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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3/12/25 13:49:00

上海轻工业是上海较早发展起来的近现代工业部门之一,具有较长的历史。由于长江三角洲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上轻工业投资少、建设快、获利高,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就成为中外资本争相发展、激烈竞争的产业。上海轻工业经过百余年的兴衰起伏,已初具规模,产品饮誉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轻工业有了飞速发展,形成技术装备较为先进,协作配套能力较强,产品门类较为齐全的生产体系。至1990年,上海轻工业已拥有食品、日化、造纸、制笔、钟表、自行车、缝纫机、搪瓷不锈钢、玻璃制品、保温容器、电光源、照相器材、包装装潢、办公机械、感光胶片、木材加工、轻工机械等行业90多种大类产品,2万多种花色品种,年产值95.85亿元,年出口交货额15.4亿元,成为全国轻工业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

(一)

上海近现代轻工业最早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麦家圈(今山东中路)设立第一家印刷厂——墨海书馆,以铅字印刷中、英文的传教书籍,成为上海近代轻工业的发端。以后,面包等食品工业逐渐发展。清咸丰五年(1855年),英人爱德华·霍尔与安德烈·霍尔茨合伙开设第一家面包工场。随后,英人埃凡开设埃凡馒头店,不仅制造面包,而且制造糖果、汽水、啤酒。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商创办广和洋行,开始加工、配制酒类,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筹建正广和汽水厂,次年正式投产制造汽水,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汽水饮料专业工厂。以后,随着市场消费需求,造纸、肥皂、火柴、灯泡、冷饮、玻璃制品等行业相继建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美、日、德等国商人开设的工厂共有69家,13个行业。其中英商最多,有40家,占58%,美商次之,有15家,占21%。

外商企业由于拥有殖民特权,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赚取高额利润。英商美查19世纪60年代初来上海时,原是一个小茶商,一度濒于破产,后在上海办美查洋行发了大财,拥有美查肥皂厂、燧昌火柴厂等6家企业,资本达到27.5万两银子。有些原是侵略军官兵,早期开厂时根本没有从本国带来资本,而是靠特权在中国掠取。英人埃凡和他的儿子追随戈登来上海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掠夺了一笔财富,在上海开设埃凡馒头店,没有几年就发了大财。当然,也有不少外国资本家为拓展业务,抢占市场,从国外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这些外商企业在客观上对上海轻工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据清道光二十三年~民国2年(1913年)期间23家外资轻工企业统计,资本总额关银694.7万两,美元40万元,港币120万元,日币277万元,国币579.5万元,补充了中国经济发展资金,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培养了一支技术劳动者队伍,冲击了中国封建落后的生产方式。

外商企业的兴起,刺激和带动了上海民族轻工企业的发展。上海原来一些传统商业、手工业作坊以及修配工场陆续转向办近代轻工企业。清咸丰十一年,前店后工场起家的老妙香室粉局,成为最早生产和经销香粉(鹅蛋粉)、花露水等化妆品企业。钟表商孙梅堂最早在宁波鄞县设立工场,罗致能工巧匠专造时钟,民国元年迁至上海杨树浦建立美华利钟厂,3年后迁闸北天通庵镇购添设备,扩大规模,制造插屏钟、天文钟、落地钟等时钟,尤其以造建筑物上大钟见长,工人多达300多人,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造钟工厂。经营对外贸易的买办商人也逐步积累了为数可观的资金,投向兴办民族轻工企业。清光绪六年,官僚买办曹子撝集资15万两白银,经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开设中国第一家由民族资本投资的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局。从英国购进设备,拥有工人100多人,日产洋式纸张2吨。两年后因连年亏本,至清光绪十八年售予他人,易名伦章机器造纸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封建官僚创办企业逐渐增多。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委令四品候补京堂庞元济筹办官商合资龙章造纸厂,资本达44万两白银,官股占13.6%,私股占86.4%。还有一些国外华侨,出于爱国之心,回国兴办实业。清光绪三十二年,南洋华侨王拔如把国外的罐头制作技术引进国内,在沪合资开设泰丰公司,生产肉类、鱼类、蔬菜等罐头食品,兼制饼干、糖果,是上海华商开办的第一家现代罐头食品厂。清宣统二年(1910年),旅美华侨梁楠在上海开设香港广生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生产双妹牌花露水、雪花膏等。另外还有一些洋商企业中的高级职员,将其学到的西方技术、管理等经验加以移植,自己集资创办企业。清宣统三年,曾在美商高德洋行当过职员的张士德、刘致祥等人筹资开设中国精益眼镜公司,是国内第一家采用西方验光及机磨技术制作镜片的企业,其产品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银质奖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海民族资本轻工企业已达38家,14个行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上海出现一段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上海民族资本轻工业获得了空前发展,有不少企业大量增资,扩大规模。民国4年(1915年),中国化学工业社增资5万元,改组为股份公司。民国5年,荧昌火柴厂增资15万元,并在陆家渡增设荧昌火柴二厂,专造黑头安全火柴。企业总数比大战前增长3倍,其中玻璃、卷烟、食品增长11~33倍。许多轻工企业纷纷设立。民国6年,由留奥学生刘达三创办中国第一家国产搪瓷厂——中华美术珐琅厂,生产面盆和杂件,填补了国内空白。民国7年,《申报》编辑陈栩园愤于日本牙粉独占中国市场,以1万元资本开设家庭工业社,生产无敌牌牙粉。次年又集资5万元,改为股份公司。民国8年,徐道生等4人集资10万两白银,收买英商麦克利的搪瓷厂——广大工场,改组为华商铸丰搪瓷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面盆、火油炉等产品。是年,华侨马玉山从香港来沪开设马玉山饼干糖果公司。民国10年,又集资创办中华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上海的外货进口额超过战前水平。其中卷烟、搪瓷、纸张等轻工产品大量涌入。民国13年仅搪瓷品一项进口总值关银就达202.8万两,相当于上海益丰、中华两个搪瓷厂全年总产值的10倍。致使上海许多民族资本工厂被迫倒闭。同时,外国资本也大量输入,增设的工厂高于战前1倍,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并出现一批大型的托拉斯企业。民国14年英美烟草公司资本总额增至国币17804万元,比清光绪二十八年开设时增加848倍,职工总数达2万余人,增加118倍,以原料、生产、收购、复烤、印刷、机械、卷制、包装、运输、仓储、信托等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烟草托拉斯,垄断了中国市场。英国利华兄弟肥皂托拉斯开办的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生产的祥茂牌洗衣皂、力士牌香皂,占上海肥皂总产量的2/3以上。瑞典火柴托拉斯在上海开设的美光火柴公司的产量占上海火柴总产量的30~40%。洋商企业为赚取高额利润,对工人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一般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造纸行业甚至达11~12小时。劳动条件很差,职业病普遍,很多工人因氯、苯、铅等中毒而被夺去生命。食品、造纸、火柴、搪瓷、玻璃等行业还普遍雇佣女工、童工,火柴厂女工比重达55.3%,玻璃厂童工比重达39%。女工的工资收入比男工低,还受到种种限制,如不准怀孕,不准带饭,工作时不准讲话,甚至大小便也受到限制。工人出厂被抄身,动辄遭拿摩温(工头)的殴打或被解雇。

外商企业的大量扩展和洋货的倾销,使民族资本企业陷入严重困境。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为摆脱困境,唤起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多次开展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运动。上海地方协会、市商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会团体将民国22年定为“国货年”;民国23年为“妇女国货年”;民国24年为“学生国货年”。邀请工商界著名人士播音演讲和组织国货厂商游行、展览,扩大宣传国货,呼吁市民踊跃购买。中华、益丰、兆丰、久新等搪瓷厂及家庭工业社联合17家同行,出动汽车,举行“国货大游行”,举办“国货运动周”和“国货展览会”。上海搪瓷行业还联合其他国货行业,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洋货进口税,政府被迫接受要求,搪瓷品的进口税从5%提高到12.5%,使洋货进口量大为减少。以搪瓷制品为例,民国20年比民国19年进口量降低23.3%,其中日货减少一半。由于提倡国货运动的开展,一定程度阻挡了对民族资本威胁最重的日货倾销,上海民族工业得到发展。至民国26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民族轻工企业已有31个行业、1160家企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增加5.4倍,其中化妆品、油墨行业增加近8倍,电池、印刷行业增加9~12倍,纸品行业增加26倍。从清宣统二年~民国26年,新增加缝纫机、热水瓶、打字机、计算机、感光材料、号码机、速印机、灯泡、铝制品、自来水笔、锯木、味精、冷藏制冰、墨水、复写纸等15个行业、979家工厂。并出现一批著名的企业,如冠生园食品厂、益丰搪瓷厂、华丰搪瓷厂、天厨味精厂、梅林罐头食品厂、泰康罐头食品厂、光明热水瓶厂、汇明电池电筒厂、天章造纸厂、关勒铭金笔厂、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等。

民国26年(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上海轻工业造成严重灾难。200多家工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厂损失惨重,有5家造纸厂完全被毁;中国火柴厂遭日军炮击,机器、厂房及火柴1000余箱均付诸一炬,中国酒精厂被日机炸毁,无法恢复生产;开设在天通庵镇的美华利钟厂和在华界的电池厂全部毁于日军炮火下。为减少损失,上海一些轻工企业仓促内迁。汇明电池厂、康元制罐厂、天厨味精厂、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等内迁四川。抗战期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市民支持下,积极支援前线,开展大规模的捐献活动。天厨味精厂吴蕴初捐献1架飞机,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捐献给新四军20辆大卡车。上海沦陷区,在日伪统治下,百业萧条,成为“孤岛”的英国、法国租界,因环境特殊,出现了畸形繁荣。许多轻工业工厂纷纷迁往租界,民国26年底~民国30年,在租界内开工的轻工企业成倍增加,其中造纸厂由11家增加到29家,火柴及火柴梗片厂由9家增加到28家,肥皂厂由30家增加到68家。民国30年后,持续两年的畸形繁荣,开始出现衰落和萧条,工业品滞销,外贸萎缩,许多工厂倒闭,29家造纸厂有4家被迫关闭,40多家电池厂正常开工的仅10余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在夺取英、美等国企业的同时,上海民族轻工业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摧残和掠夺。日方一面实施物资收购,商品统制政策;一面又减少原材料和煤电供应,迫使许多工厂停工歇业。并以强行占据,刹价收买,“合作”,“委任”,“租借”等手段,将上海一批轻工业工厂攫为己有。日本制纸会社占有大中华造纸厂,钟渊纺织会社占有江南造纸厂及立德、五洲、家庭等日用化学品厂。由于物资统制,生产资料及产品实行管制,限价收购,统一分配,使木材、火柴、肥皂、造纸等许多轻工行业生产资料和原材料极度匮乏,生产全面萎缩。火柴厂的产量不及生产能力的30%,制革厂开工率不到10%。民国32年,全市华商企业约倒闭2/3。日资企业趁机大量开设,总数达91家,占外资企业的70%。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掠夺的英美企业归还给原主,生产得以恢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了一批敌产企业,其中有食品、自行车、印刷、肥皂、卷烟、造纸、蜡纸、酿造、制革等工厂。这时,官僚资本企业利用民族资本企业的困境,乘虚而入,采取加资入股的办法,进行侵吞、掠夺。上海民族资本轻工业尚未从日伪掠夺的创伤中恢复元气,又遭美国剩余物资倾销的冲击,开工率仅为20%左右。条件比民族资本优越的官僚资本企业也同样纷纷倒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的15家造纸厂仅5家开工。梅林等8家罐头厂平均减产3/4,有20余家火柴及火柴梗片厂停工或改业。民国37年,国民政府实行“限价”政策,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引起抢购风潮,使得上海许多轻工业企业亏损越来越大,存货越来越少,特别是一些以黄金作原料的金笔厂,因缺乏原料无法继续生产,其他轻工行业几乎都奄奄一息,陷于瘫痪状态。

但是,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求生存,机遇中求发展,经过苦苦挣扎,仍有一批民族轻工企业,如大同自来水笔厂、上海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丰华圆珠笔厂、中国钟厂、上海电钟厂、中国缝纫机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社、泰康食品厂等有所发展。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海轻工业共有30多个行业、1975家企业,形成一支6万余人的职工队伍,创造出一批名牌产品。如无敌牌牙粉、明星牌花露水、三角牌雅霜、三星牌蚊香、箭刀牌肥皂、金钱牌热水瓶、梅林金盾牌罐头、金鸡牌饼干、佛手牌味精、冠生园月饼、大无畏电池、ABC糖果、孔雀牌香精等,畅销全国各地,远销欧美、东南亚、港澳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些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但是,上海轻工企业毕竟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工厂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基本上都依赖国外进口。不少主要原材料,如造纸行业的木浆,铝制品行业的铝锭,肥皂行业的椰子油,香料行业的合成香料,罐头食品行业的马口铁,火柴和搪瓷行业所用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从国外进口。而且厂小分散,作坊、手工业占有很大比重,绝大多数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厂,一个亭子间可挂上一块工厂的招牌。制笔行业80家企业中,20人以下的小厂占80%以上。绝大部分企业生产以落后的手工操作为主。火柴、食品、玻璃等行业,手工操作的比重占2/3以上。制盒行业300多家工厂,9/10没有机器设备。由于先天不足,束缚着上海轻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1934年5月上海英美颐中烟厂工人举行罢工]

[1939年3月上海工商界为支援抗日战争捐款购买飞机5架,其中1架是天厨味精厂捐献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轻工业有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及敌伪企业,并依法处理一批外资企业,成为上海轻工业的第一批国营企业。上海轻工业到1949年底尚有外商资本经营的企业49家,到1960年按不同情况处理完毕。其中作为转让给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有17家;代管的有4家;接管、收购、征用、租用的各2家;军管、没收、改为华商的各1家;歇业的15家。同时,没收官僚资本的财产归人民所有,由国家接管的轻工企业有卷烟、皮革、肥皂、食品、酿造、樟脑、自行车等20多家。为了尽快恢复轻工生产,一方面着手改革旧的经营管理制度,一方面国家投资341万元,给予这些企业重建、改建、扩建。到1952年,上海已有造纸、食品、卷烟、肥皂、火柴、自行车、缝纫机、木材、玻璃、制笔、口琴、电池等30家中型和大型国营轻工企业,其产值占上海轻工业总产值的32.7%。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从多方面进行积极扶持,采取收购成品和加工订货、包销的方式,帮助私营企业恢复生产。对一些特别困难的私营企业进行救济性收购,还发放工业贷款,帮助私营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解放初期,海上交通被敌人封锁,国内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原料供应相当困难,国家千方百计组织调运,统筹配购,以保证生产需要。为解决产品的销路,国家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在1950年华东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期间,上海轻工业产品大部分超额完成销售计划,使400余家小型厂很快恢复了生产。国家还通过商业的统购包销,有计划地安排轻工生产,使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协助一些有条件的工厂迁到原料近产地、销路近市场的地区。自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3月,内迁卷烟厂5家,火柴及火柴梗片厂8家。这些工厂内迁后,生产都获得较好的发展。在轻工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调整劳资关系,从根本上改造陈旧的经营管理机构,废除那些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拿摩温、抄身、保单、罚工等不合理制度,建立起新型的劳资关系,树立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从而提高了工人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国家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帮助上海私营轻工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走出了困境,从瘫痪状态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在国家扶助下,经济刚刚有些恢复,但有些资本家追求暴利,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2年上海轻工业职工在上海市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历时半年的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查出违法金额占轻工行业1952年税收额的23.5%。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3%。“五反”运动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上海轻工业经过3年艰苦努力,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到1952年,上海轻工业系统拥有固定资产1001万元,工业总产值达到5.67亿元,比1949年增长98.5%,主要产品产量与1949年相比成倍增长:纸张、肥皂、时钟增长2倍以上,自行车、金笔、罐头食品增长7倍以上,缝纫机增长13倍。私营企业户数由1975家发展到3814家,比1949年增加1839家。为进一步发展上海轻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轻工业先有64家私营企业陆续实行公私合营,随后所有私营企业提前在1956年1月18日完成公私合营的申请工作,20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轻工业全面实现了公私合营。

上海轻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按行业成立26个专业公司。并根据产品相似、地区相近的原则,定点划片,将所属和归口工厂划为中心厂724家,卫星厂9524家,独立厂251家,采取中心厂带管卫星厂的方法进行管理。同时在各厂提拔一批优秀职工担任中心厂和独立厂的公方代表,具体负责企业的生产管理。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方针,进行清产核资和财务处理。上海轻工业私营企业合营后,全部资产净值为1.57亿元,平均每家1.5万多元,其中私资股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130多家,仅占合营企业总数的1.3%。对资不抵债的1168家,通过协商,对公欠款、宕欠均给予减免,还保留私股金额1112.3万元。再是定股定息,按照年息五厘、定期7年的规定,每年发给资本家定息785万余元,包括资方人员薪津每年为2285万元。上海轻工业所属共有资方人员16000人,其中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10096人,在合营高潮时带进个体手工业者及小业主5904人。根据经营能力,技术知识,政治品德和同业中的声望,安排在专业公司担任正副经理的有41人,在企业里担任正副经理、厂长的有6521人。个体手工业及小业主绝大多数安排在生产及其他工作岗位上。在生活待遇方面,资方的原薪、董监事车马费、兼职兼薪等均予保留,年老体衰的资方,根据具体情况分配适当工作,薪津由企业负担。绝大多数资方人员在实践锻炼中,逐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上海轻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面、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生产获得很大发展。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提高1.37倍,年平均增加18.8%,提前一年多完成“一五”计划;劳动生产率提高72%,年平均增长11.2%。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占上海轻工业总产值比重由32.7%上升为99.86%。主要产品的产量1957年同1952年相比,提高6~12倍的有时钟、自行车、啤酒等;提高1~5倍的有罐头食品、糖果、纸张、缝纫机等;热水瓶、搪瓷制品、肥皂、卷烟、火柴等行业也有不同程度增长。产品质量也有显著提高,还试制和增产新型闹钟、高级金笔、男女平跑自行车、耐酸搪瓷制品、信号火柴、自燃浮灯、航运开关钟、空气泡沫剂等上千种新产品。生产成本逐年降低。

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后,上海轻工业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从1956年到1963年,先后进行3次规模较大的调整改组。

第一次改组是在私营企业全面实现公私合营后进行的。针对上海轻工业户数过多、规模过小、零星分散、生产效率不高、协作关系错综复杂、技术水平十分悬殊的弱点,按照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不减少花色品种,不中断协作关系,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原则,用“梳辫子”、“拆庙补庙”的办法先后裁并改组6093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系10人以下小厂。调整改组面以制笔、日用化学两个行业为最大,制笔行业归口的777家裁并成32家工厂。日用化学行业300多家裁并成46家工厂。改组后,上海轻工业的分散落后状况有所改变,厂房设备得到合理使用,专业化协作配套有明显改善。但由于缺乏经验,计划欠周,在改组前对供产销和管理方便考虑较多,而对职工工资待遇差别和职工生活设施的补充注意不够,给职工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少数小厂产品质量的优点和经营上灵活性被丢掉了。

第二次改组是在1958年。主要是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对一部分任务不足、生产过剩的老企业,采取转产、合并、填平补齐等改造措施,扩大新产品试制,发展新兴行业。如用火柴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塑料制品;用肥皂厂的厂房、设备和人员发展洗衣粉;用卷烟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手表;用文具厂的厂房、部分设备和人员发展照相机;用复写纸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感光胶片等,许多新兴行业是在这次改组中崛起的。并有手表、照相机、合成洗衣粉、感光胶片、高级金笔、公路赛车、光学玻璃、人造宝石、石英玻璃、气体钢瓶等10种新产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同时搞出50多种、50多万件高级精密产品,为首都十大工程配套。还把267个合作社、小厂合并组建成上海自行车三厂,使上海地区自行车年产量上升到47.19万辆,占全国总产量的40.2%,缓解了市场供需矛盾。但1958年下半年开始,在高指标、打擂台、产量翻番的“大跃进”影响下,上海轻工业系统也一度出现浮夸风,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忽视质量和经济效果,不少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如纸张的“黑、粗、厚”,卷烟的“松、硬、空”等。原材料消耗上升,浪费十分严重。这种情况持续到1960年。

第三次改组是在1961年后,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上海轻工业主要解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业原料供应紧张,给部分行业生产带来困难。一方面把金属加工产品搞上去,一方面发展工业原料产品,以替代农副产品原料。如用石油原料生产洗衣粉;以石蜡生产合成脂肪酸,代替动植物油脂生产肥皂;以塑料人造革代替皮革、帆布;以合成香料代替天然香料等。上海肥皂厂年产5000吨的合成脂肪酸车间,就是在这次改组中建设起来的。经过改组,上海轻工业产品使用农副产品原料的比重由1957年的61.53%下降到37%,同时巩固提高新兴行业,使新老产品都能配套成龙。如照相机行业进一步发展闪光灯、曝光表、三角架等一整套产品,形成照相器材行业;钟表行业进一步发展手表钻石、防震器、游丝、发条等,形成较为完整的配套体系;自行车从单一的标定车发展到轻便车、支农载重车、赛车、两用车等多个品种系列。

经过上述三次调整改组,发展了专业化协作,大体形成上海轻工业比较完备的行业和产品体系,展示上海轻工业特有的优势。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上海轻工业所造成的损失和恶果难以估量。企业管理制度遭破坏,大批干部受迫害,产品质量下降。但是,由于上海轻工业广大职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加上“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工作打下的基础,以及全国各地和全市各方面的支持,上海轻工业仍取得一定的进展。1976年工业总产值完成46.84亿元,比1965年增长1.15倍,净增28.17亿元。在此期间,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也没有间断,在激光打孔和焊接、电子程控、机械手、热处理等方面都有一批科研成果形成新的生产力。

[解放后上海制车厂(现上海自行车厂)废除了抄身制]

[1955年11月23日协昌缝纫机厂公私合营挂牌仪式现场]

(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上海轻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开始,上海轻工业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积极转换经营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先后经历了21个企业试点,7个公司全行业扩权,实行全额利润留成三个阶段。扩权后,当年生产增长7.2%,利润增长8.68%,1980年和1981年平均生产增长7%,利润增长9%。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带动和深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普遍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引入竞争机制,招聘企业经营者和管理干部。各企业相继实行各种单项经济承包责任制,尔后又发展为有240家企业参加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利润7.68亿元。并对劳动工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同时对职工推行劳动合同制,优化劳动组合,合理设置机构,逐步做到人员精、层次少、运转灵、效率高,为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大中型企业创造条件。

上海轻工系统为搞活经营,突破单一的国有企业和“工不经商”框框。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兴办集体企业64家,合作社70家,第三产业429家,其中有经营商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综合利用、加工工业等,年营业收入7.38亿元。并与全国各省市和市内积极开展定牌生产、合资经营、技术服务、联合产销、补偿贸易、拨点联营等横向经济联合,组建联营企业719家。产品有自行车、缝纫机、钟表、日化、搪瓷、食品、电池、自来水笔、包装装潢材料等,年产值达14.59亿元,实现利润2.16亿元,返利达1.5亿元。此外,还建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22家,其中合资经营的有19家,合作经营的有3家。双方协议总投资为1.733亿美元,其中外资占投资总额的53.96%(平均值),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泰国、新加坡、德国以及香港等地。到1990年,合资企业总产值已达7.76亿元,并有一半以上企业的产品外销,出口值逾1亿元。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对原有14个行政性公司逐步减少行政性职能,以后又进一步组合成21个企业性公司,27个单列企业。随着行政性公司相继撤销,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上海轻工系统出现了一批新的企业集团(公司)。他们以上海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组建成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新的经济联合体。1986年,永久自行车集团和凤凰自行车集团(公司)相继成立,是两个规模大、影响广的企业集团。永久集团组合跨14个省(市)有57家企业,5万名职工,1990年创总产值17.5亿元,利税达7亿元。凤凰集团横跨14省(市)由43家企业组成,有职工3.7万人,1990年产量达652万辆,总产值17亿元。通过发展企业集团和联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轻工业厂房拥挤、场地狭小、资金短缺的矛盾,使不少名优产品增加产量,满足了消费者需要,扩大了对市场的覆盖面。

1983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扩权试点后,上海轻工系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的工作大规模开展。80年代共用汇3.17亿美元,先后引进200多个项目,1.35万台(套)设备,80余条生产线,分布在120多家工厂和8个研究机构。其中自行车、缝纫机、食品、电影照相器材、日用化学、包装装潢、造纸等行业得到重点改造。引进的生产线和关键设备,不仅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而且有不少是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有日本重机的DDL-555型系列高速平缝机生产线,日本松下的R20纸版铁壳电池生产线,美能达X-300照相机生产线和模具制造技术等。许多行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有了“跳跃式”的提高,技术老化和工艺落后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大批设备得到更新,机械化、半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提高到90%左右。从1980年开始,还有计划地将一部分工厂迁往郊区,逐步建设起漕河泾食品工业、朱行包装装潢工业、松江照相机工业、桃浦油墨和合成香料工业等9个初具规模的轻工业生产小区。

上海轻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开始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更新、开发新产品。80年代初,以自行车、缝纫机、钟表“三大件”和食品、日用化学、电影照相机、包装装潢等“四大支柱”为重点进行产品更新。随着人们消费观念及市场需求的变化,1986年进一步提出开发10大门类新产品:智能化轻工产品,食品及生物制品,现代化办公用品,宾馆住宅配套用品,精细化工产品,服装加工设备,家用电器产品,机动自行车及健身车系列产品,各种技术用纸,先进包装材料和容器,并努力向“四少二高”(即用料少、耗能少、占地少、污染少、技术密集度高、附加值高)发展。80年代期间,先后开发新产品达2万多种。如造纸工业原来只生产20多种文化用纸和包装用纸,发展到双面铜版纸、精白卡纸、工业技术用纸和特种用纸等200多个品种;玻璃行业原来以钠钙玻璃为主,发展形成铅晶质玻璃、派力克司耐热玻璃、稀土着色或变色玻璃、微晶玻璃、钢化玻璃等新的品种系列;钟表、照相机、缝纫机等由机械结构发展成电子、电动多功能结构;保温瓶由倾注式直筒型向电动出水、电加热、电控温发展;化妆品由护肤发展为营养、疗效、美容成套系列等成效显著。

随着优化产品结构,扩大花色品种,发展一批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出口创汇重点产品。有14个行业100多家企业的产品采用国际标准生产。白熊牌薄荷脑、梅林牌罐头、白猫牌洗衣粉、美加净牙膏、大白兔奶糖、三角牌玻璃器皿、英雄牌自来水笔、蝴蝶牌家用缝纫机、钻石牌机械闹钟、凤凰牌自行车、佛手牌味精、向阳牌保温瓶以及搪瓷烧锅等一批产品,在国际市场享有较好声誉。1990年,上海轻工业共有158家出口企业,300多种产品,行销于世界五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交货值达15.4亿元。

(四)

40多年来,上海轻工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到1990年,上海轻工系统共有工业企业347家,属于大中型企业129家,其中列为全国大型企业的有24家。上海轻工业共有职工25.72万人,固定资产原值43.39亿元(含全民、集体和“三资”企业),比1949年增加1036倍,总建筑面积563万平方米,占有土地面积629.7万平方米,有各种主要设备15.57万台。各种轻工产品门类齐全,自行车、缝纫机、玻璃制品、搪瓷、保温瓶、化妆品、肥皂、牙膏、造纸、食品、制笔等传统行业不断发展壮大;还从无到有地建立起纤维板、手表、照相机、感光材料、合成洗涤剂、合成香料、合成脂肪酸、柠檬酸等新的轻工业门类;光导纤维、电脑办公用品、节能高效电光源、生物工程、新颖家庭日用器具等新兴工业门类日益崛起。

1990年,上海轻工系统工业生产总产值为1949年的47.63倍,占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8.26%,在全国轻工业总产值中占4.65%。主要产品产量成倍增长,1990年与1949年相比:自行车增长1722.1培;缝纫机增长691.8倍;钟增长163.8倍;味精增长94.4倍;罐头增长69.7倍;啤酒增长34.4倍;人造板增长33.7倍;自来水笔增长23.2倍;铅笔增长16.2倍;纸及纸版增长12.8倍,有17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名列全国第一,有的产品在国内占有很大比重:打字机占65.89%;活动铅笔占57.81%;自来水笔占48.43%;香精占47.85%;圆珠笔占45%;缝纫机占41%;香料占30.25%;自行车占24%;等等。还先后创出137个优质名牌产品,历年来在全国产品质量评比中名列前茅。生字牌菊花晶、天鹅牌(特制)啤酒、美加净牙膏、白熊牌天然薄荷脑、熊猫金币、LR6碱性锌锰电池、X3000球形氙灯等7种产品获得国家金质奖,春蕾牌机械表、钻石牌机械闹钟、上海牌医用X光胶片、白猫牌洗衣粉等64种获得银质奖,有431种产品获得部优产品。常年生产的品种、花色、规格有24831种,每年有上千个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新包装投放市场。

科技研究工作也逐步得到发展。到1990年,共建立起11个专业科研机构,1个综合性的上海轻工业研究所,以及一批工厂的研究所(室),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轻工科技研究系统。共有科技人员15000余人。先后完成重点科研项目700项,涉及的科研领域有生物、化学、物理、机械、土木、电子、计算机、新兴材料、造纸、冶金、化学试剂与试验材料、林学与园艺学以及其他学科。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开发、应用和推广,推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向“高、精、尖”发展。

为培养轻工建设人才,大力发展各类技工学校、职工中专和职工大学。80年代,共输送大专毕业生8577人(含职工大学、电视大学毕业生),中专毕业生5695人,同时对6.24万余名青壮年职工进行文化、技术“双补”教育,以适应上海轻工业生产发展的需求。

上海轻工业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积累,1953~1990年上缴利税达695.64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投资的13.9倍。1990年被列入上海市工业系统100家创利税最高企业中轻工企业有23家。一些经济效益指标高于全国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为5.66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比全国轻工业平均水平高117%;百元资金提供利税额为28.2元,比全国轻工业平均水平高161%;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比全国轻工业平均水平快62.5天。

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上海轻工系统职工生活有了明显提高,人均月收入1952年为64.3元,1990年为251.42元。

上海轻工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无论在技术设备、生产工艺、原料结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还是经营机制、企业管理、经济效益都还存在相当的差距。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兄弟省市轻工业已在迅速崛起,上海轻工业的传统产品优势也正在逐步丧失,不少产品在市场上缺少竞争能力。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上海轻工业多年积累的矛盾暴露越来越明显,从1986年起,出现资金严重短缺,成本不断上升,企业亏损面逐年扩大,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这些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加以解决。

今天的上海轻工业,经过100多年的曲折路程,已拥有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活力,加速转换经营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并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大循环,上海轻工业必将进入一个更加繁荣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