关两,占全国59.8%。此后光绪十年到甲午战争前的光绪十九年(1884~1893年),上海累计进出口总值达10.10亿关两,比上10年又增加24%,占全国49.4%。甲午战前的近半个世纪,商品贸易是上海对外经济关系的主流。这一时期上海已确立起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地位。

上海开埠不久,出口商品品种开始多样化,传统的大宗丝茶输出比重逐步下降。咸丰十年(1860年)丝占66%,茶占28%。同治九年(1870年),上海出口货值中丝占62%,茶占32%,两项合计达94%。到光绪二十年丝占39.5%,茶占14.9%,合计54.5%,比24年前的同治九年下降近40个百分点。其他农畜产品如羊毛、皮革、籽仁、植物油、豆类、烟叶等出口增加。进口商品最初以鸦片为大宗。道光二十七年,上海进口鸦片1.65万箱,约占全国消费量的49.6%;道光二十九年,上海进口鸦片2.30万箱,约占全国消费量的53%。咸丰八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简称《通商章程》),规定鸦片为“合法”“洋药”后,鸦片进口量大增。此后由于太平天国严禁鸦片,咸丰十年上海进口鸦片一度有所下降,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开始上升。同治二年,上海进口鸦片高达3.82万余箱,约占全国进口量68%。严重毒害百姓,大量白银外流。19世纪8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航,从伦敦到上海的航程大大缩短;电报的开通,从上海买到生丝,随即可在伦敦市场上出卖。加上英国在经济危机压力下,不断更新设备,改进技术,使工业品成本下降,商品的削价竞争力增强。英国的洋布、洋纱以其价廉物美挤占了上海的传统土布、土纱市场,鸦片在进口商品中比重下降,光绪二十年上海进口值中鸦片占19.8%,纺织品占43.7%,其他如工业原料、机器设备、食品等各占一定比例。

上海对外贸易的国别地区也起了重大变化。开埠后,由于欧洲、美洲商人的直接导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开埠前长期与日本、朝鲜和南洋诸国比较单一的传统贸易而发展成国际出口贸易市场。开埠不久,英国就成为上海外贸的主要对象。同治六年英国在上海出口值中占73.1%,进口值中占39.7%。此后,美国、日本、欧陆各国的比重上升,光绪二十年,上海出口值中英国仅占14.7%,其余有欧陆32.2%、美国19.4%、日本12.5%;进口值中英国占30.1%、香港22.6%、印度20.6%、美国9.2%、日本8%、欧陆5.5%。

上海出口商品来自全国各地。据专家估算,光绪二十年5842万关两出口额中,来自长江流域各城市的达3729万关两,占64%;来自长江以北沿海各港的有1127万关两,占19%;来自长江以南各埠478万关两,占8%。进口货值9326万关两中,转口长江流域的3995万关两,占43%;转口北方各港的2143万关两,占23%;转口南方各港的123.6万关两,占1%强。上海港的繁荣,外贸的发展,离不开全国货源的支持,同时也促进了各地生产的发展和商埠的繁荣。

表1-1 1843~1863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情况表

年份

进出口货值总计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货值单位

1843年11月17日至年底

58.09

43.37

14.72

万沪平银两

1844

98.88

50.13

48.75

万英镑

1845

256.88

122.41

134.47

万英镑

1846

259.32

106.62

152.70

万英镑

1847

252.65

100.92

151.73

万英镑

1848

211.21

80.65

130.56

万英镑

1849

296.40

120.93

175.47

万英镑

1850

1192.90

390.80

802.10

万西班牙元

1851

1472.10

431.80

1040.30

万西班牙元

1852

1558.40

530.30

1028.10

万西班牙元

1853

772.40

184.30

588.10

万英镑

1854

3924.00

490.56

3433.44

万西班牙元

1855

4184.54

908.01

3276.53

万西班牙元

1856

3597.23

725.85

2871.38

万西班牙元

1857

4920.78

1586.34

3334.44

万西班牙元

1858

4964.08

1901.70

3062.38

万沪平银两

1859

8743.27

4651.60

4091.67

万沪平银两

1860

8939.07

5628.43

3310.64

万沪平银两

1861

8416.11

5186.18

3229.93

万关平银两

1862

11069.25

7415.34

3653.91

万关平银两

1863

13199.76

9351.21

3848.55

万关平银两

说明:(1)1843~1858年进出口值不包括鸦片货值。

(2)1859~1863年进出口值中包括往来国内通商口岸货值。

(3)沪平银114.40两=关平银100两;沪平银每两约合7先令。

(4)1西班牙元约合4先令6便士。

表1-2 1864~1894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情况表 单位:万关平银两

年份

进出口货值总计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总值

占全国(%)

总值

占全国(%)

总值

占全国(%)

1864

6093.96

57.87

3062.89

59.71

3031.07

56.12

1865

6478.56

53.15

3522.60

56.96

2955.96

49.22

1866

7009.32

53.62

4476.85

60.04

2532.47

45.09

1867

7355.92

57.82

4433.11

63.94

2922.81

50.48

1868

8754.54

62.43

4839.21

68.04

3915.33

56.65

1869

8805.65

61.98

5310.39

70.88

3495.26

52.06

1870

8512.34

64.01

4975.10

70.07

3537.24

57.06

1871

9519.30

62.20

5504.66

70.40

4014.64

53.63

1872

9839.88

69.00

5333.43

79.23

4506.45

59.86

1873

9072.86

66.67

4889.48

73.37

4183.38

60.23

1874

8326.90

63.53

4897.54

76.09

3429.36

51.40

1875

7459.44

54.56

4378.61

64.58

3080.83

44.71

1876

8605.93

56.95

4489.20

63.89

4116.73

50.92

1877

7775.67

55.27

4834.54

66.02

2941.13

43.61

1878

7524.09

54.53

4693.69

66.29

2830.40

42.14

1879

8867.91

57.39

5663.38

68.87

3204.53

44.33

1880

9005.43

57.29

5387.55

67.94

3617.88

46.45

1881

9898.93

60.57

6554.48

71.31

3344.45

46.81

1882

8204.66

56.56

5275.48

67.88

2929.18

43.50

1883

7582.45

52.74

4791.03

65.12

2791.42

39.77

1884

7499.47

53.60

4546.42

62.48

2953.05

43.98

1885

8604.46

56.16

5838.96

66.20

2765.50

42.54

1886

8943.13

54.30

5812.14

66.44

3130.99

40.55

1887

9403.19

49.98

6053.10

59.19

3350.09

39.02

1888

10303.76

47.44

6657.69

53.35

3646.07

39.46

1889

9854.74

47.42

5692.94

51.34

4161.80

42.93

1890

9745.88

45.49

6471.67

50.92

3274.21

37.57

1891

11530.30

49.08

7529.37

56.19

4000.93

39.63

1892

11968.62

50.36

7635.94

56.52

4332.68

42.24

1893

13189.48

49.22

8191.55

54.12

499.93

42.85

1894

15167.79

52.27

9325.61

57.53

5842.18

45.60

洋行把持外贸,买办制度形成 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批在上海开设的信和、宝顺、仁记等5家洋行,都是英商从广州分设过来。道光二十四年上海有洋行11家,道光二十七年增至24家。咸丰二年为41家,其中英商27家,占2/3,美商5家。咸丰九年有62家,其中以英国资本为最多。最初的洋行有两类:一类以经营鸦片为主,包括怡和、宝顺、旗昌、沙逊、广隆、琼记等老牌英美洋行和英属帕栖的一些洋行。怡和洋行,道光十七年资金达261.3万元,拥有12条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英商宝顺洋行和美商旗昌洋行的规模和怡和洋行大致相仿。咸丰元年(1851年)3家洋行的进出口商品总值占上海的60%,主要靠鸦片贸易积累原始资本。另一类以经营纺织品为主,包括公易、义记、泰和、裕盛、丰茂、祥泰、和记、公平、李百里、裕记、惇信等洋行。这类洋行大多数是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结束或鸦片战争后开设的,历史较短,规模较小,而户数较多,业务以代理为主。光绪二至十年洋行数由160家增至245家。光绪十八年增至579家。英商洋行在甲午战前,在外商洋行中踞优势地位。19世纪后期,英商洋行占上海外商洋行总数的60%,高踞首位,美商洋行仅次于英商洋行。德商洋行发展较快,同治十一年40家,光绪二十年达85家。法商洋行19世纪90年代也有30余家。同治十年中日通商条约签订后开设起来的日商洋行,90年代也增加到30家左右,著名的有三井、三菱、岩井等洋行。早期的洋行,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逐渐兼营航运、保险和金融,60年代后,航运、银行、保险等专业独立发展。洋行的贸易方式,以以货易货为主,兼营抛期货、卖路货(途中之货)、订货、拍卖等。中小洋行由代理行逐步转为佣金商,订货为主要经营方式,洋行和客户签订合同代理购销商品、设备、收取佣金。实力雄厚的洋行一方面竭力增加进出口贸易量;另一方面扩大经营范围,投资于航运、银行、保险等与贸易相关行业。

随着洋行业务的发展,出现了买办阶层。买办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洋行的雇佣者,同时又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不仅赚取工资和佣金,同时又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率先进入上海的是广东买办。开埠初,4家主要洋行有买办21人,其中90%是广东人。买办最初是管理洋行内部事务的雇佣人员,照料外人生活行动,承保输纳税课,代雇、管理仆役,均由其居间负责,并不介入洋行的贸易活动,19世纪40~50年代发展到兼管洋行买卖业务。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60年代,洋行由贩运商转变为佣金商后,中小洋行的大量增设使竞争趋于激烈,贸易风险趋大,洋行利用买办在上海商业中的地位,与中国各业商人间的密切关系、熟悉内地市场情况、拥有大量的垫款资本等诸多有利因素,赋予买办代理洋行经手买卖交易的权利,买办也相应可以取得一定的佣金,拥有自己的机构——“买办间”或“账房间”。多数买办集经纪人、代理人、翻译和顾问于一身。上海的买办通常又是外国在华大商行所属买办的首领,他们监督同一洋行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北部各商埠工作的其他买办。唐廷枢曾担任过怡和洋行的总买办。有的买办,还兼“行务管理人”、“信用保证人”。此后,“信用保证人”逐渐成为买办主要职能。这种将双方权利与义务,责任与报酬,用合同形式规定下来的方式,形成了初步的买办制,并在以后发展为较为完整的买办制度。19世纪70~8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买办约2000~2500人。一大批江、浙、皖籍买办应运而生,其中很多买办已有自己独立经营的企业,办起华商进出口行,并在商业、工矿、金融、航运、房地产等方面有巨额投资,不少买办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企业家。

近代华商外贸企业出现 最早的一家华人外贸商行,当推“敦利”商栈,由贩运江浙货物的“走广”浙商张新贤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在上海西、东姚家弄开设。它原是在粤东开设的裕隆字号。专营进出口,以出口丝茶为主。其后又有监生沈浩开设的通亿丝栈禀请开业。至道光二十四年已有39家专营或兼营进出口的外贸商行,著名的商号有专营各色布匹、呢绒织物和出口丝、茶、石膏的本号、义记、万成商行;兼营出口湖丝的杨和山栈;专营进口各色布匹又出口丝茶的周公正、仁记、和记、华记、位记、名利、怡利、长益、益三等商号。19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外贸业中又出现对日本贸易的华商东洋庄,分为以经营海产品进口为主的海味业东洋庄和以经营杂品进口为主的百货业东洋庄。60年代以后,随着对南洋贸易的发展,又出现华商外贸机构南洋庄九八行(因其代理出口贸易皆取货值2%佣金,故有此称)。有名的商号有闽帮福裕南、丰兴栈、裕泰号,广帮协泰和,潮帮范德盛,本帮同福和。随后,又兴起以经营出口业务为主的南洋办庄和出现从事西洋贸易的华商进出口行,大多以经营中美贸易为主,分进口商、出口商和进、出口兼营商3类。这些华商外贸行在上海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虽不很显著,但代表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力图冲破外国洋行的挤压,在对外贸易中争取一席之地的努力。

外商向其他行业投资 一是直接为贸易服务的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这是早期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九年,外商在华开设修造船舶的企业18家,其中设在上海的为12家,至光绪二十年,增至27家。经兼并改组继续经营的为8家,资本总额为323.8万元,占外资工业总投资的1/3,成为上海外资工业投资最大的行业。较著名的企业有祥生和耶松船厂。同治二至四年法兰西火轮公司和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相继开业,与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构成上海与欧洲远洋运输业“三巨头鼎立局面”。同治六年,美商太平洋邮轮公司成立,率先开辟上海——旧金山之间航线,成为上海在太平洋上与西方国家沟通贸易的第一条航线。同治六至十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把持长江航运,英商太古、怡和为首的英国航运资本在北洋航线上占有优势地位。直到19世纪末,英国航运势力始终在以上海为枢纽的长江及南北洋航线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且日益深入内陆腹地,使上海逐步跨入国际航运潮流并形成全国交通枢纽地位。打包业、仓储业、码头等业也相继发展。较著名的有金利源和公和祥码头等。

二是开始有金融保险业。道光二十七年英国丽如银行率先在上海建立代理机构,道光二十九年正式成立分行。金融从洋行兼营业务中分离出来,是为上海近代金融业之滥觞。嗣后有7家英国银行和1家法国银行开业。同治四年汇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同治八年任钱庄跑街的王槐山为第一任买办,很快使一些钱庄为其附庸,进而操纵上海金融市场。同时意味着以英国为主的西方金融势力强化了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输入奠定基础。同时,从道光二十八年起,外资保险公司也开始介入并逐渐控制了上海的保险市场。

三是为外商和租界居民服务的公用事业和服务业,如自来火行(煤气厂)、自来水公司和礼查饭店、仁济医馆、跑马总会等不断涌现。随着地价上升,外商还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业。

四是直接掠夺中国廉价人力、物力资源的工厂企业,这一时期还为数不多,主要是缫丝业,如旗昌、怡和丝厂等。还有印刷、饮食、制药、卷烟、肥皂、火柴、榨油、锯木和家具等新行业。这些工厂企业规模不大,却是上海大工业的先声。

表1-3 1843~1894年有关国家在上海直接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国别

投资金额

国别

投资金额

美国

45

瑞士

3

日本

46

俄罗斯

2

英国

138

丹麦

1

澳大利亚

4

葡萄牙

1

德国

15

印度

13

法国

17

早期的外资企业在上海租界内掠取大量利润,进而控制了上海金融、航运、贸易等,使上海经济日益半殖民地化,成为地道的“冒险家的乐园”。但它也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移民大量涌入,中心城市的地位日益突出。光绪元年上海有人口67.4万,在中国仅次于北京、广州,在世界上也排名第11位,进入大城市行列。西洋近代物质文明通过火轮船、煤气灯、自来水、电报等生动具体地摆在人们面前,为上海人了解世界开了一扇窗户。中国第一个引进近代机器的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设在上海,最早有煤气、电灯、自来水的城市也是上海。与天津相比,城市煤气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近代文明的优势是明显的,它激励上海人去效法、学习,融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色,使上海成为中国得世界风气之先的城市。

外商扩大上海投资 甲午战争结束签订马关条约后,列强取得来华设厂权,加上随之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内河航运从长江扩大到“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的其他内河,外商到内地收购土产享有的子口半税优惠扩展到使用买办为其服务等,使外商投资得到全面保障,外商对上海投资猛增。在五六年间,英、美、德等国在上海开办了41家资本在10万元(银元)以上的工厂,约占同期在全国所建工厂的45%以上。至宣统三年(1911年),外商在上海开办企业643家,主要为美、英、日等国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日本、美国乘机加大投资。民国20年(1931年)外商在上海投资总额达11.12亿美元,占在华投资总额34%。民国25年,上海外资工业资本增至4亿元(法币),是甲午战争结束时975.2万元(银元)的40倍。

棉纺织和日用品业 光绪二十一至三十年(1895~1904年)间,英、美、德商在上海开办怡和、老公茂、鸿源、瑞记四大外资纱厂,除英国的老公茂纱厂资本为80万两外,其余3家资本均在100万两以上。稍后,日本也开始在上海棉纺织工业投资。光绪二十八年英日合办上海纺织有限公司设立,后改名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光绪三十一年,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又租办上海大纯纱厂,次年正式收购,改名三泰纱厂,继又改名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二厂。光绪三十四年,中日合办九成纱厂设立。宣统三年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分厂,即第三厂。民国2年内外棉在上海设第四厂;民国3年,内外棉在上海设第五厂。一次大战期间,日商又纷纷在上海设立新厂,新设资本在10万元(银元)以上的工厂有5家。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至民国13年在上海有分厂11家之多。

外商还投资烟草、火柴、制皂、饮料食品等业,并形成了一批垄断性的大型企业。较著名的有英美烟公司、日商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燧昌自来火局、英资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白礼氏洋烛厂、美商沙利文糖果厂、英商正广和汽水厂、美资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据估算:民国25年,外资工业仅棉纺品、卷烟、机器与船舶修造、电力4行业,产值共达3.47亿元(法币),占当年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9%。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轻纺工业的主要基地。

金融保险业 20世纪20年代,上海共有11家外国银行,分属8个国家。世界上著名的大银行如德华、横滨正金、华俄道胜、东方汇理、花旗、华比、荷兰、住友、三菱、三井等均在上海设立分行,外滩成为著名的金融街。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自光绪二十至二十四年(1894~1898年),先后7次借给清廷巨额外债,总共3.42亿两库平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赔款又借给清廷4.5亿两(本息共9.82亿两)。所有借款几乎都以海关关税作抵押。到20世纪30年代,外资银行加上各种官办、民营的中资银行、钱庄,上海约有300多家金融机构。民国20年前后,上海金融市场兴旺,黄金成交量仅次于伦敦与纽约,超过巴黎、东京和孟买,外汇市场活跃远远超过日本。保险业以英资居多,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有外资保险公司34家。其中英资23家,美资4家,法资3家,瑞士资本3家。经营火险、运输险(货物险)、船壳险以及意外险等业务。著名的外资保险公司有扬子保险公司、怡和保险公司(由当初的谏当保险公司演变而来)、太古保险公司、保裕保险公司和美亚代理保险公司等。

房地产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有外商房地产公司75家,地产估值合16亿元。新沙逊洋行光绪三年开始投资房地产业。至民国24年直接经营或投资渗入的各类公司达30多家,占有地产50余处,形成庞大的垄断集团,经营规模和实力居上海房地业之首,被称为“上海的房地产大王”。哈同在民国20年拥有土地449亩,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食库3座,包括动产价值在400万英镑左右,是上海的巨富。

航运业 甲午战后,上海港和上海航运业,仍为外商所垄断。进入20世纪后,逐渐形成英日分霸格局。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远洋航线和北洋、南洋航线。尽管有华资招商局、三北、宁绍等公司与之竞争,但客货量1/2以上仍被英、日轮船公司占有。与轮运业相伴而生的码头仓库,容量最大、设施最好、位置最佳的码头几乎全是外资码头。如英商怡和集团的公和祥码头、华顺码头、浦东其昌栈码头和太古集团的太古外滩码头、太古浦东码头、太古华通码头、蓝烟囱码头等。公和祥码头拥有岸线长达4347尺,是近代上海设备最好的码头。因设备好,交通便利,装卸能力强,营业极为发达。蓝烟囱码头是上海最长的一个码头。

公用事业 从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人集资创设上海煤气公司开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外资在上海共建立了9家公用事业企业。这9家企业的资产占上海全部外商资产总额的45%。上海外资电力公司的发电能力占全市总发电能力的91%,其中投资额最大的美资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能力达19.85万千瓦,占全市发电能力总和的81%。外资自来水厂供给全市71%的自来水,外资煤气公司供给全市76%的煤气。光绪二十七年汽车首次输入上海。初为私家自用载客小汽车,后续有载人载货汽车运入。民国元年有十家外商出租汽车行,至民国10年增至24家。以美商云飞公司规模最大。光绪三十三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和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先后成立。民国11年英商在公共租界首创公共汽车公司。民国15年英法及公共租界开通了11条电车线路,总计80余辆电车。上海国际电信业务,长期被大北、大东、太平洋等外商电报公司把持,而市内电话则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所控制。还吸引了一批国际财团如美国的美孚、英国的卜内门、德国的西门子等来沪设立分司,并将它作为在华经营的总部。

进出口加工业 出口加工主要有打包、皮革、禽蛋加工等。著名的打包厂有隆茂、平和、怡和3家。其中以平和为最好,使用先进设备水压打包机,每天可打200包。上海最早的外资皮革厂是英资上海熟皮公司。20世纪以后,由于皮革的用途日趋广泛,又有日本和意大利商人投资该行业。民国25年上海有5家外资制革厂。其中日资3家,即中华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和宫崎皮革厂。意大利商人创办的有上海皮革厂和意大利皮革厂。5家外资皮革厂资本总额达145万元,产值约占全市总产值的45%。民国3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外资蛋品加工厂——美资班达蛋厂。该厂直接运用美国最新的加工方法制造冰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有美资海宁蛋厂开业。英资经营的蛋厂有和记、海和、培林、汉中、英国5家。以培林规模为最大,资本总额4万元以上,月产量达1300吨。进口加工业主要是煤油(火油)贮存、再包装、销售等一系列业务。19世纪末,德商瑞记洋行首先在上海浦东兴建火油池,储火油2500吨,并附设装箱厂,日装油5000箱。嗣后各外国油商纷纷效法,最著名的是英资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和美资中美火油股份有限公司、美孚公司、德士古有限公司。光绪三十三年,英国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在上海高桥、上码头、杨树浦等地建有5处油栈,占地52余亩;另有制听、制烛工厂,每日可制5加仑听6000只,产烛36万支。美资3大油公司的油池和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黄浦江西岸,美孚德士古还在市区及各机场广设加油站及修理站。民国6年、11年,美孚还先后在上海设立制造煤油灯和玻璃灯罩厂,随推销的煤油赠送,并采取廉价倾销的办法,垄断了中国整个油料市场。

这一时期,外商在沪投资仍以英国为最多,计7.37亿美元,占66.3%,占英国在华投资的77%;其次为日本2.15亿美元,占19.4%,占其在华投资的24%;第三是美国,0.98亿美元,占9%,占其在华投资的65%。长江流域是英美传统的势力范围,英美商人的投资偏重于上海。投资使外商既赢得可观的利润,同时也改善了投资环境。上海庞大的金融体制,较好的基础设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外来投资更为踊跃,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发展。

表1-4 1895~1937年外国在上海直接投资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美元

国别

直接投资金额

小计

1895~1914年

1915~1937年

合计

1472

265

1207

美国

189

24

165

日本

576

46

530

加拿大

5

1

4

英国

240

102

138

澳大利亚

10

10

德国

45

8

37

法国

43

16

27

意大利

10

1

9

荷兰

12

3

9

菲律宾

1

l

瑞士

10

3

17

瑞典

4

1

3

奥地利

1

1

比利时

9

2

7

俄罗斯(苏联)

114

37

77

挪威

3

3

波兰

4

4

捷克

7

7

西班牙

3

3

丹麦

8

1

7

以色列

122

122

希腊

10

1

9

葡萄牙

5

5

匈牙利

3

3

朝鲜

3

3

印度

14

1

13

叙利亚

1

1

伊朗

5

2

3

其他

5

2

3

民族工业崛起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 与外商企业发展同步,上海的民族工业也在艰难中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大大小小的面粉厂、棉纺厂、卷烟厂、火柴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特别是江浙财团的发展势头更大,几乎在各个行业中都居全国首位。宣统三年全国华商纱厂纱锭总数为49.74万枚,上海一地有16.57万枚,占全国的33.3%,是年全国华商纱织厂共19家,资本841.5万元。其中江浙财团开设的是16家,资本占全国的80%以上。民国2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97家,资本1158.4万元,其中江浙财团开设的40家,资本1013.7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约90%。南通状元张謇以上海为基地发展大生集团,到宣统三年创办与参与投资的企业达27家,资本额累计达4554.4万元。湖州人庞元济投资于缫丝、造纸、煤矿、保险、机器诸业,资本达300万元以上。他主持的龙章机器厂,资本达50万两,职工达2000余人。光绪二十三年青浦人夏瑞方和宁波鲍氏家族集资创设商务印书馆,至光绪三十一年股份公司正式成立时资本达100万元,为全国最大的印刷企业。还有无锡人周廷弼、祝大椿,浙江慈溪人严信厚创办与投资了包括银行、保险、五金、纺织、面粉、缫丝、机器等行业,资本也达数百万元。上海人朱志尧先后开设榨油、造船、航运、呢革、纺纱、面粉等企业,资本共约300余万元。民国元年上海共创办9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资本212.6万元。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民族工业发展更为迅速。民国22年,上海的民族机器工业投资占全国的35.3%,产值占全国的50%以上。以福新、阜新为首的上海面粉业,资本占全国总数的28.25%。卷烟业民国21年共有华商烟厂、公司60家,总资本为1546万元,到民国23年,仅南洋烟草公司的资产就已超过200万元。据统计,投资于民族企业的实业家有在外资企业工作经历者(买办、洋行职员、技术人员、学徒等)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对民族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这一时期上海对外经济贸易交往增加了技术贸易的新内容。甲午战后,技术引进激增,民国10年,上海因纺织、造船、卷烟等工业的广泛需求,进口机器共值1256万两,比上年增加90%,比光绪二十二年增加6.68倍。当时一般私营企业多通过洋行订购设备。洋行提供不同厂家、不同牌号设备的性能、价格数据,供用户选择,并代办订货进口手续,按比例收取佣金。成套大型设备到上海时,一般由供货厂家派员帮助安装试车、培训技工、提供技术资料。设备使用时发现质量问题,可就近向上海洋行提出退换、索赔、维修的要求,避免远隔重洋去产地打官司的麻烦。据《关册》(1920年—上海)载:“华人对于工业之观念,愈以见其功效者,愈以引其注意,职是之故,本年询购机器之华人,极形踊跃,……现在贵重机器,闻较三年以前,行销更易,此可以证中国对于机器工业之大有进步也”。可见华人不仅踊跃询购机器,而且注意功效。荣氏企业集团在这时新开的申新三厂,用引进的新式细纱机和发电机装备,使它成为当时华商纺织厂中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企业。据调查:宣统三年,上海拥有30名工人以上使用机器的近代化工厂48家,到民国22年增至3485家,有资本1.91亿元,年产值7.28亿元,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家数的36%、资本额的60%、产值的66%。民国24年,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有146家用的是国外先进的机器,8家用的是上海仿制进口机器,76家兼有中外机器,只有39家工厂使用的是比较陈旧的设备,使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对外贸易稳定上升 甲午战后到民国建立前,战事频繁、政局动荡,上海却因租界的特殊性,外贸仍稳定上升。光绪二十九年比前10年增长12%,占全国53%。宣统三年进出口总值3.72亿关两,是甲午年即光绪二十年1.52亿关两的2.45倍。其中进口2.11亿关两,是甲午年的2.27倍;出口1.60亿关两,是甲午年的2.75倍;出口增速大于进口。

民国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上海民族工业发展较快,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民国2年进出口总值比前10年再增46.6%,占全国42.1%。以面粉为例,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载,民国3年上海还无面粉出口,民国4年出口11.8万关担,民国9年激增至331万关担。所用原料洋麦占半数以上,这又扩大了进口贸易额。民国10年进出口总值达6.22亿关两,为光绪二十年的4.10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有利于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如统一度量衡、裁撤厘金、关税自主等。统一度量衡规定以万国公制为标准制,改变了北洋政府期间各地不一的混乱状态。厘金是封建割据的表现,货物运输雁过拔毛,处处要留下买路钱,裁撤厘金,极大地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对外贸易。关税自主是国民政府努力推行的政策,最终于民国17年先后与美国、德国、英国等签订新关税协定;日本先是拒绝,拖到民国19年5月才最后签字。民国20年起实施新税则,进口税率改成7.5~27.5%不等,限制奢侈品及国内能生产的工业品进口。

民国20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达11.02亿关两,为光绪二十年的7.26倍,是大连港的3.45倍,天津港的5.6倍,广州港的10倍,汉口港的19倍,占全国总值的47.03%。民国25年上海进出口货值2.73亿美元,占全国55.52%。

进出口商品结构有进一步变化。这一时期上海的进口商品结构有较大改变。鸦片于民国6年起停止进口。棉纺织品也由于沪产纱布充盈而减少进口,所占比重从民国2年的43%降至民国20年的7%。与此相反,民国20年作为工业原料的棉花、小麦、烟草3项进口比民国2年增长59.5倍,占上海进口总值34.2%;机器、车辆、化学产品、染料、电器、钢铁、五金等生产资料进口也大大增加,民国20年为1.58亿关两,是民国2年的5.7倍,占当年进口值的19%。工业原料、生产资料进口的激增,促进了上海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繁荣又为上海外经贸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出口商品中一些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渐发展为大宗商品。丝、茶所占比重明显下降,民国2年丝茶合计还占40%,民国20年降为27.5%,民国25年为15%。民国25年出口商品中桐油一项就占18.7%,超过丝茶出口额。其它有籽仁、籽饼占6.7%,蛋品占4.5%,猪鬃占4.5%。还有肠衣、皮革、羽毛、草帽等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出口商品结构中另一个变化是轻纺工业品开始出口。民国2年货值30.6万关两,占总值的0.17%。民国25年货值达919.3万关两,激增30倍之多,比重也升至4%。反映了上海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上海外贸的发展。出口商品的多样化,是上海外贸进步的表现。

以港兴商,以商兴市。外贸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的埠际贸易。民国9年经上海出口的各埠货物达2.18亿海关两银,较同治九年2780万海关两银增6.85倍。上海经海关与内地各埠的贸易货值,民国元年为2638万海关两银,民国10年增至7884万海关两银,民国17年达1.1亿海关两银。据民国25年统计,上海这一年通过海关转运的埠际贸易量达8.91亿元,占全国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几乎等于当时埠际贸易量占全国2~7位的汉口、天津、广州、胶州、汕头、重庆的总和。执贸易、金融、工业、交通之牛耳。

埠际贸易的发展,促使形成了一支从事各地埠际贸易的商人队伍。这一时期,上海的外地商帮,以宁波帮势力最强。其次是广东帮商人,其在上海经营的多为洋广杂货铺,主要从事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的输入和供应,上海是其从事埠际贩运的中转地。安徽帮商人其主营一是茶叶,二是徽墨。江西帮商人经营的商品以瓷器、茶叶、土布、纸为主。山东帮商人以贩运豆饼、豆油及豆为主。天津帮商人从北京运京货入上海,又从上海的外国商人或宁波商人处买入外国货物,如棉纱、布匹杂货等运归天津。此外,还有湖北帮、湖南帮、四川帮、山西帮、钱江帮、绍兴帮、南京帮、扬州帮、苏州帮等商帮,也在上海的埠际贸易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华商专业进出口行有新发展。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外贸的不断发展,过去那种少数几家洋行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被打破,外贸行业的规模扩大,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经营方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洋行仍是上海外贸的主干。民国25年,上海有专业进出口商97家,其中洋行675家,占69.5%。洋行中西方洋行约561户,占全国西方洋行919户的61%,占上海外商洋行总数的83.2%。以国别论,英国洋行170家,居首位,占25.2%;美国洋行第二,140家占20.7%;日本洋行第三,114家占16.9%。三国洋行共424家,占62.8%。这一时期,综合性洋行减少,专营某一商品的进口或出口的专业性洋行大批出现,一些外国厂商直接在沪设立分支机构的现象日益增多;中小洋行大量出现;日商洋行增加迅速。华商专业进出口行已发展到296家,占30.5%,经营额占10%左右。其中,西洋行、号经营西洋贸易,贸易额已占全市西洋贸易总额的9%;南洋庄(又称九八行)历史较久,经验丰富,主要经营南洋侨商进出口贸易,进口额在全市南洋贸易中占16.6%,出口额居优势,占51.36%;东洋庄主要经营日本、朝鲜以及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规模一般较小,大部分属传统商号性质。随着外贸的发展,上海内贸企业中一些适应对外贸易发展需要而创立的新行业,如报关、出入口货行等也相继应运而生。

贸易往来国别地区出现新格局。这一时期与上海有贸易往来的国别地区也有很大变化,随着纺织品和鸦片进口量的削减,英国、印度对华输入减少,香港转口贸易不再以英国为主,而是作为西方国家和东南亚贸易中转站的地位随沪港贸易量的扩大而得以确立,美、德、法等国同上海的直接贸易量上升到占50%左右;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也在上海的贸易中体现出来,光绪二十三年日本占上海进口额为10.5%,出口额为13.4%。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日本在此(上海)的贸易和航运中所占的比重有了巨大的增长”(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各国进出口吨数中,光绪二十八年,日本14%,民国元年更上升为占进出口额的19.0%,俄国的贸易量亦有显著上升。上海对外贸易中英国一家独霸的局面结束,各国各擅其长,尤其美、日等国在民国年间贸易额进一步上升。民国2年美国占上海外贸总额的13.5%,民国25年上升到27.8%。

表1—5 1895~1936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情况表 单位:万关平银两

年份

进出口货值总计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总值

占全国(%)

总值

占全国(%)

总值

占全国(%)

1895

16291.02

51.72

9270.98

54.00

7020.04

48.99

1896

18105.37

54.26

12602.59

62.21

5502.78

41.98

1897

20549.45

56.10

12709.96

62.66

7839.49

47.95

1898

19074.98

51.75

12166.50

58.05

6908.48

43.44

1899

23994.22

52.10

14900.48

56.28

9093.75

46.45

1990

19723.45

53.30

11909.52

56.42

7813.93

49.15

1901

23520.61

53.70

15423.98

57.49

8096.63

47.72

1902

28448.43

53.72

17663.34

56.01

10785.09

50.35

1903

27965.16

51.68

17840.10

54.60

10125.06

47.24

1904

31608.21

54.17

18601.73

54.07

13006.48

54.31

1905

35614.38

52.76

24818.22

55.51

10796.16

47.37

1906

33067.45

51.13

21168.40

51.60

11899.05

50.32

1907

31441.46

46.18

18245.10

43.82

13196.36

49.91

1908

29185.56

43.48

16505.28

41.84

12680.28

45.83

1909

33817.90

44.66

18482.61

44.20

15335.29

45.24

1910

36545.74

43.31

18978.50

40.99

17567.24

46.13

1911

37188.01

43.81

21141.80

44.84

16046.21

42.52

1912

36894.32

43.73

20341.87

43.00

16552.45

44.67

1913

41005.43

42.12

23319.59

40.90

17685.84

43.85

1914

37738.10

40.78

22968.89

40.35

14769.21

41.46

1915

38514.87

44.10

18371.09

40.42

20143.78

48.09

1916

41217.53

41.29

19823.95

38.39

21393.58

44.40

1917

39940.29

39.45

20204.82

36.77

19735.47

42.63

1918

40370.80

38.79

20241.72

36.48

20129.08

41.43

1919

51013.36

39.92

25040.48

38.70

25972.88

41.17

1920

56245.86

43.14

36866.32

48.37

19379.54

35.78

1921

62228.44

41.28

41175.65

45.44

21052.79

35.02

1922

62542.13

39.09

40737.00

43.11

21805.13

33.30

1923

68451.95

40.83

40768.13

44.15

27683.82

36.77

1924

74720.11

41.74

47074.61

46.23

27645.49

35.82

1925

72889.53

42.27

42270.99

44.60

30618.54

39.44

1927

77324.18

40.03

44273.58

43.71

33050.60

35.98

1928

90207.85

41.24

53985.84

45.14

36222.01

36.54

1929

97902.69

42.91

61498.60

48.59

36404.09

35.84

1930

97926.86

44.42

66660.10

50.90

31266.76

34.94

1931

110183.30

47.03

82435.66

57.51

27747.64

30.51

1932

65951.78

42.77

50136.32

47.78

15815.46

32.10

1933

104381.89

53.33

72833.39

54.13

31548.50

51.56

1934

86838.53

55.49

59644.02

57.93

27194.51

50.81

1935

79391.60

53.10

50519.49

54.96

28872.11

50.14

1936

91449.55

55.52

55309.49

58.74

36140.06

51.21

说明:1进口货值为进口总值减去洋货复出口往外洋和香港地区之数。

2.出口货值为出口总数扣去国货复进口之数。

3.1933~1936年货币单位为万元(法币)。

伴随大量外国资本的输入和民族工业的兴起,民国22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已达到11亿元多,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纺织(包括服装)、轻工业,约占全国同行业产值50~70%,全国重工业中的机器、造船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民国25年,上海工业总资本约5.62亿元,外国资本占71%,民族资本占29%。民国23年,上海人口上升至335万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在世界大城市行列中上升到第六位。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初外贸总值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港埠后,一直雄踞全国外贸首港之位。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比重也日益上升,民国2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已占当年世界贸易总值的0.95%。民国22年占世界总值的比重升至1.1%,同年香港仅占0.5%;5年后,日本横滨也只占0.63%。上海已从“发贩吴门”的东南一县发展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中心,乃至远东著名的贸易大港和远东的金融中心之一。

“孤岛”期间进出口贸易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华界沦陷,大批商店毁于战火,百业萧条,唯租界未变成战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形成“孤岛”特殊形态。日军允许英、美、法等国的海上航行及长江内河航行。租界依然与国外及内地有着联系,进出口贸易仍继续进行,由于战事的影响,初期一度衰落。民国27年(1938年),进出口总值降至1.28亿美元,仅为民国25年2.73亿美元的47%。占全国比重也从55.52%,降为不足30%。而广东各港口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全国对外贸易重心一度转向南方。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自民国27年第四季度起,上海对外贸易重见起色。日军改变初期一味劫掠的做法,试图通过贸易攫取更多的战略物资。这时战事西移,租界秩序相对稳定,大量周边省区的难民涌入上海,加上来沪欧洲犹太难民,租界人口骤增200多万。多种游资也纷纷流入上海,对外贸易逐渐恢复。民国28年第一季度,上海进出口总额由衰转盛,达2.10亿元,占全国47.1%,已接近战前水平。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回归上海,是年进出口总值达2.46亿美元。是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货物和国际市场的商品价值暴涨,经营进出口业务有利可图,进出口商大增。据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记载,民国27~30年,眼镜成品转口香港,远销海外,“不论制造商,批发商还是大户,皆染指出口贸易,获利甚多”。上海口岸的进出口值增长迅速,出现畸形旺盛,民国29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民国30年上升至3.05亿美元,为战前民国25年的112%。

表1-6 1937~1941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情况表 单位:法币万元

年份

进出口货值总计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总值

占全国(%)

总值

占全国(%)

总值

占全国(%)

1937

91323.95

50.97

50884.41

53.37

40439.54

48.24

1938

4912734

29.80

26909.23

30.36

22218.11

29.13

1939

117180.15

49.63

58009.83

43.50

59170.32

57.60

1940

211222.55

52.84

74494.18

36.75

136728.37

69.40

1941

282894.80

53.06

78649.80

32.50

204245.00

70.15

对外贸易的盛衰变化,折射出“孤岛”经济的特殊性,也反映了日本军队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战前居进口前两位的日用百货及杂货(15.4%)金属及矿砂(11.3%),为粮食(22.4%)、棉花(20.4%)等生活必需品所替代,作为燃料煤炭也跻身前10位中。进口值逐年扩大,民国30年达1.96亿美元。粮食进口剧增的根本原因是日军战争需要。民国26年上海进口粮食仅66.5万公担,民国30年1~10月进口高达779.4万公担。而民国27年上海450万人口全年消费粮食为640.3万公担,10个月进口量竟超过全年消费量总和139.1万公担。加上日军对中国沦陷区粮食统制封锁,移归军用和运回日本。据不完整统计,民国29年就有70万吨中国粮食掠至日本,民国30年约有100万吨粮食运回日本,迫使上海居民靠进口粮度日。此外,日军还在“孤岛”市场上大量采购其它进口战略物资。同时通过公开贸易和走私进口等渠道推销日货。民国25年,日货输入上海的货值为2363.3万美元,民国28年增至3214.5万美元,增长36%;进口的日货多是轻工业消费品如糖、棉织物、毛织物、人造丝及其制品、纸张、皂烛杂货等。

表1-7 1936~1941年上海口岸从日本进口的货值比较表 单位:千美元

项目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进口总值

164956

149693

80756

179141

189717

196770

其中从日本进口值

从日本进口值占上海进口

总值之百分比

各年从日本进口值的比数

(1936年为100)

23633

14.3%

100

23604

15.8%

99.9

13852

17.2%

58.6

32145

17.9%

136

20412

10.8%

86.4

20818

10.6%

88.1

日军在占领区掠夺重要物资。民国27年,太湖流域产丝区就被日军劫去干茧2.33万担。并规定粮食、棉花不准作为出口资源,连皮革、麻、纱布、矿砂等也一概禁止出口。只有肠衣、茶叶、羽毛、草帽、花边等与军事关系不大的物资,通过所谓“规定”手续才允许采购出口,使农副产品出口比重大大下降。

表1-8 1936~1941年上海口岸出口商品前十位历年位次及比重表

位次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商品项目

占上海出口总值百分比

商品项目

占上海出口总值百分比

商品

项目

占上海出口总值百分比

商品

项目

占上海出口总值百分比

商品项目

占上海出口总值百分比

商品项目

占上海出口总值百分比

上海各年出口总值

107639千美元

118589千美元

46863千美元

67064千美元

82959千美元

108250千美元

1

桐油

18.71

桐油

17.74

蛋品类

11.23

生丝

22.89

生丝

19.50

生丝

9.94

2

生丝

7.80

生丝

8.54

棉纱

10.18

蛋品类

8.82

蛋品类

5.96

棉布类

9.49

3

茶叶

6.87

蛋品类

6.77

生丝

9.82

花边类

6.55

棉布类

5.76

棉纱

7.03

4

皮毛、生皮、熟皮

5.80

皮毛、生皮、熟皮

6.34

花边类

6.61

棉布类

6.1

花边类

5.34

猪鬃

4.44

5

蛋品类

5.31

茶叶

5.77

茶叶

5.99

棉纱

5.32

棉纱

5.20

针棉织品类

4.31

6

杂粮及其制品

4.66

花边类

4.66

棉布类

5.68

杂粮及其制品

3.67

针棉织品类

4.03

花边类

4.09

7

花边类

4.40

猪鬃

3.59

草帽类

4.34

猪鬃

3.47

猪鬃

3.73

杂粮及其制品

4.01

8

猪鬃

4.28

杂粮及其制品

2.81

丝绸类

3.31

丝绸类

3.21

茶叶

3.17

皮毛、生皮、熟皮

3.00

9

棉纱

2.90

丝绸类

2.12

桐油

2.59

针棉织品类

3.13

皮毛、生皮、熟皮

2.97

丝绸类

2.73

10

丝绸类

2.50

肠衣

1.88

猪鬃

2.04

皮毛、生皮、熟皮

2.22

丝绸类

2.23

蛋品类

1.99

由于出口贸易中农副产品出口减少和欧战爆发,形成卖方市场,价格猛涨。与军需有关的猪鬃每公担从民国28年的142.37美元,升至30年的355.10美元。生丝每磅也从民国27年12月的1.905美元涨至28年12月的3.840美元。价格成倍上升,不仅使同等量的商品出口值放大,还使出口商有利可图,激励进出口商不顾风险去国统区、敌占区挖掘货源,增加出口。这段时期,上海工业产品的出口大增。棉纱、棉布、针棉织品、绸缎、搪瓷器皿、玻璃器皿、化妆品、调味品以及保温瓶等9项主要轻工业制成品出口大量上升。民国27~30年4年中,合计出口6982万美元,占上海口岸出口总值的22.88%,全国输出的轻工业制品,几乎全由上海出口。上述9类轻工业产品,除绸缎(蚕丝)占全国比重73.6%外,其余8项均占90%以上。民国30年上海出口达法币20.42亿元,为民国25年的5.6倍,增幅远大于进口;进出口值的比例从民国25年的1:0.55变为1:2.74,入超变成出超。在全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上升至70.15%,比民国25年增加近20个百分点。按美元计算,民国30年出口值为1.08亿美元,略高于民国25年的1.07亿美元。民国30年出口商品结构中棉布占9.49%、棉纱占7.03%。针棉织品占4.31%,3项合计在20%以上。其他如玻璃、搪瓷器皿、毛巾、手帕、服装等出口均有增加,连一向依赖进口的机床也开始向东南亚出口。沪制轻工业品主要是对南洋和香港输出。其原因是:这些地区华侨抵制日货,采用国货;欧战爆发,欧洲各国工业生产进入战事体制,无暇东顾,市场出现真空;上海各工厂原有的内销市场受日军封锁,被日货抢占,不得不尽全力开拓南洋市场。由于“孤岛”上的外汇,不受国民政府管制,可按黑市自由出售,使工业品出口有利可图。出口扩大促进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孤岛”的工业用电民国26年为4.92亿度。民国28年突升为6.14亿度,民国29年至6.28亿度。据原工商业者回忆:“综计,1938~1941年间,上海的华商工厂由于它们的产品打开和扩大了外销,因而生产得到维持和发展的,约有三四百家,涉及到26个行业。这些厂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达10万人以上”。可见出口贸易使麇集租界的难民觅得一线生机,使汇集“孤岛”的游资有了出路。

华洋商比重起变化 华商户数增加,民国28年为311户,民国30年底达613户,增加302户。其中,出口专业户增加285户,进口专业户增加17户。欧美外商洋行户数减少。民国27年底为750户,民国28年底降为630户,减少120户。但日商洋行户数增加,民国26年66户,民国30年为212户,增加147户。

民国28年起,生丝出口被日商霸占,日商垄断货源,藉以排挤欧美商。经营生丝出口的日商洋行,除华中蚕丝公司外,尚有14家。其他洋商出口行约20家,其中以瑞士商达昌洋行(即鲁道尔夫洋行),英商怡和洋行、仁记洋行和法商信孚洋行经营较多。其他则是百多、笔喇、达丰、开利、信记、祥茂、三星、礼荣、祥利、美大、世发、华顿、裕隆、信森等洋行。华商经营生丝直接出口的只有得泰商行1家,后因被洋商排挤而蚀本闭歇。但战前素被洋商把持的有些出口商品,华商开始占上风。其中轻工业品出口,90%由华商经营,尤其是南洋办庄户数大增。

表1-9 1937~1941年经营轻工业品出口业务的南洋办庄户名摘要

帮别

抗日战争前已开设的

“孤岛”期内新开设的

规模较小或开设具体日期不详的

福建帮

太平洋,建东,益华,大华,南侨,大兴,南华等

永极盛,建华,朱永吉,海金贸易公司,中斐公司,建新,汉利昌等

裕昌,泰生,鸿大等

潮州帮

懋记,谢璧记,仁诚,黄隆记,南丰,春华,宝大,通安,宝来,捷成,华通公司等

新华,合顺祥,佳发,陈万美,纶昌源,源发祥,泰申栈,成开泰,兴华,泰纶公司,成兴发等

集昌昆记,普益等

梅县帮

(俗称客家帮)

青年贸易公司等

荣南兴,共生公司,中华贸易公司,德成公司等,南洋贸易公司

南通公司,兴源公司,信裕昌

广帮

钜安,同永泰,梁球记,裕德栈,裕生和,生泰,福兴纶,德兴,诚昌,中南公司等

渣华公司等

信诚,新德隆,永裕隆,永裕,万丰,华益,诚利,广德隆等

本帮

(上海、宁波帮)

华兴申庄,南发,永安祥,鸿兴申庄,朱敬记等

中心公司等

兴华公司,兄弟办庄,振华申庄等

猪鬃出口,华商经营的由战前的10~20%,上升到90%。经营猪鬃直接出口的主要有华义贸易公司、和昌商行、宏甡商行、福昌行和南洋企业公司,尤以华义贸易公司营业额最大。华义贸易公司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青岛移设来沪的,以出口猪鬃和羽毛为主要业务。固定资本额为法币1万元。在“孤岛”4年间出口猪鬃约五六百万美元,其比重占到上海口岸猪鬃出口总额的半数左右。皮毛出口,华商也超过了洋商,出口的皮类以黄狼皮、湖羊皮(裘皮)等小皮类为主。出口业务较好的华商专业行有10家。规模最大的是姜源泰皮毛号。此外,草帽、花边包括抽纱品、挑花品、丝绣花品及花边衣饰等的出口也从战前的10~20%上升到30~40%。但米、麦、煤、石油和烟叶的进口业务,仍为欧美商所把持。期间,经营洋米进口特别活跃的洋行有英商怡和洋行、祥茂洋行、合义洋行,法商达孚洋行、来发洋行,丹麦商宝隆洋行,日商三井洋行。经营小麦进口较著名的洋行有英商合义洋行、祥茂洋行、泰和洋行,法商达孚洋行、永兴洋行,丹麦商立基洋行。煤炭进口全为法商洋行把持。石油类进口则为英美三大油公司所垄断。烟叶进口全由美商包办。

商品出口输往地也起了重大变化。出口南洋各地,包括缅甸、越南、泰国、澳洲、荷属东印度、印度等呈突飞猛进之势,改变了一向以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为顺序的出口排列。

日商投资急增 至民国29年,日商在上海的日占区,新设企业65家,恢复企业34家,“委托经营”中国企业90家,“中日合办”、“租赁”及“收购”企业113家,加上原日商企业共800多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外商工厂271家。其中,日商110家,英美商122家,其他国家企业39家。

表1-10 1937年8月~1940年2月上海日资工厂增长表 单位:家

业别

合计

新设

恢复

日德合办

总计

102

65

34

3

纺织

12

6

6

食品

16

15

1

金属机械

27

15

10

2

窑业

10

4

5

1

化学

15

8

7

木材加工

10

9

1

杂工业

3

3

采矿及加工

9

8

1

工业的强劲升幅和进出口贸易地位的维持,促进了商业的繁盛。民国27年,全市新设西服店58家,饮食店129家,装饰品商店26家,游乐场27家。民国28年,全市酒菜馆由战前300多家激增至700多家。茶楼增至800多家。烟馆、妓院、赌场也畸形发展。民国29年随着日军加紧封锁和垄断,滇越、滇缅陆路交通被切断,对外贸易几乎全部停止,工业品输出困难,商品积压滞销,大批工厂停工,“孤岛”呈明显的衰败景象。

民国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孤岛”特殊形态告终。日军实行超经济战时统制,疯狂掠夺,竭泽而渔。其时,海运不通,商轮绝迹,上海国际贸易停顿,业务中断。未及撤退的英、美等国洋商被关进集中营,企业被接收。日军用“军事管理”、“委托经营”等方式掠夺英、美、加、荷、比等国在沪企业、码头、堆栈180家和华商纺织厂5家。华商进出口行远近洋贸易一律停止。华商出口行正在海运途中的出口货被截劫或毁损,尽管已投保兵险,但保险公司自身难保,无从索赔,手头存货又因无法出口而跌价亏蚀。华商进口行同样受到很大打击,进口货物在海运途中,被截劫或毁损时,已向开押汇的银行付出的50~100%保证金全部受损,保险金也得不到索赔。进口商自己持有的货物,凡属日军统制物资,一律被登记、封存、征购,半年之后,才付一些伪中储券,而币值已大跌,亏损极大。部分幸存实力的进口商,或转向内贸,或进行囤货,或从事黄金、外币、股票、房地产、高利贷投机。若干出口商本是兼营加工工场的,也有转移资金办工厂。在日伪的全面统制下,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对外经贸也陷入绝境。

抗战胜利后外贸格局起变化 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11月上海已有洋行开始接受客户定购进口货的消息;12月美轮“塔克逊胜利”号自沪返美,即装出口货4000余吨,包括丝、茶、皮革、猪鬃等。国民政府也取消了战时实行的出口物资统制,推行“鼓励输入”政策,允许自由运销。同时,一些官僚企业纷纷抢滩上海,竭力控制进出口贸易。当时美国是上海出口农副产品的最大买主,也是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

美货大量倾销 美国商品通过“善后救济”、“剩余物资”、“美援”等名义大量涌入中国,充斥上海街头。一些官僚买办借此发财,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产品销售无门。由于进口货如潮涌进,外汇大量消耗,上海进出口比例严重失调,民国35年5月已变为进8出1。35、36两年上海口岸合计入超6.39亿美元,等于上海口岸这两年全部出口值的两倍半强。政府官方文书中惊呼:“政府原存600万盎斯黄金及9亿以上美金大半消耗”。进口商品中,美国货占了大半以上。有公开的,有秘密的。是时,内战已开始,所有军用物资如武器之类的庞大进口,都由政府秘密直接运入。民国35年,通过上海海关公开进口的前8位商品,绝大部分是消费品,奢侈品,还有军用品和剩余农产品,总值2.90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值44.5%,其中美货占54.7%。有的商品,美货比重更高,如烟叶占98.6%,汽车占97.7%,药品占80.5%,洋杂货(包括化妆品、尼龙、塑料制品)62.8%。除了海关公开统计进口外,还有数量几倍、十几倍于正式贸易渠道之外的,有善后救济物资,太平洋岛屿剩余物资,美援物资及走私物资,以致上海市场出现“无货不美”的怪现象。排挤了国产货的销路,严重影响战后刚刚有所恢复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许多华商私人资本工厂遭受沉重打击。民国35年10月香港华商报称,“上海原有民营工业3419家,倒闭者竟达2597家”。美棉、美国柑橘的倾销,还极大地打击了各地的棉农和果农。以江苏为例,民国37年的棉花产量189.9万担,比7年前的412.9万担减少一半还多。对外贸易的失控摧残了民族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作用。由于入超狂增,政府外汇枯竭,民国35年8月19日,宣布调整汇率,但未能遏止进口狂潮。同年年底,政府转而强力管制进口,进口业务随之被迫缩小,日益没落。

出口贸易受低汇率影响出现短暂活跃 民国34年11月,国民政府取消了战时实行的出口物资统制,允许自由运销,国内产区的出口物资货源多而价廉,当时法币币值相对稳定,出口商尚属有利可图。次年3月,外汇市场开放后,由于挂牌汇率过低,商人无法收货出口。民国36年10月至37年5月,政府陆续公布《出口物资定额结汇货款纲要》等法规和实施进出口外汇连锁制的“结算证明书”办法,出口商可获较多利润,遂踊跃经营,出口实绩立见增长。民国36~37年,棉纱出口高于战前4~6倍,棉布更高达13~22倍。大部分由华商民营行代理出口。猪鬃出口也大见旺盛。民国37年为25年的168%,华商经营比重高达90%。针棉织品、草帽、花边出口,华商民营行的比重也较前有所增加。但桐油、茶叶出口却先旺后衰,民国37年茶叶出口量也只有民国25年的36%。出口货中,蚕丝和蛋品出口,洋商仍占上风。

华商进出口行猛增 抗战胜利后,日本商行都已关歇,德国洋行被遣回国。民国35年春季,外商洋行仅存491户,其中美商洋行增至231户,占47%。华商进出口行上升到769户,至民国37年春季,猛增至1621户。其中华商进口专业行户数,远较出口行多。华商进出口行中官僚资本企业突然增多,有的是以“国营”为名的官僚垄断资本机构,如中央信托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等;有的假“官商合办”为名,实属官僚资本所把持,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茶叶联营公司等;还有些有权势的家族分别以“民营”名义开设的进出口商行,如中国孚中实业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扬子建业公司等。这些机构在华商进出口行中所占比例不高,但能量很大,他们排挤压迫民营商行,控制了上海进出口贸易。如扬子建业公司、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垄断了当时所有工矿开发、运输、仓储、保险、房地产、工商投资及进出口业务。其中孚中公司垄断了美国对华钢铁输出限额的90%。是年,孚中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还分别获得官价外汇153万美元和180万美元,用以进口美货,牟取巨额利润。宋氏家族控制的台湾糖业公司,以低价收购台糖,其成本连同运费每市担才5万元,是年6月中旬转销上海后,开价7.3万元,到月底价格抬到12.3万元。

抗战胜利初期对外贸易经过恢复有一定发展 进出口总额在民国37年底前,一直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大部分,但就全国和上海对外贸易绝对值看,却是逐年大幅度削减的。民国37年,上海进出口总值为2.87亿美元,仅及民国35年的43%。

表1-11 1942~1949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情况

年份

货值单位

进出口货值总计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总值

占全国

(%)

总值

占全国

(%)

总值

占全国

(%)

1942

法币亿元

10.31

1.24

9.07

1943

中储券亿元

27.44

12.58

14.86

华兴券万元

182.72

182.72

1944

万美元

沦陷区7700.50

沦陷6044.50

沦陷区1656.00

中统3564.80

国统区1732.70

国统区1832.10

1945

中储券亿元

322

253

69

法币亿元

264

237

27

1946

法币亿元

15362

80.29

12809

85.33

2553

61.95

1947

法币亿元

118380

69.40

79870

74.78

3851.0

60.39

1948

金圆券亿元

19.07

74.57

9.1

78.51

9.97

71.3

1949

万美元

13872.60

40.9

7832.00

44.36

6040.60

37.14

1~5月

11527.10

61.72

6371.60

67.15

5155.50

56.12

6~12月

2345.60

15.39

1460.50

17.88

885.10

12.51

美商投资扩大 民国3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新公司法》,刺激了外商来沪投资。3个月内,美国公司、商号在上海开设11家分支店,美国资本迅速扩大。美国陈纳德与中国李名扬等在沪开办中美实业公司,资本10亿元。美资上海电力公司,装机容量占全市81.5%。是年春,美国洋行231家,在上海外商洋行总数中占47%,同年冬又增至256家,比重升至48.9%。其他国家对沪投资也有恢复和增加。英国在上海新设企业27家。据上海市社会局民国34年12月至民国38年3月的登记,上海共有外商企业2015家。抗战胜利后至民国38年,华侨先后新办企业32家,投资总额315.3万元,年均投资78.83万元。投入工业的占47.43%,投资商业的占30.18%,投资金融业的占17.4%,投资交通业的占2.51%,投资服务业的占2.3%。

表1-12 1938~1949年外商在上海直接投资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美元

国别

直接投资金额

小计

1938~1945年

1946~1949年

不明年代

合计

449

225

182

42

美国

44

13

31

日本

70

65

5

英国

74

23

30

21

德国

14

2

3

9

法国

20

8

8

4

意大利

5

1

4

荷兰

5

1

4

菲律宾

3

1

2

瑞士

19

12

7

瑞典

1

1

奥地利

2

2

比利时

3

1

1

1

苏联

114

60

54

巴拿马

1

1

挪威

2

1

1

波兰

12

5

7

捷克

4

2

2

西班牙

4

3

1

丹麦

3

3

希腊

4

3

1

葡萄牙

2

1

1

匈牙利

3

1

2

朝鲜

7

2

5

印度

17

7

5

5

叙利亚

7

4

3

伊朗

3

2

1

其他

6

3

1

2

说明:德国1946~1949年投资数为联邦德国投资数。

民国37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四项法令,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实行限价政策,推行金圆券,对颁行未久的“结汇证明书”办法也予废弃。上海口岸的国际贸易也和其他工商业一样日趋萧条,不久陷于全面停顿。

民国37年以后,由于政局动荡,外商企业经营日趋困难,纷纷收缩和转移,美商大多转往日本,英商大多转往香港。

建立新外贸体系,实行统制政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国民党政府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江海关、商品检验局,先后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华东对外贸易管理局,统一管理上海的对外贸易。同时,成立上海海关、上海商品检验局,实行新的进出口税制和外汇管理制,改变了外国人操纵关税、外商银行垄断外汇的局面。上海商品检验局还成立衡量鉴定处,履行外贸公证业务,市政府规定中外私营公证行一律停止营业。解放初经济秩序还比较紊乱,美国和国民党不断进行破坏骚扰,妄图卷土重来的情况下,国家对外贸实行严格的管制。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关于国家统制外贸的政策,建立新的对外经贸体系。按规定上海外贸企业的出口货物组织、进出口计划分配、经营品种分工、价格制定、外汇管理和使用,以及仓储运输、商品检验、海关监督、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必须执行国家计划监督。

市政府没收了12个国民党官僚资本进出口企业,有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有的是官商合办以官股为主的企业。这些官僚资本企业,资金财物大多已经转移,只剩一个空壳。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华东区国外贸易总公司及其所属的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运输公司、中国制鬃公司、中国颜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汽车材料公司、中国纱布外销公司、中国西药公司等9个专业外贸公司。这是解放后上海成立的最早的国营外贸企业。(以后有的改组为国家总公司华东区公司,有的改组为国家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几经变迁,至1978年底上海共有外贸专业公司13家。)同时,上海还组建了为外贸服务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对外运输公司等企业,使上海对外贸易与相关的外汇、保险、外运、仓储、码头、报关、公证等,均由人民政府有关机构直接管辖。

进出口货物实行分类对待。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把进出口货物划分为“准许”、“统购统销”、“特许”、“禁止”等4类,并对前3类规定不同的税率。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必要的调整。在进口方面,凡属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生产建设器材,均准许进口,一切奢侈品都在禁止之列,对国内已能生产而在数量上或质量上还不能满足需要的原料或设备,则限制进口或准许部分进口。在出口方面,凡属国内生产需要的原料或成品,不准出口或限制出口,对于国内暂时滞销的农副产品,鼓励出口。对于重要的进出口物资,规定由国家统购统销。由此从根本上扭转了旧上海外货充斥市场,扼杀本国工农业生产的局面。

整顿清理外商企业,改造华商私营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共有外商企业684家,资产总值1万余亿元(旧币),分属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185家,美国123家,资产额合计占65%。经营的行业有进出口282家,商业157家,工业87家,金融业45家,房地产44家.运输42家,公用事业9家等。市政府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国籍、类型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征用、接管、代管、转让等方式进行整顿清理。据1956年统计,申请歇业481家,作价转让65家,改作华商28家,代管17家,征用16家,接管14家,其他30家。

1949年6月至1952年,新开设外商企业43家,其中独资31家,主要来自苏联、东欧和亚洲地区,大部分是小型商贸企业。1962年,中波轮船航运公司从天津迁至上海,波方协议投资1000万美元。是年底,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外商企业,还有4家外资、侨资银行和8家个体小户。

表1-13 1950年6月上海市外商企业调查统计表

国别

合计

(家)

创设年份

资产总值

(亿元旧币)

地产

(亩)

职工人数

1911年以前

1912~1940

1941~1945

1946~1949.5

1949.6以后

总计

684

105

363

23

171

22

10642.31

11135.08

50472

1.英国

185

66

91

1

27

3700.46

7224.40

30406

2.苏联

128

59

14

46

9

143.38

3.81

577

3.美国

123

12

79

32

3162.08

3102.45

13312

4.法国

41

8

24

9

2863.98

633.68

4072

5.瑞士

35

4

22

2

7

533.32

44.93

911

6.无国籍

29

14

1

11

3

18.3

0.28

198

7.印度

15

2

10

2

1

3.00

28

8.波兰

14

5

1

8

3.00

6.00

27

9.丹麦

12

2

9

1

48.74

30.76

296

10.希腊

11

1

7

2

1

5.20

54

11.比利时

9

4

4

1

71.16

86.67

104

12.捷克斯洛伐克

9

8

1

1.88

36

13.荷兰

8

1

7

12.41

2.41

93

14.叙利亚

6

3

2

1

8.98

21

15.意大利

6

2

4

1.20

34

16.葡萄牙

6

1

4

1

1.89

38

17.伊朗

5

1

2

1

1

1.83

10

18.匈牙利

5

1

4

2.08

10

19.德国

5

1

1

2

1

0.45

18

20.西班牙

4

1

3

1.51

39

21.挪威

4

2

2

7.86

22

22.朝鲜

4

1

1

2

0.03

23

23.瑞典

4

1

2

1

29.55

57

24.菲律宾

3

1

1

1

4.65

39

25.奥地利

3

1

2

0.76

7

26.加拿大

2

2

3.19

12

27.罗马尼亚

2

1

1

0.12

13

28.土耳其

1

1

3

29.巴拿马

1

1

10.90

4

30.巴基斯坦

1

1

0.11

6

31.伊拉克

1

1

1

32.南斯拉夫

1

1

33.锡兰

1

1

0.30

1

说明:(1)创设年份为1950年6月调查数。

(2)资产总值估值时间不一,大致平均为1949年底值。

(3)德国1946年以后的数字为联邦德国企业数。

表1-14 1950年6月在沪外商企业分行业统计表 单位:家

国别

家数

合计

业别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银行

保险

房地产

公用事业

航空

轮船

码头仓库

运输报关

影片戏院

工业

商业

纺织

机电

化工医药

食品

其它

服务

贩卖

其它

总计

684

95

39

148

11

34

44

9

3

19

5

15

18

7

13

16

33

18

45

93

19

1.英国

185

21

5

34

4

23

22

4

8

3

2

1

4

4

4

15

8

1

10

12

2.苏联

128

7

6

21

3

8

2

1

1

2

4

3

20

50

3.美国

123

29

6

25

4

4

8

3

2

4

2

1

13

4

5

2

2

5

1

3

4.法国

41

4

3

11

1

3

6

1

1

1

1

1

1

2

1

2

2

5.瑞士

35

6

1

15

3

3

2

1

2

2

6.无国籍

29

8

2

2

3

9

5

7.印度

15

4

11

8.波兰

14

5

4

1

1

3

9.丹麦

12

3

2

2

1

1

2

1

10.希腊

11

1

3

1

4

2

11.比利时

9

5

1

1

2

12.捷克

9

2

5

1

1

13.荷兰

8

1

1

3

1

1

1

14.叙利亚

6

3

1

2

15.意大利

6

1

2

1

2

16.葡萄牙

6

1

2

1

2

17.伊朗

5

1

1

1

2

18.匈牙利

5

1

1

3

19.德国

5

1

1

1

2

20.西班牙

4

1

1

1

1

21.挪威

4

1

3

22.朝鲜

4

1

1

2

23.瑞典

4

1

3

24.菲律宾

3

1

2

25.奥地利

3

1

2

26.加拿大

2

1

1

27.罗马尼亚

2

2

28.土耳其

1

1

29.巴拿马

1

1

30.巴基斯坦

1

1

31.伊拉克

1

1

32.南斯拉夫

1

1

33.锡兰

1

1

1950年华商私营进出口商有1124户,从业人员1万余人,分别占全国总数的24.4%、28.6%。市政府对他们采取稳步代替和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在国营进出口业的领导下,联合私营进出口商共同开拓新中国外贸事业。私营进出口商经过初级联营,至1955年10月组成9个出口公私联营企业、4个进口公私联营企业。1956年1月,上海国际贸易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参加私商共361户,分别组成7家公私合营进出口公司。1966年9月,经过经济改组,公私合营的国际贸易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冲破西方国家封锁、禁运 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敌视,特别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上海外贸一度形势严峻。一些依赖进口的钢、铜、铝等金属材料纷纷告缺,影响上海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时上海国营、私营外贸企业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对资本主义国家成交的进出口业务,想方设法追回提单,或重开提单,或与外国轮船公司交涉,争取在中国就近的国际港口(如香港、孟买)卸货,或运至华南湛江、黄埔港,再由铁路转运来上海;鼓励出口,允许私商采用寄售方式出口;鼓励私商使用自备外汇进口;采用进出口联销办法,以出口结汇抵偿进口所需外汇;对橡胶等重要工业原料实行由国营企业统一进口的办法,加强国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领导;对美成交的贸易,采取立即停开信用证或撤回信用证。与其他国家成交的业务,不以美元计价,改用其他币制,确保外汇资金安全。据估算,先后挽回经济损失6660万美元,还进口了一批急需的物资。

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国家贸易 上海努力调整市场结构,积极发展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苏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签订政府间长期协议。1949年10月,经中央同意,华东区对外贸易管理局与苏联商务代表处上海分处签订了第一份易货合同,进出口值共计160万美元。以华东地区的猪鬃、生丝等土特产品换取苏联的卷筒新闻纸和纸浆,缓解了上海纸张供应紧局的局面。中国政府与苏联、东欧国家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由对外贸易部所属各专业外贸公司具体实施,上海口岸承担交货任务。由此,上海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额占上海出口总额的比重很大,原来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传统商品如生丝、茶叶、桐油、猪鬃、矿产等大都转为向苏联和东欧出口。

在此期间,还积极开拓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1952年,中国与锡兰(今斯里兰卡)签订了橡胶、大米的5年贸易协定。该协定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签订的,对中锡两国的经济都有重大影响。这个协定规定中国每年向锡兰提供27万吨大米,从锡兰进口5万吨橡胶。中国政府确定该协定由上海具体执行。1953年,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工农业生产持续上升,供应外销货源不断增多,品种也有扩展,上海口岸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是年上海出口货值1.83亿美元,超过解放前的民国36年(1.376亿美元),占全国17.9%。出口额中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分别占48.07%、12.97%。从1956年起,英国广泛运用所谓“例外程序”扩大同中国的贸易。法、荷、比、德、意等共同市场国家也竞相仿效,上海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有所恢复。贸易往来的国家、地区从40多个增加到80多个。共有客户1.9万个,出口商品达655多种。1959年上海出口值增至7.42亿美元,占全国比重增至32.81%。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仍占大头,分别为47.22%、16.43%,其余为亚洲占20.84%、西欧12.06%、非洲2.6%。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上海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比重上升。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从1958年的90个扩大至121个。出口国别地区中苏联、东欧的比重急剧下降,1966年合计仅11.28%。同年亚洲邻国占45.70%,西欧仅英、德、意3国就占12.02%,超过了东欧。

进出口商品结构起变化,贸易量有降有升 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上升,生活资料的比重相应下降。在进口总值中生产资料占80%,生活资料占20%。在出口商品方面,随着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全国工矿产品在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18%上升到1956年的26%。上海上升更快,出口工业品比重由1952年的36%上升为1956年的48%。出口商品中除传统的丝绸、桐油、茶叶、猪鬃等商品外,还出口了许多工业品,如罐头食品、卷烟、棉布、呢绒、毛巾、羊毛针织品、西装大衣、衬衫、雨衣、金笔、缝纫机、胶合板、铁钉、机制纸等。出口工业品中,棉布、绸缎、呢绒、西服大衣、罐头食品、浴巾、皮鞋、雨衣、衬衫、羊毛等十大商品占到上海口岸出口总值的35%以上;其中,除棉布主要是向亚非国家出口外,其余主要是向苏联出口。这些商品都以质地坚固,价格便宜受到国外消费者欢迎。

“一五”期间,上海有些商品从依赖进口转为能够出口,如烧碱、甘油、电影放映机、显微镜等。从1955年起,上海开始出口冶金、机械产品,如盘元、角铁、元钢、棉毛纺织机、织袜机等,使上海出口商品的结构出现了新的面貌。

1958年后的三年“大跃进”中,随着工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上海出口商品中,工业品所占比重有所提高。1957年上海出口商品中,工业品仅占28.7%,1958年上升为53.5%。1958年后,开展使用周转外汇“以进养出”业务,将外汇贸易纳入国家计划,增殖部分归中央的同时,中央每季另拨100万美元给上海使用,推动了上海进口贸易,是年达6600万美元。1959年出口商品中工业品比重进一步上升到56.5%,到1960年已达75.8%。出口工业品的种类,主要有棉布、皮鞋、绸缎、服装、普通车床、精密车床、电动机、电焊机、化工产品等。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紧缺,尽管国家花很大力气保证出口货源,上海出口值还是连年下滑,1962年5.54亿美元,为1959年的75%。1963年重新起步,1966年达8.74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36.94%。出口商品中工业品仍占半数以上,但种类与数量均有所变化。当时由于中国农业发生严重困难,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产品的出口减少。如棉布出口,1959年为1402万匹,1962年降为974万匹;棉纱出口,1959年为8.3万件,而1961~1965年,年出口量平均不足5万件。重工业品的出口额则有不少仍继续上升。如机床出口量,三年“大跃进”中平均每年不足300台,1961~1965年,平均每年达1000多台。化工原料的出口额,三年“大跃进”中,最高的一年(1958年)为343万美元,而1961~1965年5年中,大部分年份达500多万美元,最高的年份(1964年)达992万美元。进口方面,三年“大跃进”中,为适应工农业大发展的需要,上海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占93%,其中主要的商品有钢铁、机床、卡车、化肥等。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中国农业减产,进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增加,例如粮食和食油,1957年上海粮油进出口分公司用地方外汇进口的这两项农产品总值为30万美元。1960~1965年,最低的一年(1961年)为366万美元,最高的一年(1965年)为550万美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12和18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生产受到破坏,对外贸易方针政策被搞乱。60年代上海出口值一直在9亿美元线下徘徊。70年代中美、中日恢复邦交,贸易额逐渐上升。1971年越过9亿线,至9.81亿美元。1977年增为22.21亿美元。这一年出口市场中,日本占8.75%,美国占3.12%,欧洲占30.98%,份额最大的香港占18.28%。60、70年代上海有不少商品经香港转口,销往世界各地。1967~1976年间,上海出口值虽占全国的35%上下,但美元年均贬值8%,世界出口贸易年均增值17.32%,而上海出口贸易年均递增率仅在9%以下,实际上上海出口贸易受到很大影响。以食品出口贸易为例,“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党羽,对有利于促进郊县农副业生产的新兴出口畅销品,如肉用鸡和蘑菇,诬蔑为“两只毒瘤”;对采取符合一般国际贸易惯例的灵活方式和商标装潢,批判为“投降卖国”和“崇洋媚外”。在对外出口中,搞以我为主,强加于人,影响了食品生产、收购和出口。这10年,食品出口在曲折过程中前进。如1967~1969年,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只是依靠以前发展起来的一些商品才得以维持。1970~1975年,国务院领导抓了外贸工作,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有所发展。其中尤以1972、1973年和1975年增加幅度较大,这期间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也进一步增加,1975年达到98个。在出口商品中,远洋分割肉、冻兔、肉用鸡和对港活畜禽增长迅速,约占出口总额的50%。1976年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外贸工作又陷入混乱之中,食品出口再次下降,同1975年比,出口金额减少了23%,往来国家地区也少了9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以进养出”业务被迫停止,20世纪60年代前期引进84个建设项目的合同被撤销,技术引进工作于1968年中断。上海进口总值自1966年的3800万美元,降至1969年的1600万美元。1970年,恢复“以进养出”业务,全年进口总值升为4600万美元。1972年,国家实行外贸“两贷”扶植措施(投放资金与优惠贷款)。70年代中日、中美恢复邦交后,进口总值进一步上升。1975年,上海进口总值突破1亿美元,1976年升到1.25亿美元。70年代为改造出口专业厂的技术设备,上海每年进口机电仪设备都在千万美元左右,尤其是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引进了全套技术设备,并聘用了一批外国专家,有助于上海工业的改造和发展。但计划经济时代对进口贸易的严格控制,引进技术设备的步伐,还远落后于世界潮流。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使上海工业生产闭关自守,影响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解放后由于进口贸易严格按国家计划配额执行,数量较少,长期来,进出口比例失调。1949~1978年间,累计进口17.75亿美元,只及同期出口值的6.37%。进口超亿美元的1975年,仍仅及当年出口值的4.86%。

表1-15 1950~1978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情况表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货值总计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货值

占全国(%)

货值

占全国(%)

货值

占全国(%)

1950

2.21

19.47

1.17

20.07

1.04

18.84

1951

1.96

10.01

0.96

8.01

1.00

13.21

1952

1.93

9.94

0.74

6.62

1.19

14.46

1953

2.44

10.30

0.61

5.02

1.83

17.90

1954

3.17

13.03

0.43

3.34

2.74

23.91

1955

3.95

12.17

0.34

1.96

3.60

25.50

1956

4.98

15.52

0.21

1.34

4.77

29.00

1957

4.90

15.79

0.38

2.52

4.52

28.30

1958

6.95

17.95

0.66

3.49

6.29

31.75

1959

7.96

18.19

0.54

2.57

7.42

32.81

1960

6.73

17.64

0.53

2.71

6.20

33.41

1961

5.81

17.30

0.26

1.80

5.55

37.22

1962

5.79

21.70

0.25

2.13

5.54

37.18

1963

6.19

21.23

0.24

1.90

5.95

36.08

1964

6.89

19.87

0.37

2.40

6.52

34.03

1965

8.25

19.43

0.60

2.97

7.65

34.34

1966

9.12

19.77

0.38

1.69

8.74

36.94

1967

8.89

21.40

0.47

2.33

8.42

39.44

1968

8.83

21.81

0.34

1.75

8.49

40.37

1969

8.92

22.14

0.16

0.88

8.76

39.75

1970

9.13

19.91

0.46

1.98

8.67

38.76

1971

10.39

21.44

0.58

2.63

9.81

37.22

1972

13.93

22.11

0.63

2.20

13.30

38.63

1973

23.96

21.84

0.80

1.55

23.16

39.80

1974

25.37

17.42

0.98

1.29

24.39

35.10

1975

23.28

15.78

1.08

1.44

22.20

30.55

1976

21.03

15.66

1.25

1.90

19.78

28.85

1977

23.21

15.68

1.00

1.39

22.21

29.26

1978

30.26

14.66

1.33

1.21

28.93

29.69

对外经济援助 上海承担援外任务从援助朝鲜、越南开始。1950年向朝鲜提供医药器械,1953年接受朝鲜首批实习生8人,1955年筹建首项成套项目越南统一火柴厂。按中央统一部署,1955~1964年4月,上海共承担援外项目50个。其中轻纺项目31个,其余有发电、造船等。受援国为越南22项、朝鲜9项、阿尔巴尼亚6项等。最大项目是越南海防造船厂,投资5100万元;最小的越南海防毛纺厂项目,投资11.1万元。据有数字可考的41项统计,共耗资2.58亿元,由国家财政拨付。1959~1963年,为全国147个援外项目生产供应的37万台件各种机电设备中,上海供应的统配部管设备占2/3,非标准设备占90%以上;供应援外所需的市场商品1050万台件,占全国援外市场商品计划的95%。承担任务的各企业都指定专人负责援外设备,从原材料到设计制造,环环严把质量关,以最好的产品供给受援国。

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对外经济技术援助8项原则,上海成立对外经济联络局,专职协调经援工作。至1978年,上海承担援助220项,遍及亚、非、东欧25个国家。其中越南109项,阿尔巴尼亚28项,坦桑尼亚17项,朝鲜13项,罗马尼亚14项,柬埔寨11项等。由上海主包的179项合计金额20.5亿元,最大项目是阿尔巴尼亚联合冶金企业,投资额达4.53亿元。项目援助从勘察设计起,营建厂房、制造设备、培训工人,到安装调试、正式生产止。同期,上海派出专家5480人次,有各类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最多的是1973年派出914人。不少专家、技工不避艰险,远赴受援国努力完成任务。多数项目建成后效果良好,得到受援国领导、群众的赞扬。1953~1978年间上海还为各受援国培训实习生和技工10957人。其中除为上援助项目配套外,有不少是专项技工培训,如汽车修理、起重机驾驶、公路施工、机械和船舶修理等。上海为此拨出专用的设备、场地,抽调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教员、师傅,还免费提供食宿,发给日常生活必需品等。实习生经1年左右培训,回国后大多能上岗操作。援外项目在增进与受援国友谊的同时,也促进了上海某些工业的发展。当时为了使援助具有先进性,一些局、工厂努力开发新技术尝试新工艺,因此填补了某些空白。

1965年,上海提供成套设备有12个工业局244家企业,21个受援国161个项目。完成统配部管产品3.73万台件、1.09万吨,比1964年分别增长23%和44%。其中一机部归口产品34979台件、轻工部归口产品273台件、纺织部归口产品2055台件,比1964年分别增长80%、259%、136%。完成二类机电产品11.34万台件、市场商品248台,比1964年分别增长189%、153%。嗣后逐年增长,所供统配部管产品最多的年份要占全国2/3,承担援外机电等设备的企业最多时约350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83年,上海市将进出口办公室、对外贸易局、对外经济联络局合并,成立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简称市外经贸委),作为全市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外贸业务从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扩大到综合性外贸公司、工贸公司、自营进出口企业、部属公司等多渠道经营。面对国家计划调拨货源的大量减少和各省市自营出口的激烈竞争,上海外经贸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 1980年上海出口贸易值达42.66亿美元,占全国23.35%。随着计划货源减少和外省市的竞争加剧,上海外贸对旧体制的改革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1981年起,上海外贸出口值曾在35亿美元之间徘徊多年。经采取多种贸易方式,建立横向经济联系,拓宽货源供应渠道等措施,至1987年恢复到41.6亿美元,1989年达到50.32亿美元。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比重继续下降,从1979年的28.36%降至1989年的14.88%,机电仪化产品比重从1979年的14.92%上升到1989年的20.46%。农副产品比重从1979年的28.36%降至1989年的14.88%。1979年后,上海有偿技术出口开始起步。1984年成立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公司。1987年上海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颁发《上海市技术出口暂行办法》。同年在上海外贸洽谈会上首次开设“技术出口角”。1988年又由“角”扩大为馆,是年技术出口额1.34亿美元,为前5年累计数的7.8倍。在货源开发上,上海继续兴办一些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如鳗鱼、水貂、瘦肉型猪等。还选定一些工厂为出口专业厂,在资金、设备、物资、信息上给予支持。使他们的产品更适合出口的需要。此后上海还进一步加大外贸方面的参与度,拿出一笔资金,以合资者的身份,进入生产企业内部,到1987年底就先后在市内、外兴办联营企业349家,当年为外贸提供适销货源16.9亿元。一些外贸公司还扩大以进养出的力度,进口设备、原料,以增加出口货源的生产。改革开放后上海出口贸易的国别地区进一步扩大,从“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124个到1986年的155个,1990年的171个。1986年出口国别地区中比重占前5位的是港澳18.6%、北美14%、欧洲共同体13.8%、日本9.8%、中近东7.38%。

1978年上海进口总额回升到1.33亿美元。1980年起,由于进口管制的放松,以及上海口岸地方进口外汇资金来源的拓宽,上海进口规模逐年增大。国务院给予上海2.1厘的低息贷款,还批准使用300万美元的国拨外汇。上海中小企业技术改造第一批250个项目,基本上由上海外贸总公司代理进口的,这是上海扩大外经贸自主权后,第一次技术引进。1980年,上海从日本进口货值近1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货值2472万美元。继石化、宝钢引进后,上海出现各行各业引进先进技术的高潮。1983年国家批准上海有权审批100万元以下的引进项目,并免征进口设备的关税和工商进口税,有权自主办理涉外谈判、自行选择外贸公司。仅1983~1984年上海就引进634项,计6.2亿多美元。1984年上海进口值超过8亿美元。1985年,上海恢复飞机进口,进口5架美国707—200型客机,进而创建了中国首家民办航空企业上海航空公司。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扩大利用外资自借自还用于技术改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方式由设备进口为主,发展为许可证贸易、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合资经营、技术服务等。1983~1989年,上海引进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共1336项,进口额达17.69亿美元,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工业现代化建设。1989年进口值达28.16亿元。1979~1989年的11年里,上海进口总值共127.51亿美元,比1949年6月至1978年的29年半进口总值14.77亿美元增加了7.6倍。

这一时期上海外贸体制改革步子还不大。广东的腾飞及上海两翼(江、浙、鲁)的崛起,使上海相形见绌,失去了在出口贸易中雄踞了一个多世纪的领头地位。1978~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上海年均增长7.45%,而广东是12.5%、江苏是10.28%、浙江是11.79%。山东是9.76%。上海增速明显落后。结果自然也影响对外贸易。1978年上海出口值28.9亿美元,是广东(13.9亿美元)的2.08倍。1990年广东出口值105.6亿美元,反过来是上海的1.98倍。1990年上海出口值虽达到53.17亿美元,但占全国比重却降至10.21%。

浦东开放后对外贸易出现新局面 1990年及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发开放浦东”和“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决策。国家又在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等领域陆续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提供了有利于外经贸发展的条件。1993年6月9日和1994年3月1日,市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全市性外经贸工作会议,确立了对外经济贸易在上海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动力地位;明确了到2000年上海外经贸发展目标;提出了加快发展上海对外经济贸易的一系列大思路和重大改革举措。使上海外经贸出现了“地位提高、改革领先、速度加快”的新局面。为了加快外经贸体制改革和企业机制转换,上海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并促使外经贸企业走上“统一政策、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联合、统一对外”的道路。并进行股份制试点,推行经营责任制和“美元工资含量分配办法”,引进竞争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树立“大外经贸”观念。1994~1995年,上海组建一批企业集团,有东方、兰生、机械等,以扩大规模经营,加快综合经营的步伐。1995年上海市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营企业591家。其中外贸专业公司含畜产、土产、纺织品等公司共14家,外贸额约占全市的1/4强。其余有新建的综合性外贸公司8家,工贸公司36家,几个企业联合组建的联营外贸公司84家,中央、上海、外省市浦东子公司125家,自营进出口企业190家,非工业自营进出口企业74家,部属在沪外贸公司60家。还有大批外资企业和非国营华资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大外贸格局开始形成,“六路四方”协同出口创汇,上海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凭借一百多年来传统的贸易渠道和业务经验上的厚积,上海外贸趁浦东开放的有利时机,一面外出广交新老客户,开辟市场;一面在商品结构、档次上下工夫,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使90年代上海出口增速加快。1993年出口货值73.82亿美元,增长率13%,超过全国平均值5个百分点。1995年出口值增至115.77亿美元,是1990年的2.18倍。1991~1995年累计进出口总额654.56亿美元,比前10年总和还增加19%。出口增长比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13.5个百分点。1995年出口总值115.77亿美元中,专业外贸公司占36.3%,工贸公司和工业自营企业出口占26.2%,中央在沪企业和地方综合企业占11.4%,外商投资企业占22.8%。浦东新区成为新的出口生长点,占全市21.38%。

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1995年农副产品比重下降至8.9%。工业产品占90%以上。其中,机电仪化产品的比重上升到30.9%。技术含量较高的船舶、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都成为上海出口商品中佼佼者。一些初级产品逐步被深加工产品所取代,如烤鳗替代活鳗、羽绒服替代羽绒。皮鞋箱包替代皮革等。有些还用进口原料如羊毛、牛皮等,加工成成品后出口。上海外贸还在产品包装上下工夫,各种新颖包装先后被采用,诸如盒面开窗、泡罩、热收缩、防锈与贴体,防霉蛀包装等,既保证了商品的质量,还为商品增色提高了附加值,扩大了销售。

上海开拓多元化市场有新进展。1990年,商品出口市场达171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增至183个。居前3位的是日本占26.73%,香港占17.64%,美国占14.69%,加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18.96%,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上海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在80%以上。已和4万多家客商建立了贸易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上海技术出口有很大进展,一面把展销办至海外,扩大影响;一面将原先引进的诸如彩电、冰箱等生产技术,融合消化后再出口,扩大技术出口商品的门类。1991年7月,和天津市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一起,在香港举办第二次科技展示和贸易洽谈会。到会客商6千多人次,上海成交合同101份、5000万美元,其中技术出口成交额约80%。1992年10月,上海受外经贸部委托,牵头组织北京、天津、河南、广东等9省市,在印尼雅加达举办“’92中国技术交易会”,接待超过2万人次。上海成交合同111份,9145万美元。主要项目有SKD电冰箱组装和技术合作、粗轧钢机、FA503细纱机、玻璃管生产线、X光机、订书机组装等。1993年11月,“’93上海技术出口交易会”分别在越南河内和泰国曼谷举行,先后接待越、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21个国家与地区的客商2万多人次,共签合同70份,成交4441万美元。其中与越、泰所签合同与金额分别为51份、3031万美元,19份、1404万美元。1994年10月,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94上海商品、设备、技术展销会”,到会3.8万人次,共签贸易合同22份、1545.22万美元。1995年,上海技术出口合同为160份,2.44亿美元。其中机电行业占40.77%,仪表16.05%,纺织15.54%,通讯12.22%。1983~1995年,上海技术出口累计788项,总计金额为14.95亿美元。技术出口的国别与地区,按成交金额区分,至1994年底,占前10位的是:巴基斯坦为2.78亿美元,世界银行2.18亿美元,香港1.73亿美元,泰国1.06亿美元,日本8201.2万美元,美国6552.2万美元,印尼4047.5万美元,罗马尼亚3609.4万美元,菲律宾3218.4万美元,伊朗2904.8万美元,其余成交金额在300万美元以上的有德国、朝鲜等20余国。1995年,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上升,美国占总金额的25.1%,日本14.78%,加拿大8.6%,分居第一、二、三位。

[图1-1 1987~1995年上海技术出口增长图]

进入90年代后,上海进口总值有大幅度增长。1995年上海进口值74.79亿美元,为1978年的42倍。1990~1995年,上海累计进口总值272.35亿美元,年均45.39亿美元,比1979~1989年的年均进口值11.59亿美元增2.92倍。进口商品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汽车零部件,钢铁增长很快。1992年,为发展汽车工业,进口汽车零部件货值3.35亿美元。1993年,进口钢材295.44万吨,货值10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1/5,成为第一位进口商品。进口商品较多还有机械、仪器等生产工具,化工原料、木材、合成纤维等工业原料,轻纺、家电、医药、食品等消费品。进口商品有三大类:一是成套设备、机械、汽车、仪器等,占42.29%,对上海工业的技术改造起了重要作用。二是钢铁、化工原料、木材、合成纤维等工业原料,占35.74%,为上海经济的腾飞提供必要的物资。三是轻纺、家电、医药、食品等消费品,占15.19%。柯达胶卷、索尼彩电、雀巢咖啡等琳琅满目,不仅丰富了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推动上海工业生产的更新换代。同时,也使有些产品质量缺乏竞争力的上海企业面临市场丧失,难以为继的困境。

随着上海城市基础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升级换代以及浦东开发开放,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获得迅猛发展。1991~1995年5年共引进5842个项目,总成交额达27.96亿美元。从1983年算起,至1995年,共引进技术与设备7444项(不包括“三资企业”),金额超过45亿美元,其中后4年引进值超过前9年的总和。引进的技术与设备来自世界主要工业国和地区。据1983~1994年统计,以日本为最多,成交10.33亿美元,占总额25.6%;其次是德国,7.77亿美元,占19.25%;第三是美国,6.37亿美元,占15.78%;第四是香港,3.91亿美元,占9.68%;第五是意大利,3.12亿美元,占7.74%。其他有英、法、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地利、瑞典等。上海各工厂企业是引进技术与设备的主要部门,电气联合公司引进美国30万千瓦大型火力发电机组设计和制造技术,使上海成为全国三大发电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冶金业除宝钢外,一些老钢铁厂也得到改造和提高,上海冶金系统的优质钢材产量占钢产总量的68.6%。上海轴承公司能生产内径0.6mm到外径3.5m的9大类轴承,精密轴承产量占总产量10%以上;为长征3号运载火箭配套轴承有23种规格,配套率达96%;其产品还转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引进国外精密磨具和大型塑料模具加工技术后,精密金属模具从原先仅能加工12工位提高到36工位,结束了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家用电器不论是电视机、冰箱、空调,还是形形色色的小家电,或从无到有,或从有到精,花样翻新,生产技术水平上了几个档次。通讯方面引进数字程控交换机、数字微波通讯、卫星通讯和光纤光缆制造、移动通信、传真电传等技术与设备,使上海通讯状况的改善近于飞跃。微电子、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激光技术、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也正在崛起,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从而增强了上海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能力。

改革开放后,上海口岸功能有了提高。1995年从市外收购货源169.67亿元,占全市出口货源33%。同年,上海口岸进出口总额481.4亿美元,进口225.3亿美元,出口256.1亿美元。外贸运输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独家经营的局面。1995年底上海有国际货运代理企业126家,境外货运代理在上海设办事处的达400家,代理货运已占上海外贸运输90%以上。为了加强对外贸易促进工作,1984年上海国际贸易促进会独立建制,又称中国国际商会上海商会。1990~1993年间以民间商会名义,接待了38个国家和港澳地区、台湾省经贸代表团组465个6026人次。还频繁组团出访,1991~1995年出访团组122个、219批、540人次,分赴20个国家和地区。1983年起上海每年举办对外贸易洽谈会,1991年起改为每年一届的华东出口商品交易会。1995年华交会参展省市36个、企业1400余家,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906位客商与会,出口成交21.4亿美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上海还接待和承办世界各国企业集团来沪举行各种经贸技术展览会;组织上海的企业出国举办或参加各种经贸展销会,以扩大交流,推动对外经贸业务的发展。

表1-16 1979~1995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情况表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货值总计

进口货值

出口货值

货值

占全国(%)

货值

占全国(%)

货值

占全国(%)

1979

38.78

13.22

2.03

1.30

36.75

26.90

1980

45.06

11.91

2.40

1.23

42.66

23.35

1981

41.50

9.63

3.43

1.76

38.07

18.22

1982

38.93

9.91

2.88

1.65

36.05

16.52

1983

41.40

10.17

4.92

2.66

36.48

16.43

1984

44.00

8.84

8.13

3.21

35.87

14.70

1985

49.92

8.28

16.31

4.75

33.61

12.97

1986

50.66

8.43

14.84

4.49

35.82

13.24

1987

59.61

8.75

18.01

5.39

41.60

11.98

1988

71.60

8.90

26.40

6.62

45.20

11.12

1989

78.48

9.50

28.16

7.19

50.32

11.58

1990

74.27

8.73

21.10

6.38

53.17

10.21

1991

80.44

8.00

23.04

5.82

57.40

9.42

1992

97.56

5.89

32.02

3.99

65.54

7.71

1993

127.32

6.51

53.50

5.15

73.82

8.04

1994

158.67

6.68

67.90

5.87

90.77

7.50

1995

190.56

6.79

74.79

5.03

115.77

8.76

引进外资出现新高潮 改革开放后,上海进入主动利用外资的新时期。1980年,瑞士和香港联合首先在上海投资开办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电梯厂(后改名为中国迅达南方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此后,日本、美国、英国、比利时相继来上海投资。到1983年底,各国在上海共投资开办企业9家,协议投资金额9024万美元。其中合资企业7家,合作企业2家。投资涉及机电、化学制药、建材建筑、咨询、餐饮等行业。

1984~1985年,国务院先后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长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开发区。1986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上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成立上海市外商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对外商投资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后,各国来上海直接投资稳步增长。1978~1987年,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291家,协议投资额17.50亿美元。其中:1978年以前为1家、协议投资额1000万美元,1979~1985年为152家、协议投资额11.9亿美元,1986年为62家、协议投资额2.97亿美元,1987年为76家、协议投资额2.46亿美元。1988年,设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外资委),统一管理外商来沪投资事宜。1990年,市外经贸委与市外资委实施“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来沪投资的国家(地区)增至29个,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快。至1991年底累计投资1277家,协议投资额33.32亿美元。其中:合资企业1035家、协议投资额17.77亿美元,合作企业148家、协议投资额11.30亿美元,独资企业94家、协议投资额4.25亿美元。这一时期,投资项目前三位是香港、日本和美国,分别占外商投资项目总数的48.47%、13.78%和12.22%。投资金额前三位是香港、美国和日本,分别占投资金额总数的27.08%、22.93%和16.17%。投资方式,在合资和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外商独资及土地批租。投资领域已扩展到各行各业。出现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益昌薄板有限公司和上海商城等特大型项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是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外商在沪投资迅速升温。至1995年,来沪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8个。其中:亚洲16个,欧洲22个,美洲19个,大洋洲6个,非洲5个。发达国家和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在上海投资增长加快,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逐年增多。投资领域也从一般的制造业扩展到基础工业和第三产业。金融业成为外国银行抢滩的重点。全球100家最大工业公司,有43家在上海投资;全球50家最大综合服务公司,有12家在上海投资;世界最大30家银行,有16家在上海设立分行。并有6家跨国公司和银行在上海建立中国总部。外商的投资方式也有新的变化,合资方式比重逐步减少,由1990年的80.6%降至1995年的51%。合作、独资方式的比重逐步上升,分别由1990年的5.6%和13.6%升至1995年的13.3%和23%。1992年开始出现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共有5家,利用外资3.5亿多美元。土地批租方式广泛应用,上海累计出让外销地块1160幅,面积10130.22万平方米。(1993年以前数字中含内销数)国际通用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方式已开始突破,且运营良好。这个时期利用外资的领域进一步拓宽,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从1990年的5.9%(项目比重)和3.9%(投资额比重),分别上升到1995年的33.7%和61.47%。能源、交通、通讯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效果明显,有力地改善了上海投资环境。第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支柱产业迅速壮大,工业项目向高档化、高水平、高质量方向发展。第一产业也有新的发展,5年共开办农林牧渔企业63家,投资金额4678万美元。

上海7个国家级开发区获得很大发展。至1995年,浦西的闵行、虹桥、漕河泾3个开发区开发面积8.15平方公里,引进项目820项,其中三资企业390家,外商合同投资35.74亿美元。实际投资21.63亿美元。浦东的外高桥、陆家嘴、金桥、张江4个开发区,起步不久,到1995年已开发19.87平方公里,有企业2663(项目)家(个),其中三资企业1515家,吸收外资45.69亿美元。11个市级工业开发区已开发面积94.55平方公里,共有企业3944家,其三资企业461家。

1980~1995年底止,上海共批准外商及港台商直接投资项目13598项,协议投资金额341.99亿美元,实际投资114.1亿美元。直接投资项目前5位的依次是:香港5937项、占43.68%,中国台湾1937项、占14.25%,美国1688项、占12.41%,日本1640项、占12.06%,新加坡499项、占3.67%。居协议投资金额前5位的依次是:香港169.60亿美元、占49.64%,日本32.57亿美元、占9.53%,美国31.48亿美元、占9.21%,新加坡19.06亿美元、占5.58%,中国台湾17.98亿美元、占5.26%。投资产业结构工业占50.8%,有橡塑制造、纺织、机械、电气、化工等产业。第三产业占48.5%,以房地产、商业饮食业为主。在上海投资的三资企业,1992年统计,有90%企业盈利。1994年6554家三资企业,社会总产值802.2亿元,投资回报率在25%以上。1995年第八届全国十佳合资企业中上海占了4家,贝尔、大众、易初、迅达等企业榜上有名。

三资企业给上海经济添注了活力,不仅生产出一大批市场亟需的产品,增强了上海出口创汇的能力,还在经营管理上给上海国有企业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1995年上海外资企业出口已占上海出口总值的25.6%。

表1-17 1980~1995年外国和地区在上海直接投资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美元

国家或地区

投资年份

合计

合资

合作

项目数

比重

(%)

排序

金额数

比重

(%)

排序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合计

1980~1995

13598

100.00

3419935.1

100.0

8523

1873998.1

2711

71138.9

香港

1980~1995

5937

43.68

1

1695990

49.64

1

3952

936562.4

1088

332142.8

台湾省

1984~1995

1937

14.25

2

179783.5

5.26

5

948

67370.6

609

63388.8

美国

1983~1995

1688

12.41

3

31484.9

9.21

3

1123

172239.3

295

91987.2

日本

1981~1995

1640

12.06

4

325709.5

9.53

2

968

167193.9

300

44638.5

新加坡

1984~1995

499

3.67

5

190592.5

5.58

4

267

102015

115

55072.5

加拿大

1986~1995

267

1.96

6

44312.9

1.30

10

175

19539.8

53

5220.5

英国

1983~1995

202

1.49

7

172836.4

5.06

6

115

104065.9

34

23941.9

澳大利亚

1985~1995

200

1.47

8

53631.4

1.57

9

140

13171.5

33

31722.9

澳门

1985~1995

145

1.06

9

38437.2

1.12

12

107

29299.2

25

4434

海外中

资集团

1982~1995

142

1.04

10

103999.7

3.04

7

111

43191.1

23

27532.6

德国

1984~1995

130

0.96

11

85292.5

2.50

8

97

78085.7

9

1576.8

韩国

1991~1995

93

0.68

12

42875.6

1.25

11

49

15715.6

9

508

泰国

1984~1995

91

0.67

13

34160.9

1.00

13

64

22636.9

11

984

马来西亚

1985~1995

65

0.48

15

11517.4

0.34

16

44

7748.4

13

2944

法国

1984~1995

66

0.49

14

7324.5

0.21

20

43

7983.9

9

-2797.4

意大利

1986~1995

46

0.34

16

9554.7

0.28

17

29

3259.7

7

5959

荷兰

1985~1995

44

0.32

17

22243.7

0.65

14

31

15212.7

6

375

菲律宾

1985~1995

44

0.32

18

5494.8

0.16

27

1790.6

13

2742.2

瑞士

1980~1995

37

0.27

19

21274.4

0.62

15

22

8997.3

3

1334

瑞典

1990~1995

30

0.22

20

3670.6

0.11

21

2734.6

5

183

奥地利

1991~1995

22

0.16

1671.8

0.05

18

1275.8

2

96

新西兰

1992~1995

21

0.15

684.9

0.02

13

316.9

4

168

阿根廷

1991~1995

19

0.14

425.4

0.01

10

153.4

5

162

比利时

1983~1995

15

0.11

7548.2

0.22

19

12

7438.2

1

70

阿联酋

1992~1995

15

0.11

857

0.03

11

605

2

173

巴西

1991~1995

13

0.10

3613.2

0.11

8

543.2

4

3050

俄罗斯

1992~1995

10

0.07

464.5

0.01

9

424.5

1

40

印尼

1992~1995

9

0.07

2105.6

0.06

4

1836.6

1

100

利比里亚

1987~1995

9

0.07

2027

0.06

8

2007

巴拿马

1992~1995

7

0.05

681.6

0.02

7

681.6

挪威

1992~1995

6

0.04

1448.1

0.04

5

1428.1

芬兰

1993~1995

8

0.06

1668.8

0.05

7

1204.8

1

464

波兰

1991~1995

7

0.05

1099

0.03

7

1099

沙特阿拉伯

1992~1994

3

0.02

236

0.01

1

36

捷克

1992~1995

3

0.02

175

0.01

2

155

1

20

英属维岛

1995

11

0.08

4845.9

0.14

3

3219.6

3

353.3

百慕大

1994~1995

7

0.05

5610.9

0.16

5

5572.3

2

38.6

西萨摩亚

1993~1995

4

0.03

9209

0.27

18

1

9000

巴哈马群岛

1994~1995

2

0.01

1183

0.03

1

1143

南非

1993~1995

9

0.07

430

0.01

7

262

1

140

西班牙

1993~1995

14

0.10

1180.2

0.03

11

1082.2

1

28

丹麦

1987~1995

9

0.05

1840.9

0.05

3

1689.9

1

11

以色列

1993~1995

9

0.07

654.4

0.02

3

219.4

3

175

希腊

1995

1

0.01

1200

0.04

1

1200

葡萄牙

1994~1995

3

0.01

218

0.01

1

28

1

160

匈牙利

1993~1995

5

0.04

74.7

0.002

1

14.3

3

40.4

朝鲜

1995

3

0.02

104

0.003

1

14

2

90

其他

51

0.38

5131.3

0.15

31

1534

11

3109.3

(续表)

国家或地区

投资年份

独资

股份制

实际投资

资料不全未计入内的项目数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金额

占合同投资比重

(%)

合计

1980~1995

2329

767918.1

35

66640

1141125

1459

香港

1980~1995

866

355207.7

31

52077

561154

33.09

819

台湾省

1984~1995

380

49024.1

57375

31.91

22

美国

1983~1995

270

50617.4

167670

53.26

234

日本

1981~1995

372

113877.1

98285

30.18

184

新加坡

1984~1995

117

33505

27374

14.36

72

加拿大

1986~1995

39

19552.6

13512

30.49

7

英国

1983~1995

52

42646.6

1

2182

30031

17.38

35

澳大利亚

1985~1995

27

8737

5803

10.82

澳门

1985~1995

13

4704

11368

32.10

海外中

资集团

1982~1995

8

33276

51692

49.70

德国

1984~1995

24

5630

30428

35.67

30

韩国

1991~1995

35

26652

泰国

1984~1995

15

6770

1

3770

8246

24.14

15

马来西亚

1985~1995

8

825

5

法国

1984~1995

14

2138

9443

128.92

12

意大利

1986~1995

10

336

33604

351.7

2

荷兰

1985~1995

7

6656

9920

44.60

6

菲律宾

1985~1995

4

962

12

瑞士

1980~1995

10

2332.6

2

8610.5

20692

97.36

瑞典

1990~1995

4

753

奥地利

1991~1995

2

300

220

13.16

新西兰

1992~1995

4

200

阿根廷

1991~1995

4

110

比利时

1983~1995

2

40

2124

28.14

9

阿联酋

1992~1995

2

79

巴西

1991~1995

1

20

俄罗斯

1992~1995

印尼

1992~1995

4

169

利比里亚

1987~1995

1

20

5

0.25

巴拿马

1992~1995

挪威

1992~1995

1

20

芬兰

1993~1995

波兰

1991~1995

2130

193.81

沙特阿拉伯

1992~994

2

200

捷克

1992~1995

英属维岛

1995

5

1273

百慕大

1994~1995

西萨摩亚

1993~1995

3

209

巴哈马群岛

1994~1995

1

40

南非

1993~1995

1

28

西班牙

1993~1995

2

70

丹麦

1987~1995

5

140

22

1.20

以色列

1993~1995

3

260

希腊

1995

葡萄牙

1994~1995

1

30

匈牙利

1993~1995

1

20

朝鲜

1995

其他

9

488

27

说明:(1)葡萄牙合资、合作金额系注册资本数。

(2)由于企业性质改变或资金变化,法商合作项目数据出现负数。

积极利用外国间接投资 除外商直接投资外,上海还利用了大量外国间接投资,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1992年以前上海利用外国间接投资的金额一直在直接投资之上,为上海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1980年8月,上海制革厂利用368万法国法郎的出口信贷,为上海利用的第一笔外国给予的优惠的国际贷款。1984年4月,上海乳品八厂引进丹麦牛奶生产技术设备,获得的丹麦政府4500万丹麦克朗,是上海利用的第一笔外国政府混合贷款。上海利用外国政府贷款金额最大的项目,是上海地铁一号线,由德国、法国、美国3国提供的政府贷款和混合贷款总金额达2.97亿美元。

1984~1991年6月,为上海市的47项重大市政建设和工业改造项目,从联邦德国、日本等15个国家筹集了总额为5.3亿美元的外国政府贷款。由于这类贷款利率低,还款期长,从而大大缓解了建设单位的债务负担,从宏观上也改善了上海总体债务结构。随着政府贷款业务不断开展,这类贷款在整个外国贷款中的比重从原占12%左右的水平上有所增长。项目涉及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以及一批轻工、纺织、冶金、建材等项目,正在为上海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生活条件作出贡献。至1995年底,上海共协议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和混合贷款70个项目,7.46亿美元。其中德国居首位,占43%:西班牙、法国分别列第二、三位,分别占12.8%和8.3%。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上海争取到的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是1981年的世界银行教育项目贷款,用于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财经5所大学改善教学设施。随后,世界银行与上海的合作范围逐步扩大,至1995年,共向世界银行贷款12.7亿美元,主要用于工业、环保、交通等行业的建设和技术改造。大项目有合流污水工程、黄浦江引水工程、内环线、沪杭高速公路等。80年代末,上海同亚洲开发银行开始合作。1989年8月起至1995年,先后利用亚洲开发银行2.55亿开发贷款,用于上海中小技术改造和建设南浦、杨浦两座大桥。这些资金为上海改变面貌作出了贡献。按上述两家银行规定,用其贷款的工程项目必须实行国际招标,为此市政府选定上海外经公司和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设立国际招标部,主持其事。1988年又先后成立分属上述两公司的国际招标公司。外经公司所属的招标公司1987~1995年进行国际招标后签订的合同有69个,其中有合流污水工程、内环线工程等,合同金额达2亿美元。上投所属的招标公司承办项目64个,有南浦、杨浦大桥、地铁一号线、虹桥机场改造等,合同金额2.43亿美元。两公司在招标时,严守国际招标规范,做到公平、公正,除国内各公司踊跃投标外,还吸引了美、日、英、法、意、荷、新加坡、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前来投标。

1984年11月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首次同日本三井银行签订85亿日元(后增至100亿日元)国际商业贷款合同,贷款期限8年,日本长期优惠利率,用于建造上海瑞金大厦。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上海享有自借自还利用外资32亿美元的特殊政策后,上海金融机构都先后开办了国际贷款业务,积极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对上海一些大、中型国营骨干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还建造了一大批涉外宾馆、酒店和外商办公用房。其中用于30万吨乙烯工程的1.5亿美元和101亿日元的国际商业贷款是上海签订的单项筹资金额最大的商业贷款。其它如宝钢三期工程、益昌薄板工程、永新彩管工程、30万套子午线轮胎工程等都是较大金额的贷款项目。这些工程的建成,大大改善了上海的产业结构,推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增强了上海的工业发展后劲。国际商业贷款在上海利用的全部国际贷款中所占比重较高。1989年上海外债余额27.23亿美元中,国际商业贷款为16.06亿美元,占59%。1990年上海外债余额为31.35亿美元,国际商业贷款有28.22亿美元,占到90%。至1995年底,国际商业贷款余额仍有22.9亿美元。

此外,上海还积极尝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用以筹集建设资金。其中数额较大的是1985年和1988年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后在东京和伦敦市场上发行债券,总额为400亿日元;1988、1992和1993年,交通银行先后在新加坡发行债券,金额分别为1亿美元、8000万美元和6500万美元;1994年该行又转向东京市场发行了90亿日元的债券。

至1995年底,上海市共利用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958项,总金额达81.48亿美元。

兴办海外企业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八五”期间,上海在海外兴办非贸易企业164个,投资总额1.09亿美元,走出一条以海外投资带动市场开发之路。至1995年底,上海已在70多个国家、地区设立了400多个海外贸易企业,覆盖了上海出口主体市场的营销网络。企业涉及面除专业外贸公司外,还包括商业、物资、金融、旅游、工业、农业、区县“三资”企业等系统。从1991年起开始,上海继续在美洲、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地成立集团公司,通过这些区域性集团公司对本市158家海外贸易企业实施管理。

经济技术合作有新发展 改革开放后,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获得了新的发展。1980年1月向也门纺织厂派出操作女工和译员,是新的第一起劳务输出。此后陆续向伊拉克、尼日利亚等亚非国家派出工人和技术人员。这时的劳务输出完全由公家派遣,与外方的合同由中国成套公司统一签订,人员由各工业局从所属厂中选调。所得报酬除管理费提成外,归派出的局、厂所有,劳工本人除原工资外按援外人员模式领取津贴、奖金。1984年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开始营业,成为上海首家经营劳务输出的企业。1986年签订合同39个,年末在外人数1231人,仍以伊拉克等西亚国家为主。同年,外经公司还与伊朗签订合作捕鱼合同,由上海远洋渔业公司提供船只、设备、渔具、人员等全套服务,按捕获量收取报酬。同时,还多次派出海员,赴港台、日本、新加坡等船运公司。90年代外派劳务经营企业增加,1995年达27家。市外经公司也加速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并成立外经国际劳务公司,作为下属的子公司,专营对外劳务输出。外派人员多向社会招聘,单位选派减少。外派人员待遇也有改变,按1992年上海市《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暂行办法》:实行“个人得大头,实施单位得中头,外派单位得小头”,劳务个人可得国外工资的70%~90%。为满足外派劳务的需要,市外经公司还加强培训,成立专门的劳务培训中心。与公派同时,还有一些民间劳务输出。合同由海外雇主与外出人员自行签订,经市外经公司等承办单位认可。初期收入八(劳工)、二(公司)分成,后改为收入归劳务人员,再由劳务人员一次性缴纳服务费的办法。1995年上海外派劳务合同额1.49亿美元,年末在外人数14460人。其中,不少人员已从普通劳务提高到技术型、管理型的中高层次。对于劳力资源丰富的上海来说,劳务输出仅是开端,还需在人员素质、市场开拓上花大力气。

[图1-2 1985~1995年上海年末在外劳务人数变化图]

工程承包是改革开放后外经贸领域的又一新生事物。商业性的工程承包重新崛起,不仅承包在沪的外资工程,还努力向海外拓展。1980年9月,签约承接总投资1000万美元的华美钢铁有限公司,是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对外承包工程。1982年市外经公司成立,成为上海经营对外工程承包的首家企业。1984年承包伊朗皮革球厂工程,效益喜人。自1985年起,由市外经公司对外洽谈签订合同,先后承包了泰国军人宿舍、驻澳大利亚使馆、美国时代广场、关岛假日别墅等工程。仅泰国军人宿舍一项,合同额达4779万美元,盈利20万美元。1988年开始,上海对外承包工程又取得较大进展,合同金额突破1亿美元大关,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共9项,合同金额1.0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8%。1989年上海的对外承包工程已从5年前的10多个国家发展到40多个国家(地区)。上海还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努力承包一些工业工程。其中境内外资工程有蛇口华美钢铁公司、海口电厂、石洞口电厂等。境外有朝鲜稀土工厂、合同总价1.67亿美元的巴基斯坦木札法戈尔电厂、合同总价2500万美元的泰国BNS电炉钢厂、老挝水厂等。上海园林公司还承包一些海外的中国式园林工程,有德国的帼园、澳大利亚悉尼的谊园、加拿大的梦湖园、荷兰的谊园等,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工程承包获益的不仅是承包企业,它可以连带输出技术、设备、材料、劳务、零配件等,效益可观,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上海在这方面刚刚起步,随着技术含量、工艺水平的提高,还将有更大发展。

对外援助和接受外援 对外援助按中央“从我国财力、物力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的原则,规模比前缩小。1979~1995年上海承担援外项目21项,非洲占14项,著名的有埃及国际会议中心等。项目采用招标制,承担企业盈亏自负,一改过去实报实销的预决算制。同期,上海开始接受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援助。截至1995年,上海共接受联合国属下的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和欧盟等国际机构的援助71项,用于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国际工商学院、科学育儿培训基地等,合计6594.6万美元。还接受了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政府的双边援助36项,用于环境、交通、卫生等,共获援款折合5292.4万美元。

解放以来的46年中,上海外经贸大部分年份处于上升态势,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90年代以来,上海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快速上升,1995年已达190.56亿美元,比1977年的23.21亿美元,增加7.21倍。引进外资也走在全国前列。对外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外贸工作在各个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但是,随着国家计划调拨货源锐减,南方广东、福建的不少城市设立经济特区较早,内地省市竞向自营国际贸易,从80年代起,上海商品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逞逐步下降趋势,90年代已降至10%以下,1995年,进出口总值只占全国6.79%。

从上海开埠算起,上海外经贸事业发展历史,业已历经一个半世纪。在《南京条约》屈辱中起步,很快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头羊。上海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外经贸事业回到人民的手中,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作出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后更快速发展,为上海腾飞,国家建设,并在中国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志出版之日,正逢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相信上海对外经济合作贸易事业在新世纪将有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