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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5/4/21 14:12:16

(一)

上海地区,从崧泽、马桥、亭林、广富林等处古文化遗址中发现带有饰纹的陶制器皿,可以推算出五千多年前人类已在此生活,并有了最初形态的文化艺术。春秋时期,今上海地区部分区域曾属吴越疆域,文化艺术传统与吴越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晋代,今上海地区文化艺术渐兴,产生了陆机、陆云等文学家、书法家,陆机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书法墨迹珍品。

隋唐时期,吴歌《黄竹子歌》、《江陵女歌》、《子夜歌》和吴越歌舞“白苎舞”、“拂舞”、“白符鸠舞”等,已在今上海地区流行。

宋代,今上海地区渐趋繁华,松江南岸的青龙镇成为贸易港口,有三十六坊、二十四桥、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论者比之杭州”。书画家米芾来青龙镇任镇监时,常在此参加书画活动。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元代,“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我松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汇萃于此”,文化艺术更见丰富。当时绘画艺术卓有成就,松江已是山水画创作最活跃的地区,松江画家温日观、曹知白以及寓居松江的马琬都是当时画坛的优秀人物。曲艺、戏曲活动粗具规模,“讲史”艺人丘机山曾在松江一带流动演出。北方杂剧也渐次落户,松江出现了专供戏曲、曲艺演出的营业场所——勾栏。文人士大夫家宴亦常伴有歌舞、戏曲、曲艺表演,如“云间巨族”夏庭芝家,就“座客常满,尊酒不空,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艺术研究也迭有佳作。夏庭芝写出第一部为戏曲、曲艺女艺人立传的专著《青楼集》。夏文彦著有中国画史传的《图绘宝鉴》。寄寓松江的陶宗仪晚年“劳作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如是十载”,写成了专录掌故,兼记艺人事迹和“院本名目”的《南村辍耕录》。

明清时期,今上海地区经济上又有重大发展,成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文化艺术日益繁荣,一些艺术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流派,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是上海绘画的兴盛期,出现了“华亭派”、“苏松派”、“云间派”,统称“松江画派”,其领袖为董其昌。松江画派的巨大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戏曲随着北曲杂剧的衰落,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太平腔、昆山腔开始流行,其中昆山腔最受观众青睐。先后产生了明代的王玉峰、范文若、徐于室、何良俊,和清代的周稚廉、黄之隽、黄图珌、张照等一批剧作家、音乐家和理论家。当时,私人家班和民间班社大量涌现,演出十分频繁,一些地域或行业组织,如商船会馆、三山会馆等又都耗巨资建立戏台,每逢祭赛和演剧酬神,更是弦歌之声不绝。农村则出现了花鼓戏,“男敲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笛、板……宾白亦同土语,村愚悉能通晓”,虽遭官府查禁,却越禁越盛,为上海地方戏——沪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也有新的发展,松江琴家刘鸿及其弟子张收善操琴名闻于世,还创立江南著名流派“松江派”;上海的南派琵琶也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民间节日庙会,婚丧喜庆礼仪中盛行丝竹乐、锣鼓乐和吹打乐;岁时习俗的自娱歌舞,尤其行街舞蹈急速发展,还创造出“滚灯”等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一批记录、论述各类艺术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有叙述南戏和元杂剧的源流和兴衰,主张“填词须用本色语”、“不可刻划太过”的《四友斋丛说》,详尽记载当时戏曲演剧活动的《玉华堂日记》,概括松江画派研究成果,提出“南北宗”、“文人画”、“学古知变”、“造化为师”等真知灼见的美术论著《画禅室随笔》等,不仅为后代留下宝贵的艺术史料,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上海文化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二)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对内对外经济急速畸形发展,十里洋场、高楼林立、万商云集、都市繁华,吸引了四方名流,会集了南腔北调。20世纪初,上海经逐步发展,已拥有上百个民间职业班社和演出场所,从业人员近万,每天观众10多万人;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据《申报》所载,20~40年代外国艺术团体来沪演出、展出的就有137批。上海成了中国不同区域文化艺术的集聚地和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汇点,文化艺术开始向近代化衍变。

在此期间,中国的传统艺术荟萃申城,并不断改革。清同治六年(1867年),天津、北京的京班首次应邀来沪演出,“沪人初见、趋之若狂”,从此就在上海扎下根。清光绪年间,京剧艺人根据上海观众好奇心理和欣赏趣味,开始编演灯彩戏、连台本戏;以后汪笑侬还编演了历史剧《党人碑》和洋装戏《瓜种兰因》,借古喻今,激发爱国思想;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更进一步编演直接歌颂革命志士的时装戏《潘烈士投海》,并在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大胆引进、全面革新,集资开办“新舞台”,把戏曲改良运动推向高潮。潘月樵、夏氏兄弟在辛亥革命时,还直接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受到孙中山的表彰。粤剧、甬剧、锡剧、扬剧、绍剧、越剧、淮剧、花鼓戏等大批地方戏和评弹、相声、大鼓、单弦、扬州评话、山东快书、河南坠子、宣卷等各类曲艺,以及杂技、木偶、皮影戏也相继进入上海。它们有些设摊撂地,走街串巷,有些入茶楼、进戏院,南北技艺汇聚一地,各展风采。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戏曲演出剧目就达800多个,艺坛盛况可见一斑,所以时称上海“梨园之盛,甲于天下”。随着演出市场的繁荣,演出场所也不断更新换代,由旧式茶楼发展为新式舞台,进而扩展成集各种娱乐于一体的大型游乐场,为各地演员献艺提供便利,推动了舞台艺术的发展。

美术界画会盛行,名士并集,以虚谷、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有数百人之多。他们上承唐宋优良绘画传统,吸取明清诸家之长,又受清代金石影响,并借鉴民间艺术和西洋绘画技法,雄厚古朴,潇洒放纵,破格创新,个性鲜明,在画坛独树一帜,风靡江南,声誉远播。这一优良传统延续和发展,以后又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相呼应,为近现代中国画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同时,外来的艺术登陆沪上,又渐起嬗变。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商人来沪传教、经商,外国的文化艺术纷至沓来,丰富和拓展了上海文化艺术的品种和式样。清咸丰二年(1852年),外国教会就在徐家汇创立土山湾画馆,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洋美术人才。清光绪四年(1878年),上海管乐协会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管乐队。西方舞蹈、摄影也在19世纪后期首先从上海传入。在变法维新运动推动下,一批留学生还在学堂中开设乐歌课、舞蹈课、美术课,把西方艺术的一些基础知识融入普通教育中。之后,刘海粟等于民国元年(1912年)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型美术学校——上海美术院,蔡元培、萧友梅于民国1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为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比较完整地研究和介绍西方艺术的蕴奥,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使得世界的优秀艺术逐步在中国的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呈现出新的风貌。

受外国戏剧深刻影响的新剧也肇始于上海。19世纪末,上海一些教会学校学生就开始用英语搬演西方名剧片断。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圣约翰书院学生编演《官场丑史》,穿时装演时事,表演接近生活,透出新剧诞生的信息。20世纪初,在春柳社于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的影响下,王钟声、陆镜若组建的“春阳社”、“新剧同志会”,编演《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成了早期话剧——文明戏的正式开端。清宣统二年(1910年)任天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进化团,编演直接反映革命斗争的《黄金赤血》、《共和万岁》等剧目,抨击封建制度,歌颂辛亥革命,大受观众欢迎,轰动长江中下游,对新剧以至其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波三折终至夭折,这在文化艺术上也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艺术,虽着力改良,却尚未触及艺术的根本问题;虽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芒,却又带有崇洋、帮闲的色彩;虽铸就一时辉煌,却仍存在明显的缺陷,期待着新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五四运动高举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声讨封建余孽和洋奴买办的荒谬言行,尤其是在工人阶级觉醒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上海经历了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淞沪抗战、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一系列斗争,镇压与反抗,“围剿”与“反围剿”,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的较量。在中共上海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文艺界正直、爱国、进步的力量,展开了反对国民政府和日伪当局登记查禁制度的斗争;反对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汉奸戏剧的斗争;反对反共勘乱文艺的斗争;并不断抵制和清除低级庸俗、哗众取宠不良艺风的侵蚀和影响。血与火的洗礼,社会的变革,现代思潮的撞击,促使上海的文化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洪深、梅兰芳、周信芳、聂耳、冼星海、丰子恺、刘海粟、吴晓邦等都在这里留下不朽的业绩,写就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光辉的一页。

这一时期,上海文化艺术,历经百年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碰撞中,积累、改革、发展、创新,逐步走向现代化。各类艺术品种、门类都拥有了各自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和艺术风格;共同形成了适应历史潮流,求新求变,中西交融的区域特色。

作为进步戏剧运动中坚的话剧,无论是在国民党政权统治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日军围困的“孤岛”中,都坚持呐喊、抗争,先后创作、演出了《赵阎王》、《获虎之夜》、《聂荌》、《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正气歌》、《夜上海》、《葛嫩娘》、《升官图》、《丽人行》等一系列优秀剧目。经过许多著名的导演、演员、舞美人员的共同努力,塑造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反映了中国革命进程,绘就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戏剧工作者建立了救亡协会,组成了13个救亡演出队,在上海和各地进行抗日宣传,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推动全民抗战作出了贡献。

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特色剧种沪剧、滑稽戏形成,上海戏曲又添新的品种。京剧,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剧团和周信芳主持的移风剧社在抗战期间,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编演《明末遗恨》、《徽钦二帝》、《梁红玉》、《渔夫恨》等宣传爱国思想的剧目,给沉闷的沦陷区带来一股清风,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解放战争期间,一批革命青年,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与延安改良平剧相呼应,坚持进步戏曲活动,参加第二条战线斗争。越剧,从姚水娟演出《花木兰》到袁雪芬把鲁迅小说《祝福》搬上舞台,排演《祥林嫂》,在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提高了越剧的思想水平和艺术品格。独脚戏、小热昏等曲艺品种,编演了《九一八》、《汪家大出丧》、《救国十二月花名》等,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可贵实践,博得了市民的喝彩。

美术更为贴近生活,在鲁迅的倡导下,上海出现了朝花社、一八艺社和木刻讲习会等,介绍外国进步版画,培养青年版画作者,涌现了大量进步作品。漫画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勇敢地冲锋陷阵。沈泊尘的《工学商打倒曹、陆、章》,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贼;叶浅予的《王先生》、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等连环漫画,把思想性与艺术性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影响广泛。雕塑成功地完成了孙中山、蔡元培的铜像,将伟大革命先驱者的生动形象镌刻在民众的心中。

民族音乐的改革,西洋音乐的创作也都有可喜的收获。芭蕾舞、现代舞的引进,新歌舞剧的尝试也迈出坚实的步伐。黎锦晖创作的《麻雀与小孩》和《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几十部儿童歌舞作品,深受少年儿童喜爱,并在推广国语和建立学校音乐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值得称颂的是风起云涌的群众歌咏活动和舞蹈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先后组织成立了蚁社、益友社、上海市银钱业同仁联谊会、育才学校等所属的上百个进步业余歌舞组织。革命文艺和群众运动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成千上万的民众演唱着聂耳、冼星海、麦新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等,走向街头、走向会场、走向前线,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三)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专门设立文艺处。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又组建市文化局,并选派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夏衍、于伶担任负责人,调集干部和专业人员,充实各单位、各部门工作,加强了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和管理。

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市文化主管部门把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原有的上海文化艺术从业人员聚拢结合起来,先后筹建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实验歌剧院、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中国画院等国有市属文艺团体,发挥实验、示范、指导作用;又对民间职业班社进行登记、整顿,组成集体所有制的文艺团体,增强创作力量,提高演出质量;建立区、县文化局、科,实行市区、县分工两级管理;还建立了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按系统、按地区筹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群众艺术馆和各区、县群众文艺活动中心;改造原有的剧场、游乐场,兴建了文化广场、大舞台、音乐厅、杂技场、美术馆等演出展览场所;与教育部门相配合,经过院系调整,筹建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上海市戏曲学校、上海市舞蹈学校、上海市美术学校,各区、县文化部门和各文艺单位还开设过各类学馆、训练班及业余艺术教育组织,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文化艺术事业框架。到1965年,市文化系统有直属的表演艺术团体15个,美术团体4个,演出场所9个,中等艺术学校3个(两所高等艺术学院隶属教育系统),群众艺术馆1个,职工2800多人;各区、县有表演艺术团体40个,演出场所308个,此外还有分属工会、共青团、中国福利会、各地区的一批文艺团体和活动场所,整个布局比较合理,适应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

从50年代开始,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在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组织各单位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打击封建把头,禁演坏戏,制止了不健康剧目的蔓延,澄清了舞台形象。以后又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文艺理论的活动,落实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整顿文艺团体,挖掘传统剧目,鼓励现代题材创作;进而,倡导深入工农兵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大力培养青年文艺人才,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扶持重点创作,精心组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等重大活动,上海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前进的道路上虽也有过曲折和反复,工作中有时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总的来说,发展是迅速的,进步是显著的,变化是深刻的。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指引下,努力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上海的文化艺术在实现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和保持、发扬区域特色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1949年到1965年的17年中,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其中有许多是反映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时期新生活的力作,如话剧《考验》、《枯木逢春》、《上海战歌》、《激流勇进》、《一家人》,儿童剧《小足球队》,滑稽戏《满园春色》,昆剧《琼花》,京剧《红色风暴》、《赵一曼》、《智取威虎山》,沪剧《罗汉钱》、《星星之火》、《芦荡火种》、《红灯记》,淮剧《海港的早晨》,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芦苇青青》、毛主席诗词谱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交响乐《长征交响曲》、《红旗颂》,民乐《喜报》、《山村变了样》,歌曲《人民英雄万万岁》、《当祖国需要的时候》、《高举革命大旗》、《接过雷锋的枪》、《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幸福河大合唱》,芭蕾舞剧《白毛女》,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绘画《勤俭持家》、《建设山区》、《春到农村》、《上海工人住宅一角》、《毛主席万岁》,篆刻《上海各界人民爱国公约》,摄影《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等,其中宣传画《毛主席万岁》印数达22万张,年画1958年出版的新作就有近600种,印数高达1.1亿份。

也有不少表现中外历史、神话传说题材和重新整理的传统节目的精品,如话剧《复活》,方言话剧《张汶祥刺马》,儿童剧《马兰花》,滑稽戏《王老虎抢亲》、《七十二家房客》,昆剧《墙头马上》,京剧《海瑞上疏》、《徐策跑城》、《乌龙院》、《宋士杰》、《武松》,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淮剧《三女抢板》,甬剧《半把剪刀》,扬剧《上金山》,评弹《玄都求雨》、《老地保》、《密室相会》、《古城会》、《新木兰辞》,杂技《扯铃》、《古彩戏法》、《口技》,木偶剧《兔子和猫》,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民乐《百鸟朝凤》,民族舞剧《小刀会》,绘画《三打白骨精》、《屈原》、《洛神》等。仅1956年挖掘整理的传统剧目就有4000多个,部分剧本还编纂成《上海传统剧目汇编》出版。作品之多、题材之广、质量之高都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充分展现了上海文化艺术的巨大创造力和绚丽多姿的风采。

深化了各类艺术改革。传统艺术焕发青春,昆剧《墙头马上》的舞台美术,一改过去的布景程式,以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烘托演员的表演,展示喜剧的内涵,表现出综合艺术的魅力。林风眠在美术上重申“调和中西艺术”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水墨画等创作中,画出既有东方艺术的笔情墨趣,又具西方绘画结构和色彩表现力强的佳作。新兴艺术则显现出民族风格和区域特色。黄佐临发表《漫谈“戏剧观”》,提出要拓宽戏剧观念,建立民族话剧体系,并在执导话剧《激流勇进》中,在民族化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颜文樑总结油画八法,融西方画法与中国画家的经验于一体,促进了油画的教学和艺术实践。芭蕾舞剧《白毛女》,吸收民间舞蹈素材,依据人物性格设计编排舞蹈动作,取得成功。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用民间传说为题材,吸取越剧曲调进行创作,在音乐领域探索民族化和“洋为中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学习借鉴、团结协作、不断总结、反复实践,促使整个上海的文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各艺术院校,在熊佛西、贺绿汀、俞振飞、李慕琳、汤增桐等的主持下,在确定培养目标、制定正规学制、组织师资队伍、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培养出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杂技、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编剧、导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各个专业人才,平均每年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比解放前增加了10多倍。不仅满足了各文艺团体更新、扩展的需要,而且还以各校毕业生为主,新建了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等阵容整齐、朝气蓬勃的文艺团体,保持了上海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

丰富了群众文艺活动。早在1950年就举行了有7368人参加的市群众歌咏比赛和有2000多人参加的市工人戏剧观摩演出。1952年举办了有288名作者、573件作品参展的市工人红五月美术展览。之后,1955年举办了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文艺会演。1956年举办了市农民业余会演。1957年举办了市少年儿童文艺会演。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还举办了历时一个多月,有260多个音乐、舞蹈、戏剧、曲艺节目参加,演员达3000多人的市群众文艺会演。从60年代开始,每年春节期间都举办各种大型群众文艺会演。1963年以后,还经常举行群众性更为广泛的故事活动。在全社会重视和各部门密切配合下,群众文艺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成为上海文化艺术的一大特色。

开展了广泛的艺术交流。先后举办了全市性的12个会演、观摩演出和5个美术展览;上海文艺团体还参加了全国及华东地区的8个观摩演出和4个美术展览。在这些活动中,从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海越剧院《梁山伯与祝英台》、沪剧《罗汉钱》获剧本、演出一等奖,周信芳、盖叫天、袁雪芬获大会荣誉奖,丁是娥、石筱英、范瑞娟、傅全香、筱文艳等获演员一等奖以来,上海老中青艺术家,每届汇演、展览都有上佳表现,频频获奖。

上海各文艺团体,每个单位平均每年都在上海或外地演出200多场。上海越剧院1958年就演出了1700多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连演118场,仍有观众通宵排队,不得不移至大舞台演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演出的昆剧现代戏《琼花》,在天蟾舞台连演3个月,创造了昆剧演出的历史纪录。上海杂技团1962年巡回演出,观众达47万人次。同时,上海每年接待上百个中央及兄弟省市的文艺团体来沪交流演出。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乐团、中国京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杂技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京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中国志愿军京剧团及天津、河南、河北、辽宁、四川、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新疆、内蒙古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著名文艺团体都曾来沪演出交流。1956年梅兰芳京剧团、1957年北京京剧团,为满足观众要求破例在有1万多座位的文化广场加演,成为当时艺坛盛事。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在沪公演经重新整理的昆剧《十五贯》,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现调京,促成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也促进了上海抢救昆剧工作的开展,被文艺界传为佳话。

上海的文艺团体还组团33批,分赴苏联、朝鲜、越南、匈牙利、南斯拉夫、日本、印尼、法国、几内亚等19个国家访问演出和举办美术展览。一些重要的国际活动也常出现上海文艺工作者的身影,1953年上海文艺团体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在朝鲜慰问演出,受到首相金日成的接见。1959年,上海越剧院赴越南访问演出,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亲自接见,并授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级劳动勋章和锦旗。1963年上海杂技团随中国体育代表团赴印尼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为24个国家运动员作招待演出,并参加国家宫的联欢。同时,上海还接待了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日本、美国、印度、柬埔寨等39个国家、175批文艺团体来沪访问演出和举办美术展览。苏联人民演员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姿,“东欧之花”波兰“玛佐夫舍”的歌舞,号称“印度梅兰芳”乌黛·香卡的印度舞蹈,苏联大马戏团宏伟场面和诙谐有趣的表演,都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交流,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各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使上海文艺工作者开阔眼界,吸取养料,提高了艺术素养和鉴赏水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面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把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打成所谓的“文艺黑线”,并实行专政,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惨遭诬陷和迫害,仅市文化系统正式立案审查的冤假错案就有16起,殃及200多人,有周信芳、言慧珠、高重实、何无奇、筱爱琴、顾圣婴等48人非正常死亡。大批文艺工作者被迫下放劳动离开舞台,京剧《海瑞上疏》等不少优秀作品被诬为“毒草”、“坏戏”,正常的创作、演出、教学,几乎全都停顿。江青一伙还把一些文艺成果攫为己有,树为样板,捞取政治资本。为了篡党夺权,他们进一步策划炮制话剧《战船台》、《盛大的节日》和绘画《群丑图》等作品,大搞阴谋文艺;以种“试验田”为名,组织“样板团”、“五·七训练班”,妄图在上海文艺界培植其帮派势力。上海文化艺术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蒙受空前的浩劫。但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没有停止过反抗,顽强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还开展过一些创作、演出、教学活动,为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积蓄了力量。

(四)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拨乱反正,清理整顿,各项工作回到了正确轨道,上海文化艺术事业再沐春风,重现生机。大批遭受迫害的艺术家、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又重新活跃在文艺的岗位上。一些被强行撤销、合并的单位,恢复重建,还新建了一些单位,健全了文艺体制。许多被诬蔑为“坏戏”、“毒草”和被禁锢的作品重返舞台,再放异彩。不少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创作了一批以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为题材的新作,如京剧《刑场上的婚礼》、越剧《忠魂曲》、沪剧《张志新之死》、上海说唱《狗头军师》、评弹《丹心谱》、话剧《于无声处》等。这些作品较好地发挥了教育作用。其中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演出的《于无声处》,以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为背景,正面描写欧阳平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渲泄了久抑在人们心中的积愤和呼声,并一扫“拔高、虚假”的帮腔帮调,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和共鸣,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一声春雷。

80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以开发浦东为契机,上海进入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大发展时期,文化艺术经历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的一场大变革,对外国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扩大,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间的交流演出展出日益频繁,还进行了商业性演出开拓国外市场,举办国际艺术节、开展对外辅导讲学等活动,出现了富有探索创新精神,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的局面。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努力办好公有制的市、区、县文艺团体的同时,还鼓励扶持一些民办的、中外合作的文艺团体和以艺术家命名经营的专业组织,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各文艺单位改变了过去党政不分的领导模式,有的实行同级中共组织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有的实行同级中共组织发挥保证监督作用的总经理或艺术总监负责制。专业人员广泛地开展了职称评定工作,到1996年为止,全市(包括市、区、县各系统)先后有2655人(含已离退休的人员)被评定为文化艺术系列的高级职称。干部员工普遍实行了竞争上岗的全员聘任制,需要的人才可向社会招聘引进,如上海京剧院就从外地引进了一些演员,上海交响乐团还招聘了外国演奏员;不合适的人员则下岗分流,不少已走上新的岗位,打破了长期来进不来出不去的一潭死水的局面。经济政策得到落实和改善。废弃了以前包下来的“大锅饭”的办法,政府加大了文化艺术事业经费的投入,大力扶持民族文化和优秀艺术,保证正常的业务经费;又积极争取社会融资,开发多种经营,实行承包制,提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现了一批经营管理好,国家少拨款、不拨款的文艺团体。许多单位还改革了分配制度,推行结构工资制,拉开分配差距,鼓励多作贡献,努力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样不仅保持了文化艺术事业的持续发展,还筹集资金,兴建了上海大剧院、马戏城、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天蟾京剧中心、宛平剧场、上海市戏曲学校、上海市马戏学校、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上海油画雕塑院、刘海粟纪念馆、宝山区文化馆、曲阳文化宫等一批文化设施,大大改善了文化艺术的工作环境,其中上海大剧院造型独特、设备精良,已成为上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截至1996年,上海市文化系统有直属表演艺术团体17个,美术团体5个,演出公司2个,演出场所10个,中等艺术学校3个,群众艺术馆1个,研究所2个,在职职工3800多人。各区、县有能坚持正常活动的表演艺术团体7个,演出场所307个,新增舞厅、卡拉OK厅等娱乐场所6278个。此外,群众文艺团体和活动场所,也进一步有了很大发展。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艺术观念的不断更新,上海的文化艺术在继承、革新、发展等方面又取得了新的优异的成绩,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创作不断涌现,各文艺团体先后在全国会演、观摩演出、美术展览中,评定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获得文化部文华奖、优秀创作奖和上海白玉兰奖的就有:话剧《陈毅市长》、《大桥》、《留守女士》、《秦王李世民》、《OK股票》;儿童剧《童心》、《雁奴莎莎》、《白马飞飞》;滑稽戏《出色的答案》、《路灯下的宝贝》、《GPT不正常》;昆剧《蔡文姬》、《司马相如》;京剧《潘月樵传奇》、《曹操与杨修》、《盘丝洞》;越剧《三月春潮》;沪剧《明月照母心》、《清风歌》、《今日梦圆》;淮剧《母与子》、《金龙与蜉蝣》;木偶剧《哪吒遇钛星人》;评弹《真情假意》;杂技《大跳板》、《牌技》;歌剧《请与我同行》;舞剧《半屏山》;舞蹈《赴戎机》、《友爱》、《绳波》;交响乐《纪念为真理献身的勇士》;民乐《秋雨》、《庙院行》;歌曲《浦江恋》、《队礼歌》;绘画《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桥随想》、《母亲》、《女排夺魁》;雕塑《饮水的熊》、《马克斯、恩格斯像》;摄影《大师与幼苗》、《船歌》等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内容涵盖古今中外,既突出了主旋律,又呈现出多样化。其中京剧《曹操与杨修》,在天津全国京剧新剧目会演中以满票列登“优秀新剧目奖”榜首,并获首届京剧节唯一的一个金奖和中国戏曲学会的“金盾奖”。话剧《陈毅市长》片断还作为范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矗立在黄浦公园内,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名的大型雕塑《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浓缩了抗英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工人运动、建立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第二条战线、解放上海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形象和典型场景,寓意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上海中牺牲的英烈永垂不朽,其意义更将跨越时代,教育子孙万代。

表现手段更加丰富。既有植根于生活,现实主义质朴的风格,也有运用现代西方表现手法,结合中国写意法的流派;有的以探索演员形体语言构成舞台形象,有的则以市民世俗风情取胜;各种艺术还相互渗透,取长补短,有的吸收流行歌曲素材丰富戏曲唱腔,有的运用现代舞蹈表现戏剧战斗场面,有的从古典文学中汲取灵感创作音乐形象,有的采用戏曲武功、体操技巧加强舞蹈语汇,有的更融歌、舞、诗为一体塑造典型,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布景、装置、灯光、道具、服装、化妆等各种艺术元素都能注意围绕人物,围绕主题各显其能。旋转式舞台、吊幕式的假定布景、花道、观众席、几何积木式的道具、符号形态的服装、表现人物思维情绪的灯光,都被一一尝试使用,营造了更为广袤的艺术空间,揭示更为深邃的内在精神,综合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专业技艺精益求精。一批青少年演员、学生,脱颖而出,从1980年汪齐风在日本大阪第三届国际芭蕾比赛中为中国芭蕾舞演员在国际比赛首次获奖,到1985年蒋正平、李月云在第八届巴黎“明日”杂技节上为上海捧得“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金奖——巴黎市长奖,从王晓东1983、1985年在第一届、第二届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和青年组两次夺魁,到谭元元1993年在第一届日本国际芭蕾舞和现代舞比赛中获得十分之九的评委满分而折桂,到1996年为止,上海已有胡晓平、许斐平、钱舟、杨新华、蔡一磊、潘素梅、奚其明等115人先后在声乐、钢琴、小提琴、芭蕾、杂技、作曲等各类国际比赛中获奖。中青年艺术家则更趋成熟,人才辈出,在全国会演、美术展览和评比中,获得文华奖、梅花奖、金狮奖、梅兰芳金奖、齐白石奖等重要奖项的,遍及各艺术门类、各艺术团体,其中尚长荣、闵惠芬、廖昌永、黄豆豆和史敏等还获得“德艺双馨”和“上海十佳青年”等称号,成了新时期上海文艺工作者的排头兵。

文化艺术与人民群众更加密切结合。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关心和领导下,上海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程度,积极发展青少年、中老年业余艺术教育,普及文化艺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多次举办“十月歌会”、“十月剧展”、故事大会邀请赛、职工音舞之夏、职工书法美术展览、农民书画大赛、少年儿童摄影艺术展等活动,为群众提供欣赏和参与文化艺术的广阔天地。90年代兴起的广场文化,成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军营文化的综合体现,仅1996年就举办了广场文化活动1000多场,参加者达400多万人次,在外滩、徐家汇、浦东“东方明珠”广场开展的文化艺术演出活动,声名远播海内外,已成为上海都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上海现已有虹口、宝山两个区,金山、青浦、松江三个县于1995、1996年分别被评为全国文化模范地区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先进地区。郊区农民还从刺绣、丝网印染、剪纸中受到启发,创造了金山农民画、丝网版画、吹塑版画等新的艺术品种,在国内外受到专家的关注和群众的欢迎。金山县、松江县、宝山区分别于1988、1989、1991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今天上海的千百万人民已不再仅是文化艺术的旁观者、欣赏者,而是文化艺术的积极参与者、创造者,正在成为文化艺术的真正主人。

21世纪的上海文化艺术必将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