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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4/8/3 10:13:16

地名是具有范围、方位的地理实体的专用名称,是人们交往和活动的地域标识。1994年地名调查统计,全市共有主要地名53500多个,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人文地理实体地名以及起地名作用的经济文化类名称。这些地名构成上海市多类型、多层次的地名群。上海地区的地名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受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现在还在继续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之中。

(一)

上海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的东海之浜,古代海岸线最西在今嘉定区黄渡和闵行区马桥、奉贤县邬桥、金山县漕泾一线的冈身地带。根据考古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在冈身及其以西,证明五六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但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地名详情难以查考。

上海地区早期以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为主。战国时《尚书·禹贡》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今太湖,三江是后来的东江、松江、娄江的合称。汉代以后,自然地理实体地名记载陆续增多,《后汉书·左慈传》记东汉末年,左慈在向曹操介绍江南特产鲈鱼时,提到了它的产地松江,是松江一名见于文献记载之始。同时今金山县境柘湖(已湮塞)的名称也已出现。西晋时,故乡在今松江县境的著名文学家陆机诗中,有昆山(今小昆山)、谷水等地名,谷水约即后来的三泖。沪渎是上海历史上重要的河流名,指吴淞江下游入海口处一段河道,当时已有记载,上海简称“沪”即来源于此。南北朝至唐朝,神山、横云山、三泖等地名,都已见诸史籍。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长江口出露沙洲,后称东沙、西沙。

北宋,吴淞江河床日益淤浅,造成太湖径流不能正常外泄,熙宁三年(1070年),昆山人郏亶上书朝廷论治水方略,其后单锷、郏乔及元朝任仁发等人,或实地调查,或参加治水,他们的水利著作,都留下上海地区河流名称资料。郏亶《吴中水利书》记载吴淞江两岸五里、七里为一纵浦,七里、十里为一横塘,吴淞江以北有徐公浦、顾浦、大黄肚浦、槎浦、大场浦等48浦,以南有大盈浦、赵屯浦、盘龙浦、小涞浦、许浦、上海浦等45浦。吴淞江下口以南有三林浦、杜浦、周浦等7大浦,以北有顾泾浦、穿沙浦等49条。另有练祁塘、青冈横沥等,其中不少河流在上海地区,而且名称至今犹存。黄浦江的名称,始见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称黄浦塘,淳祐十年(1250年)《南积善存碑记》称黄浦,元代又称黄龙浦。三泖分称上泖、中泖、下泖,北宋时也见于记载。淀山湖的名称,始见于郏乔《水利书》,因湖中有淀山得名。南宋时上海地区的山名均已见于史籍记载。有昆山(今小昆山)、金山、佘山、凤凰山等18个。天圣三年(1025年),在东沙西北涨出姚刘沙,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姚刘沙西北又涨出三沙,元代在三沙附近又续涨出马驮沙、毛京沙等10余沙。

上海地区春秋战国时先后为吴、越、楚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置会稽郡(治所设在今江苏苏州),辖有驻地在今金山县甸山附近的海盐县。西汉末,海盐县移驻地于今浙江省境,上海地区长期分属由拳(嘉兴)、海盐、娄3县。南朝梁天监(502~519年)置前京县,中大通六年(534年)置胥浦县,大同(535~545年)初置昆山县,梁、陈之际撤销胥浦县。隋开皇九年(589年)撤销昆山县、前京县,开皇十八年复设置昆山县。唐天宝十载(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析昆山、嘉兴、海盐3县部分地置华亭县。华亭县的设置是上海政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成为吴淞江故道以南其他县级政区的母体。同年,移昆山县驻地于故娄县(今江苏昆山),辖吴淞江故道以北地区。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分昆山县设置嘉定县,辖境约今吴淞江、虬江和浦东新区界浜以北地区。宋末,上海地区吴淞江以南属嘉兴府华亭县,以北属平江府嘉定县。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华亭府,驻地设在华亭县。同年,置崇明州,属扬州府。翌年,华亭府改名松江府,属嘉兴路。至元二十八年分华亭县东北部设置上海县,驻地在上海镇,辖镜约包括今市区大部、浦东新区南部、青浦县东北部、闵行区和南汇县全部。至元二十九年松江府直属江浙行省。元代后期,上海地区吴淞江以南属松江府华亭县、上海县,吴淞江以北属平江路嘉定州,均属江浙行省;崇明州属河南江北行省扬州路。

宋代以前已有少量的聚落名见于记载,最早的地名出现在春秋。《汉书·地理志》记载,娄县有南武城,春秋吴王阖闾为防御越人所筑。南武城就是《越绝书》中的鸿城,后世称为邬城,故址在今闵行区纪王镇西南坞城巷村附近,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西晋时故里在今松江县的陆机作《怀土赋》,序中有“曲街委巷”,说明当地聚落已有一定规模,但没有留下名称。“云间”出自当时文学家陆云“云间陆士龙”之句,后为吴淞江以南地区的泛称。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吴国内史虞潭在海边修筑沪渎垒(故址在今青浦县白鹤镇旧青浦西),成为著名的军事地名。唐代,江南草市兴起,大中年间《清云禅院记》记有顾亭林市(今金山县亭林),清雍正时出土的唐开元《琅邪人券版》记有西里布(今嘉定区方泰)。五代十国时杨吴改顾俊沙为军事性质的崇明镇,属静海制置院(驻地今江苏南通),是崇明一名见于记载之始。

宋代,华亭县已成为“东南一大县”,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经济活跃,出现不少市镇,华亭县的朱泾、柘林、赵屯、大盈、盘龙、青龙镇(今青浦县白鹤镇旧青浦)等聚落都已形成,有的还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青龙镇因水运交通便利,成为著名的港口市镇。天圣元年(1023年)前,除青龙镇和华亭县设“务”外,还有泖口务(约在今青浦县练塘镇泖口村)、嵩子务(约今青浦县凤溪镇崧塘桥)、大盈务(约今青浦县白鹤)、赵屯务(今青浦县赵屯)、上海务、崇明务等六处酒税机构,显示这些“务”的所在地,当时已成为主要集镇。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的江湾设置税场。嘉定五年(1212年)崇明置监镇官。青龙镇由于吴淞江淤塞,地位逐步下降,一度代替青龙镇兴起的黄姚镇(约在今宝山区月浦北,已坍没),因紧靠江岸,受江流冲刷,也难以维持港口地位。自然条件优越的上海,绍熙四年(1193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间建镇,并设市舶务,成为华亭县东北的重要港口。南宋时期,吴淞江以北嘉定县设立前后,钱门塘、南翔、江湾等集镇相继形成或发展。元代,上海镇成为漕粮汇集转运之地,漕粮海运,也带动了一些市镇的兴起,如乌泥泾等。至元年间,吴淞江以南地区设有大盈、南桥、北桥、亭林、青龙、蟠龙、上海及白牛(今金山县枫泾)等8个税务。

(二)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政区设置及农村集镇蓬勃兴起,地名大量增加。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嘉定州、崇明州为县。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分出华亭、上海两县西北境5乡设置青浦县,驻地在青龙镇(今白鹤镇旧青浦)。嘉靖三十二年,因倭寇入侵,青龙镇被毁,撤销青浦县。万历元年(1573年)复置,驻地称至唐行镇(今青浦镇)。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分华亭县设置娄县,驻地与华亭县同在今松江镇。雍正二年至四年(1724~1726年),分出华亭县的云间、白沙2乡之大半,置奉贤县,驻地在青村千户所城(今奉城);分出娄县的风泾、胥浦等乡地设置金山县,驻地在朱泾镇;分出上海县长人乡大半置南汇县,驻地在南汇嘴千户所城(今惠南);分出青浦县北亭、新江2乡地置福泉县(乾隆八年复并入青浦县),驻地与青浦县同地;分出嘉定县东部地置宝山县,驻地在吴淞江千户所城(今宝山区友谊路街道)。雍正八年(1730年),分巡苏松道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嘉庆十五年(1810年),分出上海县高昌乡、南汇县长人乡部分地设置川沙厅,驻地在川沙堡城(今浦东新区川沙镇)。此后至清末,上海地区属江苏省松江府华亭、娄、上海、南汇、青浦、奉贤、金山诸县和川沙厅,以及太仓州嘉定县、宝山县、崇明县。

明代设立军事卫所和堡墩,是上海沿海地名的特色。卫所,是明代的军事机构,各自有一定的区域设防。上海地区除与府、县同名的卫所外,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设金山卫,下设青村、南汇嘴等千户所;北部设吴淞江千户所,属太仓卫;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设协守吴淞千户所,万历五年(1577年)改名宝山千户所(今浦东新区高桥镇东北)。同年,在上海县八团置川沙堡。宝山千户所后坍没,其他卫、所、堡逐渐发展为政治、经济中心。下又设烽墩,作了望、通讯之用。烽墩分布在海塘一线,金山卫共有46个。清初开始撤销卫所,烽墩的作用也逐渐消失,但其中不少作为地名留传至今,如金山县的金山卫和戚家墩、奉贤县五墩、南汇县二墩和三墩,还产生了一些派生地名,如奉贤县墩民、墩外等。

明代农村镇、市大量涌现,不少是在原有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大陆地区,吴淞江以南的华亭县增有北七宝、莘庄、叶谢等10镇6市,上海县增有吴会、三林塘、龙华等8镇11市,青浦县增有朱家角、沈巷、金泽等16镇3市;吴淞江以北的嘉定县增有外冈、月浦、纪王庙等10镇1市,共新增市镇65个。清代,农村集镇又有进一步发展,东南沿海各县增加更多,华亭县增有庄家行、车墩、颛桥等15镇,娄县增有昆山、石湖荡、五舍等10镇,上海县增有漕河泾、马桥、法华等7镇,青浦县增有佘山、观音堂、方家窑等7镇,金山县增有松隐、干巷等4镇,奉贤县增有青村港、金汇桥、头桥等13镇,南汇县增有行(航)头、横沔、六团湾等25镇,川沙厅增有曹家路、顾家路、陆家行等12镇,嘉定县增有江桥、戬浜桥、栅桥等6镇,宝山县增有刘行、吴巷桥、殷家行等4镇,共新增103个。明末以后,由于崇明县自然环境保持相对稳定,大批市镇相继兴起。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已形成普济桥、堡镇、盘龙等15集镇。雍正五年(1727年)前新增鳌阶、盘滧等8集镇。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周家埭等3集镇坍没,新增东三江口、向化、小竖河等14集镇。其后历经废兴变迁,至光绪七年(1881年)前,共有111个集镇。

上海地区的盐业生产始于秦,宋代有江湾、南跄、青墩、袁部、下砂、浦东等盐场,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在崇明姚刘沙上设置天赐场。明初,江湾盐场撤废,又设清浦盐场、横浦盐场,清浦盐场后坍入江中,留存浦东、袁浦(即表部)、青村、下砂二场、下砂三场和天赐场等盐场,迄至清代仍大都留存。场下设团,团下有灶,为灶户聚集生产之处,团、灶名多以序数命名,如一团、二团、一灶、二灶等;也有以其他地名为名的,如清雍正年间的袁浦场有王家墩团、石桥头团、戚漴墩团等,其中少数以军事营墩为名。现上海沿海地区不少以场、团、灶为名的聚落名,是当时盐业管理或生产场所名称的遗存。

元明时代,上海地区水系有重大变化,黄浦代替了吴淞江的地位。明代称大黄浦、黄浦,清代多称黄浦江。上海开埠前,吴淞江的名称沿用已久,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海道台与英领事签订扩大租界协定时,首先出现将吴淞江记为苏州河。上海地区主要河流名,明清已基本形成。南汇嘴以西的杭州湾北岸,明清继续向内崩坍,明早期所筑在今金山、奉贤两县境的蔡庙港堡、胡家港堡等沿海堡墩,先后坍入海中,地名湮没。明末清初,崇明县附近诸沙连成东起高头沙、西至平洋沙,号称长200里、宽40里的大岛,今崇明岛基本形成。清代长江口沙积成洲,今长兴、横沙2岛的前身相继出露水面。

上海东部沿海地带,北宋皇祐四年至至和元年(1052~1054年)筑捍海塘,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筑外捍海塘后,改称老护塘、里护塘。外捍海塘称为小护塘、外护塘,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南汇知县钦琏修缮加固后,又被称作钦公塘。乾隆三年(1738年),从南汇五团起至川沙老洪洼筑圩塘一条,欲称外小护塘。光绪七年(1881年)因发生大潮灾,在川沙县境内筑外圩塘,后历经移动修复,成为今人民塘的一部分。光绪十年南汇知县王椿荫筑塘,从一团泥城南角起至川沙界止,史称王公塘。光绪三十一年筑李公塘,故址即今南汇县境人民塘。

(三)

上海开埠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地名发生重要变化。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次年上海开埠,租界名称随后出现。道光二十五年上海道宫慕久以告示形式,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划定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厂以南(今北京东路、圆明园路一带)地界为英人居留地。道光二十八年,代理上海道吴健彰同意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的要求,以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作为美侨居留地。道光二十九年上海道麟桂应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要求发布告示,宣布上海北门外城河(今人民路)以北,洋泾浜以南,关帝庙、褚家桥以东,东至广东潮州会馆(今阳朔路附近),沿河至洋泾浜东角以西的地区为法侨居留地。统称为租界。同治二年(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称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上海、宝山两县在上海开埠后,为改善华界的市政设施,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设立南市马路工程总局,为华界最早的市政机构,光绪二十六年成立闸北工程总局,南市、闸北等地名遂正式成为官方机构名称。光绪三十二年设立浦东塘工善后局。光绪三十四年根据《城镇乡自治章程》成立法华乡自治公所。

民国元年(1912年),废松江府、太仓州,改川沙厅为县,撤销娄县并入华亭县。上海县城自治公所改名南市市政厅,闸北自治公所改称闸北市政厅,法华、浦东名称仍旧。这样,在今上海市区范围内,同时存在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四个华界地方机构,所辖区域为今上海市区的雏形。民国3年华亭县改名为松江县,设沪海道,辖松江、上海、宝山、嘉定、太仓、奉贤、金山、南汇、青浦、川沙、崇明、海门等12县。民国16年废道,各县复直隶江苏省。同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正式确定上海为中华民国特别行政区域,定名为上海特别市(民国19年改称上海市),直隶中央政府。上海特别市东西长70里,南北约百余里,面积893平方公里。行政区划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外,共辖30市乡。至民国17年,上海特别市实际接收上海县和宝山县的上海(南市)、漕泾、吴淞、江湾等17市乡,面积527平方公里,并一律改乡称为区。其余未接收的曹行、大场、七宝等13市乡,仍归原县管辖。

民国26年(1937年)12月成立伪上海市大道政府,民国27年4月改组为督办上海市政公署,10月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政府。12月,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颁布《上海特别市管辖区域暂行办法》的训令,将江苏省辖的川沙、南汇、奉贤、崇明、宝山、嘉定等县划归上海市;上海市划分为市中心区、闸北区、南市区、沪西区、浦东南区、浦东北区、北桥区、宝山区、嘉定区、崇明区、奉贤区、南汇区、川沙区。民国32年汪伪政府宣布“收回”公共租界、法租界。在原公共租界区域设第一区,在原法租界区域设第八区。次年,两区合并为第一区;8月,第一区撤销,划为市府直辖;同年,改北桥区为申江县,川沙等区仍改为县。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市依旧时警察局所辖区划分为32区,以序数和专名为区名,如第一区为黄浦区,第二区为老闸区等。同时,撤销申江县,上海、川沙等7县按战前建制由江苏省接收。民国36年取消各区序数区名。

县级以下政区为市乡制。民国18年,市乡一律改为区,区下辖乡镇,为小乡制。由此,区、乡两级地名大量增加。这一时期区级政区名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序数命名,乡名多以原有的集镇名命名。

上海的道路,最早出现在原上海县城厢地区(今南市区人民路、中华路内侧),据方志记载,明弘治时城厢坊巷5条,嘉靖时10条,万历时11条,清康熙时25条,嘉庆时63条,同治时80条。上海开埠后,英租界初期修建道路很少,路名也很随便,如“花园弄”(今南京东路东段),因路旁有花园兼跑马场而得名,锡克教堂旁的道路称西[锡]克路(今广西北路)。同治三年(1864年),一个由26条道路组成的英租界干道网已具雏形,南北向、东西向各13条。同治四年工部局通过决议,规定南北向道路以中国省名命名,东西向以中国城市名命名。美租界的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是以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名命名的,其后,受英租界影响,也采用中国城市名命名道路。咸丰十年(1860年)后,工部局和公董局为了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军,先后越界筑成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新闸路、麦根路(今淮安路)、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等四条军路,并越界筑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为上海最早的界外马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公共租界扩展后,泥城浜以西地区路名多数以英美殖民者姓名命名,少数以中国地名命名。本世纪初工部局在租界以西、以北地区又越界筑道路38条,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的有29条,以中国地名命名的9条。法租界初期路名以附近设施作专名,也有以法国人名、军舰名命名。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一年辟筑的东西向道路,大都以中国的“江”名命名,如西江路(今淮海中路)等,南北向的道路,以中国的“山”名命名,如寒山路(今济南路)等。光绪三十二年,法租界当局宣布将已筑道路,改为以法国人名及事物命名。民国3年(1914年)法租界再次扩展,所筑道路绝大多数以法人和美、意、比等外国人名命名。早期租界中心地区,道路整齐有序,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等俗称,广泛使用近百年。

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临时政府提出了“五族共和”等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在由闸北市政厅管理的路名上被充分反映出来。与租界北西藏路相邻的四条新筑马路分别命名为汉中路、满州路(今晋元路)、蒙古路、新疆路。对原有道路加以改名,如总局路改共和路,新闸桥路改大统路,南川虹路改光复路等,表达了民国初年人们对民族团结、国家强盛的愿望。民国18年(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决定在上海东北建设新市区。新市区与外界相连的主干道多用辛亥革命领袖名命名,如中山路、其美路、黄兴路等;东西向干道命名三民路、五权路,南北向干道命名世界路等,反映三民、五权、世界大同的政治主张。其他道路分别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九个字为首的词组命名。民国26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后,曾一度改成具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地名。民国32年10月,汪伪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对原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越界筑路区域240条路名的更名,大规模更改以西方国家人名等命名的道路,如戈登路改江宁路、哈同路改铜仁路、文监师路改塘沽路等。新的路名,大都以中国各级政区名命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在路名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民国34年(1945年)11月和12月,市政府先后两次公布更改路名公告。基本上仍采用以中国各省地名命名路名的方法,同时又以“复兴”、“建国”等词组和“中正”、“林森”等国民党要人名命名一批地名。

上海开埠后,涌现一大批经济、文化类和企事业名称,其中部分较为著名的也起着地名的作用。汇丰银行大楼、中国银行大楼等成为外滩地区标志性建筑。商业的发展,形成南京路、西藏路、福州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等多条商业街。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百货公司,中外闻名,成为上海市区起地名作用的商店名称。上海开埠以后建造的一批工厂、企业,成为上海地名群的一个重要部分,如著名的官办企业“江南造船所”,为高昌庙一带的代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商在今苏州河南、西康路北端开设“江苏药水厂”,后居民集聚,形成区片地名药水弄。黄浦江两岸是码头、仓库集中地,著名的有公和祥码头、大达码头、其昌栈等。宣统元年(1909年)沪宁铁路通车后设立的上海北火车站,民国5年(1916年)沪宁、沪杭甬线接轨后,成为上海陆上交通的枢纽,“北站”还作为区片名使用至今达七八十年之久。公用事业中的自来水、电力、煤气、邮电等著名单位,也往往成为具有指位性的地名,如建于民国13年(1924年)的自来火桥(今西藏路桥),因桥南侧有英商上海自来水(煤气)房而得名。杨树浦发电厂,烟囱高耸,是从黄浦江进入市区的标志。服务业、娱乐业一直是上海的重要行业,如著名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天蟾舞台、大世界等,都著称一时,起着地名作用。上海是近代教育、卫生事业的发祥地,知名度较高的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仁济医院、广慈医院、公济医院等与人民关系密切,都起到地名的指位作用。

区片地名系指具有大致范围而没有明确界线的地域性名称。有的区片名历史上就已存在,如浦东、静安寺等。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旧的地理实体虽已消失,但地名却流传至今,衍化成区片地名,如徐家汇、曹家渡、老西门、十六铺、提篮桥等。也有闻名当时的抛球场(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口)、日升楼(今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口)等,今天已成为历史地名。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区均延续旧制,为20个市区、10个郊区。1956年,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原有的区划显得太小,不便管理,遂将市属区减少至15个,郊区合并为3个。1958年,江苏省辖的嘉定、宝山、上海、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川沙、南汇、崇明10县,分两次划属上海市,形成今上海市的范围。1964年,市区区划调整为10个区,形成10区、10县的基本框架。1980年置吴淞区,1981年置闵行区,1988年撤销宝山县和吴淞区置宝山区,1992年改嘉定县为区,撤销上海县和闵行区置闵行区。1993年初将原川沙县和黄浦、南市、杨浦3区所辖浦东部分及上海县三林乡合并建立浦东新区。至1995年底,上海有14个区、6个县,共20个区县级政区地名。

街道前身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设立的以序数为名的办事处,1960年1月正式设立街道,成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名称,一般以境内主要道路名命名,如黄浦区的南京东路街道;其次为以区片地名命名,如闸北区的北站街道;也有的以新村名命名,如长宁区的天山新村街道;其他有以园林名命名的,如南市区豫园街道。

农村县级以下政区名称,1949年至1953年为区、乡(镇)两级制。1954年撤销区的建制,1956年乡、镇合一,改小乡为大乡。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1984年后,恢复为乡级建制。90年代初,先后撤乡建镇。至1995年底镇级地名已有208个,占乡、镇地名95%。乡镇名称的专名,一般以驻地所在的聚落名为名,如南翔镇驻地南翔;也有以所处的地理方位,如淞南镇在吴淞之南;有以古称加方位词的,如茸北镇;有以岛名,如长兴乡、横沙乡;有以水体名,如石湖荡镇;有以山名,如天马山镇;有以区片、地片名为名,如宝山镇;有以路为名,如祁连镇(以祁连山路)。

行政村名称一般以村民委员会所在地的自然村名为名,也有以政治性词语命名的,如和平、民主、爱国、红星等。1958年公社化后,农业合作社改为公社所属的大队,大队成为新的聚落地名。1980年上海市地名普查时,这些以政治性词语命名的大队、生产队名因重名太多,进行了更改。新的大队名一般以所在地自然村名命名,也有以河流、旧小乡、桥梁等名命名的,在不重名的原则下,保留了一些由农业社名沿袭的政治性词语。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改称村民委员会,专名大多数沿用下来。沿海农场地区,聚落地名的首字大都采用该农场名的首字,如新海农场有新海村、新开村、新阳村等。也有用其他方法命名的,如五四农场内的聚落地名,绝大多数首字为“海”、“青”。

道路名称,1949年5月后,首先对以国民党要人和外国人名命名的路名进行了更改,如“中正路”分别改为延安路、瑞金路、石门路,“林森路”改为淮海路,“魏德迈路”改为邯郸路等。以后,又更改一些残留的以外国地名命名的路名,如将“伦敦路”改名横山路;同名、同音的路名也进行了改动。

上海城市的不断扩大,新建道路和新路名日益增多,1952年以后,市政管理部门继承了上海路名以中国省市地名命名的传统,并形成一套更为完善的命名原则,以需命名道路的方位对应有关省市地名命名。杨浦区地处上海市区的东北,路名就以吉林、辽宁省地名命名,有松花江路、鞍山路、本溪路等。普陀区地处市区的西北,路名就以陕西省地名为主命名,有宜川路、志丹路等,少数用四川省的地名,如金沙江路、大渡河路等。长宁区地处市区西南,路名以贵州省地名命名,有遵义路、茅台路、安顺路等。徐汇区以广西省地名命名,有田林路、苍梧路等。浦东沿江一带以山东省的地名命名,有崂山东路、潍坊路、文登路(今东方路)等。1958年以后在市郊发展吴淞、安亭、闵行等工业区及70年代后期建设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外围的道路名称均根据其所处的方位采用相应省的地名命名。

浦东新区由于待开发的范围大,新建的道路多,仅干道以上的道路就达50多条,1993年,设立浦东新区地名命名更名方案工作小组,在吸收国内外一些主要城市地名命名的长处和各界意见后,于1994年3月提出了既充分体现浦东开发、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时代特征,同时又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地名规划方案。方案体现浦东道路的层次性,通名以大道、路、街,分别用于快速干道、主干道和各建设小区内的道路;专名采用“远东”、“世纪”、“中央”、“迎宾”等词命名。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和改变上海城市面貌,在一些棚户区和市区的边缘兴建住宅。这些住宅最初供产业工人居住,称为工人新村,70年代后期新村数量大增,遍及中山环路内外侧和郊县城镇,新村成为上海城市地区使用率很高的居民地地名。每个新村都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如曹杨新村、田林新村、中原新村等。大的新村分成若干个小村,其名称多在专名后加序数词组成,如曹杨新村有曹杨一至九村,田林新村有田林一至十四村。新村的得名大都以所在地区的主要路名命名,但省略“路”字,如曲阳新村以曲阳路得名,甘泉新村以甘泉路得名;有以建造单位命名的,如商业一村、公交新村等;有以居住者的职业命名的,如海员新村;有以所在地旧名得名的,如明园新村,原址为明园跑狗场;有以吉祥美好之词命名的,如友谊新村、阳光新村等。90年代初,由于商品房出现,又有城市花园、共富新村等名称。

中心城区的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初属农村地区的旧新市区、大场区、真如区、新泾区、龙华区等地区,现在已大部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当初的聚落今大都湮没无存。50年代后期,在近郊建立工业区,使五角场、吴淞、彭浦、北新泾、真如、吴泾、闵行等地相继成为工业化地区,又有不少地名湮没,尤其是1972年动工兴建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和1978年动工兴建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共有200余个聚落名称湮没。1993年后,随着规模更大的浦东新区的开发,新区内大量的村落名称正在逐渐消失。农村居住区的总体规划、统一设计,也使农村聚落地名减少,如宝山区罗店镇新建的39个农民新村,拆迁了213个自然村。

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工业布局的调整,原来分布在市中心区的许多小工厂,迁至新的工业区。因此,在共和新路两侧、桃浦、吴淞、吴泾、闵行等地,大型工厂林立,工厂名成为当地的主要地名。在市中心,新建了一批大型文教、娱乐场所,如上海电视台、华东师范大学、新华医院、上海博物馆、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体育馆等。对一批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遗址进行保护,产生了一批如“中共一大会址”等纪念地名称。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高层建筑名称逐年增多,不少成为上海城市重要标志物和知名度高的地名,如联谊大厦、华亭宾馆、上海商城、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等等。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及浦东新区内的金桥、陆家嘴、外高桥等开发区,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区片名称。地名是现代城市人文地理实体的“包装”,具有形象功能作用。1990年以前,住宅小区命名,用“新村”的多,高层建筑用“大楼”、“大厦”的多,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房地产业兴起,投资者、开发商对物业名称很为关注,出现“花园”、“广场”、“城”等新的通名,在专名上也打破了传统的命名习惯,出现如“新世纪”、“太平洋”等名称。

(五)

地名历来是政府管理工作内容之一。古代结合地方建制的设立和调整,由朝廷进行行政区域名称的命名、更名。自然地理实体和聚落名称,大都由民间命名或约定俗成。上海开埠后,租界内路名逐步形成由工部局、公董局的有关部门命名、更名,华界路名由市政工程部门命名。至1979年成立上海市地名办公室以前,地名管理分散在政府的民政、市政、规划、水利、航管等各有关部门,农村中的自然村名称的命名处于无序状态。由于地名多头管理,缺少管理法规,各类地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

1979年建立上海市地名办公室,逐步理顺地名管理工作的关系,将分散管理纳入统一管理,1989年建立上海市地名委员会,各区、县也先后成立地名管理机构,在政府直接领导下,协调、指导各有关部门的地名工作,分级管理全市地名。1979~1980年第一次组织全市地名普查,摸清全市64100多条地名的基本情况。1980年市政府颁布《上海市地名命名、更名暂行规定》,对地名普查中发现的一名多地、一地多名、有地无名、有名无地、名实不符等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市地名办公室对道路、公路、集镇、公社等的命名、更名有200多条,各区、县地名办也调整了大量的生产大队、自然村名称。1984年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全国海域内的岛礁、水道等地名进行普查的要求,市地名办公室组织有关区、县、局、院校、部队普查上海海域内的各类地名,对其中51个不规范的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1988年起组织区、县地名办公室及水利航管部门,对全市河流名称作了普查,查清市、县、乡级河流名称2600余条,需作地名标准化处理的占50%。1991年起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的布置,对1979年的地名普查资料,作了全面补充调查和资料更新工作,历时3年,共补查更新53500多条地名,与1979年地名普查对照,剔除两次地名普查中普查人员掌握地名调查的尺度不一的因素,同类可比的地名增加4500余条。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乡建设速度较快。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旧区改造、重点工程建设等发展迅速,大量新的地名出现,地名命名、更名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配合市区分区规划建设,市地名办公室及时做好路名、新村名的命名,1992年2月,市政府批准命名漕河泾、长桥、彭浦等地区的路名104条,为户籍管理、工商登记、市政交通、邮电等提供基础信息。浦东新区、金山县、崇明县、嘉定区,结合城镇建设规划、工业区开发,做了大量的道路、公路、居住地、河流等地名命名工作。“七五”、“八五”期间上海建成多项重大市政工程,构成上海“大变样”的标志,继南浦大桥建成后,形成了黄浦江上新建的桥梁名称采用区域名和浦字结合的桥名系列。1991年4月宁浦大桥更名为杨浦大桥,1994年8月和1995年2月又命名奉浦大桥和徐浦大桥、松浦大桥,与1991年以前命名的南浦大桥组成一个系列。建立地名管理机构以来,共命名、更名各类地名2680余条,其中1991~1995年间命名、更名的达1962年,反映了近几年城乡面貌的迅速变化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地名类别和数量的增加,产生地名源头的渠道增多,地名工作必须加强法规建设,完善管理制度。1987年市政府颁布《上海市地名管理实施办法》,对地名管理的机构、地名管理范围以及命名、更名原则、地名审批程序、地名标志设置等都作出明确规定,并首次规定将高层建筑物名称纳入地名管理范围。1989年建立上海市地名委员会,地名管理工作有新的发展,1993年10月由市长黄菊签署的《上海市地名管理办法》发布施行,进一步推动了全市地名管理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提高了管理水平。

市地名办在报刊上定期公布经过批准的地名,编纂出版地名词典、地名志、地名录、地名图,向社会推行标准地名。全市已有14个区、县编纂出版地名志,合计1008万字,10个区、县出版地名录,编绘出版沿海岛礁地名示意图、公路地图、主要河流标准名称图等。和有关部门配合,在市区边缘居民区设置路名指示牌1000余块,在车站、码头、商业等设置指路广告牌100块,在乡村公路、集镇道路上设置路牌320块。

地名工作的开展,得到全市高校、社科、文化等部门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大家认识到地名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边缘性学科。上海是面向全国、世界的开放性城市,加强地名学研究尤为重要。1994年成立地名学研究会,现有会员112人,分布在39个单位。自1991年起创办内部刊物《上海地名》季刊,已出版13期,在国内也具有一定影响。

经过17年的地名管理,初步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批熟悉业务的队伍,在上海改革、开放和城乡建设中起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