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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棉花 2003/4/17 9:58:42

一、自由贸易

19世纪后期,随着棉花和棉纺织商品性生产的发展,植棉业和纺织业逐渐分离,棉花由小商品土特产综合经营,逐步发展为大批量的专业经营。这一时期,国内棉花贸易包括进出口,均可自由买卖,棉花交易的经济结构大致有以下形式。

花行,是有牌号的坐商。他们收购花贩子的零星皮棉,也收购外地客商宁波帮的余姚棉花、通州帮的南通棉花及汉口、郑州、陕西等客商贩运来沪的棉花,通过业务关系,集中卖给纱厂。

花号,是有牌号较大的棉花贩运商。除本地花号外,还有棉区花号设在上海的总号。花号在收花季节,从棉区大量收购,大的花号还在棉区设立分号,驻地收购贩运来沪出售。花行、花号的出现,是棉花专业经营的形成和发展。

掮客,是无牌号、无资本的中间介绍商。他们凭着与花行、花号和纱厂的关系,居间介绍,收取佣金。

厂商,是棉纺企业设在棉区收购棉花的单位。一些大的如申新等棉纺企业,在产地设有常年收购原棉的事务所或办事机构。有的中小纱厂,在收花季节派人驻棉区自己或委托当地花行代购。

交易所,是花纱布商品集中交易的市场。民国7年(1918年),日商在上海设立取引所。民国9年7月1日,经孙中山先生倡议,北洋政府批准的华商首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交易的种类有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民国10年7月1日,专业的上海纱布交易所成立。交易所进行的棉花贸易,多为3个月、6个月一期的期货贸易。上海是国内和进口棉花主要的使用地和集散地,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棉花行情影响各地棉区,上海与天津、武汉、郑州并称全国四大棉花市场。

洋行,是外资在沪开设的从事花纱布等综合性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企业。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一系列的经济特权,通过洋行向中国倾销棉花,民国20年曾达465.2万担,为全国当年棉产量的62.1%,占全国纺用棉量的51.9%。上海有英商怡和、日商三井等洋行的支店,通过中国买办经营业务。

棉业公司,是规模大的棉商企业。民国25年,宋氏官僚资本经营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成立,以中国银行为金融后盾,以上海为基地,在华北和江浙一带的棉花市场,设有经营棉花包括收购和内外销业务机构。

二、棉花统制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由实业部农本局福生庄(民国32年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等机构对花纱布实行统购统销。上海租界由于抗战交通受阻,纱厂几乎全用外棉。民国27~30年,年均从美国、印度、巴西、埃及等国进口棉花达260.8万担,为年均全国棉花产量的35.1%。

在沦陷区,由日商洋行控制棉花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棉来源中断。上海纱厂为解决原棉的困难,于民国31年联合邻省纱厂在上海成立苏浙皖纱厂同业公会收花总办事处。日军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加紧对原棉的掠夺控制。民国31年9月15日,在上海成立华中棉花统制会。将华中棉商组成上海、南京、宁波、浦东、常州、苏北6个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点全设上海。又规定江北的产棉区由日方收购,江南由中方收购,对6个公司的收购棉花范围作了限制。民国32年11月,该会解散。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国棉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当时上海共有民营棉商233家。另一方面,官僚资本乘机控制中国的棉花经营。民国34年12月,经济部组成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同年,以中国农民银行为金融后盾的陈系官僚资本经营的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也在上海成立。

由于日军侵华,棉田荒芜,全国棉产量由民国25年的1697万担锐减至民国34年的500万担。美棉乘机倾销,总量占民国35~37年全国外棉总进口量的55.52%。纱厂使用外棉增加,民国35年全国进口外棉689.6万担,为国棉总产量的92.8%,纺用棉量的116.2%。是年,国民政府规定外棉统一进口,于11月在上海设立外棉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限额分配处和外棉核配委员会,管理各纱厂申请购买外棉事宜。

民国36年间,中纺公司竞购国棉引起棉价波动。是年新棉上市时,由中央银行召集中纺公司、民营纱厂和棉业公会等单位,实行联合议价,中纺公司挂牌。但因定价低,行不通。民国37年1月1日,经济部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在上海改组成立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公布施行“全国花纱布管理办法”和“统购棉花实施细则”,对花纱布实行统购统销。由于实施困难,该会于同年8月结束。9月,中央银行与国、民营纱厂成立国棉联购委员会,在上海设联购总处,并在西安、汉口、沙市、重庆、南京、南通、宁波、杭州等地设联购分处,实行原棉全面联购。但是,民国37年的棉花总产量还仅恢复至民国35年的59.6%,棉花收购困难。是年11月,工商部宣布棉花实行自由贸易。由于原棉短缺,当上海解放时,全市55家私营棉纺厂,已有12家停工。

三、国营商业为主,多种渠道并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棉花交易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国营商业的计划购销逐步替代自由贸易,并发挥纱厂联购、私商联营的补充作用。

国营棉花商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棉纺业共有纺锭243.54万枚。当时,美蒋封锁海口,内地交通阻滞,存棉日益减少,市场投机猖獗,棉纺生产萎缩。1949年6月9日,上海市贸易总公司筹备处成立,供应原棉收购纱布,扶持工厂恢复生产。9月7日,上海市花纱布公司成立,接办了市贸易总公司的花纱布购销业务,接管了国棉联购处、中国农业供销公司、纱布外销公司等单位的全部业务及中纺公司的纱布购销业务,组织原棉供应,扶植纺织生产,打击投机,稳定市场。1950年3月,中国花纱布公司成立后,市公司改为华东区公司。1953年6月,华东区公司改组为中国花纱布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

这一时期,上海棉花来源,主要由中央商业部门内部从棉区计划调拨来沪,上海做好联系落实和接运工作;外棉由中央商业部门通过外贸部门统一进口,纳入分配计划。对厂供销形式,主要有:

易纱 1949年7月8日至1950年2月1日,国营棉花企业对厂实行以花易纱易货配棉共4批9万担。易纱的厂由纺织工业管理部门确定,国营棉花企业与厂签订易货合约。易纱是初级形式的加工,花纱交换率(包括加工费折付棉花),20支甲级纱每件从1949年7月的500市斤,逐渐增至1950年2月的564市斤。

加工 1950年2月28日起,改为加工配棉。花纱布公司供给原棉,棉纺厂按合约加工棉纱,成品交货以后,加工费改按折实单位牌价付给现金。1956年1月20日私营棉纺厂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加工代纺结束。

代购 1951年1月,棉纱实行统购统销,花纱布公司对原属华东纺织管理局(简称华纺局)的国营棉纺厂,由加工代纺改为代购配棉。纱厂按照生产计划,一般于35天前与花纱布公司签订代购合约预付棉款,按公司通知出货、结算,实质上已进入按生产计划配棉。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棉花商业对私营棉纺厂实行易纱、加工、代购配棉,实质上是代表国家所进行的几种计划购销形式,既扶植了生产,又实行了对私营厂的领导,这种工商关系是适合当时客观实际的,使大多数私营棉纺厂有所发展,促进了私营棉纺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联合购棉 1949年9月19日,花纱布公司组织65家公私营纱厂集资170亿元(旧人民币),成立上海市公私营纱厂联合购棉委员会暨联合购棉处,在汉口、郑州、西安、天津等地设点收花。1950年9月15日,花纱布公司出资50%,组织54家华东地区公私营纱厂集资298亿元(旧人民币),将市联合购棉处改组为华东公私营纱厂联合购棉处,在无锡、南通、杭州、北京等地增设了办事处、收花处。各厂按出资比例享受配棉。1951年,联合购棉在上海纺用棉量中占18.2%,对稳定棉价,补充供应,起了一定作用。1952年6月,花纱布公司对厂实行代购配棉后联合购棉结束。

私商联营 1950年9月27日,花纱布公司推动市棉花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组织43家私营棉商成立联营筹委会,11月8日正式成立,在西安、开封等地设点收花。是年,提供上海纺用棉量占14.47%。1951年3月,供销合作社代花纱布公司统一收花后,私营棉商联营结束。1952年6月,花纱布公司对厂代购配棉后,私营棉商全部转业。

四、工商结合,统购统销

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棉花开始由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除履行原与纱厂订的加工、代购合约外,对厂实行按生产计划配棉,工商关系日益密切。1955年起,花纱布公司还与华纺局技术处、计划处、供销分局纱布科(后为棉纺公司)组成的配棉小组,根据棉纱生产计划和原棉货源,每月制订一次各类纱支配棉成份。

1955年,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3036.9万担,比民国25年最高纪录1697.4万担超过1339.5万担。细绒棉的比重,由民国37年的69.2%(包括黄棉)提高至89.7%(不包括6.7%黄棉)。上海棉纱产量由1949年的13.46万吨增至23.57万吨,占全国的32.74%。在新形势下,中央设立农产品采购部,上海划出花纱布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棉花业务和部分人员,于1956年1月专门设立上海市农产品采购局棉花公司,主要为上海纺织生产服务,但也面向全国。是年,纺织工业部明确由市棉花公司办理全国口岸进口棉花的接收、调拨、分运、结算工作。后虽改由各口岸棉花经营单位就地接收处理,上海仍承担大量进口外棉中转任务。1950~1956年,上海使用外棉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埃及、苏联、美国等10个国家共566.7万担,占同期纺用棉量15.4%,其中来自巴基斯坦的占42.47%。上海所需原棉主要靠中央商业部门计划调拨,棉区对调入区实行送货制。随着外地纺织生产的发展和运能不足,影响对沪棉花调入。1956年5月起,棉花公司设立组织货源小组,在棉区长期派驻人员,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争取铁路、航运部门支持加速棉花调运,保证上海原棉必需的周转量。根据纱厂要求,1956年7月起,棉花公司为免去各厂托运提货麻烦,有计划地送货上门,全面实施代厂托运办法。1958年2月起,棉花公司对厂配棉从按棉花库存,按纱支成份,进一步实行原棉既分等级又分地区的配棉办法。据5家棉纺厂统计,实行该办法后,棉纱什质率从180粒降至75粒,达到一等一级标准。

上海市郊产的棉花品质较好,对缓解青黄不接时上海供棉起着重要作用。1957年前,市郊棉花年均仅占全市纺用棉量的1.73%,1958年起,中央将江苏省的嘉定、宝山、上海县等陆续划归上海,棉田扩大,棉花产量逐渐增加。适应这一形势,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简称市纺局)曾组织基层棉纺织厂与市郊棉花加工厂对口进行生产技术协作。

1958年5月,市棉花公司由市供销合作局划属市纺局领导。1960年9月,改名为上海市纺织原料公司(简称原料公司),不但供应原棉,还扩大供应棉短绒、毛、麻、丝、化纤等原料。在市纺局的统一安排下,工商关系更为紧密,供产销关系更趋协调。原料公司的原棉从过去拨给局供销分局配厂,改为可以召开纱厂供销人员会议直接配厂,布置各厂报送有关原棉使用情况的统计表,及时互通信息。使厂方及早知道配棉的底,从供棉实际情况出发,协助克服困难,妥善安排生产。长时期来,原料公司则给厂以棉款结算上的优惠。

60年代初,由于纺织生产迅速发展和棉花减产、调运等问题,原棉供应趋紧,全市存棉仅可用1~2天。原料公司除抓紧调运外,还克服准备工作困难,扩大原棉从码头、车站(专用线)直接拨厂,迳拨量由1956年的37.78%,增至1960年的95%以上。

为支持上海发展棉型化纤混纺织物,原料公司除供应进口人造棉外,于1961年5月,对上海小化纤厂试产的人造棉进行物理测定,以利国产化纤投产试用。供应全市纺用棉中的棉型化纤比重,由1961年的7.77%增至1992年的24.43%。为支持上海纺织品出口创汇,原料公司在过去对出口纺织品供应优质棉的基础上,1979年5月起,对名牌出口纺织品实行定保配棉制度。每年需优质棉30万担,有些要储存8个月以上。为减轻厂方的负担,原料公司承担了仓储、资金和费用。

棉花统购统销,对于当时保障纺织生产所需原棉计划供应,稳定市场,起了重要作用。可是,中国棉产量长期徘徊在4~5千万担水平。至1979年,全国进口外棉总量仍为棉产量的41.63%,纺用棉量的36.22%,进口来源扩大至39个国家,国内棉花的供应不足,既制约了纺织工业的发展,也使棉花购销政策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79年棉花年度起,国务院决定提高棉花收购价格,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1984年棉花总产量创1.2亿担历史最高水平,出现了生产超过需求的情况。1984年12月28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确定:“要把选购棉花原料的权力交给工厂”。1985年,棉花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对工业用棉实行有计划的选购,实行了30年的统购统销到此结束。

五、计划选购

国务院在第55次常务会议后,多次重申棉花仍是国家管理的计划商品,必须由受国家委托的棉花经营单位统一收购、经营,不搞价格双轨制,不开放棉花市场。1985年棉花年度起,棉花从计划调拨,改为按商业部、纺织工业部的供需计划,由销区与产地签订购销合同。1989年起,国务院决定改为实行棉花调出调入包干办法,按国家计委和商业部的计划分配数,调入与调出地区联系落实。但是,国家对棉花的计划管理作用日趋缩小。并受棉花收成丰歉的影响,棉花经营的购销形式开始发生变化。

合同选购 1985年2月起,原料公司与首批23家棉纺厂签订原棉购销合同。凡自购遇到困难的厂,仍可参加合同选购。由于合同选购的货源有保证,能享受棉款结算的优惠,至1988年,合同购棉量占用棉量从不足30%上升到65%左右。

进口外棉 由于外地棉纺厂迅猛发展,上海棉纱生产占全国的比重又由1985年的11.84%降至1990年的6.38%。国家分配给沪原棉计划连续几年未能落实,原棉供应日益趋紧。据1988~1991年棉花年度统计,国家计划分配给沪的原棉数仅棉纱生产计划数的73%,实际调沪棉花数又仅及计划数的68.9%。在国棉配沪计划未能全部落实的情况下,本市除接收中央分配补充部分进口棉花外,还用地方外汇进口棉花供应(包括进料加工)。其中1989年度用地方外汇进口的原棉达221.7万担,为当年市纺用棉量的40.9%(后期进口棉花渠道增多,实际全市不止此数)。

市场交易 1985年10月,市纺局委托原料公司筹建的上海市纺织原料交易所开业。交易所组织棉区与棉纺厂代表洽谈,价格随行就市。1987年8月,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商业部《关于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规定停止棉花市场交易。

凭单供应 1990年1月起,市纺局为加强用棉管理,及时回收进口棉花用汇额度,做到“以销定棉,以棉定纱,以纱、坯(布)定汇”,实行凭购纱计划申请五联单流通使用办法。原料公司凭单供应原棉,至1992年8月底止。

工厂自购 在棉花供过于求购销放开的情况下,1985年棉纺厂自购棉增多,原料公司一度积压计划原棉15万吨,相当于全市半年纺用棉量。5月,市计委和市纺局加强了棉纺厂对市外棉花选购的计划管理,明确银行可根据原料公司提供的情况,对市外棉花停止结算和汇款。1986年10月起,棉纺厂自购原棉纳入计划用棉,需凭局的“纺棉供应计划分配单”去棉区选购,棉区抵作调沪计划。1989年8月,局停开“纺棉供应计划分配单”。1991年棉花年度丰收,产地又来沪用降低售价、延期付款、送货上门等手段向厂竞销,使原料公司对厂计划供棉量下降一半左右,至1992年6月计划原棉一度积压达13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