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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6/10/30 15:26:10

唐天宝十年(751年),上海地区设立华亭县(县衙设于今松江区城内);南宋设嘉定县;元朝设上海、崇明县;明朝设青浦县;清朝又先后设娄县、宝山、南汇、奉贤、金山、福泉、川沙等县(厅)。县狱附设于县衙内,行使执行刑罚之职能。

唐、宋、元、明、清诸朝,行政和司法合于一体,府、州、县、厅衙均设有监狱。监狱大都位于衙署西南部,分为内监、外监和女监。内监关押死刑犯,外监关押徒刑、流刑以下犯人,女监关押女犯。此外,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明开始设官煮盐,并被确定为中原地区流放重犯的边远地区,时称“通州海岛”,组织犯人从事煮盐。元朝在两淮(淮南、淮北)、两浙(浙东、浙西)等地始置都转运盐使司(简称盐运司),组织盐民和囚犯在今南汇、奉贤、金山等地煮盐,对囚犯严酷管理,单独组团设灶。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次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开埠。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在黄浦江西岸,划出一块土地为英国留居地,后来发展成英租界。不久美国、法国又在上海分别开辟了留居地,后称美租界和法租界。同治二年八月初九(1863年9月21日),英、美两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其后又改称为公共租界,直到民国32年(1943年)7月结束。在这近百年间,上海城区范围内,相继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套政权机构、司法机关和监狱。

上海开埠后,外国列强侵犯中国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权,先后建立巡捕房、警务处,设立领事法庭。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县城内小刀会起义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形成华洋杂居局面。为此,租界当局于同治三年(1864年)建立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同治八年三月初九(4月20日),英、美、德领事公布《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原理事衙门撤销,成立会审公廨,审理租界内的各种案件。同年法租界也成立会审公廨。租界内的罪犯经会审公廨审判后,分别押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服刑。直到民国5年(1916年),巡捕房停止收押已决犯。

同治九年(1870年),英国在华高等法院在厦门路启用上海英国监狱,又称厦门路监狱,关押外国籍罪犯,这是近代外国列强在上海建立的第一所监狱。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公共租界工部局租用厦门路监狱北侧,关押长刑期华籍罪犯,短刑期的华籍罪犯仍关押在各巡捕房。由于巡捕房押所人满为患,工部局决定在虹口一带购地建造监狱,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18日)监狱启用,其正式名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由于监狱位于华德路(今长阳路),又临近提篮桥,所以又称华德路监狱或提篮桥西牢,关押公共租界的罪犯。监狱上层管理人员以英国人为主,看守以印度人为主,从30年代初开始雇用华籍看守。华德路监狱启用后,厦门路监狱不再关押华籍罪犯。20世纪30年代,华德路监狱几经扩建,占地面积达60.4亩,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监室近4000间,押犯最多达8000多人,堪称“远东第一大监狱”。民国24年(1935年)9月,厦门路监狱撤销,在押的外国籍犯移押华德路监狱。民国31年1月,日本独占公共租界,华德路监狱由日本人管理,罪犯生活条件很差,病死率极高。

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1911年10月8日),法租界在卢家湾建造“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由于监狱位于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交叉口上,又称薛华立路监狱或马斯南路监狱,关押法租界内的外国籍罪犯和华籍罪犯。监狱上层管理人员为法国人,看守以法国、安南(越南)人为主。

在华界,宣统三年九月(191 1年10月)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都督府,仿西方政体成立上海县司法署,署址在原县衙。县监狱改为司法署监狱,以后称上海地方监狱、上海模范监狱等,民国8年(1919年)撤销。民国2年3月,上海开设罪犯习艺所(6月撤销)。同年,在蓬莱路成立上海地方分监(民国9年改称江苏第二监狱分监,民国13年撤销,并入江苏第二监狱)。民国8年7月,江苏第二监狱启用,由于监狱位于上海西郊漕河泾镇上,所以又称漕河泾监狱。该监初期占地80余亩,扩建后达120余亩,押犯量最高达3000余人。

民国16年(1927年)上海设立特别市。同年,在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建立江苏第二监狱分监(女监,后来撤销,民国28年6月复建)。民国20年8月,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由中国人接管,改称上海第二特区监狱。民国25年7月,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以下简称部辖第二监狱)在市郊北新泾启用,占地160多亩。次年8月,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部辖第二监狱和江苏第二监狱撤销。不久,这两座监狱均毁于战火。民国32年,汪伪政府接收租界,上海第二特区监狱改为上海地方检察署看守所,华德路监狱改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以下简称部辖上海监狱)。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上海高等法院派员接收部辖上海监狱。12月,部辖上海监狱第一分监(女监)在长阳路成立。同年年底起,盟军美军军事法庭借用部辖上海监狱“西人监”关押日本战犯,内有侵华日军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等。民国35年1月,美军军事法庭在监狱内开庭,对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等1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同年1~9月间,先后有47名日本战犯在监狱内受到审判)。同年4月,有5名日本战犯在狱中被处绞刑。次年2月法庭撤销。民国35年9月起,部辖上海监狱设置室外刑场,汉奸犯梁鸿志、傅式说等和由上海军事法庭等判决的14名日本战犯先后在监狱刑场被枪决。民国35年8月,国防部江湾战犯监狱成立,日本战犯移押江湾战犯监狱。民国37年3月,上海高等法院在部辖上海监狱内,设立上海特别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残害革命人士。同年9月,共产党员王孝和在监狱刑场就义。次年2月,江湾战犯监狱和特刑庭撤销。

在民国16(1927年)~26年间,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龙华看守所),关押过数千名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中在此遇害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彭湃、杨殷,中共中央委员赵世炎、陈乔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林育南,中共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许白昊,中共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杨培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等。民国28(1939年)~34年,汪伪特工总部在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设看守所。此外,国民党当局还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江湾路、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等处设各类看守所关押残害革命人士。

1949年初,部辖上海监狱关押着50名“政治犯”(革命人士),生命危在旦夕,后因中共地下工作者对代理典狱长策反成功,他们没有被移押出狱。监狱地下党在“中共上海警察局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武装护监斗争,成功地保护并营救了狱中50名革命人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接管部辖上海监狱(即提篮桥监狱)和第一分监(女监),对原押狱中的50名革命人士进行慰问,并在29日、31日分别召开“慰问与欢送大会”,欢送他们出狱。6月初,法院接收处监狱首次收押罪犯,并向罪犯公开伙食账目。9月21日,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正式成立。为加强监狱管理,监狱制定《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工作规程》、《监狱看守员、警卫队员工作规则》、《在监人犯遵守事项》。在工作规程中,明确提出“监狱以改造人犯为目的,坚决实施改造教育方针”。在干警中严肃工作纪律,针对旧监狱管理中的陋习,开展反“跑条子”(即替罪犯带信、带物,索取财物)活动,并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者逮捕法办;严禁打骂体罚罪犯,打击牢头狱霸,实行文明管理;废除旧监狱的教诲师制度,建立新的训导员制度;把罪犯按小组组织起来,建立定期学习制度,加强罪犯思想教育;组织罪犯开展扫盲教育。

1950年5月,在江苏省台北县(今大丰市)的海涂荒滩上,建立上海市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简称垦管局,后改称上海农场管理局、上海农场、上海市第一劳改总队)作为上海市安置游民、改造罪犯的场所。1955年被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农场,1964年停止关押罪犯。1950~1964年,上海农场共收押改造3万余名罪犯。

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人民法院监狱收押大批罪犯,通过教育,他们写出坦白材料20982份,检举材料57541份,其中重大线索材料1032份,破获一批大案、要案,积极配合了社会上的镇反工作。同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监狱从法院划归公安建制。6月,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统一领导上海的劳改工作。人民法院监狱7月改名为上海监狱,8月改名为上海市监狱。1952年7月,南车站路看守所划归劳改处,改称“第一看守所”。1953年6月,思南路看守所划归劳改处,改称“第二看守所”。同年11月5日,在市郊大场设立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少管所),使少年犯与成年犯分开关押。同年在市监狱各生产工场的基础上,采取扩大规模和在监外开辟新的场地等办法,扩展劳动场所。1954年11月,华东公安局看守所划归劳改处,改称“第三看守所”。截至1954年底,上海监狱系统共拥有1所监狱、3所看守所、1所少管所、1个农场,以及印制、被服、针织、机械、工具、板箱、洗染、塑胶等8个工厂和1个建筑营造厂。1955年1月,这些工厂统一编为上海市第一至第九劳动改造管教队(简称劳改队)。1958年随着上海行政区域的调整扩大,位于南汇的原江苏第十六劳改队、松江的原江苏第十七劳改队和青浦的原江苏第二十四劳改队于次年初划归上海。以后三个看守所又相继划出劳改处。

1957年起,在江苏、江西、福建、安徽及上海先后设立劳动教养单位,由市公安局劳改处兼管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任务,直至1995年划出,单独设立劳动教养管理机关。50年代末,位于江西铅山收容劳动教养人员的赣东北农场撤销。1958年,原属民政系统位于安徽郎溪、广德的白茅岭农场划归上海监狱系统。1958年在福建将乐、泰宁建立的闽北上海农场,于1962年迁往安徽宣城,后称军天湖农场。1964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改称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局。次年6月,第一劳改队的部分设备连同部分干警、罪犯搬迁至青海省西宁市,成立上海市西宁劳改支队(1969年划归青海省)。

为了改造罪犯,为了解决监狱的拥挤问题,为了不让罪犯坐吃闲饭,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从1950年上半年起,上海先后把大批罪犯调往陕西、新疆、青海、黑龙江、内蒙古、安徽、福建等地,从事水利、垦荒、筑路等劳动,至1955年,上海先后向各地调犯近8万人。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下简称《劳改条例》)颁布实施。根据《劳改条例》的精神,市公安局劳改处改进和完善对罪犯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组织部分罪犯外出参观工厂、农村、学校;对表现突出的罪犯予以奖励;对在押罪犯进行考核;试行分类教育和区别对待。1954年10月6日,上海监狱系统于解放后首次接待外宾参观(截至2000年,上海监狱系统接待了70余个国家、650批,计5300余人的外国人士参观访问)。1955年6月,全国人大代表和上海市人大代表首次视察上海市监狱。1956年6月,市公安局劳改处首次召开上海市第一次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大会,向罪犯公布权利、义务,充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的《特赦令》,上海于1959年9月和12月分别在市监狱和苏北上海农场召开上海市特赦罪犯大会,共特赦1100名在押罪犯。其中反革命犯244人,普通刑事犯856人;女犯161人,少年犯36人;减刑43人,减余刑释放1057人。1962年根据公安部的布置,市监狱组织在押的部分原国民党、汪伪、伪满军政人员中的省、将级以上罪犯,根据“三亲”(亲历、亲闻、亲见)的要求,撰写文史资料140多篇。这些资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发挥了有益作用,有的还公开出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监狱工作遭到严重的干扰破坏,干警受批斗,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1967年3月初,劳改局机关和市监狱等4个单位实行军管。次年1月,劳改局各单位全部实行军管(1974年1月结束军管)。8月,少管所被撤销,除60多名少年犯移押军天湖农场外,大部分违法、犯罪少年释放回家(1972年9月少管所在松江恢复)。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上海监狱系统1200多名干警受到批判、审查,其中被迫害致死62人。1970年6月,还有198名干警(其中女性32名),以“战高温”的名义被调离监狱系统,下放工厂劳动。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监狱和各劳改队打骂体罚罪犯等违反政策的现象一度十分严重。1974年10月至1975年8月,市监狱把270名(其中女犯90名)罪犯,先后3次分别移押沪东造船厂、上棉十二厂和中华造船厂进行“开门改造”,由民兵和工人进行管理教育(1977年初,罪犯全部收监,进行整顿)。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监狱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是广大干警坚守工作岗位,在监管改造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罪犯改造秩序相对稳定。1975年9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在1962年间受台湾当局派遣、武装窜犯大陆而被捕判刑的46名武装特务(包括已刑满留场的8人)被宽大释放。在罪犯改造秩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1976年2月,根据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在押的70名因犯反革命罪判刑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被全部释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的监狱工作进入调整转折阶段,进行“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拨乱反正。但当时一些罪犯乘调整落实政策之机,错估形势,对抗管教,一度改造秩序不稳定,甚至发生数起哄监闹监等恶性事故。如军天湖农场有相当数量的罪犯脱逃。

在公安部和上海市委、市府的领导下,上海大力开展劳改场所的整顿。市公安局、劳改局分别派出工作组进驻部分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充实干警力量,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干警培训,抓好队伍建设,以全面提高改造质量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1982年10月,召开上海市第二次劳改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加减刑大会,对一大批认罪服法、踏实改造的罪犯给予减刑、假释,对抗拒改造、违法犯罪的罪犯依法加刑,及时兑现党的劳改政策。

1983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将劳改、劳教工作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决定,上海劳改、劳教工作整建制由上海市公安局划归上海市司法局领导。当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下简称“严打”)的斗争开展后,上海监狱系统根据押犯中的情况变化,一手抓严打严管,一手抓教育感化,及时对罪犯进行“严打”斗争教育,严厉惩处了一批在狱内继续进行犯罪的罪犯,将牢头狱霸、反改造分子调押新疆、青海改造,狠刹罪犯中反改造歪风;罪犯脱逃率大幅度下降,改造秩序日趋稳定。1984年,上海监狱系统建立罪犯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制度,成立申江文化技术总校,各监所成立分校。在市教育、劳动部门的支持和认可下,纳入正常的管理轨道。同年,上海监狱系统在全国各省市中率先成立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同年4月,经上海市教委批准,上海市劳改工作学校(现名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正式成立,中专建制,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二年,培养管教干部,于当年9月正式开学。12月,成立犯罪改造学学会(后改名为上海市监狱学会),开展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创办全国监狱系统定期出版的第一份月刊《劳改劳教工作通讯》,后与《劳改理论与实践》合并,更名为《上海警苑》。多年来,上海监狱系统干警撰写出版了《罪犯分管分教论》、《论上海监狱工作》、《上海监狱人权记录》、《人格改造论》等一批在全国监狱系统中颇具影响的论文集和专著。1985、1986年,上海监狱系统探索分类改造,提高改造罪犯质量。1989年7月司法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监管改造工作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分类改造工作。针对监狱押犯构成发生的重大变化,为了营造严肃、健康、积极向上的改造环境,80年代末又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 “监区文化”的概念,从更深层次教育改造罪犯,使改造工作真正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探索“教育人、改造人”的新方法,1992年上海监狱系统明确提出开发罪犯智力库,引导、鼓励罪犯充分发挥自己的智力和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上海监狱系统先后有几十项罪犯的发明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1993年以后,罪犯的创造发明,先后在“星火杯”创造发明竞赛、全国发明展览、上海科学技术博览会、上海市优秀发明等各类活动中获得多项金、银、铜牌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技、尊重罪犯人权和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良好氛围在各监狱逐步形成。

1991年11月,上海监狱系统筹建具有现代设施的实验型的上海市第二监狱,1994年8月更名为上海市青浦监狱,同年9月启用。1994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实施。根据刑罚执行和行政处罚分开的原则,1995年5月,上海市劳改局更名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同时撤销劳改局劳教处,组建上海市劳教局,隶属上海市司法局。同年5月,各劳改支队、总队,统一更名为监狱。监狱名称大多以监狱所在地地名命名。90年代中期,结合监狱布局调整,新建、扩建了部分监狱。1996年10月,上海市女子监狱在松江泗泾启用,成为上海解放以来第一个独立建制的女子监狱;1997年1月,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在青浦组建启用;1998年12月,上海市宝山监狱在宝山罗南启用;北新泾、周浦、五角场监狱先后扩建,改善监督设施,增加押犯容量。此外,结合土地置换,1995年初在松江泗泾新建校园式的少管所,1996年6月启用。至此,上海监所布局更趋合理。

在外省市籍罪犯、长刑期罪犯关押量上升,杀人、抢劫等暴力型罪犯增多,涉毒罪犯增加的情况下,上海各监狱严格依法管理,讲求文明、公正执法,加大教育、监督力度,在收押、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具体执法工作中,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办事。为增加执法透明度,在监所内设立“监狱长信箱”,实行罪犯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公示制度,实行狱务公开,聘请社会监督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团中央书记、团市委书记、市人大代表、艺术家、劳动模范等社会各界人士先后到监狱向罪犯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首创国内“一帮一”的志愿帮教工作者队伍,采取各种形式搞好对罪犯改造的综合治理。在新形势下,少管所对个别少年犯分别实行出所试工、试学;女子监狱还对个别女犯试行半监禁刑罚执行的探索。

1997年青浦监狱被命名为(司法)部级和市级现代化文明监狱。1999年8月提篮桥监狱被命名为市级现代化文明监狱。2000年少管所被命名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截至2000年底,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下辖10所监狱,1所少管所,它们分别是提篮桥、五角场、周浦、北新泾、青浦、宝山、白茅岭、军天湖、新收犯、女子监狱和少管所。

1949年6月至2000年12月,上海监狱系统共收押、改造罪犯46万余人(含未决犯),其中新收43万余人,外地司法机关转入3万余人。未决犯直接释放3万余人,转送外地司法机关处理近3.2万人,转送区、县司法机关处理、改处管制,监外执行等近4万人,调押外地改造16.4万余人,刑满释放17.2万人。

多年来,上海监狱系统以多种形式,吸收充实大批干警,并坚持从严治警。对干警队伍建设实行一系列改革,加强干警的教育管理,建立了培训、激励、监督和考核、责任追究等机制;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弘扬新时期“红烛”精神;开展“外塑形象,内强素质”和监狱干警基本素质教育,使干警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保障了文明、公正执法。监狱系统涌现出不少劳动模范、劳模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