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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2003/4/16 9:12:32

上海纺织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就日益兴盛,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上海地区的棉布,不但行销全国,而且和陶瓷、茶叶、丝绸一起,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上海也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发源地。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建成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创了中国近代动力机器纺织工业的新纪元。

自上海开埠以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上海纺织工业一直是上海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柱,对于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她仍然是上海出口创汇的主力。1992年,上海纺织系统出口,占全市工业出口商品交货值的23.90%。

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孕育了中国第一代纺织产业工人。上海纺织工业在人才、设备、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为全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并且在品种开发、工艺技术、经营管理、经济效益以及出口创汇等各个方面,都在全国纺织工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宋末,棉种和植棉技术输入上海地区。由于上海地区沿海土地宜于植棉,加上明初政府推广和鼓励植棉,上海地区的棉田面积迅速扩大。至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棉花已成为上海地区最主要的农作物。

棉花生产的发展,使棉花成为国内市场上流通的重要商品。也使上海地区的手工纺织业日益兴盛起来。在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古代著名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功不可没。她不断地改革纺织工具,制造了捍、弹、纺、织等工具,创造了一套以辗子、弹花、纺纱到织布的工艺程序,在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明清期间,上海地区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松郡之布,衣被天下”。这里生产的三棱布,幅宽三尺余,紧细若绸,连明朝的皇帝也用它制作内衣。棉布的品种,明代盛行标布,清代则畅销中机。18世纪以后,上海的棉布还大量转销欧美,外国人称之为“南京布”。19世纪初,英国每年输入南京布,多则80万匹,少则也有20万匹;运往美国的每年超过300万匹。

棉布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分工。首先,是纺与织的分离,出现了纺纱专业户;其次,是轧花业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与此同时,纺织品加工也开始形成。明万历以后,有人取松江西郊所生产的尤墩布制作暑袜,被称为“尤墩暑袜”。上海、周浦则出现了生产手巾的手工业,名曰:“高丽手巾”,远销辽东。专业的染坊以及专门加工外销棉布的踹布坊也相继出现。此外,纺织工具也开始有人专业生产而成为商品。七宝镇东街长约三百步,居民多制纺车出售,故名纺车街。另有“金泽锭子谢家车”。

宋元以后,直至明清,在上海地区,棉纺织业和航运业一起,成为两根主要的经济支柱。以棉纺织生产、贸易为中心的市镇居民点也不断形成。

18世纪,英国创造了飞梭织造和罗拉纺纱,从而奠定了现代机器纺纱、织布的基础,蒸汽机的发明使纺织工业的机械化、动力化更臻于完善,进一步促进了动力机器纺织工业的发展。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和欧美之间棉布贸易的流向。原来是中国棉布的买主,反过来成了向中国输出机制纱布的货主。特别是英国,输至中国的棉纱、棉布发展很快,清道光九年(1829年),英国输华的平织棉布为91万码,棉纱为50万磅;到了道光二十二年,输华平织棉布达1935.8万码,棉纱达448.5万磅,分别激增20倍和8倍。动力机器纺纱织布,效率大大提高,成本降低,在输入中国时,税额负担又低,因而,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经济,使兴盛的上海城乡手工棉纺织业日益走向衰落。

上海在动力机器棉纺织厂出现之前,19世纪60年代初,英商怡和洋行曾在沪开设动力机器缫丝厂——怡和纺丝局,70年代初,黄佐卿也在上海创立公和永丝厂。但当时的缫丝厂,主要是加工厂丝,供应出口,对纺织工业的发展影响不大。

清光绪四年(1878年),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上书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请求批准他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提出了设厂计划。李鸿章对于彭的设厂计划,非常赞赏,当即批准,并派郑官应和彭共同操办建厂事宜。李鸿章还为织布局奏请了专利和减税两项特权。一是规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二是规定将来产品在上海就地销售免税,运销内地也只要在上海新关完税,概免沿途税厘。尽管这个建厂规划,得到了清政府大员的支持,但是,官场的倾轧,主持人的腐败,使建厂工作进展迟缓,直到光绪十五年,坐落在杨树浦黄浦江边,占地三百余亩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才得以建成开工。织布局开工后,营业兴盛,仅织布部分的利润“月可一万二千(两)”。纺纱部分还更多。可是,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十,因清花间起火,延烧全厂,投产不到4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全厂房屋货物用具等等,靡有孑遗”,全部损失不下70余万银两。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同年十一月,李鸿章鉴于机器纺织仍是“开拓利源,渐敌洋产”的有效办法,又命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筹集款项,官督商办,恢复织布局。光绪二十年八月,新建的拥有棉纺锭64556枚,织布机750台的华盛纺织总厂即部分开工投产。

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投产以后,尽管有“十年以内,……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仍有不少权贵创办的纺织厂纷纷建立起来。光绪十七年,上海道台龚照瑗创办的华新纺织新局开业。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先后开出了裕源、裕晋和大纯等3家纱厂。至此,上海共有民族纺织厂5家,拥有棉纺锭约13.4万枚,织布机800台。

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获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的特权,外资纷纷入侵上海纺织业。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美商鸿源纱厂和德商瑞记纱厂,英商老公茂、怡和纱厂相继在上海开工。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间,日商也先后在上海开设“上海纺织”、“内外棉”和“日信”3家纺织厂。到民国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商在上海共拥有棉纺锭33.9万枚,织布机1986台,占上海棉纺锭总数的70.50%。英商最多,日本次之。

[申新纺织第一厂全景]

民国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输入中国的棉纺织品锐减,因而纱、布价格猛涨,再加上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民国3~20年间,上海的民族纺织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建纺织厂20多家,其中包括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纺织厂,郭乐、郭顺的永安纺织厂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日本纺织业大公司在中国设立纺织厂造成了良机。在此期间,日本的厂商乘虚而入,内外棉、丰田纺织、钟渊纺织、东洋纺织、伊藤忠商事等大公司也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内外棉、丰田、大康、东华等纺织厂近20家,还兼并了美商等创办的纺织厂,在上海的外资纺织工业中形成了优势。据民国11年统计,当时上海的棉纺锭已达175万枚,其中民族资本的棉纺锭为77万枚,日资72万枚,英资26万枚。

[1922年的永安一厂门景]

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后道各个加工工业,包括印染、针织、毛巾被单、制线织带,以及毛纺织印染和丝织业的发展。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创建云章袜衫厂(后易名景纶衫袜纺织厂),采用从英、德引进的机器生产大小网眼汗衫;民国元年,上海建立了启明染织厂,开创了中国丝光、染色工艺之先河。同年,由沈九成等三人开设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开业,最早生产熟纱毛巾和独幅被单。民国2年,上海建成了第一家电机袜厂——锦兴袜厂。上海的机器缫丝业建立较早,第一家动力机器织绸厂,则是民国4年建立的肇新绸厂。上海近代毛纺织工业,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是郑孝胥创办的日辉织呢商局,但第二年即因市况萧条,而告停业。

这个阶段,是旧中国上海近代纺织工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民国19年,上海纺织工业的主体部分——棉纺织业,达到了228万锭的规模,并且形成了配套行业比较齐全的一个系统,纺织工业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产业部门;也是全国最大的近代纺织工业基地。但是,在上海棉纺织厂中,日本几家大公司所设的棉纺厂拥有纱锭115万枚,占一半以上。民族资本备受日商的压榨和排挤。

从民国20年到1949年,上海纺织工业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中国民族资本纺织业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一二八的炮火,使上海纺织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民国22年,日本侵略势力侵入华北大片土地。他们一方面在天津、青岛等地新建纺织厂或吞并中国的纺织厂;一方面又采取跌价倾销垄断棉花等手段,企图挤垮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上海的民族纺织工业深受其害,许多企业出现亏损,许多企业被迫停工或减少开工班次。仅申新系统各厂,就有4家厂停产。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处于战区的20多家民营纺织厂受到严重破坏,损失纱锭、布机占民族资本棉纺织设备总数的25%和35%。少数地处租界中的纺织厂,虽曾在短期内出现畸形繁荣。但是,好景不长。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棉花来源断绝,交通阻隔,纺织品销路锐减。两年后,日伪又对纱布实行强制收购,上海的纺织工业又一次陷入困境。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接管了所有日资的纺织企业。在上海的就有日资棉纺织厂18家以及毛纺织、印染等工厂18家。由同年12月组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统一管理,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先后在天津、青岛、沈阳等地设立了分公司。这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最大的一家工业企业。这样,上海的纺织工业就其资本的构成划分,形成了三个系统:官僚资本的纺织企业,即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属各厂;民族资本的纺织企业,其中也形成一些资本雄厚、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如荣氏的申新、郭氏的永安、刘靖基的安达、刘鸿生的章华和蔡声白的美亚等公司;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商的纺织企业,所占比重极小。抗战胜利初期,由于原棉缺乏,电力不足,资金短缺,纺织企业的开工率一般只有50%左右。民国35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在“美援”的支持下,大量进口廉价美棉,上海的纺织工业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是,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崩溃,上海纺织工业再度陷入困境。

从光绪十五年上海建成中国第一家动力机器棉纺织厂,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的近代纺织工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49年上海解放时,上海纺织工业共有企业4552家,作为纺织工业主体的棉纺锭已达243.54万枚。对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动力机器纺织工业的创立,要晚100年左右,而且发展速度也是缓慢的。但是,一个城市在60年的时间里,形成这样大的规模,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属罕见。1949年,上海市工业总产值中重工、轻工、纺织三者的比重:纺织占62.4%,轻工占24%,重工占13.6%。上海市的棉纺锭,占全国棉纺锭总数515.7万枚的47.23%,号称“半壁江山”。

近代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孕育了中国第一代纺织产业工人。据民国18年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全市工厂28.5万职工中,纺织业有20万人,占近70%。广大纺织职工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项斗争中,都勇敢地站在前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在长期的斗争中涌现了以革命烈士顾正红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发动了“二月同盟大罢工”、“申九二二”事件等震惊全国的群众斗争,以及在上海解放前夕英勇的护厂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纺织工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据每个时期行业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全面安排,不断推进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和提高。50年代期间重点抓经济改组,完成接管官僚资本纺织企业和对民族资本纺织企业以及手工纺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恢复和发展了生产。60年代,重点抓技术改造,充分挖掘老企业的生产潜力,纺织品产量得以成倍增长,使上海纺织工业这个老基地焕发了青春。70年代,工作重心转向产品开发,技术改造也从前一阶段的以挖潜增产为主转移到以产品开发为主,以适应扩大出口和人民群众对新品种的需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纺织工业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全国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突出抓了改革,并以改革为动力,积极地调整产品结构、原料结构和行业结构。

(一)经济改组

上海纺织工业的经济改组工作,在上海解放后至7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围绕确立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这个目标,接管官僚资本的纺织企业,改造民族资本的纺织企业,以及引导大量的个体手工纺织业,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此基础上,还根据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水平,改善劳动条件等原则,对原有的各类企业进行以裁、并、改、合为主要形式的调整和改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命令]

1949年5月29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及其在上海的所属各厂:棉纺织厂18家(有纱锭90.01万枚,布机17535台),毛纺织厂5家,印染厂6家,绢纺厂1家,针织、机械、线带等厂5家,把官僚资本所有的纺织企业,变为国家所有的纺织企业。由于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上海解放3天后,中纺公司所属企业就大部分恢复了生产。

上海解放时,民族资本纺织业拥有纱锭139万枚,占全国总锭数的27%,占上海总锭数的60%。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纺织工业,任务艰巨。解放初期,主要是帮助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克服原料匮乏、资金枯竭、销售呆滞、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等困难,通过紧急调配原料,组织收购成品,以及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使之逐步恢复元气,正常生产。到1950年12月,上海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的棉纱月产量达到1.15万吨,为年初1月产量的208.9%,并创造了抗战胜利以来,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棉纱月产量的最高纪录。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的迅速改观,使很多资本家消除了顾虑,增强了信心,因而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或港澳地区调回了物资和资金。据统计,上海22家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在这段时间里,共调回港币148万元,美金9万元,英镑3.8万镑,棉花近1100万磅,还有其他各种物资。

接着,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把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0年2月起,私营纺织企业的生产,就采取了加工定货的形式。1951年1月,国家颁布棉纱统购命令,规定所有纺织厂(不论是国营还是私营)生产的棉纱和棉布,都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承购。1954年9月,国家又颁布关于棉花计划收购和实行棉布统购统销的法令。这样,国家通过掌握供和销这两头,使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日益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纺织工业主管部门坚持做到:任务分配合理,核定工缴合理和利润分配合理,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使得资本家有利可图。据1955年调查,上海全市私营纺织企业分配给资本家的红利达1592.8万元。

对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合营,使之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公私合营纺织企业。整个公私合营过程大体上分为三步:第一步,1950年前后,是个别企业进行公私合营。如新光内衣厂、信和纱厂等,因负债累累,企业无法维持而实行合营;元通染织厂等因敌产比重较大,接管后进行合营。第二步,是分批合营。1954年,上海共有25个大型私营棉纺织厂分三批实行公私合营,这些工厂的纱锭,占私营棉纺厂总锭数的46.38%。其他如染织业、毛纺织业、丝织业、内衣织造业、毛巾被单业等行业中,一些较大的企业,也分批实行了公私合营。第三步,是全行业合营。1955年下半年,棉纺织、毛麻、丝绸三个行业首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20日,织布、印染、内衣、袜子、毛巾被单、手帕、制线、织带、制绳、制帽、飞花整理、衬衫、篷帆行业的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至此,上海市民族资本的纺织企业全部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纺织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纺织企业的私人资本总额为4.407亿元,占上海市私营工业资本总额12亿元的36.73%。

1950年起,按照“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精神,结合组织生产自救,贯彻自愿原则,着手组织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合作社,头三年,主要是重点试办,积累经验,至1952年底,共组织生产合作社21个,职工2442人。1953年6月,上海市成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纺织业分别设立针织和棉织两个联社的筹备处,以加强对手工业合作化的领导。同时,建立了手工业供销业务机构,负责对个体手工业纺织户的原料——棉纱核配和成品收购。到1956年底,上海已有针棉织手工业劳动者17334人参加了各种组织形式的合作社,占应参加总人数1.8万人的96.3%。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对民族资本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手工纺织业走上合作化道路,总共用了不到7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在确立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又根据“全业规划,统筹安排”的原则,按照“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以及“产品相同”“地区相近”,“保持原有协作关系”的精神,对为数众多的工厂进行了裁并改合。仅1958年一年,上海市纺织工业的企业总数就从年初的2838户,裁并为年末的1255户。以后,随着产品结构和专业分工的调整,又不断进行改组工作。1966年,结束对民族资本家支付定息,集体企业也按行业统一归口管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上海纺织工业的经济改组工作向着多种经济成份的格局运行。

1979年,上海纺织工业利用上海第十七毛纺厂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后替换下来的毛纺设备,和南汇县黄路、三墩两个公社联营,创办了全民和集体联营的大治河毛纺厂。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实践证明,它有助于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助于上海纺织工业的设备改造和产品换代,在随后的年代里,这类习称“国集”(国家、集体)联营的企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980年,为了解决回城知青的工作安排,根据统一部署,上海纺织工业共拿出16家企业,并在8家企业拿出了能够分得开的8个车间,建立了24家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共安置新进职工9057人。

1981年,利用外资的工作,在上海纺织工业正式启动。和香港著名企业家唐翔千合作创办的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上海市工业系统中第一家合资企业,也是全国纺织系统中第一家合资企业。以此为发端,迎来了上海纺织工业利用外资的新时期。特别是1988年以后,上海纺织系统利用外资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

进入90年代,上海纺织工业又积极参与了股份制的试点,嘉丰、龙头、申达、中纺机、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合资的联华合纤、联合纺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先后成为上海第一批股票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稍后,又有联合、联华、中纺机、二纺机和三毛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获准发行B股。

(二)技术改造

上海解放时,纺织工业已具相当规模,行业门类较多,在技术上还处于国内领先的水平。但这些厂大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其设备购自世界各地,机型复杂,而且不少设备在建厂时就是买的两手货。因此,就总体上来说,上海纺织工业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品质,发展生产,发展出口,同时,为了改善劳动环境,减轻劳动强度,上海纺织工业始终把技术改造作为一项根本性的工作,一个时期突出一个重点,长期坚持,毫不懈怠。

50年代初期,针对劳动条件差、生产事故多等问题,以改善劳动条件,保证安全生产为重点,进行技术改造。棉纺厂在细纱机上普遍安装了细纱断头吸棉装置,既降低了车间里的含尘量,改变了细纱车间里飞花扑面的状况,还降低了细纱断头率,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同时,又降低了原棉消耗。棉纺织厂还率先逐步添置空调设备,使夏季车间最高温度从38摄氏度以上,降低到34摄氏度以下。另外,在这段时间里,还改善了车间照明,并在可能发生工伤事故的诸多“老虎口”装置了各种安全防护设施等。

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60年代中后期,上海纺织工业老厂技术改造的重点,一直放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对纺织品的需求迅速增长。这就和纺织工业装备能力不足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对此,1954年9月,国家对棉布实行按计划定量供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在内地的各个产棉区,有计划地建设一批新的纺织基地的同时,要求原有的纺织基地,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以增加生产。根据这个要求,上海纺织工业除了积极增开班次,加强管理,以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运转率和效率,从“三率”中挖掘生产潜力外,一直致力于对原有设备的技术改造,特别着力于改造旧设备的“心脏”部件和关键性纺织器材。最为典型的就是对标志纺织工业生产能力的细纱机的“心脏”——纺锭,进行了两次行业性的大面积改造。第一次是把原来的平面锭子全部改为轴承锭子;第二次又把轴承锭子全部改为分离式高速锭子。经过两次改造,细纱机的车速显著提高,单产由原来每千锭时(折合20支纱)18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这就使上海纺织工业这个老基地的生产能力空前提高,也对全国纺织工业的挖潜增产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细纱机的其他关键部件,对于棉纺织厂的其他各种生产设备,对于纺织系统的其他各行各业,同样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造,并且都取得了可观的实效。1949年,上海纺织工业共生产棉纱13.46万吨;到了1957年,在基本没有增加新纱锭的情况下,达到26.82万吨;在纺锭第二次全面改造基本完成的1972年,尽管此时的棉纺设备能力,因内迁及改组,已减少至188.8万锭,比建国初期的243.54万锭减少了22.48%,而棉纱产量却增至31.56万吨,增长了134.5%。创造了减锭增产的业绩。

70年代初期开始,技术改造的重点转移到品种开发上。针对化纤原料的大量使用,围绕发展化纤和化纤混纺产品,棉纺行业进行了牵伸机械的改造,增添精梳和蒸纱设备,织造部分增添了阔幅织机;在印染整理方面,学创结合,自制了大量的氧漂、亚漂机,热熔染色机、热定型机等。通过连续多年的技术改造,使当时具有滑、挺、爽等特点而深受群众喜爱的涤棉印染布(的确良)从无到有,迅速增长,70年代末,涤棉印染布产量达到3.75亿米,占印染布的总产量近30%。中长纤维仿毛织物和涤纶长丝的仿丝绸织物生产也在70年代期间得到了发展。这一阶段的技术改造,促使上海纺织工业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原料结构上,由使用单一的天然纤维,改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产品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效益迅速增长。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纺织工业步入了自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全国纺织工业中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

为了保证技术改造的逐步推进,上海纺织工业适时地加强了纺织机械的制造力量。在改扩建中纺机、二纺机等一批为全国新建纺织厂提供技术装备的大型纺织机械厂的同时,上海纺织工业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先后将一批规模较小、设备陈旧的棉纺织厂,调整改建为制造纺织设备关键部件的专业机械厂,为上海纺织工业不间断地进行老厂技术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上海纺织工业的技术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进入80年代,上海纺织工业加大了老厂技术改造的力度,在做法上,则由侧重改造原有机台的关键部件,转为侧重整台地进行更新,并且逐步扩大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自1979年以来的10年中,上海纺织工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总计41.1298亿元,引进各类设备196项,耗用外汇1.5亿余美元,建立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样板生产线和样板车间,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8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了技术引进,和国外的著名厂商合作生产先进的技术装备。如上海印染机械厂和联邦德国门福斯公司合作生产热定型机;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和意大利斯密脱公司合作生产剑杆织机;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和联邦德国巴马格公司合作生产高速纺丝机等。这10年的技术改造,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都很可观。然而,对于规模庞大的上海纺织工业来说,还是远远不能改变其总体上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面貌。据1991年4月的调查,在上海纺织系统全部12万台主机设备中,达到70年代以后水平的只占15%。纺织工业的主体设备——棉纺锭,在全部240万锭中,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仅占5.51%。

(三)产品开发

在上海解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纺织工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纺织品的产量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纺织品的需求。对于产品开发较少顾及;人民群众在纺织品实行定量供应的情况下,对于配给的纺织品,首先要求坚牢,其次是价廉,对于花色品种很难有所期望。那时的纺织产品,棉纱以20支、32支等中支为主;棉布也只有23×21支龙头细布、20×20支哔叽和21×21支斜纹等几只产品为主;印染布的颜色也限于灰、蓝、黑等少量几种。

纺织品出口的发展,首先推动了纺织品的产品开发。50年代,在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出口纺织品主要销往苏联和东欧各国,出口的品种只有龙头(牌)细布、四君子(牌)哔叽和毛毯、粗纺呢绒等少量几个品种。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出口纺织品的主销市场由苏联、东欧转移到亚洲、非洲、美洲和西欧市场,特别是香港、澳门地区。那时,国内可供出口的产品不多,为了给国家提供急需的外汇,上海纺织工业积极地挑起了扩大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纺织品出口的重担。首先瞄准当时国际市场最为畅销,而基本由日本独占的30×36支细布,组织力量,进行开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跳鲤”为品牌的中国30×36支细布进入港澳市场,并以物美价宜,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最后把日本产品挤出港澳市场。30×36支“跳鲤”细布在香港被誉为“大陆跳鲤”、“中国鲤鱼”,成了市场每天挂牌价的产品。接着,又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开发了品质要求更高的以“绿牡丹”为品牌的40×40支府绸,也很快成为港澳市场的名牌。这样,上海纺织品的档次上了一个台阶,出口迅速扩大。1965年,上海出口棉布达1664万匹,占生产总量的49.01%。

化学纤维的使用,特别是涤纶的大量使用,有力地促进了纺织产品的开发。70年代,涤/棉混纺的45×45支细纺,一经开发上市,就崭露头角,不仅是内销市场的抢手货,也迅速成为外销中的大宗商品。1970年,上海出口涤棉布1238万米,到1980年,迅速发展到21153万米,首破1种产品年出口创汇超过1亿美元的纪录。其他开发的化学纤维产品,在机织产品方面有:人造棉织物、毛/涤织物(毛涤纶)以及涤/粘混纺的中长纤维织物(仿毛产品)等;在针织产品方面,发展了涤纶长丝的各种针织品,并使针织品跳出了只做内衣的老传统,开创了针织产品外衣化的新局面。

1984年,实行了30年的布票在各种票证中被率先取消。纺织品由凭票定量供应转变为敞开自由供应。在货源充沛的情况下,纺织品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没有入时的品种和新颖的花色,就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难以立足市场。为了适应这种状况,上海纺织新品种、新花色的开发,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旺发时期。上海纺织工业根据自己的特点,把产品开发的重点确定为高档次、深加工,力求形成自己的特色,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80年代中、后期体现高档次的阔幅、精梳、高支(60支以上)和经过各种新型整理的纺织品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开发了以差别化纤维为原料的新产品。在特殊整理方面,先后开发了防绉、防缩、电光、轧光、轧花等各种新型整理的产品。

在发展“阔”、“精”、“高”、“新”产品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深度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一是发展印染布,调整出口棉布的结构。由以出口坯布为主,转变为以出口印染布、色织布为主。二是发展能够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最终产品如针、棉织品。到1990年,生产针织内、外衣,毛、浴、枕巾等针棉织品耗用的棉纱达9.21万吨,占当年棉纱总产量的28.66%。三是发展服装、装饰用品和产业用纺织品,作为纺织工业的“三大支柱”进行开发。

经过这一阶段的开发、创新,上海纺织产品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琳琅满目,色彩斑烂,为繁荣市场,美化生活作出了贡献。国家从1979年起对品质优良的产品评选金、银质奖,到1991年,上海纺织品共获金质奖38只,银质奖100只,在全国各省市纺织工业中,都居首位。

(四)体制改革

上海解放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实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上海解放初,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令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及所属各厂由上海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接管,并派出了各级军事代表。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发布命令,撤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建立华东纺织管理局(简称华纺局)。华纺局既对所属各厂的人、财、物和生产、经营,实行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又是纺织工业的政府主管部门。1954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立纺织工业管理局(简称上纺局),以加强对全市中小型纺织企业的行政管理,并负责推进私营纺织企业和手工业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华纺局和上纺局的先后建立,标志着实行计划经济的、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的迅速建立和逐步加强。

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调整。1958年初,中央决定,原属中央管理的纺织企业,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华纺局和上纺局也相应合并。两局合并后的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简称市纺局),既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对纺织业的行业主管部门,也是对上海所有纺织企业拥有人、财、物的管辖权并对生产、经营、改造、发展实行统一领导的管理机构。这种政企合一、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延续了37年。二是对于各个行业专业管理的加强。在1956年实行全行业合营前后,华纺局和上纺局先后分别组建了一批专业公司。两局合并以后,又经过若干调整,60年代初,全系统500家左右的企业,按行业划分,分别隶属于棉纺织、印染、一织、二织、针织、毛巾被单、制线织带、毛麻、丝绸、纺织机械、纺织器材和化学纤维等12家专业公司(1982年设手帕公司,1987年服装公司由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划归市纺局领导),各个专业公司根据各自行业的特点,加强企业管理,组织开发产品,规划老厂改造,对生产建设的发展,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局——公司——企业这样的管理体制沿袭了近30年。1986年,根据市政府的部署,撤销行政性的专业公司,一部分行业如手帕、线带、化纤等的专业公司改制为企业性公司;一部分行业如棉纺织印染、毛麻等行业,则改为市纺局内部的行业管理处。

80年代起,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转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市纺局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经过努力争取,1980年1月,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批准市纺局试行全行业的全额利润留成办法。按照这个办法,改变了过去企业创造的利润全部上缴给国家的局面,而是在确保每年有一定增长幅度的前提下,实行全行业的利润全额分成:以90.5%上缴国家,9.5%的留给企业。留给企业的部分,按一定比例分别作为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这个改革,使企业有了一定的利润留成,以及对它的自主支配权,因而也调动了企业挖掘内部潜力,发展生产,增加积累的积极性。这个改革,也为全国的利税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二是纺织品外贸体制的改革。1981年,长期从事手帕生产和出口的五位同志,上书国务院,历陈手帕这个小商品,却是出口创汇的“大拳头”,为了发展和扩大深加工、高创汇的手帕的生产和出口,必须实行工贸结合。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反复协商争取,终于在1982年1月,在上海纺织系统内,建立了上海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工贸结合的上海手帕进出口公司。1985年2月,在各方支持下,市纺局又获得了色织布的自营出口权,相应地组建了工贸一体的上海新联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这是全国纺织行业争取出口经营自主权的一个重大突破。1989年,在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亲自过问和督促下,纺织品的出口改变过去外贸收购为外贸代理,实行出口代理制。这个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业企业成为出口主体和受益主体。由于机遇不好,1989年国际纺织品市场不景气,价格疲软;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下降,而国内的棉花价格却不断上升,造成出口纺织品普遍亏损。加上条件尚不具备,工业部门没有客户,不掌握配额,又缺乏必备的资金,更增加了重重困难。实施一年,纺织工业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但是,经过这一阶段的锻炼,使长期不接触外贸的工业部门,对外贸工作入了门。为以后逐步实现自营出口打下良好的基础。到1992年底,市纺局所属各个工业公司都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进入90年代,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市纺局被列为上海市首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1993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组建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国资公司”作为一个企业性公司,根据市政府的授权,依据产权关系经营管理原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所属的全部国有企业,以及合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部分。

“国资公司”成立以后,根据社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精神和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建立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所属企业逐步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建立了上海太平洋机电、上海华申国际企业、上海申达等14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集团化的有限责任公司。

1995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改名为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同时,撤销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的建制。从而,为在上海纺织系统内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揭牌]

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纺织工业在迅速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49年到1993年,上海纺织工业系统的累计总产值达6320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实现利税806亿元;出口创汇约280亿美元。利税占全市地方工业的14%,产值占12.7%,出口创汇占上海口岸出口值的16.3%,占地方工业出口值的25%,居各系统之首。在全国纺织工业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以1992年计,上海纺织工业的主要设备——棉纺锭占全国的5%,而创造的总产值占全国纺织业的10%,出口交货值占11.2%,实现利税占16.9%。上海纺织工业的综合经济指标为93.13%,高出全国纺织工业的76.5%达16.63个百分点。上海纺织工业的货币劳动生产率为43531元/人,比全国纺织工业平均32587元/人,高33.6%。上海纺织工业也是上海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一个工业部门,最高时达55万人。每当大批中学毕业生需要政府分配就业时,在去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需要回城安置时,上海纺织工业总是敞开自己的大门,尽量为国家分挑重担。上海纺织工业在上海新兴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也竭尽全力,甘当垫脚石。60年代,为配合发展仪表电讯和精密机械工业,上海纺织工业无偿拿出了市区7个棉纺织厂的厂房供调度使用。70年代,在金山建设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时,市纺局根据需要无条件地抽调了各类干部900余人予以支援。

在全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中,上海纺织工业在50~60年代,“连人带马”共迁往全国各地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20个省市各类纺织厂86家、车间(生产线)11个。在国内一批新兴纺织工业基地建设上马之际,上海纺织工业不但生产出大批纺织装备进行武装,还根据各方面的需要,积极选派支援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业务骨干和技术工人。80年代初,为了帮助兄弟地区上水平,赶先进,上海纺织工业又组织一批先进企业有针对性的选派骨干力量,成建制地前往开展“互帮互学”。

上海纺织工业还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企业管理、开发品种、科研技术、老厂改造、搞活经营以及深化改革等各个方面,起到了“标兵”的作用。1980年,在全国的纺织工业厅(局)中,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唯一被评为“大庆式工业局”,1995年,又唯一被中国纺织总会评为集体先进。

上海纺织工业也为国家的对外经济援助作出了贡献。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到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先后承担了对亚、非、拉地区13个国家援建棉纺、织布、印染、毛纺、针织、线带等32个企业的光荣任务。

1996年5月30日,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听取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汇报工作时说:“上海纺织工业是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的摇篮之一,对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起过历史性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纺织工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利税大户,至今仍是出口大户,又是上海吸纳劳动力的大行业,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过历史性贡献。”这是对上海纺织工业所作历史贡献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上海纺织工业有过自己的历史辉煌,如今却也面临着严重困难的挑战。上海纺织工业在1981年登上了历史的巅峰(这一年创造利税达43.19亿元)之后,就一直呈停滞、下滑趋势。进入90年代,形势日益严峻:生产下降,利润滑坡,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一批企业濒临破产,大量职工下岗待业。

上海纺织工业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却陷入如此困境,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长期以来,上海纺织工业创造的利润,悉数上缴国家;而国家对上海纺织工业的技术改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少投入。其后果,早在1983年就显露端倪。当时,一份对上海纺织工业技术装备状况的调查报告,曾形象地指出:上海纺织工业患了“老化症”、“衰退症”和“虚弱症”。1993年调查,上海纺织工业的主机设备中,属40~50年代的占60%,厂房大都建于20~30年代,危房隐患严重,全局设备新度系数仅0.6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装备的陈旧、落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应变性和竞争力。

在各方面都认识到上海纺织工业亟需装备更新的重要性,把老厂技术改造提上议事日程之时,国家实行了“拨改贷”的政策。企业为了装备更新、老厂改造,背上了巨额债务。1993年底,全局技术改造贷款余额高达26.8亿元。沉重的利息支出,又增加了产品成本,削弱了竞销能力。

人员负担过重,也是导致上海纺织工业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按政府指令性计划吸纳社会劳动力而造成企业过多的富余人员,以及上海的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多数地区。据1993年统计,全局退休职工达28万多人,与在职职工之比为1∶0.68。他们的退休工资由社会统筹,但医药费仍由企业负担,以每个退休职工每年支出医药费1000元计,仅此一项每年开支就要2.8亿元。所有这些都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上海纺织工业在9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纺织工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坚持压缩初级加工能力。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已证明了这一点。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面对现实,主动调整。按照上海纺织工业进行第二次创业的目标,和“高档次、新技术、多元化、外向型”的十二字定位方针作出了实施规划,主要措施为:一是压缩陈旧落后设备和初级加工能力,通过技术改造和部分生产能力外移,实现存量优化;二是积极实施名牌战略,充分发挥上海纺织工业现有的“三枪”、“海螺”、“凤凰”、“民光”、“春竹”、“大地”、“飞马”、“菊花”等知名品牌的名牌效应,通过优化组合,组建品牌集团,形成系列产品;三是充分用好级差地租,通过关、停、并、转、迁,销号一批没有生命力的老企业,腾出地块,用于房产开发,以此作为全局实行战略转移,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四是加快科技投入和科技开发,重点发展以服装为代表的印染后整理深加工行业,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纺织机械器材行业,以差别化纤维为主体的化纤工业;五是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坚持“无情调整,有情操作”,压缩劳动力总量,到“九五”期末,把劳动力总量控制在25~35万人之内。规划要求,通过第二次创业,使上海纺织工业在全国纺织工业中成为五个中心:纺织品进出口中心,新技术中心,新产品中心,设计中心和信息中心。

上海纺织工业创造了100年的辉煌历史。

上海纺织工业正在为创造第二次辉煌而奋力拼搏。