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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06/11/14 10:20:29

中国近代史始于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强迫我五口通商,止于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在这一百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上海这个口岸城市和丝绸这个国宝产业,似乎是出于历史的必然,两者紧密地连在一起,历尽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甚于其他兄弟省市,也甚于其它特产商品的曲折过程和深重灾难。如来自西方强国直接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蹂躏和野蛮的统制掠夺,以及来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劫收灾难及其最后四年的官僚统治。但是,在多难兴邦的历史规律下,上海这个口岸城市和丝绸这个国宝产业毕竟英雄地显示了各自具有的逾越各种惊涛骇浪的巨大魄力和奋发图存、自强不息的无穷潜力。它们崛起了,成长了。虽然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由于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蹂躏,上海丝绸行业在工业、商业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已陷于奄奄一息之中,然而,经过解放后多年的奋斗、恢复和发展已为今日的上海在世界名城录上名列前茅,为今日的中国丝绸在世界市场上重登第一大国,在精神上、物质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就以上情况来说,在1840年到1990年之间,上海和上海丝绸的发展变化、兴衰起伏不过是他们各自历史长河中暂短的一瞬,而两者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坎坷的经历,和今天处在各自空前的制高点上,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的作用,则是近代史上世界社会中罕见的,也可能是任何一个港口城市和任何一个贸易商品无与伦比的。

从这个历史阶段的初期起,上海和上海丝绸就同世界市场相关连。当它们不自觉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后,即以血泪汗水和智慧劳动为代价寻求生存位置。1846年上海出口的由邻近产地提供的桑蚕丝绸,就超过了广州,不久即在全国丝绸出口总值中长期地占有90%以上的比重,于是世界市场上,包括纽约、伦敦和横滨等生丝交易所在内,出现了“SHANGHAI SILK”(上海丝绸)这个响亮的名称,用以同广东出口的生丝区别而成为中国生丝的泛称,通行全球,久盛不衰。然而这个来自境外的,以英语表述的称谓,作为国内行话在理解上取得共识和内涵变化却有一个有趣的过程。

1921年1月7日,美国纽约举办第一次世界丝绸博览会,上海接到邀请组团参加时,就只邀了缫丝业和辑里丝业为代表,而未将绸缎业包括在内,致使所带参展产品有丝无绸。直到开幕前夕布置展品时,才在当地临时收罗几段国产绸缎和缝制几套丝绸服装挂出来应急。原因之一是对“SILK”的理解。此语的英文原意是桑蚕丝和织成的绸缎,是合二为一的,而当时国内同业的习惯理解上,丝是原料,绸是制成品,从不混为一谈。因此,当时代表团成员之一张鹤卿,在纽约第一次世界丝绸博览会,辑里丝代表调查报告中,遗憾地写上了“倘杭州锦缎、湖州华丝葛、盛泽纺参加展出,必占优势而增国光”。

新中国成立时,SHANGHAI SILK译作上海丝绸,早已获得共识,而且一般理解为从上海出口的中国丝绸,又通行了多年。尔后,全国丝绸生产和丝绸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出口丝绸实行多口岸经营后,新开口岸各在本省产品上加冠省市名,于是“上海丝绸”的内涵就只限于在上海组织生产和出口的产品了。当今在深化改革中,由于上海出口丝绸的品种结构变得原料性商品少了,制成品和深加工的服装、时装多了;以及这类最终产品所用的面料变了:桑蚕丝织物少了,人造丝、化纤织物和混纺织物多了,于是,“上海丝绸”的内涵又一次以更新的面貌为消费者接受而驰骋在世界市场上。

上海开埠后,生丝很快成为西方商人首先抢购输出的主要商品。上海在发挥全国丝绸最大集散中心作用的同时,也就成为我国丝绸输出的主要口岸和世界丝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条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导致上海丝绸行业兴衰起伏而且波幅很大。其特点和过程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1840年至1900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浪潮正在掀起,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已先后应用于丝绸生产。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丝绸市场上,丝绸贸易已初步感到机械缫丝、动力织绸和科学炼染的新时代在向东方产丝国家拍岸而来。换句话说,这一时期,作为人类古代文明结晶的中国丝绸,它的古老传统的工艺技术,虽曾经独领风骚数千年,但它的辉煌历史已接近尾声。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的特点,在一段时间内,雄风仍余威犹存。当时世界最大生丝消费国的法国,由于里昂丝织中心还保留着大量手工织机,它们为迎合西欧上层社会消费风尚,主要织造高级绸缎缝制华贵衣饰,对原料要求认为我手工生产的土丝,特别是湖州生产的辑里丝,虽然质量标准程度不高,但其精细和光泽则优于机械缫丝。因此这时上海生丝出口盛销不衰。1860年上海开出了第一家洋商机械缫丝厂。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原由英商垄断上海生丝市场的局面,才为法、意、美、德商人打破。1881年,第一家华商机械缫丝厂诞生,反映了世界生丝市场的景气现象。此后二十来年,一批华洋商缫丝厂相继出现,但大多开开停停,经营上不甚稳定。因为产地蚕茧市场需要培育过程,一些地方势力和土丝经营者对于新兴工业的微弱抵制,也要一个淡化和溶合过程。因此直到19世纪末,上海出口的生丝还以土丝为主,虽在出口量值上有所增加,在1900年的世界市场上占40%,仍坐着第一大国的宝座,但在所占市场分额上则已明显下降。

第二,1901年到1949年。这50年是世界风云和丝绸市场变迁非常剧烈时期。对于上海丝绸行业来说,如以脱胎换骨或生死存亡等语言来表述,都不为过的。

(一)世界生丝产销大国易位。1908年世界生丝总产量为24000吨,各产丝国所占比重分别为:中国33.20%,日本31.40%,意大利20%,其他诸国15.4%。在产量上我还占微弱多数,但在世界贸易量上,于1909年即被日本以输出生丝135000担的记录挤下第一输出大国位置。与此同时,世界生丝消费市场从西欧转向美国。据美国蚕丝协会资料,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233000担,占世界贸易量的60%,成为丝绸第一消费国。它进口的生丝主要用于大量织造供应大众服用的男女丝袜,不但对生丝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化要求,而且也为生丝事业开辟了一个专用高级华贵消费品之外的新市场。这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蚕丝生产发展到全盛时期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适应这个转变中,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据1924到1934年的一项调查,这十年间美国进口生丝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最高是1932年的84%,最低为1934年的67%,一般升降于75%水平。其中由日本进口的生丝,1931年前约占80%以上,1933年后上升到90%以上。同期法国生丝进口情况是,1931年前来自中国的占50%到60%之间,1932年下降到36.14%,1934年下降到23.17%。日本生丝输法的比重,1931年前有五年仅占6%上下,有三年超出10%,而1932年则跃进甚巨,达到24%以上。我生丝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已面临存亡关头。上项调查进一步指出,日本生丝业从昭和六年至昭和十年(1931~1935年)五年间的科研技术成就共计8234项,其中栽桑方面1314项,育蚕3094项,制丝669项,贸易361项,特许专利1886项。平均每年1347项发明创造提供给这个行业用于壮大发展和提高经营管理。

(二)上海丝绸工业的民族化。20世纪初上海丝绸行业,特别是缫丝工业,在洋商操纵垄断下,资金技术两缺,国际市场竞争剧烈,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之时,行业醒觉现象也与日俱增。主要表现在:1909年上海开办了全国首家女子蚕业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缫丝工业中出现了租厂制,即建造缫丝工厂同经营缫丝业务互相分离的模式;1918年上海成立中国合众蚕丝改良会;1930年国人自行设计的立缫丝车在上海诞生,并在江、浙、沪推广取得成功。以上一系列活动的综合结果是1929年上海生丝出口达到103755关担,1930年上海拥有缫丝厂111家,缫丝车26175台和65000多缫丝工人,在生产流通等方面创下了历史记录。上海缫丝工业成为当时民族工业中一支引人瞩目的崛起力量。诚然,这时缫丝厂的规模比从前小型化了,甚至简陋了一点,但这是租厂制有利于小本经营,吸引了零星资金,扩大华商经营阵地,迫使洋商停建新厂,使之基本上退出缫丝工业领域的结果。

随着缫丝工业民族化进程,同步出现的现象是,一些大中型丝厂分别联合起来,成立了若干华商生丝出口贸易行,先后直接打开美、英、法等国市场,其中以永泰丝厂牵头在上海成立的贸易机构,在探索自营出口业务中成效最为显著。另一类大中型丝厂移资转向丝织工业,如组成美亚绸厂,为上海丝织工业规模化和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上海丝绸行业品格的形成。20世纪的头30年,上海丝绸行业在西方洋商垄断剥削、操纵一切的情况下,通过艰辛挣扎,探索生存之路,终于在生产、技术、经营、贸易等方面取得了经验和力量,这是形成行业品格的重要时期。但是,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正在日益加紧之时。首先是大量人造丝和人造丝织物走私进口泛滥我国内市场,将江浙沪一带的丝织生产压迫得难以为继,连丝绸商业也面临存亡关头。1929年由上海绸缎商业八个同业公会、公所和相关社团发起,以提倡服用国产绸缎、抵制日货为宗旨,成立了中华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在各大日报上发表宣言,组织业主员工上街游行,用飞机散发传单,派出代表性人物串联江、浙、鲁、豫各省,远赴广州、汕头,以及天津、辽宁等省市,掀起一个空前的爱祖国、爱丝绸的群众运动。到“九·一八”事变后,发展到组织日货检查组,成立提倡国货委员会和中国国产绸缎复兴委员会等社团,开展抵制日货,提倡服用国产绸缎,和向政府当局要求减免捐税等活动。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炮火烧到上海,丝绸行业特别是缫丝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战局西移,上海成为孤岛。随着东南沿海丝绸产区大部分沦陷,以及日本自身处于战争,蚕丝减产等因素,导致世界丝绸市场供需关系出现紧俏。上海口岸的丝绸外贸市价上升,业务活跃,乃至推动了租界西区出现了一批新开丝厂。据1938年资料开工丝厂达到36家,缫丝车6293台,新开绸厂46家,织机971台,营造出一个上海丝绸工业的暂短繁荣时期。与此同时,丝绸行业的品格锤炼也在继续发展着,其中以丝绸外贸的情况尤为显著。如行业职工的组织程度有了较快提高。他们在中共上海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上海丝友社、上海绸布社等抗日爱国救亡群众团体,团结业主员工发展统一战线推动上海丝绸行业配合江浙沦陷区同业,通过业务活动大力支持广大蚕农和近一万台缫丝车的家庭小丝厂经营者的反掠夺、反统制斗争,充分发挥了上海丝号、丝栈的出口货源业务功能,为租界丝绸工厂提供原料,为出口洋行提供货源,为抗日财政增加外汇收入。同时,上海的外贸职工利用工作条件,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国内外市场行情,通过各大日报和广播电台,报导丝绸产销动态,突破敌伪势力对沦陷区蚕丝行情的信息封锁,鼓励行业中人将资金、技术向抗日大后方转移,劝导留在当地的业主员工,保持实力,共渡难关,避免自相竞争,以坚持反掠夺、反统制斗争。为了推动以上工作,上海丝绸行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作出牺牲的名单中,有知名人士、经营业主和青年职工。

第三,1949年至1990年。这是上海丝绸行业与全国同业一起,在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共同打开中国史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时期。1949年5月上海解放,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蚕丝垄断企事业机构,8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中国蚕丝公司。在华东地区以蚕、茧、丝、绸、农、工、商、贸一揽子方式,贯彻“大力恢复稳步发展”蚕丝生产的方针,同时用购销方式同其他省、市主要丝绸产区的专业单位开展业务,进行人、财、物交流的互补协作。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丝绸这个国宝产业已在生产、流通等方面,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为确定全国丝绸行业领导体制,重振上海历史形成的丝绸最大集散中心和主要输出口岸的传统功能跨出了重要一步。以上情况是在反对美帝封锁禁运,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实行统制外贸和国家专营中进行的,也是在对私营丝绸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计划经济中迈进的。尽管于1953年在行业经营上出现了烧蚕种,降丝价,代织绸缎业务“大转弯”和国营商业阵地作了一定的后退等曲折,但是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的丝绸行业还是超越了某些干扰而继续发展。从50年代后期起,政治运动日趋频繁,经营体制也时有调整,特别是十年“文革”灾难开始后,上海丝绸进入了一个起伏迂回,进退互见的复杂时期。直到70年代后期,才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喘过气来,并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揭开了重振上海丝绸行业发展史的新篇章。

这50年,堪说是上海丝绸行业又一次天翻地覆的过程,其国内外条件和主要特点是:

(一)世界丝绸市场进出口大国排行变迁剧烈。据国外综合资料显示,1951年起按每十年的首年数据进行比较,世界生丝市场贸易总量是:1951年4490吨,1961年5796吨,1971年7991吨,至1985年为8712吨。这说明35年间,世界丝绸贸易量在持续上升中。这一现象出现在工业发达国家掀起技术革命,又称第三次浪潮,迫使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受到严重挑战,以及丝织工业在生丝进口大国的美国失去优势之时,即1971年美国进口生丝下降到140吨历史低谷而无望恢复上升之际,是难能可贵的。这35年间生丝进口大国排行变迁和所占比重情况是:1951年美国47.80%,法国22%,英国16%,意大利5.20%,其他各国8.80%。1961年美国47.60%,意大利20%,法国14%,其他各国7.90%。1971年日本74%,意大利13.90%,法国5.10%,其他各国7%。1985年意大利55.70%,日本25.80%,其他各国18.50%。以上变迁表明60年代初美国还是进口第一大国,70年代起已为日本代替,至1985年意大利成了新的生丝进口第一大国。同时,生丝出口大国的名次也起了剧烈变化,它们在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关系是:1951年日本91.40%,意大利7%,其他各国1.60%;1961年日本72.60%,中国18%,其他各国9.40%;1971年中国60%,韩国27%,其他各国13%;1985年中国90%,巴西7%,其他各国3%;以上情况表明60年代后,日本已不惜将其功勋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出口生丝退出竞争,而且从出口大国转化为进口大国。我国出口生丝,在中苏关系交恶后重返世界,并以25年时间上升到第一大国。在这过程中,韩国丝绸行业一度呈现快速发展势态,但为时不久,迫于调整产业结构需要而退下阵来。可是巴西成了出口第二大国,同时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蚕丝生产也出现了上升势头。

(二)上海丝绸出口增长,商品结构趋向成熟。据上海丝绸1951~1990年统计,以每五年出口累计值的年平均数及发展情况是:1951~1955年为922万美元,其中后三年的出口值已突破1000万美元;1956~1960年为1917万美元,其最后一年已突破2000万美元;1961~1965年为1.03亿美元,1971~1975年为2.10亿美元,其中1973年的出口值已超过3亿美元;1976~1980年为3.99亿美元,其最后两年都超过5亿美元,写下了上海丝绸年出口值达到5.30亿美元历史记录。之后,由于江、浙、四川等产地相继实行自营出口,1981~1985年平均年出口值下降到3.53亿美元,最后一年跌到2.68亿美元。1985~1990年,上海走出了一条利用有限蚕丝资源,发展深加工产品的道路,头两年出口值在4亿美元以上。这40年上海丝绸出口累计值为75.82亿美元,约占同期全国出口值的3/4。与上述发展趋势相适应,上海丝绸出口的品种结构也出现了剧烈变动。如仍以五年出口累计的年平均值比较,丝类商品的所占比重是1951~1955年为56.81%,1956~1960年为47.21%,1961~1965年为37.10%,1966~1970年为52.74%,1971~1975年为57.54%,1970~1980年为46.64%,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下降到23%,其中,1990年丝类商品出口值为611.40万美元,为其出口值最高年份1979年2.6234亿美元的2.33%。绸缎商品出口所占比重情况是,1951~1955年和1956~1960年间,各在40%水平上浮动,此后各个年期从1961~1985年逐步下降到30%以下。1986~1990年则下降到17%。其中最高一年出口值是1979年的1.40亿美元,最低一年是1990年的6630万美元,十年中下降了50%强。其余出口商品是人造棉类、丝绸时装服饰类和绣杂品类,即传统称为复制品一类。其中的丝绣屏风犹为珍贵,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用作对昭和天皇的赠礼(日本《产业新闻》报道),足见这一国宝艺术品在当代国际交往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在两大类传统出口商品连年下降中,出现了一大幅度上升决非一时偶然现象。由于这类商品种类复杂,统计归类曾有多次变化以及存在数据不全等现象,只能综合作一说明,即这类商品于1950~1951年间出口值不足百万美元,尔后逐年上升,到1990年的出口实绩是:时装1.06亿美元,服装为9508万美元,和服为5015万美元,纺针织为5051万美元,人造棉为4451万美元,丝针织为701万美元,绣杂品为358万美元,共计3.57亿美元,占当年上海各类品种出口总值的84.80%,已成为上海丝绸行业输出大户,并预示了今后深化改革中的发展方向。

(三)上海丝绸在生产科研和市场营销中的创新性措施。1949年8月,国营中国蚕丝公司成立之初,即承担着以对外贸易为牵动力量,一揽子地在农、工、商、贸相关领域中去实现大力恢复、稳步发展蚕丝方针。这一全方位的超负荷任务迫使行业上下别无选择地采取一系列创新措施。其中效果积极具有深远影响的是:

1.生产技术管理方面。于50年代初对出口丝绸实行统一名号、统一规格、统一检验标准,将江、浙、沪两省一市几百家各自为政、分散经营、产品杂乱、质量不一的生产技术力量,纳入国家计划,为当时恢复生产,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丝绸贸易和尔后丝绸生产规模化、质量标准化、经营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1954年成立上海丝绸技术研究所,将江、浙、沪丝织技术工程人员组织起来,先从提高绸缎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开始,继而不断充实扩大,把技术研究工作发展到改造设计,创制新型丝织印染机械和上级交付的科研攻关项目,如开发蚕丝资源用于国防、医疗、保健等领域和丝绸服饰的流行色研究。

2.国内商业方面。于1952年开设中国蚕丝公司南京路营业所,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进入丝绸商品的门售阵地作了有益探索。特别是它协同丝绸研究所于1954年举办丝绸纹样展览会,吸引了15万人参观,广泛地激发了人们心中爱祖国、爱丝绸的民族传统精神,特别是在展览会上进行了技术交流和新品种、新花色评比活动,这对于尔后江、浙、沪丝织生产的推陈出新和开发国内市场需求起了积极作用。

3.对外贸易方面。1954年建立收听日本横滨、大阪生丝交易所现场行情的专用电台,使上海丝绸外贸比过去提早一周时间掌握世界主要市场动态,从而得以在日本丝于世界市场占着绝大比重时,使上海生丝在欧洲市场上赢得主动,以高于日本丝价开展业务,增加外汇收入。不久,又创立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丝绸的年度经营方案制度,这是一个从生产实际出发,通过同工业部门协商制订的,按商品分类,输出国别,落实到具体客户安排的,有目标、有措施的商品经营方案。它的配套工程是客户管理制度和市场预测工作。为上海丝绸出口的有序发展,品种换代,提高经营素质,以及在改革开放后,发展为研究制订丝绸出口战略作了必要的准备。

以上三方面有代表性的创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十年“文革”中,都遭到冲击甚至破坏。如专用电台被拆毁了,丝织科技人员被调离,研究所被停办,有些科研项目被打入地下,只能由个别工程技术人员在家私下继续进行着。很多调研人员改行离散,许多相关统计资料流失,若干有贡献的人受到批判,甚至不公正待遇。但是这些有生命力的创新措施,在行业上下实践中形成的务实作风和革新观念,则深入人心,保留了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中,发生在行业中的有关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平反。在改革开放中,上海丝绸行业的创新活动又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向着更宽广的领域前进。其中主要的创新措施如:大力提高出口商品结构,组织丝绸时装进军世界,它不仅开发了在有限的蚕丝资源上注进了无穷的创造性智慧,使出口丝绸增添了文化、艺术含量,扩大销路和增加外汇收入,而且也支持了大批乡镇丝绸加工工业,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又如提高丝绸出口的运输技术,开辟出空中丝绸之路,以大规模利用空运班机和包机出运的方法,将上海丝绸出口交货进入世界门售商店的时间,从过去几个月或几十天到货日程缩短到近十天或几十小时即可上柜同消费者见面。换言之,这一空中丝绸之路为我开辟出许多新的市场空间和业务机会,也将原来流失的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变成了现实。再如在丝绸事业计划失灵,宏观失控中,丝绸企业面临转型之中,摸索出一条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实业化,国际化,集团化及综合经营之路,推动了丝绸外贸和丝绸工商之间,省市之问和城乡之间的互利互补协作及联营事业。这些创新措施加上引进外资、外技和在海外设立推销网点,组成了广泛的合力,构成了上海丝绸行业的新面目,使上海丝绸的生产和贸易能够在蚕茧大战,水货泛滥等灾难性干扰中,产销实绩持续上升,在本口岸对外贸易出口总值中,和全国丝绸出口总值中名列前茅。

上海丝绸的郊县情况,据国务院1958年1月批准从江苏省将上海、宝山、南汇、川沙等十个县划入市区后开始的蚕茧生产统计指出:1958~1967年10年间,其最低年产量为200担,最高产量为1000担。1968年到1985年的17年间,最高为1969年的4000担,其他各年产量都在2000担~3000担之间。上海郊县蚕茧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0.5%,长期来对上海丝绸行业,包括工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上的盛衰起伏影响不大。然而,这一实绩也来之不易,如金山、崇明两县各有重点规划,奉贤、青浦、嘉定均有应地制宜的发展打算。市府领导下乡推动,养蚕模范脱颖而出,不少措施有所落实,蚕茧产量有所上升。但这个以劳动密集型为特色的蚕茧生产,由于多种原因很难在现代化大都市周边郊县形成气候。改革开放后,市郊各县在信息、交通、资金、技术和贸易市场方面获得空前的有利条件,于是在乡镇工业高潮中,出现了一批丝绸加工工厂,同丝绸内外贸方面建立自己货源基地相结合,组成了多种方式的合作联营以及中外合资、国营控股的丝绸加工工厂,计有小型丝厂、绢纺厂、绸厂和具有一定先进装备的印染厂、服装加工厂等,它们在勤奋经营中,涌现了五家国家二级企业,七家省市先进企业,四家创汇明星,四家全国乡镇企业出口龙头奖,为上海丝绸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