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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外援助 2003/4/17 13:46:58

一、项目考察

上海纺织工业承担援外成套项目考察任务始于1955年,是年7月,中越两国政府在河内签订经济技术合作援建越南冬春针织厂协定。9月,华纺局根据纺织工业部下达的任务,派遣由上海一一〇厂(现上海针织印染厂)厂长田文玉任考察组长的一行五人赴越南民主共和国,为筹建年产针织绒衫50万件、春秋衫20万件、汗衫40万件、袜子120万双、帆布腰带50万米、宽紧带12万米、蚊帐布300万米的纺织工厂进行实地考察。11月在北京签订会谈纪要。这是上海纺织工业以国产成套设备出口援外最早的企业。1955~1962年,上海先后承担越南、蒙古、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加纳等5个国家10个成套项目的考察,同时为朝鲜建设一座工业织物(帘子布)车间提供设备、材料和工艺技术资料的工作。这一期间,正值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又逢三年困难时期,物力、财力紧张,但上海纺织工业仍以最大努力提供最新、最好的设备和技术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4国,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赞同和欢迎,许多国家要求中国给予经济技术援助。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第三世界各国要求中国给予援助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一期间,上海纺织工业先后承担越南、朝鲜、柬埔寨、马里、马耳他、埃及、北也门、伊拉克、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等10个国家的24个项目的考察任务,为朝鲜一座针织厂提供设备、材料及工艺技术资料。

1977年以后,纺织工业的对外援助工作,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改变过去抢时间、争速度,“只讲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做法,积极稳妥、慎重行事,细水长流,绵绵不断。1977~1992年,上海纺织工业先后承担了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北也门、坦桑尼亚等4个国家的6个项目,开展了12项/次的考察工作;同时与坦桑尼亚、伊拉克、北也门、莫桑比克的4家纺织厂进行技术合作,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较好的效果。

各期考察工作由上海纺织工业组织精干的考察班子,班子专业对口、一专多能、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全体考察人员都要学习掌握援外八项原则和有关方针政策,用以指导考察工作,同时要掌握受援国的有关政治、经济、气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资料,为制定考察工作方案作准备。凡出国考察人员都要参加学习班,学习掌握对外方针政策,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考察组回国后要从速整理考察资料,根据领导部门确定的原则会同有关单位组织落实下一步工作。

上海纺织工业自1955~1992年共承担考察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成套项目45项/次。

[周恩来总理在加纳和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专家组副组长张作伟亲切握手]

二、筹建实施

1956年开始,上海纺织工业承担援外项目的筹建实施任务,至1965年的10年间,上海筹建实施16个项目,其中,亚洲国家9项:越南冬春针织厂(新建)、蒙古乌兰巴托毛纺厂(新建)、越南三八棉纺织印染厂(新建)、柬埔寨中柬友谊纺织厂(新建)、越南海防毛纺厂(新建)、朝鲜针织厂(提供设备)、朝鲜帘子布车间(提供设备)、北也门萨那纺织印染厂(新建)、柬埔寨马德旺棉纺织厂(新建)。欧洲国家2项:阿尔巴尼亚科尔察缝纫线厂(新建)、地拉那毛纺厂(新建)。非洲国家1项:加纳棉纺织厂(新建)。除此以外,还有印度尼西亚的班加兰、巴东、茉莉芬、望加锡4个棉纺厂,合计15万枚纱锭及相应配套设备。

中国的无私援助,专家们的忘我劳动,给受援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1960年,援建竣工的蒙古乌兰巴托毛纺织厂,成为蒙人民最喜爱的企业,体现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蒙古盛产羊毛,但过去没有毛纺织工厂。自建厂后,自产毛织品,而且出口高级毛织品,产品在印度展览时,使印官方感到非常惊讶。蒙古党政领导曾称这个毛纺织厂是“蒙古的花朵”、“蒙古的美人”。到过上海培训的蒙古实习生说:“中国对我们的帮助是无私的。”1961年,中柬友谊纺织厂建成后,这个原来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国家,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生产的纺织品,使进口棉纱迅速跌价。西哈努克亲王出国时带着纺织厂生产的产品去国外展览,引来了4个国家的订货。中柬友谊纺织厂的建成对柬埔寨上下鼓舞很大,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驻柬各使馆官员也都前往参观,日本官员先后3次参观了这个纺织厂。1965年,援建越南的针织厂投产后,结束了该国针织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而且本国针织品还远销东南亚国家。越南党政领导人对建厂进度快,产品质量好倍加赞扬。中国在对班加兰棉纺厂的建设中,从会审设计图纸,编制设备材料计划供应清单,订购全部主要设备和土建材料,直至发运仓库、主厂房的钢结构、土建材料及施工机具等共2552.5吨。1964年秋,因受援国国内政治因素,筹建暂停,人员回国,项目下马。

1966~1976年,上海纺织工业筹建实施12个项目,其中欧洲国家1项:马耳他纺织厂(新建)。非洲国家3项: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印染厂,纺锭4万枚,织机978台,印染能力3600万米;马里塞古棉纺织厂的针织车间(由上海承担,陕西省总负责);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印染厂扩建工程,新增织机216台,布动网印机4台,锅炉1台。亚洲国家8项:越南胜利针织厂(新建);越南第二棉纺织印染厂(新建);越南三八棉纺织印染厂增添氨压缩机4台,锅炉1台;越南河内缝纫线厂(新建);越南三八棉纺织印染厂,增添梳棉机12台,粗纱机6台,细纱机13台;伊拉克基辅里毛纺厂(新建);中柬友谊纺织厂增加清棉、漂练设备各1套;也门荷台达纺织印染厂(新建,后因厂址不宜,需另找新址,故停止筹建)。“文化大革命”以后,1977~1992年15年间,上海仅4个筹建实施项目,其中新建2项:埃塞俄比亚前进缝纫线厂,年产缝纫线360吨;也门扎马尔纺织厂,纺锭1.5万枚,织机400台,年产涤粘中长纤维织物750万米。1982年夏,设计任务完成,正准备进一步组织实施时,因扎马尔地区发生了强地震,筹建停止,项目下马。老厂改造2项:北也门萨那纺织印染厂,更新织机448台,新增气流纺1000头,热定型机1台,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莫桑比克纺织印染厂,更新梳棉机10台,并条机4台,粗纱机3台,细纱机20台,络筒机2台,滤尘器6台,并提供纺部新辅机27台,补充纺纱试验仪器7台,增添印染前处理设备6台和部分辅机,试化验仪器,以及更新4吨锅炉2台,修复纺部和印染旧设备等。

各个援外项目的筹建实施,根据受援国要求和两国协议,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从考察、规划设计到投入生产、竣工“交钥匙”,由中方包下来,如北也门萨那纺织印染厂等;二是由中方提供设备和工艺技术资料,并负责安装,指导生产,而设计、土建则由受援国自己解决,如朝鲜针织厂等;三是扩建改建工程,如中柬友谊纺织厂增添捻线染色设备等。

在初创阶段筹建项目也出现一些问题。当时,项目工作从组织考察到实施都缺乏经验。援建蒙古乌兰巴托毛纺织厂时,中方只凭国内经验将产品色泽定为藏青色(男用)、紫酱红(女用),而实际上蒙古人男的爱穿咖啡色,女的爱穿鲜艳色,视紫酱红为忌色(俗称棺材色)。援柬的中柬友谊纺织厂,建在岩石层上,施工时遇到诸多问题,为解决排水需埋设管道3955米,将水排往湄公河,为解决供水,在玄武石地层打井,一直钻探至102米深处才侥幸得水。工厂设计只供纺纱,不供捻线;只供漂白,不供染色,实际是:军人穿草绿色,公务员穿淡绿色,农民穿黑色,和尚穿黄色,一般青年人也都喜穿有颜色的衣服,仅部分老年人和大城市中少数人的上衣穿漂白色。项目建成投产后,造成漂白布大量积压。为弥补不足,中方再提供捻线设备、染色设备和染化料,以致造成延误时间,财力受损。援建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项目建成移交时,多余各种管件9000多件,阀门1200多只,电焊条17吨,电缆近20公里。

1955~1992年6月,上海纺织工业共筹建实施32个项目,涉及13个受援国家。

[上海专家在援建的北也门萨那纺织印染厂前合影]

三、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项目是成套援助项目的继续,它的主要任务是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帮助受援国进一步巩固、充实、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能素质;帮助建立和健全工厂、车间、班组的各项管理制度。1960年11月,上海纺织工业承担第一个工程技术合作项目——越南南定棉纺织厂空调通风设备改造,合作期限2年,派出技术人员3人。1968年8月起,又承担对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印染厂进行工艺生产技术指导和锅炉检修,先后签约4期共6年半,派出技术人员118人。该厂拥有纺锭4万枚,织机1200余台,是中国帮助坦桑尼亚并由他们自己管理的第一家纺织工厂。技术合作结束后,该厂全部由本国人管理。生产技术管理制度比较完善,设备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大幅度提高。受到坦总统尼雷尔和外长的高度赞扬。1969年7月开始的中国与北也门萨那纺织印染厂的技术合作,是历史上合作期最长的一个项目,先后签订9期合约,为时14年半,派出技术人员242人,帮助该厂安装设备、调试、投产,指导生产工艺技术及建立各项管理制度。上海纺织工业与其他国家开展技术合作的还有阿尔巴尼亚、柬埔寨、伊拉克和莫桑比克等。

在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专家组为对方培训管理和技术力量,按车间、部门和各主要工种制订培训内容、时间和方法措施,同培训人员一起下车间、跑仓库、谈经营,主要通过传、帮、带来提高受援方的业务知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管理企业的能力,全力为阿拉伯国家培训第一代纺织女工。当时北也门萨那纺织印染厂在招收女工时,因为阿拉伯也门姑娘进厂做工是禁忌的。总统为此事专门召开部长和中方专家组长联席会议商议,最后由总统决定:按阿拉伯传统习惯,要允许女工每天五次向安拉祈祷;要给女工有指定时间、地点祈祷;女工只能做长日班;车间里男、女工分开,不准混合在一起等,按这些条件招收女工。姑娘进入纺织厂做工,成为也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经培训后的女工,手脚勤快,操作敏捷,有了经济收入,家庭地位也提高了。纺织厂还给当地居民供电。当他们听到传来隆隆纺纱织布机器声时,就跪倒在地上叩头,“感谢真主派来中国专家为也门人造福”。1957~1992年,上海纺织工业按照纺织工业部的下达意见,还接受越南、阿尔巴尼亚、北也门、伊拉克、柬埔寨、坦桑尼亚、朝鲜、蒙古、古巴和缅甸等10个国家培训实习生698名。培训内容有棉纺织、毛纺织、印染、纺织机械、纺织器材、针织、制线、巾被、丝绸、手巾等10个专业。接受培训任务的单位有棉纺织印染9个厂,毛纺织4个厂,纺机纺器12个厂,印染3个厂,毛巾、被单、制线4个厂,针织8个厂,丝绸6个厂和上海丝绸公司研究所,共47个单位。各单位一般都建立培训班子,精心组织安排;从实际出发,根据实习生文化素质、接受能力编写教材,按车间各主要工种制订具体的培训内容、时间、方法和措施。在传授技术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实践为主;言传与身教结合,以身教为主;专门教练与正常生产教练结合,以正常生产为主。外国实习生在沪期间,刻苦学习,经过培训取得好成绩,获得结业证书。

上海纺织工业从1960年11月~1992年底,先后为越南、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北也门、柬埔寨、伊拉克、莫桑比克等7个国家开展技术合作,计20项/次。

四、援外队伍

上海纺织工业从1955~1992年12月间共承担派出成套项目考察组23个,组长及专业人员127名;建厂项目专家组20个,组长及各类专业人员832名;巩固经援成果技术合作组19个,组长及专业技术人员304名,合计派出总人数为1263名。

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组织上选拔援外出国人员的标准:1.政治上严要求,重在个人表现,思想素质好;2.技术精通,专业对口,既有技术理论水平,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选拔专家组长要懂生产、会管理、一专多能、具有处理各种难题及组织指挥才能;3.身体健康,能适应受援国的气候、风俗习惯和艰苦环境。1959年,中国援建越南冬春针织厂移交,越方党政领导人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中国专家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说:“你们所做的工作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人民穿衣问题,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1959年2月7日,两名援越南建设的技术人员拿到大年三十火车票立即出发。1959年10月15日,中柬友谊纺织厂发电机烧坏断电停工。柬方主张包给一家私人小厂修理,时间需2个月。中方专家组电器技术员方土金主动提出:“我们自己修理”。仅一个星期就将发电机修复。1959年11月,上棉十三厂技术员缪惠石被选拔到援柬项目组工作,他为了出色完成援外任务发奋学习,不到一年时间就掌握整经、上浆、织机操作等多种技术工种。在柬期间,他诚心诚意地帮助柬方干部和工人掌握工艺技术、操作及管理。1960年3月,上棉十六厂技术员杨睦森被选入援越南三八棉纺织印染厂项目组工作,在困难多的条件下,他同组内同志合作,绘制出500余张非标设备图纸、加工出零部件750余件。出国后,他在越工作9个月,把节俭下来的1000盾(越币)作党费全部上交,受到中国使馆表扬。1960年5月中旬,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将率领政府代表团访柬,筹建中柬友谊纺织厂的37位同志听到消息后,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领导的来临。仅花两个星期就完成原计划需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纺织试生产任务。5月1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由西哈努克亲王陪同来厂剪彩,西哈努克亲王把扎着红绸带的一块块布样作为珍贵礼品分送给参加剪彩的各国大使,同时一再感谢中国的无私援助。

1965年间,市纺局和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分批派出125名专业人员赴加纳援建一座棉纺织针织联合工厂。1966年2月23日正当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中国访问时,加纳发生政变,中方125名援外人员被围困在厂区内。25日,党组织向全体人员进行加强纪律、忠于职守、忠于祖国的教育。27日党组织派基建组长周文勤、翻译郭丙刚等4人去使馆抄护照号码,去警察局办理登记手续,途中被乱军拉进营房搜身讯问,诬告中方人员搞颠覆破坏,将周等4人押上军车,以押赴刑场枪决进行威胁,军车在一块大草坪内兜了几圈驶到警察局,对周文勤、金智才严刑拷打,周被打成腿骨骨折,金被踢伤,周、金等4人毫不屈服并提出抗议。最后,周、金等4人被送回中国大使馆。对此,中国驻加纳使馆向加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29日,加纳政府撕毁两国协议,要中国专家全部离境。3月4日,除5名留守外,120名专家乘座两架法航班机离境,在步入机场时,又遭软硬兼施,威迫利诱。中方120名专家个个怒目以待、严辞抗议,充分显示出上海工人阶级忠于祖国,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3月5日,法航班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全体人员受到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外交部、外经部、纺织工业部、建工部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

1967年11月,北也门发生战乱。1968年初,中方援建的萨那纺织印染厂6次被炮击,32处被毁坏,专家宿舍均被子弹击穿。中方专家组长谢武元带领10名专家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现场灭火。事后,外交部电称:“在这次战火中抢险的专家组人员是最勇敢的人”。1987年11月也门总统访华时,特颁发谢武元等8位专家组长阿拉伯也门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勋章。当北也门萨那纺织印染厂项目建成移交后,工厂管委会主席那密尔说:“我同中国专家共事两年所学到的东西胜过读二十年书”。也门朋友同70名上海纺织专家座谈时,深情地说:“同中国朋友一起工作感到没有肤色不同的感觉,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我们身上有多少油污,中国专家身上就有多少油污,有时甚至比我们身上的油污更多”。

印度尼西亚《忠诚报》赞扬建设班加兰纺织厂的中国专家非但不愿接受高额薪俸和高层住宅,相反主动要求住工地,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便于工作。

1971~1978年,市纺局派遣270名纺织印染专家援越,时间短的数月半载,长的5~6年。担任援越南第二棉纺织印染厂的专家组长张志远、王根宝、董祖章、俞传根在越工作长达7年之久。他们远离祖国和亲人,在越南经受了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环境及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的考验,带领各项目组全体援越人员同甘共苦,顽强工作。他们的可贵精神和高尚品德受到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及其他领导人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