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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3/2/17 13:36:55

早期工商业者组织发轫于行会。“行”的名称,最早见于隋代。隋时东京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唐代市肆中已有“行头”、“行首”、“行人”。南宋在临安(今杭州市)、汴梁(今开封市)、建康(今南京市)、吴兴(今湖州市)、昆山(属江苏省)等处,均有“行”的存在,仅在临安一地就有“四百十四行”。元明之际,“行”屡见于曲艺话本。元曲中有“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的唱词。明人的小说亦有“三百六十行”说法。“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欧洲中世纪出现的基尔特(guid或gild)制度,类似于中国的“行”。所谓“行”,原是工商业者集合在同一区域,为维护生产经营等共同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组织。“行”的组织直到清朝还继续存在。在同一城市的同业商人已渐次组成为“一业一会”,而来自同一地域的同业商人又以“帮商”的组织出现,逐渐形成了以同乡同业的“行”、“帮”为基础的会馆公所。

以往记载上海地区最早的工商业组织,一般认为是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上海和崇明籍沙船主在马家厂(今南市会馆街)建立的商船会馆。然而,根据现有资料反映,上海地区最早的会馆公所在清顺治年间已经存在。它仍然与商船有关,是关东、山东籍商船主为死难的同乡寻找埋葬之地,在上海县城西置田50余亩而共同组建的关山东公所。自元朝海运漕粮,至明清两代,上海的海运事业时起波伏。元至正(1341~1368年)中期,上海县入籍民户72502户中有船商水手5675户,计每百户有7~8户与船商有关。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沿海走私贸易日盛,违禁海船遂成为上海主要海运船只。隆庆(1567~1572年)后,海禁既开,海运渐而复苏,但向北航运未过山东半岛。随着沙船的发展,逐渐适应北洋海道水浅沙多的特点,船主们将上海及江浙所产的布、茶、南货运往山东、直隶及关东,将关东以及山东等地所产的豆、麦、枣、梨运回江浙及上海。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朝廷颁发禁海令,“严禁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应置重典”。据此推测,关山东公所建立的时间在顺治十二年六月前,即顺治元年至顺治十二年之间,距今约350多年。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经济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困境中渐渐复苏。上海地区的沙船和浙、闽、粤的乌船、疍(dàn)船、估船,往来碇泊于上海港的数量越来越多,随船而至的商贾、船员在上海停留寄居者也渐增。他们“以敦乡谊,以辑同帮”为宗旨,建立了一个个会馆公所。乾隆十九年(1754年),安徽徽州、宁国两府商人在斜桥南(今徽宁路)组建徽宁会馆(思恭堂);乾隆二十二年,福建泉州同安、漳州龙溪海安商人在咸瓜街建立泉漳会馆;乾隆四十一年,钱业同人集资买下邑庙(今豫园)东园晴雪堂的房产,建立钱业总公所;乾隆四十八年,广东潮州府所属海阳、澄海、饶平三邑旅沪同乡在洋行街(今阳朔路)创建潮州会馆;嘉庆二年(1797年),宁波在沪同乡始建四明公所;同治十一年(1872年),广州、肇庆两府在沪同乡创建广肇公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福州、建宁水果商脱离三山公所者在南市组建三山会馆;宣统元年(1909年),丝厂主、茧业经销商在北山西路(今山西北路)、爱尔近路(今安庆路)组建丝厂茧业总公所。清顺治年间至民国初年,有名可按的会馆公所255个。其中顺治年间1个,康熙年间2个,雍正年间1个,乾隆年间11个,嘉庆年间7个,道光年间12个,咸丰、同治年间36个,光绪年间74个,宣统年间33个,民国初年9个,年份不详的69个。从时间上和数量上分析,清朝初期会馆和公所仅仅是萌芽阶段,清朝中后期会馆公所数量逐渐增多。会馆和公所这两种组织性质上似甚相同,有本系会馆性质而称公所的,也有本系公所性质而称会馆的。会馆侧重于同乡组织,公所偏重于同业组织。以本志收录的255个会馆公所为例,由同乡组建的会馆31个,由同业组建的会馆仅8个。由同业组建的公所194个,由同乡组建的公所仅22个。

会馆公所在维护国家和同乡同业利益及生命财产方面有不少的作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商船会馆的众船商因护漕(漕运:指国家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有功,清政府授于商船会馆“泽被东瀛”匾额予以嘉奖。四明公所所在地被划入法租界,光绪二十四年围绕地产权和迁址问题与法租界当局发生较大的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公所方面据理力争,通过抗议、罢工、谈判等形式,使法租界当局放弃筑路计划。光绪三十一年,“大闹会审公廨”事件发生后,广肇公所为粤籍涉案人声援,抗议英国驻沪副领事殴辱中方谳员,并积极交涉,使工部局巡捕房将关押于租界牢狱的黎黄氏送至广肇公所释放。

19世纪中叶,在上海进行经济活动的各国商人,为了随时修改经营活动中对已不利的规则,组成各自的商会,使其成为该国的代言人。英、美、法、日等国的商人不仅有自己的商会,还联合其他缔约国的商人共同成立了“和明商会”。遇到修订商约时,各国驻上海的商会活动频繁,集商人之智,纷纷向本国特使提供商税行船等经济情报,提出攫利建议。与之相比,以敦乡谊、定行规为核心的上海各会馆公所便显现了它的弱点。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谕令各省试设商务局,先在上海和汉口试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上海设立商务总局。光绪二十八年初,清政府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奉令与各国专使修订商约。谈判前,英方代表事先征询英国商会和在沪的和明商会的意见,提出一揽子修约方案。中方没有商会,也无处咨询,盛宣怀函请上海江海关道袁树勋传令召集各会馆公所的董事商议筹建商会事宜。同年正月十五(1902年2月22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清政府委派严信厚为总理,成立会上通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章程》6条。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诏设商部,委派载振为尚书。同年十一月,商部酌拟《商会简明章程》26条,奏请劝办商会。光绪三十年,根据部颁章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同时拟订《上海商务总会章程》23条,奏旨允准,宣告成立。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先后有7任总理、协理。会员来自各会馆公所以及在沪外商中的买办或在官方企业中的高级职员,由最初几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

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南市各业领袖聚议,拟在南市设立分机构,以便于就近开会商讨各有关事宜。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商部批准成立沪南商务公所。宣统元年,沪南商务公所更名为沪南商务分会。自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商部设立,“劝办商会”到光绪三十二年,在全国成立商务总会共30个,商务分会147个,会董有6000多人,会员数共58600多人。

上海商务总会存在的7年里,有两件事尤为突出,一件事是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并虐待华工,激起民族愤慨。上海商务总会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迫使清政府未敢与美国政府续签《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亦称“华工禁约”)。另一件事是光绪三十四年,上海部分棉花、纱布、煤等行业商人,因经营不善并兼做股票投机,使企业负债累累,或潜逃或破产,导致与他们有借贷关系的钱庄出现倒帐,引起在沪外国银行撤回放款的银元500万两,市面出现危机。上海商务总会以财产相抵押,与上海道联合担保,向汇丰银行、江苏藩库借银合计300万两,用以接济市面。表现出它在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保护华商利益以及挽救金融危机的能力。

清朝末年,受社会革新思潮的影响和政府推行保商政策。上海部分行业组建新型工商团体,有的是从会馆公所脱胎而来,有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生出来,逐步出现以“公会”、“商会”等命名的行业管理型同业组织。光绪三十一年,书业同行在望平街建立书业商会,光绪二十四年,上海机器面粉工厂因面临国外面粉倾销和同业竞争,组织专事采购小麦原料的办麦公会,宣统二年,报业同行在小花园(药局弄)组建日报公会,保险业同行在四川路组建保险公会,仪器文具业同行在泗泾路组建教育用品公会。宣统三年,布厂业主组建中华布厂公会。类似还有皮货商业公会,北市花业公会、棉业公会、木器商会等30多个。

辛亥革命以前,上海商务总会便组建了华商体操会。华商体操会与租界工部局签约,挑选优秀队员加入万国商团,组成万国商团中华队。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万国商团中华队与上海商界各业商团组成上海商团。以上海商团为主力的起义军攻下了上海最后一个清政府的军事重地江南制造局,从而使革命党人陈其美等成功地光复上海。上海光复后,一批江浙籍绅商集议,认为上海商务总会系清朝商部立案,应予取消,决议设立上海商务公所。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各业会员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商务公所并公举朱葆三为会长。上海商务公所的出现,使它与上海商务总会形成两个对峙的商会。谁存谁废,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后经双方议董多次切磋,达成共识,决定合并改组,重新组建为“上海总商会”。民国元年(1912年)2月底,上海总商会公告成立。自民国元年至18年,上海总商会每2年换一次,共有9任会长、副会长(民国5年前称总理、协理,民国5~17年称会长、副会长,民国17年后称主席委员)。

商会发展相当迅速。至民国元年,在全国范围内,商务总会已发展到57个,商务分会增加到871个,会董约23800人,拥有会员20万人以上。商会数和会员数成倍增加,亟待有一部法来规范。民国3年9月,北京政府颁布《商会法》,同年11月,又颁布《商会法实施细则》。该法规定:“各省城、各商埠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地区得设立商会”,“前所成立的商务总会、分会以6个月为限,依法改组”。这就意味着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重庆等非省城地区总商会为不合法。上海总商会首先反对。各地商会纷纷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该法与商人期望不相符合,要求修正。上海总商会提出若干条修改意见。民国4年12月,在北京政府重新颁布的《商会法》和次年2月颁布的《商会法实施细则》中,全部采纳了上海总商会等提出的修正意见。民国5年,上海总商会根据《商会法》重新订定并公布《上海总商会章程》。

民国8年,在五四运动中,上海总商会通过常会发表“佳电”,主张由中国和日本携手直接交涉青岛问题,这无异是承认日本有处理青岛的权利。舆论大哗,各方纷纷指责,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在一片诘责声中提出辞职。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地的中小商人以“匹夫之责、愤发图强、共谋救国、为我商人自己争人格”为号召,纷纷用马路或区域命名组建马路商会。同年10月在各马路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闸北商界组成闸北商业公会(闸北商会的前身)。

民国9年8月,上海总商会换届,社会舆论普遍关注在社会革新潮流冲击和推动下的这次选举。原会董大部分已连任过一届,按《商会法》规定已不具备参加选举资格,33名会董中有31人更换。新当选会长聂云台是恒丰纱厂董事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副会长秦润卿是福源钱庄经理,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前者是留过洋的纺织工业家,后者是具有革新意识的金融行家。改变了总商会的领导权长期为绅商主持的局面。进入这届会董会的工业家、银行家有14名,占会董数的40%。它意味着上海工商界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企业家时代的开始,同时也可以看出民族工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迅速作出反应,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决定罢市。各团体假总商会议事厅召开联席会议,决心一致行动。总商会却议而不决,在各团体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副会长方椒伯被迫签发了罢市通告。正在北京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受北京政府旨意回沪,召集临时会董会议和会员大会,以总商会的名义单独组织“五卅事件委员会”。总商会还拒绝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该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不予理会,以“调停”的姿态,另提出13项交涉条件。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总商会与工商学各界爱国人士的行动很不合拍。

当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沿岸以后,上海还出现了沪商协会、商民协会、上海商业联合会诸工商社团。上海商业联合会成立于民国16年3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该会先后两次资助蒋介石,并发表宣言污蔑共产党,对蒋介石大肆吹捧。该会仅存在8个月,却使“商民处于憔悴呻吟之下,先是垫款,接着是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商民竭尽全力,以“绞脑沥血之金钱”供蒋使用,无非想促进政治,但结果适得其反。

上海新型的行业公会和商会发展到民国初年已有60多个,此时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行业称会馆公所。民国6年4月,北京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由于军阀混战,政令不一,又遭到各行业团体的反对,该规则无法实施。但是规范同业团体已有了一个初步框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民国16年(1927年)4月18日,代表国民党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6日,国民党上海临时分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派员接收上海总商会,认为该总商会会长、会董系傅筱庵一手操纵而非法选举产生,令解散此届会董。5月,奉令接收总商会的钱新之(永铭)等召集会员临时紧急会议,宣布组建总商会临时委员会。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发出通告,认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拟应撤废”。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提出不应撤废商会的理由,并于12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商会联合大会,得到各地商会的支持。撤废商会的声音暂时平静。民国17年12月,总商会鉴于上海称为特别市,改称为上海特别市总商会,获政府批准。

然而,民国18年3月,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海代表陈德征、潘公展又提出“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与此同时,国民党操纵下的商民协会也屡次发表撤销旧商会的主张。4月,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救国会以向总商会借地开会为借口,暴力冲击总商会。总商会会董常会决定停止办公,静候政府解决。由于总商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又与其他团体发生争执,国民党指派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叶楚伧来沪调查。叶楚伧与虞洽卿等多次商议,认为非统一组织无以平息纠纷。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三届七次会议决定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同月25日,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简称市商整会)成立。市商整会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指令接管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沪南商会、商民协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等,着手登记和调查全市商人团体。登记表明,全市商人团体共有261个。同年8月,国民政府出台《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该法规定,所有的公所和行会以及会馆之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依法改组设立同业公会。

民国19年6月,全市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改组成立170个同业公会。同业公会的改组为设立全市性的商会创造了条件。同月,市商整会召开各同业公会会员代表大会,宣告上海市商会(简称市商会)成立。市商会会员为同业公会和商店,抗战前会员数基本上保持在200个左右。从民国19年至37年,市商会举行会员代表大会11次(会员代表大会每年一次。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前召开8次,抗战中停止。民国35年抗战胜利后召开3次),每2年换届选举,共有6任理事长(抗战前称主席委员,抗战胜利后称理事长)。

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市商会即发出通告,号召全市罢市3天,并动员民众把军事和生活物资支援沪地抗日军队。1月31日,市商会及实业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领导工商界进行支援前线、救济难民等工作。市商会还与其他团体联合组成“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向各界征集捐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物资。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日、美、英等列强提出上海改为国际自由市,禁止中国军队在上海周围驻扎。对此,市商会分函各国商会,痛斥“自由市”的谬论。在各爱国团体的抗议下,“自由市”主张告吹。但是,战争使上海的工业受到严重损失。全市工厂受巨大损失者963家,损失金额6000余万元。再则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工商业者普遍陷入困境。市商会呼吁减轻工商业税收,调查工商业衰落的实际情况,研究复兴计划,推进工商业务,协调劳资纠纷,改革推广中式簿记制度,提倡国货。

同业公会经过历史演变,到了市商会阶段,组织体系已初步规范,凡在同一区域内经营各正当工业、商业者得设立同业公会,设立同业公会的条件必须有7家以上商号。同业公会的会员为各行业商号,其数量有多有少,多则千余户,如手工棉织工业、民船商业等,少则几户或十几户,如搪瓷工业、罐头食品工业。但并不等于会员少即行业小。会员数是根据行业内企业实际存在数决定的。按照市商会制定的《同业公会章程通则》,各同业公会每年举行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任期4年,但每两年改选去半数。理事长(抗战前称主持人、代表人、主席,抗战胜利后称理事长,解放后称主任委员)通常有同业中的代表性人物担任,如化工原料工业的吴蕴初,煤业的刘鸿生,面粉工业的荣宗敬,机器棉纺织工业的郭顺均担任过该职。

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拥有30名工人以上,并以油、电、汽等为动力的工厂进行登记。据民国25年初统计,上海登记的工厂为1235家,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31.39%;资本额1.48亿元,占全国资本总额39.73%。鉴于此前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会战中上海工厂的严重损失,民国26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考虑沿海省市的工厂内迁。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率先组织会员厂家将机器、设备迁往汉口、重庆等地,紧随着电机、电器、造船、炼钢、化工、印刷、纺织等业同业公会组织会员厂家迁移。从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后的3个月,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50家,机器物资1.38万余吨,迁往内地的工厂在最短时间里恢复组织生产,保存民族工业实力,增强抵抗日军的经济力量。上海各同业公会迁川的人员于民国28年4月在重庆成立了著名的迁川工厂联合会。

八一三事变后,市商会号召全市工商界努力生产,增强抗日力量,组织各业支援前线、供应军需、捐衣捐药、募捐金银、认购公债,并通告各业将日货一律登记处理,向日商订货的契约一律取消。由于战火西移,居民纷纷迁入租界,日军又封锁租界,上海成为“孤岛”后,市商会会务受到影响,数度转移办公处所。11月,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后又在重庆设立办事处。

民国29年,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民国30年2月12日,汪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为控制上海工商业,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会整理委员会,整理改组工商团体。民国31年6月,伪上海特别市商会成立。在它存在的4年时间,召开会员代表大会4次,选举理监事2次。会员仍为同业公会和商店,其数量在200个左右。汪伪市商会在政治上受伪上海特别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指导监督。汪伪上海市政府成立后,受伪市社会局、经济局的指导监督。汪伪市商会效力日伪政治工作,奴化宣传大东亚战争,统治全市各业同业公会,并与日本特务机关来往磋商,征集慰劳品,协助伪政府搜刮捐税钱财,办理物资搬运证明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汪伪市商会又重新登记同业公会,控制上海工商业。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市商会奉令接收汪伪上海市商会。同年9月,市商会恢复会务,并奉令审查各同业公会机构,办理接收及整理工作,同时市社会局公布《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整理暂行通则》10条。该年12月全市审定整理登记的同业公会202个,新成立的同业公会11个,共213个。民国35年,市商会奉令筹募同盟胜利公债,推动各同业分级筹募,共认募4970万元,同时协助财政部办理所得税200亿。其时,上海内迁工厂历经千辛万苦返沪,筹备复工。然而大多数工厂由于资金缺乏,困难重重,始终未能复工,有的依靠出售存料维持。内迁工厂代表3次进京(今南京)请愿,不断交涉,使经济部重新核定,上海方面内迁的24家工厂才“优惠”承购原日伪工厂。复工的工厂仍然加入在沪的各工业同业公会。民国36年,各种新兴行业不断出现,又新组建同业公会56个,全市工商各业同业公会已达332个。

民国36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工业会法》,决定在各省、市、县建立工业会,全国成立工业总会。上海市社会局奉中央社会部训令,要求上海在次年5月底前完成改组各工业同业公会和成立工业会,并指定化工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以及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等23个单位发起筹备,民国37年8月,上海市工业会成立。此时的上海同时存在工业会和商会,但是各自的会员不同,市商会会员仍然保留了金融商业贸易等同业公会。工业会会员为工业同业公会和总部设在上海的苏、浙、皖等地区的同业公会共81个。市工业会成立期间,正值国民政府出台“财经经济紧急处分令”,试图采取改革币制等措施搜刮民财,扭转危局。市工业会发表宣言,拥护财经紧急措施。然而在物价飞涨、原料紧缺对于产业界不利时,市工业会又出面呼吁,请求贷款。对于当局制定的“进出口贸易联锁制实施纲要”,市工业会多次召开会议,代电请愿,奔走呼吁,向政府提出改进意见,但未成功。由于国民政府计划将货物税收改为实物征收,市工业会据理力争,使当局取消货税征实的打算。市工业会还与市商会提出南北易货,但因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水陆交通而未成。临近上海解放时,市商会、市工业会联合组织成立“上海市商会、工业会临时工作联合小组委员会”,办理善后事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时全市有工商各业同业公会337个,其中市工业会所属的同业公会86个,市商会所属的同业公会251个。然而,在这337个同业公会中实际运作的有303个,处于停顿状态的34个。这些同业公会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留在上海迎接解放。6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4楼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市长陈毅阐述了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工商界人土响应人民政府号召,一方面推动恢复生产,另一方面捐募慰问人民解放军。同时也酝酿筹组工商业团体,当时建立两个还是一个新商会,有两种意见。同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决定: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8月初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工商界代表提出筹组上海工商业团体的建议,经大会决议通过。会后市人民政府和工商界协商筹备,确定名称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同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

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之际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在全国省及直辖市一级组织工商业团体上海是较早的,其工作是带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一方面要接管旧政权下的商会和工业会,另一方面要推动私营工商业恢复和维持生产,保障人民生活,任务十分艰巨。市工商联筹备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使工商业者认识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的意义,逐步增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经营企业的积极性。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15万工商界人士举行示威游行,捐款4300亿元(旧人民币),折合404架歼击机。捐款数占全国人民捐献4万亿元的近11%。同时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着手整顿改组各同业公会,制定《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试行组织通则(草案)》,根据该通则和国家的政策法令以及行业的实际情况,将337个同业公会改组为276个。

经历一年半时间筹备,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市工商联)。市工商联会员除同业公会外,还包括全市区域内各行业的国营、私营及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合作社或合作联社。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该通则明确规定“市、县工商业联合会以本市、县区域内的国营、私营及公私合营之工商企业、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为会员”。这就意味着工商业联合会不再以同业公会为会员,而是直接吸收工商业户为其会员。1953年9月,市工商联一届三次会议决议,改变会员单位,把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的组织形式,改变成以企业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凡国营、私营、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或合作联社及摊贩等工商业组织直接成为市工商联会员,同业公会也相应改变性质,成为市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同年底,市工商联会员数为16.23万户。

解放初期,上海私营工业企业2.01万家,年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83.1%,占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的36%;私营商店、行、号9.3万家,其中商业批发额占全市商业批发总额的65.5%,零售额占全市零售总额的91.6%;私营银行、钱庄194家,私营行庄存款额占全市存款总额的62.9%,放款额占全市放款总额的67.5%;私营轮船业共有船舶925艘,占全国的80%以上;私营陆上运输占市内货运量的96.4%。根据私营工商业的实际情况,国家采取“利用、限制和扶持”的政策。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十年或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9月,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此时,上海已有公私合营企业82户。总路线公布后,上海根据中共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以及按照国家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工商业者自愿的原则分期分批扩展公私合营。1954年底,全市有公私合营企业244户,至1955年10月全市共有棉纺、造纸等8个轻纺行业实行全行业或行业中部分企业的公私合营。同月,上海工商界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集与会委员座谈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看清祖国和个人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起市工商联组织全市25万余名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听了传达报告。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消息传到上海,引起强烈反响。14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10天内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日上午,市委召开全市工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15日,市工商联举行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作出6天完成全市公私合营申请工作的决议。20日,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副市长曹荻秋代表市人委批准全市85个工业行业35163户和120个商业行业71111户实行公私合营。30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等赴北京向中共中央报喜,受到毛泽东接见。

公私合营以后,市工商联协助政府进行清产核资和人事安排。清产核资表明,全市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资金为11.22亿元,占全国私股资金总额(24.2亿元)的46.4%。人事安排中,对原来在企业中担任实职的51760名私方人员安排了工作。一些上层代表人物还担任重要职务,204人担任市专业公司正副经理(其中正经理26人)。同时设立上海市工商界生活互助金。

1957年7月2日,全国工商联与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两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推动全国各级组织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机构,并发出通知,建议两会地方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相应的机构。同年8月,市工商联与民建市委联合组成了“上海市工商界反右整风工作委员会”作为临时联合办事机构。(一般认为,这是上海市工商联与民建会合作的开端)在整风运动中,全市工商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2704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本复查改正)。此后,市工商联组织工商业者向党交心,订立自我改造规则,推动开展“三同”(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三献”(献技、献计、献宝)。上海工商界10名代表参加全国群英会。在此期间,市、区工商联举办了工商界政治学校、社会主义学院,创办3所中等专业学校和18所民办中学。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思想上存在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的现象,此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改造世界观的任务,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以“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精神,让工商业者畅所欲言。上海工商界代表参加了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召开的“神仙会”。此后市工商联协助党对工商业者进行“顾一头、一边倒”(顾思想改造和为人民服务的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关心工商界生活,贯彻党和政府“包一头,包到底”(对工商业者的生活和政治待遇以适当照顾,把他们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开展“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回顾检查”、“开门学习”,参加农村“四清”(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清政治)运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市工商联会所被红卫兵冲击,被迫停止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全市公私合营企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律改为国营企业。各级工商联被视为“资本家的组织”,勒令停止办公和活动。工商联所有的房屋普遍被侵占。工商界人士的职务安排无形中被取消,定息停发,银行存款被冻结,工资被扣被减有的甚至停发,家庭财物被查抄,私有住房被占、被没收,还有些人下放改造,下车间劳动。据统计涉及冤假错案的达3276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34人。1967年8、9月间,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原市工商联监委会主任委员胡厥文写信给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刘念义,希望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国家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刘念义接信后转给市工商联执委传阅。不料此事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得悉,诬陷这是“地下工商联”的反革命活动,市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即遭到批斗、殴打。刘念义被诬为“地下工商联”的“头头”,遭到非法审讯拷打,被迫害致死。随后,全市掀起一场斗“反动资本家”的黑风。因“地下工商联”一案,被揪斗、殴打和受牵连的工商业者数以百计,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8人,受拷打致伤残的有6人。上海工商界人士深受摧残和迫害。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乱。市工商联于1977年11月恢复活动,主要领导人参加统战部门有关会议和政协的各次会议,并组织常委和执委会议传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各项政策,认为工商业者中的绝大多数人经过改造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市工商界被抄财物工资基本发还,文物图书清退率达99%以上,落实被占私房627户、73247.38平方米;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717人中有523人重新安排了职务,129人得到提拔。工商界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79年3月,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为团长,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刘靖基为副团长的上海工商界代表团一行10人访问香港。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上海工商界首次与香港工商界朋友交往。此后,市工商联以及成员加强与国外和台港澳地区工商界的联络,沟通信息,协助政府引进资金、技术、设备。1980年,经市工商联牵线,建成全国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联合毛纺织厂。在开展经贸活动中,市工商联穿针引线,引进海外资金,达成项目807个,协议金额14.49亿美元。1977~1997年,市工商联先后接待台港澳以及国外工商界代表团和爱国人士共435批、2.7万人次。组团出访美国、西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以及台港澳地区计42批。还与31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会建立联系,与其中12个商会缔结友好商会。

上海工商界在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对外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研究、文化教育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1979年集资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市、区、局工商联相应建立各种形式的“四化”(即“四个现代化”)服务组织,协助各区开办街道企业,安置回沪知青10180人。开展经济咨询服务,配合国家实施星火计划,完成350个项目,遍及全国10多个省、市,实现经济效益2153万元。先后派出经济咨询服务队、咨询培训考察队33批,共350人次,分赴宁夏、云南、新疆、内蒙、广西、贵州、江西、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共20多个市、县、地区,为该地培训经营管理、技术人才4000多人,开发564种新产品,提出900多项咨询建议,还接受来自青海、贵州、宁夏、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100余人次来沪进行技术培训。上海市工商联多次被评为全国、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继开办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以后,又开办上海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上海工商房屋建设公司、上海爱联国际贸易公司等。为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市工商联创办了上海工商进修学校,区工商联也创办了13所院校。1985年成立的上海工商学院,至1997年7月共为上海培养大专毕业生1840人,培训学生达2.4万人。1987年和1990年市工商联2次成功地举办了企业会员名特优新产品展览会。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在多种经济并存,企业自主权扩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形势下,各种经济成份的工商企业希望能够参加工商联,以维护企业自身利益,工商联也面临以原工商业者为主体会员的结构老化状况,根据全国工商联组织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1985年8月,市工商联指定徐汇、杨浦区工商联进行发展工商企业会员的试点。至1987年,市区县工商联吸收企业会员2562个。至1988年12月,市工商联会员23327个(人),其中:企业会员3201个,团体会员129个、个人会员56个,原工商业者会员19941个。基本形成新老会员相结合的格局。1988年,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因为各自工作对象的区别,分别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此后两会逐渐分开。1993年,按照修订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市工商联将主任委员制改为会长制。同年,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市工商联同时称上海市商会。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工商联作为统战性的民间商会,参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制定。至1997年底上海工商界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共30人,其中常委有6人,副委员长3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有64人,其中常委18人,副主席5人。当选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401人。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253人,其中常务委员会副主任3人。担任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27人,其中常委14人,副主席2人。担任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人,其中常委60人,副主席7人。在中央、市、区、县政府及局、委担任实职的有:国家副主席1人,副省长2人,副市长3人,副部长3人,正副局长10人,副区长27人,副县长5人,担任特邀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6人。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所提的议案和提案,如《关于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意见和建议》、《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和《关于恢复和发展上海传统食品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的重视和采纳。《创新药研究应纳入国家固定的中长期科技战略》、《三角债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拦路虎》的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关于上海私营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培养和扶植规范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议》、《关于加强市级工业区总体规划的建议》、《上海“超市”应走规范化、集约化、网状化道路的若干建议》等,对上海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1991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工商联工作的文件,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长期存在、适当发展。为此,急需有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是做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思想工作的人民团体。工商联作为党领导的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一个桥梁,能够配合党和政府承担这方面的任务。工商联的工作对象除了原工商业者外,主要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三胞”(台、港、澳同胞)投资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在公有制经济巩固、壮大、发展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据统计,1982年全国乡镇企业有136.2万户、从业人员3113万人,总产值846.26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8.49%。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到1729.17万户、从业人员4651.53万人,个体工商户1454.9万户、从业人员2304.9万人,私营企业4.1万户。1989年,外商投资企业2.2万家(其中合资企业1.2万多家,合作经营企业0.8万多家,独资企业0.15万多家)。上海的非公有制经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其企业数、就业人数、注册资本和产值、税收指标均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已成为上海国民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增长点。据统计,1997年底全市私营企业6.9万户,注册资金超过40亿,从业人员达73万人,分别比1991年增30倍、35倍和12倍。至1999年12月底,全市共有个体工商户188810户,从业人员233844人,自有资金18.4亿元,全年实现产值和营业额分别为12.3亿元和129.5亿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100.8亿元;另有私营企业户数109974户,注册资金780.6亿元,从业人员1162677人,全年累计产值295.5亿元,销售总额979.l亿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60.7亿元。

然而,上海的原工商业者年龄逐渐老化。1993年统计,在1.7万余名原工商业者中,60~70岁的5500余名,70~80岁的8500余名,80岁以上的有2800余名。对于工作对象的增加,会员结构的变化,经过调整至1997年6月,市工商联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会员6663户,其中私营企业4844户,个体工商户1209户,“三资”企业610户。先后试行对非公有制企业和代表人士评定职称,质量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办理出国出境护照、贷款担保等,贯彻执行党的“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切实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投身光彩事业,培养和推荐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各级工商联领导职务,推选人大代表和推举政协委员。到1997年,全市有非公有经济代表人士527人,其中52人担任区、县工商联副会长;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的31位、常务委员4位;被推举为各级政协委员的124位,常委21位。

回眸350年来上海工商社团产生、发展及其变化,可以了解社会变革对上海工商社团的影响以及上海工商社团对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展望新世纪,上海的工商业团体将一如既往地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