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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3/3/4 9:00:21

作为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警察机构,在上海已有140多年历史。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租界巡捕房、清政府的巡警总局、民国时期的警察机构,到日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历经90余年,都是旧中国整个国家机器中维护反动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在摧毁旧的警察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人民公安机关。40多年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公安部的领导下,上海市公安局忠实履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职责,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清除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秩序,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嗣后,租界范围不断扩大,外侨增多。为了维护殖民统治,租界成立市政机关——工部局、公董局,制订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法律制度。清咸丰四年(1854年),英租界率先建立巡捕房。咸丰六年,法租界也设置巡捕房。清同治二年(1863年),英、美两租界合并,称英美租界(1899年改称公共租界),在工部局下设警务处,统一管辖各巡捕房。法租界警务处直属法驻沪领事管辖。他们招聘英、法、俄、葡、日、印度、越南人及华人充当警官和巡捕,管理租界内的治安、刑事、司法和户籍等警务。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和防御火灾的需要,又设置交通和消防管理机构。巡捕房作为管理租界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的警察机构,是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得力工具。

在华界,清同治元年,上海设巡防保甲局。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二十六年,仿效租界,先后在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和闸北工程总局设巡捕房。光绪三十三年,根据清政府统一筹建地方警察机构的通令,上海道接管南市、闸北巡捕房,撤销巡防保甲局,成立上海巡警总局。民国2年(1913年)5月,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现行地方警察官厅组织令,成立江苏淞沪警察厅。民国16年7月,改称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民国19年7月,改称上海市公安局。民国26年1月,又改称上海市警察局。

民国26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进攻上海。11月,上海沦陷。12月,成立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下设警察局。民国27年,改名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民国32年7、8月间,汪伪政府接管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警务处,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第一、第三警察局,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改称第二警察局。民国33年8月,又将3个警察局合并为上海特别市警察局。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9月,国民党政府接管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改组为上海市警察局。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

旧上海的警察机构,为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国内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对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清光绪二十九年,租界巡捕房应清政府的要求,逮捕革命志士章太炎、邹容。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配合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民国8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巡捕、警察镇压,死伤10余人。民国1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查封。此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曾多次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民国14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商人的愤慨,上街示威游行,遭公共租界巡捕镇压,枪杀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警察、军队、特务和流氓势力,在租界巡捕房的默许下,杀害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把革命高潮镇压下去。接着,又先后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何孟雄、恽代英等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引渡给国民党军警机关杀害。民国18~19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共逮捕2200多名共产党员。民国19~23年,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共逮捕600多名共产党员。上海沦陷期间,日本宪兵、汪伪警察与特务勾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迫害无辜群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发动内战,引起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上海工人、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以及“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斗争的和平民主运动,国民党警察局出动特种警察——“飞行堡垒”、骑警和消防车进行镇压。特别是民国38年上海解放前夕,警察局大批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300多人惨遭杀害。5月24日晚,警察局长毛森在临逃跑前,下令在市警察局大院内枪杀中共党员和起义人员9人。

旧上海的巡捕、警察同特务、流氓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鱼肉人民。大流氓黄金荣在充当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督察长期间,网罗党羽,发展帮会组织。一些警察局长、侦缉队长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连蒋介石也曾拜他为“老头子”。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等大流氓结伙,垄断烟土买卖,开设妓院、赌场,绑架勒索,无恶不作,成为犯罪分子的后台和靠山。在当时“警匪一家”的上海,盗贼猖獗,娼妓成群,烟毒泛滥,流氓横行。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上海警察机构内部的有志之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从民国20年建立中共第一个支部,到1949年5月,上海警察系统中共地下党已发展到近500名党员。先后开展罢岗、反“甄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成功地保护了关押在狱中50名革命人士的生命安全,完整地保管了警察局的武器弹药、文书档案和各类物资,并向各级警官投递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警告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情报部门争取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和市监狱典狱长王慕曾弃暗投明,策动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上海解放和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二)

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组建人民公安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从山东解放区抽调一批公安干部和华东警官学校培训的1000多名新警,于1949年5月初集中于江苏丹阳进行接管准备。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委派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部长陈赓未到任)迅即率领公安干警抵沪,在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的配合下,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为团结、改造当时占全局干警82.4%的留用人员,控制刚解放的上海治安局面,新成立的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实行“边作战、边建设”的方针,加强人民公安工作和人民警察的队伍建设。一方面,全面清除旧警作风,对犯有“六害”行为(即: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包庇盗窃,坐地分赃;包庇地主、反革命;包庇贩毒、贩吸毒品;掩护不法商人,非法营利;腐化堕落,侮辱妇女)的员警坚决清洗。另一方面,从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店员、工人中大量招收干警,改变队伍结构,壮大公安队伍。并结合“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新三反”(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等运动,不断进行教育整顿,使上海公安队伍朝着纯、精、强方向发展。

解放初期,上海公安机关面临着国民党政府溃逃留下的烂摊子和潜伏特务的疯狂破坏。仅1949年5月25~31日,全市发生凶杀、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57件。不法商人无视军管会法令,非法倒卖金银、外币,哄抬物价。治安和交通秩序十分混乱,严重威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市公安局遵照市军管会、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提出的“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自由,恢复生产”的指示,紧密依靠群众,会同人民解放军,开展收容散兵游勇、肃清特务、缉捕盗匪的斗争;着手整顿交通秩序,加强治安行政和消防管理;配合华东财委,查封专事金融投机的证券交易所,打击非法买卖金银和外币活动。至1949年底,共遣送散兵游勇1.8万余人;破获特务案件417件,捕获特务分子1499人,缴获电台109部、枪支200支;侦破盗匪案件737件,逮捕盗匪1667人,缴获枪支543支、手榴弹20枚、子弹6350发。国民党特务机关布置的一批潜伏电台和特务,以及从台湾和沿海岛屿派遣潜沪的武装匪特、行动特务纷纷落网。旧上海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迅速改观,逐步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

1950年初,美国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加紧对上海的封锁和轰炸,尤其是2月6日对上海一些地区的狂轰滥炸,造成严重破坏。同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残余反革命势力再次抬头,疯狂破坏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全市公安机关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反封锁、反轰炸斗争和抢险救灾、救死扶伤工作,及时破获一批向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的特务电台案和阴谋暗害中共上海领导人的行动特务案。自11月底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实行全党动员,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集中搜捕反革命、结合民主改革深挖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步骤,至1953年,镇反运动基本结束,相当彻底地肃清了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恢复经济,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烟毒、娼妓、赌博是旧上海遗留下来的社会丑恶现象,严重毒化社会风气。解放前夕,在上海制运贩卖毒品者约有3万人,吸毒者不下10万人。全市有公开妓院800多家,妓女4000多人,暗娼约3万人。赌摊赌窝随处可见,赌头赌棍为数众多。上海解放后,公安机关有步骤地对烟、娼、赌采取“三禁”行动。对烟毒犯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1950年5月~1951年底,全市查处毒品案6873件,逮捕烟毒犯12211人,缴获鸦片37万两。1952年7月,市公安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政务院关于开展禁毒运动的指示,继续开展惩办制运贩卖毒品的罪犯,强制吸毒者戒除毒瘾,严禁种植罂粟等行动。对妓院采取严格限制,逼其自行停业的措施。1951年11月起,公安会同民政、卫生和妇联组织,查封全市残存的妓院,逮捕妓院主、暗娼主、老鸨、龟奴,移送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建立妇女教养所,对无家可归又无就业条件的妓女收容教养,在治疗性病后,组织她们学习劳动技能,安置生产就业,帮助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3年,在全市开展广泛深入的禁赌活动,取缔赌摊赌窝,打击赌头赌棍。“三禁”行动,得到全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祸国殃民的烟、娼、赌等社会丑恶现象得到有效制止,上海社会风气和治安面貌焕然一新。

1953年后,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上海公安机关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心,调整内部机构设置,全面加强各项业务建设,突出加强对经济、文化的保卫工作。针对国内外敌人对上海进行破坏活动的新阴谋,系统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对帝国主义间谍和国民党特务的侦察破案工作,破获一批重大间谍、特务和反革命案件,粉碎了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妄图在上海制造爆炸、暗杀事件的阴谋。经过坚持不懈地同盗匪斗争,至1956年,持枪抢劫的案件基本绝迹;通过人口普查,健全户口登记管理,准确地摸清全市人口情况;依法加强治安、交通和消防管理;加强对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特赦安置了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反革命和刑事罪犯;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监督改造工作。上海的社会治安出现空前的稳定局面。

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乘机进行破坏,他们利用广播、投寄反动信件、派遣特务潜沪等各种手段,煽动国内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指挥潜伏特务和策动残余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纵火投毒、制造骚乱,并进行所谓“抗暴”行动。上海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会同人民解放军,歼灭和擒获一批妄图在上海附近沿海登陆的武装特务;依靠群众,深入侦查,及时破获潜入的派遣特务案件,查获一批在国内组织反革命集团、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的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妥善处置少数人闹事和小偷小摸等治安问题。严密保卫首脑机关、国防工业要害部门的安全,全市社会治安趋向稳定。1965年,是上海解放后发生刑事案件最少、社会治安最好的一年。

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上海公安机关在内部肃反、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等方面,曾有过扩大化错误,办了一些冤假错案;在“大跃进”运动中,在预防犯罪、侦察破案、治安、交通、消防管理和创造安全环境等方面,曾提出一些过高指标,以致产生浮夸、虚假现象;在3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曾一度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人和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对于上述问题造成的不良后果,后来逐步作了纠正。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公安机关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1967年1月,在所谓“一月夺权”风暴中,上海市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勾结社会上的“造反”组织,篡夺了上海公安机关的领导权。1968年1月,全市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领导权又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王维国一伙把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全面否定十七年来上海的公安工作。诬蔑上海公安机关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上海市公检法一直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诬陷李士英、扬帆、黄赤波、王鉴等历任公安局主要领导是“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把正常的公安保卫工作诬陷为“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对间谍、特务侦察、预审工作诬陷为“资敌通敌”、“包庇放纵敌人”;把解放前在敌占区进行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诬陷为“叛徒”、“特务”。公安机关在长期斗争中树立起来的“人民喜爱、敌人惧怕”的形象受到严重玷污。由于江青、谢富治竭力煽动“彻底砸烂公检法”,致使上海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揪斗打倒,有的被关押审查达7年之久;全市公安干警遭到打击迫害的达535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47人,1000多人被逮捕、拘留和隔离审查,500多人作敌我矛盾处理,200多人被押到劳改农场监督改造。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对敌侦察工作说成是“神秘孤立主义”,把依法管理治安、交通、消防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按照政策法律审讯犯人说成是“和平谈判”等等。许多行之有效的业务工作手段、办法,被当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取消。大量技术器材甚至警犬都不准使用,各项公安业务建设所打下的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王维国等人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受到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操纵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抽调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进驻全市公安机关,成立领导小组替代市公检法军管会。“砸烂公检法”的路线依然没有改变,甚至还企图用上海民兵组织取代公安机关。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市公安局领导小组主要成员还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未遂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活动。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公安机关受到严重破坏,致使耳目不灵,打击不力,防范不严,治安失控,社会秩序混乱,打砸抢成风,凶杀、流氓、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犯罪分子气焰十分嚣张。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间谍、特务趁机潜入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勾联等活动。在“群众专政”的无政府状态下,宪法和法律遭到践踏,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使大批无辜群众受到残酷迫害。然而,上海广大公安干警在这错综复杂的艰难条件下,牢记人民警察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抵制和斗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特别是许多公安领导干部,在遭受迫害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真理,经受了严峻考验。

(三)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上海公安系统全面清查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调整各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继续坚持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恢复和发扬人民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贯彻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分清公安工作的大是大非,各项公安业务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公安机关坚定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拨乱反正。遵照“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集中力量整顿社会治安秩序,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严惩聚众殴斗、搞打砸抢的流氓分子;参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案件的审理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给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摘帽”;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处理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按照“有错必纠”的方针和有关的政策、法律,作出妥善处理。

经过整顿,上海社会治安秩序开始好转。但是,进入80年代后,刑事犯罪案件又大幅度上升。1983年8月起,上海公安机关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采取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组织集中、统一的打击行动,依法从重从快,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3年内,组织开展3个战役、13次行动,摧毁一大批犯罪团伙。依法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贩毒、制造贩卖黄色淫秽物品等犯罪分子2.7万余人,送劳动教养1.3万余人,使刑事案件的年发案数明显下降。同时,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及时侦破一批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侦破一批境内外犯罪分子互相勾结,进行国际金融诈骗和贩运毒品的大案要案。针对社会治安出现的突出问题和季节性发案特点,不间断地组织“反盗窃”、“打流窜”、“抓逃犯”等专项斗争。并依法加强治安、户口管理,坚持打防并举,逐步形成上海“严打”斗争的新格局。

1986年底,上海发生学潮。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出现政治风波。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上海部分高校学生打着“要民主”等一类口号上街示威游行,冲击市人大、市政府机关,一些歹徒设置路障,拦截、毁坏车辆,焚烧列车,严重破坏交通和治安秩序。其间,上海公安干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宣传疏导群众,全力维护社会治安。1989年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政治风波后,上海公安机关依靠广大工人、干部和市民,迅速清除路障,恢复交通,依法取缔各种非法活动,坚决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有效地维护了上海的社会稳定。

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和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外来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三资”企业成倍增加,公共娱乐场所星罗棋布,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正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巨大活力。与此同时,治安问题相应增多,“黄、娼、毒、赌”等社会丑恶现象迅速蔓延,刑事犯罪案件出现新的高峰,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暴力化。城市交通管理、消防和其他各项公安工作,也都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上海公安工作面临新的治安形势和日益繁重的任务。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市公安局于1991年提出公安工作要坚持“一个中心、三项建设”,即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加强公安业务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和干警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了使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上海公安机关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不停顿地开展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强化侦察破案,努力多破案、快破案、破大案,遏制了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势头;进一步严密治安管理,坚持“整治、管理、服务”相结合的方针,严查、严治、严管,不断开展“禁毒、禁娼、扫黄”等专项治理,加强对公共场所、特种行业和外来人口、重点人口的管理;构筑以“110”报警服务为中心的指挥系统,以交警管“点”、巡警管“线”、特警机动和派出所民警管“面”的治安控制体系。1992年,围绕“清理法规、简化手续、下放权力、放宽政策、转变作风、积极参与、加强管理”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新措施。

市公安局本着“积极、慎重、科学”的态度和“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3年制订《上海市公安体制改革方案》。建立以市公安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保障部为主的指挥管理体系;组建以刑侦、治安、交通、消防、巡警、经保、文保7个总队为主体的勤务作战系统;加强基层一线作战实体,全面推行基层勤务制度改革,各基层派出所实行联勤制、警长制,刑侦、巡警部门推行探长制、巡长制。适应城区街道的变革,建立警察署,强化社区管理和社区防范。与此同时,理顺市公安局对区、县公安机关的领导关系。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公安分局和县公安局局长参加同级党委常委领导班子。经过体制改革,上海公安机关的指挥、管理、实战层次清晰,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能提高,有利于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发挥。

遵循公安部提出的“抓班子,带队伍,促业务,保平安”的工作思路,上海公安机关始终把公安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警,使上海公安队伍在政治上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着重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实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干部交流,大胆提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重视对干警的文化、法制、业务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坚持开展廉洁为民和立功创模活动,加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和纪律作风整顿,针对不同时期队伍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集中开展专项教育治理;坚持反腐倡廉,严肃查处少数干警违法违纪案件,清除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按照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指挥灵敏、反应迅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统一协调、忠诚可靠的公安队伍。

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上海,正在向“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和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在新的形势下,上海公安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加强专门工作和依靠广大群众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一个中心、三项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断深化公安改革,争创一流的公安工作,一流的公安队伍,一流的社会治安环境,为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