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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4/9/22 10:25:44

长江,横贯中华大地,在中国海岸线中点,“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上海附近,奔腾入海。长江航路在上海,同沿海南北洋航线相交,与国际海运接轨。这样,长江航运就成为中国国内东西、南北商货交流和国际贸易进出口商品集散的主要渠道之一。历史上,长江航运同海洋运输一起,曾对上海商贸兴起、经济繁荣起了推进作用。

(一)

上海原是太湖流域吴淞江的出海口。明永乐二年(1404年)夏原吉征用民工,掘通大黄浦、范家浜、南跄浦,成为黄浦江,导淀泖诸水同吴淞江合流,水深江宽,注入长江口。弘治《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商人,经黄浦江,溯长江而上,直达中游的湖北诸地,时称商船“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贸易,驶疾数十里如反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上海长江航运就此形成。从明永乐二年江浦合流算起,迄今,上海长江航运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明实行海禁政策,长江成为上海同内地贸易的主要商路。上海地区棉布通过长江,经运河、赣江、汉水等河流,运往西北、华北和华南。叶梦珠《阅世编》中讲,松江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小布“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当时,上海地区桑棉经济作物发达,占用农田较多,因此常患粮食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输入。吴应箕曾说,上海地区“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楼山堂集》卷十)。米粮通过长江,源源运入上海地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在松江沿海重镇漴阙设立海关。不久,海关移驻上海县城。《阅世编》记载:从此,“往来海船,俱入黄浦编号”。乾隆《上海县志》记述:“凡远货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自黄河改道,运河淤塞,仪征衰落,南北航运改走海道。接着浏河口拦河沙隆起,清《皇朝经世文编》记载:“刘家港外几淤平壤,商船悉进吴淞大江。”嘉庆《上海县志》称上海是“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鸦片战争前,上海已经是中国东西、南北商品的集散地。长江下水商货主要是米、茶。茶,经上海运销北方。米,据九江关记载,乾隆三年(1738年)八月至四年四月,8个月中,经九江驶往江浙的米船有53032只,载米约1200万石。长江下水米粮,部分供应上海地区,部分经上海,中转浙江、福建。蔡世远致浙江黄抚军函称:“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资取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不足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于湖广。”又:“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由上海运往长江各口岸的有松江产的棉布,南洋线海进江的糖、海货和北洋线海进江的豆麦。乾隆《上海县志》记载:松江出布“日以万计”。清人钦善说:“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清《皇朝经世文编》)吴承明在《论清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书中,估计松江全年出售布匹约3000万匹。

明代和清前期,航行于长江下游的木帆船,较大的有沙船、盐船。航行长江的沙船别称为钩船,船头昂起较高,两旁画两只大鱼眼睛。鸭尾船,又称鸭屁股,是上海地区专走长江各口岸的平底船,也是沙船的一种。行驶长江的沙船,一般比行驶海洋的船小,载重量大都在1千石左右。湖北造的盐船,也是平底船,最大载重量有万余石,约9百吨,一般的载重量为一二千石。但盐船常在仪征载盐到湖北、湖南,也来上海载运商货。乾隆、嘉庆间,上海沙船业巨擘,有“朱王沈郁”四大家。以后发展到“十一帮,均以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嘉庆初,沙船业承揽客货采用“写载”制,又称“写船”。道光七年(1827年)商(货主)、行(牙行)、船(船户、承运人)三方集议规定:“各号(货主)凭行写船,随时面定水力(运费),揽票内注明月日,钤盖本船图记,并经手人姓名,各无退悔。”一些沙船业大户,则“立别宅于上海,亲议买卖”(包世臣《海运十宜》)。牙行的势力逐渐削弱。

据《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记载,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年吞吐量已接近200万吨。当时,往来于上海至长江各口岸之间的船只约有5300至5400艘,年货运量约45万吨,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22.5%。

(二)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上海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时人说:“盖上海一地,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耳。”(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长江航运就是紧连上海这个心房的一条主“血管”。鸦片、洋货从上海通过长江高价运销内地,又从长江流域压价收购茶叶、桐油等土货,经上海出口,远销英美。“到清咸丰三年(1853年),与深入长江上游、远离通商口岸的武昌进行贸易的千百条中国木船所满载的货物中,不仅包括从美国和英国运走的所有产品,而且还包括英美两国船只运进的鸦片。”(格里芬《飞剪船与领土》)从上海进口运销长江口岸的洋货,除鸦片外,主要是棉、毛织品。据英驻上海领事报告,光绪四年(1878年)经上海运销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合计331.8万疋,为上海进口总数的37.5%。光绪七年运销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合计543.6万疋,为上海进口总数的33.78%。光绪十年,运销镇江、芜湖、九江、汉口4口岸共404万疋,为上海进口总数的37.11%。长江口岸,经上海出口国外的主要商品是茶叶、桐油。据《关册》记载,同治五年(1866年),九江出口茶叶8500吨,镇江转口出口桐油近1500吨。据上海海关统计,光绪六年至十七年12年间,从九江经上海出口的茶叶共16.45万吨,平均每年1.37万吨。光绪二十六年统计,上海进口的土货有21.9%来自长江流域各埠。可见当时外贸商货在长江的运量已很多。20世纪开始,英国、日本资本在上海开设棉、毛纺织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也在上海开厂。上海棉纺织工业、面粉工业、卷烟工业等发展很快,成为中国轻工业生产基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不仅成为外贸物资进出通道,而且为上海地区工业生产运入原料,输出成品。民国25年(1936年)中国国内埠间贸易值(限于轮船运输的商品)最大的15个口岸中,长江口岸就占7个。这7个口岸的贸易量占72%。民国25年从长江各口岸至上海商货流动量来看:蚕丝从重庆、武汉下运经上海出口国外的共126.4吨,其中重庆76.7吨,汉口49.7吨。茶叶由汉口下经上海出口8898.4吨,其中红茶4704吨,绿茶4194.4吨。重庆下运经上海出口的桐油1.47万吨。从长江输入上海工业原料、生活食品有:米,从九江、芜湖、长沙运往上海27.97万吨;小麦,从汉口、芜湖、镇江等埠运入上海8.47万吨;棉花,从汉口、沙市等埠输入8万多吨;烟叶,从汉口输入约2万多吨。上水:除洋货转口外,上海生产的棉布、棉纱、卷烟等很大部分返销长江各埠。上海销重庆棉纱1万吨、1281.6万元;运汉口6200吨、797.3万元,合计16200吨、2078.9万元,约占上海棉纱输出额的36%。棉布,上海销往重庆1608.3万元,上海销往汉口3630.9万元,合计5239.2万元,约为上海棉布外销值的67%。另外,广东经上海运往汉口的糖也有13000吨(吴承明《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据统计,民国25年太古、怡和、日清、招商局四大公司在长江航线的载货量为110.8万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按上海港进出口船吨来测估长江航线的货运量在上海港货运吞吐量中的比重,民国10年、11年和12年在上海进出口轮船总吨位中,长江轮船的比重分别是20.8%、17.2%和23.4%(《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月刊》二卷六期),即1/5上下

民国35年,抗战胜利后第一年,上海进出口贸易额为全国第一,进口净值占全国的83.33%,出口净值占全国的61.95%。其中,占上海进口净值一半的棉花、棉布、呢绒、机器、钢铁、纸张、石油、橡皮等,共约128.9万吨,有一半左右通过长江,运往内地。占上海出口净值的35.31%的桐油26558.2吨和猪鬃2723.8吨,共计29282吨,都是从川湘一带下运,在上海出口到美、英等国(《全国重要港口》1947年12月出版)。由此可见,长江航运一直是上海外贸商货集散的主要渠道,货运量在上海港的吞吐量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20%上下。

自鸦片战争以来,轮船很快成为上海长江航运的主要运输工具。但是中国自己的轮船运输业却历尽艰难。英法两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逼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长江沿岸,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芜湖、宜昌等相继开埠通商。不但让外轮运洋货到长江各口岸倾销,且准许外轮由上海运土货进长江,由长江口岸运土货回上海。于是悬挂洋旗的外国轮船涌入长江,长江航权丧尽。咸丰十一年美商琼记、旗昌洋行的轮船抢先进入长江,其他洋行也争先恐后地置备船只,挤入长江。经过激烈的争夺,到了同治六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挤走了怡和洋行,并吞了宝顺和琼记洋行,独家垄断了长江轮船运输,独占长江航运利益。从清咸丰十一年到清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外国轮船主宰长江航运长达12年之久。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873年1月17日),在李鸿章主持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轮船招商局高价收买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旧船,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立即对招商局施加压力,当年招商局被迫同太古签订了“齐价合同”,按招商局55%、太古45%的比例分配长江航运利益,招商局行驶6艘,太古4艘。这样,招商局不得不把多余的4艘江轮停航闲置起来。以后在外国资本压力下,轮船招商局又一再退让。光绪八年长江航运利益的分配比例改为:招商局42%,太古38%,怡和20%。光绪十二年又改为:招商局38%,太古35%,怡和27%。光绪十八年,再改为:招商局40%,太古35%,怡和25%。致使招商局的运力长期不能增加,而外轮却大大发展。光绪三年招商局共有轮船31艘、22494净吨,英国太古、怡和两家共有轮船17艘、12084净吨。招商局运力比太古、怡和两家的总和还多14艘、10410净吨。到了光绪二十年,招商局拥有的轮船只有26艘、22190净吨,而太古却有轮船29艘、34543净吨,怡和也有轮船29艘、23563净吨,轮船招商局的运力比这两家洋行中任何一家都少。到了二十世纪初,经营长江轮船运输的,招商局只有5艘、7152吨,太古、怡和等外轮有18艘、18273吨(《江南商务报》第二期)。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中明显地处于劣势。

轮船招商局对外步步退让,对内却独霸垄断,规定“五十年内只许华商附股”,“不准他人另设”。同外商签订的“齐价合同”中,都有共同阻止他者在长江行驶轮船的条款,跟外国资本联合起来,共同压制华商开办长江轮船运输企业。同治六年容闳倡议“联设新轮船公司”,集资40万银两,先置轮船2艘,在长江行走,这一倡议,被清总理衙门和两江总督曾国藩搁置起来。光绪八年叶澄衷请求允许组织轮船公司,取名广运局,遭到李鸿章批驳:“不许独树一帜。”(《交通史·航政篇》第一册)光绪十三年台湾巡抚刘铭传派人赴南洋,向华侨集资36万银两,订购轮船2艘,打算先行驶长江和华东沿海口岸。李鸿章认为“是对招商局商场的侵犯”,被收为官轮(杨宗翰遗稿)。在清政府压迫和外国资本的利诱下,民间资金多被洋行吸收。据估计,在19世纪60~70年代,买办在外国轮船运输企业中附股的金额达140~150万银两。还有一些华商购买轮船交洋行代理。清光绪十五年由叶澄衷等人创办鸿安商轮公司,借英商和兴洋行名义,以英国产业向英领事馆注册。李鸿章闻讯后,打电报命令盛宣怀等,“务须会同妥商,设法禁阻,以保利权。”(《李文忠公全志》电稿12卷)由于鸿安商轮公司悬挂英国旗,无法禁阻而作罢。直到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后,李鸿章下台,民营轮船运输业的禁令松弛,日轮又闯入长江,长江航运中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家联合垄断的局面被冲破。光绪三十年张謇首创大达轮船公司。民国3年虞洽卿创建三北轮埠公司,民国6年又独资开办宁兴轮船公司,民国7年独资收买鸿安商轮公司。民国8年徐忠信开办达兴轮船公司。民国15年6月卢作孚在重庆创建民生实业公司,经营重庆到上海的长江航运。长江民营轮船运输业才缓缓地发展起来。

民国16年以后,国民党发动了长达10年的内战,兵患匪祸连年不断。民国20年长江又遭水灾,农村破产,城市萧条,长江航运货少船多,洋商外轮又竞相压低运价,挤压中国轮船运输业。国民党政府又强拉军差,从民国16年6月到民国23年底,7年半内,共征用商轮475艘次,每次少则1个月,多则4个月,轮船运输业损失巨大。民国7年4月25日,轮船招商局江宽轮由沪驶汉,在汉口丹水池被北洋海军楚材舰撞沉,死难369人。民国20年3月11日,大达轮船公司大吉轮因国民党军搭船,携带的火药爆炸,船被焚毁,旅客船员死亡100多人。长江下游,江面宽阔,盗匪横行。民国20年南京到芜湖两艘小客轮遭到土匪洗劫。民国24年大通仁记航运公司鸿大轮、平安轮船公司宝丰轮均遭盗匪抢劫。加上中国轮船船龄高、设备差,沉船死人恶性事故时有发生。从清光绪元年至民国24年,60年期间,中国百吨以上商轮因失事而消灭的达82艘。民营轮船运输业亏损累累,多数企业靠借债度日。抗日战争前最大民营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到民国23年底,已累计亏损736万元,超过资本200万元的2.36倍。从民国18年到民国31年一直资产不抵负债,长期是“倒挂户”。以致行驶长江的中国轮船,始终得不到较快的发展。民国25年6月中国的招商局、三北、宁绍、民生4公司仅有轮船37艘、53448吨,而太古、怡和、日清3个外国资本公司有轮船43艘、91965吨,外国资本的运力超过中国的运力近1倍。

抗日战争一开始,轮船业即遭劫难。有些船被国民政府征用,沉在长江、沿海的军事要塞;有些船被日军炸毁;撤入川江的,除民生公司外,大都因吃水过深,燃油短缺,停航滩边;留在上海的,挂外国旗帜,走沿海、近洋,民国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以后,也都毁于战火。抗日战争期间,轮船招商局损失大小轮船、趸船、驳船73艘、计总吨位88952吨,其中江海轮船27艘,计总吨位51912吨。上海民营轮船企业损失船舶206艘,总吨位达238000万吨。共计损失船舶279艘、326952总吨位。上海水上运输能力受到极大削弱。轮船招商局运力损失占战前的2/3以上。民营轮船运输业三北、宁绍、达兴等从此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复员运输繁忙,商品流通量大幅度增加,外轮在长江航运的特权已被废除,中国轮船运输业迅速发展,轮船招商局、民生实业公司等发展更快,到民国37年底,公营船舶408艘、总吨位444204吨,私营船舶925艘,总吨位506498吨,合计1333艘、总吨位950702吨。民国38年5月,国民党军逃离上海时,对轮船运输业大肆破坏,能出海的船舶,大都被劫往台湾,不能出海的也多被焚、被炸沉在江中,行驶在沿海、近洋的船舶都被阻在海外,不能回上海。留在上海的多是一些小轮、破船。上海解放后,公营船舶只有162艘,总吨位81883吨,私营船舶只有168艘,总吨位37016吨,合计330艘,总吨位118899吨。分别为民国37年(1948年)底船舶总艘数、总吨位的24.8%、12.5%。

(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长江航运从此得到新生。

上海解放后,6月下旬,国民党军封锁长江出海口,国民党军飞机轰炸长江下游和上海地区的船舶、码头。当时上海缺煤少粮,存棉不多。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动船员群众,开展反封锁、反轰炸斗争,组织公私船舶,抢运粮食、煤炭、棉花,支援上海工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1949年6~12月,7个月内,从长江口岸运到上海货物80.2万吨。

1952年1月1日,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在上海建立分局,加强对上海长江航运业的领导。当年,上海长江货运量完成174.6万吨。1953年10月,对上海地区长江33家私营航运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建立筹备委员会。经过统一经营、清产核资、精简机构,于1954年9月1日,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正式成立。1956年1月18日,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上海办事处并入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把大小不一、分散经营、互相争夺的上海长江轮船运输业统一起来。从此,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独家经营上海长江航运。1956年,长航上海分局有客货轮19艘,货轮7艘,拖轮33艘,驳船114艘,共计173艘,主机功率19638千瓦,载货量85901吨,载客量11610人。完成货运量176.3万吨。上海长江进出口货运量近350万吨,较1952年增长1倍多。

1956年,长江航运管理局独家经营管理长江航运以后,对长江全线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分段分级管理体制,根据国家运输计划,统一配载,统一调度。长航上海分局,在长江航运管理局统一领导下,分管安庆以下的港口、工厂、学校和船舶,把船舶、港口、船厂组织起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运输生产调度指挥系统。每天,通过调度会议,对船舶的装卸,拖轮驳船的组合和船舶维修,进行综合协调,有计划地组织均衡运输。

50年代后期,新建了一大批368千瓦蒸汽机拖轮和千吨级、双千吨级铁驳,更替上海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小拖轮、旧驳船。拖轮按主机功率计算,1958年新建拖轮占运输拖轮的25.7%,1962年占86.4%。驳船按载货量计算,1958年新建驳船占运输驳船的48.3%,1962年占69.3%。到1965年,上海长江进出口货运量达900余万吨,较1956年增长1倍半以上。

在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上海长江航运运量三度下降。1967年1月,“造反派”掀起“全面夺权”,上海长江航运各级领导机构全部瘫痪。这一年上海长江进出口货运量较上年下降35%。1974年受到“批林批孔”的干扰,运量较上年下降18%。1976年又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量较上年下降近1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长江航运对运力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柴油内燃机更替了蒸汽机,单船主机功率增大,吨位增大。成批新建了1442千瓦、1942千瓦、1500千瓦拖轮和千吨、双千吨、3千吨、5千吨级分节驳,逐步更替了50年代建造的拖轮和铁驳。同时,又成批新建了5050总吨位、3310千瓦主机功率的申汉客轮,2130总吨位、1442千瓦主机功率的区间Ⅰ型客轮和3777总吨位、1442千瓦主机功率的区间Ⅱ型客轮,全面更新了上海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老旧客轮。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运输能力得到很大发展。到1990年,上海长江航运共有运输船舶299艘,载客量2.7万人,载货量45万吨,主机功率8万余千瓦。艘数、载客量、载货量、主机功率分别较1956年增长1成多、1倍多、4倍多、3倍多。

从1979年开始,对上海长江航运的企业管理进行全面整顿,基本上解决了“十年动乱”中造成的“松、散、乱”现象。1984年起,上海长江航运进行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港航分管。撤销长江航运管理局,建立交通部派出机构长江航务管理局,组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专营长江航运。原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改组为上海长江轮船公司,成为中国长航集团下属的一个地区公司。其他地区公司,如重庆、武汉、芜湖长江轮船公司,也有客货轮、拖轮驳船船队行驶到上海。因此,九江以下,成为长江最繁忙的航段。

上海长江轮船公司从1984年开始,着手转换经营机制。同大型厂矿商谈,逐一达成承运协议,由自行揽载逐步代替计划运输。初步建立起科学管理,强化经济核算,建立相对独立、内部核算的二级企业。在上海长江航运中,从上到下,推行经理负责制和承包经济责任制。逐步把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办成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四自”机制的以运为主、多元经营,运工贸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企业经济效益、安全质量持续优良。1984、1985、1987、1988年被评为全国交通系统经济效益先进单位。1988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1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1992年,经交通部批准,上海长江轮船公司购置海轮,新建肥大型浅水万吨级江海直达矿煤两用散货轮,行驶沿海、近洋和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港、台合资购置快速客轮,开办长江三北轮船公司、运通实业公司,经营上海至南通、海门、启东快速客运航线,设立长新船务公司,开发水上散装水泥运输。1995年,上海长江轮船公司拥有运输船舶314艘,载客量27126人,载货量710622吨,主机功率156114千瓦。其中海轮14艘,载货量241272吨,为公司载货总量的33.95%。1995年公司完成货运2230.3万吨,货运周转量105.8亿吨公里。其中海运货运量648.6万吨,货运周转量37.2亿吨公里,分别为公司货运量、货运周转量的29%、35.16%。1994年上海长江轮船公司获得1991~1993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奖(金马奖)。1995年又获得中国企业最佳形象AAA级标牌。上海长江轮船公司成为上海长江航运中最大、最优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