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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2006/10/30 15:27:23

上海监狱系统的编史修志工作始于1983年,最初上海市劳改局设立“劳改史、劳教史办公室”(简称“两劳”史办公室)。1987年起改称史志办公室。从1989年起,根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方志办)的布置,我们开始了《上海监狱志》(以下简称《监狱志》)的编纂工作。同年5月,我们组成《监狱志》第一届编委会,确定了主编和副主编。后来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于1995年10月和2001年12月又先后两次调整了编委会及主编、副主编。《监狱志》的编纂工作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5月~1996年底,资料搜集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拟定《监狱志》的篇目,广泛搜集资料。期间,我们查阅了局机关及下属各单位的档案,查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安部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档案资料;查阅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图书资料;查阅了1872~1949年的《申报》、1945~1948年间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新闻报》、《民国日报》、《华美晚报》以及1949年6月以后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大量报刊资料。还通过登门访问、发信函凋、实地考察、搜集实物等多种形式广泛搜集资料。请上海市档案馆,提篮桥监狱翻译室及有关人士翻译英文、法文版资料。在1991年~1994年8月间,根据市司法局、劳改局领导的布置,我们集中力量编写《上海劳改40年》,《监狱志》的编纂工作基本停顿

第二阶段:1997~2000年,形成单篇材料阶段。该阶段主要根据“采编合一”的原则,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由撰稿人写出单篇材料,经总纂修改、审定后,以《监狱志》征求意见稿的形式,陆续上报下发,并在上海市监狱局“局域网”上发布,共计编印了105辑,总字数达120万字左右。

第三阶段:2001~2003年,全书总纂、评审、修改阶段。该阶段主要在已经成文的105辑《监狱志》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白茅岭农场志》、《上海农场志》、《青东农场志》、《军天湖农场志》、《提篮桥监狱志》和各单位的《大事记》以及其它资料,遵循古今统合、厚今薄古;横分门类、纵写史实的原则进行总纂。于2002年5月形成了《监狱志》(1292~1995)评审稿(上、下册,总计110万字),分送市方志办、市社科院、市委党史研究室等专家学者,《监狱志》各编委以及监狱局机关各处室、各监狱主要负责人进行审阅。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于2002年7月31日和8月24日,分别召开了《监狱志》评审会和编委会,对《监狱志》进行评议、审定。尔后,又对志稿进行全面补充修改,在2002年12月底前形成了《监狱志》的修订稿。经部分编委成员审阅后,我们又作了一次修改,于2003年初送市方志办验收。根据验收中提出的意见,修改补充后,正式送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审稿,根据编辑室提出的意见,我们又作了第三次修改,最后才定稿付印。

《监狱志》的记述范围和框架结构,在编纂过程中作过多次调整、修改。起初,《监狱志》称《上海劳改志》。由于当时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工作机构没有分开,所以《上海劳改志》中还包括“劳动教养”的内容。从1994年9月起,我们把《上海劳改志》更名为《上海监狱志》,把原包括在《上海劳改志》中的“劳动教养”的内容抽出,单独编纂一部《上海劳教志》(内部资料),使《监狱志》的体例更趋合理。《监狱志》的记述范围作过三次变动。最初,上限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限止于:[990年;后来改为上限始于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建县,下限止于1995年;2002年8月,再次改为上限始于唐朝天宝十年(751年)华亭建县,下限止于2000年。《监狱志》的篇目(提纲)先后修订过10余次,直到正式定稿。

《监狱志》全书由徐家俊总纂,徐家俊、范国忠、朱宪成负责统稿。《监狱志》图片摄影、搜集、整理、彩页设计等工作主要由凌德宇负责,朱宪成等也参与其中。1949年前的历史照片主要由徐家俊搜集整理。同时我们还吸收采用了上海监狱系统历年来所积累的部分照片,采用了画册《炼魂》(新华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和《劳改劳教通讯》、《上海警苑》杂志的部分照片,采用了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处室以及上海监狱陈列馆的若干照片。最后在上万张照片中,遴选了彩页照、串文照各280余张。2002年11月4日,部分编委首次审定了《监狱志》照片;2003年又在调整的基础上作过多次审定。

唐朝天宝十年(751年)华亭建县,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建县。历年来,监狱不是一个独立机构,长期附属于府衙、县衙,其社会地位低微,在史书上少有记载。1843年上海开埠后100年时间内,上海相继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块统治区域,建有三套各自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监狱,这为全国各城市中所罕见。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还是党中央所在地。中国革命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均在上海活动、工作过,其中不少人被囚禁在上海各监狱,有的还遇害在狱中,他们在上海监狱史上留下了难忘和悲壮的一页。抗日战争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解放后,上海各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分布于江苏、安徽、青海、上海三省一市,不少单位的名称、建置、行政和党组织隶属关系、所在地几经变化,以上这些情况既是资料搜集整理的难点,又是区别于其他省市的显著特点。

编纂出版上海第一部《监狱志》,这是政治性、学术性、资料性很强的一项艰巨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修志难,难就难在资料的搜集整理。这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求出这种形态的内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在搜集、整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许多问题和困难。有时候为了获取(查清)一个数据、一个年份、一个姓名、一个地名,都需要化费不少精力。况且,《监狱志》需要是系统化、条理化的能反映事物特征的史实和数据,其难度当然可想而知了。

多年来,我们在《监狱志》的编纂过程中,利用搜集到的史料,还参与了其它一些工作:在1984~1994年间,编写了《上海市劳改局组织史资料》(1949.5~1990.12);编写了《升腾的地火》,1903~1949年5月提篮桥监狱被囚禁革命人士斗争的专题资料(学林出版社);编写了《上海劳改工作40年》;参与了《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大全》 (法律出版社)的编撰。1995~2003年间,主持编纂了《上海劳动教养志》(初稿,1957~1995);参与了《上海通志·公安司法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司法行政年鉴》(1996~199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等的编写工作;参加了“上海公安博物馆”(监所馆)和“上海监狱陈列馆”的筹建工作;主持了“提篮桥监狱日本战犯关押、审判、执行处”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申报工作。

在《监狱志》编纂过程中,市方志办原副主任刘其奎多次审定、修改《监狱志》篇目,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为《监狱志》撰写了囚禁于龙华看守所的志士仁人和囚禁于漕河泾监狱志士仁人的部分资料;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陈正卿提供了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江湾战犯监狱被关押的部分日本战犯名录;在《监狱志》成稿付印前,监狱史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薛梅卿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费成康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李三星等审阅了《监狱志》中的部分内容。由上海市监狱局现任领导和历任主要领导组成的《监狱志》审定小组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王飞、乔野生、朱济民、朱晓弟、刘金根、刘建华、麦林华、张凌、邰荀、俞忠明、夏解平、黄顺才、颜锦章审阅了《监狱志》的全部内容。

在《监狱志》的编纂过程中,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原上海市劳改局局长刘云耕在百忙中为《监狱志》作序。我们也得到了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上海市司法局、上海监狱管理局各部门、各单位和兄弟省市监狱系统、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及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并在档案的借阅,资料、照片的搜集利用,文稿的打印,史实的修正,史稿的修改、校阅等各个方面给予极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十年磨一剑,十余年成一书。经过大家的努力工作,一部凝聚着集体智慧、群体力量的150余万字的《监狱志》终于同大家见面了。尽管付印前,我们作了反复校阅和核定,但是限于工作水平和缺乏修志实践经验,书中存在的疏漏和差错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监狱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