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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3/11/4 14:18:40

上海原是吴淞江(今苏州河)下游一个渔村,位于江南富庶地区太湖水系与长江汇流入海处,地理位置优越,元代已发展成为一个贸易港口。后因吴淞江下游淤塞,导致海上贸易衰落,商业发展一度缓慢。15世纪初,明永乐年间大规模治理太湖水系,疏浚拓宽黄浦江,经吴淞江下游汇入长江口,上海于是航运畅通,逐步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

明清时期,棉花及棉布(后称土布)贸易在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史称布“松太所产,甲于天下,而吾沪所产,又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迁南北,……沙船云集上海,实缘布市”。上海地区盛产棉花,小东门外逐渐形成规模甚大的棉花市场。据史料记载,来自福建、广东购运棉花的船只,不下千百艘,在每年二三月间装运当地土产糖霜、红木等商品来上海出售,秋后再将上海市场收购的棉花运回去。上海自元代推广黄道婆纺织技术后,明代就逐渐成为全国纺织手工业和棉布贸易中心。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解除后,上海棉布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年上市量达二千几百万匹,尺许门幅标布行销秦、晋、平、津等地区;中幅布行销两湖两广;狭幅小布多为江西商人贩运。上海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还经广州转销国外。嘉庆、道光年间,每年销往英国的上海棉布多达80万匹,少时也有20万匹;销往美国的高达300多万匹。故有“木棉文绫,衣被天下”之称。

上海埠际贸易发展,带来人口增加,城镇规模扩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兴盛。早期的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手工产品占主导地位,除布、袜等棉织品外,也吸纳各地土特产货物。市场上不少店铺经营京广杂货。京货泛指北京等通都大邑所产的服饰用具及工艺品等,广货则为从广东、福建等处进口的洋货或其仿制品,可谓“鳞萃羽集,品种繁多”。明嘉靖年间(1522~1565年),上海县城内已有三牌楼、四牌楼、新衙巷等十多条街道。至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上海县城内外已有大小街巷60多条,并形成一些专业市街,如花衣街、篾竹街、草鞋弯路、剪刀桥路、硝皮弄、铁皮弄等,十六铺一带已成为闹市。一条以经营南北干果海味、食糖和东南亚、日本等国产的海参、燕窝、檀香等洋货为主的街道有商号300余家,称为洋行街(今阳朔路)。县城内陆家桥(今方浜东路、东门路),名品名店林立,吴良材眼镜、谈仲和笔纸、顾振海墨锭、濮元良菜刀、张善六银器等远近闻名。内外贸易发达,商市繁荣,流寓在上海的客商逐渐形成行帮,组织公所、会馆等团体。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已有18个行业组织,有花衣业、布业、估衣业、京货帽业、洋杂货业、商船业以及衣庄公所、成衣公所等。上海开埠以前日用工业品商业已很兴旺。

清道光二年,上海每月进港大小沙船少则五六百艘,多则七八百艘,十六铺一带江面帆樯林立,岸上交易活跃。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以后,英、美、法、德等外国商人纷纷涌入上海,开洋行、设租界,抢占上海市场。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已有仁记、怡和等洋行11家。其中有5家是洋杂货商号,输入近代工业品中主要是洋布——机织棉布。据海关统计,道光二十五年,洋布进口值占进口商品总值(不包括鸦片)的88.5%,而英国货又占进口洋布总值的90%多。洋行通过买办和洋庄商人在上海市场出售洋布并转销全国各地。道光三十年,上海绅董郑景云在大东门外开设第一家经营洋布的商店——同春字号洋布抄庄,为与国产棉布(土布)商店相区别,称为“清洋布店”,经营整件批发业务的叫“洋布抄庄”。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前后,上海洋布店和洋布抄庄已发展到十五六家,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同业组织,名为振华堂洋布公所。与此同时,京广杂货店经营洋货的范围越来越广,除洋布、呢绒、手帕、毛毯等进口纺织品外,还有玻璃器皿、自鸣钟、铁钉、衣针、肥皂、香粉等进口日用工业品。

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放了长江,增辟了沿江通商口岸(北方有天津、营口、烟台),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的工业品进口和近代商业又有新的发展。到清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各类商品进口总值比道光二十九年增长3.1倍,其中工业品转口值占进口总值比重达36.5%。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全国进口洋货的集散中心,各地也纷纷派人在上海设庄采购,埠际贸易更趋发达。同时,市场上经营日用工业品的各类商号急遽兴起,道光三十年,上海开出广升祥杂货号;同治三年,宁波人叶澄衷开设的顺记五金洋杂货号,是上海第一家五金商店;福建人祝姓兄弟开设的介福绸缎庄、苏州的马敦和帽庄、周虎臣笔墨庄、安徽歙县的曹素功墨庄等都纷纷迁来上海或设分店。到同治九年上海已有华洋杂货商店近百家,钢铁、铜锡、玻璃、五金零件等十余家五金商店。19世纪末,上海县城内外街道纵横,靠近外滩一带租界地区也日渐繁华,出现了拥有六家都经营洋杂货的“何家铺子”。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华商行名簿册》记载,上海租界内共有各类商店、商号3077家,80%在黄浦、老闸(今黄浦区)两区。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已有商店341户,成为上海新兴的商业街市。

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家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在沪开设的外资工厂有41家,占同期全国外资工厂开设总数的45.1%,投资总额的42.8%。其间,清政府洋务派在沪开设江南制造总局等官办企业;上海民族资本开办的工厂也有112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5.1%,投资总额的28.6%。棉纺业发展最快,其次有造纸、面粉、染织、呢绒、织麻、卷烟、食品、制笔、烛皂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海进口总额比光绪二十年增长1.5倍,棉织品仍居首位,但比重从光绪二十六年的50%下降到宣统二年的36%,钢铁、铜锡等金属材料和五金、机器增长为总额的14%,石油制品、苯胺染料等亦有较大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输华商品大量减少,给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民国8年(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掀起爱用国货、抵制洋货的热潮。上海工商业随之蓬勃发展。南洋衫袜、益丰搪瓷、华生电扇、连长记运动器具、百新文化用品、精益眼镜、鸿翔时装、得利车行等纷纷崛起;全市棉布业到民国9年已发展到400多家,其中经营批发业务的约300家,比大战前成倍增长;新开五金商店110余家,全业年均营业额5000多万元(银元),约为大战前的5倍多;服装业有做西服的红帮,做中装的本帮,苏广成衣铺遍布大街小巷,从业者近4万人;经营华洋杂货的百货商店纷纷增设新店,扩大营业,民国6年和民国7年,华侨资本相继开设了先施、永安两家特大型综合百货公司,其组织设施和经营规模都超过先期外商开设的惠罗、福利等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上海首当其冲。民国9年,白银汇率贬值,英镑汇率大幅度升值,每一上海银两由9先令3便士跌至3先令11便士,使一些按英镑计价的进口商品成本陡增,上海商业亏损累累,时称“先令风潮”。五金行业共亏损一千余万元(银元,下同),全市有50多家五金商号随之倒闭。棉布业损失在二千万元以上,破产倒闭者达60%。民国14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人民爱国热潮,抵制英货、日货和提倡国货的运动蓬勃兴起。市场上国产日用工业品消费需求激增。民国15年,新新公司和丽华公司相继开业。但从民国20年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日本军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于民国21年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给上海民族工商业造成巨大的灾难。在救亡图存的形势下,上海一批爱国实业家方液仙、王性尧等积极提倡国货,并于民国22年在南京路慈淑大楼(今东海商都)开设国货公司,产生广泛的影响,三年内全国各地响应成立的国货公司有郑州、长沙、镇江、温州、济南、徐州、福州、重庆、广州、西安、昆明等11处。上海各家百货商店经营国货的积极性也普遍提高,永安公司经营国货的比例由民国20年前的25%提高到65%。当年又值全国各地农业丰收,农村购买力提高,上海日用工业品国内市场销售也普遍上升。当时上海市区52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7.2万商业户,其中仅33平方公里范围的租界内就有3.4万户,占全市总户数的47%。民国25年,设施更加现代化的大新公司建成开业,与先施、永安、新新并称“四大公司”,峙立于上海南京路上。这段时间,上海工商业恢复发展很快,市场欣欣向荣。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都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有些街段同行业商店门面毗连而形成专业街,如兴圣街(今永胜路)的绒线业,小花园(今浙江路广东路口)的绣鞋业、抛球场(今河南中路南京路口)的裘皮业,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的呢绒绸缎业,福州路的文化用品业,威海路的汽车配件业,北京路的五金业,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时装业,等等。

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上海工商业损失惨重,闸北、虹口、杨浦、南市等区大部分商业街市被炮火夷为废墟。租界地区先未受到侵犯而形成“孤岛”,初时市场萧条,其营业额较战前普遍下降50%左右。从民国27年开始,战事西移,而租界地区相对安稳,外轮可以出入上海港,保持着与沿海口岸和海外港口的贸易往来,内河航运也相继恢复,这种特殊条件,促使“孤岛”人口激增,游资集中,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市场由复苏转向繁荣。仅两三年时间,一些行业快速发展。据棉布商业同业公会不完全统计,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该业会员达两千七八百家,其中批发字号近两千家,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百货、五金等行业情况亦大体如此。同时,由于游资充斥,争相囤积纱、布、五金等商品,投机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以统制名义疯狂掠夺,工商百业凋零,市场陷入困境。

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上海原先迁往内地的工商企业纷纷回迁,商业对外贸易逐渐恢复,上海市场又开始复苏兴旺。但由于官僚资本操纵,美货泛滥,特别是国民政府依赖美援,扩大内战,使整个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三年间,美国输华物资总值(包括“援助”物资)达10亿多美元,占全国进口总值的60%以上(战前仅占20%),还有大量走私货。这些美货大部分为日用工业品,价格相当于国货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充斥于上海市场,百货商店的橱窗、柜台上摆满美制商品,专售“救济物资”、“剩余物资”和走私商品的美货市场,有中央商场、中美商场(吴江路)、小世界商场(福佑路)等40余处,街头巷尾叫卖美货的摊贩到处皆是。在美货泛滥下,国产日用工业品销售一落千丈,不少工厂相继倒闭。民族毛纺工业受美制麦尔登呢倾销的严重冲击,半数以上国产呢绒压在仓库里销不出去。上海原有袜厂240余家,有172家因美制尼隆丝袜的倾销而被迫停业。市场危机日益深刻。民国36年2月9日,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活动,上海市军、政当局派特务破坏,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特务打死,成为震惊中外的“劝工大楼惨案”。内战愈演愈烈,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于民国37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和实行“限价”。上海市场黑市交易猖獗,到处抢购物资。据一些同业公会不完全统计,在“限价”期内,549家百货商店销货1341.1万元(金圆券,下同),进货776.56万元,进货只及销货的57.82%,以致许多百货商店库存枯竭,难于正常营业。棉布行业被抢购损失的棉布约50万匹。有些五金商店被抢购后补不进货源,改做黄金、银元黑市交易。“限价”政策失败后,被压制70多天的物价疯狂上涨,同年12月最后一周,上海批发物价指数高达抗日战争前的2.54亿万倍。民国38年初,上海面临解放,豪门显要携带黄金、美钞外逃,一部分资本家抽空企业资金,消极经营,整个市场沦于半瘫痪状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上海。上海解放第二天,军管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一周内全市共收兑金圆券35万亿元,占金圆券发行额的53%,消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祸根。上海市军管会财委贸易处、工商处在接管国民政府商业、贸易机构和没收官僚资本商业企业的同时,于1949年6月9日成立上海市贸易总公司,相继建立粮食、煤业、日用品、花纱布、五金、交电等国营商业公司。但市场仍不稳定,几度掀起物价上涨风。6月初,社会投机势力趁人民币立足未稳之机,操纵金银外币的价格和买卖,哄抬物价,几天内物价总指数上升2.7倍。军管会立即查封了证券大楼这个金融投机大本营,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平息了这次涨风。接着一些投机商人又将主要目标转移到所谓“二白一黑”的纱布、粮食、煤炭市场,他们利用尚未经过整顿的旧市场交易制度进行投机活动,造成上海解放后第二次物价上涨风。新建立的国营商业部门利用当时国家掌握的物资,乘投机商哄抬价格时抛售,以减缓物价上涨势头。7月第一周,国营商业抛售的棉纱、棉布分别占市场成交量的81%和77%。同时,配合工商管理部门整顿市场交易制度,限制投机商买空卖空活动,规定批发交易集中在场内进行。这样,抑制了物价涨势。10月初,临近全国解放,物资需求增多,上海投机商人利用海口被封锁、进口原材料短缺的时机,不断抬高化工、五金等进口商品价格,引起其它商品价格连锁上涨。至11月下旬,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进口原材料涨幅更大。10、11两月,各地汇到上海的资金达4600多亿元(旧人民币),大量游资涌入,强烈冲击上海市场。遵照中央指示,上海于11月25日集中抛售棉纱700多件,布7000多匹以及其它商品,沉重打击了投机商,促使物价回落。1950年2月6日,国民党从台湾派飞机对上海进行轰炸(称为“二六轰炸”),杨树浦发电厂受到严重破坏,全市工厂企业除自备电力者外,都陷于停工状态,又引发物价上涨。21支双马纱每件上升31%,龙头细布上升35%,煤油上升52%,矿烛上升66%,火柴上升28%,电筒、电池、桅灯等都被哄抬抢购。刚成立的上海市零售公司顶住这股物价上涨风,先后开设100多个门市部,按国营牌价供应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起到了“标准钟”的作用。经过这几次反复较量,投机势力遭受沉重打击,单是纱布行业从事投机买卖失败而停业者达四分之三,国营商业则在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中发展成长。

解放初期,全市许多私营工厂由于原料不足,资金短缺,停工、停业成为普遍现象。国营商业扶助私营工厂恢复生产,一面收购其库存产品,以缓解资金困难;一面协助解决生产所需原材料。国营花纱布公司组织纱厂成立联合购棉处,在近郊普设收花点,大力收购原棉,还在汉口、郑州、西安等地设立办事处收购棉花,调运上海。对私营纱厂实行以花易纱或委托代纺,先后核配原棉8次,供应棉花15万担。1951年1月,国家实行棉纱统购以后,上海所有私营纱厂一律接受国营商业加工订货的安排。上海市贸易总公司(后为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还接受解放军后勤部门的委托(特别是后来抗美援朝),加工、订购大量军需用品。国营商业部门通过对私营工业生产计划的安排,原料的供应,工缴货价的核定,合同的监督执行,产品的验收等环节,在不同程度上领导、监督和利用私营工厂发展生产,组织他们加强行业协作,如毛巾、袜子、被单的漂、染、织,热水瓶的料坯、电镀等,组织“三角”或“多边”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同时壮大国营经济。1953年,国营商业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占私营工业生产总值48%,1955年提高到84.8%,其中私营大型工业企业,国营商业加工订货的比重高达91.9%,从而掌握了大量货源,以利于稳定市场,保障消费。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上海根据实际情况对批发商和零售商采取不同的步骤与方法。日用工业品(包括部分生产资料)批发商,户多面广,情况复杂,囤积居奇和搞投机活动者占相当多数,不少已在稳定物价过程中被淘汰;一部分经营高档消费品的因社会风气转变,市场需求减少而停业、转业;留存下来的,则按“改造和安排相结合”的办法,以有利商品流通和人员安排为前提,逐步由国营批发公司所代替。对于国家统购统销商品如棉纱、棉布或货源已由国营商业全部或绝大部分掌握的行业,实行全行业改造,由国营专业公司按行业归口,将其人员包括资方实职人员在内全部吸收安排。对于国营商业仅掌握部分货源的行业,根据需要与可能,进行部分改造;对于所经营商品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行业,允许继续经营,也可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对于有条件转业的,指导和帮助其转业,或结束批发专营零售。1954年下半年,棉布、土布、煤、华洋杂货等6个行业进行了全行业改造。1955年,又有绸缎、生皮、五金零件、电器、纸张、仪器文具、呢绒、热水瓶、照相材料等42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改造或部分改造。对零售商的改造,通过批购、代销、经销及公私合营等形式进行改造。规定私营零售商店向国营商业批购商品,按照统一的零售价格出售。一部分困难户分别给予专柜代销、专店代销等形式,经营国营专业公司委托代售的商品,获取一定的手续费。1954年棉布实行计划供应后,全市457户棉布零售商店都成为国营花纱布公司的经销店。橡胶制品及毛线在货源全部为国营批发商业包销后,全市经销该类商品的零售商店有274户。1955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北京、天津等城市零售商全行业公私合营,上海选择嵩山区(今属卢湾区)绒线行业在10月首先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全国最大的私营百货零售商上海永安公司经批准实行公私合营。至1956年1月全市掀起大合营高潮,经营日用工业品的商业座商9610户(4.36万人),摊贩2.73万户(2.88万人),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分别不同情况定股定息,少数未进行定股定息的零售座商和摊贩,组成合作商店或成立合作小组。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逐步形成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1955年4月,华东商业管理局撤销,上海市将原设的商业局划分成三个商业局,第一和第三(后改为第二)商业局都负责管理日用工业品(包括部分生产资料)商业,但各有侧重。第一商业局下属各国营公司按其专业经营管理市内批发业务,安排上海市场,各区、县(市郊)则设相应机构管理本地区的零售业务。第三商业局下属各采购供应站(业务上受商业部有关专业公司的领导),负责上海地区日用工业品的采购,并按照国家计划向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市)调拨供应。在局分管范围内,对企业的业务经营与管理,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1958年8月,市第一、第二商业局合并,仍称上海市第一商业局,领导和管理市级专业批发机构33个;分布于全市各区(县)的零售商店共10430户;所属9个日用工业品采购供应站,与全市5000多家工厂发生业务关系,采购总值占工业对口行业总产值90%,当年向全国各地调拨供应商品48.98亿元,约占全国供应总额的4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各行各业“大跃进”。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为了支持和配合工业共同“大跃进”,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原来工商之间的“上签协议,下订合同”(即由工商主管部门签订协议,生产和收购单位签订合同)衔接产销计划的方式被废止,变以销定产为以产定销,并实行“六就”工作法和采取十项协作措施。从便利工业生产出发,商业人员深入工厂,实行就厂采购,就厂检验,就厂核价,就厂发货,就厂拨款和就厂作息,简化了采购环节上许多手续。十项协作措施,包括帮助工业部门解决原材料供应困难,挖掘生产潜力,组织技术交流,沟通产销情况等,为“大跃进”创造条件。如协同工业部门大搞原材料节约代用,上海交通电器采购供应站在1958年内帮助有关工厂以胶木、玻璃、陶瓷等原料或一般金属代替供应短缺的金属原材料而试制成功的产品即达90余种,节约钢材1812吨,钢板5468吨,铜3200吨,铅87.7吨,生铁1万多吨,以及镍、锡、棉布、橡胶等多种原料。有些产品,商业部门职工参与试制和技术攻关。如手表,先是邑庙区(今属南市区)一家商办钟表零件厂用手工仿制进口大罗马式样的巨龙牌手表,以后工业部门设厂试制细马型手表,商业部门又抽出钟表修理工和技术人员协助工业,于1958年试制成功58-1型17钻长三针上海牌手表,当年上市13635只。在“大跃进”中,上海针织、百货、文化用品三个采购供应站还将商品出厂前的包装、搭配花色规格、打包、装箱、印刷标志以及开单、送仓等工作主动承担下来,在绒线、内衣、袜子、胶鞋、金笔等20多类商品、30余家工厂实行,体现了“工商不分家”。1958年,上海日用工业品采购总值达60.17亿元,比上年增加37.02%,调拨供应各地48.98亿元,比上年增加30.53%,市内供应24.08亿元,比上年增加45.43%。

但是,“大跃进”高指标也使经济计划比例严重失调。1959年,生产上不去,一些产品商业收购不起来。胶鞋全年计划收购10600万双,而国家分配给胶鞋厂的橡胶原料仅能生产6250万双。其它如缝纫机、肥皂、香皂、蚊香等,都因原料供应缺口以及生产技术问题完不成计划而影响收购。另一方面,“大跃进”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忽视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机罗丝按罗计算工作量,工厂着重生产容易制造的小规格罗丝,少生产或不生产工艺较难的大规格罗丝,以致后者时常脱销。罗丝闩按吨计算,工厂着重生产份量重的大规格罗丝闩,而市场所需要的小规格罗丝闩则供应不足。加以商业部门热衷于“大购大销”的高指标,单纯着眼于完成“任务”,只要工厂生产出来,就照单全收,不管销路如何,对那些滞销商品以及副次品甚至不明用途或根本不能用的产品也收购进来。闹钟走时不准,日光灯管使用时间短,胶鞋不耐穿,棉布的疵点白结多,自行车钢圈有锈斑等都一律收购进仓。花色品种减少也很突出。1959年第一季度百货商品新增加花色品种1486种,而减少的有2153种,其中仅香皂、雪花膏、香水、爽身粉等化妆品就减少了170种,小百货商品如胶木皂盒、梳子、发夹、钮扣等减少461种。“大跃进”第三年,原材料供应缺口更大,生产非但不能跃进,而且急剧倒退,商业部门掌握的货源随之大量减少,库存十分薄弱,对外调拨供应大幅度下降。纺织、针织、百货、文化、医药等5个生活资料采购供应站1962年对外调拨供应量比1957年下降39.2%。上海市场供应也越来越紧张,胶鞋、绒线、竹壳热水瓶、闹钟等均严重不足,手表全面脱销。据邑庙区对日用工业品市场销售情况的调查,在2860种商品中供应时断时续或长期脱销的就达半数以上。

1960年9月,国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起,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改变“大跃进”中所实行的“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做法,根据市场消费需求,调整商品结构,恢复同工业部门“上签协议,下订合同”的制度。对“大跃进”中盲目收购的商品进行“三清”(清库存、清资金、清帐目),为企业卸“包袱”;对一部分花色繁多、需求多变的小商品,调整产销关系,改为商业选购,扩大“看样选购”范围。有些采购供应站在武汉、郑州、西安、兰州、济南、徐州、沈阳、重庆、长沙、福州等中心城市设立上海日用工业品样品间,开展访问推销活动,对一些专业性强、经营技术要求高,不适宜采取层层调拨的商品,在各地建立专业经营点。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对照相机经营先在杭州等地进行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全国13个省市建立了37个照相器材专业点,与上海直接进行业务挂钩。这种经营方式,以后又扩大到油墨、体育、乐器等商品。为减少流转环节,1964年成立了上海小商品批发市场,为工业自销的小商品提供交易场所,向市内外企业开放,当年就有一千多户在场内成交;属二级批发站以下的企业单位有858户,其成交额占供货总额的37%。至1965年,上海调往全国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同“大跃进”前的1957年相比,增长3.5%,又呈上升趋势。

平衡供求,保障供给。1960年8月,市人民政府决定由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同收入挂钩,每10元工资发一张券),按户发给购货证,对一些供应紧张的日用工业品采取凭布票或购货券供应。纺织、针织品90%以上品种凭布票供应。百货商业对火柴、肥皂、铝锅、铝茶壶、搪瓷面盆、口杯等80余种商品实行凭购货券或购货证供应。有些高档商品如手表、自行车、呢绒、部分优质针棉织品等采取高价供应的办法,以回笼货币和抑制需求。同时,采取一些节约代用措施。纺织品商业推行“开裁省料衣片”、“量体算料”,开设公共用布出租商店,出租红布、蚊帐、棉大衣等。针织品商业利用库存中的零星、边角材料和杂色下脚纱生产儿童拼衫裤、儿童床单、毛巾、袜子等。提倡修旧利废,推动社会节约。1961年1~8月共修理破旧日用工业品2810万件,其中修理胶鞋285万双,占同期新胶鞋供应量的88%。9月,全市共设立日用工业品修理网点6081个,有22624人参加修理服务工作。对“大跃进”中过多撤并的零售商业网点进行适当调整,那些由历史形成、具有特色的商场和地段,如城隍庙的小商品市场、中央商场和北京路五金街、福州路文化用品街,以及前店后工场等经营特点,予以恢复和发扬,并在商业企业内部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注重经济效益。随着经济调整取得成效,工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至1964年,原来高价供应的手表、自行车等恢复了平价供应。1965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增长11.2%,市场又恢复了活力。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冲击了商业经营,一些传统服务项目被废除,经营特色大部消失,花色品种更加单调。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震撼全市,许多商店的店名、招牌、霓虹灯以及正当的业务经营与消费服务都以沾染“四旧”而被扫除。上海解放前留下来的许多“老字号”的店名,或砸或涂或封,大多数换为“东方红”、“战斗”等新店名。商业一局所属八个市公司3700多家商店,改换店名招牌的占到八成。不仅更改店名招牌,砸毁霓虹灯广告,也不准美化橱窗陈设,临街橱窗一时都改为政治宣传内容,消费者经过店门,看不出这家商店究竟经营什么商品。许多商品被认为带有“封、资、修”色彩而不准上柜出售。六神丸、鸳鸯绸缎被面、长命牌牙刷、金钱牌热水瓶、明星牌花露水、麦尔登呢、美多牌收音机以及带有福、禄、寿、喜字样和龙、凤、花、鸟图案的商品,都必须改名或改制后才能出售。香水、香粉、口红等化妆品,高跟鞋、尖头鞋、绣花衬衫等穿着商品,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律加以禁止。类似上述情况,商业一局系统被查出“有问题”商品4354种,其中被停售、改制、改换名称和商标图案的有1543种。

在商业部门还普遍开展批判“两帅”(“业务挂帅”、“利润挂帅”)、“六论”(“全民服务论”、“流通决定论”、“柜台和平论”、“物质刺激论”、“条条专政论”、“制度万能论”)活动,否定了企业管理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如产销衔接制度、商品质量检验制度,被认为是商业对工业搞“管、卡、压”,实行“条条专政”,因而加以废止。原来定期举行的商品供应会一度停止举行,外地商业机构驻上海办事处也被封闭、撤销。由于工业生产不正常,商业流通渠道时有阻滞,1970年以后,上海调拨供应全国各地日用工业品持续下降。上海市场供应原来已趋缓和的日用工业品再度紧张。1972年,全市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多达87种,重新出现50年代末60年代初商品供应短缺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制再度“升级”,商业网点大量撤并,国营商业独揽市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上海所有公私合营商业企业全部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如南京路上享有盛名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公私合营百货零售企业)改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该店原来以销售中高档商品为主的经营特色也随之消失。1970年,全市各级供销合作社再度并入国营商业。合作商店名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实际上与国营商业的管理办法并无区别。合作小组由自负盈亏改为共负盈亏,大集体变成了“小全民”。小商小贩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不许继续从事买卖活动。经济形式单一,体制更加僵化。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严重。但上海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7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工业生产开发了电子产品如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等,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大批生产,以及化学纤维的发展,日用工业品购、销总额继续上升。1978年与“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上海日用工业品采购总值增长97.7%,调拨供应增长91.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56.4%。由于人口增长,有些商品供求矛盾仍旧靠发票证供应来平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日用工业品的购销体制相应逐步发生了变化,上海国营商业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搞活市场,发展生产上。1979年2月,市第一商业局对所属批零企业的商品收购由原来的“以产定销”转变为“以销定产”,要求按照市场需要组织商品收购,配合工业部门发展高、精、名、特商品。对市区主要商业街道著名的特色商店,恢复原来招牌和特色商品的经营。黄浦区恢复了老介福(“文化大革命”时改名为江南)、培罗蒙(“文化大革命”时先改名为中国,后改名为培艺)等67户特色商店的招牌。对生产发展、货源丰富的商品逐步敞开供应。当年4月,含棉化纤布及其制品全部退出凭券范围,敞开供应。为减少经营环节,激励生产,针织站退出针织线带类商品经营,划归制线织带工业公司经营。1980年初,上海市综合贸易信托公司和上海市商业储运公司及其所属信托服务部、外货收购站、劳防商店、打包服务部、托运服务部重新建立。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统购包销的“三笔”(钢笔、铅笔、圆珠笔)改为文化站(商业)一头收购,商业和制笔工业公司经理部分头销售。百货、文化、五交公司所属的照相、体育、乐器、玻璃器皿及灯具改变了原来层层调拨分配的办法,试行调拨、批发、零售“一条鞭”经营,以减少环节,加速商品流通。1981年3月,以个体户经营为主的福民街小商品市场形成。9月,市商业一局与纺织工业局联合举办“上海纺织产品汇报、观摩、评选、试销会”,历时25天,评选出最佳产品267种,较好产品359种,销售金额501万元。

1981年12月1日烟酒提价,在消费者怕涨价的心理影响下,棉布、呢绒、服装、针棉织品及火柴等销量猛增70%至1倍,一时市场供应紧张。一个月后国务院决定对国产手表、收音机、电视机、纯涤纶等四种商品降低价格,消除了消费者怕涨价的心理,使市场供应趋于缓和。其间,全市商业系统贯彻商业部颁布的《商业营业员(服务员)营业守则》和《关于制止商业活动中不正之风的规定》,开展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同时,根据国家经委、商业部、全国集团购买控购办公室通知,将照相机、电视机、电冰箱、呢绒及呢制品等列为专项控制商品,集团购买必须凭“准购证”供应,严格控制集团消费,保障了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贯彻“放开、搞活”的精神,商品流通逐步实现“三多一少”(多条渠道流通、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的方针,允许产地工业直接向销地商业推销产品,允许销地商业直接向工厂进货,表现为工厂将部分产品越过商业站、司,直接向一些大型零售商店、专业店和市外商业供货(统称工业自销)。国营批发(站、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解体。1982年,生产日用工业品的轻工、纺织、手工、仪表四个工业局自销商品约12亿元,比1979年增长24倍。市第一商业局各站司收购总额72亿元,占工商总销售85.6%,工业自销占14.4%。在新的形势下,国营批发商业对日用工业品的统购包销的垄断局面被打破,逐步改变为计划收购、协商收购、订购、选购、经销、联营等多种购销形式。同时,多渠道组织货源,发展商工、商农、商工农的多种经济联合。五金、交电等站司从国外引进洗衣机、电冰箱等样品,向区、县工业,社、队(乡镇)工业,军办工业等投资,发展自行车、电视机等商品生产。百货、纺织、针织等站司通过投资联营等多种形式,向浙江、江苏等地购进铝制品、被单布、床单及其它针棉织品。

1983年5月,针棉织品不收票券敞开供应;12月取消布票、纺织品专用券,所有纺织品全部敞开供应。凭票定量供应的商品不断缩小,商品供求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国营商业企业转换机制,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经国家商业部同意,国营批发企业改变“三固定”(固定调拨、固定供货对象、固定作价扣率)的供货模式,上海各日用工业品批发公司对全国各地供货,由洽谈成交代替了原来计划分配供应的办法,采取定期交易会和常年补货会相结合、期货交易与现货供应相结合、访问推销与看样选购自由交易相结合等供应方式。在供应对象上打破了地区、部门、批零界限,对各地各级批零企业都供应。在价格上实行批量作价,协商作价等方式。1984年,上海将商业部下放的各专业一级站与对口市公司合并,改变了同一城市存在两道批发环节的状况;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国的日用工业品贸易中心,工商企业都可进场交易,敞开供货。

由于基建投资扩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1984年上海日用工业品市场供求矛盾突出,一部分商品再次受到冲击。由公安、银行等部门发放呢制工作服引起,在全国刮起一股用公款购买西装风。连锁反映到抢购呢绒、呢制服装、绒线、火柴、肥皂、铝制品等商品,造成市场紧张。10月,火柴、肥皂实行凭票定量供应。1985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制止用公款购置西装,同时对消费基金和集团购买进行宏观调控。市第一商业局确定元钉、铅丝、洗衣机、电冰箱等46种商品不准“卖大户”。对人民生活必需的小商品经营不许撤柜、改行,实行定点、定柜、定人员、定品种,确保正常供应。经过这些措施,市场恢复正常,供求趋缓。同时,上海国营批、零企业进一步拓宽了进货渠道,扩大了市外进货;同市内外的横向经济联系快速发展,由单边联合扩大到多边联合,由企业间产销协作向联产联销的集团发展。上海纺织、针织、交家电公司和市百一店联合市内外一些工商企业,先后组织了上海多菱床上用品集团、上海三联内衣集团、上海交电商品联销集团、上海呢绒行业联购分销集团、万宝冰箱上海总经销处等,将市外一部分名、优商品引入上海市场。1986年8月,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中长纤维、80支纯棉织品等7种商品,放开价格;自行车敞开供应。

随着单渠道、封闭型、分配式的计划经济商品流通体制解体,多渠道、敞开型、选购式的流通体制逐渐形成,上海日用工业品市场的购销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87年,计划管理和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的商品,由1978年的124种减少到14种;商业站、司向市内国营工业收购商品总额从1982年的85.6%下降到54%。市外进货比重从1982年的5%上升到1987年的20%。上海日用工业品市场已从原来单向流出,转变为市内外双向流通。到1989年,全市工业品购进总值306.38亿元,其中市外调入46.32亿元,比1980年分别增长1.18倍和85%。

流通体制改革也推动了商业企业本身的改革。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第一步利改税;承包企业实行权、责、利结合,以责为主的保障消费利益,搞好企业整顿。企业内部分配,采取固定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办法,联销联产联利计酬。至1986年,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根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营大中型商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一部分国营小型零售商业企业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少数转为集体所有制和租赁经营。这段时间多数企业以1983年的利润作为承包基数,企业之间在分配上出现“苦乐不均”。为解决这个矛盾,1986年按国务院提出的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实行“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做好完善工作。至1987年,改革进入第三阶段,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营大中型企业向国家承包,实行“两保一挂”,即保上缴利润,保发展后劲,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1987年6月和1988年8月,上海先后批准豫园商城和新世界商场进行股份制试点。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要求,改革市、区商业管理体制,实行“放权明责,分级管理;减少层次,搞活企业;微观放开,宏观调控”和权、责、利一致的原则。1988年6月,市政府批转市财贸办公室《关于市、区商业管理体制分权明责的意见》后,把原由市专业公司管理的业务经营、财务、劳动人事、工资、物价管理、物资基建、科技生产、统计等9个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下放给各区政府管理。

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价格不断放开,一部分日用工业品价格上涨过猛,引起消费者心理紧张,超前购物,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成为排浪式购买,先后多次凭票预售,均不能满足需要,市场出现“黄牛”(投机者)买卖票证。市第一商业局指定日用工业品贸易中心建立“特需商场”,调查消费者可接受的价格,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全毛绒线和中华、牡丹、红双喜牌高档香烟制定特需价格,敞开供应。1988年8月19日,上海市场出现了自1981年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冲击,开始抢购大件耐用消费品及黄金饰品等,以后不断扩及到一般工业消费品。消费者上街争购商品,“特需商场”购买彩电的人排成长龙(其价比一般市场价约高1倍),最后凭户口簿供应。8月,全市日用工业品销量比上年同期猛增1倍。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必需的有效供给,对21种在人民生活中影响大和有利于回笼货币的拳头商品(1989年扩大到52种)实行“监控”,工商衔接计划,在市政府监督下,按产销计划执行。同时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加强工业消费品和医药批发商业管理的暂行规定》,对沪产29种日用工业品,限定经营对象。市第一商业局召开全市批发工作会议和零售会议,确定批发外延发展生产,增加商品收购,扩大经营规模;零售商店以实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中心,提高服务质量,提倡社会商业新风。根据国务院通知,1989年2月1日全国彩电列为“专营”,规定彩电的批发业务,只允许国营商业专业公司和生产彩电的工业企业经营;零售实行定点销售;社会库存登记后全部投放市场供应。上海各业经营彩电,库存登记汇总达10万台,投放上市,供求开始缓和。

根据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要求,上海批零商业进行整顿。市第一商业局决定零售企业停止出租柜台。黄浦区对南京路上23家名特商店出租的柜台,全部收回。日用工业品市场秩序改善,价格上涨势头大大回落,供求缓和,部分商品出现供过于求。从1989年第四季度开始,消费滞后,市场出现疲软。全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7.5%,剔除这个因素,实际商品销量下降。另一方面,各地商业在1988年市场供应紧张时大量向上海调入的商品卖不出去,纷纷退货和拖欠货款。与此同时,工商银行取消“托收承付制度”,长期形成的由银行监督的国营企业之间的结算纪律解除。当年底,市第一商业局所属批发公司被拖欠货款超过11亿元,商业欠工业货款也超过9亿元,批发企业购销下降,利润滑坡。1990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53.11亿元,基本维持1989年水平。但当年消费品价格上升6.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上比1989年继续下降,特别是穿、用两大类商品价格分别上升10.9%和8.6%,其实际销售量比别类商品下降更多。商业批发情况更差,调往市外的日用工业品由1989年的178.56亿元,到1990年下降到157.64亿元。上海针织品批发公司经济效益连年滑坡,造成企业严重亏损,到90年代上期经过停业整顿后宣告破产。而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新组建的三枪集团、万象集团等发挥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的优势,使上海针织品行业更加充满活力。“三枪”汗衫、棉毛衫的市场占有率从15%提高到40%以上,中高档产品更提高到90%以上。万象集团的恒源祥绒线公司不负“绒线大王”称号,拥有5家设备先进的绒线厂,绒线年产量从75吨跃升至7000吨,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了2000多个销售网点,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显著改善。1990年上海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按每百户平均数),自行车:市区为114辆,郊区为254辆;缝纫机:市区为87架,郊区为85架;手表:市区为380只,郊区为266只;收音机:市区为81台,郊区为27台;黑白电视机:市区为65台,郊区为74台;彩电:市区为77台,郊区为25台;电冰箱:市区为88台,郊区为29台;洗衣机:市区为72台,郊区为45台;录音机:市区为100台,郊区为27台。1990年11月,火柴等敞开供应,到年末上海日用工业品除了“永久”、“凤凰”部分花色自行车凭票供应外,几乎所有商品全部敞开供应,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1990年、1991年,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积极扩展销售阵地。百货、文化、纺织、五金、交家电、服装等批发公司及商业储运联营公司同四川省广元联合举办日用工业品供货会,发展横向联营。市第一商业局针对批发商业购销下降,效益滑坡的状况,提出增购扩销,支持生产,启动市场,搞活经营的八项意见;举办实物信息发布会,展出旺、平、疲各类商品1100多种,向工商企业反映市场供需情况。由市政府出面,第一商业局负责主办上海商品交易会,'90、'91两届交易会共成交29.8亿元,其中销往市外占70%。先后两次在深圳举办上海日用工业品贸易洽谈会,向境外和国外拓销,有253家港、澳、台客商和外国客户参加,成交商品700万美元。联合供销社,组织日用工业品下乡,在九县一区举办'90日用工业品旺季市场供货会,成交1.52亿元。上海百货公司与橡胶、缝纫机、钟表等工业公司,建立多种形式的联销部,相互协议统一销售渠道,统一供应计划,统一售后服务。同时,拓展零售市场,市、区两级批零企业投资浦东新区,开设一大批联营店、专业店、综合百货商店。南京路上形成“四大家”(培罗蒙、朋街、鸿翔、人立)服装专业商店;石门一路、九江路等形成了新的服饰街、服装街。以个体商贩为主的柳林路、华亭路、陕西北路、吴江路、七浦路等服装市场各具特色,生意兴隆。

1992年,上海商业按照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提出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要求,大大加快了建设步伐。日用工业品各业新建、改建的有文化用品批发市场、日用工业品跳蚤市场、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上海商务中心、沪西纺织品市场等。

零售商业建设按照东、西、南、北、中的布局,向十大市级商业中心发展。各区结合旧区改造,大规模改建和新建大型零售商厦,新建徐家汇商城,扩建豫园商城,发展新客站地区的“不夜城商都”,在浦东东方路两侧建造29幢共10万平方米商场,形成一条新兴的东方路商业街。同时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同外商和港、澳、台商合资合作,兴建一批大型零售商场、专业商店。从1992年批准立项新建到1995年建成,营业面积在4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零售商厦达69家,80%以上都是综合型百货商厦,著名的有市政府批准的第一家沪港合资东方商厦。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商厦。各区与外商和港、澳、台商合资合作的有先施公司、曼克顿广场、太平洋百货、摩士达商厦、伊势丹等。市、区商业部门兴建的有中联商厦、东海商都、新世界城、宝大祥公司、国际商厦等,还有专业的电子商厦、远东电器商厦等。经营方式改变,打破了工商、批零、行业、部门、地区的分工界限。同时,新崛起一批连锁超市、专卖店、便民店。

199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0.04亿元,比1990年的333.68亿元上升191.3%,其中穿着类商品销售142.58亿元,比1990年的52.33亿元上升173%,用的商品销售436.4亿元,比1990年的137.23亿元上升218.2%。全市商业建设项目投资64.4亿元,新增企业用房92万平方米,至年底全市商业营业面积达884万平方米,人均占有面积0.66平方米。1993年后3年新建商场面积相等于1989年前40年的总和。1995年新建超市、便民店496家,累计全市有超市700家,连锁便民店1100多家。全市商业网点超过15万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场拥,购物挤”的状况。

1995年,上海国有商业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要求,转制、改组,实行政企分开,组建一批企业集团。其中有些集团集商、贸、工、科于一体,优势互补,到年底全市商业为主的企业集团共有53个。解放以来主管日用工业品的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撤销,将其主管的批零企业分别组成“一百”、“华联”、“友谊”三个集团,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开拓业务经营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