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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桑蚕丝 2003/4/17 10:00:26

一、洋行垄断

上海自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埠,即逐步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桑蚕丝出口口岸。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上海出口的白土丝、白经丝已达3500吨,但这些丝的出口权全部控制在外商洋行手里,较大的有德商信孚、永兴,英商怡和、仁记,美商乾利、美鹰,日商三井、三菱,瑞士商瑞泰、达昌,意大利商宝克、开利,还有印度商的“大白头行”(指印度人戴白头巾)三星、美大,以及中东一带商人的“小白头行”祥利、世发等。咸丰十年以后,上海办起了一批近代机器缫丝厂,丝质远比土丝为优,但多数也作出口用,手工织绸仍以土丝为原料。至民国10年(1921年),经营蚕丝出口的洋行多达30多家。这一时期,上海电机织绸厂成批涌现,新型织机需要高精度的厂丝为原料,有些织绸厂自己办起缫丝部。华商也陆续建立华通、纬成、景星、虎林、通运等公司以经营蚕丝出口,但所占比重不及20%,且受洋行排挤而未能发展。洋行在经营华丝出口的同时,也将部分余丝或积压的丝卖给绸厂织绸。

二、中介商业网

在洋行垄断蚕丝出口的同时,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也形成了一批经营桑蚕丝的中介商,这些商业网点介于蚕农、丝厂与洋行、绸厂之间,在以洋行为主线的操纵下既做外销,也做内销。其主要形式有:

乡丝行 乡丝行是向蚕农收购土丝的机构,乡丝行一得到“洋庄动了”的消息就派人下乡收丝,并常由叫“小领头”或“航船班子”的小商贩居间。乡丝行将收买的土丝转手给丝经行进行再加工复摇,然后再通过丝栈转手给洋行;同时也作内销买卖,为织土绸的农民或手工业机户提供土丝原料。

丝经行 多数是产地丝商经营,也有上海丝栈投资的。这些丝经行大多委托当地各乡丝行收丝,直接向农家购进的不过10%。每当新丝上市,各乡丝行按照丝经行派出的“抄丝客人”带来的丝价盘子(收丝价格)进行开秤收购,从中稳收2%左右的佣金。经丝行将收得的丝在自设工场内按粗细、色泽分档,拣去糙块,按出口规格复摇、整理、接好断头,其成品称“辑里丝经”(也称辑里干经)打包后经丝栈之手售予洋行。其价格约比土丝高出4成左右。

丝栈 是和洋行直接打交道的中介机构,经营土丝。丝栈置有栈房,招揽各地丝商,供应食宿和堆存货物,代理客商向洋行销货,从中收取佣金。有些丝栈还放款给客商,盘剥利息,也有兼营汇票生意的,但范围不大。丝栈还代客商料理报关、付税、垫付费用开支,于丝卖出后结帐扣算。

丝号 是在厂丝问世后出现的。多数由洋行买办或丝厂主开设经营。厂丝除少数自缫自织外,多数将所产厂丝经丝号居间,卖给洋行。丝号与丝栈一样是中间商,经手卖丝给洋行赚取佣金,所不同的是丝栈专做土丝,丝号专做厂丝,后期也有兼做土丝。上海丝号曾多达上百家,比较大的有鼎丰、正丰、鼎余、长丰等。丝号也是供应绸厂蚕丝的主要渠道,这种供给关系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前后。

20年代以前,国内蚕丝业中还没有公认的质量规格和检验标准,成交时全凭洋行片面规定的颜色、条份、切断、拉力、匀度等指标。民国11年,中美厂商为了各自利益(美商希望通过生丝检验促进华丝提高质量,以防止日丝垄断美国市场),各出一半资本组成万国生丝检验所,按纽约所的检验方法承揽检验业务,但遭到其他洋行反对而无法开展。直到民国17年国民政府颁布《商品检验法》,翌年,收买万国生丝检验所的全部设备,成立商品检验局生丝检验处,经年又制订了《生丝检验细则》,并逐步贯彻实施。

三、日伪统制

民国26年抗战爆发后,日军对上海及华东地区桑蚕缫丝业肆意摧残破坏,进而以日本蚕丝界名义组织华中蚕丝公司,霸占除上海“孤岛”外的江浙沧陷区的全部残存丝厂53家1万余部丝车,经过裁并实开22家,7000部丝车。按照日本政府侵略政策,只准丝厂缫制粗条份丝,促使华丝品质退化,以摧残中国的蚕丝事业。与此同时,上海租界由于当时的特定条件,一时兴办了43家丝厂与46家绸厂。

华中蚕丝公司为统制茧丝,限定各地小丝厂规模为20部人力丝车,各厂用老虎灶煮茧缫丝。蚕农为反对蚕茧统制而自缫土丝的劲头高涨,小丝厂最盛时达400余家。从民国30年起,土丝产量超过华中蚕丝公司经营丝厂的厂丝产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丝厂也难以为继,多数被拆除。缫丝工业出现了大倒退。民国32年11月,日本在军事上失利,华中蚕丝公司被迫宣布放弃专营,准许丝茧自由移动,蚕丝业也可以由中国人自己经营。当时,上海还剩6家丝厂。同年下半年,缫丝业、丝织业人士会同金融界共组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绸厂得以定点选用定缫厂丝。大诚丝织厂与合丰丝厂定缫优质厂丝专织大诚格子碧绉,创出名牌风靡市场。

四、中蚕统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苏浙皖蚕丝复兴委员会名义接收敌伪蚕丝业资产,于民国35年1月1日成立由官僚资本统治的中国蚕丝公司(简称中蚕公司)。中蚕公司打着“以辅导民营蚕丝事业为主旨”的幌子,控购蚕茧,以茧易丝,控制丝业贷款,鱼肉蚕农、丝厂,遭到广大蚕农和厂商的反对。慑于舆论压力,民国36年5月1日,改由中蚕公司、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等4个单位为核心,而组成的蚕丝产销协导会,但仍由中蚕公司把持协导会活动。当时上海织绸厂已经极端困难,协导会将2200包桑蚕丝(合132吨)以每磅作价7美元贷予上海丝织产销联营公司(丝织厂临时联合营销机构)织绸外销,所得外汇由中央信托局收帐。致使上海丝织产销联营公司的资本全部蚀光,而中央信托局却将所收丝款200余万美元,按市价兑成法币523亿元,从中净赚法币200余亿元,成为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对民营绸厂的一笔惊人的榨取帐。1948年,协导会又配售给上海织绸厂织外销绸用丝271包(合16.26吨)。绸厂至此已不能承受盘剥,均呈奄奄一息之势。

五、国家调拨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国营中国蚕丝公司(1953年后改称中国丝绸公司)逐步与生产厂建立加工订货关系,原料从此由该公司保证供应。随着绸缎产量的增长,桑蚕丝的耗用量与日俱增,由1950年的127.4吨,1951年的435.3吨,发展到1958年的1000吨。1969年,工贸间由加工订货改为购销关系,桑蚕丝原料仍由该公司按国家生产计划调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半期,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生产真丝绸获利较少,原料耗用量一般为数百吨。70年代后期,在收购价格上作了一些补救措施,1977年,国家调拨桑蚕丝为887吨,次年上升为997吨,至1979年跃升为1401吨,80年代前期耗用量均达1500~1800吨。1986年,发生全国性的抢购蚕茧大战,但当年上海用丝尚未受到影响,仍达1851.4吨。

六、自由采购

1987年,茧丝计划收购为自由收购所代替,原国家计划调拨上海2029吨原料,通过多方努力实际只调到500余吨。1988年,国家计划调拨2158吨,结果1吨也没有调到。当年,在市人民政府关怀下,借给周转外汇,以350万美元购四川厂丝100吨,另以170万美元进口1万吨化肥,以100吨化肥加6.3万元人民币向四川串换1吨厂丝。2个100吨总共人民币5000万元。周转期达半年之久。同年6月28日,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与安徽六安签订“申皋蚕业联合开发公司联营协议”计划开发10万亩桑园,年产蚕茧10万担,桑蚕丝700吨。1990年,上海丝绸厂共生产真丝绸及真丝交织绸1195万米,耗用桑蚕丝1015吨,其中公司筹集380吨,余皆由各厂自筹。但因种种原因,安徽六安于1992年才建成第一个2400绪缫丝厂,同年,购得部分桑蚕丝。除公司代表行业集中向外地采购外,各厂也纷纷去外省市单独采购,以维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