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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6/10/27 10:31:05

上海简称“沪”,别称“申”,[相传东晋时,松江和滨海一带的居民多以捕鱼为生,他们创造了一种竹编的捕鱼工具叫“扈”,又因为当时江流入海处称“渎”,因此。松江下游一带被称为“扈渎”,以后又改“扈”为“沪”,称为“沪渎”,“沪”由此成为上海的简称。又:战国时期,上海曾经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故上海别称“申”。]位于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地处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段点,东临东海,北濒长江口,南傍杭州湾,西部和西南部与江苏、浙江接壤。1949年上海总人口为502.92万,面积636平方公里,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将原属江苏省的10个县划归上海管辖。据2000年统计,全市总人口为1321.63万,面积6340.50平方公里。解放初全市辖20个市区、10个郊区,后经过调整区划,撤县建区,至2000年辖16个区3个县。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当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市军管会)奉令成立。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宣告成立。从此,上海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市政府的职能和组织机构是发展变化的:1949年5月~1955年2月为市人民政府。1955年2月~1967年2月为市人民委员会。1967年2月~1976年10月为市革命委员会(其中1971年1月之前的革委会为党政合一的临时权力机构)。1976年10月~1979年12月为新的市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市革委会改为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市政府是上海市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也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执行机关。它接受国务院领导,向国务院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市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属于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人民政府与过去旧政权的根本区别。解放后历届政府都强调要把市人民政府建成廉洁、高效、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市长陈毅还特别强调市政府要与可能发生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坏的思想作风作经常斗争。

解放初期的市政府是由市长、副市长及市政府委员组成。1955年2月组建的市人委,由市长、副市长及市人委委员组成。市政府、市人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问题由市政府委员会、市人民委员会讨论决定。1979年12月后成立的市政府,由市长、副市长和秘书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实行市长负责制。

中共上海市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市政府内设有中共党组,由市政府领导人员中的党员组成,通过党组贯彻市委意图,党组对市委负责[解放后市政府建立了党组。1958年之后,由于当时实行一元化领导,一度出现以党代政,“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党政合一”,因此,政府的党组长期不存在。直到90年代市政府才恢复建立党组。]。解放初的市政府党组由陈毅任书记,后由潘汉年等任书记。

上海解放后的50年中,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依靠全市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上海建设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上海。上海人民正在为尽快把上海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奋斗。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于1949年5月28日和12月2日先后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1950年10月,市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陈毅为市长。市政府至1955年2月改称市人民委员会,历时近6年。

解放初,新建立的市政府既领导上海的行政工作,也领导地方法院和监察工作。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市政府即为行使地方政权的机关,受中央人民政府暨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市政府与市军管会的许多工作部门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合署办公。

解放前上海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畸形发展起来的旧城市,加上国民党军队溃退前对上海进行大肆掠夺和破坏,致使上海的经济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市场很不稳定。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即开始改造上海、建设上海的伟大而艰巨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和市政府首先进行接管工作。根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4个系统全面开展接管工作。由于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对接管上海已作了充分准备,对入城干部进行接管政策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中共地下组织对迎接解放做了周密细致的工作,在接管过程中,水、电、煤气、电话、交通基本未中断,解放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人心也较稳定。因此,上海的接管工作很顺利,于当年7月底即基本完成接管任务,进而开展人民政权建设。在打碎国民党旧的政治、军事机构后,建立市人民政府各职能机构,先后成立了市人民法院和市监察机构,召开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市协商委员会,并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0年10月,市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市长、副市长和市政府委员会委员。当年还先后成立30个区(市区20个,郊区10个)人民政府,市政府任命了各区区长、副区长。在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后,即逐步建立起基层政权。

解放初,台湾国民党海空军在美国支持下,对上海进行封锁、轰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的轰炸,电力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给上海的经济恢复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为此,市委、市政府动员组织全市人民开展反封锁、反轰炸斗争。同时,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来上海,帮助研究克服经济困难的对策,并决定由中央财经委主持从全国紧急调运粮食、棉花和煤炭等物资支援上海。中央和华东军区还增强了上海地区的防空力量,给来犯之敌有力的打击。在中央的关怀和全国的支援下,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这一斗争的基本胜利。市政府还依靠和发动群众,医治战争创伤,贯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物资交流”的政策,恢复生产。打击一切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按照中央的部署,从1950年11月起,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郊区进行土地改革,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非法投机活动和物价不稳定是解放初上海经济战线上的两大尖锐突出的问题。解放后,人民币刚进入市场,银元贩子即大肆进行银元投机买卖,扰乱金融。1949年6月,市军管会和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1949年7月~1950年2月,投机势力又在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大肆抢购和囤积大米、纱布、煤炭(简称“两白一黑”)等物品,哄抬物价,接连刮起三次涨价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心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市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从全国调集大量物资,择机集中向市场抛售;向工人和公教人员及学生平价供应大米;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投放;加强市场管理,严禁违法经营,使投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制止了涨价风,稳定了市场与人心。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和统一现金管理。市政府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整顿税收,动员全市人民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建立国营贸易机构,发挥国营商业对市场的主导和调节作用。建立国家银行金库,实行现金管理和转账结算制度,较好地完成了中央部署的任务。

解放后,上海市政府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没收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在郊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将可分的农业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使用;保护民族工商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

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市政府十分重视做好民族工商业的工作。1950年初,由于“二·六”轰炸的破坏,加上在工作中抽紧银根,物价下跌,税收偏重,以及私营工商业固有弱点的暴露,当年春、夏之交,上海发生了新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四月份,出现市场萧条,很多工厂倒闭,商店停业,失业工人增多,人心浮动,当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四月危机”。针对私营工商业出现的暂时困难,市长陈毅一方面坚决纠正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建议调整工商业。毛泽东多次复电陈毅,同意上海的建议。市政府即采取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通过扩大加工订货、适当减少税负,救济失业工人,加强劳资协商等措施,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艰苦工作,终于度过了“四月危机”,上海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51年与1950年相比,上海工业总产值增长54%,私营工业的盈余增长219.3%,私营商业的盈余增长85.4%,财政收入增长1.3倍,地方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工厂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运动,清除隐藏在工人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土匪、逃亡地主,改革企业旧制度,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开展以禁烟毒、禁娼妓、禁赌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工作,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市委、市政府分别从1951年12月与1952年3月起,先后在全市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中央十分重视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并派薄一波来上海帮助研究与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教育了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人。通过“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初步确立了工人阶级在私营企业中的监督地位。开展这两大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经过三年的努力,上海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94.2%,平均每年递增24.8%;郊区农业总产值增长51.1%;地方年财政收入增至2.55亿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市长陈毅提出,城市建设要贯彻“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人服务”的方针。为此,市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改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建造了曹杨新村(1002户)工人住宅,此后又陆续建造了两万户工人住宅。在全市200多处棚户地区筑路、接水、通电,维修保养市区道路、桥梁和公用设施,在劳动人民居住密集地区修建体育和文化场馆,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市政府还成立以市长陈毅为主任的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拨款拨粮救济失业工人,3年共安排23.6万人就业。同时,加强医疗卫生和疫病防治工作。按照“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力招收工农及其子女入学,全市基础教育的在校学生数由解放初的60.22万人增加到116.46万人,增长93.39%。

1953~1957年,上海开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上海地处沿海,是国防前线,根据国家的巩固国防和工业布局的要求,上海在“一五”计划时期,确定了“维持、利用、调整、改造”的方针。基本任务是: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的潜力,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增加生产,大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有步骤地进行对私营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管理和技术设备进行改革和改造。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比重稳步增长,同时发挥非社会主义经济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1955年2月,上海市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将市人民政府改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人委历时12年。市人委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也是上海市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各自独立行使其职权,不再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市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仍选举陈毅任上海市市长。以后柯庆施、曹荻秋先后当选为市长。

1956年~1967年2月,这一时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贯彻执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其间经历了“大跃进”运动,接着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这一时期政府职能的发挥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1955年4月,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和市公安局长扬帆先后被逮捕审查[潘汉年被捕后,被错定为“内奸”。1982年8月,中共中央对潘汉年、扬帆案件复查后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因“潘、扬”案件,牵涉到市人委机关一批干部,使市人委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同年12月曹荻秋调上海任副市长,主持市人委日常工作。为改进市人委工作,经调查研究,于1957年1月由市人委发布《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暂行规定》,调整充实市人委机构和人员,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使市人委的工作得到加强。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强调大政方针和重大部署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同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市人民委员会今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市人委各部门的工作直接向中共上海市委及有关部、委请示汇报,不再向市人委请示。市人委一般也不再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市人委的职能从此不能正常发挥,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带来诸多问题。1962年7月,市委制定并试行《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草案)》,重申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明确党的工作与行政业务要分开,各自行使自己的职权。市人委的职能、作用重新得到发挥。

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搞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在50年代初,对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单个公私合营,对商业主要采取经销、代销、批购,对郊区农业主要是引导组织互助组和初级农业合作社,对手工业采取组织供销生产小组和生产合作社等形式进行改造。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市委提出把原计划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缩短到2年。在当年12月17日召开的市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市长陈毅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政治报告,他号召私营工商业者加快公私合营步伐,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的改造和按行业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决定学习北京的做法,加快公私合营步伐,全市立即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1月20日,副市长曹荻秋代表市人委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户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宣布全市取得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郊区实现农业合作化,全市手工业也实现了合作化。

在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于当年即进行了清产核资工作,核定私股资金,实行定息制度。还进行了人事安排,对原私营企业中的在职私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都安排了工作。为促进生产发展,进行了经济改组,对公私合营后的工商业企业按行业实行归口管理,进行了必要的裁并改合。通过经济改组,原来私营企业分散落后和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变,为开展生产协作、加强管理创造了条件。整个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的比重迅速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但三大改造中,因受“左”的思想影响,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在合营中将部分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混淆了剥削与劳动者的区别;在经济改组中因裁并过急过快,中断了部分协作关系,造成部分产品质量下降,花色品种减少;商业网点也因调整改组,比合营前减少很多,流通渠道单一,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发表,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市委、市人委提出“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同年8月,市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报告,指出:要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它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报告强调,必须对现有的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和必要的扩建、改建,更好地发挥上海工业的潜力,支援国家建设。

为贯彻执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市人委组织制订《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于1959年形成初步意见,并经市委和市人代会审议同意。规划提出“压缩旧市区,控制近郊工业区,大力发展卫星城镇”,并对人口分布、产业布局等作了具体规划。根据规划,市人委加强对城市改造和建设的力度,开展了卫星城镇建设。

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上海“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提前完成,工业总产值于1956年9月即达到计划规定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8%,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0亿元,地方年财政收入为4.62亿元。由于支援内地重点建设的需要,上海的基础工业特别是机电和冶金等工业有了较快发展,上海开始由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向以重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转变。“一五”计划期间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共安排37.6万人就业,解放前遗留的失业问题基本解决。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市职工工资增长48.1%,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上海还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国家建设,5年共计为国家积累资金达189.4亿元,为鞍钢、长春一汽、西北石油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提供了大量的重要配套设备,通过商业系统调往全国各地的工业品总值202.7亿元,向内地输送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共21万人。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并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还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要求广大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全国随即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中,上海贯彻执行中央“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不断调整计划指标,追求高指标、快速度。为实现钢铁快速增长指标,上海采取“土洋并举”的办法,搞群众运动,大炼钢铁;并扩大基建规模,基建投资逐年攀高,摊子越铺越大。职工队伍人数在三年“大跃进”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企业从174.66万人增至223.43万人。交通、邮电和文教、卫生等系统也出现了“大跃进”局面。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迅速地开展起来。1958年10月全郊区就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搞“一大二公”,刮“共产风”,无偿调用生产队集体和和社员个人生活资料,部分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在农业生产上搞高指标、瞎指挥,搞过度深耕、密植,放高产“卫星”,要求在五年以至一二年内达到《1956~1967年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在12年内实现的粮食产量指标。

“大跃进”运动,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大跃进”因强调“以钢为纲”,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消费与积累不能协调发展。其次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投入多,效益低,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造成原材料、能源供应十分紧张,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三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采取发动群众,大搞土法炼钢;在农村搞过度深耕、密植;基本建设搞突击施工,由于采取这些不科学的方法发展生产,造成很大浪费。第四是刮“共产风”,不适当地对集体和个体经济进行“合并”“升级”,将大批手工业合作社变为国营,还撤销很多商业网点,所有制形式及经营方式、购销渠道单一,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再加上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减产,造成轻纺工业品、主副食品生产大幅下降,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十分紧张,财政收入减少,致使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遭受很大困难。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放高产卫星和土法炼钢等做法,市委领导已有察觉,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1957年上海还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人借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市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上海有1.54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误伤了很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造成不幸的后果。直到1978年之后,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才得到平反。

在1957~1960年期间,市委、市人委根据上海实际情况,坚持贯彻落实“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的方针,在不断升温的“大跃进”中,市委领导注意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这一时期上海的经济建设虽有曲折但仍然取得很大发展。全市工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118.82亿元增长到1960年的298.97亿元,增长了一倍多;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其中冶金企业25个,机械企业20多个,还有一批化工及电子仪表企业,基础工业得到加强,航天工业也开始起步;进行了第二次工业改组,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综合配套生产能力增强;广泛开展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试制和推广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如当时研制的1.2万吨水压机,建设机器厂的“蚂蚁啃骨头”(即用小机器造大机器)的技术革新,在工业战线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一时期还制订和实施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调整工业布局,加快闵行等5个卫星城镇和10个近郊工业区的建设,新建、扩建卫星城镇的交通干道和公用设施;为解决上海城市用地困难,增加主副食品生产和供应,以及战备的需要,经中央批准,将原属江苏省的嘉定等10个县先后划归上海市管辖。这些措施的实施,为上海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十分紧张,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保障人民生活,市人委组织力量到兄弟省市调运粮食,保障必要的供应;市委、市人委还进一步扩大郊区菜田生产面积,发动全市各行各业开展养猪运动,发展海洋捕捞和郊区淡水鱼养殖,增加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在沿海围垦滩涂,兴办国营农场,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生产;对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计划供应,同时还降低领导干部的工资和生活待遇。在广大干部和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下,上海渡过了暂时的困难。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3年中央决定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继续实行调整。上海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遵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生产。在实施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市人委强调必须瞻前顾后、统筹兼顾,采取主要的措施是:降低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增加轻纺工业和支农产品生产,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支援农业生产,改善市场供应。1962年开始进行第三次工业改组,进一步调整工业结构和工业布局,关、停、并、转部分企业;强化专业生产分工,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发展电子、仪表等新兴工业。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整顿和改进企业管理。加强技术改造,挖潜增产,提高经济效益。郊区则根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整顿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和少量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并采取措施,提高粮、棉、油生产。在商业、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也按照中央部署进行了整顿、充实和提高。

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60年,市委、市人委提出“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及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1963年1月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讨论制订上海十年科技发展规划,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这次会议并作了报告。他提出上海科学技术要坚持“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的方针。同年12月,召开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市委书记陈丕显在会上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大力发展“高级、精密、尖端”产品。市人委组织制订了《上海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规划纲要(草案)》,决定以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发展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新技术。为了加强科技工作,市人委成立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先后建立了原子核、计算机、电子学等16所重点科研所;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集中优势兵力,组织全市大协作,进行重点技术攻关大会战,取得了一大批会战成果,为发展“高级、精密、尖端”产品和国防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经过1961~1965年5年的调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后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1%,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工业通过“两赶超”和技术改造,发展“高、精、尖”产品,新建立了特种钢冶炼、合成纤维、半导体器件、汽车、拖拉机、新型电机、照相机、手表等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填补了工业门类的空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有了较快的提高,品种增多,上海牌轿车、万吨水压机、万吨远洋轮、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等相继试制成功,工业装备有了较大改进。上海作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物质技术基础比较好,协作配套能力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已经初步形成。同时,高新技术在生物工程、导弹研制等若干领域内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8%,粮、棉、油产量提前1~3年达到《1956~1967年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指标。城市建设有了新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1.4%;通过调整工业布局,加强了对10个新的工业区和5个卫星城镇的建设;新建和扩建一批发电厂、制水厂和燃气厂。市场重现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经过调整充实都有了较快的发展。通过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0年代初,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有了进一步的繁荣。这一时期,上海还开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争当红旗手”和学习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群众运动,先后涌现和树立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好。

1966年5月~1976年10月,上海开展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下,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造反组织掀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权,并擅自于当年2月5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根据中央通知于2月23日将“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当上了市革委会主任。

市革委会是党政合一的“临时权力机构”,替代了原来的党政机关和立法、政治协商机构,直到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重新选举产生中共上海市委,市委与市革委会的机构职能才开始有所区分。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市革命委员会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市革委会成立前后,造反派搞层层夺权,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部、委、办及部分局和直属处工作机构被撤销或合并,另设党政合一的市革委会办公室和各个组,有的组中还有小组。各局的建制不再列入市革委会机构序列。

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后,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力,发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先后将市长和多名副市长隔离审查,将很多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假党员”等。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和一批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1968年初,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局以上干部1019人中,受立案审查的有853人,占83.7%。机关干部有的被批斗审查,有的被送到位于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有的被送到边疆农村支边支农,或送到工业、交通企业“战高温”,企图将他们“就地消化”。直到1978年通过落实干部政策,这些干部才得以重新安排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由于闹派性,打派仗,揪斗“走资派”,开展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造成社会混乱,港口、铁路交通严重阻塞,很多工厂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大批判中,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将《工业七十条》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诬蔑企业制订的合理规章制度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为国家增加积累是搞“利润挂帅”,关心职工生活是搞“物质刺激”,造成人们思想混乱,企业管理受到严重干扰,很多工厂企业成本上升,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下降。农业强调“以粮为纲”,家庭副业和农贸市场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粮食产量虽有增长,但林、牧、副、渔生产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商业网点减少,流通渠道单一,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严重匮缺,市场供应紧张。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不合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锐减,交通和住房拥挤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着手对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逐步好转。但由于后来又受到“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上海的经济又陷入更加混乱和恶化之中。1967~197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由12%下降到7.4%,1976年只有2.1%。工业万元产值所产生的税收、利润由1965年的3601元下降到1976年的2859元,从1974年起连续3年未完成财政收入计划,历年地方财政结余全部用完,“文化大革命”10年中市财政收入至少减少200亿元。

文化教育事业也遭到严重的摧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批文物、古迹、寺院等历史文化遗产,在“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惨遭破坏,很多好的文艺作品被污蔑为“封、资、修”的“大毒草”遭批判。大批文化界人士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受到批斗或下放劳动,有的被迫害致死。文艺园地中除了几部“样板戏”外,已是“百花凋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市大中小学生就全部“停课闹革命”,外出串连,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不上文化课而去“学工”、“学农”。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说建国以来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成绩,将中小学学制由12年改为9年。高等学校废除历年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改为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经过“文化大革命”,全市26所高等院校只剩下16所,在校学生人数从1965年的5.2万人降到1976年的3.4万人。中学生先后共有109万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造成一代人文化水平下降,也严重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科学技术工作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中,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污蔑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说成是“专家治厂”、“技术第一”,广大知识分子被污蔑为“臭老九”,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科学家遭到打击和迫害。全市182所科研机构中有21所被撤销、合并,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劳动,很多重要科研项目搞不上去,科研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

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全市工业生产总值仍有增长,郊区粮食生产保持增产。科学技术方面研制成功一批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运载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核电站等的研制取得新的进展。南京梅山铁矿、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打浦路越江隧道、上海体育馆等重大工程项目相继上马建设(其中有不少项目是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实施的),显示了上海人民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10月8~13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未遂。至此,“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结束,上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带领工作组来上海主持工作,任命苏振华为市革委会主任。后苏振华调离上海,中央任命彭冲为市革委会主任。1978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批示同意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宣布“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反革命集团精心策划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为此,市委、市革委会在全市开展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对参与策划“一月革命”并在以后继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主要骨干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当年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先后为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党的干部、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归还“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物资,40万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得到安置。进而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关系,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甄别,为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将2.2万多个小业主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等。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纠正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1977~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6.43亿元,地方年财政收入为172.69亿元。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增9.8%和6.47%。

1979年12月,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决定将市革委会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恢复其行使上海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选举彭冲为上海市市长。以后,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黄菊、徐匡迪先后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市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设立常委会,作为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1977年4月邓小平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错误观点,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1979~1985年,这一个时期继续处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各项政策。1982年,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市委为原副市长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市委、市政府将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制定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逐步理顺经济关系;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增加对轻纺、能源、交通的投资,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促进重点项目建设,先后开工建设宝钢一期、30万吨乙烯等重点工程。在恢复、整顿经济的同时,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步实践。

在恢复和整顿时期,市革委会加强科学和教育工作,推倒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等对解放17年来的教育工作和知识分的“两个估计”,[即1971年由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成绩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按照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采取措施,促进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后果,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为缓解市民住房紧张的矛盾,1982年11月,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加快住宅建设的决定,提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政企分开,综合开发”的方针,大力加强住宅建设。1983年后连续多年,上海住宅建设竣工面积年平均达到400余万平方米,逐步缓解了“住房难”的矛盾。市政府还采取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划定蔬菜种植保护区等措施,增加生产,改善供应,缓解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矛盾。市长汪道涵在198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年要完成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15件实事,以缓解市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看病难”、“乘车难”、“入学入托难”等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上海郊区农村改革跨出三大步:一是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实行政社分设;三是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改革,有力地促进了郊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以责、权、利相结合为特点的经济责任制。从1979年开始,逐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以税代利、税利并存的改革。1984年9月,在国有工业企业开始推行厂长负责制、劳动合同制和工资分配制度等配套改革试点,并将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商业、建筑、交通、物资等系统大中型企业。在流通领域,创建生产资料交易市场,逐步取消对日用品的统购包销,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也由原来的统购、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商品流通开始从单一渠道多环节向多渠道少环节转变。

进入80年代后,上海经济发展遇到了资金不足、资源短缺、交通和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还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市委、市政府领导陈国栋、汪道涵等认为上海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亟须作出新的战略决策。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以及中央有关部、委领导来沪调研,通过调研,提出上海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综合优势,成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1984年12月,市政府和国务院振兴上海调研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纲》提出上海要实行以下方针:对国内外都开放,起沟通内外桥梁作用;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有重点地加快传统工业改造;采取逆向发展新技术、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为全国服务;逐步改造老市区,积极建设新市区;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提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建设。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汇报提纲,在批复中提出:“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同年3月,国务院又批准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初步方案。为实施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上海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开拓新兴工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增加出口创汇,发展旅游事业。为加强对内联合,市政府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先后与28个省、市、自治区建立2000多个经济联合体。通过5年多的努力,上海经济的运行模式由过去的半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转变。

随着上海的振兴,城市基础设施因“欠债”太多,交通、住房等矛盾日趋突出,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市政府决定并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工程。“六五”计划期间,扩建了十六铺客运码头,先后建成虹桥机场候机楼和10多幢中、高档宾馆,并开工建设上海铁路新客站、电信大楼、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和沪嘉、莘松高速公路等。

“六五”计划期间,市政府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活动,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有了可喜的变化。

至1985年底,全市较好地完成了“六五”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1%,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66.75亿元,地方年财政收入达到184.23亿元。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六五”计划期间,累计竣工住宅2024.85万平方米,市区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4平方来。职工实际收入年均增长8.6%。

1986~1990年,是上海实施国务院批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时期,也是为浦东开发开放作前期准备时期。上海围绕发展外向型经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实施并全面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根据1986年12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上海围绕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企业股份制、税利分流、放开经营等试点;在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小型企业中推广租赁经营制,推动企业兼并联合。同时,有计划地进行财税、金融、外贸、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和扩大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培育和发展资金、生产资料、建筑、劳务等市场。农村的改革在坚持家庭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农业服务体系,搞好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市政府还按政企分开的原则,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改革行政性专业公司,全市77个市级行政性工业公司被撤销59个,18个以各种方式改为企业性公司,促使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由直接管理逐步向间接管理转换,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手段,增强间接调控能力。通过这些改革,促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体制转变。

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一是大力吸引外资,1986年4月,市长江泽民在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七五”计划期间要更有效地吸引外资,开拓新局面,重点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骨干项目、扩大出口和“替代进口”、重大技术改造、旅游与文化设施等第三产业的急需项目。为此,市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信等条件;加强法制建设,市人大和市政府制订了一批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和保护外商权益的法规和规章;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简化办事手续。先后建设了闵行、虹桥、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七五”计划期间共签订吸引外资合同1267个,实际引进外资42.53亿美元。二是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制订鼓励外贸出口的政策,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努力增加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大力开拓国际市场,1990年外贸出口达到53.21亿美元。三是发展旅游事业,新建和扩建一批中高档宾馆和游览景点,加强对旅游行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5年中,来沪的海外旅游者比“六五”计划期间增长68.1%。四是加强对外交流,先后与国外20多个城市(或地区)结为友好城市。

为加强横向经济联系,1986年6月,市政府颁发了《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试行办法》,先后设立了上海驻哈尔滨、西安、重庆、武汉、广州等办事处,加强上海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到1990年,上海的工业、科研、商贸等部门与市内外单位,建立各类经济联合体6000多个。逐步在兄弟省市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联合生产基地、科研产品系列开发基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和出口货源配套加工基地。进一步完善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有关政策,为兄弟省市来沪开店办厂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七五”计划期间,市政府加大了工业技术改造力度。上海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由于技术装备落后,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优势逐步削弱,严重制约上海的经济发展。市政府决定采用新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选择汽车、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精密机械等9大行业、40种重点产品,采取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引进和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更新设备,促进一大批产品升级换代,增强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增加出口创汇或替代进口产品,并带动相关产业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市长朱镕基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进一步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关停一批技术装备和产品落后的企业,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城市建设方面,1986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修改后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该《方案》提出上海城市的布局原则是:在改造和建设中心城的过程中,重点开发浦东地区,充实和发展卫星城镇,有步骤地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有计划地建设郊县小城镇。同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标志着改造振兴上海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为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矛盾,市政府于1988年8月作出了《关于近期改善市内道路交通的决定》,要求按照“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道路骨干工程。“七五”计划期间,市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的投资共90.4亿元,先后建成了虹桥机场国际候机楼、铁路新客站、沪杭铁路外环线、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和沪嘉、莘松高速公路、浦东煤气厂、黄浦江上游引水等工程,还先后建成了新锦江、瑞金等一批中、高档宾馆和外商办公楼,全市电话装机容量增加到60万门,南浦大桥和地铁一号线先后开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有了初步改变。

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的宗旨。1986年初,市长江泽民在市长办公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每年都要办若干件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实事。以后,历届市政府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统筹兼顾,确保重点”的原则,围绕住房建设、副食品生产、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中小学教育、煤气供应、通讯设施建设等方面,坚持每年为民办若干件实事,并得到全面落实,深受人民群众好评。

食品生产和供应,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届市政府领导非常关心的一件大事。1988年春,市委、市政府明确“郊区农民口粮要立足于自给,城市主要副食品供应要立足于郊区”,同时,提出要实施“菜篮子”工程。当年4月,朱镕基任市长后,市政府于5月即对实施“菜篮子”工程提出了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建立生产保障体系,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推行产销一体化等。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3和1996年,市政府又继续实施了两轮“菜篮子”工程,从而使上海的副食品生产和供应得到了根本好转,市场货源充沛,品种增多,价格稳定,促进了市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稳定。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1986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规划》,根据市委部署,市政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组织开展做文明市民、建设文明单位、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严厉打击社会上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结合社区建设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时期,市政府加强了廉政建设,市政府领导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并要求监察部门盯住全市506个局级干部,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同时制定了多个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还在全市开展行风大检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以促进政风、民风的好转,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坚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1986年末由于受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的影响,上海高校部分学生在极少数人煽动下,举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并冲击市人大和市政府机关。1989年5、6月间,由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的加剧,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上海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6月4日之后,在少数人策划下,有些高校的部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上街设置路障,阻碍交通,严重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对此,市委、市政府领导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动乱,反复劝说参加游行的学生返校复课,并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维护上海的安定团结局面,确保了上海的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990年,全面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7%,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56.45亿元,地方年财政收入为170.03亿元。实现了前1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七五”计划期间累计竣工住宅2245.02万平方米,市区人均住房面积达到6.6平方米。通过实施“菜篮子”工程,副食品生产的供应明显改善,市场货源充沛,物价稳定。市区民用燃气普及率达到57.9%,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90年代上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1~2000年,这一时期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后卫跃到了前沿。按照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围绕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团结全市人民,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积极推进企业、市场、政府、社会保障四位一体的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完成了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继续改善。

跨入90年代,上海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挑战。上海经过40多年特别是80年代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强,但作为一个传统的加工工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改造受到空间和财力的制约;经济发展受到技术装备陈旧、资源短缺等因素带来的新的困难,上海原有的优势正在逐步削弱。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市委、市政府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上海要摆脱困境,走向振兴,必须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应加快开发浦东,并于1990年2月向中央提出开发浦东的请示。当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来上海调研后,向中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建议,当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同意上海加快开放开发浦东。邓小平非常赞成开发浦东,他在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为此,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1992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简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根据中共十四大提出的要求,当年12月,市委书记吴邦国在中共上海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的目标:“力争在90年代实现浦东新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三番,达到500亿。新区的城市化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到下世纪初,要在浦东建立全国第一流的基础设施,最大的商务活动中心,高度开发的综合贸易区,先进的加工基地,现代化的城郊型农业和配套服务条件完备的高质量生活区。”市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按照高起点、高层次、高速度的要求,抓紧实施浦东开发开放,从改善投资环境入手,进行10大基础设施建设;市人大、市政府制订了相应的涉外经济法规和规章;简政放权,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为对外招商引资创造条件。经过头三年的建设,南浦大桥等10大基础设施工程提前两年完成;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等重点功能小区粗具规模,开发面积达20平方公里。在开发过程中,采取各种措施引进外资,吸引国内各兄弟省市来浦东投资办企业,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金融、贸易、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开始启动。并以基础开发为主转向基础开发与功能开发并举,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提出通过开发浦东,“以东促西”、“东西联动”的战略,在浦西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强了老市区的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使浦西的面貌与浦东同步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更好地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市委、市政府提出打“世界牌”、“中华牌”和“长江牌”战略,逐步形成辐射长江、服务全国、面向全世界的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九五”计划期间,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吸引外资方面,重优化结构,重质量,重效益,突出重点,开放领域向金融、商业等第三产业倾斜。并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了一批世界跨国公司、外资高技术企业和大型项目落户上海,2000年吸收外资合同金额63.90亿美元。浦东新区已成为金融、外贸企业和大工业项目集聚地。外贸出口通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对欧洲、北美、拉美、非洲出口显著增长。全市外贸出口总额1995年达到115.77亿美元,2000年增至253.54亿美元。在对内开放方面,市政府提出按“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实施新一轮横向经济联合,加强与兄弟省市的经济合作,吸引了一批国内优势企业落户上海,对上海的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发挥上海经济的辐射功能,1992年上海发起与杭州、宁波、南京、无锡等14个城市商定从商贸、旅游开始,逐步推动区域乃至长江流域全面合作。

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一是90年代初,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就是把国有大中型企业从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体转变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转变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为此,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放开经营、全员劳动合同制、上岗合同制和改为股份制企业等多种形式的改革。中共十四大之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开始,上海推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要求,采取增资减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实行“抓大放小”,推行破产兼并,股权变动,强强联合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等方式搞活大中型企业。并将部分小企业划交区、县管理或改制为股份制合作企业;逐步减少企业富余人员,搞好再就业工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市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均达到98%,并建立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失业和下岗人员最低生活保障线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开始逐步形成“自我经营,自我发展”的机制。二是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先后撤销或解体工业、商业、城建等系统专业管理局,组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或生产型集团公司,并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授权经营,改进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同时加强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和法制、监督机构,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加强宏观调控力度。三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集体、私营、个体、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197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经济的比重高达99%,非公有制经济仅占1%。到2000年,国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55.7%。集体经济占18.3%,私营个体经济占6.2%,其他为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初步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态势。四是发展要素市场体系,证券、外汇、技术、产权等一批要素市场逐步完善,服务范围进一步拓宽,城市对外服务能力有了增强。此外,还发展商业集团,推行连锁经营等多种现代商业经营模式,逐步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流通体制。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1992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上海调整产业结构必须按“三、二、一”发展顺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从此,上海产业结构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全面实施“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经过调整,上海的经济增长已从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向由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出现经济持续5年两位数增长的良好势头。以金融、商贸、交通、房地产、通信等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二产业的纺织、轻工等行业关、停、并、转了一批技术装备和产品落后的企业,从过去以传统工业为主转为以汽车、通信信息设备、石油化工、钢铁、电站设备、家用电器等六大支柱产业为支撑。第一产业农业开始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高产、优质、高效”的“米袋子”工程和“菜篮子”工程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至2000年,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百分之1.8、47.6和50.6。

城市建设按照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要求,1993年起开始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对新一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市长黄菊在1994年10月召开的市规划工作会议上提出:上海未来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要立足于基本形成世界大都市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基本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和现代化城市格局,基本形成与国内外有广泛经济联系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为此,市政府加快培育服务全国、面向全世界的城市功能,逐步调整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加强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2000年,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框架初步显现,在黄浦江上先后建成南浦、杨浦、奉浦、徐浦大桥,在市区基本建成内环线、成都路和延安路高架道路,轨道交通一、二、三号线以及外环线一期工程等重大项目。中心城区“申”字形高架道路、“十”字加半环的轨道交通线和“三横三纵”[“三横三纵”指上海内环线以内建造三条横向(东西)、三条纵向(南北)的快速干道,设计车速为每小时60公里。]的地面骨干道路,快速、立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初步形成。以“三港两路”[“三港两路”即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和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为代表的连接国内外功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和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工程,信息港主体工程相继建成,深水港工程正在加紧前期准备。此外,还建成了浦东煤气厂,黄浦江上游引水,合流污水综合治理一、二期等重大工程。

为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90年代,市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治水、治气、增绿为重点,大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大对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力度,加强对苏州河干流及支流污染的治理。市长徐匡迪提出,“九五”计划期间要将苏州河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中之重”,并明确治理具体目标。经过治理,到2000年,苏州河干流黑臭已基本消除。同时,基本完成对和田路、桃浦地区等严重污染地区的环境治理。为加强对废气的治理,优化一次能源结构,推行清洁能源的替代工作,控制中心城区机动车尾气排放,并逐步推行固体废物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九五”计划期间还大力增加城市绿地面积,逐步建设环城绿化带、干道河岸绿化、大块绿地与郊区平原绿化相配套的都市绿化系统。到2000年,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19.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4.6平方米。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市政府进行了多项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一是简政放权,打破传统的集中管理模式。市政府向区、县逐步下放部分人事、劳动、财税、基建、规划、土地、环保、工商行政、教育等事权,并在此基础上,在市区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在郊区实行“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由于市和区、县明责分权,调动了区、县积极性,促进了区、县经济增长,加快了城市建设和改造的步伐。二是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变城市土地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1988年在虹桥开发区批租了首块土地,90年代初即在全市推广。三是进行住房制度改革。90年代初,市政府制定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采取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等办法,逐步推行住房商品化,开始打破长期实行的住房无偿分配和低租金制度。四是改革城建投融资体制。90年代初逐步推行城建投融资主体多元化,除政府投资外,还通过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发行城建债券、组建上市公司、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进行筹资,改变城建资金由政府统包的投融资模式。由于实行这一改革,城建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城建资金不足的矛盾。

为贯彻执行科教兴国战略,上海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1992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振兴上海的决定》,提出要确立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坚持贯彻执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科技工作的重点是高新技术产业化,要求在“八五”计划期间,高新技术要以高于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跳跃式地发展。重点发展现代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软件技术、激光技术、现代生物、新材料、机器人和柔性制造等七大高新技术领域。1997年8月,市委、市政府又明确将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现代生物与医药、新材料三大科技产业作为突破口,优先加速发展。为此,市政府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推进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大人才队伍建设等。至200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50.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1994年9月市教育工作会议上,市政府提出,要从上海战略目标出发,确立一流教育的目标。为此,按照体制、机制、投资三位一体的方针,加快教育发展。“九五”计划期间采取措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施教育“八大工程”[教育八大工程:“211”实施工程、双培工程(紧急人才培养、培训)、三重工程(即重点学科、实验室和课程建设)、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工程、示范学校建设工程、薄弱学校更新工程、教师广厦工程和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工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多渠道教育投入机制初步形成,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办学规模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全市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达到91.7%,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率保持在60%以上。

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1年12月市委召开五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实施意见》,对这一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在1995年召开的市精神文明建设大会上,市委提出:新三年的精神文明建设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要着眼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按照市委部署,市政府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发扬先进;开展文明小区、文明社区、文明城区和文明行业的创建活动;以“五个一”工程(一部好电影、一部好电视剧、一台好戏、一部好书、一篇好文章)为抓手,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市政府还采取多渠道投入,先后建成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影城、广播电视国际交流中心、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大剧院、八万人体育场等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文化、体育设施。

至2000年,全面完成了“九五”计划,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4551.15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郊区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地方年财政收入完成497.96亿元,保持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九五”计划期间,全市累计竣工住宅7827万平方米,如期完成了危棚简房改造任务,市区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1平方米,市民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全部取销凭证凭票供应商品,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市区民用燃气已实现全气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4547元,约合4117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大力支援全国的建设。1949年6月至199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累计共7026.87亿元,其中上缴国家4257.53亿元,占收入总数的60.7%。同时,不断加强对云南、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支援。

50年来,上海的建设和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成就,首先归功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依靠全国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支持,归功于历届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共同努力奋斗。上海在前进中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有待解决,市场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就业压力仍然较大,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和生态环境改善的任务还很艰巨,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大变革的态势,市政府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