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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 2004/9/28 9:37:51

一、沿革

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交通部决定,国营海运局(原招商局)海事(打捞)课为主,合并华兴打捞公司,组成中国人民打捞公司,于1951年8月24日在上海成立,归属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领导,属国营企业性质,在上海中山东一路13号海关大楼4楼设立公司机关。公司经理李立明。时有职工120人,其中中共党员6人,设立中共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党小组,同上海港务局海务处党小组合为一个中共党支部,隶属于上海港务局党总支。1952年11月4日,公司领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签发的公字第243号执照。

奉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指示,中国人民打捞公司于1953年2月12日起使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公司”名称,企业性质、任务、地址不变。同时,中共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公司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徐松山首任支部书记,组织关系仍隶属于上海港务局党总支,1954年改属中共上海市水上区委。

1956年1月1日起,打捞公司改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名称,并改为事业机构性质,所有开支由国家拨付。同年6月1日,奉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指示,局机关迁移至中山东一路18号4楼。同年8月,经中共上海市水上区委批准,成立中共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总支委员会,首任总支书记张智魁。

1958年7月1日,打捞工程局改名为“上海打捞工程局”,由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下放给上海海运局代管。11月,经中共上海海运局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上海打捞工程局委员会,首任党委书记聂寿轩。1959年1月2日,局机关迁至上海杨树浦路1426号。1961年下半年实行事业单位差额补贴。

1963年2月15日,上海打捞工程局因方针任务变更而改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名称。并沿用至1978年。1964年3月14日,交通部北方区海运管理局(简称北方区局)在上海成立,上海救捞局改由北方区局管辖,直至十年动乱中北方区局撤销,上海救捞局再划归上海海运局代管。

1978年8月,交通部决定,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由上海海运局代管的县团公司级单位升格为交通部直属正局级单位,并公布正式使用名称为: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党组织相应改称为:中共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委员会。同年,经交通部请示国务院批准,上海救捞局加挂“上海拖轮公司”的牌子,该局于1979年5月1日起开始对外使用“上海拖轮公司”的名义,又于同年7月27日启用“上海拖轮公司”、“中国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公司”的印章。至1981年6月1日,该局根据交通部指示又加挂“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牌子,并于1983年5月领取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海洋工程服务方面的营业证书。

1987年9月9日起,交通部决定,上海救捞局的全称改为“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仍简称上海救捞局),同日启用新印章。党组织相应改称为“中共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委员会”。

二、机构设置

1.机关职能部门

中国人民打捞公司(1951年) 设办公室、工程课、财务课、供应课,政工课、人民监察室、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共青团支部。1953年12月21日增设经济保卫课。

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公司(1953年) 设办公室、工程课、财务课、供应课、人事课、材料课、计划课、经济保卫课,政工课、海员工会、共青团支部。

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1956年) 设局长办公室、生产科、人事科、财务科、技术科、机具船舶科、计划科、供应科,政治处、经济保卫科、人民监察室、中共潜水训练党支部、海员工会、共青团支部。

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1963年5月8日后) 设局长办公室、人事工资科、调度科、计划财务科、安全监督科、船舶机修科、供应科、技术科、增节办公室,政治处、监察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工会、共青团委。

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革委会(1970年后) 设办公室、生产组、后勤组,组织组、武保组、工会、共青团委。

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革委会(1975年后) 设办公室、生产调度组、计划财务组、人事工资组、船舶机务组、物资组、电讯组、安全技术组、行政管理组、基建组,组织组、武保组、工会、共青团委、中共机关党总支。

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1978年5月后) 设办公室、救捞处、船机处、计划财务处、基建处、物资处、人事处、科技处、科研所、安全监督室、通讯导航处、行政处、企业改革办,政治部(内设办公室、组织处、宣传处、保卫处)、纪委、武装部、工会、共青团委、中共机关党总支。

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1987年) 设办公室、业务处、船机处、计划财务处、基建处、行政处、人事教育处、总师办、科技处、安全监督室、电讯处、物资处、审计室、工业处,政治部(内设办公室、组织处、宣传处)、纪委、老干部处、保卫处、武装部、工会、共青团委、中共机关党总支。

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1988年) 设办公室、业务处、船机处、计财处、基建处、行政处、人教处、总师办、科技处、安监室、电讯处、物资处、审计室、工业处,政治部(内设办公室、组织处、宣传处)、纪委、老干部处、保卫处、武装部、工会、共青团委、中共机关党总支(1990年6月升格为机关党委)。

2.下属单位

中国人民打捞公司(1951年8月24日起)

经理、副经理

长江办事处

华南分公司

机修厂(潜水衣修理组)

仓库

“汉安”工程队

各船舶单位

长江办事处 1951年12月1日在汉口成立。当时长江沉船很多。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属初创时期,各方面关系尚未建立,长江打捞工作一时不能展开。经与长江航务局联合召开有关长江打捞工作会议后,决定以长江航务局打捞科为基础,设立中国人民打捞公司长江办事处,进行长江沿线各港及航道的沉船打捞。经半年的实践,因打捞工程流动性大,长江全线的工作面广,长江办事处在协助工程队方面的作用较薄弱,且办事处人员众多、开支很大,经与长江航务局联系,并请示中南交通部同意后,于1952年7月7日正式撤销。人员返沪。

华南分公司 1951年11月6日,副经理殷序赴广州筹组分公司,12月3日成立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华南分公司。12月25日,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决定将广州区航道工程局所属的打捞工程队并入华南分公司,以增强华南地区的打捞力量。1952年1月1日,华南分公司在广州市六二三路108号办公,5月7日迁到广州沙面复兴路60号办公。1953年1月29日,奉交通部通知撤销华南分公司,3月17日正式撤销。4月29日经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同意,将华南的工程队改称华南联络处。1958年初再将该处与第三工程队合并,该处作为第三工程队驻穗联络处(留守处)。7月,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决定将第三工程队下放给广东省航运厅航务工程局。此后,广东省的打捞队伍(力量)与上海救捞局无隶属关系。1974年末,交通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加强沿海救助打捞力量布局的安排,以当时广东省的打捞队伍(原中国人民打捞公司第三工程队)为主组建交通部广州海难救助打捞局。

“汉安”工程队 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初创时期,以各船舶为基层单位,凡进行打捞工程时,临时组织以打捞对象的船名为名的工程队,至工程结束后,各船舶仍恢复独立原状,直属公司经理、副经理领导。

1952年5月30日,该公司确定,下属厂、队等与机关科室平衡(级别待遇相同)。

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1956~1958年)

华南联络处

第一工程队

第二工程队

第三工程队

局长、副局长

第四工程队

第五工程队

长江口工区

汉口工区

北洋队

机具修制厂

工程队 经过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初创时期按生产任务组织临时工程队,工程结束后船舶人员自动分散的实践,证明存在管理上的混乱,计算成本发生困难,无法达到经济核算的目标。于是,设立固定船舶的工程队5个。

长江口工区 1956年4月中旬,为了适应长江口区5艘沉船(“捷喜”、“江亚”、“新宁”、“华懋”、“日式油轮”)打捞统一指挥和调度以及统一计划、实行流水作业的需要,由第二、三、四工程队组成长江口工区。参加长江口打捞施工的各工程队建制取消,统归长江口工区统一指挥,至该工区撤销后,各工程队恢复原有建制。

汉口工区 1956年10月中旬,由原长江口工区“江亚”工程和第一工程队“八所”工程人员为主组成汉口工区,集中力量打捞汉口地区的5艘沉船(“三北五号码头”、“十二号码头”、“三号码头”、“大源”、“宁隆”),工程结束后,该工区撤销,工程队恢复原有建制。

北洋队 1957年1月,在山东烟台市成立上海打捞工程局北洋队筹备处,以执行当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中国、苏联、朝鲜3国政府签署的关于海上救助打捞的协定。同年4月1日筹备就绪,正式成立上海打捞局北洋队。

上海打捞工程局(1958~1963年)

北洋救助区

上海救助区

局长、副局长

南洋救助站

拆船队

救助测量队

机修厂

北洋救助区 1960年4月1日,原北洋队撤销,改名为北洋救助站。1962年1月1日起,再次改名为北洋救助区,但北洋救助区除了包括原北洋救助站之外,还增加了第二工程队、救捞二号、救捞四号、捞测一号等船舶和单位。

上海救助区 由原第一工程队、上海救助站、“救捞一”号、“救捞七”号、“救捞一○一”号、“捞测三”号等船舶单位于1962年合并组成。

南洋救助站 由原第三工程队、第四工程队、“救捞三”号、“捞测二”号等单位于1962年1月1日合并组成,并于同年10月底前往温州市驻守。

拆船队 1960年4月1日起成立,基地设于上海浦东三林塘港。

救助测量队 由原第五工程队、测量队合并于1962年2月组成。

其余船舶如“救捞一○二”、“东风”、“鸿新”、“上捞一○八”、“上捞一○九”、“上捞七”仍直属局领导。

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1963~1978年)

天津救助站

烟台救助站

上海救助站

温州救助站

局长、副局长

勤务船队

各直属船舶

机修厂(航修站)

上海潜水装备厂

719工程指挥部(芜湖尚潜水装备厂)

231工程指挥部(“泰山”号浮船坞)

天津救助站 原属天津市港务局,为加强水上救助工作,在沿海各主要地区建立海难事故救助网而于1962年底移交给上海救捞局,成为上海救捞局管辖的一个基层单位。

烟台救助站 在原北洋救助站基础上扩建。

温州救助站 在原南洋救助站基础上于1962年12月成立。

1963年12月25日交通部通知,根据国务院1963年12月2日国务院国经字第804号文,批准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在上海、烟台、天津、青岛、温州等5处设立海难救助站。此时,该局实际已存在上海、天津、烟台、温州4个救助站。而青岛的救助站事实上一直没有建成。

同样根据国经字第804号文精神,上海救助工区和北洋救助工区二个建制于1964年报经上海救捞局的代管领导单位——上海海运管理局批准,于7月1日起正式撤销,停止办公。

鉴于1973年10月在福建沿海发生希腊商船“波罗的海克里夫”轮遭台风袭击遇难沉没事件的教训,国务院于1974年作出加强建设和健全全国沿海救助网点的指示。交通部就此决定:以原华南地区的打捞力量为基础扩建成立广州海难救助打捞局;以原上海救捞局的烟台救助站和天津救助站为基础扩建成立烟台海难救助打捞局。至1975年初,烟台救助站和天津救助站正式从上海救捞局的建制中划出。自此,全国沿海形成烟台、上海、广州3个救捞局并雄的局面。

机修厂 原中国人民打捞公司时期的潜水衣和机具修理小组逐步扩建为潜水衣和潜水机具修理所。1957年12月底正式成立上海打捞工程局打捞机具修制厂。1971年2月,机具修理厂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上海救捞局航修站和上海救捞局潜水装备厂。1978年,“泰山”号浮船坞建成后,设立“231航修站”,原航修站一度与“泰山”号浮船坞的231航修站合并,后又分开,再恢复上海救捞局机具修制厂的建制。

“231工程指挥部”(“泰山”号浮船坞及“231航修站”) 70年代初期,上海各船厂大力开展造船业务,且修船任务饱满,提倡各港航单位自行解决船舶航修任务。为了承担上海救捞局1940千瓦拖轮的航修(坞修)业务,上海救捞局经交通部批准,接收广州海运局无偿调拨的“大庆231”油轮废钢船,于1974年4月成立“231工程指挥部”,将该废钢油轮自行设计改装成抬举力达1300吨的浮船坞。1977年9月,该浮船坞顺利通过“沪救10”号轮进坞抬浮试验,并命名为“泰山”号。1978年1月,“泰山”号浮船坞正式投产,成为航修站的一个坞修车间,不久即单独成为231航修站。

“719工程指挥部”(芜湖潜水装备厂) 1971年9月,根据国家“靠山近水进山洞”建设大三线小三线的形势和根本上改变中国潜水装备工业的面貌,上海救捞局设立719工程指挥部,筹建新的潜水装备生产厂。1973年3月,交通部批准在芜湖筹建潜水装备厂,总投资561.73万元,占地78亩。1977年1月,交通部批示,719工程指挥部定名为芜湖潜水装备厂,1978年12月正式竣工并投入生产。

上海潜水装备厂 1971年2月由原机修厂一分为二成立的上海救捞局潜水装备厂,于1977年1月经交通部批准改用现名。该厂原在杨树浦路1426号上海救捞局大院内,1974年在浦东民生路180号地区扩建新厂区,整个工程国家投资100余万元,1976年完成了从浦西到浦东的搬迁,1979年厂区竣工全面投产。

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含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1978~1990年)

拖轮船队

工程船队

港作船队

温州救助站

福州救助站

厦门救助站

局长、副局长

上海海洋石油船舶服务公司

华威近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潜水装备厂

芜湖潜水装备厂

厦门华鹭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深潜水作业培训中心

机修厂

“231”航修站

拖轮船队 1986年4月14日成立,处级建制,下辖各救助拖轮。包括“德大”、“德平”等大功率拖轮。

工程船队 1986年5月30日成立,处级建制,下辖原上海救助站、第二工程队、第三工程队、潜水服务中心,“沪救23”、“沪救25”等单位,还包括“大力号”、“沪救捞3”。

港作船队 1987年12月30日,上海救捞局决定将原“沪救11”、“沪救15”、“沪救25”、“沪救26”、“沪救27”、“沪救交2”轮等组建成港作船队,为处级建制。该船队于1988年1月12日正式成立。

福州救助站 1973年“波罗的海克里夫”轮沉没事件后,上海救捞局即于1974年派救助拖轮进驻福州亭江,担任救助待命任务。1975年初开始福州救助站的建设,至1977年建成。

厦门救助站 197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商定由交通部和海军在青岛召开“海上援救联席会议”,根据周恩来生前关于“要在全国建立救助网”的指示,决定在厦门新建救助站。1977年,交通部派员赴厦门市联系建站事宜和选站址,旋即投入筹建。1980年,安装了1艘60米的钢质囤船,并调入两艘救助船担负待命值班工作。1985年5月,在民族路36号新建厦门救助站码头,1986年1月竣工。1988年底在民族路37号动工兴建12层综合楼。

温州救助站 该站自1963年建成后,码头一直设在望江东路。1982年在洪殿江边即航标区西侧建设新站址,至1985年8月迁建完成。

以上3个救助站于1986年12月31日被调整为处级建制。各站救助拖轮和工程船舶均隶属于各救助站领导。

上海海洋石油船舶服务公司 1981年11月4日上午,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听取上海救捞局王德祥等4人关于为东海海洋石油开发服务的汇报,汪道涵要求上海救捞局代市政府拟文向国务院报告东海海洋工程服务设想。1983年上半年,上海市正式决定上海救捞局参与筹建上海市海洋石油服务总公司(简称上服总)。同时,上海救捞局独立筹建与上服总合资经营的上海海洋石油船舶服务公司,筹建阶段上海救捞局与上服总商定,双方投资比例为上海救捞局30%,上服总70%。1984年2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沪府办[1984]17号文批准成立上海海洋石油船舶服务公司。同年6月,上海救捞局参与筹建的10人的行政、组织、工资关系全部转入上服总。1986年7月,上服总与上海救捞局调整双方对上海海洋石油船舶服务公司的投资,比例为各50%,原上海海洋石油船舶服务公司的人员行政组织工资关系转回上海救捞局。

华威近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原系由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友联船厂有限公司、招商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其股份分别由香港华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上海、烟台分公司持有)集资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2月正式转让给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即上海救捞局)和华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其中,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占股75%,华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占股25%。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由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名,董事会议任命。上海救捞局成为该公司的控股公司,实际经营该公司。该公司设在深圳蛇口工业区。

厦门华鹭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1984年7月,由上海救捞局以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名义,向厦门市政府申请,在厦门救助站基础上成立厦门华鹭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并于1984年8月25日领取了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至1987年3月,上海救捞局撤销了该公司的建制。

上海深潜水作业培训中心(含潜水服务大队) 1980年12月31日,上海救捞局成立潜水服务大队。1984年9月经交通部同意,成立上海深潜水作业培训中心,为处级建制。至1986年5月成立上海救捞局工程船队时,该两单位全部并入工程船队管辖。

“231航修站”(“泰山”号浮船坞) 根据上海城市港口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需要,“231航修站”站址被划入关港(龙吴)外贸作业区的建设范围。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要求上海救捞局尽快办理该站搬迁。1986年3月,上海救捞局将“泰山”号浮船坞出售给江苏省某单位,自同年4月1日起撤销“231航修站”建制。

三、方针、任务和经营范围

中国人民打捞公司阶段:经营范围为疏通航道、抢救船舶遇险及沉没打捞,制造销售打捞用器材等。当时该公司为全国唯一的打捞企业,担负全国沿海各港口和长江沿线各港口航道的沉船打捞任务。一直延续到1958年上半年,该公司主要从事沉船打捞任务,偶而担任遇难船舶的抢救。

上海打捞工程局时期:经交通部部长王首道批示,海难救护与打捞工作合并,自1958年9月16日0000时起,从温州起至鸭绿江口的海难救护工作由上海打捞工程局管理。1959年执行的工作方针是“打捞救助并重,修复解体并重,产量、质量、安全全面跃进”。1960年开始的救捞工作方针为“捞救并举、捞服从救,五快一稳、搁滩要高”,原则是“先救后捞、先海后江、先大后小、先危后缓、确保重点”。同年,该局增加了拆船业务,业务方针随之改变为“捞救并举、捞服从救、捞拆并重、以拆为主”。1961年开始执行“捞救并举、以救为主、多捞多拆、拆符于用”的业务方针。2月,全国交通会议明确打捞工作方针为“向海洋深水以及技术复杂、施工困难和大型沉船进军,既捞又拆,并担任海难救助工作”。同年下半年又改为“捞救并举、以救为主、多捞多拆、拆废利旧”。

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期间:1963年2月,交通部确定该局业务方针为“救捞并举、以救为主、清除航道障碍、根据需要进行打捞”。1965年3月又增加“应切实贯彻‘以救为主、以北方航区为主、以清航为主’的原则”。1973年救捞工作方针简化为“以救为主、救捞并举”8个字。至1977年又改为“救捞并举、以救为主”和“增加自筹收入,减少国家补贴”的方针。

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时期:1978年的救捞工作方针定为“以救为主、救捞并举、兼干别样、多作贡献”。业务范围随之扩大至远近洋拖航,为海洋开发服务等领域。1981年起,交通部对海难救助打捞单位的差额预算拨款财务管理定为“三年不变、超支短收不补,超收节支留用”。1986年,中共交通部党组确定“保证救助、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十二字为救捞工作方针并执行至今。

1990年11月2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该局进行企业法人登记,核发了注册号为1500427的执照并刊登公告,规定该局的经营范围为:船舶救助及沉船沉物打捞消除、海上船舶设施的消防及清除污染等。兼营拖航及驳运、海上起重安装、水下探测等。经营方式为服务、维修、生产。

救捞责任辖区 1951年8月24日起为全国沿海、长江沿线各港口、航道的沉船打捞。1958年9月16日起,增加“从温州起至鸭绿江口”的海难救护工作。1963年3月1日起,上海救捞局的责任海区以北方航区为主。1975年11月4日起,为东海援救区。即北起江苏省绣针河口(北纬33°03′)、南至福建省宫头口135°方位线(包括部分黄海、整个东海及台湾海峡),西至长江内南通市的长江下游地区。整个辖区长约901海里(相当于1670公里),内含海岛3400余座,海岛岸线长约4500余海里。在执行特殊救捞任务时,可不受援救区域的限制。

四、业务完成量

打捞沉船沉物 沉船沉物的打捞起浮,清除了港口航道的水下障碍,扩展了航道宽度,提高了航道通航等级,增加了航道通航能力,为船舶运输生产提供安全保障,也保证了航道的畅通。自1951年中国人民打捞公司成立起,至1990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黄浦江、长江沿线各港口、航道以及全国沿海各港口、航道上,共打捞沉船沉物918艘次,100余万吨。(其中1966~1972年的数字资料绝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个别年份仅留有少量工程实例,所以实际打捞沉船沉物数应超过1000艘次,约为1100余艘次)。

50年代初,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先在黄浦江打捞沉船,使上海港航道得以畅通。

1953年,全部清除洞庭湖营田“封锁线”的沉船。

1954年,全部清除海南岛秀英港(今海南省海口港)“阻塞线”和营口港的沉船障碍;部分清除长江江阴“封锁线”沉船,使中航道扩展400米,开辟江阴北航道宽达1000米。

1955年,全部清除海南岛榆林港及八所港和广州黄埔海军基地的沉船。

1956年,基本清除了长江口南水道主要航道障碍。

1957年,部分清除了长江马当“阻塞线”,扩展南航道200米。

历年来,基本清除了芜湖、九江、汉口等处码头边的沉船。

1964年,全部清除了江阴“封锁线”沉船,使万吨轮安全进长江得到保证。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长江江阴南北漕航道上总计沉船43艘,其中军舰12艘,商船(包括民船、渔轮)23艘,趸船8艘,组成江阴水下“封锁线”,至1964年底,上海救捞局在该“封锁线”上共捞起沉船35艘,其中:军舰9艘,商船21艘,趸船3艘,木民船1艘,渔轮1艘。根据测量,江阴南漕航线已淤浅。一部分沉船已被泥淤没。在南漕航道中尚有“自强”号军舰未经捞除,勘测发现已被泥淤没。该“封锁线”内尚未发现的沉船估计有8艘左右,须待长江河道江底淤泥自然冲刷变化后露出江底时再行捞除。

至70年代中期,长江沿线和全国沿海的历史沉船,基本捞除。

80年代末,上海救捞局已开始向国际上的沉船打捞市场迈步。

救助 对海难事故船舶救助(包括救生),起始于1958年。此前,上海救捞局在主要承担沉船打捞任务的同时,也偶有救助难船的实例,如1954年在秦皇岛海区对海货轮“临城”号的抢救。

自1958年承担海难事故的救助责任起,至1990年底止的33年中,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救捞局已对各类搁浅船、失控船、触礁船、碰撞船、失火船及渔船群等难船进行救助1080艘次,其中对外轮救助达145艘次,救生人数超过万人。1966~1972年的数据已失散,实际救助约为1200艘次,其中对外轮救助约200余艘次。另,救生的人数,以往统计口径仅指落水被难人员或急症病人的接送数,未将被救难船船员人数计入,故以往救生人数的统计数仅为百余人。

从救助发生的区域分:70年代前,主要发生在长江口区及北方沿海;70年代开始,上海救捞局已开始对福建沿海、东海、南海以及太平洋等远洋海域难船的施救。

1979年开始,交通部将“救助待命艘天”列入对上海救捞局的考核指标。

1979~1990年上海救捞局救助待命艘天统计表

年份

艘天数

年份

艘天数

1979

5561

1985

2554

1980

3334

1986

3286

1981

3238

1987

3265

1982

3208

1988

3493

1983

3520

1989

3365

1984

3258

1990

3902

说明:1979年实际完成救助待命艘天中包括了参加“阿波丸”打捞工程所有船舶的天数。

拖航 50~60年代,打捞起沉船之后或救助难船的施工中,均包含有拖航的工序,这类拖航历来不计入运输性质的“拖航”。当时,在承担打捞或救助任务的同时,间或也担任工程船驳的沿海调遣拖运,但不作为专门的拖航业务而计入零星业务。

70年代中后期,上海救捞局在保证海上救助的前提下,开展多种经营,将拖航作为一项专门业务予以开拓,业务次数逐年增加。1978年,该局用1940千瓦(2640匹马力)沿海救助拖轮从上海拖工程船驳赴广州参加编队后去柬埔寨磅逊港,虽然航程不远,但开始了远洋拖航的起步。80年代,上海救捞局相继购建了先进的大功率远洋拖轮和一批大型甲板驳、半潜驳,该局真正进入了国际拖航市场。1976~1990年,该局共完成拖航608艘次,其中国外拖航近200次,拖航业务收入从开始的不足100万元起步,逐年增加,到1990年达3396.4万元,在全局自筹业务收入中所占比重达28.03%。拖航已成为该局的一项支柱产业。

水下工程 上海救捞局为全国重点工程建设服务的传统业务,其内容包括为自来水厂、火电厂、水库大坝、桥墩进行探摸、清理、检修和水下炸礁、铺设管道、埋设电缆以及为船舶解除螺旋浆缠绕物、清除船底杂物等等。水下工程一般工程量不算大,但解决的则是关键问题,甚至涉及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至1990年底止,该局已完成各类水下工程4955次(1966~1972年的数据失散,未包括在上述数据中)。

海洋工程服务 70年代后期,上海救捞局在配合天津641工程对渤海湾海洋石油(埕北油田)的开发中,获得海洋石油开发服务的初步经验,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救捞业在大规模清航打捞基本结束,人员设备力量剩余的情况下,必须扩大经营范围、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寻求自身发展。80年代初,该局抓住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机遇,瞄准中国海洋石油将在南黄海、东海和南海勘探开发的广阔市场前景,积极开拓,主动向国家有关领导机关汇报为海洋石油开发提供服务的设想,同时从国外购入海洋石油开发工程服务必需的三用(起抛锚、拖航、运输守护)拖轮和先进的遥控无人深潜器(ROV)等设备。1983年,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加挂中国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牌子,并适时地与上海海洋石油服务总公司合资组建上海海洋石油船舶服务公司。1987年又购下位于深圳蛇口的华威近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75%的股份,成为华威公司的控股公司和实际经营者。在南黄海、东海、南海东部和南海西部的海洋石油开发服务中具备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利条件和基础。自开展这项新型业务至1990年的不足10年中,该局海洋工程服务的业务量和业务收入迅速增长。1990年,该项业务收入达4288万元,占全局自筹业务收入的35.38%,成为上海救捞局的又一项支柱产业。

1976~1990年上海救捞局完成主要业务量一览表

年份

打捞

救助

拖航(次)

水下工程(次)

海洋工程服务(次)

艘次

吨位

艘次/对外

人次

1951~1975累计数

576

387285*

562/51

127

166

1202

1976

35

26/5

32

234

1977

37

4600

32/5

35

216

1978

40

9510.5

29/4

28

172

1979

38

14521

28/5

23

147

1980

42

5758

39

32

204

1981

22

15022

41/10

36

238

1982

16

3888

20/4

31

155

10

1983

21

12527.6

37/4

24

150

4

1984

18

2062

29/11

33

204

4

1985

14

2398

33/12

36

185

12

1986

14

52637

38/6

62

290

9

1987

20

5444.7

32/7

29

304

1O

1988

8

4610

47/5

120

321

12

1989

9

81667

53/9

56

414

5

1990

8

28950

34/7

3

31

519

14

总计

918

630880.8

1080/145

130

774

4955

80

说明:1951~1975年打捞吨位数中缺1964~1975年的数字。其余栏统计数中未包括1966~1972年的数字。

五、历任领导人名录

1.行政领导人名录

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含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公司)时期:

经理

李立明(1951.8~1953.7)

张智魁(1953.8~1956.5)

副经理

殷序(1951.10~1956.5)

夏林(1952.12~1956.5)

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含上海打捞工程局及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1963~1967年)期间:

局长

张智魁(1956.5~1966.1)

王国干(1966.1~1967.1)

副局长

殷序(1956.5~1959.1)

何长修(1959.4~1962.5)

袁超(1963.9~1964.2)

刘峰辉(1964.2~1967.1)

韩钟(1964.10~1967.1)

“文化大革命”期间,行政机构处于瘫痪。1968年3月成立局革命委员会:

负责人

范连芳(1968.3~1970.3)

朱守和(1968.3~1970.3)

蔡玉书(1968.3~1970.3)

孙永仕(1968.3~1971.6)

主任

张志文(1970.3~1971.6)

副主任

范连芳(1970.3~1976.3)

韩钟(1976.3~1978.2)

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含1987年3月后改称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时期:

局长

王德祥(1978.5~1980.10)

李景成(1980.10~1985.3)

(1991.1~1994.5)

叶似虬(1985.3~1990.12)

(1994.5~ )

副局长

李景成(1978.5~1980.10)

张信善(1978.5~1983.10)

韩钟(1979.1~1983.10)

郑金龙(1979.4~1983.10)

蔡惠良(1981.3~1991.11)

陈家麟(1983.11~1991.11)

叶似虬(1983.11~1985.3)

(1992.11~1994.5)

盖富山(1985.3~ )

徐根君(1991.11~1992.12)

吴功烈(1992.11~ )

2.中共党组织领导人名录

中共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党小组:

组长

吴新谟(1951.8~1953.1)

中共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公司支部委员会:

书记

徐松山(1953.1~1953.6)

夏林(1953.6~1956.8)

副书记

于永信(1953.1~1956.8)

中共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总支委员会:

书记

张智魁(1956.8~1957.11)

副书记

于永信(1956.8~1957.11)

中共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委员会(1958年10月改称中共上海打捞工程局委员会,1963年5月改称中共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委员会):

书记

聂寿轩(1957.11~1960.2)

江澎涛(1960.2~1960.10)

夏毅松(1963.4~1964.9)

范连芳(1964.9~1967.1)

副书记

张智魁(1957.11~1960.2)

高登魁(1961.10~1967.1)

“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1970年3月成立党核心领导小组,1971年6月恢复党委。

中共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党核心领导小组:

组长

张志文(1970.3~1971.6)

中共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委员会:

书记

范连芳(1971.6~1976.3)

盖秋亭(1976.4~ )

副书记

许宝(1971.6~1975.1)

朱子龙(1974.11~1978.5)

王同胜(1976.5~1977.12)

中共交通部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委员会(1987年3月改称中共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委员会):

书记

王德祥(1978.5~1983.10)

李景成(1985.3~1992.12)

方松权(1995.2~ )

副书记

朱子龙(1978.5~1983.10)

李景成(1980.10~1985.3)

楼岳明(1983.10~1992.12)

方松权(1992.8~1995.2)

六、工会

1951年8月,中国人民打捞公司成立,是年底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谭兆琦任筹委会主任。因当时公司职工人数少,且流动分散,故未及时建立专门的机构。

1954年2月23~28日,打捞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查通过张智魁经理作的1953年工作总结和1954年工作报告;成立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工会,隶属于中国海员工会华东区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财务审查委员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当时各委员会委员均为兼职。

1957年9月19~26日,上海打捞工程局召开换届选举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职工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全体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会议产生新一届工会委员会。

1959年5月,上海打捞工程局正式建立专职工会工作机构。

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打捞工程局于1960年3月上旬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总结1959年的工作,动员全体职工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选举产生以张信善为主席的工会委员会。

1962年3月、1964年5月、1966年4月,该局分别召开职代会,选举产生新的工会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上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兴起,波及上海救捞局并取代该局中共组织、行政领导和工会组织,该局工会处于瘫痪状态,停止正常活动。

1973年4月,工会部分恢复活动,上海救捞局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会委员会。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中共上海救捞局委员会于1979年2月决定,组成由安呈林为组长的工会筹备领导小组,负责该局工会的日常工作和筹备选举新的局工会委员会,同时确定将原筹备成立工会的1951~1954年期间计作该局的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其后的原第一至第七届依次顺延为第二至第八届。是年3月,该局召开第九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会后即对局属各基层工会进行整顿,工会活动全面恢复正常。

1980年3月和1981年3月,该局分别召开第十和第十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并对工会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

1982年3月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未进行工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

1984年3月、1986年3月、1988年3月、1990年3月,该局分别进行2年1次的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职工代表大会,分别产生该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届工会委员会。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局一级工会委员会的任期时间可以定为五年”的规定精神,1990年起,上海救捞局工会委员会的任期定为5年一届。

在未进行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年份,该局仍在各年春季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总结上一年度的工作、安排当年行政工作、讨论有关职工福利、制定职工住房分配原则方案等问题。

上海救捞局工会的全称随该局名称的变化而变化,但均冠以“中国海员工会”的前缀。

历届工会领导人名录

第一届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谭兆琦(1951.10~1954.2)

第二届工会主席:张信善(1954.2~1957.9)

第三届工会主席:王士仑(1957.9~1960.3)

第四届工会主席:张信善(1960.3~1962.3)

第五届工会主席:张信善(1962.3~1964.5)

副主席:仇贞筠(不脱产、兼)

沈阿四(不脱产、兼)

第六届工会主席:张信善(1964.5~1966.4)

第七届工会主席:宛锡强(1966.4~“文化大革命”开始)

第八届工会主任:陈远俭(1973.4~1978. )

安呈林(1978. ~1979.3)

副主任:吴学德(1973.4~1978. )

刘珍荣(1975. ~1978.3)

纪庭福(1973.4~1978.3)

李政(1976.4~1978.12)

第九届工会主席:安呈林(1979.3~1980.3)

第十届工会主席:安呈林(1980.3~1981.3)

第十一届工会主席:安呈林(1981.3~1984.3)

副主席:秦林发(1981.3~1984.3)

周霖(1981.11~1984.3)

第十二届工会主席:周胜(1984.3~1986.3)

副主席:张桂兰(1985.3~1986.3)

第十三届工会主席:周胜(1986.3~1988.3)

副主席:张桂兰(1986.3~1988.3)

第十四届工会主席:周胜(1988.3~1990.3)

副主席:徐道法(1988.3~1990.3)

五届工会主席:周胜(1990.3~ )

副主席:王文林(19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