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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2003/8/28 14:11:22

《上海租界志》编纂工作,从项目确立到正式交付出版,共经历近14年时间。1988年1月,上海市档案局馆接受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达的编纂《上海租界志》任务,依托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着手开始《上海租界志》编纂准备工作。1995年5月,上海市档案局馆成立《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编纂工作的领导,充实专职编纂人员,编纂工作全面展开。在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这部有相当难度的志书。

上海租界历时近百年的发展变化历程,基本上是上海城市中心区域发展变化的历程,因此要编写一部全面反映上海租界发展演变及状况的志书,实际上等于编写一部“上海城区志”,在区、县志及各专业志陆续编纂和出版的情况下,这显然没有必要。因此,如何对《上海租界志》所要涉及的内容合理定位,这是我们编纂人员在编写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上海租界志》包含的内容范围应有多大,曾经有过几种意见,经过几番讨论,经市地方志办公室和编纂委员会认定,决定将重点放在两租界行政当局的机构状况、规章制度及其职能活动上,同时包括与租界当局有密切关系的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这样既充分反映了租界和租界管理机构的主要特点,又避免了与其他相关志书的重复。这一定位选择,应该说是几种选择中比较理想的一种,而且有利于实际操作。

这几年来,有关研究上海租界的论著虽时有发表,但从编写租界志的需要来说,资料的缺乏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唯一便利的条件是有上海市档案馆丰富的租界档案可资利用。然而近6万卷原始档案中虽珍藏着不少对志书编写来说非常有价值的材料,真要利用它却犹如大海捞针。好在几年来已经翻译成中文的系统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为我们提供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决策活动的基本线索,上海市档案馆这几年下决心向社会聘用的资深翻译人员和馆内专职外文档案管理人员在发掘租界档案中有价值的材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几年中,仅挑选并翻译的租界专题史料就达500万字,加上由其他途径(包括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等处)收集的资料,为我们最终完成这部志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条件。

《上海租界志》的撰稿人员均由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担任,由于撰稿人员缺乏编纂志书的经验,只能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逐步领会和掌握志书特殊的体例要求。1997年4月,我们写出近10万字初稿,不知这些初稿是否符合志书要求,便投石问路,邀请了市方志办领导和一些专家召开小型评稿会,对初稿进行评议。此后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又分批召开多次评稿会,市方志办领导和有关专家给予我们热情的帮助,他们在评稿时所提中肯的意见,使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同时使我们一批年青的编写人员在如何编纂志书方面得到许多指教,受益匪浅。

《上海租界志》虽然主要由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承担完成,但它作为一部方志,也体现了“众手成志”的特点。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市邮电志编纂委员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档案学会、上海市档案教育培训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陈正书、罗苏文、费成康、潘君祥、施宣圆、王渭泉、张观复、许洪新、完颜绍元、范洪涛、房建昌、金光耀、傅德华、张利民、戴志强、杨天亮、赵刚和澳大利亚学者弗兰西丝·威尔豪斯(Frances Wheelhouse)女士、美籍华人卢祀华等专家学者为志书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资料,吴林康、何鸿根、刘光清、陆晶、王小华、吴光华、郭俊、毛国平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志书的编纂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在此,谨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由于志书涉及的内容广泛,所用资料不少是外文档案,加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