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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3/10/14 9:39:29

上海,从一个海滨渔村发展成全国闻名的“江海之通津、东海之都会”,进而发展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和科学、技术基地,已经走过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这个历程,也是上海人民在东海之滨的这块土地上劳动、创业、奋斗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占人口半数的上海妇女与男同胞并肩作战,作出了她们的贡献。同时,妇女作为人口中的一个群体,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她们在这个历程中的前进,时时伴随着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上海妇女正是以这种劳动创业活动与妇女解放斗争的结合,在上海发展史上写下了动人的篇章。

据上海青浦境内距今5000年前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的鉴定,女性的陪葬品略多于男性的事实,可知这里曾处于母系社会晚期,人们以母系聚族而居,女性在社会上处于受尊重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东吴南越、西楚一带的人群进入上海地区,往昔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产活动,逐渐为农业耕作所替代,母权制逐步让位于父权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上海妇女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发生变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她们不但和男子一样,受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压迫、剥削,而且在家庭中、社会上,还处于依附男子的地位。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所束缚的上海妇女,政治上无权,经济上不能自立,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人身无自由,大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建县,以适应经济与人口发展的需要。至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止,渔盐耕织是人们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每一种生产活动都渗透着妇女的血汗。她们参加田间劳动,耕耘锄耙,样样都干;她们纺纱织布,往往“通宵不眠”,“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元代乌泥泾妇女黄道婆,在海南学会了先进的纺织技术,返乡“教民化棉为布”,是上海这一近代中国棉纺织中心的滥觞,创造了“衣被天下”的繁荣。上海妇女的自给养家能力,也因此较其他地区高出一筹,但上海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蒙受的重重苦难,并未得到改变。

清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根据道光二十二年签定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侵略者在这里建立租界,一步步把上海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这一历史巨变,使上海妇女又增添了帝国主义所强加的新的苦难,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上海近代都市化进程的较充分推进,促使上海妇女较早觉醒,为摆脱原来的处境和命运,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中国第一批产业女工在上海诞生了。上海作为一个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掠夺的同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近代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上海早期的工厂女工,大部分来自上海本地和邻省地区的贫困破产农民,她们走出家庭,离开农田、织机,来到车间里、机器旁,汇入了工人阶级的洪流。民国3~9年(1914~1920年),上海的染织等六类工厂中,女工已达10万余人。她们主要集中在棉纺、缫丝、卷烟、火柴等行业,这些行业中女工占60%以上,其中缫丝工人中女性高达95%。

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妇女日益增多,并开始走上职业岗位。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西方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近代西学在上海进一步得到传播。从上海开埠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近60年间,教会办的女子学校共有10余所。此外,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也在上海热心宣传西学,倡导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光绪二十四年,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会书塾)在上海开办。以后国人办的女子学校逐渐增多,至民国7年(1918年),上海国人办的女子学校约有14所。不少知识妇女在学校、医院和工商企业中获得了就业机会。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上海还涌现了一批要求改革政治制度、争取男女平权的先进分子。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把妇女解放作为维新变法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不缠足”、“兴女学”以启民智,把妇女问题和救亡图存结合起来。他们的思想主张在上海妇女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参加不缠足会的上海妇女约有5万人。光绪二十三年初秋,以妇女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团体——女学会在上海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刊物——《女学报》在上海创办,这对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兴起,起着理论上的启蒙和实践上的先导作用,促进了上海妇女的觉醒。

20世纪的辛亥革命,推动了上海妇女要求改变国家命运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革命派人士把实现男女平权作为民主革命的一大任务。一时间,以进行反清宣传,批判封建纲常,宣传男女平等,呼吁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会,为争取自身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奋起斗争为宗旨的书刊大量涌现。邹容的《革命军》、金天翮的《女界钟》先后在上海问世。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元年,全国各地陆续出版的40多种妇女报刊中,有20余种是在上海创刊出版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和以后的《女子世界》、《神州女报》等。这些书刊的出版发行,加速了上海妇女的觉醒。辛亥革命中,上海妇女组织军事、救护、募捐等团体,通过各种形式投入斗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又掀起了参政的热潮,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是全国最早、当时最有影响的妇女参政团体。虽然这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掀开了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帷幕,并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反响。

由于当时的社会变革运动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上海妇女在获得某些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依然承受着种种压迫和剥削。

许多妇女有了进工厂谋生的机会,但低廉的工资使她们挣扎在贫困、饥饿线上;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使她们面临疾病、死亡的威胁;各种歧视女性的规章制度,更使她们备受虐待和凌辱。被剥夺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生活的包身工、养成工和童工,也大多是女性。

女子虽然有了进学校读书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但由于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女子就学的机会仍远远低于男子,广大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中,文盲大量存在。即使从学校毕业的知识妇女,能谋得职业的也只是少数,有的职业妇女被当作摆设的“花瓶”。至于妇女参政并任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

妇女的人身自由相对以前来说增多了,但同时她们又陷入种种新的依附关系中。如在工商企业中对雇主的依附;在婚姻问题上,除家长作主的包办婚姻外,还有金钱至上的买卖婚姻、童养媳等,妇女仍然摆脱不了对男子的依附。在十里洋场上,不少妇女还像商品一样,被迫成为被人玩弄的对象。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上海妇女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方针。从此,上海的妇女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展开了全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女学生受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等传播的进步思想的影响,率先投入斗争,知识界以及其他各阶层的妇女也纷纷响应。她们要求男女教育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主、职业自由的呼声,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五四运动后,上海的初等和高等小学逐渐实行男女生同级上课,中学和大学相继招收女生,电话局等社会公益事业也开始招收女职工。民国10年(1921年)3月8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秘密举行首次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活动,探讨了妇女解放问题。

民国10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时,就谈到妇女工作。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翌年2月,又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学。民国1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妇女运动决议案》,为妇女运动指明方向。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者向警予、杨之华,在上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在她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大批知识妇女和女学生深入工厂,支持和帮助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民国11年,上海以女工为主举行的罢工有14次之多。这些罢工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表明以女工为主体的劳动妇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实现了各阶层妇女的大联合。在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斗争中,劳动妇女被广泛地发动起来,成为妇女运动的主力军。这标志着上海妇女运动中心的转移,即由以知识妇女为中心的妇女运动,转为以女工为主体的劳动妇女为中心的妇女运动。上海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将争取自身的解放同争取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同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融为一体,上海的妇女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妇女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一些妇女运动的骨干、优秀的女共产党员被逮捕、被杀害,向警予、冯铿就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经过低潮时期的艰苦斗争,上海的妇女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又逐步发展起来。

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上海妇女纷纷投入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上海妇女以人力、物力积极支援前线军民的抗日斗争。宋庆龄、何香凝亲往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筹设伤兵医院,并发起为抗日将士捐制棉衣等工作。民国24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上海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为动员各界妇女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也在上海蓬勃开展,丁玲、王莹、陈波儿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为动员民众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和争取民族解放,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上海妇女还进行了多次反对歧视的斗争,如海关女职员为争取平等待遇、邮政储汇局女职员反对辞退已婚女职员的斗争等。

八一三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上海烧杀奸淫、狂轰滥炸,无恶不作。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上海妇女,更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以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斗争。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简称慰劳分会),即是这一时期上海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孤岛”时期,由许广平出面将慰劳分会改名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在“孤岛”这个特定环境中,以“救济难民”、“妇女互助”、“俱乐部”、“联谊会”等较隐蔽的形式,坚持开展抗日活动。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在为新四军筹集经费的物品慈善义卖活动中英勇献身。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其特殊的身份,在女工夜校的女工和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中开展爱国活动。还有不少妇女毅然参加了新四军,有的辗转到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上海郊县妇女中,出现了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日游击队的动人事迹。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上海女英烈有30余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和推行卖国政策,上海妇女的斗争与工人、学生等各条战线人民的斗争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和平民主运动的重要一翼。民国35年,三八妇女节3万妇女反内战集会和示威大游行、4月3万妇女选举“国大”女代表以及6月3万妇女参加反内战签名运动等大规模的活动,显示了上海各界妇女联合起来的力量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上海妇女积极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活跃在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上。从抗议美军暴行,到抗议五二惨案;从同济学潮,到“舞潮案”和申九罢工斗争,上海妇女都表现得机智勇敢,不屈不挠。这期间,邓颖超在上海为出席国际妇女会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妇女还和全市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屠杀、反破坏、反迁移的护厂、护校、护店等活动,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妇女和全国妇女一起,摆脱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四大绳索”的束缚,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然而,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推翻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为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提供了根本的保证。由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达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海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开始了实现男女平等、寻求彻底解放的新的里程。

1949年6月,上海妇女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为谋求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众团体——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0年8月正式成立,1957年11月改名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她承担着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解放初期的上海,有众多的失学、失业妇女和家庭妇女。据统计,1950年1月,上海女性人口为226.2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5.43%,其中女性就业人口为36.80万人,仅占全市就业总人口的17.82%,占女性总人口的16.26%。市民主妇联运用基层妇女代表会议的形式,把这些失学、失业妇女和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家庭妇女们逐步走上了生产劳动岗位。至1960年,全市约有14万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业、城建、商业等部门的工作,20万家庭妇女参加里弄生产、生活服务等。

在郊县,农村妇女通过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并依法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许多老年妇女在颁发的土地证上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妇女积极组织和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解决了不少包办婚姻、重婚纳妾、妻子挨打受骂以及寡妇再嫁、童养媳自主结婚等问题,使一大批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上海妇女从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颁布,使上海妇女第一次有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有161名妇女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13%,还有1021名妇女当选为区县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2.13%。

娼妓是上海解放前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海一解放,市政府就把改造妓女的任务摆上议事日程,使她们改造成新人。

获得新生的上海妇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解放初期铲除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其他社会活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们积极捐献飞机大炮,赶制军鞋和军被服;除送子、送郎参军、支前外,还有不少女医务工作者、女文艺工作者等奔赴朝鲜前线。在“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广大职工家属积极鼓励亲人检举揭发,工商业者家属鼓励亲人坦白交代,私营企业的女职工清算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随后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上海妇女尤其是工商业者家属,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解放前上海的文盲、半文盲中,妇女占大多数。1950年初,15岁以上的妇女文盲率达83.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海妇女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家庭妇女们采取“自办、自教、自学”的方法,通过识字班(组)等形式学文化。至1956年暑假,约有近7万名妇女摘除了文盲帽子,在学的有36万余人。女工们则踊跃参加职工业余学校的学习,1955年在学的有9万余人。

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上海妇女的就业人数逐步增加。1949年底,上海女职工为19.2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9.2%;1955年底,全市女职工增加为30.4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2%,主要分布在轻工、纺织行业(约占2/3),以及教育、医务、商业、手工业等部门。1965年,全市女职工已达50多万人。

上海妇女发挥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卫生、教育等各项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1958年10月,在以勤劳节俭为中心的“五好”运动中,共评选出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815名、集体19个。1960年3月,在全市纪念三八妇女节50周年大会上,首次对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妇女和以妇女为主的先进集体共3000名(个),授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此后,争当“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成为上海妇女持续至今的一项重要活动。

1966年5月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使上海各方面的工作遭到解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前十七年的妇女运动被否定,部分女领导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妇女先进人物受到打击诬陷,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妇女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被严重摧毁。上海妇女在克服重重困难坚守生产、工作岗位的同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充分发挥上海妇女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积极性,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和条件。与上海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步,上海妇女的进步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妇女进步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断优化,妇女合法权益得到基本保障。

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力地推进了妇女进步与发展的社会环境的优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妇女发展成就的广泛宣传,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和男女平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以《宪法》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婚姻法》、《选举法》、《劳动法》、《继承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1990年后,上海市人大与市政府先后颁布了《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和《上海妇女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妇女发展事业被纳入上海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1995年,作为市政府的协调议事机构,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在区县、街道乡镇相应建立了工作网络,有效加强了对全市妇女儿童工作的规划和实施。在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断优化。各级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也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女子教育更受重视,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1990年,全市妇女中最高学历为大学、中学与小学的,分别为1949年的8.6倍、18.2倍和2.6倍;18~45岁年龄组妇女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城镇为96.2%,农村为53.3%,分别比其母亲辈高出71.6个和50.6个百分点。至1998年,全市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99.98%,没有性别差异;全市高等学校(包括研究生)在校学生中,女性比例达41.1%;在校硕士生、博士生中女性比例分别为32.7%和19.6%。

改革开放新时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成为上海妇女提高自身素质的目标,“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已成为她们的自觉行动。大批女职工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1994年,全市成立了4300多个女职工读书小组,200多个同工种、同业务女职工技术促进会,举办各类业务讲座、培训班5300余期,有27万人次的女职工受到财会、计算机、烹调、外语等的专业技术培训。1998年,全市各类成人高校和成人中等学校中,女性比例分别达41.4%和55.9%;全市有10多万女职工进入250多所女职工周末学校学习。据统计,1997年全市共有33.69万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3.3%。在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分别占37.5%和20.5%,比1981年上升了19.5个百分点和7.9个百分点。至1998年,全市有8位女性荣获学术界最高荣誉院士称号。

在郊县,1994年接受各种农业科学技术培训的农村妇女达214万人次,近百万农村妇女人均掌握二门以上的新技能,4.5万人摘除了文盲帽子,3万多人评上初中级技术职称,4万名乡镇企业女职工通过了技术上一个等级的考核,并涌现出2万多名各类女能手。至1998年,平均每年有30万人次的农村妇女接受实用技术培训。

——妇女参与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半边天”。

1990年全市就业总人口中,女性比例已从1950年的17.8%上升为45.6%,20~50岁女性的就业率为95.1%。1997年,全市女职工总数为182.12万人,占全市职工人数的41.84%,比全国平均比例高出3.2个百分点。1998年,全市女职工人数为166.27万人,占全市职工人数的40.3%。与此同时,上海妇女的从业领域不断扩展,就业层次逐步提高。随着上海的产业结构从“二一三”向“三二一”方向发展,妇女的就业结构也出现同步调整的格局,就业结构日趋合理。女职工比例高于和接近50%的有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

80年代初,为了进一步发挥女知识分子的作用,上海率先在科教文卫和机关系统建立了中共党委领导下的妇女工作委员会。1984年10月,全国第一个女知识分子联谊会——上海女工程师联谊会成立。不久,女医师、女律师、女科学家、女法官等联谊会(协会)也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在发动知识妇女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知识妇女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先后开展的“创造发明、献计献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活动、“巾帼建功”(做“四有”、“四自”女性,为“八五”计划建功)活动,以及女职工双文明竞赛等活动中,上海的女职工提出了大量的合理化建议,建立了许多“巾帼文明岗”、“文明窗口”、“巾帼车队”等,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女科技人员取得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创造成果,其中有的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在农村中开展的“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活动中,农村妇女在提高郊县粮、棉、油生产水平,丰富城市菜篮子工程,以及发展庭院经济和建设“三八绿色工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教师、女医护人员、女文化艺术工作者、女新闻出版工作者、女运动员等,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突出成绩的事例也层出不穷。

90年代后,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市地方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中,女性占半数左右。她们中的许多人转变观念,振奋精神,积极参加技能培训,又在社区服务、创办个体及私营经济等新的岗位上重新实现了自我价值。至1998年,全市再就业人员中女性超过50%,并涌现出一批自强不息的带头人。

——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妇女进入决策层的人数稳步上升,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日益广泛。1998年,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女性占23.3%,比1954第一届上升了3.2个百分点;上海市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女性占16.5%,比1953年第一届上升了6.3个百分点。全市干部总数中女性的比例,已从建国初的4.8%上升为1997年的40.01%,其中局处级干部中,女性的比例分别为11.4%和17.5%,比1978年上升了4.1个百分点和8.1个百分点。全市19个区县和99.4%的街道、乡镇的党政领导班子中都有了女领导干部。80年代以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中均有女性领导人。1998年,陈铁迪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叔华、任文燕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焕琛任副市长,谢丽娟任市政协副主席。

妇女参与经济管理的程度日益提高。据市总工会1998年对2252家企业的调查,在70%的企业领导班子中有女性成员;有女性参加的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占已建董事会、监事会企业总数的42.6%和58.8%;企业职代会代表中,女性代表比例与女职工比例接近的企业占3/4。

——妇女的家庭地位提高,民主、平等的家庭关系已成为主流。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活方式日趋文明、科学与健康,上海家庭的轴心已从血缘关系向姻缘关系即夫妻关系转化,两性平等的民主型家庭成为上海家庭的主流。在这样的家庭中,妻子和丈夫一起承担家庭义务,同样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据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婚姻质量调查,从1977年起上海城镇青年的婚姻中,父母包办现象已经消失,2/3以上的家庭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半数以上的家庭夫妻共掌家庭实权,因而绝大多数的上海女性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评价甚高。

——妇女保健事业进一步发展,妇女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市体委1997年进行的成年人体质监测报告显示,上海女性总体体质与男性相比,无显著差异,总体体质测定为优秀的占测试女性总数的12.4%,比男性高2个百分点,良好和合格的占70.5%。1998年底,上海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9.02岁,比男性高3.96岁(男性为75.06岁),比1952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23.50岁,比1978年高4.24岁。1987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婚前检查。至1997年,全市妇女的婚前体检率为97%,孕产妇、婴幼儿保健网络覆盖率为90~95%;孕产妇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3.2‰下降到1997年的0.12‰,婴儿死亡率由120‰下降到6.47‰,均达国内领先水平,并进入国际先进城市行列。1979年9月上海发放第一张《独生子女证》后,至1997年,全市已有230万户家庭相继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98年,上海的计划生育率为99.50%,已婚妇女避孕率为91.75%。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海妇女曾被禁锢的聪明才智正在极大地释放出来,她们以日益提高的文化心理素质,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和面向世界、求知求新求美的开放意识,以及对生活、事业的多层次追求,活跃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男子并驾齐驱,撑起了半边天。她们是中国妇女中一个较具现代人风采的群体。据统计,至1998年,全市共有300名妇女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11名妇女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170名妇女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205个集体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然而,妇女解放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制约,也为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所制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很发达,社会法制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还有残余的封建传统观念、落后的社会文化观念影响等,决定了目前两性的发展仍然处于不平衡状态。在上海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妇女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以及在社会决策层中的比例还不高,社会上漠视和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平等与发展仍将是21世纪上海妇女运动最重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