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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沿革 2003/11/5 10:25:30

清代中叶,钟表还属高档消费品,为少数生活富裕的人使用,当时上海只有在少数洋广杂货铺中销售。19世纪中期上海开埠以后,内外贸易发展迅速,钟表业亦随之兴起,钟在早期多采用进口零件组装应市,表则长期依赖成品进口。

清咸丰二年(1852年),张恒隆制钟作坊在大马路、直隶路(今南京路、石潭路)口创业,组装插屏钟,以卖带修。因工艺精湛,其第三代传人曾被召到清宫为慈禧太后修好一座机件复杂的观赏钟。咸丰十年,法商霍普在三洋泾桥(今延安东路江西路口),开设亨达利钟表行。葛周洋行接着在永安街东口开业,销售金银怀表及表链。清光绪二年(1876年),宁波人孙廷源在河南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口开设美华利钟表行,向洋行进货,不断开拓业务经营。孙廷源之子孙梅堂继业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将开设在宁波的美华利制钟工场迁来上海,在闸北天通庵镇建成新厂,所产插屏钟,曾于民国4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民国6年,孙氏又从礼和洋行买办虞芗山手中买下亨达利钟表行(19世纪末由法商霍普转卖给德商礼和洋行),付给礼和洋行商誉费800两白银,保持原来招牌,并从礼和、洋茂洋行进口瑞士钟表零件,组装本钟、闹钟及怀表,在钟表上标明亨达利牌以招徕生意;还将美华利总管理处和亨达利迁到一起(南京东路、河南路口现址),先后在上海和外地开设23家钟表联营商号或分店,逐步形成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钟表企业集团。孙梅堂当时在上海有“钟表大王”之称。比亨达利稍后兴起的亨得利钟表行,其前身为宁波的二妙春钟表铺,民国4年迁来上海后始改现名。经过集资改组,惨淡经营,至抗日战争前夕,沪上及国内一些中心城市与之联营或沿用亨得利招牌的达60余家之多,成为上海另一大钟表企业集团,与亨达利并称上海钟表“两大亨”。二三十年代,上海钟表业蓬勃发展,相继开设了中国、昌明、上海、金声、中华、远东、时代、文华等钟厂,到30年代后半期年产各式时钟约20万只,成为中国时钟的一个集中产地,产品除行销全国外,一部分远销南洋地区。上海钟表商店继亨达利、亨得利之后,连年兴办多家,主要分布在租界地区,如及时、慎昌、大光明、西门(今上海钟表店)等知名度都较高。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几年,上海租界地区虽受日军包围形成“孤岛”,但海运仍通,货源未断,租界内的钟表业一度畸形发展,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钟表业方陷入困境。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生产的各式时钟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口表则统占了市场,但受恶性通货膨胀影响,钟表业复苏只是昙花一现。上海解放前夕,据同业公会统计,全市钟表业共有会员637户,以黄浦区(原公共租界一部分)最为集中,占140户。全业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个等级,甲乙两级大都是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大中型户。

上海解放后,外国表来源中断。1952年,中央财经委员会规定进口表以北京为口岸,由中国百货总公司接收后统一分配各地,私商不得自行采购。1954年,上海市百货公司成立第三百货店,经营全市钟表批发业务。由于手表货源短缺,亨达利、亨得利、中明、中兴、东方、大光明等钟表店各自建立钟厂,把业务经营重点转到钟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上海钟表业于1956年1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市有钟表商店510家、钟表材料行13家、工场62家,共计585家。钟厂划归工业部门领导。50年代中期,上海工业部门开始试制手表(参照进口手表),商业部门从钟表业中抽调58名技术优良的修理员参与试制任务,经过工商共同努力,于1958年试制成17钻、长三针、防水的58—1型男式上海牌手表,当年就生产出1.36万只,从此结束了进口表长期统占国内市场的历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钟表属于二类计划商品。上海生产的钟表,由上海百货站统一收购,调拨供应全国(包括上海)。在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上海生产的各式时钟在全国商业同类商品总销售中约占40%,所生产的手表占全国总销售的1/3。钟与表先后于1983年、1985年退出计划商品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机制的驱动下,上海钟表业呈现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花色品种丰富、经营方式灵活的新面貌。1995年,全市有钟表专业商店40户,百货商业中兼营钟表的近百户,其它行业兼营钟表以及个体经营户(主要是修理)也为数不少。在钟表专业户中,以亨达利、亨得利、上海钟表店3家经营规模最大。1995年全行业销售额5.72亿元(不包括兼营户及个体户的钟表销售额),其中亨达利、亨得利、上海钟表店占81.1%。

[1915年时的美华利时钟制造厂门面]

[美华利时钟制造厂生产的各式时钟]

[上海手表厂试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只细马表,表面上刻有“第一次试制样品”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